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蓝口红以及骑士王小波
- 「ONE · 一个」
女人们的生活重心，放在修图、颜值、包包、朋友圈上。男人们的，则放在游戏与女人上。
我与蓝口红以及骑士王小波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每天下午三四点起床，开始一天的生活。通常先是寻一支续命烟，以完成生命的重启。如果吸烟时的气氛不对——比如几位室友因考试周临近的原因竟然开始交流学习，或是窗外阴雨、被褥冰爽，适合睡眠，恐怕我将重启失败——则要在傍晚时才会醒来了。
在这样的作息下，我与食欲剥离开来，几乎断绝关系，它不认识我，我也不怎么认识它。我从来不觉得饿，但作为生物，还是要吃、想吃的。我吃得很专一，从学生宿舍区大门出去，有一大排板房构成的小吃街，这样的棚户式的建筑，按理来说是要脏乱差的。不过它还好，它保持着一点教育机构专属小吃街的格调和脸面，勤收拾。
勤收拾是因为有学校的人管着。如果没有，我保证它将在三天之内变得面目全非。蝇虫浩荡，泔水横流，这是必然事件。从卖陕西肉夹馍的老板的“烟灰桶”就能看出这种必然性：一个人是有多懒，才会用一个水桶来装烟灰，而避免小烟灰缸的反复倾倒？所以我对陕西肉夹馍的后厨环境一直持怀疑态度，即使它美味无穷，还总让人想起以前长安城的女朋友“奔奔”，以及她的大眼睛，我也忍住不吃。我抽烟，抽烟的人懂抽烟的人。
我吃的是一种新疆风味的烤饼，在新疆叫“馕”，却是金华人做的。浙江人做新疆吃食，做不好，做不好就虔诚，虚心，用料也实惠。是诚恳的好吃。搭配两条烤鱿鱼，夹着吃，香。餐后，用一杯冰的绿豆汤来冲洗肠胃。这三样食物，总共加起来大概十五块钱左右，我前前后后吃了一年的时间。老板熟知于我，可以赊账，可以挑选鱿鱼的胖瘦，预定烤饼的火候。甚至，在冬天，我也喝冰镇的绿豆汤。他们家的冰柜非常大，夏天做好的绿豆汤，冻成硬硬的冰疙瘩，在冬天拿出来融化，我看见有一些豆子仍然鲜绿可爱。
饭后，我将径直走向网吧。经常是六七点钟，正逢学生们下课归来，像牛羚群迁徙过河一样，分割马路，流量汹涌。我逆着他们前进，时常撞到肩膀。我走路本不驼背，现在有一点驼背，就是那时候给害的。因为那样的时刻非常尴尬，我怕遇见熟人，我天生对其他生命传递来的客套问候过敏，浑身上下，都要被涂了酸液的针扎一下。我就低着头挪我的步子。
我们大学附近的网吧分三种，一是廉价，里面的人随地吐痰，恬不知耻。二是平价，庸庸碌碌。三是高价，一本正经。分别很像当时的我、大一的我以及高三的我。
从四月份开始，我就只去高价的网吧了。因为四月份我开始和那里的兼职网管谈恋爱，利用关系之便，以内部价格进行充值，一块五一小时。对方是一位涂蓝色口红的少女，艺术院学生，身高一米五。此人和我一样不知“上课”二字怎么写，与“挂科”二字却极为亲近、情同手足。她说过一句话，她说：“不爱上课是追我的门槛，你如果天天上课，我才不喜欢嘞”。这狗屁不通的言论，像温泉水一样，流窜在我二十岁的灵魂上，把我泡起来。我开始膨胀，我发芽了。二〇一四年的下半年，我连必修课也不怎么去了。
我一松手，就掉下去，来到生命的反面进行生活。那一段时间，我一天只见太阳两面，一是网吧门推开后，朝阳，二是夕阳。我恐惧阳光，像恐惧实验课与社团活动一样，但不厌恶他们两个。他们非常柔和，像红橙色的婴儿。
蓝口红她大概是咸宁人，或是恩施人，总之电话里皆是湖北方言，叽里呱啦，和我几个湖北室友说的都不一样。她知道我是银川人，但是不知道银川在哪，我逗她说在大沙漠里，她信了，还问我沙漠上下不下雨。
穿越时光的最好方法就是虚度时光——我从来没听说过混日子的人使用过“度日如年”这样的词汇。我和蓝口红每天混日子，乱吃乱喝，抽烟，闲聊。常是低着头，碾压着鞋底的石子与草，能聊上两三个小时。打游戏，进城瞎逛。在最后一班回郊区的二层巴士上，压根没有别人，估计一层都没有，只有司机和我们。她就像神经中毒了一样，把所有窗户拉开，在公交车上吸烟。狂风涌入，烟很快就飘散。
从城里到黄龙山背面的新校区，要经过黄龙山隧道，那个隧道非常美丽。夜很漫长，逆着生物钟搞事情，很累，于是白天的睡眠异常安稳，都上课去了，没人吵你。就中午要吵一会，因为学生们要回来吃饭。
蓝口红跟我约法三章，其中有两章是比较明确的。一，不能劝她喝酒，她酒精过敏，“一喝就死”。二，一个月只能开一次房。因为她极度恐惧上床，除了疼痛，她别无其他感受。后来我们再也没有开过房。因为实验证明她确实是从头疼到尾的，那很痛苦。上帝把她的这个阀关上了。另外一章，她当时说保留话语权。
蓝色口红，她总是随时装在身上，动不动拿出来抹两笔。每天都像是吃了一麻袋桑葚一样，出现在我面前，散发法兰西非主流式的浓郁气质。我的嗅觉都出现了异样，见到她，嘴里就冒出车厘子、蓝莓、桑葚的味道。关键是，她自认为那是“特立独行”的表现，我觉得挺丢人的，因为她穿了白色丝袜，打扮得像个萝莉。是那种情色风格的萝莉，她跟我走在放学时的逆向人潮里，弄得我脸上如炭烤一样通红。
我问你为什么非要、非得、非“特立独行”不可？凌晨三点半，热闹非凡的网吧里，她把耳机摘下来，竟是一脸的愤慨：你真的读过王小波吗？你如果骗我，为了取悦我，而说你读过，那我们就分手吧，Now，现在。我立刻展示出醍醐灌顶的神态，表示充分理解，并赞美了她蓝色的嘴唇。连带她的蓝色短裙、蓝色袜子、蓝色小皮包一同赞美了一番。
她那一番言论非常吓人，表情也是。后怕。弄得我连忙网购了五六本王小波的书，共计花去二百五十余元，甚至包括一本别人写的《王小波作品批评》。当然了，后面这本书非常垃圾。是一本酸溜溜的狗屁著作。一个人当不了艺术家，就去当批评家了，然后还觍着脸说批评也是一种艺术。
