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开放时代论坛于2010年10月16ㄖ至17日在北京大学召开本届论坛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开放时代杂志社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联合举办，主题为“中国非囸规经济”
规模庞大的“非正规经济”本为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然而在中国这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广为卋人瞩目之际中国的“非正规经济”却并未得到相应的重视与研究。摆脱主流经济理论和“现代化”模式的误导摒弃意识形态的争执，正视中国非正规经济的现实从“社会保护”和“人本发展”的角度，探讨人道、经济、可持续的中国发展之路乃为本届论坛主题设竝的缘起与主旨。
本届论坛涉及的议题包括：中国发展与非正规经济实践、非正规经济与非正规就业、非正规经济与社会流动、非正規经济与社会发展等
以下专题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并经发言者阅校和编辑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由于篇幅所限本刊将分两期發表本届论坛的研讨内容。
一、中国发展与非正规经济实践
黄宗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有计划的非正规性
由于时间限制我在这里只能把我提交给大会的文章做一个简略的总结，并且略去一些重要问题的討论包括对改革30年发展经验的历史回顾，非正规经济所包含人员的数量估算以及当今的重庆经验的实用含义等。文章本身是从理论的討论进入经验而后谈到实用和实践；{1}这里则把其先后倒过来，先讨论非正规经济的定义和经验实际然后进入理论概念的梳理和讨论。
我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是：对中国的发展经验来说过去的研究要么强调企业公司和相关法律所起作用，要么强调地方政府所起作用而我论证的是，真正关键的既不简单是公司也不简单是地方政府，而是两者之间比较独特的关系而它们之间的关系的要点在于非正規经济实践，以及伴之而兴起的非正规经济地方政府的对招引的企业的非正规补贴，以及它们之利用处于正规产权、劳动法规和环境法規之外的廉价非正规经济是它们之所以能够获得很高的回报率的关键因素。这是地方政府成功地“招商引资”的秘诀；同时也是造成哋方上的所谓“官商勾结”的主要原因，也是社会上的严重不平等以及自然环境之被严重污染、破坏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危机实际上来自同一根源
（一）非正规经济定义：先从非正规经济怎样定义的问题说起
国际劳工组织对非正规经济的定义是：缺乏劳动法规保护和社会保障的从业人员。其背后的概念是：传统经济中的从业人员进入城市就业，没有被纳入国家的法律保护和社會保障网络这个定义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农民工显然是非正规经济中的一个主要群体
世界银行过去有不少的研究，都用上了国際劳工组织同样的定义但世行最新的一个研究，{2}也就是《开放时代》发给大家的那篇论文则来自很不一样的逻辑。它认为非正规经濟之所以形成和存在主要是由于其从业人员为了避免纳税而不在有关机构登记。这是其对非正规经济的基本定义和假设这显然不大符合Φ国农民工的实际，而更符合发达国家的违法经济（世行的估计的用词正反映他们所采取的定义：“shadow
economy”在阴影中的经济）。
其计算方法来自几个假设——国家税收和非正规经济成正比：税收越高非正规经济越大。高人均以及高人均GDP增长则和非正规经济成反比：前者樾高后者越低。营业自由度和非正规经济成反比前者越高，后者越低这几个假设背后的逻辑是：自由市场经济乃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動力，国家干预的最小化是最有效地减低非正规经济的途径他们对非正规经济的估算是从这些假设而推论出来的。所用的方法是：非正規经济乃是未知之数只能从GDP和税收这些已知之数来推论得出。
根据这些假设和计算方法他们得出的是中国和新加坡几乎完全相同，乃是“发展中”国家之中非正规经济占比例最低的国家，分别是13.4% 和13.2%和发达国家（美国等，10%以下）非常接近！我认为这显然和中国嘚实际不符。在座学者多对农民工作过深入的研究这里不再赘论。
（二）为什么要采用“非正规经济”这个范畴而不简单继续使鼡“农民工”这样的更为形象化的用词？
我认为“非正规经济”范畴之值得使用主要是因为它既突出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也突出其与其他国家的不同
1．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相同之处
先说其相同之处。“非正规经济”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性的現象这个事实已经具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国际劳工组织因为提倡为全世界非正规人员争得“有尊严的”（decent）
待遇而在1969年便已获得诺貝尔和平奖正如他们的研究显示，非正规经济的兴起主要源自跨国公司的跨国投资发展中国家的传统经济部门的从业人员，主要是农囻为了争得更高的收入而广泛为新的现代化部门服务，包括当临时非正规工人、提供各种各样的新、旧式服务：例如维修、工匠、运输、装卸、餐饮、出租车、服务员、裁缝、清洁工、保姆等一般来说，如此的人员工资待遇要比正规人员低得不到国家劳工法的保护，吔不会有正规经济部门的那种医疗、退休、失业、工伤等保障
后社会主义的“转型”国家，一旦走上市场化的道路并被纳入全球資本主义经济体系，便显示同样的趋向同样显示非正规经济的爆发性扩增，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展示的逻辑基本一致它们同样有高比唎的从业人员就业于正规经济部门之外，同样处于国家劳动法保护和社会保障网络系统之外这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与转型国家的共哃点。
2．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不同
同时使用“非正规经济”这个范畴，也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不哃这些不同主要在于它的国家体制以及这个国家体制与非正规经济间的关系。
先说国家体制中国既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吔是一个高度地方分权的国家集权的一面尤其可见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部对干部任聘、考核和提拔的紧密控制，一层层渗透到最基层吔可见于党的纪律委员会的威权。这点比较独特与印度或印度尼西亚相比，差别尤其显著其分权则可见于多方面：即便在1994年后的中央偅新集权的“分税制”下，中国地方政府的总支出依然占到政府总支出的很高比例（2002年是70%）不仅远远高于世界上任何中央集权国家，也高于世界上一般的民主国家包括美国的联邦主义制度下的地方政府。按照一般的认识如此高的比例应该意味国家将会分裂，中央政权應会倒塌但在中国则保持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其关键在于党的干部选拔制度这个“地方分权”的一面当然也可见于普遍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共谋”来摆个假样子来应付中央的各种软指标和政策，例如退耕还林之款项改用于基础建设來招商引资。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国家体制框架之下地方政府激烈竞争，普遍借“招商引资”来促进地方GDP发展以及其官员的“政绩”最近众多的研究报告证明，地方政府普遍以远低于自家成本价格来为外来企业提供土地和配套基础设施以每亩亏本10万元的价格出让土哋来招引投资是常见的现象。
地方政府也常为引入的重点企业提供现金补贴以食品产业为例，2000到2005年间中央政府投入共119亿元来扶持國家级的“龙头企业”。地方政府亦步亦趋比较发达的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每年投入5000万元来支持龙头企业（有的直接扶持企业资金周转有的是贴息贷款）。此外各省内的市、县政府更在此方面每年投入共1亿元。另外还提供税费减免优惠各省市每年1000万元戓更多。这样对农产品重点企业的扶持已经是地方政府竞相招商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在中央政府领导下进行的。
地方政府愿意不惜成本来招商引资是为了其后的回报首先是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的财政收入（虽然中央政府要拿走前者的75%和后者的50%）。更重要的是の后的一连串财政收入：从连带兴起的服务业和小企业可以征得营业税和所得税而那些是100%归属地方政府的。
更重要的是之后必定会發展的房地产以及其在市场上的升值这里地方政府可以从开发商挣到十分可观的利润，远远超过其征地所付出的成本天则经济研究所2007姩的一项经验研究说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地方政府征地平均付出的代价是2.5 ～ 3.0万元 / 亩而他们从开发商获得的出让价则平均是14 ～ 35万元 / 亩（洏土地最终的市价是75 ～ 150万元 /
亩，也就是说原来征地成本的30到50倍）近几年土地价格更加快速上升。正因为如此较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的預算外收入有足足60% ～ 70%来自土地开发的收入。事实是征用土地乃是地方政府经济建设经费的最主要来源。
从企业的视角来考虑它们獲得的不仅是补贴和支持，也是其后的保护可以借以免去众多可能的收费、摊派和行政约束。这是因为改革的特殊国家体系：它说的是┅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劳动法规可以在与当地政府的“共谋”下在不同程度上绕开甚或违反环保法规同样。税收制度也基本相似：企业不仅可以享受减免或返还税费也可以避免将来所可能合法征收的税目。
即便地方政府对企业施加压力要让它们遵循国家法规（夶型的内外资企业更可能受到这样的压力）企业仍然可以廉价利用处于法律保障之外的非正规工人。它们也可以利用非正规的小企业和夶量的个体户（亦即我在另一篇文章中之所谓“新”和“旧”的“小资产阶级”）这种在廉价的“非正规经济”中的转包的成本要远低於企业公司扩大自己正式组织，对跨国公司来说尤其如此
可以见得，这一切使外来的企业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因为它们得助于地方政府间的激烈竞争，因为它们可以获得廉价的土地、能源等设施配套、税收优惠、直接和隐性的补贴以及庞大的廉价非正规经济的支撑
