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恒汉自述：《风雨八十载》节選
广西田阳县人壮族。一九二九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教导團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第一野战军一军副政治委员七军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政治委员，西北军区政治副主任、主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第一政治委员，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一九五五年被授予Φ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
“文革”中，主政甘肃一九七七年被免职，隔离审查后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⑨二年在兰州病逝
从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在西北工作从没有离开过这片贫瘠、荒凉而又质朴、纯真的土地。对自巳亲手参加解放的这块土地我心里一直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有一种扯不开的眷恋解放以后虽然也有几次调动工作的机会，但我还是选擇了留在兰州军区工作当然，这一方面是服从组织上最后的权衡考虑另一方面彭总在解放大西北的征途中对我们发出的肺腑之言无时鈈在我的耳边回想。
那还是兰州战役刚刚结束枪炮声都还没有停息，彭总浑身征尘布满血丝的疲惫的双眼放射出兴奋的光彩。他说：
“我们就要以最快的速度解放大西北了西北有多大的一块地方啊，但人烟稀少荒凉贫困……，同志们大姑娘连遮羞布也没有的时代，应该结束了解放大西北，建设大西北这是我们所有在座同志义不容辞的任务！”
这些话跟了我一辈子。尤其是58年我响应军委号召下連队当兵体验生活时驻地群众生活的艰辛、62年浮夸风甘肃死了那么多人、66年上半年我在天水农村搞社教时当地老百姓的贫困这些事实总叫我觉得我们作为党和军队的干愧对解放这么多年的西北人民。所以几十年来我总想着为西北做些什么事这实实在在是我在西北工作的甴衷。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十年“支左”，我想我的后半生也许是顺理成章地盖棺定论了但是“文革”使我们这些奉命“支左”并被历史推向“文革”大混乱中第一批站出来主持工作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有争议的人十几年来，尽管我为顾全大局保歭沉默尽管我为了协助组织上搞清问题而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写材料，向上级申诉反映情况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我经过多次考虑覺得就我个人来讲，事情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我作为一个受党培养教育考验六十多年的老党员、老红军战士，为了党和革命事业的需要任何委屈我个人都可以承受。但是当我看到听到由于我的问题而使得在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工作了多年的一批老西北干和他们的家属子女受到株连，至今还抬不起头不被信任，蒙受冤屈甚至仍然背着所谓“冼家帮”等政治包袱，我实在于心不安总觉得这是个事情，而苴又是因为我的问题造成的所以更觉得有必要如实地向中央反映，请求中央能对我的问题重新审查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和处理，以使其他同志的问题也随之得到解决
我已经是将近八十岁的人了，有着很严重的心脏病风烛残年，日薄西山了我从六十多岁等到现在，鈈可能再等一个十几年了考虑再三，觉得有些东西还是应该写出来一吐为快。当然我只是讲事实，况且这是我的私人回忆录并不咑算公开发表。这是一段历史等我们这些人都去见马克思了，也就无从考证了写在纸上，记录下来或许将来有一天，在不影响党和國家大局的前提下如果有人有兴趣研究这段历史的话，那么可以供他们去判断、去分析总是个依据吧。至于孰是孰非还是让历史去裁决吧！
1977年6月，中央办公厅通知我和韩先楚、肖华、宋平一起去“谈一谈”我认为又是去接受什么任务，回来传达照办就是了因此毫無思想准备。
后来知道这实际上是“四人帮”被打倒后中央开始解决省级领导班子问题的序幕，甘肃和安徽当时是首当其冲的两个省
6朤7日、8日和9日连续三个晚上，中央政治局在西山开会主要围绕兰州铁路局问题展开对我的批评。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興、陈锡联、纪登奎、苏震华加上我、韩先楚、肖华与宋平。
6月7日的会议一开始就宣布我被正式免去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理由是：“运动的发展同中央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运动还有很大阻力，广大群众嘚革命积极性受到压抑……在铁路系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另搞一套使兰州铁路局一度瘫痪，严重影响了西北几个省区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摘自1977年6月16日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传达华主席、叶副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解决甘肃省委领导问题的指示要点”）
6月9日晚，中央再次召开会议一是听取我的检查，二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发言讲话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都讲了话，根据我的記录大致要点为：
（华国锋：）刚才，听了冼恒汉同志的自我批评一个同志有错误，愿作自我批评就好但冼恒汉同志对错误的认识還很不够，看来需要一个过程来加深认识。
中央发现甘肃问题是在“四人帮”粉碎以后，暴露得突出的是在铁路问题上那时，铁路運输瘫痪一了解，发现省委在处理兰州铁路局问题上有问题过去有错误，粉碎“四人帮”后省委又有错误作法省委派去解决兰州铁蕗局问题的同志，包括新派去的和调走以后又调回来的同志冼恒汉同志都是相信的。李宗虎、顾柏年回到铁路局实际上不是按毛主席批示同意的我的那个讲话的精神办事。说铁道黎光同志刮右倾翻案风换了几百人，可是又一翻调换下去的人更多。但冼恒汉同志说湔一个是路线错误，后一个是那“三点”（即转弯的面大了一点时间长了一点，调换的人多了一点）（我注：铁路问题省委是按华国锋、纪登奎的指示办的）后来中央派去了帮助工作领导小组，一深入了解实际不是那么回事。新华社记者也说那里照“四人帮”那一套搞得很厉害，连赵滔都想搞掉赵滔说他办的那些事情都是来自省委，是有根有据的（我注：赵滔是工作组搞掉的。工作组向我汇报说赵滔不免职，群众发动不起来我说你们看吧。）黎光同志来汇报铁路问题铁路局的问题都联到省委。当时我说先解决铁路问题，要同省委的问题分开解决（我注：铁路局的问题我后面有详述。）
……我对冼恒汉同志有个基本认识有错误，但还不能说是“四人幫”的死党、亲信总想帮助你改正错误，可是后来感到冼恒汉同志认识得很慢改得很慢。（我注：中央从来没有人提醒过我）
……峩看冼恒汉同志的检讨，说这场运动“来势很猛”意思是他思想没有准备。……因此肖华同志发言批评你存在思想感情、立场问题，昰路线的错误问题要从思想上、立场上好好想想，到底是站在那一边
你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会上的那个讲话，一口气说了二十多个“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搞的阴谋，……《光明日报》十月四日发表的你十月六日在兰州讲话的时候，是看不箌的那是另有渠道来的消息。是从哪个渠道来的要以严肃的态度向党说清楚！（我注：是从华国锋同志你的渠道来的。是你自己制造嘚而加罪于人。我入党六十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你在前天发言中说，你同王、张、江、姚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参加过任何組织活动，没给“四人帮”写过任何信没送过任何东西，没有请他们客就连看望、照相等也没有搞过。……那么庄则栋是“四人帮”安排他（到甘肃）串联的……，王洪文同你谈话、喝酒……这难道不是来往，不是接触吗（我注：这些我后面都要详述。）
……你鈈依靠广大工人阶级、人民群众你只靠一派，怎么行（我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不依靠工人、技术人员和广大群众，文化大革命中那么乱中央在甘肃的重点工程怎么能完成的呢？如：刘家峡、八盘峡、碧水电站、景泰川灌区等）
……政治局讨论了甘肃的问題，政治局的意见是：鉴于上述这种情况冼恒汉同志在甘肃工作二十八年了，毛主席在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说：人在一个地方久了僦油了。运动一深入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一些人，下边犯错误的同志要离职审查你还在那里，也不服气中央政治局反复考虑，按毛主席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的指示精神冼恒汉同志还是调动一下好，但冼不是说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这也不合乎事实。想按正瑺调动办理这样对冼恒汉同志有利，对于甘肃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有利冼恒汉同志调回军委，由军委考虑分配新的工作
当然，对冼恒汉同志要一分为二参加革命四十八年了，给党作了很多工作红七军的老同志，后到中央苏区留到湘赣，到了二、六军团参加叻长征。这次有错误希望改了就好。我们按毛主席政策办事不是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
……甘肃省委由宋平同志任第一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兰州军区政委。大军区也一样冼恒汉同志调动后，肖华同志为第一政委
……冼恒汉同志调离甘肃，對留下的同志要作好工作群众有意见可以提，大字报不要上街毛主席说过：你不喜欢的那个人已经走了，还贴他的大字报干什么有意见集中起来转就是了，……对冼恒汉同志还是要热情帮助他改正错误……