在我连续沉迷于网络游戏与蓝口红身上的橘子味长达大半年时间的节点上，我以为即便是众神之王宙斯走过来电击我的脑壳，让我清醒、学习、改善作息，我也会发他一根烟，给他点上。我要带他熬上几回夜，办几张通宵卡，顺道见识见识凌晨两点半的野猫群P晚会，醉倒在路边抱着砖头当电话使的大肚男，以及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蓝口红女士。她一定会谩骂宙斯是个整天放电屁的蠢货。
但一位骑士用文字的长枪刺破我的领子，把我整个人提溜起来，往天上一抛，我瞬时飘起来，仿佛重力来自天空而并非土地，我穿过云层，落到了生活的阳面。事后他摘下面具，露出一张遍布愁容的，非常屌丝的一张脸，他就是王小波了。一位在勃起之后，连铁锤也锤不软的神奇人。后来在上海，常有人向我索取书单，问我的阅读量有多少，质问我的狗屁文章是怎么写出来的。我惭愧极了。因为我从前从不读书，中国的语文教育不但不鼓励享受阅读快感，还用“阅读理解”这种反人类的设置将读书欲望活生生吓死在萌芽时期。理解应是自发的，理解了，就理解，且每个人理解到的都不一样。没理解，你不能强行让人理解理解。读罢王小波，我也不再读新书，其他人的文章我看不进去。新疆烤馕夹鱿鱼，是我味蕾肠胃领地上的唯一真神。精神上的，就是他了。
不过很久以后，也遇见过其他的骑士，卡尔维诺骑着“想象力”的汗血宝马，苏童那匹“结构与布局”的马也俊俏抖擞，我能读进去的。不过这些马都有马厩，有家，有规矩，有人鞭挞的，甚至有些人的马还带有骟过的痕迹。王小波的马同时长着两种生殖器，还是透明的，是放养的。
二〇一四年冬天，我与蓝口红之间开始产生隔阂。陪她的时间少了，才知道她是那样一个粘人的女人。短信轰炸，电话暴击，尖酸刻薄的互相声讨，充满了我们仅有的通话时间。因为到了大学三年级，有些课如果不去，相当于主动辍学。我硬着头皮站在实验台前面，黑黝黝的胶皮桌子上，摆着一小杯清澈透明的溶液。
而我所要做的事情，是检测这看似纯洁的水当中，含有多少钙、镁、磷。“钙镁磷含量测定”，听起来恍若玄学，但懂行的人都知道，一个大学生得以完成这个实验的门槛只有两条：一，认识26个英文字母。二，四肢健全，未瘫痪。学校设置专业实验的同时，还发一本实验书给你，就像是在跑道上给你立下跨栏，又往竞赛者脚底安上许多弹簧。按照书上说的，就按顺序把EDTA、HCL、NAOH什么之类的东西盛出来，按顺序倒进去，就行了。EDTA是乙二胺四乙酸，HCL是盐酸，不知道是什么，没关系！对着英文缩写字母，柜子里去找，都贴着标签呢。我保证，到文学院历史系或是艺术院美术系找几个人过来，也能满分完成我们的实验。
这样的实验每天都有，站一下午，很累，无法再陪红裙子奋战在凌晨三点半，无法再为了艾泽拉斯了。不过这些都有点借口的意味，主要原因是：王小波把我弄得心痒痒了，痒得我钻下床底，把两年多没有打开的笔记本电脑弄出来。
这个电脑上长满了霉菌，我给它擦净后，开机。它像拖拉机一样，轰响。不到十分钟，就具备了煎鸡蛋的热度。我的舍友们都吓坏了，都担心它随时会爆炸。不过更让他们恐慌的是，赵翔宇竟然摊开了几本书，拿上了笔和纸，还新建了一个WORD文档，并写下了一个矫情酸溜的小说题目：蓝色口红。
写作是一件很私人，或是说很丢人的事。《看不见的城市》是卡尔维诺的马中精锐，但驯马的时候，没人看见的。马蹬他踹他，戏耍他，马逃跑，气他，整他的时候，我们可看不到。但几个室友对我开始写小说这件事表现得非常兴奋，经常叫人来观摩议论。这弄得我不得不继续熬夜，我再次砸碎生物钟，跳进了生命的反面。不过这一次，我只是深渊探险而已，我是顺着梯子下来的，随时还能上去。
蓝口红可不同，她直接在反面安了家，家里温馨，暖和。就像冰冷的长夜中，一间燃着炉火的小屋子。她打电话骂我：“想分手就直说，别整天躲着！你这个渣男！”我很难想象自己会变成渣男，我一不抠门，二不出轨，三还尊重她的洁癖与疼痛。我说：“我今天晚上可出不去，我们班在开会！”
八点多，她问我在哪，我压低声音说：“在开会呢。”
话音未落，一个女人，一脚踹开我们寝室的大门，那一瞬间，她美艳异常。气冲冲的眼睛，红润润的脸蛋，穿的雨靴黝黑锃亮，上面挂着武汉深冬的雨露。我一直以为十岁以上的人不会穿雨靴，但她就是穿，她吃泡泡糖还真的吐泡泡来玩，她还收集方便面里的星座卡呢。此人身下也有一匹透明的马。她说，“这是你最后一次看见我，以后不要见面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青春里的狠话没几句能成真的，我从前还跟她说过再做那个行尸走肉般的实验，我就是狗呢。我还不是照样做了一年多。
实际上，那是我倒数第二次见她。
自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沉迷于写作。漫无目的地写，碎片练习，写一个宿舍楼下卖卤蛋的跛子。写学校附近的红灯区，红灯区小巷子里的女人，把高跟鞋扔在一边，让脚休息，吃盒饭，喝水，休息。写网吧老板的女儿，在我的指导下，上无良电台点播歌曲，一首要扣50块钱话费。她点的《数码宝贝》主题曲，点了十来次。
《蓝色口红》完成的时候，我拿给选修课老师去看。对方是一位五十余岁的现代文学史授课教授，学校请这位大师来授课，以增进理科生们的文学素养。他将我的七八张A4稿纸迅速翻了一回，往我怀里一塞，说了两句话。一，我们文学系的作业我都批不过来呐！二，年轻人不要写小说！像我们文学系学生，先从文学评鉴做起！况且你们这个年代的人，没有经历过苦难，未经历苦难，或者见证过苦难的人，是写不出好的作品的！