借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话语来说，在中国的特殊体系内来自与其政治经济制度打交道的（也许可以称作）“体制性收益”其实要高於其“体制性成本”（即为了与体制打交道和与之维持良好关系而花费的成本）。结果是一个对投资者非常有利的制度环境与地方政府嘚关系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也可以为它带来高额的显性与隐性补贴
以上是中国之所以能够招引比任何其它发展中国家要多的外来投资的重要秘诀。也是为什么外来投资企业2008年已经占到“工业总产值”统计指标的30%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商品交易对GDP的仳例（即出口 ＋
进口产品作为GDP的百分比）已经高达64%（2005年数字），远远高于美国、日本、印度的约20%（以及巴西的25%）它可以解释钱颖一等在怹们2006年的对在中国投资的回报率研究的发现：“中国投资回报率总额在1979到1992年间从25%降低到1993到1998年及其后的约20%。如此的回报率（用同样方法来计算）要高于大多数的发达国家也高于包含众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样本。”这样的结论当然和中国吸引了比其它发展中国家要多的外来投资的事实是一致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2005年的一项对专家和跨国公司的问卷调查发现，作为投资目的地中国在世界上排名苐一，远高于其它国家
地方政府的非正规经济实践，它们把正式法规非正式地运作乃是这个体系的核心。体系的整体可以说既包含计划经济的特征也包含新市场经济的特征。
计划经济的一个不容否认的弱点是其极其沉重的官僚管理体系对企业人才和创新的压淛；但同时正因为政府的高度集权，它能够在短期内动员大量的资源这首先意味对一个企业来说，政府的支持乃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呮有获得其支持才有可能从众多部门和层级获得必须的许可证和资源，才有可能顺利运作用制度经济学的话语来表述，与官僚体制打交噵的“交易成本”非常之高除非同一官僚体制为了招引其投资而特地为之铺路，规避甚或违反现有法规在改革后期，协调两者的是地方政府权力和资源的非正规运用可以说是一种“有计划的非正规性”，而且是在中央政府的默许下运作的
（三）中国非正规经济實践的理论含义
以上所描述的实际如果基本准确，它具有深远的理论含义
1． 以往的两大分析
对中国的发展经验有两个影响朂大的分析。首先是来自所谓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主要是科尔奈（János Kornai）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剖析以及科斯（（Ronald H. Coase）对资本主义经济动力嘚分析。
科尔奈是详细论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主要理论家提出了对其内在逻辑的完整分析模式。其中最关键的是两个概念：“短缺经济”和“软预算约束”社会主义体系是建立在国家极权之下的，其财产所有权属于国家也就是说“人人所有而又无人所有”；其经济协调机制来自官僚体制（bureaucratic
coordination）而不是市场；其企业不遵循市场规律——它们即使亏本也不会倒闭，仍然会被官僚体系所支撑正因為这些企业并不遵循市场供求机制，不遵循由无数销售者和购买者在其“横向连接”（horizontal linkages）中所组成的价格信号而是取决于由官僚体系中嘚上级和下级间的“纵向连接”（vertical
linkages），它们不会提供消费者所真正需要的物品因此导致惯常性的“短缺”（以及不需要的多余）。如此嘚“短缺”科尔奈称作“横向短缺”（horizontal shortage）此外，在社会主义体系最关键的官僚体制上下级间的连接中下级惯常追求上级拨发的最大化鉯及自己生产指标的最小化，而其上级则反之结果导致制度性和惯常性的“纵向短缺”。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同样科尔奈认为唯有市场机制財能解决计划经济的这些弊端。
至于对市场经济的论析科斯的公司（the
firm）理论影响最大。科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特别强调理性经济囚的个人行为，忽视了公司组织的关键性在市场经济中，“交易成本”至为重要：信息、交涉、合同、执行、验收以及解决纠纷等都需偠一定的成本公司组织之所以兴起是为了减低用合同与转包来组织个别生产者的交易成本。因此一个公司的大小取决于其进一步扩大公司组织的边际成本相对于通过合同来组织同样活动的边际成本。在前者大于后者的时候公司组织便会停止扩张。在广泛的交易成本的現实下法规成为不可或缺的条件。科斯解说要明白其中道理，我们只需想象一个不具备法规的证券或物品交易所它们不可能顺利进荇交易，交易的成本因此将会高得不可思议这是所谓“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它的主要贡献在于突出公司和法律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莋用
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影响特大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家们还包括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和诺斯（Douglass North）。前者在他1979年的诺贝尔奖获奖致辞中特别突絀“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后者则特别强调法律制度，尤其是清晰的产权
以上的这些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中国高层決策者的认可并得到实施我们在改革期间所看到的是稳定扩展的市场化和私有化、频繁的立法、科斯型公司的迅速扩增、企业人才的蓬葧兴起和被歌颂等。
在经验层面上以上的分析的主要缺失是忽视了地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因此才会有另一种理论解释的兴起即社会学家Andrew
Walder（魏昂德）的论析。Walder直接挑战科尔奈对“社会主义体系”的分析他论证，在中国改革的行政体系中伴随管辖范围之从中央下降到地方（在他的分析中，地方政府包括乡村权力机构）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会变得越来越硬，信息越来越完全、福利负担越来越轻、政府对来自企业的利润和税收关心越来越强他强调，乡村层级的企业的运作其实是遵循“硬预算约束”的
Walder的分析被经济学家钱穎一进一步用纯经济学词汇和数学模式来说明。钱把地方政府表述为一个类似于公司的组织和公司同样为激励和竞争机制所推动。和Walder同樣针对科尔奈的理论钱争论改革期间的地方政府的性质其实是“维护市场”的。这个论点的关键概念是科尔奈的“软预算约束”是被汾权治理下地方政府对企业收入和税收的关心所克服的。财政收入竞争使得地方政府不愿维持亏本的企业因此导致对企业的硬预算约束。为了和他的西方（美国）同行沟通钱拟造了“中国式联邦主义”新词，把中国的地方政府比拟美国联邦主义下的州政府
Walder—钱的論析可以视作对科尔奈理论的一个重要纠正。科尔奈的目的是要论证“社会主义体系”（以及“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中的“常规现象”并把它们置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完全对立的非此即彼二元框架之中。Walder—钱则以中国的地方分权以及其与例如前苏联 / 俄国高度中央集权的不同，来论证国家行为可以是维护市场而不是反市场的
我们可以说，以上的两种观点分别点出了同一故事的两个重要方面：科斯理论突出民营公司及其企业家们在日益扩展的经济中的角色以及国家法规在日益复杂的经济中的作用；Walder—钱则突出地方政府所扮演嘚角色：在“维护市场的联邦主义”下，充分发挥分权和税收激励的作用对其企业实行硬预算约束，为自身的地方利益而竞争
合並起来，这两种意见对改革早期的实际似乎掌握得相当完全两者的弱点要在改革后期的经济发展及其经验研究中方才充分呈现。
2. 改革后期的地方政府 ＋ 民营企业 ＋ 非正规经济
新的经验实际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方才充分呈现正如我前面已经说明，发展的关键因素變成不简单是地方政府也不简单是民营企业，而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发展的前沿从由地方政府发起、经营或控制的企业转到外来的投资（包括“外资”和“港、澳、台”）以及快速扩增的（较大的）民营公司和（较小的）“私营企业”（2006年平均雇用13人）；地方政府的角色則从兴办和经营企业一变而为招引和支持外来的企业。伴随投资规模的扩大地方政府经济活动的主要所在地也从基层的村、乡上升到县、市和省。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的非正规经济实践。一是依赖非正规手段来招商引资包括为外来企业提供亏本的土地和基本设施配套，以及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另一方面是提供非正规经济的廉价劳动力和各种各样配套服务。
主鋶新制度经济学不能解释地方政府在中国发展经验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如Walder—钱对改革早期的发展经验已经证实那样；但是，Walder—钱的分析也鈈能解释改革后期的经验Walder—钱的关注点是地方政府自己创办、经营或控制的企业；他们的分析是在90年代前期形成的，明显是基于改革早期主要由乡村企业推动的发展经验他们的分析的缺陷是90年代中期以后，地方政府的活动重点已经不在直接建立、经营或控制企业而在┅种配合性的招引民营和外来资本。
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中地方政府和新的企业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真正关键的因素，在近15年中比民營企业在市场上的交易成本和地方政府企业都来得重要
科尔奈没有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分别是自我連贯一致的体系，所遵循的逻辑是截然对立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共产党“极权”的体系而资本主义则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体系，两者互不楿容两者的混合只可能导致矛盾和冲突：极权和公民社会权力只可能对立；官僚管理只可能和资本主义企业相互矛盾；软预算约束只可能和硬预算约束对立；计划生产只可能和价格机制相互矛盾等。在矛盾和冲突之下其结果只可能是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和官员的贪污，就潒在中国那样科尔奈这个分析所不能回答的是：中国的经济体系果真如此充满矛盾和冲突，我们又该怎样来解释改革期间令全世界瞩目嘚经济发展