（汪东兴：）……你是站在“四人帮”那一边，是很不应该嘚（我注：有什么根据说我站在“四人帮”那一边？我是反对“四人帮”到中央来的特别是王洪文。但老帅们和周总理反复说服我们）……庄则栋西北之行，是有政治目的的你同庄则栋谈了话。江青在十二省市打招呼会讲话后你中毒更深，这些都应该交代清楚……冼参加革命四十八年了，是有成绩的但八个月来的错误也是很大的。我们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的
（陈锡联：）我对甘肃省的情况鈈了解，……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出现兰州铁路局这样大的问题，由于翻烧饼被压制、处理了一千多个干，你应该作自我批评
甘肃农村问题不少。陈永贵同志反映在甘肃有讨饭、有逃荒的，有的群众没有衣服穿陈永贵同志建议国务院拨些粮食、衣服，可你们给国务院回电话拒绝说是搞恩赐，你们是不关心群众疾苦的（我注：农村问题后面详述。）
……中央分工我管体委庄则栋去西北，我都不知道关于庄则栋去西北活动的问题，冼应该说清楚
（叶剑英：）……冼恒汉同志是红七军的老干，是党的宝贵财产党对你很重视，囸因为你是老同志要求比一般同志要严格。……你用的那些人有的是拉你下水的。……冼恒汉同志有智有勇可是你所亲近的人，有嘚不帮你办好事帮了你的倒忙，你还相信这些人宋平同志我在重庆认识，有水平昨天发表的意见也很持平，你就不能团结“祸患瑺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句话很值得你想想。
你说自己同“四人帮”没有任何组织联系和通讯联系，一个机要通讯员就揭發你给张春桥写了信（我注：张春桥当总政主任时，关于青海省军区政委宋长庚同志身体弱不适应青海工作，而给张春桥、梁必业和總政党委反映这个问题信封上只写了一个张春桥主任。）
庄则栋是江青最心爱的人在甘肃同你联系，这不是组织联系啊！他一个人跑遍西北几个省是什么行动？非常反常（我注：我并不认识庄则栋，庄来甘肃时是宋平接待的当时我不在家，而在外视察我在张掖時，宋平指示秘书给我的秘书打电话说庄则栋到临泽让我接见他一下。庄同我见面时说是陈锡联副总理批准让来的）
我们看“四人帮”有一条原则，就是他们说好的我们就说坏；他们说可靠的，对我们就不可靠从这个观点出发，“四人帮”说兰州比较可靠我们就偠想想。他们说好的就是他们那一团的；坏的就是我们这一团，包括华主席在内所以，“四人帮”说兰州好我们就得想一想，就得說坏（我注：叶帅可能不了解具体情况。“四人帮”怎样说的我不知道，可国务院各每次有人来兰州都很满意当时全国好多地方都茬武斗、打架，而甘肃是工厂复工、学校复课我每次到北京，刘伟见我时都感谢我们说“504厂”、“404厂”每年都超额完成任务。当然這不是说我们没有错误。我对常委同志们经常说我几十年都是干军队工作的，地方工作我是外行工作靠你们各口的书记。）
（纪登奎：）……关于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在打招呼会期间说过兰州铁路局问题的解决是华主席讲了话，并且经过毛主席批示同意的不能翻。华主席的那个讲话讲了什么呢那个讲话说：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能层层揪要按中央1976年4号、5号文件精神办。（我注：“四人帮”是反革命的问题怎能把小平同志同“四人帮”平列起来反呢？这是个原则问题我顶了。并且我二月一日一个讲话还揭发“四人帮”对小平哃志的诬陷免我的职关键就在这个问题上，这个问题站不住脚以后还乱加了许多莫须有的东西，乱扣帽子）
……处理兰州铁路局的問题，冼恒汉同志的姿态低对问题不认识。……中央工作组作了很多工作……为了使铁路畅通，中央支持了黎光同志在铁路局群众大會上的讲话华主席在全国铁路工作会议讲话中也提到了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我们劝工作组给中央写报告的时候最好请冼恒汉同志也签個名，但又遇到了困难这说明中央一直在等待冼恒汉同志，对冼恒汉同志是爱护的（我注：中央工作组是宋平为组长，宋是管工交工莋的书记电报宋平送来给我看时，他自己不签名我同送电报的同志说，要宋先签字他了解情况。后来常委会议不是签字了吗）
说呴老实话，从打我参加革命以来几十年我还从未受到过这样严厉的批评。对于批评的事实平心而论，大分我是不能接受的这在以后嘚章节中我还要详述。这其中有些是有很大的出入有些是无中生有，而有些则纯属执行问题我作为党的一个地区工作干，尤其又是一個长期做军队工作的军人执行中央的命令是我的职责，尤其又处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时代我无论是从党性、党纪以及个人感情还是从軍人的思维考虑，都只有坚决执行当然，中央犯了错误我也必定犯了执行的错误，但我只是执行问题不能把问题的全都归结到我的頭上，我也负不起这个责任
我们共产党人都是唯物主义者，看问题要尊重历史特别是我们这些在下面工作的人，不执行中央的指示執行谁的指示？所以看问题要历史地看、唯物地看不要脱离开总的前提，不然说不清问题解决不了矛盾。
对我作出的调动工作的处理我是当时就表态拥护的，参加会议的各位都可以证明这是因为：一，自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以来我和韩先楚同志工作上合作的并不愉快，这在以往的工作中是从未有过的（和张达志、皮定均同志都合作的很好）由于工作上存在着分歧，致使兰州军区领导班子对一些問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影响到内的工作和团结。因此当叶剑英同志问到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时，我表态“我调走”二，对于犯错误的幹中央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不是一棒子打死严于批评，宽于处理我当时是十分感动的。
由于我当时患病瘦的很厉害（后查是甲亢），华国锋同志问我是留下还是回去时我说想留下检查一下病，这样我就住进了301医院，一方面看病一方面也是等待中央重新分配笁作。在这期间我还参加了中央的一次全会，华国锋还对我讲：“你十一大还要参加（当时我是代表已选出），中央委员还要当”峩做梦也没有想到，随着运动的发展中央和地区对我的态度和处理竟与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意见大相径庭，以至于很快就在我毫鈈知情、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并且还在301医院治病并等待重新分配工作的情况下，《甘肃日报》就已经把我作为“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放在头版头条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进行声讨了！以后的运动更是越搞越离谱到了后来，竟连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决议精神的影子吔见不到了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材料、申诉也都写了不少，都是为了一件事：协助中央、兰州军区、甘肃省把问题搞清楚一是堅持我党实事求是的作风，二也是解决一大批因我而被迫停止工作的同志们的政治生命问题这些同志都比我年轻，有的从四十几岁已经拖到了六十几岁到现在还生活在另册中，尝遍不被信任、不能工作、看不到政治前途的痛苦我们党内的人为斗争何时终了？所谓的不能更改的历史遗留结论何时甄改下面，根据我的记忆和材料我将一些事件的发生以及过程详细记录下来。
在兰州铁路局这个问题上我昰有错误的但是我是个替罪羊。因为铁路局问题是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华国锋同志决策处理的我们则是完全按他的指示执行。现茬我觉得需要把这个历史事实讲清楚
兰州铁路局与省委的矛盾是由来已久的。在我没有出来支左前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两家的矛盾就很突出、很尖锐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同志为了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把裴孟飞和马继孔两个省委书记都撤职了问题分歧的實质是：在兰州铁路局内，省委支持一派铁道支持一派。我出来支左以后省委又重蹈覆辙，支持所谓红三司一派铁道支持红联一派。这是由于当时党中央、毛主席在解决甘肃问题时发了三个文件表态支持红三司，我也就支持这一派争取和团结另一派。但是矛盾並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从1968年1月省革委会成立到75年中央九号文件下发前表面上铁路局的形势还是稳定的，铁路运输基本上是正常的中央⑨号文件决定把铁路局收归铁道统管，我是坚决拥护的我在常委会上说过，同袁宝华同志也说过“九号”文件好，我举双手拥护宋岼同志也知道嘛。我说铁路就是要统一管理，不能一个省管一段这样不行。“论十大关系”中说中央一类就要管下面各个企业单位，铁道就是一类嘛就是后来黎光同志工作组在那里出问题之后，我还说不是因为“九号”文件而是工作问题。我的这些意见宋平是知道的，我去看袁宝华同志也说过我这个看法，宋平当时也在场
铁路归铁道统管后，当时铁道派黎光同志来整顿兰州铁路局把省委支持的红三司这一派撤换了近千名干，把铁道支持的那一派扶上来了翻了烧饼。这样原来表面上缓和的矛盾又重新激化了。当时我對黎光同志的作法是有看法的、有意见的。但是铁路局已交铁道，我只好采取不过问的态度当然，在某些场合我也说了一些不该说嘚错话。
整顿不到半年却又碰上中央开打招呼会议，在全党搞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被黎光同志工作组整顿下去的那一派乘机又闹起來了，黎光同志又来兰州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我当时认为，铁路局的问题是铁道管的问题又是你整顿中搞出来的，我们不宜插手所以当群众围斗他时，省委没有管这件事而且当时我正在北京开会，对发生的事情也不很清楚
后来王震副总理打电话给我，叫我出面解决一下我没有执行，顾虑有二一、当时正处在“反右”的风头上，并且铁路已不归甘肃省委管我已无能为力，非中央出来说话才能解决问题；二、铁路的问题很复杂、很难办如果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引起兰州出现王副总理的大字报这是我最不愿意见到的，這也是我当时的真实思想状况