我长期熬夜练就的肿眼泡子，以及目光呆滞的模样兴许引起了他的怜悯，他将纸张抽回去，在上面签了一个名字！回寝室后，我盯着那签名猛看，这个人名字我越看越熟悉，胆战心惊中，我把垫桌子角的书抽出来，原来，他就是写《王小波作品批评》的大师。
可以。九十年代出生的人，大概是不能说“苦”、“难”、“累”这仨字儿的。我小时候，在饭桌上埋怨老师凶悍，学校严酷，外祖母操着一口宁夏和甘肃南部的混合腔，讲起打桥洼的土坯房里，教员把大黑锅烧焦了，倒贴着白墙，抹出来一个“黑板”供学生使用。还讲起残缺不全的桌椅板凳，以及版式不一的教科书。弄得我哑口无言，抢先一句！
“好好好，姥姥，我身在福中！”
“哎对你不知福！”
在祖母家，埋怨剩菜回炉后暗暗的酸味。老人家微微一笑，放下筷子。动辄三十年，发力五十年，讲起祖国六十年代初期三年的自然灾害，“满村的树皮，树皮你知道吧？被扒得那叫一个干干净净，为了不饿，怎么办？喝水！醒了就喝水，喝完了就睡！”
“饿得人眼睛里头都是发光的蝌蚪！”
苦难这个字眼，十足狡猾圆润。枪炮痢疾的苦难中，人饱受苦难。蜂蜜与卤汁中浸泡着，人也是苦难的。前者是枯瘦腐烂着死去，后者是发福臃肿地活着。老一代人说吾辈身在福中，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苦难的进化与变异。他们不了解九零年代生人专有的、顽固且精良的苦难。现在我不得不猖狂地向父辈宣告：苦难是无关时空的，与后辈切磋苦难之严重，场面之悲怆，是没有意义的。且，与伤及体肤、食不果腹的苦难相比，困乏身心的苦难，它更高级，不容易根除。如果说自然灾害是生命的砒霜，它锋利，直接，但它纯洁无瑕。新时代的苦难，就是大烟膏子，它让人上瘾，沉迷，稍有不慎，就进入慢性死亡的深渊中去。
我曾是混日子的顶级人才，我深刻了解，在我所在的一本院校内，有多少像我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比例是多少，我们彼此心中有数。二零一五年夏天的期末考试前，教务处封掉了一个年级QQ大群，它叫“如天宫一样美好的未来”，“天宫”指的是校门北面一家鹤立鸡群的商务宾馆，他是学生们开房时的最优场所。我的舍友，暂且称之为曹君，情急之中，曹君新建了一个QQ群，命名为“普度众生”，以供有需要者，从上面寻找热腾腾的美味答案。四人寝室，宣传力度有限，我们只是把群号码发在了一个规模极小的游戏交流群，并附以“化院新群”两个字的简洁简介。此时，距离下午的考试只有一小时时间。
在四十分钟后，群成员人数达到了“597”。并有“专业人士”立下群规：切勿在考试期间发送与考试无关的文字，违者踢出！
我铭记那个数字，如同此刻我铭记着我们的苦难。
在大学校园附近，网吧林立，尼古丁飞窜。短裙御风，酒瓶穿空。方圆十里，在我拜访的十八家书店里，寻不到一本惠特曼诗集。应用商店里无穷无尽的APP，削磨生命的长度，一到美丽的夜晚，寝室楼灯火通明，闪烁的电脑屏幕里面，大大的胸脯，美丽的脸庞，甜甜的声音。或是激烈的战场，用鼠标操控的小人儿，释放出一道道魔法波痕。女人们的生活重心，放在修图、颜值、包包、朋友圈上。男人们的，则放在游戏与女人上。没有任何一段岁月，比此时更像泡沫。靓丽、脆弱，且如光飞逝。
那段时间，我整个人患上了一种精神疾病。我走路都皱着眉头，一副苦大仇深的，极其欠打的模样。类似于女人更年期那样的心理阴云，数倍地聚拢在我头顶，这导致我经常跟人吵架。我想找点乐子，但乐子不想找我。吃饭、唱歌、看电影，喝酒、网吧、打台球，这些竟然就是我二十年生命里所有的乐子！我为此感到恐慌。为了避免跟外人发生冲突，我把自己关在寝室里，写小说。小说完成时会有一种超乎于性的快感，于是，写小说，顺理成章地成为我新的乐子。
《纹机器猫的人》，是受“跟风考研”现象的启发——有一大批人，他们考研究生不是为了研究，而是为了在简历上多写两笔。《纹》就讲盲目从众的苦难。《兰州莎莎》则是一场关于传承与精进主义的博弈。《愁容骑士》写那光洁如新的教室中，梦魇般的体制恶臭。《另一把羊角匕首》，写大学校园里一系列智障般的地域歧视。《贺兰山下》，写九零年代生人无法抗拒的父母之命。《十七楼房客》与《赤裸圆舞曲》，则献给我们千丝万缕的，那无处安放的年轻性欲。
我到打印店去，将文件们通通打印出来，纸捏在手里，仿佛它们再也不可被篡改。仔细闻这些字的时候，除了铅墨味儿，我大概能闻到凌晨三点的味道。兴许闻到一点烟味，以及当年寝室里，从外至内飘进来的，秋天桂花的暗香。不过，最浓郁的，当属苦难的味道。闻吧，闻着，然后闭上眼睛，我看见一位骑士，从浓雾中来，下马，踩着醉步，拔剑四顾心茫然，他剑锋切割空气，久久寻不到苦难的真身在何处。它们寄居于深夜热闹网吧的键盘下，藏匿于酒瓶堆叠的包厢里。但他身上带有纸和笔，每个字都像一道金闪闪的符咒，使那浓雾向后散去一点点。
那些漆黑黏稠的东西，最怕看见赤裸裸的东西。他写赤裸裸的文字，赤裸裸地面对世人。我得跟在他身后老远的位置，多学学，多练练，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马。至于蓝口红，我们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事。这些我保留为自己的秘密。她带我认识王小波，我至今也心存感激的。
（责任编辑：向可 ）纪念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编辑：张春贵　录入：qry　来源：博客日报　 13:23:30　 阅读：2440
