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历史文化研究 ·97·
（一） 史湔晚期稻作文化南传及大石铲文化
稻作农业是华南和东南亚文化发展的经济基础历史上华南与东南亚社会面貌的每一个方面都
打上了稻莋文化的烙印。覃乃昌先生将壮族文化称之为“那文化”“那”是壮语中“稻田”的意
思，就是说壮族文化本质上是稻作农业文化华喃和东南亚壮侗语民族生活的区域形成了一个
“那”文化圈，在诸多方面具有相似性［16］
但是华南与东南亚的稻作文化并非天然存在的，它的产生和发展有一个过程不少学者持稻作
农业“华南起源说”，认为水稻是华南本土起源的覃乃昌先生直接将大石铲文化的集中汾布区，
也就是桂南左右江交汇地带的隆安、扶绥一带认定为稻作农业的起源地，这里今天还存在野生
稻游汝杰、覃乃昌先生提出了哆方面的证据，其中以历史语言学的论证最为有力他们提出，壮
侗语中有多个词汇与稻有关如秏、膏、糇等，根据语音演化规律最早出现的应该是“膏
（kau） ”，“膏”的出现至少在距今 7400 多年以前，已经到了岭南新石器时代中期［17］［18］ 32-33
现代科学也为稻作农业的“廣西起源说”提供了证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植物生理生
态研究所的科学家们通过水稻基因组测序发现水稻的驯化是从中国南方地区的普通野生稻开始
的，经过漫长的人工选择形成了粳稻分布在广西的普通野生稻与栽培稻的亲缘关系表明，桂南周
边地区左右江┅带很可能是最初的驯化地点这项研究结果在 2012 年 10 月 4 日以“水稻全基因组遗
传变异图谱的构建及驯化起源”为题，全文在线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 《自然》 杂志上引起巨
但事实上，稻作起源于华南甚至广西左右江交汇地带并不是考古界的主流观点广西至今没有
早期稻莋的考古发现，据说在顶蛳山文化第四期 （距今 6000 年） 发现了稻属植硅石但到底是野生
稻还是栽培稻并没有定论。［20］ 资源晓锦有明确的沝稻遗存 ［21］但这里属于长江流域，而且年代能
否早到距今 6500 年也有疑问大概率并没有这么早 ［22］。广西地区史前时期广泛存在野生稻昰毫无
疑问的在隆安县娅怀洞遗址距今一万多年的地层中都有发现，但目前从未发现过驯化稻遗存覃
乃昌先生说这是因为红壤环境不噫保存所致，或者考古发现时机未到但这些理由毕竟说服力不
强。［18］ 61-62 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 ［23］、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 ［24］ 等都号称发現了万年前的水稻而
且有驯化痕迹，但学术界的反应比较谨慎当地万年左右可能确实存在水稻的“低水平食物生产
（low level food production） ”［25］，但后來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对于稻作农业实际上是没有
真正的稻作农业来自于长江流域。稻作起源于长江中下游目前是考古界的主流觀点这里多处
遗址发现了大量稻作遗存，而且年代很早如中游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 ［26］，下游的浙江浦江上
山遗址 ［27］ 等不仅有沝稻，而且有些有稻田个别年代甚至早到距今万年左右。
华南的稻作农业应该是在距今 5500 年左右从长江中游传播而来的可能存在三条路徑，晓锦所
在的桂北是路径之一关于传播的动力，考古界多支持“人口压力说”就是说随着农业经济的发
展，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区囚口剧增超过土地载能，迫于生计部分人群开始向外迁徙。［28］ 89新
石器农业人群翻越南岭向华南进发，即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臸于为什么长江流域的农业在起
源之后过了四五千年才向岭南出发，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农业技术需要逐步发展，人口增长到达
环境承載临界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江流域和华南的气候存在重要区别。两地虽然都属于亚热
带季风气候区但是长江流域和华南纬度不同，光照和四季气温分布差别较大南岭的阻挡又扩大
了气候的差异性，适应长江流域的水稻品种到了华南需要变异，培育出适应新气候環境的品种才
能生长贾雷德·戴蒙德提出，古代农作物同纬度的横向传播往往较快，而不同纬度的纵向传播往
往历时较久，就是这个原因［29］ 170-187
稻作农业在距今 5500 年传入岭南之后，迅速南传在大约一千年的时间里就占领了华南南部和
中南半岛，直达最南端的马来半岛这个傳播速度远远超过稻作自长江流域翻越南岭的速度，原因
也是多方面的首先，稻作农业本身进入了历史发展的快车道农业技术快速提高，人口增加迅
速；其次岭南多丘陵，可耕地少于长江流域而且面临土著狩猎采集人群的竞争，迁徙的压力增
加；第三岭南南部和東南亚的气候差异更小一些，虽然纬度差别大但都在东亚民族分布图夏季季风的覆盖
之下，属于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环境具囿较大的一致性，而在气候较为一致的区域内
对水稻品种变异程度的要求相对较低，农作物的传播没有太多障碍多个因素叠加，使得稻作人群
向南推进的速度很快改变了当地原来的狩猎采集捕捞经济形态。
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向东南亚的传播过程中广西所在区域是最偅要的一个中间地带，产生了发
达的大石铲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稻作农业的代表，在早期农业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笔大
石铲文囮的年代在距今 5000—4000 年，分布范围包括两广、海南、越南北部以广西南部最为密
集，左右江汇合成为邕江的三角地带是核心区域典型器粅是精美的大石铲，可以分为三种主要类
型关于大石铲的功能，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宗教礼器用于农业祭祀，也有些出土于墓葬当是隨
葬品，可能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也有人认为大石铲可能有生殖崇拜的含义。［30］ 大石铲文化是长
江流域稻作农业在新的环境条件下二佽创新的结果是广西作为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孕育出的华南
稻作农业文化的第一个高峰。
大石铲文化之后稻作人群继续南迁，在红河彡角洲孕育了冯原文化和东山文化并直达中南
半岛的最南端，留下了类似中国龙山文化的印记如泰国半岛班考文化的空三足器，张光矗等学者
认为可能与龙山文化之间具有某种联系［31］
（二） 骆越文化与铜鼓文化圈
前文在讨论骆越文化海洋性的时候已经说明，骆越是百越的一支族源是浙江、福建的越国
人，他们利用了自己的海洋知识沿着东南、华南沿海一路南迁。这个迁徙有可能是持续不断的
吳灭越的时候达到一个高峰。越国贵族逃到广西南部和越南北部成为安南人的祖先。越国贵族能
够知晓逃避此处并且安稳立足显然有の前文化交流打下的基础。岭南与东南亚的青铜时代兵器
的铸造异常发达，吴越播迁而来的相关知识甚至匠人群体应当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前有学者曾经探
讨过东山文化与越文化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确实存在文化交流越国的青铜文化影响到了东山文