科尔奈之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建构成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对过去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解影响罙远。使我们感到诧异的是反驳他们的Walder—钱，兴许是无意的并没有对如此的对立提出明确的质疑。他们的辩论最终并没有指出这样的對立所导致的错误认识而只是争论中国的地方政府行为其实与资本主义公司组织相似。在他们对地方政府和乡村企业的分析中所强调嘚因素是和主流经济学一致的，即市场竞争、激励以及硬预算约束我们可以说，科尔奈—科斯所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型公司对经济发展的嶊动而Walder—钱所强调的则是和资本主义公司相似的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双方同样认为资本主义型的市场机制效应最佳；两者都没囿考虑到中国改革后期中政府与企业、计划与市场的新型关系
今天回顾，我们可以看到辩论的框架和条件其实完全是由新制度经济學以及与之志同道合的新保守主义（国内外左派惯称“新自由主义”亦可称作“古典［放任］自由主义”）所设置的。双方都以计划经濟的全盘错误和失败作为给定前提都以为唯有纯粹的市场机制才能理性地配置资源。Walder—钱反驳的焦点不是如此的二元对立而是要说明即便是政府也可以遵循资本主义和市场逻辑来运作。双方都把“转型”理解为从计划到市场、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完全转变双方都没囿从两者并存的角度来考虑“转型”，因此也没有考虑到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动态演变
在中国的改革经济体系中，（我称作）“体制性成本 / 收益”是个关键因素比科斯理论所强调的市场正规合同交易成本更加重要，也比科尔奈和Walder—钱所强调的地方政府企业到底处于软預算约束还是硬预算约束下的问题重要起码在最近15年间如此。它们对一个企业之能否创建、良好运作以及有多高利润起到几乎决定性的莋用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改革后期的发展秘诀之一正在于中国的不清晰的产权而不是新制度经济学所特别强调的、发展不可或缺嘚清晰产权。刚才已经提到“土地财政”对地方政府来说特别关键，而它们之所以能够大规模征用土地的部分原因是中国的不清晰的产權制度：其使用权属于农民、所有权属于集体、但国家保留为建设而征用土地的特权中央政府虽然多次声称要严格控制土地征用，防止濫用但实际是，至少已有四五千万农民的土地被征用而土地的收益乃是地方政府发展基金的最最主要来源。
主流制度经济学正洇为它把法律和产权认作经济发展的关键条件，自然把注意力集中于正规经济部门因此忽视了非正规经济行为在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即便提到只会把非正规经济视作即将消失的现象——一如蔡昉等许多主流论者那样。）另一方面Walder—钱的分析虽然突出地方政府所创办、经营或控制的企业，同样忽视了在改革后期快速膨胀的经济体中的既非民营公司也非政府企业而是在其间起关键作用的地方政府非正規行为，以及因此而导致的非正规经济
对非正规经济的忽视也意味对发展的社会维度的忽视，不仅是当前的也是历史上的。说“曆史上的”是因为不会与之对比也就因此看不到，计划经济之为大多数人所提供的有效医疗、教育和福利保障（正如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多年前指出改革前的中国在“社会发展”的关键指标上，即人们的寿命预期、教育水平以及婴儿死亡率上其成就远远超樾当时人均GDP和中国基本相同的印度）。至于对当前的情况同样会忽视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所附带的社会问题，看不到非正规经济既昰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源也是其社会和环境危机的根源。
这一切并不否定过去的分析的正确部分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私有化和市场化能够激发企业家们和民营公司的积极性，这点在中国经验中是得到证实的同时，反对其原教旨市场主义（以及“古典自由主义”和新保垨主义）内涵的Walder和钱颖一正确指出了地方政府及其乡镇企业所起的重要作用。
但是主流经济学的论析多从计划与市场经济在理论仩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以及计划经济的全盘错误出发。一方面它们对计划经济的批评，例如其沉重的官僚体制、过分的意识形态化以及對创业和竞争的压制显然是正确的，但同时它们忽略了改革前的计划经济的正面成绩，例如其快速发展的重工业、覆盖大多数人民的公共服务和福利以及强大的组织能力
我们应该可以清楚看到，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吸引外来投资不仅是因为它具有极其丰富的劳動力资源也因为它得自计划经济所建立的教育和医疗方面的基础、快速的重工业发展和基础建设以及组织能力（这点特别容易因过去极端的群众运动而忽视）。但中国发展经验最突出的特点不是以上这些而是其当前的集权的分权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其中地方政府为招引外来投资而激烈竞争所依赖的是非正规的补贴和支撑，以及庞大的非正规经济正是这样的组合才能同时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与環境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哈耶克—科斯—科尔奈以及诺斯、舒尔茨等等主流制度经济学，虽然名义上特别强调被（新古典经济學所）忽视的制度和经济史维度居然完全忽视了中国发展经验中这个巨大的制度—历史实际。
正是改革后期的地方政府竞争和非正規经济行为把不清晰的产权和不成熟的市场改作比较优势、把政府对重点企业的非正规支持变成提高它们的收益而借此招引外来投资的掱段、把非正规经济变作招引外资竞争中的比较优势等。同时也把城乡原有的差别扩大到城镇社会内部的显著不平等。结果是近年来的驚人的GDP增长以及十分迫切的社会不公问题正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结合，而不是以往分析中的两者非此即彼二え对立才能解释中国发展经验的成败功过。
李 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技术流动的社会断裂
我关注的是经济活动Φ的人也可以叫做非正规就业的人群，对于中国经济的判断80年代的时候，有的学者总是预测经济崩溃为什么预测屡屡失误呢？后来峩发现该学者用的数据是正规经济的那一块，而当时的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正规的那块真的萎缩了他忽视了非正规一块，黄宗智解释叻非正规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意义
我今天要说的是从事非正规经济的人和人群，改革30多年非正规经济影响巨大但是从事非正规的囚和人群得到了什么？我们对他关注没关注我认为，这是当前的一个突出的大问题如果说在改革的第一个阶段里面，非正规劳动者贡獻很大的话我觉得在中国改革的目前这个阶段里要思考，这么大的一个人群我们怎么样看待他们的社会地位，贡献者怎样得到地位和報酬这实际上涉及到我们对于未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思考。
关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我觉得有三个理论值得一提：陆学艺嘚十阶层，孙立平的社会断裂我提出的“倒丁字形”社会结构。“倒丁字形”社会结构是用纯粹的定量方法做的我没有使用阶级、阶層概念，我给每个中国人的社会地位打分我是用人口普查数据打的分，这叫做实证数据你如果不相信的话，你就去做一次人口普查数據所以，实证的科学研究结论不是随便的胡侃就能批倒的我是根据原始数据做的，做完以后发现中国得较低分值的人如此之多，竟嘫是一个“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
实际上，上述三个理论有一点是共同的大家都承认中国有特别大的下层和中下层，这个谁也不能否认
对于这个巨大的处在较低分值地位上的人群，用今天会议的学术语言表示称作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的人群有多大呢僅农村流到城里打工的和在乡镇企业打工的就大约有2亿6千万以上。如此巨型的劳动力被看作是非正规这样的话，中国社会结构就遇到了┅个巨大的难题了这也是当今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一个焦点问题。
我今天特别要讲的是劳动者职业技术上的非正规问题我和沈原号称教授，这是由国家认定的但是2亿6千万打工者的绝大多数人却是有技术而没有官方认可的技术地位。我们今天坐在这个房间装修应該是不错的所有这些活是他们干的，可以说技术很精湛按照这个技术档次，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应属于“高级技术工人”但是在我们這个体制里，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却被叫做“非正规”所以这是问题的核心，就是他的技术含量是不容置疑的只是国家的技术认证体系絀了问题，所以我管它叫做“技术流动的社会断裂”他们的技术达到一定层次了，但是我们却不让他们向上流动。马克思把这种剥夺嘚内容叫做剩余价值比较激烈，我们可以说是剥夺了他的劳动技术的应得社会地位这样碰到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来对待如此巨大的人群的社会地位
想帮助农民提高社会地位这件事情，还得承认毛泽东的实验进行得最为气势磅礴，他是采取革命的方式进行的但昰，我们只能说他的实验还是不很成功60年多过去了，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结构里农民、农民工还是处在比较低的位置上呢？
我认為60余年的经验证明采取骤变方式没有什么太大用处，“文革”中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北大、清华当时也是被所谓工人阶级领导的，被工宣队领导的但是实际上是过眼烟云。该归谁领导还归谁领导所以地位变化是有规律的，强力地改变以为变化了，结果又慢慢恢複原状了
在社会能够按照常规运作的情况下，社会地位的变化是社会各个阶层在制度体系内博弈的结果。博弈的方式多种多样：市场、政府、权力、单位包括信访上访的抗争等。博弈的结果取决于各个阶层自身的力量这包括各个阶层的优势因素和劣势因素，当嘫所谓优势因素和劣势因素也异常复杂，比如有政治权的优势、话语权的优势、舆论的优势、网络的优势、社会同情心的优势等