&&&& 以1992年为界，王小波的人生可以分作两截来看。在1992年以前，他曾是插队知青，回城工人，后来考上大学，出国留学，回国任教。这是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都走过的人生轨迹；1992年以后，他辞职（但不是下海）专事写作，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度过生命的最后5年时间。
&&& 贯穿他一生的是对自由、理性的追求。他的写作，以“有趣”、“自由”“常识”为宗旨。他的生活更是体现了对枯燥的反抗。当他最终脱离体制成为自食其力的自由撰稿人的时候，他证明并维护了思想的价值与尊严。
&& “黄金时代”
&&& 生逢不幸
&&& 日，王小波出生于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王方名原籍四川省渠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逻辑学家。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不久赴延安，转战至山东。50年代初任教育部干部。母亲宋华原籍山东省牟平县，也是教育部干部。
&&& 王小波在全家五个孩子中排行老四，在男孩中排行老二。他的许多小说中主人公取名“王二”，或许与此有关。王小波的出生正值“三反”运动期间。在他出生前两个月，王方名被指为阶级异己分子，不仅开除党籍，还被赶到人大附中教书。这件事给全家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他的父母希望这只是一场小小的波折，因此给此时出生的孩子取名“小波”。可以说，王小波从尚未出世就被时代打上了烙印。后来家人在谈到他的早逝时，认为他在胎里的最后两个月时受到这样的刺激，使得他的体质不好。
&&& 荒唐年月
&&& 在他的成长的年代，发生了许多荒唐的事，都成为他后来反思的对象或写作的素材。与同龄人一样，王小波在饥饿状态中度过了他的儿童时代。他在自己的文章里写道，由于饥饿，小时候养成了吃铅笔的恶习。“我从后面吃起，先吃掉柔软可口的橡皮，再吃掉柔韧爽口的铁皮，吃到木头笔杆以后，软糟糟的没什么味道，……除了铅笔之外，课本、练习本，甚至课桌都可以吃。……饥饿可以把小孩子变成白蚁。”他认为是饥饿使得他有了怀疑的精神，不再相信亩产三十万斤粮等宣传。
&&& 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时，王小波是北京市二龙路中学一年级的学生。运动开始时，班上的同学突然开始分为红五类和黑五类，红五类就开始欺负黑五类的同学。这使得他对“话语”产生巨大的怀疑：“话语教给我们很多，但善恶还是可以自明”。许多感受他都写进后来的著作中去了。《似水流年》中，他写道：“在当年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把全院的大字报看一遍”。实际上他自己也曾写过一篇《牛头?马面?判官?小鬼》的大字报。而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院里一位老先生的死，在《似水流年》中，王小波夸张地写道：“他脑袋撞在水泥地上，脑浆子洒了一世界。”
&&& 1968年王小波初中毕业，要上山下乡。本来他可以和母亲一起到安徽的教育部干校的（那里可以吃饱饭），但出于革命浪漫主义的想法，他坚决去了云南陇川插队。在这里，体质不佳的他很是吃了些苦头，还曾因为打架挨过批斗。当时负责放牛的王小波和负责赶牛车的当地青年因为用牛的事起了争执，王小波把人家眼睛给打得铁青。没过多久，北京有一个知青慰问团来考察，闲聊中就知道了这件事，王小波开始受批判。据和王小波一起遭批判另外一个知青回忆：“每天晚饭后，3个人就被叫到农场托儿所的宿舍里，蹲在不到1米长的婴儿床里，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揭发和批判，整整持续了一星期”。此后王小波受到惩罚，被分到打谷场去扛200斤重的麻袋。一时间队里把所有的坏事都加到王小波几个人头上，偷鸡摸狗、蒙混老乡、偷工偷懒、打架斗殴，成了名副其实的“坏分子”。
&&& 在这种环境下，王小波的浪漫主义情怀也逐渐消退。当时有别的热血知青邀他一起去参加缅共，他抽了一整条烟，最后决定不去，说人家（缅共）没有邀请他。在这时候，他开始尝试写作。他在写给李银河的信中回忆到，他十六岁的时候，晚上“用钢笔在月光下的一面镜子上写诗，写了趁墨水不干又涂了。然后又写，直到涂得镜子全变蓝了”。这段生活成为《黄金时代》的写作背景，自己经历的许多场景都在小说里得到重现。
&&& 在云南呆了一年多，他就患了急性肝炎，不得不回京。在北京他没有户口，没有工作，成为一个“黑人”。母亲怕他愁出病来，设法让他到山东牟平去插队，后来又当了民办教师。1972年，他回到北京，在北京牛街教学仪器厂做工人，后又调到北京西城区半导体厂做工人。工人生活是《革命时期的爱情》等小说的写作背景。这样，他一直做到1978年。那一年，他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贸易经济系，从此他的人生道路有了根本性的转机。
&&& “革命时期的爱情”
&&& 《绿毛水怪》见证爱情
