赵鹏大院士、校领导一行赴辽河油田走访调研并出席辽宁省校友会成立大会
日?7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校友会会长赵鹏大，校党委书记郝翔、校党委副书记丁振国、副校长郝芳率研究生院、人事处、科技处、学工处、校友办、资源学院、地空学院、中地公司等相关单位负责人一行赴辽河油田走访调研并出席辽宁校友联谊会成立大会。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邓军一行等也参加了上述活动。4月6日上午，校企双方举行了座谈会。中国石油驻辽西地区企业协调组组长、辽河油田公司总经理、勘探局局长谢文彦介绍了企业的发展状况。赵鹏大院士代表学校向企业表示感谢，郝翔、邓军分别介绍了南北两校的基本情况。郝芳副校长介绍了校企双方开展科研合作的情况。丁振国副书记代表学校邀请辽河油田公司领导参加建校60周年庆祝活动。辽河油田党委书记周灏祝贺学校60华诞，并表示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学校的发展。双方还就其他方面的合作事宜进行了交流。下午，郝翔书记一行参观了辽河油田公司部分生产现场。4月7日9时，中国地质大学校友总会辽宁省校友分会成立大会在盘锦市辽河宾馆隆重举行。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地质大学校友会辽宁校友联谊会章程》和辽宁省校友会名誉会长、顾问、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和分会会长等拟任名单。丁振国副书记代表校友总会向辽宁校友会成立致贺词，并授会旗。郝翔书记代表学校向辽宁校友联谊会赠送纪念品。郝芳副校长宣读了赵鹏大院士、王焰新校长、王鸿冰书记的题词和部分校友分会发来的贺信。郝翔书记致辞。他首先代表学校向辽宁校友会的成立和新当选的辽宁校友会领导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各位校友致以崇高的敬意。他说，学校60年来经历了北京院、湖北地质学院、武汉地质学院和中国地质大学四个发展阶段，这四个时期浓缩在“四重门”景观当中,希望广大学习、生活和工作在辽宁的校友时刻牢记“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校训精神，努力践行辽宁校友会提出的“发扬地大光荣传统、助力辽宁全面振兴”办会理念，爱岗敬业，开拓创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工作业绩为母校60华诞献礼、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赵鹏大院士作了总结讲话。他强调，所有地大学子毕业不分南北、职位不分高低、学历不分层次、时间不分长短，都要把地大人特有的“艰苦为乐、实干为荣、默默奉献、建业立功、开拓进取、永无止境”的精神世代传承下去，在为国奉献、为民服务的实践中充分展现母校的贡献力、创造力、竞争力和影响力。大会在嘹亮的《勘探队员之歌》中圆满结束。(供稿单位：校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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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教育纪事:中国留学生追忆留苏的燃情岁月
日06:57 　
　　1951 派遣留苏学生
　　追忆留苏的燃情岁月
　　1953年，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留苏预备部第25班毕业前的合影。
1956年，苏联老师在给一年级中国留学生上俄文课。资料图片
　　1951年，中国派出留学生380名，其中留苏学生375名，新中国第一次留学高潮的大幕就此拉开。此后，面对来自西方国家的封锁，为了培养社会主义需要的大批管理和专业人才，新生的共和国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遣了1万多名留学生，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列列呼啸的列车，穿过广袤的西伯利亚平原，满载着黑头发、黄皮肤的青年与他们求索的渴望、奋斗的激情，从北京驶向他们心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圣地——莫斯科。
　　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留苏学生。
　　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们带着祖国人民的殷切期望，满怀报国之志，远赴苏联，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异国他乡勤奋求学。学成归国后，他们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在祖国现代化建设的各行各业埋头苦干，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紧密结合，为共和国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曾经轰轰烈烈的留苏运动，已随着时间流逝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当年风华正茂的年轻学子，如今也已年逾古稀。但是，这段历史，却因其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教育与科技水平提高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对一代学子价值观的影响，成为新中国60年教育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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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苏为首：留苏学子承载强国之梦