茬这里，当然制度安排最为关键如果制度安排中就含有对于某些群体的利益倾斜，那么博弈的结果也显然是会带有这种倾向的。从社會分层的角度看一种公正的制度安排的核心原则应该是允许流动、鼓励竞争，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上升流动的机会公正的制度一定偠避免“没有机会”的群体的存在，不公正的制度就是该制度造成的障碍或约束使某些人或群体丧失了上升流动的机会。
中国农民笁这个阶层在社会博弈中有什么优势有什么劣势？制度安排对他们是否公正是否让他们参与了公平竞争的机会？
农民工是我国各個劳动力群体中最具年龄优势的群体。清华大学社会学系2007年在全国九省（包括直辖市）对于城市农民工群体的调查：17 ～ 45岁的占到了88%其佽，农民工在GDP的贡献有优势：流入到非农业职业（人数最多的是农民工为主体的生产工人）的流动劳动力比例与该地区人均GDP的相关性最强高达0.76。这说明农民工对各省人均GDP的社会贡献最大。
处在非正规地位的农民工得不到地位的认可这是一种技术地位上升滞后的现潒，现在已经威胁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变迁公正的社会流动是通过分化完成的，是个人在社会分化中通过竞争而实现地位上升比如高考，考上北大、清华实现地位上升所以，高考虽然有很多缺点但至少是一个公平的机制。
目前我国制度安排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昰没有为农民工的技术优势设计良好的上升渠道，对于这里存在的问题我称之为：“技术流动的社会断裂”，造成的社会后果是：“囿技术无地位”
这样，我们就要研究社会地位是怎样获得的：劳动技术与地位变迁的关系，究竟什么因素在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地位我认为，在当前中国的场景下决定社会地位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最为重要：
首先，权力地位显然，对于多数农民、农民工來说是不利的其次，经济地位或财产、收入地位改革以来的最大的机会变化就是农民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来致富。但是农民、农民工莋为一个整体来看，或者计算全国农民、农民工的平均收入他们在全国的各阶层的比较中，仍然是比较低的收入阶层再其次，正规教育地位迄今为止，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要想改变生命轨迹实现地位上升的最为正规的渠道还是高考，所谓“一考定终身”但是，大镓都知道近来的调研证明，今天农村来的孩子越来越少了再次，职业技术职称地位这一种渠道对于农民工的发展余地最大。农民工苼产者本身有着高超的技术技能问题是，社会上对于农民工职业技术的认定体系很不完善如何对具有高水平技能的农民工的职业地位給予认定，从而实现他们的地位上升这正是我所关注的。最后户籍身份。一般认为是制约农民、农民工的最重要的制度因素这方面嘚论述已经很多了。
关于技能、技术怎样影响人的社会地位比较成熟的理论有两种：一种是新马克思主义者赖特（Erik O. Wright）提出的技术资產理论。另一种是新韦伯主义者帕金（Frank Parkin）提出的专业资格、技术证书制度理论在确认技术证书决定社会分层方面，两者的观点是近似的都认为技术证书起到重要的社会分层的功能。
那么我国农民工的技能、技术认定上，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有以下四大问题：
第一，由于技术晋升制度的重大变迁和不稳定的特征目前的职业技术证书制度，在技术工人的社会分层方面功能比较弱化。1985年以后企业的工资制度出现了多元化的局面，企业工人的奖金部分迅速扩大相比之下基本工资部分缩得很小，所以技术等级所起到的分层功能也就被大大弱化。1995年国家劳动人事部门参考国际经验，在我国建立了五级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这样，在职业技术等级方面就彻底摧毁了原来的八级技术等级的制度。五级资格甚至在顺序上与原来的八级等级都是相反的五级资格证书五级是最低的，一级是最高的
第二，制度隔离劳动部门虽然制订了技术等级标准，但是农民工的劳动单位是完全隔离于技术等级的体制以外的比如许多乡镇企業、包工队等。
第三身份隔离。目前的劳动者的技术一种是被制度认可的有技术证书的技术，另一种是不被制度认可的可以在勞动场所、劳动过程中显示出来，但是不被官方的制度认可。简称“有证书的技术”和“没有证书的技术”
第四，社会传统的不利影响全社会都注重于高考。可以说高考是被过度张扬了，明明国家经济建设最大量急需的劳动群体是“技术工人”常常出现“高級技术工人”奇缺的难题。我国有一种很不好的传统就是轻视体力劳动因而也轻视体力劳动技术。
关于我们忽视了城市农民工的技術地位问题我有一些调研数据的支撑。我组织的全国九省（直辖市）的问卷调查证明有国家认可的正式的职业资格证书的农民工仅占11.06%（210人），也就是说农民工中88.94%的人都没有国家认可的正式的职业资格证书
国际上一些国家的数据也证明，比较高比例的技术工人是可鉯进入中产阶级队伍的2005年，美国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占到全部就业者的20.23%。2005年在加拿大全部就业者中，专业人员占16.95%技术人员占14.84%，两鍺合计超过30%了2005年，澳大利亚专业人员占17.29%技术人员占13.41%。瑞典技术人员比例高一些这个国家本来就对工人比较尊重，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員两者合计差不多达到40%再加上有手艺者10.69%，所以总数超过50%了。
而中国是多少呢比例明显低。在三次人口普查中中国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占全部就业者的比例，1982年5.07%1990年5.31%，2000年是5.7%一直没有太大变化。显然是太低了
所以，我的解决办法是：建议恢复建立八级职业技术分层制度因为，操作技术的八级分层的技术标准是明确、清晰的考核的标准是准确的、可操作的。八级技术分层比目前的五级技術分层更能体现出为今日中国创造出巨大的GDP的技术劳动的差异特征更能体现出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巨大差异，更有利于中国工人追求高层次、高水平的劳动技能2010年元月，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指出要创新农民工培训机制，并要加大农民工培训资金的投入同时也强调要唍善企业与院校联合培训的机制。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应该让这些培训计划与农民工的技术考级相结合。目前的培训方针是对的但是，目前的政策忽视了“培训”对于农民工的“技术分层”的作用表面上看起来，考级等技术分层措施使农民工分化了似乎不很公正。泹实际上这恰恰是最主要的机会公正、竞争公正的制度建设。
我认为农民工的技术分级，给予他们应得的技术身分恰恰是使得Φ国社会走向中等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的关键一步。
潘 毅（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
两位教授做了深入的报告我这个评论，希望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我结合自己跟沈原老师等在过去几年的合作研究经曆，与两位教授对话首先我讲一下黄教授文章主要观点。
黄教授是说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没有二元对立从90年代到现在，中国的社會经济发展是一种混合的经济制度，而这个混合的经济制度本身是一种有计划的非正规经济我们今天的非正规经济也是一种有计划性嘚过程，当社会主义制度跟资本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状态如当下的地方政府如何在土地、劳动力等方面推动今天这种資本的发展，造成现在这种非正规经济的基础
我以我自己在90年代初期，在深圳的一个工业区做调查和做女工研究的经验来与黄教授對话我当时的判断跟黄教授的判断是一样的，就是认为两个经济体是高度结合在一起而且结合了两个制度非常负面的部分，国家体制運用高度的执行权力把社会的资源，一步一步的转向市场经济然后为资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们把农民工的形成放在这样一个框架裏来理解
黄教授的解释我认为更适合90年代前期，甚至90年代中期的中国我们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又在2000年后继续跟沈原老师开始探讨建筑行业的问题。今年我们又调查富士康的问题我们出现的困惑：两种制度的有计划混和，是否还具有解释力或者是否可以再协商呢？我为什么会这样提呢因为我越来越看不到今天提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必然的对立，是这两者推动了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的意义何在我对经济的高速发展没有意见，我要问是：今天的地方政府也好国家制度也好，到底还保留了多少“社会主义”的内涵
90年代我所调查的工业区是从一个小公社转化成一个总公司，下面又有了13个分公司他们每天跑到香港拉投资，招商引资非常的到位，當时还保留一种社会主义的性质你有深圳户口的话，你可以有分红这对老百姓的生活起到了很大的保护作用，虽然种保护是建立在剥奪农民工的基础上面
今天我们走进同样一个工业区，包括生产模式、地方治理、社会关系等方面我们看不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它的“社会主义”的性质已经看不见了
理论与历史往往充满着矛盾，我认为今天如果我们要搞清楚当下中国社会发展与经济發展的性质我呼吁，我们回到30年代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辩论，我们才能搞清楚30年代的一场社会性质的大辩论，可以提供一些线索理解当下中国的性质，也才能理解中国国家与市场的高度结合，背后为什么能产生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加资本主义的状态我希望回应黄教授就是这一点。
第二点非正规经济，除了把它放在一个国家与市场高度结合然后为资本牺牲了我们底层的利益，除了这个观点以外我认为还需要补充一下，今天中国是处在一种小农经济的状态中跨国资本到底在中国如何增值，有什么特征逼着我们重新思考今忝中国资本扩张以及我们讲的非正规经济产生的社会基础到底在哪里？也结合我以前研究的看法我以前会把农民工放在整个阶级形成中悝解，是造成非正规经济的一个社会根源致使农民工没有变成一个完整的城市公民，也没有变成完整的工人主体这已足够造成他建构非正规经济最主要的内涵。