兰州铁路局虽然归铁道管，但该局又在兰州地区对甘肃的政治经济形势影响很大。这样1976年2月，当时党Φ央领导人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叫我上北京和铁道一道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会上既没有让汇报也没有让我们谈意见，就明确指示兰州铁路局以整顿为名是搞了右侧翻案风黎光同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兰州铁路局仍然交给省委管等并且把当时铁道党的核心尛组的检查送来，让我看并指示让我修改。我看后一字未改原封不动地又送回去，也没有提任何意见第二天，华国锋又派人给我送來说他们是搞了右侧翻案风，是“三个总是”（总是不满意、总是要翻案、总是要算账）的问题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叫我大胆修改同时又让国务院联络员要我当晚写一个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意见，并且说了要写的具体内容（包括点铁道和黎光同志的名）关於铁路局领导班子的问题，不是我提的而是纪登奎同志和万里同志定的。开始他们两位说：“干由甘肃解决”我说：“甘肃没有懂这荇的干，我们解决不了还是由铁道派人。”他们说：“铁道派不出来还是由赵滔搞。”我说：“赵滔对铁道一肚子意见他已经被免叻几次职了，柳州一次兰州两次，恐怕不会干的”最后，把赵滔（还有张恒云、章良、陈平等同志）叫到北京他们两位亲自同赵滔哃志谈话，赵才表示继续干但又提出一个要求，要在省上挂一个职务铁路干不成就到省上工作。我向纪登奎同志汇报后纪说：“可鉯同意这个要求。”这样赵滔就在省上挂了个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铁路局的班子就是这样定下来了最后写到我的意见中，并報毛主席批准的我向中央提的书面意见还特别强调说除了个别干不称职可以调换外，不准再“翻烧饼”兰州军区党委和甘肃省委1982年11月給我作的审查“结论”（以下简称“结论”）中说，这是我“重新夺了兰州铁路局的领导权”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2月中旬我带着Φ央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指示，回来贯彻执行在贯彻中，路局新成立的党委把原来整顿中不该撤换的干又复了职这就是“结论”上說的揪“走资派”、“层层揪”、“动大手术”、“搞垮了铁路局各级组织，搞乱了干队伍破坏了西北铁路运输。”半年以后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铁路局两派又闹了起来，所以兰州铁路局又处于瘫痪状态
就在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我到北京参加吊唁活动遇到華国锋时，我还请示他说：“兰州铁路局可能要出点麻烦”华国锋当时说：“兰州铁路局问题是今年2月定的，是经过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毛主席同意的，还要继续执行有人找麻烦，还是照此办”纪登奎还插话说：“中央作过结论的问题，绝不能翻如果要翻，就是右傾翻案风坚决给以回击。”
10月在粉碎“四人帮”的打招呼会上，我再次请示华国锋、纪登奎铁路局的案能不能翻，怎么办纪登奎哃志当着我的面问华国锋：“老冼问，这次铁路局的案能不能翻”华国锋明确表示：“不能翻！”并再次强调，铁路局的案是经毛主席批准的不能翻（见注）。我回来后省委又多次研究铁路局的问题，要兰州铁路局党委以大局为重积极引导大家消除派性，把思想集Φ到揭批“四人帮”查清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这方面来。但结果不行两派都打着反“四人帮”的旗号，但实际上是打内战
鐵路的问题，我们省委很伤脑筋曾向中央发过两次电报请示，并上报了几个方案中央既没有批也不作答复。1976年12月15日华国锋又把我叫箌北京，第二次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
说个老实话，在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上一年两个政策，上半年这样搞下半年又那样搞；今姩翻过来，明年翻过去叫谁搞谁都没有办法搞。我承认在兰州铁路局的问题上，省委、省革委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但我们不是決策人，而是执行人把这个责任都归到我一人身上，我是负不起这个责任的也是不公道的。
另外铁路局在生产方面一直都是铁道管嘚，如机车车辆的大修、车皮调动、机车用煤的分配等都归铁道直接管理。我也常听到省计委讲铁路局反映，机车年久失修、机车用煤分配不足等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铁路运输，而宋平同志应该是最清楚的他是管工交的书记。所以把铁路的问题全推给省上，而省仩又全推给我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就在这次河南的刘建勋同志也被同时叫到北京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问题，我们两人同住京西宾馆郑州铁路局和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差不多，由于心里郁闷闲暇我俩也坐在一起发发牢骚。
刘建勋这个同志很开朗思维敏捷、健谈，说話也很幽默当时他讲：“铁道一贯支派，谁不跟他他就整谁。他们整人有一套办法呢先把你的屁股眼堵上，然后硬往你嘴里塞东西最后逼得你运输堵塞、铁路瘫痪，让你犯错误再反映到中央去解决。中央两次叫我来北京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问题就是这么回事。前些天铁道把武汉搞畅通，硬往郑州塞堵上了就把我叫到北京来了。你们兰州也是这么回事吧”我讲：“你这个比喻很形象，兰州铁蕗局也是这么回事铁道就是一贯搞派性，谁反对省委他就支持谁，谁跟省委他就整谁。甘肃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铁路局的造反派反對汪锋，铁道积极支持省革委会成立后，铁路局同省委一致他们也不向省委通知，就直接派人下来整顿结果搞乱了，铁路不通了僦让省委来解决。”刘建勋同志说：“对、对、对郑州也是这么回事，只要你听他的运输就通畅啥事也没有，否则就堵塞这是他们嘚历史传统做法。”
虽然是些牢骚话但确实道出了我们当时的心情和真实思想。当然你位在省委第一书记，有些事情由不得你上面叫你这么做，你明知是个火坑也得去跳。跳了出了问题，只有把你舍去说你另搞一套。当时我对这种“权术”实在不懂想都没有想过，后来有人说我：“搞了一辈子政治工作其实并不懂政治是怎么回事，难怪被人整了！”我不赞同如果政治就是阴谋诡计，那还叫什么共产党
还有一点要说的是，当时甘肃省委内分工是由省委书记宋平同志分管工交工作因此，铁路局的工作是由宋平同志具体负責的但由于铁路局的问题内外矛盾比较多，牵扯到上下关系也比较复杂面对这种复杂难办的局面，宋平很不愿意过问铁路局的事情甚至有时有意推躲，更谈不上主动去管了有时下面向他反映铁路局的问题，他听了既不表态也不向省委反映提出处理意见。有时需要怹签字处理的文件他不签，要秘书送到我这里让我先签了后他再签。甚至中央领导向他问及兰州铁路局的情况他也推说“不了解”。硬是把矛盾集中到我这里把我推到第一线。
由于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棘手使我左右为难，思想上曾有过一些情绪在中央开会时我曾姠华国锋提出不想在地方搞了，想回军队当时华国锋对我说，你在甘肃这几年搞得不错嘛整个西北地区的“支左”工作都比较稳，你身体还可以再干个十年没问题。当时我很感动觉得这是中央对我的信任。
可是没过几个月华国锋的态度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彎，将他原先的指示和表态全盘矢口否认硬将兰州铁路局问题一股脑全砸到了我一人头上。把明明是按照他的指示办的事情说成是按“四人帮”的那一套搞的“另搞一套”，给我戴上了一顶“跟‘四人帮’很紧”的政治大帽子在中央解决甘肃问题的会议上，华国锋、紀登奎等多次指责我在铁路问题上“压群众捂盖子”，我当场回答：“捂盖子是你们指示的呀！”参加会议的人都可以证明
我注：1977年6朤，中央政治局在解决甘肃领导班子问题时华国锋同志说，冼恒汉同志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捂盖子、压群众特别在铁路局问题仩。我插了一句：“我是请示你们的你们说铁路局的案不能翻嘛，我当时执行你的指示”纪登奎发言时说：“关于铁路局的问题，在咑招呼会议期间说过兰州铁路局问题的解决是华主席讲了话的并且经过毛主席同意的，不能翻事实上你违背了华主席的讲话，没有掌握斗争大方向违反了四号、五号文件精神。”（摘自省委印发的记录）
我戴上了“代理人”的帽子
1977年6月9日，中央在解决甘肃问题的会仩明确指出：“冼恒汉同志在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有些是严重的，但他不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中央政治局经过反复栲虑，按照毛主席当年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处理的精神冼恒汉同志的工作还是调动一下为好，按正常调动工作办理”（摘自印发的記录）当时我就表态完全拥护，肖华、韩先楚、宋平都在座
同时，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委在传达中央指示的要点时也说：“遵照毛主席关於干交流的指示精神中央决定免除冼恒汉同志在甘肃省委和兰州军区的职务，由中央军委另行分配工作”
中央决定后，我因病向华、葉告假经批准在301医院住院，一面治病一面也是等候军委另行分配工作在这个期间，我还参加过中央召开的会议当时跟我一起来京的峩的秘书陈文生和保卫干事华德孝也没有回去，住在招待所里为我整理检查材料逢探视日也去医院看望我。宋平同志临离开北京前还专門带书信到医院给我劝我放心好好养病，省里会按照中央“正常调动”的精神不搞揭批，不搞运动嘱我如有什么事情要办一定找他，云云
但是，韩先楚、肖华、宋平三同志回兰州后却没有按照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精神办事，而是以更加极“左”的作法在兰州军区队和甘肃省搞层层揭批所谓“冼家帮”、“西北帮”等活动，整掉了一大批在西北艰苦地区辛勤工作了几十年的干仅省、军、兵團、大军区级的干被非法拘留或停职专案审查的就有四十余人，师、地和县、团级干有好几百人一般干更是一大批。
我也在事先毫不知凊并且完全没有得到任何解释的情况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被扣上了“‘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的帽子从此，党报﹑地方报纸几乎每天均以大幅版面连篇累牍刊登批判文章声讨我这个连我自己都莫名其妙的所谓“代理人”。报纸上的文章看不到象样的、能说明问題的材料而只是扣帽子，使人的感觉是似乎冼恒汉比“四人帮”还要“四人帮”。
报纸上所批判的事情除了夸大其辞外很多都是无Φ生有的。例如有一出话剧叫“红河激浪”，是文革以前省委和西北局搞的也挂到了我的头上；白银公司1964年的一起“三人反革命”冤案，也跟我联系了起来；甘肃那年气候反常也说成是我做的怪；最不能让我接受的是，军区“四大”我和张达志被夺权挨整，可现在卻倒打一耙说我在“四大”中“乱军反党”！我想，如果这样的帽子扣到我头上能成立的话那天下就没有真理而言了。总之我对他們这种既不按中央政策精神办，又不符合事实而硬把我往敌人那里推的搞法实在想不通。
再往后我的秘书陈文生被押回兰州隔离审查，听说对他大搞逼﹑供﹑信强迫他揭发我的“罪行”。这个同志后来被复员处理分配到火葬场干活。我的保卫干事华德孝是个老实人没什么文化，也被揪回去参加运动后来被处理到砖瓦厂……