　　7月底的北京，酷暑难当。
　　在北京市东城区南河沿大街111号的欧美同学会里，留苏分会副会长马春途一吃完午饭，就匆匆赶往办公室，精心为即将于1点钟召开的“留苏学子迎接建国60周年”座谈会作最后的准备。
　　中午12点50分，新中国首位留苏女电影摄影师周坤最先走进会场。随后，农业领域专家王连铮和周维、地矿领域专家赵鹏大、航天领域专家吴美蓉、医学领域专家左啟华和龚明敏、核工业领域专家张浩、交通领域专家池秀峰陆续到达。虽然他们有的已头发花白，有的步履蹒跚，但都神采奕奕，一见面，便紧紧握手，以“师长”相互尊称。其实，有些人原本并不相识，但在会场上，他们像老朋友一样亲切拥抱。因为，一段相似的留学历程、一种难忘的集体记忆，早已把他们紧紧连在了一起。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
　　新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体系。但是，薄弱的工业基础以及匮乏的科学技术人才成了国家经济建设发展道路上的两只“拦路虎”。
　　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国内迅速掀起全面学习苏联的高潮。“以苏为首、以俄为师”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奋斗目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响遍全国。在此背景下，中国希望借助苏联力量培养出我国自己的科学技术人才。于是，作为科学教育发展十年规划的一部分，中央决定大规模向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
　　1950年9月，中国首先和波兰、匈牙利等东欧五国达成了互换留学生的协议，并向其派遣了35名留学生，为此后大规模派遣留苏学生积累了经验。
　　1951年，中国派出留学生380名，其中留苏学生375名，留学蒙古学生5名，新中国第一次留学高潮的大幕就此拉开。此后，一批批留苏学生走出了国门。
　　中国地质大学原校长赵鹏大，于1954年9月赴莫斯科留学。1952年，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地质学院工作，为了迎接学校即将聘请的一批苏联专家，他被派往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俄语。“学了半年，突然接到一封电报，学校通知我参加留苏资格考试。经过一周的准备，我顺利地通过了。”赵鹏大回忆说。
　　1953年，火箭和资源卫星应用专家、航天工业部计算机测控公司原总经理、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原主任吴美蓉也被选为留苏预备生。
　　其他参加座谈会的留苏生也有着类似的经历——通过上级有关部门的严格选拔以及难度极大的全国统考，一纸命令让他们走上了留苏之路，从而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此后直至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恶化，近8000名大学生、研究生和进修教师，以及近8000名实习生被国家派遣赴苏留学，分布在苏联20多个城市的220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中。
　　留苏预备部：梦想起飞的地方
　　通过层层选拔后，很多留苏生并没有直接踏上驶往苏联的火车。赵鹏大、吴美蓉等告诉记者：“和最早那批留苏生不同，我们先进了留苏预备班，接受强化培训。”
　　原来，1951年的大规模派遣活动虽然拉开了中国留学大潮的序幕，但由于时间仓促、准备不足，中苏两国在留学生的派遣和教育管理上出现了一些问题。1951年10月，林伯渠作为巡视组成员赴苏联看望首批留苏学生后十分忧虑。他回国后立即给刘少奇和周恩来写信，反映留苏生因语言不通及饮食、气候等原因，情绪波动很大。他建议，以后再派留学生，须在国内进行预备教育6个月或多一些时间，也可以到苏联后，先集中教育一个时期。
　　周总理随即作出批示，指定钱俊瑞（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安子文（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伍修权（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三人负责筹备留苏预备学校，一年办一期。后经慎重研究，决定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内部筹建留苏预备部。1952年3月，刚刚筹建的留苏预备部开始招收留苏预备生。