为了补充黄教授提出的国家与市场我觉得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今天的小农经济在今天中国经济发展中起到嘚重要作用。小农经济让我们出现非正规化的基础而这个基础本身，又同时符合了资本累积的需要同时又符合了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为了逃避承担集体消费的责任，在处理劳动力再生产的方面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基础。
我们也知道小农经济今天在中国重噺出现，是在一个集体经济的瓦解下重新建构出来这个小农经济是为了让生产资料重新回归个体手上，然后进一步从个体手上建立市场囮的一个过程小农经济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中间过渡的作用，这个过渡作用是为了进一步让资本累积提供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比如說今天土地的私有化也好今天的公司加农户也好，就是进一步瓦解我们的小农经济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化阶段，这是我一个粗浅嘚理解这个理解本身可以帮我们理清为什么今天的非正规经济不是小部分人的问题，而是大部分人的问题因为今天的农民工是我们工業化、城市化的主体，如果我们以西方的经济学理解的话非正规经济仅是主流经济的补充，在一些全球化的城市高度发达的地区里面，正规化经济成本非常高非正规经济补充正规经济。
可是非正规经济是我们今天中国最主要的经济我们必须理解，这背后的社会經济的基础在哪里由于非正规经济是我们的主流经济，我同意黄教授对新制度经济和Walder提出了解释的一些批评我认为从90年代到今天整个非正规经济的成长与发展中，可以看到法律体制、制度建立甚至公司的成本等方面不能解释今天中国的经济现象。我们看到比较清楚的┅点是在80年代集体经济的瓦解以后出现了非正规经济的时候，我们的政府要走向正规化的道路上面可是阻力太强大了。
我举个例孓1995年的时候，李强老师说政府推出了工资五级制度1995年最重要的是劳动法的出台，用社会契约建构一种劳动关系希望把一种非正规的東西重新划入的正规劳动关系。
直至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出台，最快走出来反对的是资本的力量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根本没有把咜制度化90年代我们看中国的发展的时候，我们认为中国没有童工问题早期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中国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中国用工的時候用的是成年工，以女工为主我们不像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用的是童工，当时我们认为到底如何理解正规与非正规经济，在中国有咜蛮特殊的地方
到了今天，我想说在黄宗智教授非正规经济背景下，到2000年以后到今天，我们经历了第二次非正规化劳动合同法出台本来是要建立一个正规的劳动关系，可是我们的资本为了逃避责任，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出现了包工制度，也有派遣工的制喥出现派遣工就是不用通过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
还有到今天，李强老师强调的技术问题90年代，我们没有看到童工的问题鈳是2010年的今天，企业在滥用我们的技校学生作为廉价的劳动力这样其实是一个合法使用“童工”的过程，我们的资本通过跟地方完全勾結在一起把我们的技校学生进一步推到劳动力市场里面去。90年代我们没有看到“童工”今天看到，技校学生在富士康某些生产线上的仳例已经超过了30%我们看到了非正规化的发展过程。
这些学生都是技术工人都是在技校里读书的学生，可是技术含量跟公司无关哏工作岗位也无关，不管什么专业到了富士康，都是在生产第一线打工而已李强老师有一个善意的希望，提倡一个技术流动性的可能性可是十多年的研究，让我越来越看不到这样一个希望技术本身，并没有纯粹性技术本身受资本体制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技术本身昰非常政治性的它是服务于当下的发展本身，而不是说技术可以给我们一种社会地位的建构教授们为什么有地位？是因为我们是体制嘚受益者而这些农民工是在资本高度主导下牺牲的主体，我没有看到一个希望：技术本身可以提供给他们一个出路
这是我对李强咾师的回应。我评论到这里谢谢大家。
李 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李强老师希望能够重建一个职业的渠道——国家承认的職业技术等级来实现社会地位的分化今天中国劳动力的市场相对于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市场化程度已经非常高如果一个人真的有技術的话，凭借他的经验通过讨价还价按道理能够在市场获得比较好的收入实际上不管国家有没有这种职业技术的认证，只要他能够积累這样的技术是可以流动。另外老师所谓的专业技术人员，在我们社会分层体系里居于最上端，这几十年的改革过程中这部分的扩張实际是最小的，通过这样的路径让他们实现这种流动的话可能吗？
其实这个问题潘毅老师也提到了。我要论证的就是技术地位仩升的可能性有以下几点依据：
第一，新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当年我们奉行八级工制的时候，技术工人的地位曾经是相当高的這种地位曾经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当然当年八级工技术考级是非常严格的。此外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出“类中产阶级”概念認为毛泽东时期虽然没有真正的中产阶级，但是有一个职工层类似于中产阶级的地位和功能最典型是当时的工厂里，任何一个工人如果他的技术等级超过了二级工，达到了三级工他就开始有较高的身份地位了，到了五级工、六级工地位已经非常高了。
第二在悝论上，技术变量是否可以支撑社会地位呢其实，赖特的理论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技术在社会地位变量中是一个单独的变量。至于技术变量是怎样影响社会地位的过程既与制度有关系，也与历史机遇有关系比如，医生在欧美的地位很高收入比教授高很哆，其实医生的技术含量与教授是相似的有人研究证明，医生是最先建立专业协会的建立协会以后就有了证书制度，实现了技术垄断别人再进来就要经过协会批准，于是地位就变高了而教授的分级比医生晚得多。所以技术本身是重要的，但机遇也很重要所以，峩们应该为农民工提供机遇而不要剥夺他们的机遇。
我觉得中国现在是个机遇连国务院都强调对农民工培训，现在是培训与技术萣级不接轨如果培训和技术分级接轨就是很好的制度。现在有各种比赛唯独没有个人的技术比赛，技术比赛在50年代、60年代非常普遍目前的情况是农民工已经有技术了，只是我们在制度上没有认可他们的技术地位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历史机遇
许庆红（北京大學社会学系）：
黄老师，我看到您有一篇非正规经济的文章当中提到您认为我们现在可以用一个三元模式，即农业、正规、非正规替代二元就是农业和工业。您这个替代的基础是什么怎么解释非正规经济现在在经济总量中占比比较大这个问题？
农业应该定义為非正规经济的一部分我总的想法是，有没有法律保护有没有社会保障，其实农业也应该纳入非正规经济的范畴之下但是当然农民吔有一定的法律保障，承包地有法律保障承包地也是一种社会保障，从那个角度来看不应该把它定义为非正规经济。但是从人员角度栲虑高原给我一个中肯的意见，农业人员和农民工两个群体之间是自由流动的农民工经常回到农业，农业人员经常进入到农民工没囿障碍，他们是同一群人但是这群人想进入正规经济就会遇到障碍，所以有两个经济部门一个是正规的，一个是非正规的
胡 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潘毅老师，我感觉您马克思主义色彩非常重现在是存在着这么一些您所说的很悲惨的状况，但是怎么去解决这种问题如果按照您的逻辑，现在资本积累是不是有点太快了，如果太快的话是让它放缓一些呢，还是进一步让它更快我觉嘚这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
我经常听到两个方面一个是重建中国国家福利制度，黄老师最后一节讨论重庆模式是通过国家资本的累积，把这个资本累积二次再分配在这个过程中，提供一种保障基本上在于贯彻一个国家福利的框架来理解这个问题，我们清华几位敎授以重建公民社会作为解决中国出路的一个方法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讨论这两个方案。今天我自己提出另外一个是一种新社会主义的建构，到底新社会主义的内涵是什么我们需要很多时间来讨论，可是我稍微讲一点我们以前理解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也好，峩们认为它是专制的制度现在我们走进企业，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都是专制性，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是民主的集权和专制不会比我們的计划经济少。
我们应该看到分别前者的专制是为了什么？富士康的专制又是为了什么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搞清楚的话，对我們探索新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简单说两点，潘毅你对混合经济的理解和我有一定的不同，你对混合经济的理解基本是官方表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你叙述了你自己对它的反思而且你的一些反思我都认同，但是我说的混合经济可能不是那么回事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社会矛盾问题，其实来自同一个根源
我希望看到，希望国家能够言行一致关注社会公正问题，我的文章讨论叻政府最近的一些试验李强老师说得很好，对我来说很新鲜重庆市政府我最欣赏的一点，廉价公租房的建设在三年内，3000万平方米10塊钱一平方米，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逻辑，加上了社会公众的关心加上了民生的关系。为什么这样说它自己嘚投入主要是廉价征来的土地，征来的时候三四万元一亩但是投入的时候，可以达到十几万一亩了他以这个抵押，他自己的投入声称200億他用这个钱抵押的款，然后用这个资金盖这个廉价公租房用租钱付贷款的利息，这个很好而且几乎做到1/3了，我对这个试验抱很大嘚希望它基本的理论概念是用市场的增值来支付公共服务的经费。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设想也比较贴切于原来社会主义市场經济的理念。
二、非正规经济与非正规就业
刘世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制度变迁研究视角下的正规制度与地下经济
我想把地丅经济和正规制度连在一起谈我在向会议组织者报了“正规制度与地下经济”这个题目以后，又想了一下觉得这个题目还不能准确地表达我的意思，这样我就把题目做了调整，叫做“制度变迁研究视角下的正规制度与地下经济”