&&& 文革期间，王小波曾经写过一篇叫做《绿毛水怪》的小说。这是一篇很忧伤的爱情小说。文笔幼稚，但颇有才气，在当时以手抄本形式在朋友圈子里流传一时。李银河认为，他们的姻缘正是这个小说促成的。李银河在她一个朋友那里读到了这个手抄本，这个朋友也是王小波的朋友。李银河说：“虽然它还相当幼稚，但是其中有什么东西却深深拨动了我的心弦。”特别是王小波在这本书里写到了对于陀思托也夫司基的小说《涅朵奇卡?涅茨瓦诺娃》的看法，李银河认为“这是一个和我心灵相通的人”，因此想结识作者。
&&& 他们在1977年初认识了。当时李银河从大学毕业，在《光明日报》社做编辑。有一次王小波去见她，聊了没多久，王小波问：“你有朋友没有？”李银河回答没有。王小波单刀直入地问：“你看我怎么样？”他的率性和直爽打动了李银河，接下来两个人开始了通信和交往。
&&& 恋爱中的王小波最有创意的事是把信写在五线谱上。他这样说：“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把信写在五线谱上吧。五线谱是偶然来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在五线谱里呢。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如此的诗情，其魅力岂可阻挡。今天，享受着便捷发达的通讯技术的人们恐怕很难再享受写信的乐趣。但在八十年代，通信不仅是一种实用的工具，还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发挥艺术灵感的天地。在信纸上，王小波写下许多精妙的文字，他说：“我和你就像两个小孩子，围着一个神秘的果酱罐，一点一点地尝它，看看里面有多少甜。”这些文字，在王小波逝后被编成《爱你就像爱自己》一书出版。
&&& 丁克家庭
&&& 1980年元月21日，王小波和李银河结婚了。因为当时王小波还在大学读书，不允许结婚，所以结婚仪式是秘密举行的。据说李银河因为王小波长得丑，还有点心理不平衡，王小波说：“不行就到爬行馆里比一比么。”还指出李银河也不漂亮，算是扯平了。这自然是笑话。实际上，王小波和李银河的婚姻是我们时代最为动人的婚姻之一。王小波夫妇颇具特立独行的精神。他们在结婚前，就决定不要孩子。他们认为两人世界已经很充实了，根本不需要孩子。这在那个时代还是需要些勇气的。因为传统观念和社会氛围的影响，许多人虽然想不要孩子，但对于真正做到这一点，却连试一下的勇气都没有。李银河后来说，他们赶上第一拨丁克家庭了。
&&& 1982年，李银河到美国匹兹堡大学读书。王小波做了两年的留守丈夫后，也到了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作研究生，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在美国留学期间是他们最为艰苦日子。在美国读书期间，王小波因为英文不好，一直没能获得奖学金资助。没有收入，两个人的生活全靠李银河的奖学金维持（两个人在学历、收入方面，始终是阴盛阳衰）。但李银河不肯让王小波出去打工。她坦言自己崇拜小波，“他有那么一个智慧的头脑，我舍不得他去做粗活。”但这期间也是他们最为潇洒的日子。两个人利用微薄的奖学金，驱车万里游遍美国，还利用一个暑假到欧洲各国旅游。
&&& 1988年，王小波夫妇面临回国与否的抉择。李银河后来在文章中说:“这个抉择并不容易，我们反复讨论，权衡利弊，以便做出理性的选择，免得后悔。”双方对物质生活的要求都不是很高，李银河的社会学研究和王小波的写作都不能离开中国社会，夫妻俩选择了回国。王小波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后来又在人民大学会计学系任讲师。直到1992年，他主动辞去教职，专事写作。
&& “思维的乐趣”
&&& 地道的小说，艰辛的成名
&&& 从王小波学习的专业上，是看不出他与小说有什么关系的。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工商管理，在匹兹堡大学只是随社会历史学者许倬云作些无关痛痒的研究。回国后，先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又到人民大学会计系任教。
&&& 但他坚定地认为自己的长处是写小说，他后来和朋友谈话时说道，“小说我是能把它做地道的”。在文革期间他写下了《绿毛水怪》这本以手抄本形式流传的小说。在匹兹堡大学期间，王小波开始写作根据唐人传奇改编的仿古小说，就历史传记与许倬云探讨过，许倬云对于他的尝试非常支持。在许倬云看来，这是条应该走下去的路。他不明白为什么王小波最后选择的却是小说创作。他看了小波的小说后，告诉他要“炼字”，这对王小波启发非常大。
&&& 《唐人密传故事》在美国写好后，王小波把书稿寄给李银河的母亲，希望能在国内出版，但找不到出版社。后来，王小波做生意的二姐夫在山东找了家出版社自费出版，但卖得很不好。
&&& 许倬云是王小波的文学事业上的伯乐。1991年，王小波写了十年的小说《黄金时代》获台湾第13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小说在《联合报》副刊连载，并在台湾出版发行。这次得奖就是由许倬云推荐的。许倬云后来回忆说，“我与《联合报》比较熟，知道每年他们都有征求小说大奖，平常都是由小说家推荐，我看了小波的《黄金时代》后就对他们说，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觉得这个小说不错，我以读者身份推荐行不行？他们说行，就把小说拿过去了。后来，果然得了大奖。”许倬云对王小波作品的评价是:“很真情，不虚伪。用他的笔写出了一代人想说却说不出的想法，反映了他这一代人共同的经历。即使批评，也是厚道的，不尖酸刻薄，不是谩骂，而是带着怜悯和同情写他所处的时代。”