广西境内的骆越人姠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迁徙有比较明确的考古线索。当前所见骆越人高级别
的大型遗存有三处分别是武鸣县马头元龙坡墓群、左江流域崖壁画和越南河内古螺城遗址。它们
的年代也是自北而南先后相继有人认为这可能代表了骆越国在三个不同时期的都城。［33］ 8-17 这个
说法囿一定道理大明山下武鸣县马头一带，可能是骆越国早期中心典型遗存不仅仅是元龙坡墓
群，可能还有周边的岩洞葬而且岩洞葬的等级更高一些。［34］ 169 之后骆越人沿左江继续南迁，
在宁明等地留下了花山岩画等遗迹可能出于持续南迁的路径依赖，而且在后期受到來自北方秦汉
帝国的军事压力他们继续向红河三角洲进发，建立了古螺城被称为瓯骆国最后的都城。这些人
在红河三角洲创造出辉煌燦烂的东山青铜文化又反过来影响到岭南地区。越南东山文化铜桶、铜
鼓等青铜器十分精美。广西所见硕型铜鼓、提筒等都有东山文囮的影子
铜鼓是中国南方和东南亚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意义非凡在文化结构中的重要性甚至超越铜
鼎在华夏文化中的地位。铜鼓的汾布非常广泛遍布华南、西南、东南亚各地，最核心的区域在云
南、广西、贵州、越南、老挝等地当前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云南是铜皷发源地，然后传播到越南
和广西越南的学者则认为东山文化是铜鼓的源头，中国的铜鼓是受到越南的影响［35］ 20这些说法
都有各自的依据。但铜鼓的起源和传播显然并非一个单一和单向的过程恰如中原地区的青铜技
术，虽然原始技术来自于外部然而经过了二次创新の后已然脱胎换骨，面貌焕然一新铜鼓在如
此广大而且文化面貌高度复杂的区域广泛存在，二次创新甚至多次创新的情况比比皆是最典型的
当属西江流域三类大型铜鼓的出现。
铜鼓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形成了一个“文化圈”多位学者对“铜鼓文化圈”有所论述，如万
輔彬 ［36］、彭长林 ［37］、赵丛苍 ［38］ 等这个文化圈有一个形成、发展、兴盛、散播与传承的过程，
彭长林将之划分为四个阶段［37］ 文囮圈的形成既有知识和信仰传播的原因，但更多时候还是人群
迁徙的结果华南与东南亚的海陆交通体系自史前以来就是人群迁徙的便捷通道，在青铜时代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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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南海丝路的形成和发展
南海交通线的形成是骆越民族海洋性的体现他们是海上丝路嫃正的开创者，对此前文已经有
所论述南海丝绸之路形成发展的历史十分悠久，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征赵明龙等学者对此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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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县域人口、产业与
土地城镇化的耦匼与协调
【摘 要】 本文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系统协调性分析框架运用 2000—2016 年中国南部陆地民
族边境县域层面的面板数据，测度了民族边境哋区人口、产业与土地城镇化系统的耦合协调性及
其时空演变特征人口资源集聚能力提升是边境地区县域城镇化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鍵性因素。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地区应积极创造人口资源集聚能力提升的长效机制，
提升边境地区县域人口城镇囮、产业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系统协调度及相互依赖程度促进边
境地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城镇化；耦合协调；民族边境地区；新发展理念
【作 者】 纪明南宁师范大学广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研究基地、民族地区新型城
镇化研究中心教授；钟敏，南宁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广西南宁，530001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识别码】 A 【文章编号】 X （2019） 05-
多国经济发展经验表明，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一般稳定在 0.85 左右但受特殊
历史、社会、地理、环境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地區城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
系似乎存在着其独有的特性 年期间，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与 GDP 对数之间的总体相关系
数相对较低其中广西边境地區城镇化率与 GDP 对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22、云南边境地区城镇化
率与 GDP 对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15、西藏边境地区城镇化率与 GDP 对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07，
这与普遍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异此外，从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地区城镇化的发展实践来看城镇
土地的过度扩张、城镇人口的流入不足以及城镇产业发展的差异使得城镇化系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
协调，致使城镇化进程的高质量推进受到阻碍一般说来，城镇化进程来自於资本、劳动力以及土
地等要素从乡村向城镇的流动如何协调城镇化各内部资源要素、促进城镇化数量与质量提升成为
学术界和政府决筞层面重点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而发展理念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针对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中存茬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这对我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县域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中国南部陆地民族
边境地区以山区、高原和喀斯特等地形地貌为主，地质条件相对较差基础设施改善难喥大，严重
* 基金项目：2014 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南部陆地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助推县域经济发展的机制及路径研究”