　　根据中央“学习好、纪律好、身体好”的要求，当时留苏预备部的任务主要有三项：业务学习与考核、严格的政治审查以及保证学生的身体健康。留苏预备生们称之为“过三关”。
　　首关是学语言。据赵鹏大院士回忆，一进学校，他就经历了俄语分班考试，因为此后他们最主要的学习任务就是语言学习。
　　除了紧张的语言学习之外，留苏预备生还需要进行一定的时事政策学习，接受政治思想教育。
　　最让这些平时吃惯了玉米面窝窝头的年轻人感到开心的“任务”，就是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由于当时我国人民生活水平较低，很多学生都营养不良，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出国留学生不能搞得面黄肌瘦，国家再穷，也要保证他们的健康。”
　　“早餐是六必居咸菜、油炸花生米、烧饼、花卷、油条、棒子面粥、小米粥或大米稀饭。午餐和晚餐都有四个菜，至少一个是重荤，有时还有大对虾。大桌子上放着一个大蒸笼，里面是热腾腾的大米饭，旁边是刚出笼的热馒头。”留苏预备部的伙食清单至今被很多当年的留苏生津津乐道。
　　不仅伙食好，在留苏预备部，留苏预备生的出国“装备”也早早被准备好了。
　　除了藏蓝色粗呢面的丝绵大衣，浅灰色薄呢子面料的夹大衣，还有每人两套西服、一件粗线毛衣、一顶冬天的御寒帽子、6双鞋子、4件布衬衣、4条内裤、4双短袜套……此外，每人有一床深米黄色中等厚度的羊毛毯和一件浅米黄色的雨衣。男生有几根领带，女生有一小瓶香水、面油。”一位留苏学子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份留苏预备部为他们准备的物资清单。
　　“作为一个穷学生，一下子获得足够穿戴五六年的衣物，做梦也没有想到过。我们既体会到了祖国和人民的关爱之情，也感到了自己肩上沉甸甸的责任。”回忆起留苏预备部的生活，曾经的留苏学子感慨万千。
　　如今，让很多留苏生难以忘怀的留苏预备部已经不复存在。从1952年组建到1960年取消，留苏预备部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一闪而过，但人们不会忘记，一批批学子为祖国富强而赴异乡求学的梦想是从这里起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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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域求学：用勤奋赢得肯定与尊重
　　火车的汽笛声响起，在《莫斯科——北京》的乐曲声中，留苏学子离开了亲爱的祖国，奔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到达苏联之后，他们立即投入到了紧张的学习生活中。虽然，很多留苏生对留苏学习、生活的困难已有充分设想，且在留苏预备部接受了语言强化培训。但是，当真正置身异国，他们还是遇到了实际语言应用的障碍。
　　儿科专家龚明敏记得：“到莫斯科第二医学院求学的第一个月，上课一句也听不懂，甚至一节课上完了都不知道刚刚上的是哪门课。”
　　在苏联，大学授课并没有现成的教科书，考试基本围绕平时课堂讲授的内容。因此，课堂笔记成为获取核心知识的主要途径。曾在莫斯科电影学院学习的周坤说：“那个年代，可能每个留苏生都经历过让苏联同学帮忙记笔记的情况。”
　　语言上的障碍也给留苏生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不便。农经专家周维在莫斯科大学读书时就曾经历过这样的尴尬：“我第一天到食堂吃饭，完全看不懂菜单，只认识俄文的1、2、3，于是就按顺序点了前三样。结果端过盘子一看，竟然全是汤。”
　　看到留苏生学习、生活上遇到的种种困难，苏联老师和同学给予了他们热情的帮助。“有一次，我拿着看不懂的笔记，沮丧地回到宿舍，同屋的苏联同学得知情况后拿起我的笔记本就跑了出去，等她回来后，我大吃一惊，原来她找打字员将课堂笔记逐字打了出来。”“很多苏联高校都专门为中国学生聘请了语言教师，开设专门的预科和小班。”周坤、龚明敏等人至今难忘苏联师生对他们的帮助。
　　在留苏学子的艰苦努力和苏联师生的热心帮助下，留苏生的语言能力渐渐提高了。进入二年级，大部分人都能跟上老师讲课的速度，并且进入了专业学习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苏联严格的教学管理、开放的学术氛围、先进的教学理念等对他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苏联的大学，上课铃声响毕，学生就不能再进教室了，就算迟到一秒钟也不行。”吴美蓉回忆自己在莫斯科动力学院的经历时说。
　　农业部原副部长王连铮对在莫斯科季米利亚杰夫农学院感受到的开放的学术环境印象深刻。“我所在学校的校长是一位能源经济学家，当时赫鲁晓夫主张搞大面积开荒，包括开发哈萨克斯坦的处女地。校长听说后坚决反对，因为这块地是沙地，开发以后会使周边土地沙化，造成环境问题。由于他既是经济学家又是能源专家，他的建议最终被采纳。”
　　中国小儿神经学科的开创者、毕业于莫斯科第二医学院的左啟华记得：“苏联的医学教学不是把学生限制于医学本身，而是扩大到生物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广泛的学科领域。比如，学校要求医学生必须修读人文科学的课程，这对培养医学生的综合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艰苦的日常学习之外，充满苏联风情的课余活动也让留苏学子难以忘怀。核工业管理干部学院原副院长张浩至今仍能想起，在列宁格勒大学留学的日子里，他在课余时间乘船沿着伏尔加河到一个个集体农庄演出，与苏联同学一起打篮球的场景。