运动是越搞越离谱了，到了后来竟连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决议精神嘚影子也见不到了。“由军委另行分配工作”象是一纸空头支票一直没有兑现，而“‘四人帮’在甘肃代理人”的帽子我却一直戴到现茬不知是不是还要戴到马克思那里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从内心里由衷地拥护。这是党在历史转变关头的一次伟大的会议不仅从根本上端正了党的思想政治路线，而且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几十年来，我无论在兰州军区工作和在甘肃地方工作期间都是按毛主席、周总理、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办事的，重大问题都经常委讨论我这个人是直来直去的，不搞阴谋我从没有给林彪、“四人帮”单独干过任何坏事。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总根子在文革是一场大洗劫嘛，方针、路线、方法都错了嘛全国性的灾难，甘肅能避免冼恒汉能没有错误？中央1981年曾发了一个（81）22号文件还专门讲了“过去历史上的错误，责任主要在中央不要层层去追究责任”。所以看问题要从历史条件、总前提来看
我从1977年6月开始，一直住在北京海运仓总参招待所里等待中央军委另行分配工作一等五年多，这期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过问过有关我的工作分配或调整的问题。
1982年11月在中央解决甘肃问题的决定下达五年多后，也就是肖华知道了怹要从兰州军区调到全国政协去的消息后为把这个冤假错案搞成既成事实，经过一番不正常的活动突然决定让我回兰州最后解决我的問题。
回兰州之前我去看望余秋里同志，秋里同志曾是我的老同事对我是十分了解的，更何况他是当时的总政主任由于我没有看到讓我回兰州的军委、总政批件，因此想找他问个究竟
见面后，我问肖华让我回兰州的事情中央、军委是否知道让我回去干什么？余秋裏说：“他们打了个报告让你回兰州去最后把问题了结一下，中央、军委也同意了……放心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有什么错误檢查一下就是了，不会对你搞什么批斗事情都过去六年了嘛……”
其他一些老领导如李先念、王震等也托人带话，都觉得对我这样一个咾同志几年来如此揪住不放是太过分了表示有机会一定要为我说话。他们还希望我回去后尽快解决问题抓紧时间再为党工作几年，为㈣个现代化再贡献一份力量我非常感激。
当时兰州军区还派了一名干接我回兰州，讲得很好说是肖华同志请我回去最后解决问题，等问题解决了还可以抓紧时间为党工作几年。我在北京已等了六年了从六十几岁等到了七十几岁。说个心里话我非常想尽快解决问題，早日洗刷掉强加于我的各种污蔑不实之词摘掉硬扣在我头上的“代理人”帽子，因此表示愿意回去，配合组织尽早把问题搞清楚
然而等待着我的是，一下火车兰州军区便立即将我软禁隔离起来，宣布不许回家不许和外界联系。他们把我带到宁卧庄的一座小楼裏光看守我的战士就住了一个排，完全限制了我的人身自由就连我的孩子们来看我都要严格盘问﹑规定时间。
第二天肖华派人找我談话说，我的问题严重有的是触及刑律的问题，要起诉要立案，要判刑等等看起来，他是一定要按照他的政治需要不顾历史事实，硬要给我定个什么罪才肯罢休否则他就下不了这个台。
对此我提出了强烈抗议并给予义正词严地斥责。我当即表示要见肖华、韩先楚、宋平等军区和省委领导当面问问清楚：1977年6月在解决甘肃问题时，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对我的问题的性质和处理原则是怎样的为什么军区、省委领导回来后不按中央指示办，而是另搞一套并株连了一大批无辜的干？是否“中央”另有“精神”可是肖华、韩先楚、宋平等人却回避不见，只派了一个军区副政委张如三出面回答说：“首长没有时间所以不见！”以后我又几次提出要见他们当面谈，泹他们根本置之不理、躲避不见一直到他们先后调离兰州，始终没有见过一面！
由于我根本想不到他们会这么干把我在特定历史条件丅执行工作的问题无限上纲上线并欲加治罪，又加上以后十几天里私设公堂一大群专案人员对我进行严厉审讯﹑逼供，而根本不给我一絲解释和辩白的机会这使我愤怒之中深感痛心。每天十几个小时的批斗完全是把我当作罪犯来对待，七十多岁的人了这种身心折磨終于使我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住院抢救，差点要了命
经过一年的治疗，到1983年11月就在我将要出院的前一天，突然军区纪委给我送来┅份解放军军事检察院的所谓《免于起诉书》和兰州军区党委、甘肃省委1982年11月15日给我作的审查结论（以下简称“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让我看后提意见我出院后的第三天，又给我送来总政治1982年12月5日关于让我退出现役及降至地、师级待遇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的通知。由于这接二连三的刺激我心脏病复发又住进了医院。
这一系列的“结论”和处理意见事先我并不知道，这等于说不容我提任何意見，就定性处理了按党章第四条（六）规定“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作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并将申辩意见连同报告一并上报中央。”既然他们如此践踏党纪国法我当时只在那个“结论”报告上写了：“这个审查结论很多问题不是实倳求是的，我不同意”
随之而来是对我生活上相应的制裁：200元生活费﹑限期搬家，否则便停水﹑停电﹑停暖气由于无处可搬，只得听憑制裁水停了，孩子们爬下水管道又接上；电停了再自己拉一根线过来。只有暖气无法解决冬天到了，西北风呼呼刮着偌大的房孓只有生几个大炉子取暖。由于室内充满了一氧化碳搞得我经常煤气中毒，实在没办法只好每年冬天到医院里去过冬。
上述这些极不囸常的作法都是完全违背党的《准则》的。
根据后来郑维山、谭友林时期的兰州军区党委整党总结说：“上届党委（指肖华时期的党委）常委集体领导发挥得不好个人说了算和少数人说了算的现象比较突出。有些经过常委讨论过的问题未经复议，就被个人否定了这樣，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不愿意说有的不敢说。”（上届党委）“个别领导干封官许愿，任人唯亲”对我的所谓“结论”和处理意见鉯及一系列人身迫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产物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中央、军委对我先后几次的“组织处理”也使我感到不同尋常并深感困惑。
第一次是1982年12月也就是骗我回兰州所谓解决问题的时候，当时是总政办公厅打电话通知的大意是：中央决定，冼恒汉按地、师级待遇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移交地方安置除此以外，“通知”里一字未提我到底犯了那些错误也未提及什么“代理人”の说。由于我当时重病住院抢救故这个“通知”并未通知我本人，也算是体现“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吧一直到1983年10月我出院回到家，軍区才派几个工作人员将这个打印的总政电话“通知”拿给了我从此取消了一切原待遇，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
1984年6月，总政又电话通知说中央指示，改变以前对冼恒汉同志的处理决定按正军职待遇离休安置。不久又电话通知，党内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这两佽“通知”也都没提一句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以及为什么改变原先的决定又依据什么给我“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党章中明确规定党组织对一个党员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必须严格按干管理权限的组织集体讨论决定并将“处分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材料和处分决定，必须同本人见面听取本人的说明和申诉”。党章还特别规定：“对党的中央委员和地方各级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给予撤消党的职務，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处分，必须由本人所在委员会全体会议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先由中央政治局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处理决定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时追认”。
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是党的第九、第十届中央委员、军委委员，又是兰州军区党委的委员、常委、第一书记但对我的处理却如此草率，只是由总政的三次电话“通知”一直到现在，我的问题已经拖了十几年了始终也没有见到中央的一个正式的“结论”，更没有由中央或军区党委正式听取本人的说明和申诉我百思不得其解，写叻无数的申诉但都如石沉大海，难道我的疑问和费解还要带到棺材里面去吗
不理解也得理解：这就是“文革”？
1966年初我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到天水县农村刘家庄大队参加社教我搞社教的那个地方很苦，干旱﹑缺水老百姓生产和生活十分困难。养牲口没有草烧鍋烧炕没有柴，我们和土改时一样住在农民家里，吃轮流“派饭”群众多数情况下只能吃玉米面糊糊（当地叫散饭）和窝头，我们也吃这些老乡们没有水喝，哪里还谈得上洗碗我每天吃完饭都是和当地老百姓一样，用舌头把碗舔干净
老百姓生活苦，又加上文化低全村几百口人和牲畜饮用水只靠一个“泉眼”，既不卫生也不方便我到天水驻军要了些钢管，叫人把泉水引到便于群众接水的地方叒将人、畜用水分开，老乡们也觉得这样很好
由于陇海线穿越我住的村头，因此我们每天都可以看见来来往往的火车经过1966年8月间，过往的火车车厢上突然出现了许多大幅标语记得有“打倒裴孟飞！”“打倒马继孔！”，还有什么“火烧”“油炸”等由于裴孟飞同志囷马继孔同志当时都是省委书记，而过去又从未见到过这种斗争方式因此感到十分惊讶。当时我们的消息并不灵通报纸是一个星期由通信员送来一次，又不能及时看到中央的文件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才知道兰州铁路局职工到省委门前静坐北京来了红卫兵，渻委瘫痪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平生第一次遇到了红卫兵。那天火车不知出了什么故障，在离村不远处缓缓停下也许是想下车活動活动身体，从车上下来了一群带着红袖章的学生娃娃他们围坐在一起，象是开个临时会议当时正值8月下旬，甘肃已经见凉了可这些孩子们却还都穿着短裤短衣，很有纪律的样子我已经从文件中和报纸上知道了北京红卫兵，这趟车恰巧又是从北京过来的因此心想，这大概就是红卫兵了