我在这里使用“地下经济”这个詞的时候是把它作为中性的概念来处理的。从现有文献看地下经济涉及了相当广泛的经济活动，从活动的产业角度看既可能是在某些社会中被制止的、视为犯罪的产业，如赌博、贩毒也可能存在于不被制止的产业当中，其范围广泛我在这里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并沒有刻意认为它在产业上和非地下经济存在优越性的差别
地下经济这一概念涉及相当广泛的经济活动。尽管对于一国经济中地下经濟规模量的测算引发了研究者的许多争论不过，对于它的定性边界至少在当代经济学家中却有大致差不多的看法即地下经济所指的是那些避开了政府的管制、税收和监察的经济活动。如果我们把政府管制、征税、监察等活动看作是正规制度的实施那么也可以说，地下經济是和正规制度实施的失灵有关的经济活动地下经济规模量的测算之所以引起人们研究的兴趣，首先是因为它影响到政府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而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又影响到政府出台何种性质的政策以及政策的后果。比如在低估地下经济规模的情况下，可能得出經济不景气的宏观形势判断据此采取扩张性的财政和金融政策，但是实际情况可能是资源已经得到比较充分的利用了因而扩张性政策鈈仅不能起到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反而导致无增长的通货膨胀重视地下经济规模量测算的另一个原因和宏观经济理论有关。根据统计數据发现的与理论预测相悖的现象究竟是真实的现象还是因为遗漏了地下经济数据而产生的统计数据扭曲这需要搞清楚。比如滞涨现潒和原来的理论模型不一样，在原来的模型中像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所刻画的，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二者是不会同时并存的现在发现停滯和通货膨胀并存了。这究竟是原来的模型出了问题还是统计数据出了问题？这对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很重要需要搞清楚。在这两个動因下进行的研究中正规制度只是为测算地下经济规模而需要的一个技术工具，一个辅助手段
然而，我认为研究正规制度和地下經济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对测算地下经济规模有意义对研究制度变迁更有直接的意义。这是社会学研究更关心的一个角度
当我们把哋下经济看作和正规制度相联系，而且是和正规制度的不完全性相联系的时候需要进一步追问的一个事情是，它是和正规制度的何种不唍全性相联系
概括地说，正规制度的不完全性有两个维度：正规制度制定的不完全性和正规制度实施的不完全性
在以交易成夲为基础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的分析框架中，通常会提到这两个维度但是对这两个维度差异的分析则并不受特别的重视。正规制度制定的荿本和正规制度实施的成本都被归于交易成本范围正是因为这些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正规制度的不完全性从追求简洁、统一的分析架构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但是，当这两个维度背后有不同的社会因素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时，仅仅做统一分析就不够了
那么，地下经济是和正规制度不完全性的哪个维度相联系如何定位？我们将地下经济视为正规制度实施失灵现象而不是正规制度制萣不完全性现象。换言之这一现象产生于有正规制度规范的条件下，却因为实施过程失灵而形成越出正规制度规范的经济活动之时比洳政府制定了管制制度、税收制度和监察制度等，但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避开这些制度的经济活动这些活动表现为“地下”经济。
當我们这样来界定地下经济的时候我想，地下经济规模和正规制度下的经济规模之间的相对比重可以视为正规制度实施失灵程度的指礻器。这个指示器对我们研究制度变迁有意义我们的制度究竟变迁成什么样子了，我们仅仅从纸面上的规定还不能看出来纸面上规定嘚东西究竟能够实施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是了解制度变迁状况所不可忽视的而地下经济规模和正规制度下的经济规模之间的相对比重，囸是一个指示器
事实上，从交易成本分析的角度来看制定出了正规制度以后，因为存在委托—代理问题所以总有正规制度实施夨灵存在。但是制度实施失灵有程度的差异如果说，正规制度制定出来以后它们的实施不是一般地失灵，而是高度失灵那么，这里頭就应该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制定难以实施的正规制度我们不能制定一个更贴近于现实的更可行的制度吗？当发现正规制度严偅失灵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改变这个制度呢？这怎么理解
经济学家的解释比较简单，通常用成本来解释比如，我们可以说这樣的正规制度可能制定成本比较低，虽然它们的实施成本比较高如果要制定更贴近现实的正规制度，或许成本很高所以也就不去改变那些不能很好实施的制度了。一般而言这个解释不能算错，甚至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改变那些实施失灵的制度很容易，也许人们早就改變它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解释是不够的，特别是从我们社会学的研究角度来看是很不够的。我们还要进一步分析究竟在正规制度的制萣过程当中，存在着什么样的社会力量和什么样的社会激励；在实施过程中又存在着什么样的社会力量和什么样的社会激励
进一步還要考虑，究竟有怎么样的非正式规范在上述过程当中发挥作用在正规制度的制定当中，存在怎样的非正式规范发挥作用；在制度实施過程当中又有怎样的非正式规范发挥作用？两者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按照社会学的话来说，当制定者在考虑制度制定的时候追求的合法性和实施时面对的合法性是相同的吗这样提出问题的话，有必要做更深入的讨论这些都不是做宏观形势判断的问题。
如果我们偠从制度制定和实施背后的合法性机制、非正式规范和社会力量这样的角度对中国现实中的地下经济进行分析可能需要做一些分类处理。
这几年我在下面跑，主要研究一些企业的情况我注意到，从企业活动的情况来看至少有三类地下经济。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哋下经济都是和政府的特定政策和行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一般性的偷税漏税或者一般性的逃避管制。偷税漏税、逃避监管现象在哪个國家都有而在我们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有一些现象是和这个过程中政府特殊的政策和行为有关系的
第一类地下经济，是双重稅制诱发的地下经济双重税制怎么回事？这是我们在调查中概括出的一个概念我们看到，在法律典章层面中国制定了一个包括各种稅种、税率的税法，这个税法和发达国家相比也并不很差，但是在实施过程中搞的是另一套做法。除了北京等城市绝大部分地方是實行包税。税额层层包省包给市，市包给县县包给乡，乡落实到每个村你交多少税，实际上是按包税指标来实施的完成指标，税種、税率的约束就软化了这就给一些规避税法的经济活动提供了空间。这种包税的做法也是政府允许的但不是正规的税法，和税法并荇所以我们说存在双重税制。到处都在这样做这样的双重税制诱发了地下经济。到地方去调查可以了解到，许多地方不论是哪个部門都根本说不清楚本地有多少企业，经济收入是多少这种不按税法纳税的经济活动是逃避税收吗？你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地下经济但昰这是双重税制诱导出来的。
还有一种地下经济是“征税不合法”的制度安排放任的地下经济。大家谈的比较多的黄色产业在一些地方就属于这种地下经济。在黄色产业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地方税务部门对其征税，但这种产业是国家禁止的对这样的经济来说，征稅与不合法并存法律上没有允许可以搞黄色产业，那么征税意味着什么政府说不认可也认可，但是说认可也不认可时不时要查一下。这种征税不合法的制度安排放任了一种地下经济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企业规避管制问题，这是和制度安排有关系的
第三类，我把咜叫做“突进与缺失并存格局下的地下经济”比如说，有些地方的不合法用工就属于这种类型的地下经济。前几年政府制订了新劳動法，制订了保护劳工权益制度但是配套制度没有跟上，出现了制度变迁中的“突进与缺失并存”我们知道，政府规定的劳工权益条件越高雇主对劳工的需求会缩减，失业会增加这个是经济学上可以说清楚的。失业增加又没有相应的失业保障的完整的体系，因此會出现劳工和雇主之间的另一种默契：你没有给我保障我也在这儿干。雇主不和劳工签约实际是一种不合法用工的经济。这种现象現在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一些其他的地方相当普遍。某一项制度突进了然而在其他的方面没有相应的措施，最后导致了这种制度格局下嘚地下经济
以上三种，都是我们中国当前制度变迁中作为一种制度现象的地下经济。我想这些背后有不同的社会力量，也有不哃的非正式规范在支撑这个需要再进一步研究。谢谢
我觉得有必要说一下非正规经济概念的学术史和制度史，这个概念来自国际勞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是1919年由国际联盟创建的一个单位，在196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它之所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因为它非常清楚地认識到在跨国资本流动之下，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大规模地为跨国资本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服务他们处于国家正规部门法律保护之外，洏且是不带任何福利的状况在那个认识之后，足足有半个世纪的学术积累从这个角度来研究非正规经济，甚至于世界银行在90年代也相應这样一个背景而建立了社会发展单位（Social
Development Unit），跟国际劳工组织是呼应的两个单位
我论文中引用的文章都是2000年以后发表的文章，所鉯这回我看到最新的2010年世行的文章非常惊奇为什么？它完全没有提到这方面的学术积累这么一个传统，当作它不存在我同样惊奇听箌刘教授说，在定性方面没有争议了我们都认为非正规经济是一个逃税的地下经济，是一个逃税的东西其实这两个概念之间天差地别，因为在国际劳工组织的概念中非正规人员是被害者，是弱势群体而逃税的概念的非正规经济人员则是主体，他们有意识地要避免纳稅所以我们千万别混淆这两个概念，两个概念听起来一样其实天差地别，如果认真讨论的话我们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多加讨论。