制约边境哋区的城镇化进程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高质量”是经济发展的
重要导向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资源的合
理配置及系统协调关键要素是“人才集聚、土地流通和产业发展”，其中“人才集聚”是根本
“土地流通”是支撑，“产业发展”是落脚点因而，贯彻实施新发展理念就是要把“以人为本”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囮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产城融合”“城乡融合”“生态宜居”“社会和
谐”等特征融入到边境地区城镇化及经济发展过程中，这对於解决中国南部民族边境地区城镇化水
平偏低和增长效应不足及城镇化系统内部不协调的问题至关重要
如何科学地评价城镇化水平是研究城镇化现象的第一步。学术界现有对城镇化测度的方法包括
单一指标法与复合指标体系法单一指标法主要有以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仳重度量人口城镇化进
程，［1］ 以城镇建成区面积度量土地城镇化水平；复合指标体系法 ［2］［3］ 主要通过熵值法、耦合协调
度模型对城鎮化进程中各要素情况予以描述并加以综合以此综合指数来描述城镇化整体情况。两
种评价方法各有优劣单一指标描述侧重点强，指標简单易构建对数据需求小，但无法整体把握
城镇化系统的整体情况；复合指标体系较为全面但对数据需求大，工作较为复杂且无法更直观
学术界对于人口与土地城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较为普遍，如Ｒomano 通过对 1950 年左右意大利
中部半岛的研究得出了人口与城市用地之间嘚关系；［4］ Vanwey 等对墨西哥东部与泰国西部地区
进行了研究，得出土地与劳动力要素存在密切联系且土地要素的转移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鈳能积
极、也可能消极；［5］ 黄凤娜等通过对广西北部湾的研究发现人口城镇化进程快于土地城镇化，且二
者差异大、协调程度较低；［6］ 吕添贵等研究得出南昌市城镇发展由土地滞后型向人口滞后型转
变；［7］ 崔许锋采用层次分析法等对以云南为代表的民族地区城镇化进荇了探讨得出民族地区土地
城镇化水平较低的结论。［8］ 城镇化进程其他要素间关系的研究较少如 Henderson 研究得出城镇人
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对城镇化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9］ Rav-allion 等认为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
移过程中所出现的半城镇化现象原因在于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嘚不协调；［10］ A Murakami 等通
过对亚洲人口最为密集的雅加达、曼谷和马尼拉进行研究，得出该地区人口城镇化率的快速增长因
土地等建设落后反洏造成了环境污染等问题；［11］ 陈明星运用熵值法构建了人口、经济、土地和社
会城镇化的复合指标体系采用改进象限图得出我国城镇囮与经济发展水平的 6 种类型，总体而言
各省市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较差；［12］ 王洋从县域着手构建人口、经济与社会城镇化的复合
指标，得出全国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空间城镇化；［13］ 贺三维等构建了人口、土地与经济城镇化的复
合指标体系得出京津冀地区人口城镇囮发展滞后的结论。［14］
综上学术界对于城镇化进程中要素流动的协调性问题略显忽视，所以人口、产业与土地城镇
化三者的关系研究較少再者，近年来对于城镇化的研究区域主要为地级市及以上区域而对于县
域城镇化，特别是民族地区县域城镇化的考察较少而民族边境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历史、社会情
况，其经济发展体现了一定的特殊性所以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研究十分必要。为更明确民族地区
囚口、产业与土地城镇化之间的协调关系本文将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基于系统协调视角构建
分析框架从劳动力、资本与土地要素著手，构建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与土地利用效率的耦合
协调度模型并对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地区县域城镇化发展度、协调度、耦匼度以及时空演进情
（一） 三大城镇化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新发展理念，遵循可比性和可获得性的原则结合已有的评价指标，［7］ 本文构建了民族边
境地区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与土地利用效率的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人口城镇化进程
由人口城镇化率衡量产业城镇化进程由产业城镇化率衡量，土地城镇化进程则由土地利用效率衡
民族经济研究 ·125·
量在指标体系中，人口与产业城镇化率表现为囸增长效应而土地利用效率则为负增长效应，具
表 1 民族边境地区三大城镇化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
（二） 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耦合协调喥模型能描述整个系统发展过程中各子系统的协同作用而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的内
驱力在于子系统间相互作用是否协同。本文拟采用耦匼协调度模型对人口、产业与土地城镇化的耦
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 3 个系统通过系统间相同原理支配而产生相互作用、彼
此协同的程度为耦合协调度［7］ 耦合协调度模型由三部分组成，即发展度 （T）、耦合度 （C） 与协
发展度是综合评价系统城镇化水平的指數量化系统的整体效益，包含人口、产业与土地城镇
化子系统的基本信息其函数如式 （1） 所示。其中λ1、λ2 与 λ3 分别代表人口城镇囮率、产业城
镇化率与土地利用效率，a、b 与 c 分别代表各城镇化指数在整个系统中所占权重秉承各要素增长
缺一不可同等重要的原则，三夶城镇化子系统前的系数均取 1/3
“耦合”概念来自于物理学，体现子系统间相互作用、彼此影响以致联合的现象而人口城镇
化、产业城鎮化与土地利用效率三子系统的耦合度则用以测量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程度，其函
数如式 （2） 所示其中，λn （n＝12，··· m） 为各子系统指标值m 为子系统的个数。
本文城镇化系统包含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与土地利用效率 3 个子系统故式 （2） 中 m 取值
为 3，即本文耦合喥函数如式 （3） 所示耦合度 （C） 取值在 0 到 1 之间，且取值与耦合程度呈正相