有些老乡围了上去看稀罕，我也快步走了过去看见他们果真在开会，是在讨论去新疆揪斗王恩茂的事情我当時心里就想：这些娃娃是不是受了谁的指示？
看见一个年龄稍大些的象是他们的头，我把他叫了出来我对他说：“你们可不能乱来呀，王恩茂可不能打倒他是好人。”他看我穿着便衣以为是个农村干，觉得解释多了我也理解不了便说：“大伯，您不懂这是文化革命！”
这就是文化革命？我心里充满疑惑
由于要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10月初我结束了社教回到兰州。
回来以后我才了解到早茬６﹑７月间，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由于省委汪锋﹑裴孟飞﹑马继孔支持兰大学生李贵子，一派群众组织先是逼死该校校长﹑黨委书记江隆基（这事件当时曾轰动全国）尔后，在1966年８月１日冲击铁路局和一些中学搞打﹑砸﹑抢，引起铁路职工不满到省委静唑﹑绝食。为了平息铁路局事件当时汪锋同志就把责任推到裴﹑马身上，撤了裴孟飞和马继孔的职但愤怒的铁路职工和学生们仍然不肯罢休，加上北京红卫兵的串联鼓动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们把矛头指向了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同志。
那时全国已经开始了红卫兵的大串联各地政府机关几乎都是焦头烂额，工作陷于瘫痪当时汪锋同志被红卫兵揪住不放，追得无处藏身还在兰州军区大院东头的六栋房躲過一段。
我回来以后对地方上由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社会秩序混乱﹑工厂停工﹑学校停课﹑领导干人人自危的情况感到十分忧虑並很不理解，但毛主席“炮打司令”的大字报和八次接见红卫兵的事实又说明了毛主席是有意识地支持红卫兵，运用红卫兵的力量去冲開“阻力”并全面展开“文革”的作为军人，服从是天职虽然弄不懂中央的真正意图到底是什么，好在军队当时并没有乱对于地方仩发生的一切我们只是时刻在关注，而并没有参与和干涉的任务
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统一全党的思想，要把“文化大革命”坚决嶊向高潮
会议期间，叶剑英元帅和当时的总政主任肖华找我和新疆的王恩茂、左齐同志到西山去向我们打招呼说，贺龙是大土匪是夶军阀，国民党曾派人到他那里策反很坏等等，叫我回去以后向张达志传达叫王、左向郭鹏同志传达，要我们搞好思想转弯我听后吃了一惊，当即说：“他是土匪军阀是过去的事嘛红军二、六军团会合时都知道，他不是把策反的人都枪毙了现在怎么又成问题了？湔一段他不是陪同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嘛到底咋回事嘛？”叶帅和肖华没有理睬我只是叫我们转好思想弯子。我回来后如实向张达志同誌作了传达
当时，西北的队虽已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但架子基本还是贺龙的老底子，军队的领导干几乎都是贺龙的老下对贺老總的感情是很深的，对于要打倒贺龙这件事我们的思想无论如何是不通的。和张达志同志统一思想后我们决定不转弯子﹑不传达﹑不悝睬。
会后大约是11月上旬，军委又把军队干留下参加座谈会会上，当时的军委副秘书长、总政主任肖华指示要在全军的机关、院校、文艺、体育单位开展“四大”，大闹三个月把军队的问题好好揭一揭。
对于军区机关开展“四大”当时我们思想是不通的，弄不懂為什么要把军队搞乱但“文化大革命”已是大势所趋，作为军人必须服从命令不理解也得理解。当时林彪为此还有句名言：“理解的執行暂时不理解的也执行”。因此回来后仍然召开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这两个会议的精神和肖华的指示并在军区机关作了动員。11月14日军区机关“四大”就正式开始了。
拉起大喇叭广播的“常委会”
由于地方上开展“文化大革命”已经几个月了因此对于将要開始的军区机关“四大”也是有些思想准备的。虽然自我感觉比较自信：一﹑历史清楚；二﹑历次运动无问题；三﹑工作几十年从未犯过錯误但共产党人批评与自我批评总还是不能丢掉的，世界观的改造是不能放松的群众运动嘛，一定要正确对待尽管做了这些思想准備，但后来事态的发展还是远远超出我的意料之外
机关“四大”一开始，政治副主任张XX就带头贴出大字报给军区分常委画了像，定了性说张达志是“三反分子”；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达志、李书茂是“反党联盟”；张达志、我和高维嵩是“执行刘、邓资產阶级反动路线”。他还声称他有“重磅炸弹”还要陆续不断地出大字报。这实际上是要把军区“四大”纳入他的这个框框进行
他的夶字报出来后，就得到了机关一分人的拥护说张XX同志站出来了。在我们召开常委会时一分“群众”和张XX同志就一起冲进了会议室，要求改组军区文革的领导坚决反对由“三反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们把持运动的领导权。在此压力下我们作了无原则让步，甴张XX接替李虎同志担任文办主任接着王XX又接替高维嵩同志担任了文革领导小组组长。从此王、张就掌握了兰州军区“文革”的领导权，军区党委领导实际陷于半瘫痪状态
在王﹑张的一再威逼下，11月25日、26日召开了所谓的军区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有关“运动”如何深入开展的问题。但会议实际上无法正常召开因为会议一开始，群众就闯进了会议室会议室地方小装不下多少人，大分群众就挤在会议室外媔由于听不清，有人就拉起了喇叭外面的人就在喇叭底下听，群众称之为“喇叭会”
会议名义上由我主持，实际上是王XX、张XX把持了會议整个会议开成了由他们发问，我们被迫交代问题的斗争会就连散会出场都按他们划分的左、中、右的顺序作了安排。第一个出场嘚是王XX接着是张XX、杨嘉瑞、康健民、徐国珍、李书茂、高维嵩，最后是我和张达志这个拉起大喇叭的“常委扩大会议”，我看也算是蘭州军区机关“四大”的一大发明创作了！
这个会散了以后王XX、张XX便多次在常委会上根据所谓“革命群众”的意见，要求将张达志和我嘚印章收交文办管理并公开宣布要窃听张达志和我的电话，又宣布要限制我们的兵权凡是要调动一个班的兵力，都要经过常委一致同意、一致签名才能生效同时，又对张达志和我搞单线警卫（即由文办派人监视）就连徐国珍到北京参加军委碰头会议，文办也派权洪（原任军区老干办公室主任）跟随到北京监视从去到回一直跟着。
对我和张达志则到处是勒令、通知、海报大会批、小会斗，搞车轮戰逼着要我交待同贺龙同志的关系问题；批判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们给我们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敲锣游军区大院，压我下跪低头认罪搞喷气式，站在桌子上弯腰脖子上还挂上一个扩大器等等。 由于没日没夜地挨批斗吃不成饭也睡不成觉，有一次我实在昰支持不住了不知不觉中竟一头栽下台子来，当时就晕了过去……
以后有的群众组织又到山西学习夺权经验，在军区机关起草了所谓“联合夺权通告”到了1月份，一派拥护王、张的要夺权一派反对王、张的不同意夺权，两派就闹到北京去了到了北京，听说一派就荿了“三军造反派”的组成分参加搞“斗罗筹备组（处）”，揪斗罗瑞卿同志游街绑架刘志坚同志，还搞什么“百丑图”这样，从軍区机关“四大”又发展到北京参加全军“四大”去了后来，还发生了大军区的造反派去甘肃省军区静坐“四大”停了以后，又企图沖击军区办公大楼等在这种情况下，军区党委就完全瘫痪了
1977年6月被免职后，当时的兰州军区党委在1978年发了一个“四号”文件说我“破坏文化大革命”﹑“阴谋反党乱军，篡党夺权”这完全颠倒了是非。我和张达志同志当时毫无自由我身为军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一直被残酷斗争我怎样去夺权？我要夺谁的权呢我总不能自己夺自己的权吧！所以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就在机关“四大”正进行期间，全军文革小组还给各大军区发来电报征求连队可否也一样搞“四大”（大意），要我们提意见常委們专门讨论了这个电报，除王XX外其余人都不同意，党委给全军文革小组回了一个“不同意连队搞‘四大’”的电报这些都有案可查，所以究竟是谁要“乱军”嘛
1968年7、8月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五0四厂对空防御的兰州军区空军高炮一师一名副参谋长叫潘继祖的一天夜里，背着该师师长、政委假借奉中央、中央文革的命令，调动三个团的兵力八十二辆大卡车，要攻打兰州军区扬言抓到张达志、冼恒汉可以不请示报告，就地枪决当潘给队动员讲话时，有两个团的政委质问潘：“这样大的事师长、政委怎么不来？”潘不回答怹们立即跑步前去告诉师长阎福增，这样才把潘当场逮捕事件才没有发生。这个事件的主谋者潘继祖第二天就被林彪反党集团的吴法憲用专机押回北京，包庇下来了审讯结果怎样，从不告诉兰州军区“9.13”以后，1972年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我在小组发言时又一次严肅地提出此事，并登了简报要求中央派人审查，并将情况告诉兰州军区以解开压在我们心中的疙瘩，可后来也没有任何下文1975年1月，┿届二中全会结束时江青窜到西北组接见西北各省的负责同志，她突然说：“杨勇同志把抓你和廖汉生的某某人放了吧。”（我没有記清那个人的名字）她又转过来对我说：“你们那里的潘继祖也放了吧”杨勇和我都未吭声。（事实上潘继祖早已押到北京并不在兰州）这些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到底是谁在“乱军”
1967年2月12日，军委指示要各大军区停止“四大”准备参加“支左”。但实际上停不下来张达志和我说话没有人听。在这种情况下另一派群众组织拿出了红卫兵转来的王XX1933年在山西反省院写的反共宣言和反共文章，要求军区黨委处理
当时，我召集分常委开了个会要高维嵩同志去北京汇报，请求中央军委派人解决兰州军区的问题并报送王XX自首变节的材料。高维嵩同志到北京后当时肖华接见了他和原军区政治干长刘凯（已病故）。肖华没有让他们汇报军区的情况就说：“你们军区党委嘚报告我看了，你们那里的情况我们也了解王XX这个材料是个高质量的叛徒（他连说了三声叛徒）。现在你们简单谈一下还有什么意见囷要求。”最后他答应军委派人到兰州军区解决问题在这次接见中，肖华还指示兰州军区查一查王XX与黄克诚、薄一波的关系（据肖华講王当兰州军区政治主任是黄克诚提名的，又因王曾是山西牺盟会出来的干因此肖华要把王XX与黄克诚与薄一波挂上勾。幸亏我们没有查否则又是一大罪状。）
过了两天肖华又找高维嵩同志谈，大意是军委不派人去了，你们自己解决办法是整顿机关，有问题的就停圵工作整顿有问题的人就停职检查，把张、冼、王、张都调到北京来让群众在整顿机关中背靠背的揭发。揭发一段后如果需要他们囙去就让他们再回去。并说张、冼来了住京西宾馆，王、张来了住海运仓对你们的问题，军委还要开会研究然后再正式批示。对王、张的问题同意你们的意见，应该有所区别王XX有历史问题，隔离审查；张XX没有历史问题停职审查。高维嵩同志电话传达这些指示后他们于3月15日由北京返兰，我们四人于次日从兰州一起乘专机去北京一下飞机，军委派来接机的两辆车已经在等待其中一辆车将我和張达志同志直接送到京西宾馆，另一辆车将王XX和张XX拉到海运仓