　　周维忘不掉的是临出国前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会见留学生时说的话：“你们每一个人出去学习，国内要花培养25个大学生的钱，因此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考5分，如果考4分在党支部要受批评，考3分的话自己背着铺盖卷回来。”所以，期末考试是留苏学子最紧张的时刻。但由于大家都很用功，大部分留苏生都能取得不错的成绩。
　　虽然极为重视自己的成绩，但是，留苏学子更不忘忠于党和祖国，忠于自己的信仰。
　　池秀峰至今记得在莫斯科铁道学院5年留学生活中的最后一门考试——哲学。那是1960年6月，当抽出题签，他顿时感到眼前一黑，最后一道题的题目赫然写着：“你如何评价斯大林？”当时，赫鲁晓夫开始全面批判斯大林。池秀峰知道，如果坚持自己的观点，就有可能被老师认为是离经叛道，给个3分甚至不及格。如果随波逐流，一定能拿5分，可是，那将意味着背叛自己的信仰，违背党的精神。想来想去，池秀峰面对考官分析了斯大林一生的功过，并得出了“斯大林功绩占百分之七十，错误占百分之三十”的结论。当他结束最后一句陈述，考场里一片寂静，哲学老师面无表情，透过眼镜直直地注视着他，然后低头在成绩册上写下了分数。“听天由命了!”他甚至没看一眼自己的成绩，起身走出考场。等在外面的苏联同学把他的成绩册一把抢去传看，走廊里顿时响起了欢呼：“乌拉！5分！”
　　毕业答辩是留苏学子需要面对的更大挑战。苏联的学位制度非常严格，曾就读于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的赵鹏大回忆说：“副博士论文答辩，要在答辩日期3个月前在苏联的大报上登出答辩通告，只要公众感兴趣都可以参加。同时，还要向苏联各学术机构的有关学者发出100份论文摘要。答辩由各方面专家教授组成的学术委员会主持。此外，作为答辩的前提条件，还必须在杂志上公开发表两篇以上的论文。”就是在这样严格的学位制度下，赵鹏大在3年之内完成了答辩。很多中国的留苏学生也和他一样，用与苏联学生一样长的时间获得了学位。
　　留苏学子没有让祖国和人民失望。来自祖国的期望被他们转化成了动力，他们在学习上始终名列前茅，各科成绩基本都是“5分”。在当时的苏联，“中国留学生”几个字就意味着优秀，这种优秀将在他们回国后被再一次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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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成归国：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日，毛泽东在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接见了300多名留苏学生，长时间欢呼的热烈场面让吴美蓉、赵鹏大、王连铮等人至今难忘。如今回想起来，他们认为，毛主席的话给予他们的精神动力是难以估量的。他们知道，这不仅仅是毛主席的鼓励，也是祖国人民的重托。
　　如何回答这样的嘱托？留苏学子给出了响亮而坚定的答案——报效祖国！
　　一批批从苏联学成回国的人才，无一例外地在分配志愿表上庄严地写下：“坚决服从分配，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
　　1958年3月，早已完成毕业论文答辩的赵鹏大，离开了坐落于红场一带的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告别了熟悉而亲切的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学成归国。
　　“回国之后我到了北京地质学院工作，进行矿产普查勘探、数学地质方面的研究。”回忆起刚刚回国的情况，赵鹏大说，“我从事的领域在当时很缺人才。”国家需要与报国热情紧紧结合在了一起，赵鹏大将在苏联的所学投入到教育与科研工作中。此后，他凭着过硬的业务与科研能力，就任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荣获国际数学地质协会克伦宾奖章、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为我国地质矿产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60年，吴美蓉以全优的成绩从莫斯科动力学院毕业，满怀着报国志向回到了祖国。“那一年，我穿上了军装，幸运地与很多被选调的干部、大学生、留学生一起加入了新组建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投入到我国刚刚起步的航天事业中，开始进行导弹研制工作。”吴美蓉将自己40多年参与的工作总结为迎接了4次挑战：我国第一次完全自行研制全数字化的战略导弹、我国第一次为航天测试系统实现“四化”、为我国举办的第一个国际运动会—&#年北京亚运会开发电子服务系统、研制我国第一个资源卫星的应用系统。如今，作为国际宇航科学院的主席团成员，她仍然每年都活跃在国际学术舞台上。