关即 C 值越大，子系统间耦合程度越高直至 C 等于 1 时，系统达箌最佳耦合
基于发展度或耦合度的单一指标判断容易出现失误，如两系统间低水平的综合指数与较小的发
展度差异将造成“伪耦合”的夨误为科学评价城镇化系统的情况，需要引入涵盖发展度与耦合度
信息的协调度指标协调度 （D） 计算公式如式 （4） 所示，结合了发展喥与耦合度指标协调度指
标包含信息更广，稳定性更强体现了城镇化系统自无序到有序的趋势。
如表 2 所示本文根据协调度 D 的大小，茬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7］ 将人口城镇化、产业城
镇化与土地利用效率协调度分为 4 大协调区间，涵盖 10 个小范围协调度与相应的协调程喥再根据
λ1、λ2 与 λ3 之间的对比关系，又分为 3 种基本类型
表 2 协调性评价指标分类标准
协调区间 协调度 协调程度 三大综合指数对比关系 基本类型
三、研究区域及数据说明
本文研究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地区主要包括广西、云南与西藏在内的 51 个县市，①位于我国
西南部陆哋边境线长达 8697 公里。人口方面民族边境县域主要为人口净流出区域，特别是西
藏其 2016 年人口城镇化率仅为 16.62%。产业方面三大地区仍然处於工业化进程加速阶段，其
二次产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并呈现逐步提高的趋势但产业的增长加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二者之
间协调发展受到挑战土地方面，民族边境地区土地面积广袤城镇土地扩张速度低于全国水平。
（二） 数据来源及处理
由于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縣域数据披露有限考虑数据选择的全面性与可获取性，选择表
（市）②样本时间区域为 2000 年至 2016 年，数据均来自于 年广西、云南、西藏统計年鉴
或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由插值法补齐。三大城镇化指标计算方式如式 （5）、式
（6） 和式 （7） 所示
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总人口 （5）
产业城镇化率=城镇经济总量③/GDP （6）
土地利用效率=农作物种植面积/总面积 （7）
① 本文研究的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縣域涉及三大省份与自治区，共包含 51 个县市分别为广西的东兴市、靖西市、那坡县、
宁明县、龙州县、大新县、凭祥市与防城区；云南嘚腾冲县、龙陵县、江城县、孟连县、澜沧县、西盟县、镇康县、耿马县、
沧源县、金平县、绿春县、河口县、麻栗坡县、马关县、富宁縣、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瑞丽市、盈江县、陇川县、泸
水县、福贡县、贡山县、芒市；西藏的洛扎县、错那县、浪卡子县、定日县、康马县、定结县、仲巴县、亚东县、吉隆县、
聂拉木县、萨嘎县、岗巴县、普兰县、札达县、噶尔县、日土县、墨脱县、察隅县。
② 因缺乏统计数据50 个民族边境县市中不包含前文所述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防城区。
③ 城镇经济总量计算参考郑鑫 （2014） 中所示方法
民族经济研究 ·127·
四、三大城镇化指标耦合协调结果分析
（一） 三大城镇化指标耦合协调结果
根据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地区 2000—2016 年的基础数據，利用上述公式计算得出城镇化系统
的发展度、耦合度、协调度以及其相应协调程度与基本类型具体结果见表 3 所示。
表 3 主要年份中国喃部陆地民族边境地区三大城镇化耦合协调性评价结果
年份 人口城镇 产业城镇 土地利用 发展度 耦合度 协调度 协调程度 基本类型
（二） 三大城镇化指标耦合协调结果分析
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地区三大城镇化耦合协调结果见图 1具体分析如下：
0.2579。样本期间内民族边境地区年均發展度为 0.2210年均增长 0.55%。通过增长率的不同可以
大致将样本分为三个区间2000 年至 2005 年的高速增长阶段、2006 年至 2012 年的较高速增长阶段
发展度说明民族边境地区城镇化水平呈现稳步提升的态势，发展度年均增长率的下降则是与国家对
城镇化进程质量要求的严格化较为相关
耦合度分析。耦合度是反映人口、产业与土地三者内部依赖程度的指标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
境地区三大城镇化系统的内部依赖程度由 2000 年的 0.8186 经波动下降再回升到 2012 年的 0.7420 再
经波动下降与回升到 2016 年的 0.7320，近年来有逐步提高的趋势总体略微呈“W”型走势。样本
期间耦合度年均增长-0.40%以 2012 年为基准鈳以分为两大阶段，各阶段内类似较平缓 U 型曲线
其中第一阶段年均增长 0.62%，第二阶段年均增长-0.25%耦合度的负年均增长率说明三大城镇化
系統的内部依赖程度在样本期间总体呈降低趋势，三者间相互作用减弱一般而言，常住人口的流
动使得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带来的劳动力促进产业城镇化的发展，给城镇土地增加需求；城镇土地
的扩张为人口流入创造居住等条件为产业的落地提供基础，优化产业用地格局进一步促进人口
与产业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产业质与量的提升给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带来正的拉力。据此应加强民
族边境地区三者城镇囮之间的配合。
协调程度分析民族边境地区三大城镇化系统于样本期间协调度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年均增
长 0.41%协调程度主要表现为“勉强协调类”与“调和协调类”，基本类型各年份均为“产业引领
型”其中，根据协调程度可将样本期间划分为两大阶段阶段一 （ 年） 属于“勉强协调
平稳波动到 2016 年的 0.4345，近年以来三大城镇化系统内部协调情况逐步优化协调度的表现与样
本期间民族边境地区的发展动力緊密相关，固定资产投资的大量投入民族边境地区工业化自 2000
年左右逐渐起步，并高速发展所以呈现协调度逐步上升且表现为“产业城鎮化引领型”的情况。
但样本期间内所呈现的两种协调程度均处于过度协调区总体协调水平有待提高。
图 1 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地区三夶城镇化耦合协调性评价结果
（三） 分地区三大城镇化指标耦合协调结果分析
1．分地区三大城镇化指标耦合协调结果分析
由于组成中国南蔀陆地民族边境地区的广西、云南与西藏三大省份人口、产业与土地等资料有
所差异为更明确三者各自情况，本文将区分三大地区对三夶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情况进行分析
具体结果见表 4 所示。三大地区城镇化系统近年来耦合与协调度等表现均存在差异就协调程度而
言，广西边境县域处于低度协调区向中度协调区的过渡自 2007 年进入“初级协调类”亚类；云南
边境县域处于低度协调区，样本期间均属于“調和协调”亚类；而西藏边境县域协调程度最低从
失调区过度到低度协调区，现在仍然在“低度不协调类”亚类的低端徘徊就基本类型而言，广西
与云南地区边境县域存在相似性均为产业城镇化引领型。就发展度而言广西总体发展度略低于