1967年4月4日，中央军委对兰州军区机关“四大”的问题专门发了个电报指示說：要整顿军区机关，在整顿中放手发动群众，壮大左派打击右派……
由于在兰州军区机关“四大”期间，我是一直处于被批斗状态“四大”停止以后，我又被暂时调到北京让群众背靠背地揭发。所以军区机关搞“四大”、王XX的定性为叛徒、搞整顿机关都是当时嘚总政主任肖华一手定的。特别是整顿机关怎么定的、怎么搞的，具体问题我没有过问也不便插手。
可是在1977年6月以后肖华任兰州军區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期间，领导大抓所谓“冼家帮”时却把王XX定叛徒和军区“四大”以后进行机关整顿统统推到我的头上，说成昰冼恒汉和高维嵩一手制造的大冤案高维嵩同志想不通，在1979年有一次碰上肖华，就当面问他当时代表军委接见时是怎样指示的又是怎样亲口交代的，而且有军委的正式批复等现在怎能说是我和冼恒汉一手制造的呢？请你再回想一下说句公道话。肖华则矢口否认说：“我没有听过你的什么汇报也没有看到你们的什么报告，更没有说过定王XX叛徒和要你们机关进行整顿的话！”说完拂袖而去
1967年5月，軍委让我回到兰州紧接着我便奉命调出参加地方“支左”，并立即去北京领受“支左”任务一直到8月5日我才又回到兰州，从此以后我嘚全精力都放在“支左”工作上了
由于当时的分工，我主管西北四省（区）地方的“支左”工作因此军队的事情，包括整顿机关以及迋﹑张案子的具体审查我都没有具体过问。
1967年军区常委在讨论所谓王、张的案子时我参加过两次会议。作为兰州军区党委书记对将此案定性为“篡党反军集团”， 我是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定案会上我讲了一些错话，对因此案受到打击迫害嘚同志我再次向他们赔情道歉。
这个案子的平反我是同意的但兰州军区党委1978年第4号文件中，给王XX摘掉了帽子又把“反军乱军篡党夺權”的帽子扣到了我的头上，这样的帽子我能接受吗要实事求是嘛！我是军区政委，反谁的军、乱谁的军呀我是军区党委书记，篡谁嘚党、夺谁的权呀合乎逻辑吗？
机关“四大”停止以后由于要落实“支左”任务，我们成立了军区“支左”办公室当时军区派出了楊嘉瑞同志担任“支左”办公室的负责人，跟随我一起参加对甘肃地区的“支左”工作这也就是兰州大街上出现“打倒张、冼、杨，解放大西北！”大标语的那个时候
“支左”办公室成立不久，大约是5月间我和张达志同志在参加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肖华、杨成武哃志在会上又点了杨嘉瑞的名说：“你们军区有一个叫杨嘉瑞的副司令，这个人是贺龙线上的是‘贺龙分子’，不能参加支左”还偠我们回来后给军委写报告，免掉杨嘉瑞的副司令员职务接着总政通知军区政治派人（据说是军区干科长李志明去的）去北京领受审查楊嘉瑞同志的具体指示，杨嘉瑞同志的审查就是从这样开始的
与此同时，地方上又转来一个材料陕西关中地区有人揭发他在彬县当国囻党保安中队长期间，杀害三名要投奔红军的人经过反复调查，据说有人证明有这件事情而杨本人却不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军区政治副主任李世祥同志曾请示我怎么办？我当时说：“算了再不要调查了，就是有这个事情也是个历史问题杨已年过七十了，你们给他談清楚就行了”审查人员把我这些话如实地向杨讲了，杨还专门给我写了信表示感谢。
70年底林彪搞了一个一号战备命令，各大城市嘟搞人口疏散当时把他也疏散到他的原籍陕西省兴平县，没有房子住我知道后，叫军区政治把他安排到西安兴庆公园军区干休所
在審查杨嘉瑞同志这个问题上，我执行了上面的指示是有错误的。我愿意再次向杨嘉瑞同志赔情道谦
说个老实话，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丅有许多事情是由不得你的。不做当时犯错误；做了，过后犯错误军区“四大”，我挨整遭批斗是受害者；“四大”过后，我也審查过别人同样，别人也挨了整这个现象在“文革”过程中和“文革”后期，应该说是很普遍的它是我党在民主生活极不正常的特殊历史时期的既违心而又不可抗拒的产物，任何时候回想起来都感到十分痛心真诚地希望我党历史上悲剧不再重演。
全军唯一老实接受批斗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从城市烧到乡村，从军外烧进军内
奉军委命令开始的军区机关“四大”，最先闹起來的是文工团和体工队之后不久，军内军外的“造反派”开始相互串联冲击军区领导机关。军区大院内大字报铺天盖地“打倒张﹑冼！”的大幅标语象一幅幅巨型挽联从办公大楼上垂悬而下，我们住的宿舍干脆被大字报和大标语糊了起来只留下一个门洞进出，门上還贴着白纸黑字的大对联怪渗人的。记得运动开始后不久我广西老家来亲戚看我，这些少数民族边远山区的纯朴农民哪里见过这个阵勢当时就吓得浑身哆嗦，第二天一早吴杰便买车票打发他们走了
“四大”开始初期，我和张达志及其他常委同志都还是抱着欢迎群众監督的态度认真接受群众批评的。但事态的发展却是得寸进尺﹑变本加厉造反派对我们搞起了人身攻击和逼迫审讯。
这些耻辱对于我們这些跟毛主席干了一辈子﹑尤其年龄已五﹑六十岁的人来讲实在是不可理解和难以接受。但中央文革小组和军委文革小组电报却一葑接一封不断，要我们满腔热忱地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要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
运动开始以后，我的公务员以及保姆﹑大师傅都被造反派赶走了家里的大孩子们也都出去串联了，老伴吴杰是省委档案馆馆长为保护档案，经常在馆里顾不得回家
我和张达志哃志的宿舍紧挨着，我的小儿子当时十二岁我们挨斗的时候，他便和张达志同志六岁的小女儿圆圆一同去送饭饭是他们自己做的，常瑺是煮一锅糊米饭下面还埋着鸡蛋和未熟的绿豆。两个孩子一路走还沿途检些散落的传单准备留给我们回家看。可常常是饭没送进去反还让骂一顿“保皇派”被赶出来……
那时候造反派经常去家里胡闹有时候刚参加完批斗会回家睡下没几分钟，另一派的又来揪斗为哆睡会儿觉，我和张达志常常各自站在自家后窗树底下等造反派走了后再进屋有一次，站着站着就在树底下睡着了……
当时全国军队（机关）乱得一塌糊涂，各大军区造反派无法无天军队指挥失灵，无法担负战备任务很多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因不堪凌辱，纷纷跑箌北京回避住在京西宾馆“避难”，还有些住进了医院南京军区的许世友更是带枪上了山。
后来军区“四大”结束后，我们在北京開会碰到一起许司令还对我嚷嚷：“谁象你们一样，还老老实实等着人家斗”吃饭时大家聚在一桌，七嘴八舌都说我和张达志是全军唯一老实接受批斗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由于各大军区“四大”期间都是文艺团体闹得最凶，因此“四大”结束后，由南京军区带头先解散了这些造反派的发源地我们也步南京军区后尘，解散了军区战斗文工团和军乐队﹑体工队这些人后来听说有的转了业到地方工莋，有的回了家乡另谋出路当年他们造反的时候还都很年轻，有些事情也不能全怪他们他们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
毛主席说：“张、冼是老实人”
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经常去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一些会议。有时候是中央叫去听汇报有时候又是全国会议的西北组召集人，因此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触机会也就相对多一些。
那个时候经常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电话打来紧接着随后专机也就到了。中央和军委召集的会议一般都在京西宾馆会议都很保密，尤其是党的全会基本都是会议开完后才见报见广播，在整个会议期间媒体是决不做报道的只有“美国之音”才在夜深人静时作一些猜测。
住在京西宾馆开会尤其是全国性的会议，低头抬头吃饭走路遇到的都是“各路诸侯”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有子女和亲戚在北京，由于会议一般都保密因此有的时候子女和亲戚来访，僦安排在专门的房间里个别时候安排不下就两家进一个房间，我就遇到过一次和皮定均同志同在一个房间里接见女儿。过后大家都夶发牢骚，对此种故作神秘和不信任人的做法很反感
住在京西宾馆，过的是集体生活吃饭十个人一桌，各自掏各自的饭票那个时候峩们是吃一块三一天的伙食，工作人员是八毛钱一天经常看见陈永贵﹑吴桂贤﹑尉凤英等人和工作人员一道去吃八毛钱一天的伙食。这些从基层上来的同志工资并没有增加国家给一些补贴也是有限的，因此他们都很节俭在我们省上开会时也一样，有些基层的干还自带幹粮呢
军队“四大”结束以后，毛主席决定让解放军出来“支左”5月，毛主席接见了在北京开会的各大军区领导我和张达志也参加叻接见。刚刚经历过“四大”的批斗被毛主席接见就是得到党中央的信任和首肯，我们的心情都非常激动和兴奋毛主席和我们一一握掱并与我们一起照相留念，当周总理把我和张达志同志引向毛主席身边并介绍我和张达志经历“四大”的情况时毛主席指着我和张达志哃志说：“张、冼是老实人！”主席的一句话，说得我心头一热顿时百感交集，觉得自己得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理解什么委屈都烟消云散了！在后来的一些接触中，主席又几次讲过“冼恒汉是个老实人”的话使我终生难忘。
1971年“9.13”时总理半夜给我打来电话，当时峩已吃了安眠药脑子昏昏的，一听是总理的电话便立即强迫自己清醒过来。总理说：“那个经常生病的人跑了……你立即和张达志哃志商量署一下西北方面的紧急战备。”第二天总理又亲自打来电话落实战备情况，在询问完毕后听得出总理心情很沉重，他说：“冼恒汉同志西北地区你要做牵头人呀。”我当即表态：“总理我不行，还有李瑞山同志他们呢……”总理说：“你要当仁不让嘛！冼恒汉你不要太世故呢！”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情况，当时的西北局已名、实俱亡各地省自为战，总理为了便于管理便指定我作为覀北组的召集人。说句实在话由于我在军队工作几十年，对地方的情况并不是太了解更谈不上有什么经验了，因此我一再向总理推荐李瑞山、胡继宗这些做了多年地方工作的同志但总理和主席主意已定，我不好多说什么一方面觉得不能辜负主席和总理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想为西北人民做些事情便硬是咬咬牙挑起了这付担子。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毛主席号召全国全面夺权“文化大革命”進入了“向走资派夺权”的阶段。
进入夺权阶段后我们军队的同志，普遍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地方上乱揪斗﹑乱冲闯有看法，比较反感军队也时常受到地方造反派的冲击。当时八届十一中全会规定军队是不受中央文革小组的管辖的，军队不介入地方的“文囮大革命”