　　“永远不要忘记你是红旗空军学院的毕业生。”1965年，在苏联莫斯科红旗空军学院学习军事指挥的马春途也毕业了。在毕业生送别宴会上，系主任走到他面前说了这句话。马春途说：“母校对我的培育我会终生铭记，但我当时强烈地希望快点回到祖国为国效力。”回国后，马春途被分配到空军机关工作，1968年踏上了越南战争的战场，担任了驻越南使馆空军武官。在战场上，他结合在苏联学习的防空作战知识，一次次向越南防空部队的领导提出作战建议，获得了防空部队领导的高度赞扬。1973年，经历了战火的洗礼，马春途回国，再次进入空军机关，从事高级军事将领的战役培训工作。“文革”后，他组织有关研究部门，专门收集、整理国外军事资料，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向同事们传递国外先进的军事理论和技术，也将从苏联军校获得的知识无私地传播给了更多的军事人才。
　　王连铮、周维、池秀峰、左啟华、张浩、龚明敏、周坤也纷纷在回国后投入到我国的农业、交通、医学、核工业、艺术等领域。有的成为所在领域的领军人物，有的成为单位的重要骨干。其中，致力于大豆育种研究的王连铮，曾任黑龙江农业科学院院长、黑龙江省副省长、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科院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至今仍从事大豆育种遗传方面的研究。
　　然而，就是这些为共和国的强大奋斗了终生的长者们，谈起回国后的工作时，一再强调不要突出他们个人。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在各自领域奋斗的留苏学子群体。他们说，他们的故事，只是庞大留苏学生群体的一部分。
　　原地质矿产部部长、欧美同学会原副会长朱训曾在文章中写道：不论声名显赫，还是默默耕耘，他们都把有限的生命奉献给了祖国最瑰丽的建设事业。在他们当中，有的人走上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有的人成为一些行业和部门的领导者，有的人成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有的人为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有的人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和学术带头人。
　　朱训的描述被一个个闪耀在共和国史册上的名字所证实：
　　20世纪80年代，一批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子，走上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在“吉斯”实习过的江泽民同志，曾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主席，是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以全优成绩从莫斯科动力学院毕业的李鹏同志，历任国务院总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尉健行、李岚清、邹家华、刘华清、钱其琛、宋健、曹刚川等国家领导人，也都有着留苏背景。这批被称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人，以其智慧、谦和、持重的人格魅力，塑造了中国新一代领袖的全新形象。
　　铁道部部长傅志寰、机械部部长何光远、地矿部部长朱训、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科技部部长朱丽兰、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刘纪原……改革开放后，留苏学子中有200多人走上了省部级领导岗位。
　　在科研领域，留苏学子的名字同样响亮：核潜艇研制专家钱凌白、船舶工程专家张炳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冰川学家谢自楚……数不胜数。作为建国后宝贵的高层人才，他们被推到了国家发展的前沿。而那些因为保密原因而无法公开身份的科研专家，那些在基层踏实工作的默默无闻的留苏学子，更是与那些显赫的名字一起，成就了留苏群体的辉煌，成为了共和国的骄傲。
　　再次将目光投向五六十年代的留苏群体，他们所体现出的时代精神与求实品质更加让我们景仰。新中国第一位教育参赞，1951年底奉调前往中国驻苏联使馆工作的李滔这样评价：“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子群体，既是那一代青年人的杰出代表，也是他们中的普通分子。在所有和他们一样优秀的青年身上，蕴含着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品质。那就是，永远胸怀祖国、视祖国声誉为生命的爱国主义，永远将祖国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奉献美德，以及永远追求真理、不向困难低头的科学精神。”