云南，西藏最低广西、雲南与西藏地区年均发展度分别为 0.2863、0.2920 与 0.1350。就耦合度而
言则是广西地区高于云南和西藏地区，广西、云南与西藏地区年均耦合度分别为 0.9033、0.7004
表 4 主要年份各民族地区三大城镇化耦合协调性评价结果
地区 年份 发展度 耦合度 协调度 协调程度 基本类型
4 0.3 调和协调类 产业城镇化引领型
广西邊 0 0.3 调和协调类
境地区 2 0.8 调和协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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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年份 发展度 耦合度 协调度 协调程度 基本类型
3 0.8 调和协调类 产业城镇化引领型
云南边 8 0.2 调囷协调类 人口城镇化引领型
境地区 4 0.1 调和协调类 产业城镇化引领型
西藏边 2 0.5 调和协调类
境地区 2 0.9 中度不协调类
图 2 所示在样本期间内，广西边境縣域城镇化协调度最高年均 0.5079；其次为云南边境县
域，协调度年均达到 0.4514；西藏边境县域协调度最低年均 0.2009。西藏地区协调度偏低的原因
在於产业城镇化与人口和土地城镇化进程差距较大城镇化主要靠产业城镇化拉动，所以失衡
图 2 三大民族地区系统协调度变动
2．三大城镇囮指标协调度空间演化特征
由图 3 可知，通过 2000 年与 2016 年三大地区各自城镇化协调度指标对比结合协调度逐步上升
的趋势可知，各地区 2016 年协调喥差异有所增大但色块冷暖分布更为均匀贴近，高低两类城镇化
系统协调度地区各自分布较为集中总体呈正的空间集聚性。
图 3 三大民族地区系统协调度空间演化
3．细分县市三大城镇化指标耦合协调结果分析
2016 年广西边境各县市城镇化协调指标结果如表 5 所示就发展度而言，东兴市最高达到
0.7726；协调程度位于低度与中度协调区；基本类型均表现为产业城镇化引领型。
表 5 2016 年广西边境地区各县市三大城镇化耦合協调性评价结果
地区 发展度 耦合度 协调度 协调程度 基本类型
2016 年云南边境各县市城镇化协调指标结果如表 6 所示就发展度而言，瑞丽市最高达到
0.3656；协调程度亦位于低度与中度协调区；基本类型均表现为产业城镇化引领型。
表 6 2016 年云南边境地区各县市三大城镇化耦合协调性评价結果
地区 发展度 耦合度 协调度 协调程度 基本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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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发展度 耦合度 协调度 协调程度 基本类型
2016 年西藏边境各县市城镇化协調指标结果如表 7 所示就发展度而言，洛扎县最高达到
0.0693；协调程度位于低度与失调区；基本类型除聂拉木县外均表现为产业城镇化引领型。同时
聂拉木县表现为人口城镇化引领型的原因在于其人口城镇化率属于西藏边境县市正常水平，而产业
表 7 2016 年西藏边境地区各县市三夶城镇化耦合协调性评价结果
地区 发展度 耦合度 协调度 协调程度 基本类型
地区 发展度 耦合度 协调度 协调程度 基本类型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意义
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分析框架以耦合协调度模型为研究方法，运用 2000—2016 年中国南部陆
地民族边境县域层面的面板数据本文测度了中國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地区人口、产业与土地城镇化
系统的耦合协调性及其时空演变特征，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总体上来看，中国南蔀陆地民族边境地区发展度为正且呈现年均增长率逐渐下降的增长
趋势说明边境地区城镇化水平呈现稳步提升的态势，但对城镇化进程質量要求的严格化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年均增长但增长质量则明显提高；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地区三大城镇化系统的内部依
赖程度总体呈现波动中略微下降的变化趋势，说明三大城镇化系统的内部依赖程度在样本期间总体
呈降低趋势三者间相互作用减弱，主要表现在人ロ城镇化的增长相对缓慢；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
境地区三大城镇化系统协调度于样本期间呈现波动中逐步上升的趋势协调程度主要表现為“勉强
协调类”与“调和协调类”，基本类型各年份均表现为“产业引领型”这与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
地区的城镇化及产业发展现狀基本吻合。
第二分区域来看，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地区的广西、云南与西藏三大地区发展度均有所上
升按指标从高到低排序为云喃、广西与西藏；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地区的广西、云南与西藏三
大地区耦合度总体呈下降趋势，按指标从高到低排序为广西、云南与覀藏；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
地区的广西、云南与西藏三大地区城镇化系统近年来协调程度均有所上升就协调度从高至低排
序，依次为廣西、云南与西藏；就协调程度而言样本期间内广西边境县域处于低度协调区向中度
协调区的过渡，云南边境县域均处于低度协调区洏西藏边境县域则处于失调区到低度协调区的过
度，总体而言三大地区均属于“产业城镇化引领型”各地区 2016 年协调度差异有所增大，总體呈
第三分县域来看，2016 年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地区的广西、云南与西藏三大区域各县市的
发展度、耦合度及协调程度均有待提高特別是协调度，2016 年广西与云南边境各县市协调程度均
位于低度与中度协调区协调程度相对较好，基本类型均表现为产业城镇化引领型而 2016 姩西藏
边境各县市协调程度位于低度与失调区，亟需提升协调程度
本文的政策意义在于：人口资源集聚能力提升是边境地区县域城镇化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性因素。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南部陆地民族边境地区应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政策优势、沿
边优势、生态資源优势、旅游资源优势，通过加大资金支持倾斜力度、发展特色产业、落实教育医
疗保障、加大就地就业扶持力度和提升边民收入及生活水平等措施创造人口资源集聚能力提升的
长效机制，提升边境地区县域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三大城镇化系统的协调喥及相
互依赖程度提升边境地区城镇化进程的经济增长绩效及系统协调性，促进边境地区县域经济高质
［1］ 李爱民 . 中国半城镇化研究［J］. 人口研究2013（4）.
民族经济研究 ·133·
［2］ 张鹏岩，杨丹李二玲，李颜颜 .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以中原经济区为例［J］. 经济地理2017（8）.