&&& 这次得奖坚定了王小波写小说的决心。王小波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将来就想吃这碗饭，现在年尚富，力尚强，挣了钱，将来养老不成问题罢。”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尽管《黄金时代》得的是纯文学奖项，但在香港是作为色情文学出版的。书名为《王二的风流记》，封面上是一片青翠山林中，一个陈清扬躺在地上，一个王二站着，两人都是裸体。
&& 《黄金时代》在大陆出版的经历更是尴尬。王小波夫妇找过好几家出版社，都没有下文。1994年初，书稿到了华夏出版社赵洁平的手里。赵洁平从第一眼印象中就知道这书不好出，但她认为，“好东西应该出来”。果然，《黄金时代》正式出版以后，却进不了正规发行渠道，“订货会不能参加，不能打广告，书店不卖”。
&&& 那时王小波和赵洁平推着自行车，后座绑两捆书，到各小书摊、图书批发市场去推销。后来为推销这本书开一个研讨会，李银河请了些评论界名家，赵洁平说:“王小波听着大家的高度评价，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尽管1995年王小波再一次获得《联合报》奖，但小圈子里的赞美始终没有拉动市场销量，定价12.80元的《黄金时代》直到作者去世前都没卖完。《青铜时代》、《白银时代》在赵洁平手里攥了两年无法问世，1996年冬天，王小波终于找到花城出版社同意出版发行《时代三部曲》。或许自己也对纯文学的写作遭遇有些沮丧。1996年他考取了大货车的驾照，对朋友说:“有一天实在混不下去了，就靠这个吧。”
&&& 杂文：无心插柳
&&& 王小波认为自己的主业是写小说，“有时也写些杂文，来表明自己对世事的态度。”但就在他的小说遭遇坎坷之际，他无心插柳的杂文却以独树一帜的风格先于小说受到了广泛的认可。
&&& 王小波写作杂文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年。《三联生活周刊》、《东方》、《南方周末》这些报刊是王小波的主要阵地。他的杂文先后两次结集出版：先是《思维的乐趣》，后来又出版了《我的精神家园》。1997年，他最后一次编选自己的杂文集时，命名为《沉默的大多数》。
&&& 王小波的杂文的魅力首先是有趣。他不遗余力地反对无趣和低智。“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当然我不想把这个标准推荐给别人，但我认为，聪明、达观、多知的人，比之别样的人更堪信任。”他认为以前的知识分子总是拿道德作文章，却不会体会思维的乐趣，结果把思想作成了一件非常苦的事情。“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他提倡智慧，反对虚伪。他认为“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同时以一种旁观者的清晰思维，能一眼揭穿煞有介事的虚伪。“我反对愚蠢，不是反对天生就笨的人，这种人只是极少数，而且这种人渴望变的聪明。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愚蠢的人都含有假装和弄假成真的成分”。
&&& 王小波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小波式的幽默。王小波的文字极有特色，“就像帕瓦罗蒂一张嘴，不用报名，你就知道这是帕瓦罗蒂，胡里奥一唱你就知道是胡里奥一样，小波的文字也是这样，你一看就知道出自他的手笔。”
&&& 王小波特别崇尚宽容、理性和人的良知，反对一切霸道的、不讲理的、教条主义的东西。读过他文章的人可能会发现，他特别爱引证罗素，尤其是罗素提倡的“人的幸福乃在于参差多样”。这使得他的文章总是给人一种意外惊喜的感觉。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满耳听的不是些陈词滥调，就是些蠢话傻话，而小波的思路却总是那么清新，这也是一个他最让人感到神秘的地方。
&&& 有人说，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只出理论家、权威理论的阐释者和意识形态专家，不出思想家。但王小波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位自由思想家。自由人文主义的立场贯穿在他的整个人格和思想之中。他通过他的杂文告诉人们，公平的法律和良好的秩序正是一个自由人的本能而自然的追求，而且它们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只能依靠自由的思想和权利来完成。没有自由作为前提，秩序无从谈起。如果有，那也只是专制者的秩序。失去自由的人，也就失去了秩序。因此在辞职后的几年内，王小波的杂文在国内的思想界已经颇有名气。据评论家指出，“他比学者可读性强，比作家学理深，加上文体别致，可以称得上杂文家里的一线”。