　　历经岁月磨砺，当年风华正茂的年轻学子，如今已韶华不再，当他们回忆起留苏的激情岁月，一些曾经的画面已渐渐模糊。但是祖国的嘱托与呼唤却让他们至今难以忘怀，那句曾经激励了无数人成长的名言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清晰：“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曾是那个年代中国青年的集体座右铭，更是留苏学子奉献祖国的真实写照。（中国教育报 郑骊君俞水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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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地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迅速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它是地质学与数学及电子计算机相结合的产物，目的是从量的方面研究和解决地质科学问题。它的出现反映了地质学从定性的描述阶段向定量研究发展的新趋势，为地质学开辟了新的发展途径。　　几十年来，中国学者应用这一新的科学理论，在矿产资源定量预测与评价、非线性地质学等领域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并在矿产勘查、环境和地质灾害预报中得到广泛应用。日前，我国数学地质学科创始人、中国科学院院士赵鹏大向记者讲述了60年来我国的数学地质学科从无到有、从建立到发展的历程。　　数学地质方法成功解决地质勘探中的实际问题，并得到快速发展
　　记者：您最早接触数学地质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　　赵鹏大：我1954年在苏联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攻读研究生，选择“矿产普查与勘探”作为专业方向，并以我国富有但在当时还属于新类型的网脉状钨锡矿床作为论文研究对象。在研究中我发现，要求有定量结果的矿产普查勘探工作缺乏定量的研究过程，大大降低了矿产普查勘探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科学性及作为实践性最强的应用学科和实际工作的可操作性。因此，我的研究生论文就把地质勘探工作和矿床地质研究定量化作为首取方向。从此，定量地学及后来的数学地质特别是定量勘查就成为我终生的研究方向。
　　记者：您还记得最初使用数学方法成功解决了哪些实际问题？　　赵鹏大：1963年～1966年，我带领学生到云南个旧锡矿区进行教学实习和科研生产，首次提出利用数学模型模拟矿床勘探过程。　　当时，我们集中力量帮助解决碰到的大量生产实际问题。1963年，我们针对卡房条状矿体平面呈“U”字、“Z”字、“T”字形等多种形态，层间滑动与构造断裂交错控矿，矿体宽度小、延伸大等特殊情况，着力解决矿体的连接、追索、圈定等实际问题，从中提炼出适合复杂形态矿体的数学模拟理论和方法，并提出应用数理统计研究矿床合理勘探手段及工程间距的途径和方法。1964年，在老厂矿区进行研究时，提出了细脉带型矿体的定量研究方法。1965年，在松树角矿区着重研究了接触带型锡铜矿床的勘探、评价方法和手段。实践证明，我们将概率模型应用于个旧锡矿复杂矿体勘探过程的模拟，为选择合理勘探手段、提高钻孔见矿率提供了科学依据，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记者：后来的运用情况如何？　　赵鹏大：自1975年起，我们先后在江苏、安徽、湖北、内蒙古、云南、新疆等省区的一些矿区或成矿远景区开展了不同比例尺成矿定量预测工作。　　1989年，我们承担了新疆305科技攻关课题。1990年夏天，我带队深入罗布泊地区进行实地考察。课题组运用地质异常理论和矿床统计预测方法，在新疆北山地区发现两条铜镍硫化物远景成矿带，在东准噶尔地区发现一条金矿带，其中清河金矿已开始小规模堆浸开采。　　直至现在，成矿区划、矿产资源总量预测已成为我国地质勘查工作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记者：该领域如何发展成一门学科的？　　赵鹏大：我们于1983年提出了“矿床统计预测”的基本理论、准则和方法体系，并以此为内容，编写了教材和专著，开设了这方面的课程，从而形成了“矿床统计预测”新学科方向。　　从1984年起，在我国正式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先后在当时的武汉地质学院、长春地质学院、成都地质学院三校设置数学地质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现该二级学科与遥感地质、勘查地球物理及勘查地球化学联合组建为新的二级学科“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隶属于“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一级学科之下，从而使我国能独立自主地培养数学地质领域的最高学位的研究生。　　我国数学地质学科优势领域和特色方向明显，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记者：我国学者在数学地质领域的国际地位如何？　　赵鹏大：在国际上，我国数学地质研究成果显著，学术影响力较大且活动比较频繁。　　多年来，我国每年举行一次全国数学地质学术会议或与其他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专门性学术会议，并积极开展各种技术服务和科技咨询活动。　　从1992年起，每四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地质大会数学地质学科的分组会上，都有中国学者担任召集人或联合召集人。2007年，我国成功举办了以“数学地质及地学信息与资源环境灾害”为主题的第12届国际数学地质大会，这是国际数学地质大会首次在中国举行，也是议题综合规模较大的一次年会。　　1992年及2008年，国际数学地球科学协会最高奖——克伦宾奖章两度给了中国学者，这也是迄今为止亚洲仅有的两位获得者。这些赞誉足以说明中国在这一学科的国际地位。