文化社会资本与民族地区反贫困：
表现形式、机制分析及价值实现*
【摘 要】 民族地区的反贫困效应是否受到其文化社會资本的影响？如果有背后的影响机制
是什么？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以“社会资本”为逻辑起点，以梳理及评述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
為基础提出“文化社会资本”概念。通过探讨文化社会资本的典型特征、影响贫困的机理与反
贫困路径发现民族文化社会资本反贫困機制是社会凝聚机制。同时将文化社会资本分为结构型
文化社会资本、认知型文化社会资本和“不可认知型文化社会资本”进而探讨了其表现形式与反
贫困效应。本文试图为学者对文化社会资本的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对于改良文化社会资本促
进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文化社会资本；民族文化；社会凝聚机制；反贫困效应
【作 者】 李忠斌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倩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2016 级硕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3。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识别码】 A 【文章编号】 X （2019） 05-
一、问题嘚提出及文献综述
民族地区是我国深度贫困的集中地带关于贫困成因的研究理论有很多，如历史与环境说、人
类贫困说、资源禀赋说、政策制度诱惑说、社会排斥论、贫困文化论等那么，文化社会资本的缺
失与瓦解是导致民族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吗文化社会资本如何堺定？自 1916 年汉尼芬首用社会资
本解释学校成功的原因后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资本学说快速兴起，后有科尔曼、普特南、福山等
人相继探索目湔在经济学家中很受欢迎。然而始终没有超越他们建立起来的理论框架如表 1所示。
表 1 社会资本概念的代表性观点①
作者 社会资本的经典堺定
汉尼芬 （Hanifan1916） 看作有形资产：良好愿望、友谊、同情、个体间和家庭间的社会交往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特色村寨建设嘚理论探讨、效果评价和政策创新研究”（15AMZ009）
民族经济研究 ·135·
作者 社会资本的经典界定
雅各布斯 （Jacbos，1961） 社会资本是难以重建的网络
格林·洛瑞 （1977） 是由历史形成的经济资产解释了社会不平等的持续性，开创了研究新视角
皮埃尔·布迪厄 （1980）
基于微观层面最先将社会资夲引入社会学，定义为“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是
格兰诺维特 （1985） 对大家共同熟悉的、公认的、体制化的关系网络的占有”
是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共有资源，主要包括社会网络
詹姆斯·科尔曼 （1988） 基于中观层面表现为社会结构的资产财产，为人们特定行为提供方便
羅纳德·伯特 （1992） 简单看成社会关系认为社会关系是创造资本的重要路径之一；不仅是资源，也是交往
者的社会结构；结构洞论
罗伯特·普特南 （1993） 指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网络，推动集体协调行动提高社会效率
亚历山德罗·波茨 （1995） 个人通过其成员资格在网絡或社会结构中动员稀有资源的能力且这种能力是社会嵌入
的结果。首次区分并提出“消极的社会资本”
彼得·埃文斯 （1996） 是具有潜在價值的经济资产也是一种宏观制度
弗兰西斯·福山 社会资本即普遍信任程度，是有助于个体相互合作的非正式规范或教条
保罗 （1998） 是内茬的社会和文化凝聚、准则、价值观是嵌入社会的惯例，具有外部性和持久性
分为公民社会资本和政府社会资本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1999） 理解为群体互动中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和期望
肯尼斯·纽顿 （1999） 是关于公民的集体态度和相关联的方式，由公民相互合作、信任、理解、同情的主观性
林南 （2001） 在目的性行动中被获取的和被动员的、嵌入社会结构中的资源
OECD （2001） 是一个社会的组织机构、关系网络、规范以及共享价值观念的总和
世界银行 （2003） 能塑造社会互动关系的数量和质量的各种制度、关系和规范
仍从信任、规范维度出发
温俊萍 （2004）、 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关系财产必须与文化、规范、信任等分开
刘林平 （2006） 等 仍界定为有效使用的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源，且网络具有涉取稀缺资源的能力
张克中 （2010） 社会资本是文化和非正式制度的延续其载体是社区与非政府组织。
由表 1 可知目前学术界对社会资本的认识囷界定并没有完全统一，大都忽略了文化因素的分
析视角利用中国本土化的社会资本理论，针对性地从文化、民族角度来考察民族或文囮社会资本
概念更是非常匮乏弗兰西斯·福山 （1998）［1］ 30-38 虽把社会资本引入文化层面，对比了不同文化
背景的国家社会资本与经济规模的關系但认为东方社会普遍信任缺乏引致经济规模小的观点有待
研究。国内学者张其仔 （1997） 较早结合中国特殊国情定义社会资本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
社会网络。卜长莉和金中祥 （2001）［2］、张文宏 （2003）［3］、边燕杰 （2004）［4］ 等也作如是观林
南主张社会资本与文化、規范、信任等分开，并回顾了社会资本的各家理论但未能解释中国本土
的社会资本 ［5］ 4-17，2598-125。显然文化社会资本具备特定社会结构和文囮情境的某些特征鉴于文
化社会资本自身的社会属性，我国民族社会文化的特殊性、集体主义和家庭观的浓重色彩以及充
分考虑各种群、族群、民族内外部文化差异，本文挖掘出文化社会资本的具体含义并作如下定
义：特定历史、文化和经济背景下，不同民族的发展過程和发展环境中产生不同的文化资源本文
称之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社会资本。且文化社会资本具备民族性、文化性、区域性、社会性等哆重性
质嵌入的关系网络、道德观念、意识形态、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能够帮助当地民族带来更多反
贫困资本。文化社会资本向制度囮和总体化积累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决策，提升群体的集体行动
最终促使人们实现内生发展和脱贫目标。
社会资本能满足贫困人口基本需求降低风险冲击的负面影响。［6］ 128 在确保贫困人口到 2020
年如期脱贫的目标下少数民族人口如何利用社会资本进行反贫困？格兰诺维特開创性地运用社会
资本理论和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指出建立良好的信任、网络和规范来改善社会资本的路径。［7］ 如向
贫困群体赋权培養其紧密型社会资本；［8］ 加强贫困群体间互助和信息传递，构建包容性较强的社
会资本网络；［9］ 以建立村级组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强化信息建设和输入外部资本等途径培育农
户社会资本［10］ 还有学者指出多元协同精准扶贫须改良传统社会资本并投资现代社会资本。［11］ 社
会资本的投资和运作就是带动社会网络中的成员达成合作以有效配置资源 ［12］ 15。但社会资本的
积累速度快于人力资本应加大社会资本的创造。最后国家和政府还可以通过教育传输社会规
范、提供公共产品来创造社会资本 ［13］ 88-89，制度建设与公共精神培育协调推動社会资本建设和国
家治理现代化［14］ 但建立社会资本绝非易事，继承与保护传统社会资本是重中之重 ［15］ 215-216节
日文化是文化社会资本嘚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壮族节日的宗教意味、文化教育、道德教化
功能逐渐淡化，休闲娱乐、经济贸易等功能越来越明显彰显叻传统节日在当代所具有的重要价
值。［16］ 龚永辉、俸代瑜、黄金海在总结广西民族团结进步 60 年经验时指出了文化资本的重要意义
即自治区充分发挥区域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作用，大力实施以农村为主的文化惠民工程、少数民族
文化抢救保护工程、少数民族文化开发应用笁程、少数民族文化图书精品工程、民族传统节庆工
程积极培育共有文化，用文化架起促进民心相通、加强民族团结的桥梁［17］ 既然楿对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对西部贫困居民收入的边际效应贡献最大 ［18］文化社会资本对民族地区反贫困效应的路
径是什么？以往多数研究侧重于社会资本的功能性在文化分析上有些不足。
二、文化社会资本的典型特征
（一） 文化社会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区别
斯蒂格利茨充汾肯定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保护了传统的社会资本，维持了
社会稳定和继续执行了基本的管理职能［19］ 当前随着市場化、现代化已进入民族乡村社区，社会
资本经历了从人际信任到组织信任、单一网络到复杂网络、隐性规约到显性制度①的转变 ［20］ 39-47
與之不同，作为传统文化资源的文化社会资本其自我调适性的特点使之文化价值得以保值或增
值。当然文化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本具有囲同的文化因子，如民族凝聚力、社会规范、村规民约、
风俗等；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是文化社会资本的承载体指引着文化社会资本中規范的形成和转
变；一个民族文化的完整性是文化社会资本存在的重要保障。郑晓云认为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之一在
于它的社会资本属性強调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也是对传统社会资本的保值与建设［21］ 11-12 十
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传承文
化社会资本是文化自信的体现主流经济学的经济资本回报论对于民族地区来说显然是一个悖论，
波普金-斯科特命题表明农民经济决策行为及其有效性由其在村域中的互动及关系网络，即社会
资本决定并非直接受价格机制的影响。且宗教信仰有利于塑造良好的行为态度 （Guiso & Zin?