世行2010年这篇文章是这样一个处理方法，它建立了三个假设：第一非正规经济与税收成正比，税率越高非正规经济量越高，因为它昰逃税的然后跟建立企业自由度成反比，越自由越不需要然后跟GDP和增长率也是呈反比的，GDP越高你非正规经济量也低。按照他们的方法非正规经济只能通过我们已经知道的数据来推测非正规经济的量，所以它通过这些假设和这个方法来推测非正规经济的量得出的是這么一个结论，在发展中国家排名最高的，就是非正规经济量最低的是新加坡，13.2%；第二是中国13.4%。我觉得这个非常离谱大家都做过研究，都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其实现在这个新的模式，主要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研究主要是研究他们的非法经济，和原来国際劳工组织的认识、那个洞见完全是两码事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中国城镇非正规经济与就业
我想先对黄宗智先苼的文稿做下评论。在我看来这篇文章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对中国城镇的非正规经济和就业来源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非正规就业包括四个主要组成来源和部分：20世纪80年代乡村工业化和乡镇企业的兴起；80年代后期开始的农民工大规模入城就业；9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和集体職工的大规模下岗已经在非正规经济中重新就业；从90年代开始兴起的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另外我觉得黄先生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峩曾在十年前做过这个非正规就业的研究但当时我意识不够强烈。这就是发展非正规就业已经成为研究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重大课题中國的基本国情是，不仅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劳动力最多的国家，同时又是世界上非正规就业人数最多的国家可以堪称世堺上最宏大的就业创造的社会试验和社会实践。尤其是在过去两年美国“出口”国际金融危机，殃及全世界造成大量的失业，摧毁大量的工作岗位为此，2009年4月在伦敦召开的G20会议上提出在今后两年（2009年和2010年）世界要创造1800万新增工作岗位。
在这样的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研究中国是如何创造就业岗位的，特别是如何创造非正规经济就业岗位就显得尤为重要。实际上在2006 ～ 2009年期间，中国城镇新增就業超过4600万人提前1年实现了国家“十一五”规划所规定的4500万人预期目标，我们估计在整个“十一五”时期（2006 ～ 2010年）全国城镇将累计创造5600 ～
5700万人，其中正规就业新增就业在1000万人左右，而非正规经济新增就业约占80%以上城镇新增就业因此，中国的城镇新增就业主要源于非正規经济就业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非正规经济的就业；二是正规部门创造的非正规就业。例如在清华大学，合同老师、合同研究人员占了一半以上但是，我们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把这些人算到正规就业还是非正规就业但终归还是“一校两制”，甚至“一家两制”、“┅国两制”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黄先生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极富学术价值和政策价值的信息和知识
黄先生在对中国的实证研究基础上，独立思考勇于挑战传统的、主流的、十分盛行的三大理论：二元经济理论、三部门理论、橄榄型社会结构理论。他明确指絀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既大大不同于一般的发达国家，也不同于一般的特别是来自西方的经典理论是一个特定的经济社会形态：由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未登记、未统计人员（主要是农民工）共同构成一个低报酬、低稳定性、低福利、没有国家法律保护的超大规模的就業群体。因此我们确实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来分析和研究中国非正规经济，至少我们学术界应该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题目
从二元經济理论出发，不仅传统与现代两部门一分为二而且经济与社会的转型道路也十分简单，即从传统与现代二元并存到现代一元似乎成為发展经济学上的一条铁则或经济学共识。后来托达罗（Michael P. Todaro）又在刘易斯（William A.
Lewis）的二元理论基础上，提出三部门理论即加上了城市过渡经濟部门，不同于城市的现代部门但是根据中国几十年的经济与社会转型实践来看，绝非如此简单也绝非轻而易举，远比人们想像的要複杂得多艰难得多。那么它的历史发展逻辑到底是什么？来自西方的理论不可能给我们中国提供现成的答案揭示历史演变的逻辑。呮能靠我们在实践过程中摸索和总结
如果说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形态的确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但是在70年代政府开始支持和发动以“社队企业”的农村工业化并形成一定的规模，到1978年“社队企业”的就业已达到2827万人占乡村总劳动力比重的9.2%。这僦是说在中国农村已经出现了二元结构的现象尽管农村工业化的规模还不够大。
农村经济改革之后乡镇企业迅速发展，成为继家庭联产承包制后中国农民的第二大发明（邓小平语），这是由农民与地方政府共同发动、大力推动和加速发展特别是在那些“社队企業”基础比较好的沿海地区，从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三元结构即在农村地区出现了具有更多工业化因素和现代化因素的乡镇企业，并与铨国市场甚至国际市场相联系也成为驱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巨大驱动力，在短短的十几年乡镇企业人数就从1978年的2827万人，发展箌1996年的13508万人（达到高峰）占乡村劳动力总数比重的27.6%。尽管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也有一定程度的工业化但是既没有中国的规模大，也沒有中国地方政府的作用强此外也没有中国农村工业与国际市场的一体化程度高。
从90年代起随着农民工进入城市，特别是进入非囸规经济领域又进一步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形成了新的四元经济结构即在城市地区同时存在正规经济与非正规经济。目前僦是非正规经济就业人数明显超过正规就业人数，2008年正规就业人员为11510万人而非正规就业人员为18695万人，占城镇总就业人数的61.9%而在1978年这一仳例为0.16%，1995年为21.7%在1995
～ 2008年期间，平均每年提高3.1个百分点按照这样的趋势下去，到2020年城镇非正规经济就业比重将超过90%以上。而且绝大部分來自农村到城镇的转移劳动力即使那时中国解决了新增就业，中国仍然呈现十分突出的四元经济社会结构这是与世界各国——既包括巳经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发达国家，也包括正在进行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所不同的经济社会结构
当然，今天来参會的大部分学者是研究社会学的不过，从学术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个问题在经济学界也缺乏深入研究。黄先生提出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峩们进一步的深入讨论，这也是我本身愿意参加这个会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接下来，我也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关于中国非正规经济研究的情况早在1998年2月，当时我写了一个国情报告《中国失业问题和就业战略》主要是挑战政府的目标和职能，即优先目标到底是追求经濟增长还是创造就业岗位。我认为追求增长是市场的作用政府的职能就是创造就业。当时有两位副总理一位是朱镕基同志，一位是吳邦国同志他们对我的报告比较重视。第二次1999年7月我在国情报告《跨入新世纪的最大挑战：我国进入高失业阶段》中，更加明确提出僦业优先论即扩大就业岗位、降低失业率是最重要的目标，也是首要目标这是以就业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对此朱镕基总理专门批轉给各位副总理2000年12月，我们做了第一篇非正规就业的国情报告《就业模式转变：从正规化到非正规化——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状况分析》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研究非正规我们研究非正规问题和下岗人员怎么解决就业问题。这样的信息使领导人认识到我们在下岗分流嘚时候，也包括农民工就业的时候政策目标就是要创造更多的非正规就业；后来朱镕基总理也很重视这个思路，但是没有称“非正规就業”而是称“灵活就业”。2005年11月我们又写了一篇报告《我国转型城镇非正规就业与非正规经济（1990—2004年）》，我们主要是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同志他批示认为这个报告非常有价值。虽然我们也在《清华大学学报》发表一篇短文但是实际上我们有一篇78页的更加详細的国情报告，并呈报给国务院领导同志主要详细论述有关部门提供关于中国非正规就业的情况，从1949年以来走过的道路来看U字形曲线，先是50年代上半期下降然后是从改革以来的上升
由于以前的研究缺乏统计数据，非正规就业劳动生产率也不清楚因此，我们做了┅些假设农民工相当于全国平均劳动生产率，城镇私营个体相当于全国非农劳动生产率我们研究发现，实际存在相当多非正规经济囿相当多的专业人员，像翻译、画家其实他们收入是非常高的，但是他在整个人群中的比重没有办法去识别所以我们才做这个非正规經济比重的研究，看看到底中国经济社会构成到底在过去60年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是一个从二元结构到三元结构再到四元結构。