　　记者：我国学者在数学地质学科领域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赵鹏大：我国学者在应用于地质领域的数学方法与模型的研究、在地质数据库与信息系统的开发研制，以及在一些专门领域的数学地质应用研究方面，如定量地层学、矿山地质统计学、沉积与成矿过程模拟、地质专家系统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总体而言，我国数学地质形成了两个优势领域，这两个领域又分别形成了两个特色方向。　　一是矿产资源定量预测与评价领域。这是在我国开展时间最长、涉及面最广、参与人员最多、成果最显著的一个数学地质应用研究领域。其中，“三联式”数字找矿模型及定量预测方向，是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从1975年以来长期从事的重点研究方向。从早期的矿床统计预测到地质异常成矿预测，再到“三联式”数字找矿及定量预测，经历了20余年不间断的理论研究与预测实践，先后在江苏、新疆、湖北、河北、安徽、山东、云南等省区对铁、铜、锡、铅锌、金、油气等矿产资源进行了不同比例尺的定量预测与评价，部分经工程验证已发现新的矿体和矿床。　　综合信息成矿预测特色方向，是吉林大学地学院（原长春地质学院）成矿预测研究所长期从事的研究方向。他们在预测地质单元划分，地、物、化、遥成矿信息提取，数量化理论及方法的应用,综合信息成矿预测等方面具有独特之处，在一些省区，特别是辽、吉、黑、内蒙古、浙江、甘肃等省区进行过成矿预测和资源潜力评价，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另一个优势领域是非线性地质领域。　　其中，复杂性理论与成矿动力学研究特色方向，从20世纪末对成矿作用与耗散结构、矿床的分形性质等方面的初步探索，逐步发展为对地质系统复杂性和成矿复杂系统的研究；从尺度连续性和全局性的分形统计，逐步发展为对突变性和局部奇异性的研究，相继提出了成矿动力系统在混沌边缘分形生长和地质作用的自组织临界过程动力学等新理论，并将奇异性的定义拓展为在很小的时间—空间范围内具有巨大能量释放或巨量物质聚集的现象，提出成矿等奇异性事件所产生的结果通常具有密度与面积（尺度）分形或多重分形规律，探讨了评价随机多重分形场（如矿石品位分布）局部奇异性空间分布的数学方法，为利用多重分形理论预测矿产和地质灾害的空间分布提供了理论基础。　　非线性理论及其在资源评价中的应用方向，是中国地质大学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土资源部资源定量评价与信息工程重点实验室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从多重分形函数的推导到多重分形原理与地质统计学的结合，从多重分形模型的提出及奇异性证据权和模糊证据权方法的研究到非线性成矿预测理论的形成，经历了10余年不懈的理论探索，先后在云南、新疆、河北等省区对锡、铜、铅锌、铁等矿产进行了定量评价与示范研究。国际《矿床地质论评》主编、挪威矿床学家N.J.Cook对中国这一领域大加赞誉，称中国的非线性理论与方法在矿产资源定量预测中的应用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地质科研要服务于生产实践，定量研究是地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记者：您对今后数学地质学科的发展有何建议？　　赵鹏大：传统地质学属于定性的、历史的科学。地质学与数学交叉结合，地质学走定量化发展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应该强调的是，国家任务需求驱动了数学地质的普及和发展。早在1976年，我国在宁芜地区即开展了铁铜矿床的统计预测工作，随后在福建、河北、东北三省等地区进行了相当数量的矿床统计预测及综合信息成矿定量预测。1985年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铁、铜、金及石灰岩4种矿产全国性资源总量预测，2006年全国又对25种矿产开展资源总量预测工作。数学地质学为这些任务的完成作出了贡献。　　现实的要求需要地质学与数学紧密结合，定量化地解决问题并给出答案。而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数据获取和分析处理技术的发展，则为地学定量化准备了条件。现代数学地质理论和高新空间信息技术的结合，已将定量地学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为解决复杂的资源、环境、灾害等重大地球科学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因此，地质科研要把解决生产实践中的实际问题放在科学研究的首位，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提炼、检验自己的理论，并大力推动中国以至全球矿产资源与能源、地质环境、地质灾害的定量化研究水平，提高人类对资源、环境、灾害的预测、评价、预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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