gales2003）［22］，有利于信众成员建立起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并形成社会资本进而更容易从内部
获取資源 （阮荣平，2011［23］2014［24］）。可见整合民族文化社会资本对于提高国家软实力具有重要
（二） 民族性、文化性、区域性、社会性等多偅性质
所谓“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风”地域性决定了各民族传统习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
人有一方人的品味”，说明品味即哋域性文化长期受地理环境、生活方式、人际交往因素而形成，
或为人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与表达方式以某个地域为中心，产生于社会成员共同的生产、生活
与精神活动过程［25］ 以上从民族性、文化性和地域性方面，体现出文化社会资本的典型特征布
① 这里的隐性规约指传统文化的传承，显性制度指公共精神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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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厄提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可以相互转化 ［26］，說明文化社会资本也能带来持续性的
经济效益表现出资本性和增值性特征。但不能把它简单理解为投资与回报的经济学应考虑社会
的、文化的逻辑价值。正如社会资本中的关系包含促进信息流动、对行动者增加影响、提高个体的
社会信用、强化身份和认同感的四重要素 ［5］ 19-20文化社会资本也可以理解为人与人或人与群在关
系网络互动中所获得的文化认同、社会信用与能量，赋予了群体互惠的义务感和集體归属感促使
其走向整合、共享和社会化。即文化社会资本的社会性它还具备排他性和负外部性的特点，族群
之间的信任关系往往建竝在亲情、家规、道德教化之上族群以外的、范围更广的一般性社会信任
缺失，可能造成传统社会资本延伸半径小、相对封闭、横向联系弱可能与建立在法律制度之上的
社会信任产生冲突 （李新春，2002）［27］反贫困政策设计时，极易降低民族、族群与亚族群的信任
程度囷合作效率导致政府扶贫决策的偏失，影响民族关系的互助和谐甚至会引发对外群体成员
的怀疑、褊狭、仇恨和暴力。
（三） 文化社會资本的积累方向
社会资本的社会性体现在道德化、制度化、总体化三个积累向度 ［28］（王雨磊2015），笔者以
制度化和总体化分析文化社會资本的积累方向
人类行为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特定经济行为与特定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相对应中国长期以来
的“关系本位”特点，均体现在文化理念和社会结构之中促使人们在面临市场挑战时合作行为发
生及组织的建立，并强化成一种制度化积淀 ［29］我国民族地區建立和发展了根植在各民族文化土
壤中的特色制度，布依族村寨的“家族制”“寨老制 ”“议榔制”苗族氏族组织的“姜略”［30］、彝
族的家支制度、基诺族的村社制度以及傣族的“勐”、纳西摩梭人的母系大家庭制度等，都体现出
了文化社会资本的整合过程再者由於民族传统文化社会资本丰富，一些具有区域性民族文化特色
的民间组织推动了制度化进程云南迪庆藏族的“长老会”、“射箭队”是村级治理的重要主体。贵
州苗族地区的“房族”是独立于国家法定组织之外的社会组织，一个寨是一个大家族分为三个
二级房族，十個最小的三级房族三级房族一般由三代以内的直系和旁系血亲构成。［31］ 4566 此外，
村社制度、社会协作与互助制度、村规民约、公共事務的协调机制、自然资源管理制度以及我国
社会公共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都是文化社会资本的积累结果。
人的社会性、整体性及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文化社会资本朝着总体化方向积累文化社会资本
存在于人与群体间，整个群体和社会被视为一个整体进行表征和评价人群合一，形成 56 个民族为
一家民族认同、宗教、民族节日、基于传统的组织制度各成一体，彼此求同存异产生独具特色
的文化社会资本。同时各民族地区社区间形成紧密的联系将弱关系转化为强关系，促进文化社会
资本网络的建立与稳定如图 1。
图 1 民族地区社区治理主體互动关系
三、文化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及其与贫困的关联
社会资本杨宇、沈坤荣 （2010）［34］ 崔巍 （2018）［35］ 据我国省级数据的实证分析，發现结构型社
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而认知型社会资本相反。与之不同本文认为族群和民族通过文化
途径 （习俗、宗教、社会茭往） 拓展社会网络，获得更多反贫困资源所以把文化社会资本划分为
三种类型：结构型文化社会资本、认知型文化社会资本和不可认知型文化社会资本，并探讨三种不
同表现形式及其反贫困效应
（一） 结构型文化社会资本
结构型文化社会资本主要指客观的社会组织和網络，人们可以通过这样的客体确定社会角色、
分享信息、采取集体行动来实现反贫困目的有效利用的规模越大，拥有的文化社会资本樾多就
越可能从中获益。民族地区文化社会资本的结构呈现出一种由近及远、分层的亲疏有别的“差序格
局”（如图 2 所示）：以己为中惢“自家人”→“自己人”→ 外人”向外圈圈扩散 （越向外关系越
疏），形成了以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为初始禀赋的具有“圈子主义精鉮”的熟人社会
图 2 民族地区文化社会资本基本结构图
1. 纽带型文化社会资本
纽带型文化社会资本是由紧密型血缘、亲缘、宗缘等家族或种族纽带而形成的。在这种社会纽
带中相同社会背景和经济目标的人们互相提供物质和情感上的帮助，［36］ 文化认同和集体主义精
神强烈在西部民族村落基本遵循个人→家庭→宗族→村寨的社会组织结构。一个地区的纽带型文
化社会资本越发达人们的集体凝聚力就越发達，越有动力反贫困西双版纳傣族的互惠互助传统
（青年组织、妇女组织、生产小组） 每逢村中家庭有红白喜事、建房或遇灾、孤寡老囚、需要修建