&&& 应该说，杂文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给王小波带来了信心。在他给友人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我正在出一本杂文集，名为《沉默的大多数》。大体意思是说:自从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这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文章的抱负。知识分子与我们的时代
&&& 日深夜，有人听到独自在家的王小波大叫两声。第二天，人们打开他家的门，发现他已经去世了。法医鉴定是心脏病导致的猝死。
&&& 正像许多优秀作品，因为它们过于超前，以至于人们往往要在作者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才发现它的价值。王小波引以为骄傲的小说在他生前没有得到大陆人的认可，但他死后的哀荣却铺天盖地而来。我们可以看到多家出版社不断再版他的文集，每年他的忌日都会有人组织纪念活动。甚至有一群青年人成立一个团体，号称“王小波门下走狗”，模仿他的文风进行创作……
&&& 王小波的魅力何在？作为一个英年早逝的作家，王小波的小说、杂文其实尚未来得及达到顶峰。但王小波的人格与个性、追求却是全新的、独树一帜的。王小波拥有高学历，曾经留洋欧美，回国后在北大、人大等著名学府教学。但为了自己的生活理念，他坚决辞去一切体制内的职业，作一个自由撰稿人、自由思想者。他总结几十年的中国文人命运，发现多数中国文人几十年来难保人格士格学者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都乞食在一个国营单位里。而人，一端人碗，就受人管，只要你有一个单位，不论你有多豪放多大胆，那么就无论如何也要受一点"所有制"的制约。为了彻底地独立思想，只有离开一切公职和单位，做一个纯粹的自由撰稿人，才可能名符其实地成为一个真正的思想者。二三十年代的大学者大作家大思想家，如鲁迅等人，其最根本的不就是一个自由撰稿者吗？
&&& 这就使人想起他的一篇杂文里写过的，有一只神奇的猪。它依靠自己的彪悍，躲开了人们对它的设计生活在野外，特立独行的。十年间，王小波被反复讲述为一个“自由主义者”，那只种猪的特立独行，成为自由主义青年的行为手册。
&&& 因此王小波的出现，体现了这些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进步。他开了知识分子告别单位，纯粹以思想为生，当一个彻底的自由人的先河。在《三联生活周刊》、《南方周末》等重要媒体的怀念与追认中，王小波精致而复杂的文学文本被轻巧地推移到视野之外，镁光灯所照亮的，是一代“自由分子”的成长史。
&&& 知识分子的自由度，是一个社会成熟度的一个指数。王小波的出现，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正在迈向一个正常的、成熟的社会。
&&& 回首百余年来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社会的起落沉浮，无疑是一个令人感慨万千的话题。
&&&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参与、影响社会始于19世纪末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在他们之前，知识分子欲想参与、影响社会，必须通过科举进入官僚体系，以官员或士绅的身份介入社会。但1898年，处于民族危亡之中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不及了，他们直接以书生的身份，发动公车上书，从而开知识分子干政之先河。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继续通过办报纸、写时评，鼓吹其维新思想，执舆论之牛耳，继续其知识分子的梦想。
&&& 1905年，苟延残喘的清廷废除了延续千年的科举制。此举也意味着士绅阶层的没落和新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兴起。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知识分子参政方式就此终结，但由于新闻出版业的发展和大学的兴起，知识分子以学者、作家、报人等身份，反而能更为直接地介入社会。从那以后，知识分子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每一次重大的社会运动，都活跃着知识分子的身影。如辛亥革命前，为革命辩护的章太炎，新文化运动中，提倡废古文的胡适，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群体，共产党建立时的李大钊、陈独秀，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左联，西南联大为争取民主献身的闻一多、李公仆，以及在国共大对决中，坚决站在共产党立场上的诸多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等等。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各种运动，知识分子阶层无役不与，以致有学者将中国的现代化称为知识分子主导型的现代化。