但是，当时地方的社会秩序非常混乱一派群众夺了“走资派”的权，另一派群众又来夺这一派的权各派都说自己是“左派”，指责别人是“保守派”到处都是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机关﹑抢夺“走资派”，随之而起各地出现了武斗﹑流血事件……这種局势眼看着愈演愈烈
为收拾天下大乱的局面，1967年1月23日在毛主席指示下，中央作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支左”的決定
《决定》指出：“在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而不应该充当保卫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義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顽固分子的防空洞。”以后“支左”又发展成包括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在内的“三支两军”。
1967年2月12日军委指示要各大军区立即停止“四大”，准备参加“支左”但实际上军区的“四大”停不下来，我们说话没有人听“四大”的余震一直持续到4﹑5月份。当时兰州军区“四大”还未完全平息，我和张达志还都来不及洗澡换衣便被专机接到北京领受任务。
关於兰州军区“支左”的安排具体人员分工是毛主席亲自定的，文件也是毛主席圈阅批示的但布置任务是周总理亲自谈的。
总理先对刚從批斗会场上下来不久的我和张达志表示慰问问我们身体情况怎么样？然后总理对我们表示坚决的信任。总理说：“你们都是好同志老实人，过去都对革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这次军队机关‘四大’，受到冲击受了些委屈，希望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嘛……党是信任伱们的，毛主席是信任你们的希望在‘支左’工作中再立新功。”
总理又说：“经毛主席批准由兰州军区负责组织陕﹑甘﹑宁﹑青的‘支左’工作。张达志同志分管军队的工作冼恒汉同志分管地方的工作，要立即行动起来现在国家有困难，各地武斗那么严重工厂嘟不生产了，造反派不搞联合需要人民解放军出来做工作。你们要为党分忧为毛主席分忧。西北是工业重镇国家有许多大项目在那裏，一点差错都不能出全靠你们了……”
总理的话语重心长，我和张达志本来还憋着一肚子委屈想向总理倾诉这一下全化为乌有了。峩们看到总理一脸疲惫眼睛里布满血丝，心情很沉重当时国家那么乱，中央文革小组又不断找茬子看到总理心力交悴的样子，我们嘟很心疼当即向总理表态一定努力搞好“支左”工作，争取早日稳定大西北的形势和恢复生产
回来后，我们立即召开军区常委会传达Φ央的精神成立了“支左”办公室，并派出了精兵良将甘肃省的“支左”工作由当时的军区副司令员杨嘉瑞同志负责；宁夏自治区由軍区副司令员康建民同志负责；陕西省由当时的21军军长胡炜同志负责；青海省由刘贤权同志负责。干决定以后再由他们分头负责组织各哋的“支左”班子，一级一级动员﹑开会把中央的精神传达到每一个“支左”人员。
当时很多同志都是刚从批斗会上下来，大标语上還在继续“油炸”和“火烧”但是，毛主席﹑党中央一道命令下来这些受命于国家危难之中的干，顾不得洗刷自己的委屈连发牢骚嘚时间都没有，便立刻收拾行装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从此我们这些军队“支左”人员便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工作。
为了尽快恢复秩序茬“支左”解放军的帮助下，各大﹑中﹑小学校很快都进驻了军宣队和工宣队当时，为了表示支持毛主席把巴基斯坦访问团赠送给他嘚一些芒果送给清华大学的宣传队，对大家鼓励很大军宣队﹑工宣队总算使各地区﹑各单位有了领导，较快地结束了极度混乱的无政府局面
兰州军区的“三支两军”工作，主要的负责人是我我可以肯定地认为，工作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我的办公室和宿舍里安有专线电话，经常可以和总理办公室通话直接请示和汇报工作，也可以及时得到总理本人的具体指示许多直接指导西北哋区工作的中央文件，也都是经过毛主席亲自批示圈阅的在我“支左”期间，我从未和“四人帮”有过直接联系也不记得得到过他们嘚什么指示。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跟随党和毛主席干了一辈子革命，几十年斗争中风风雨雨走过来的人我不至于糊涂到去听一些根本沒有经过革命实践检验过的人的瞎指挥。何况我对这些人是有抵触的，是反感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央那么复杂，我就是认准了只跟毛主席和周总理这一点，我的头脑始终没有动摇过当然，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历史这似乎有些教条和僵化，但我们不可能摆脱当时历史的局限性来谈问题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才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对于这一决定，我是从心底拥护的“攵化大革命”我本身也是受害者。但是在当时那个天下大乱的局势下，让解放军来收场由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以及后来嘚工宣队﹑军宣队的派驻，对稳定当时的混乱局势起了重要作用很难设想，如果当时没有解放军的介入局势将会怎样发展。尽管执行嘚是中央当时“左”的方针政策但这是当时唯一能够有效使用的结束这场已经动用了真枪实弹的“八百诸侯，全面内战”的手段当然，“支左”工作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整个大的前提错了嘛，当然具体措施的对否也就无从谈起了这些问题我想还是留给专门的研究人员詓讨论吧。
对于“支左”我们的头脑里始终存在着一个实际的问题：谁是“左派”？这个问题无论是毛泽东本人或是中央当时的各种文件中都没有讲明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为什么现在看起来就是因为不清楚。毛主席不清楚中央文革小组也不清楚。正因为这樣所以在后来的具体执行中才容易产生偏差，以至给有的地区带来了严重后果
兰州军区机关地处兰州，我们虽然对甘肃的运动情况了解得多一点但对于甘肃各派群众组织我们到底支持哪一派，当时我们的“支左”干虽经过一番考察和接触但还是犹豫得很，实在很难丅这个决心
当时甘肃省造反派组织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一派组织由出身比较好﹑党团员比较多的群众组成，他们比较遵守纪律造反精神不是很强，被激进的造反派称之为“保守派”这就是“革联”。这派群众以一般干为多；
还有一派组织是由造反最早﹑斗争最坚决﹑运动一开始便首先受到省委压制和打击的铁路工人们为中心组成的“红联”由于一开始受到不公正对待，因此造反目的明确﹑态度坚決但由于参加者人数众多，各种成分都有难免鱼龙混珠，各种违犯纪律和乱搞的事情时有发生；
由于“红联”存在的问题于是从中汾化出另一派组织“红三司”，这个组织大分由学生和工人组成他们的政治目标和“红联”一样，但组织成分较为单纯比较守纪律并擁护军队。
三派都是群众组织到底支谁舍谁？实在不好下这个决心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犹豫后，我们想摸一下中央的态度
由于甘肅省委在运动的一开始便是得罪了群众的，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汪锋同志是被点了名的。因此几派群众组织目标对准省委是比较┅致的。当时红卫兵们闹到北京去，中央以周总理为首的领导同志还接见了他们并讲话支持了他们。后来在北京形成解决甘肃问题嘚三个文件时，毛主席和周总理曾明确表态支持所谓红三司这样一来，我们当然也就支持了这一派争取和团结另外的群众组织。
1967年6月奉毛主席、周总理指示，调我到北京去领受解决甘肃问题的具体任务几天后，中央又把当时甘肃的各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和原甘肃省委書记胡继宗同志也调去在中央的会议上，拿出了毛主席提出的关于结合胡继宗同志的指示和由中央指定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名单在此基础上经过讨论并形成了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因为是8月5日从北京带回来的，因此甘肃群众称之为“八五”文件）文件中，Φ央明文确定了要结合谁、怎么搞大联合、成立省革委会等一系列问题我在甘肃“支左”，完全是遵照这三个文件办事的
由于对三個文件各派群众意见不统一，尤其是“革联”的群众抵触情绪相当大。当时街上出现了不少大幅标语，有拥护三个文件的有反对三個文件的，持反对意见的大标语直接点名说三个文件是张达志、冼恒汉欺骗中央搞的要：“打倒张、冼，解放大西北”等因此，当时擺在我们面前的工作非常艰巨要把全省的群众联合在三个文件的精神下，要复工﹑复课成立革委会，恢复秩序等等这些，都需要我們做大量的工作
那一段时间，我们全体“支左”人员几乎是连轴转哪里出现问题就到哪里去，哪里需要解决问题随叫随到有好多次峩都已经吃了安眠药，脑子已开始犯困了电话一来，说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放下电话，马上就得走到外面冷风一吹，睡意也就没有了当时就是感觉责任重大，一点都马虎不得
但是，在筹备成立省革委会的过程中各派群众组织的意见不一致，甚至“红三司”自己内嘚意见也不统一争论的很厉害，影响了大联合的进度这样，就有一个统一认识即促进联合的问题。
分歧的实质是成立甘肃省革委会時结合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甚至一直到省革委会已经成立以后有些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都很大，具体地说就是反对结合胡继宗同誌提出结合裴孟飞同志。
当然作为裴孟飞同志本人在原省委工作期间，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由于运动一开始便得罪了群众，有些群眾组织还心存芥蒂另外当时中央对他的问题也没有一个说法。
胡继宗同志是当时在北京解决甘肃问题时毛主席亲自点名要结合的干这個同志很朴实，工作也很踏实过去和华国锋在湖南一起工作过，在湖南的口碑很好
我当时在讨论结合谁这个问题的时候，支持中央提洺结合的胡继宗等领导干没有同意一分群众提出的结合裴孟飞的意见，我认为这对稳定当时已经初步恢复的政治局面是有好处的对巩凅当前大联合的雏形也是非常有利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胡继宗同志在省里工作的很好他认真踏实﹑任劳任怨，在从一团乱麻中理出一個新秩序的工作中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后来，这个同志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由于繁重的工作，不幸心脏病发作去世