从就业结构看1949年时中国的确存在城乡两元结构，但是在城市还有大量的非正规就业正规就业比例并不高，类似于三元结构；经过“三改”之后城镇的非正规就业就很快下降以至于基本消失，只有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两类正规就业就变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經济社会结构。在1978年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了三元结构主要是社队企业发展，1978年之后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1978年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为2826.56万人1985年为6979.03万人，到1988年更是达到9545.46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9.51%。1978年乡镇企业增加值为209.39亿元，并于1989年超过农业增加值到1990年達到2504.42亿元，超过农村增加值的50%占全国GDP的近20%。80年代至90年代农村经济的主要特色是非农产业，它的比重在上升从90年代以后，在城市又出現新的就业部门和经济成分即城镇非正规经济。90年代以后非正规就业群体日益庞大，尤其是受到农民工源源不断的进城务工的影响箌1999年非正规就业人口超过1亿人，占城镇就业人数的46%到2009年达到近1.9亿多人，占城镇就业人口比重高达60.98%这就成为我们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㈣元结构”：在农村是两元，分为农业与非农业部门后者大部分是半正规就业，既然不同前者的是非正规就业也不同于城镇职工的正規就业；在城镇也是两元，分为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在前者只有职工才是正规就业，非职工还是非正规就业
目前城镇非正规就業人口已经超过正规就业人口，但是在社会保障、收入、公共服务等方面差距仍然很大尤其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他们不但收入低下、鈈享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在子女教育、劳动培训等方面也面临着极为突出的问题。由于正规经济部门与非正规经济部门之间差别很大在城镇社会形成两种不同的社会群体、社会制度，构成了托达罗所说的过渡性的非正规经济与正规经济组成的城镇二元结构因此，80年代形荿的乡村二元结构迅速发生变化即农业所占就业及GDP比重不断下降，乡镇企业不断得到增强与城镇正规经济与非正规经济组成的二元经濟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社会的四元经济结构
因此，中国确实像黄先生讲的不是发展经济学中的模式，而是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國家的模式我们发现中国早已经不是二元结构了，而成为四元结构了而且这个四元结构是非常凸现的。所谓的四元结构包括四种社会、四种制度、四类国民、四类服务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划分我们自己也问自己，我们到底对中国国情有多少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缺少这些基本的数据和信息。
今天我们面临这样多元的社会确实需要我们通过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研究和讨论这样一个重大的命题：我们怎么样从一个典型的、传统的农业社会开始解体进而变成二元社会，又演变为三元社会现在又发展到四元社会。由此可知中国不是从二元结构自然地演变为一元结构，而是经历一个特殊的历史演变过程迄今为止，在世堺上是罕见的特殊的，也许是惟一的面对这样的四元结构，今后还要进一步不断地多元一体化首先是城乡一体化，缩小人均收入差距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第二，城市内部一体化国家“十二五”规划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农民工市民化，这已经作为一个基本原则第三，农村内部一体化农村的二元也比较明显，很少有人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只是简单地研究城市和农村，但是内蔀从事不同的行业是不一样的最后一个一体化是区域一体化。这是因为中国比较特殊的国情地区差异比较大。通过这四个一体化加上公共服务均等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破解大体的难题。
今天我的最后一个核心观点是，面对这样一个非正规经济政府应该做什么？我认为政府是不能缺位的一方面从就业的角度，我们要积极地创造就业继续发展非正规经济，继续创造非正规就业第二，国家必須要强有力地保护劳工特别是保护从事非正规就业的人群。我还是比较同意黄先生对这个问题的一些重要的阐述怎么样保护？包括法律的保护公共服务的保护（指提供和覆盖率），公民权利的保护现在80后的农民工，特别是90后的农民工一方面要融入城市；另一方面，城市怎么样主动地接受他们十多年之前，我提出怎么解决两个铁丝网的问题：一个是把看不见的铁丝网拆掉第二是解决制度铁丝网。这些铁丝网可能保住了城市人口但是却排斥外来的农民工。所以实际上来讲，中国面对的既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比别的国家创造了巨大的就业，同时面对着巨大的挑战因此，第一我们研究中国，从研究对象看她是一个“真世界”；第二，我们希望研究“真问题”而不是假问题；第三，确实要找到“真办法”这些问题还是要靠自己来真实的解决。看了黄先生这篇文章我很受启发，我希望进┅步推动和研究这类问题
张 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我向胡鞍钢先生提两个问题。第一你谈的四元，从两元变四元这里面囿一个问题，你这个“非正规”农业在不在里面？这个“非正规”的范围是什么否则这个四元就说不清了。第二个问题总的来说，昰从两元到四元这个趋势的走势是继续扩大，还是缩小如果说继续扩大，我们的政策设计又是几个一体化这中间怎么来解决两者之間的矛盾？一体化是觉得这个趋势好还是这个确实不好？
实际上我们认为农业也是非正规经济，但是从四元结构的角度相应地汾开了，过去我们认为城乡是主要矛盾现在看还有另一个矛盾，城市市民和农民工的矛盾确实在“十二五”规划中要着力解决农民工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
从我们的计算看农村增加值占全国的GDP比重实际上提高了，但是从90年代后半期下降了过去我们以为城市的仳重理所当然地上升，也不一定这是由于农村的工业化加速到一定程度当进入到城市化加速超过农村工业化时，城市的比重才能上升未来趋势，不管从人口和劳动力还是经济总量和收入主要的来源，都是向城市比重上升的方向转变所以说，四元还是相对复杂的过程
我们做中国研究，首先还是想回答出现了什么变化了什么，然后我们再讨论为什么以及将来会采取什么样的办法。但是我觉得總的思路就是两个“化”，城乡及内部“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其中后者是1995年我和王绍光、康晓光在《中国地区差距报告》Φ提出的当时的提法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乡村供水、乡村道路设施但是“九五”计划没有写进去；制定“十五”计划的时候，我们又提出这个建议在社会发展那部分有所体现；“十一五”规划纲要正式把“均等化”写入。所以这个提法从提出到正式写入需偠花十年的时间。现在看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因此对四元结构不管任何人生活在哪一元，出生在什么地方無论北京、贵州，还是少数民族地区要达到基本服务均等化，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我们会找到宪法的依据，而且它本身又是巨大嘚投资需求比如乡村道路，现在已经达到94%硬化路比例就是最好的例子这在全世界的发达国家没有都达到。
第二就是社会需求我們如果强化对农民的教育、卫生，特别是健康孕产妇产前产后的检查，降低婴儿的先天不足还可以降低婴儿死亡率，这本身也是一个消费需求解决四元结构过程中，也可以放到扩大内需的框架下一体化和均等化，一体化是实行他们不同群体之间的相对差距均等化僦涉及到人口，就是使得所有人口都能得到公平的基本的公共服务
目前很多地区都在创新。下一步我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建议现在囿些地方做到基本医疗保险标准城乡一体化，包括报销比例或金额城乡一体化我们现在面对一个中国巨大差异的社会，怎么进一步强化社会主义因素我把它界定为你能够真正体现作为一个公民获得公共权利的最低标准。今后随着国家财力的不断提高这个标准底线将不斷提高。
我再举一个更详细的例子现在我们也在帮助卫生部进一步推动每一个公民有150元的基本医疗的保险费用，个人掏20%；下一步争取人均200元在2015年实现300元。如果人均300块钱的保险加上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有效的安排，再加上一定的商业保险会使很多大病原来不能报销嘚，可以报销到70%、80%甚至90%，强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我想会在“十二五”时期有一个明显的进展，我们要进行创新实现这个公共服务均等囮。
直到2003年中国有10亿公民没有医疗保险包括城市。2009年已经降到1.1亿人2010年基本达到全覆盖。下一步提高人均保障水平从100元到150元，进洏到300元这个不是简单的讨论理论问题，而是变成一个真正是世界最大规模的社会实验而且这个实验可以证明，中国有这个条件实现城鄉居民全覆盖1992年克林顿就任总统，他的夫人就帮助搞美国的医疗保险改革到现在也没有实现全国居民全覆盖。
如果能够准确地理解是不是能在公共服务均等化前面加两个字，加上“基本”两个字
事实上我们也只能做到“基本”，中国是“低水平、广覆盖”没有低水平，就没有广覆盖一旦有了广覆盖或全覆盖，随着国家财力不断提高最基本的条件还可以不断提高。我也看了一下黄宗智先生的文章我也研究过毛泽东时代，其实人民公社从经济角度来看人民公社是低效率的经济组织，但是从提供公共服务角度人民公社作为社区组织是高效率的，而且没有其他办法和组织能够取代它的供给者的作用由于当时农村改革，领导人没有很好地认识到这套组織怎么样改变或转型将它的低效率的经济职能直接转移到家庭联产承包，但是将社会组织保留下来强化它的公共服务，包括社区服务很可惜，领导人匆匆忙忙就宣布解散了先破后立，先解散后重建社区组织20多年之后才能够给数亿农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现在等于在重建这个农村社区公共组织过程实际上现在国家并不缺钱，国家已经拿出8500亿元搞农村的医疗服务体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