&&& 现代语境下的“知识分子”一词，除了指以知识为其谋生手段以外，更主要的一个内容是其对于社会的抗议。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最初几年，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尚称融洽。在度过最初的几年蜜月期后，天然具有抗议精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不能被政府容忍。随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知识分子的厄运也开始了。知识分子赖以谋生的大学、报纸、杂志等独立机构被收编到体制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无法再保持其独立性。知识分子阶层在整个社会被孤立起来。一波一波的社会运动，如1955年的批判胡风的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然后是十年文革，知识分子戴着“臭老九”的帽子，一步步堕入地狱。
&&& 一个没有或限制知识分子发出声音的社会是一个危险的社会。文革结束后的头两年，在人们还没有从文革的造成的思想僵化中脱离出来，全社会都在举棋不定的时候，还是知识分子勇敢地发出了自己声音，为全民的思想解放提供了契机：1978年，几个教师写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邓小平利用这个契机，支持了围绕着这篇文章的大讨论，让我们社会回归到常识。
&&& 邓小平复出后，首先抓的是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他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体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眼光。
&&& 1977年，邓小平作出了恢复高考制度的决策。这是改变了千万人命运的重大决策。与恢复高考密不可分的是知识阶层的重新兴起。一方面，原有的被迫远离知识数十年的老一辈的知识分子重回校园，继续知识的薪火相传；另一方面，有一大批新人，通过这个制度，进入到知识阶层。
&&& 如果大致勾勒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在社会发挥影响力的群体，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最早在社会大出风头的是作家，在文革刚刚结束，人们有大量的情绪急需发泄，而不需要太多知识积累的文学就成了那个时代最方便的手段。继文学家登场的是哲学家，当人们的反思进一步深入时，需要更多的文化资源的支持，引进大量的西方思潮就成为那个时代最时髦的现象，所谓的“文化热”。接下来是法学家。社会秩序的重建，依法治国成为迫切的需求，法学家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与法学家同时登场的是经济学家。但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策，经济学家才大放异彩。
&&& 当代社会的发展，舆论环境的宽松，已经使得人们不需要再以其它隐晦的形式来表达对于社会的不满或建言。直言不讳的批评，使得一批知识分子成为公众的代言人。近几年，我们社会又走到了一个叉路口。经济改革单兵突进带来的一些负面后果凸现，许多社会问题引起人们的反思。如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导致的社会问题，以教育、住房、医疗新“三座大山”导致的民生问题，腐败问题、三农问题、下岗失业问题、人口生态问题、社会犯罪问题、道德失范问题和婚姻家庭问题，引起新一轮的以反思改革为名的思想激辩。为民众说话的是知识分子，这一次的辩论，则纯是知识分子的竞技场。
&&& 三十年，我们看到，一个崭新的知识阶层已经崛起，并在我们的社会进步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他们中，有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他们历尽建国以来的种种磨难，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重新振作，显示了传统文人自强不息的风骨；有在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敢说敢做，关于为民众说话。
&&& 今天，这些被特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群体，成为今天我们社会进步的一支重要的推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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