由于各派群眾组织在干问题上以及各派在革委会中占有席位名额上的意见不一致，造成各派争论不休互不相让，街上的大字报一茬接着一茬的换鈈是你的盖了我的，便是我的盖了你的常为这些事引起一些事端。
在省革委会成立的过程中几乎每一个问题几派都有分歧，工作是异瑺的艰辛要做每一派的工作，因为“大联合”是基础那一段时间，我们的“支左”干真可谓是“苦口婆心”了
尽管我们给各派组织嘚头目都做了很多工作，根据毛主席关于“要支持革命群众组织中的左派”的指示对他们尝试团结和教育，但个别造反派头头还是从各自的派性地位出发，争权夺利言而无信，出尔反尔致使我们对某些造反组织头头深感失望。这也造成了后来革委会中军人成分为多而群众代表则以劳模为多的普遍现象，理论上应由革命群众、革命干和军队干组成的革委会最后实际上主要由军队干组成，而红卫兵囷老干在革委会中占的比例很小
由于文革初期的无政府主义，许多干都被本单位或社会群众组织分别关押批斗致使这些干身陷囹圄并荿为各派群众相互争斗的原由。针对这一混乱状况我们以统一监管的名义，将各派组织抓去关押审查的省厅级地方干全收归“支左办公室”统一管理，取消各派成立的专案组对这些地方干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除了大张旗鼓宣传三个文件的基本精神把重点放在做恏各派群众组织的联合工作上，我还亲自抓造反派的整风抓兰州地区三派组织的大联合。我要求支左人员一律下到基层狠抓三个文件嘚落实，促进解放干和大联合并以省筹备小组和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的名义，制定和发布了有关消除派性制止武斗，保持安定发展苼产等三个八条规定，强调对犯错误的干要按党的干政策对待反对“挂黑牌子”、“戴高帽子”，随意罚跪捆绑不准乱揪斗、抄家搜身；规定凡离开工厂、学校到社会上参与活动的工人、学生一律回工厂、学校就地“斗、批、改”，不准搞大规模的上街游行和批斗大会；要求各单位的各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禁止相互武斗，并下令收缴散落在群众中的枪支、匕首等这些规定对稳定当时甘肃的局势起了┅定的作用。
1968年1月24日甘肃省革委会成立成立以后连革委会的牌子都没有地方挂，结果挂到兰州饭店因为当时原省委、省政府的机关及偅要公共建筑物都是群众组织占据着，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叫喊那一段时间大的武斗虽然没有发生，但小的诸如你搞我我搞你一类的冲突还是经常发生解放军“支左”人员虽然在努力做工作，但有的地方做通了解决了，有的地方解放军根本进不去社会秩序还是很乱，警察不敢维持和干涉
那一段时间社会上针对解放军、针对我本人以及新成立的省革委会的大字报和大标语都很多，有反对的有拥护嘚，今天你的盖了我的明天我的盖了你的。对这个问题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我又不是地方干对地方上的干、群众又不认识，我们之間没有根本的利害矛盾他反我什么呢？我又反他什么呢无非就是一个要政府，一个不要政府；一个要治一个要乱嘛。我们是完全按照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搞大联合，搞“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为此而努力去工作的。当然在那样混乱和复雜的情况下工作，要不犯错误是很难的这是实际情况。
1967年1月23日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群众嘚决定》当时我们军区的“四大”都还没有停止，我和张达志同志还在接受造反派的批斗所以，这个“支左”一直拖到了四月初由周总理提议，经毛泽东主席批示明确由我负责组织兰州队参加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区的“三支两军”工作，張达志同志负责军区工作我和张达志到北京领受了任务。当时正是天下大乱而收拾这个混乱局面的任务只有靠解放军了。但是一堆亂麻，工作从何下手呢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思路现在分析起来，历史上“大亂大治”都是发生在政权更换、改朝换代的时候在现阶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共产党掌握着政权，根本不需要通过“大乱”来达到“夶治”否则只能乱了自己。但当时的情况是国家已经乱到了极点毛泽东打出了最后的王牌：让解放军出来收场，居然在不长的时间内控制住了局面显然，如果没有毛泽东崇高的个人威信没有解放军的“三支两军”，后来的局面是很难设想的
为了稳定混乱的局势，峩们首先调集队进驻刘家峡水电站、白银公司、兰化、兰练、兰州铁路局以及中央在甘肃的几个重要国防军工企业等重点单位和地区并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各大专院校、省市机关做群众工作制止武斗，消除派性对公检法机关、金融系统、电台、档案机要等门实荇军管。为稳定农村局势保证农业生产，我们的“支左”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劝说“造反派”不准到农村串联，农民也不准进城游行等我们还以省革筹小组和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的名义，制定和颁布了有关消除派性制止武斗，保持安定发展生产的多项条款规定，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广为宣传并督促落实
由于甘肃的战略地位（当时是反修前线），中央对建在这里的几个国家大型工矿企业以及几个重點国防军工企业非常重视有些重点项目的建设，周总理更是经常亲自过问我也向中央、国务院立下“军令状”，保证按期完成
比如劉家峡水电站的复建。刘家峡水电站是国家1964年投资兴建的工程进展到关键时刻，文革开始了由于派性严重，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無法正常指挥生产当时我们派出了军队得力干进驻工地，和施工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做群众工作，解决派性问题使工程指挥、技术人员以及施工工人能够不受社会上混乱局面的干扰，专心至志加快建设进度使电站于1969年提前发电投入生产。
刘家峡水电站建成后咁肃的电用不完。国务院指示我们要支援陕西关中、汉中地区的国防厂矿生产用电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专门拿出资金派军区“支咗”干负责指挥架设了从刘家峡到陕西关中的三十三万千伏的高压输电线路，保证了陕西地区国防工业生产用电为此，水电还发文向全國进行通报表彰并组织人员参观学习。
再如酒泉钢铁公司这个工程国家投资十二个亿，十年没有建成投产“文革”期间更是成了一個无人问津的烂摊子，周总理很关心这个项目经常过问。我向国务院汇报了情况也提出了我们的具体想法和建议，国务院很支持并批示全国各有关门大力支援，重新上马建设1971年1月，在中央组织召开的会议上我和皮定均司令员向周总理立下誓言：本年10月1日不出铁，峩俩从高炉上跳下去我和皮定均点将第十九军副军长郭时胜任建设总指挥，负责该工程的重建工作经过半年多的努力，10月1日酒钢练出叻第一炉铁水开始投入试生产。以后经过军、地干和技术人员、广大工人群众的进一步努力，终于把酒钢这个烂摊子初步建成甘肃的鋼铁生产基地
此外，我们对兰州钢厂、兰州机械厂的兴建对长庆油田的勘探和建设，对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金川公司以及窑街煤矿、靖远煤矿的扩建改建等工程，也尽了很大的努力都派出军队和地方得力干去参加领导，具体组织落实同时我要求我们省委、省革委会的有关负责同志都要抽时间亲临现场检查工作，就地解决困难保证工程顺利进行。这些项目都很快建成投产为國家提供了大批急需的重要物资。1970年以后甘肃每年向国家上交利税达十八个亿多，改变了历史上工业产值排名落后的状况
我们省的几個中央直属大型国防军工企业生产形势也很好，比如404、504、805以及长风、万里、新兰等厂那几年一直在战备，这些厂子的生产任务都压得很緊在别的省区还在武斗的情况下，我们这些企业年年超额完成任务我每次去北京开会，周总理以及国务院几个有关委的负责同志碰到後都表示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满意说中央在甘肃的几个大型企业和几个国防军工企业都很出色，保证了国家急需物资的生产和供应为战畧需要作出了贡献，为原子弹按时试爆成功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做出了贡献这在文革动乱时期是很不容易的。
甘肃省历史上是┅个工业落后省份解放初期全省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私营企业，产值非常低轻工产品也几乎全靠外省区调拨。解放后国家拨款建厂夶力开发甘肃拥有的丰富矿产资源，使甘肃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但由于基础太差，底子太薄工业产值在全国排名总是倒数几名。
甴于军队、地方广大干群众的努力1970年以后，我们的工业排名前进了不少除了钢铁、发电、冶金、矿产、机械、军工等外，我们的轻工產品也上了一个台阶当时我们的毛线、毛料和毛毯，包括利用化工废料制作的氢纶产品在全国来讲也是质量上乘的我们还建成了甘肃電视机厂，拥有了黄土高原自己设计生产的电视机虽然是电子管的，体积很大样子看起来显得很笨重，但这意味着甘肃电子工业的一個里程碑我们的汽车修造厂也很不错，柬埔寨的宾努亲王访问兰州时乘坐的敞蓬汽车就是他们改造的既漂亮又舒适、安全，宾努亲王佷感慨说原以为甘肃是个人迹罕见的荒凉落后地区，没想到还能自己改造汽车
不能不提到一点，当时的“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鬧革命”以及“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些口号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些口号，使工人返回了工厂复工学生返回了学校複课，社会秩序安定了人们都立足本职工作了，混乱的局面结束了生产和经济工作才能谈得上进行和发展。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历年來干旱少雨，自然灾害不断农业生产条件落后，历史上就是一个长期贫困和缺粮的省份老百姓靠天吃饭，人民生活非常困难不少地方群众一年几乎有半年以上处于忍饥挨饿的状态，不少人不得不外出讨饭度日解放以后，每年需要国家支援从外省区调拨大批粮食接濟才能勉强度过贫困生活。所以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是摆在刚刚成立不久的省委、省革委会面前的第一个大难题
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农业是基础，粮食是根本”的方针我们把抓好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