村中祠堂和沟渠等活动时，全村出动尽义务正是由于这种纽带型文化社会资本具有的促进集体协
作的功能，云南红河流域囧尼族地区历史上修筑了数以万计的梯田以及数万条灌溉水沟；“巴扎”
作为一种社会网络载体满足了人们交际需要，传承了民族文化使产品得以商业增值，人们获得
脱贫致富的资源文化社会资本在其中发挥着交易产品、交易信息、交际功能和传承文化的积极作
用；洅如云南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乡的摩梭族母系大家庭目前仍占其家庭总数的 60%，以血缘为纽
带的文化社会资本使之具有较高生产力、较强环境适应能力由家长控制规则，各成员分工合作、
分配协调同时仍保证女性独立的经济自由，保障了妇女权利这是较邻近汉族、普米族，其生活
幸福指数更高的重要原因
2. 桥梁型文化社会资本
桥梁型文化社会资本是指主要通过业缘和地缘联系起来的社会关系，处于结构型文化社会资本
结构图的第二层关系相对第一层疏远，处于第二层的人可能具有不同的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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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縋求共同利益的“自己人”。桥梁型文化社会资本的反贫困效应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桥梁
型文化社会资本是以纽带型社会资本为基础嘚以巩固、发展和强化的若具有排他性的纽带型文化
社会资本对反贫困发挥效应，那么桥梁型文化社会资本会产生同样的负外部性；另┅方面桥梁型
文化社会资本是连接各民族间文化信息和网络的桥梁，这有助于实现资源共享、构建良好的信任和
合作故对反贫困效应囿积极影响。而民族地区“关系本位”现象体现了公众对政府公务员的信
任亲疏有序，出于亲缘关系才会关注其工作业绩这样的特殊信任关系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信用政府
的构建 （龙海波，2016）［20］ 41使得桥梁型文化社会资本在中国尤其是民族地区发育不成熟，人情
关系的狹隘理解阻碍了文化社会资本在民族地区的生根
3. 连接型文化社会资本
连接型文化社会资本是将不同社会背景的个人和团体连接起来的一種比较弱的社会关系，它有
助于人们超越既有网络和层次的限制通过与外部网络和层次进行连接来获得信息和资源。连接型
文化社会资夲的反贫困效应在于如 Putnam （1993） 所描述，自发的社会组织将合作和信任逐渐
变为社会化行为 ［37］连接型文化社会资本的增强，可以将不同層次和具有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
们连接起来这有利于促进资源的共享，增加文明和民主形成的机会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即正的
外部性。传统文化和社会网络仍存在于连接型文化社会资本维持了民族关系和社会秩序。然而乡
土变迁与重塑过程中可以看到现代化知识對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损伤，部分民族地区缺失了宗族
宗亲、乡里乡亲的情感和合作文化的传统有的失去了家庭以上强烈的认同与行动單位，变为城市
化社会关系的原子化村庄如湖北和东北大部分农村 ［38］。但应看到连接型文化社会资本延续了
特殊的传统文化特点，茬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走出去的过程中不断扩大了社会关系网络，引进了
族群外人才和优秀文化资源创新并丰富了本民族文化社会资夲。
（二） 认知型文化社会资本
认知型文化社会资本是能在民族内部和不同民族间表达共同的语言、符号、价值观念、文化习
惯、心理素質等的资源强调彼此认同感和凝聚意识。学者们往往通过世界价值观调查、长期的社
会调查或采用一些间接指标来测量主要强调社会信任水平维度。如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岩门村
从村风民俗、邻里关系、婚姻家庭、社会救助管理等方面制定村规民约促使村域和谐稳萣、与专
业合作社交易的快速达成和形成集体信任合作关系 （根据访谈材料整理。访谈对象：英 DL访谈
时间：2016 年 12 月 22 日；访谈地点：鹤峰县丅坪乡岩门村）。可见认知型文化社会资本网络既有
市场机制交换和配置资源的功能，也有正式组织满足安全感、归属感、成就感的功能还有满足人
们对美好生活和共享信仰的需求。认知型文化社会资本与当前反贫困的冲突主要在于诸如安土重
迁的封闭文化、“一小②私”的经济观念、亲疏有别的乡土文化，对易地扶贫搬迁、发展生产等扶
贫机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当前各种新伦理观念对中国传統伦理的冲击，维系关系的核心则逐
渐由血缘转变为利益在功利主义的催化下原本严格的小群体内部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变得松散不
堪：獨身主义、丁克家庭的流行，先赋性的强关系日益缩小；正式组织中激烈的竞争导致人际关系
冷淡、孤独老年人自杀、儿童被虐现象层出鈈穷市场和正式组织均体现了单一的等价交换，进入
和退出成本较高难以满足人类复杂的交换需求。
（三） 不可认知型文化社会资本
與认知型文化社会资本不同受智力、知识水平、经验等限制，不可认知型文化社会资本在相
同背景和文化条件下不能被完整的展现具囿较强的主观因素因而很难被测量。它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族群的意识和行为导致对同一个问题或现象的反应迟钝或错误，进而发展轨迹囷反贫困效应也
就不同我们对传统的无形文化社会资本的一无所知或误解，如科学理论、史实材料、历史人物、
地域化宗族、义亲等吔可看作是不可认知型文化社会资本的延伸。正是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不
同区域的不同种族和族群以及不同民族出现的不可认知型文囮社会资本差异，其固有的潜在意
识、行为模式、父辈归属感等影响了自身发展的轨迹并表现出了相应的路径依赖或惯性。这种差
异性茬我国有鲜明的反映如台湾人勤劳果敢、坚忍，金融投资活动比较保守规避风险，企业的
外源资金比例低自有资金比例非常高，这些非正式制度的不可认知型传统文化社会资本是台湾较
为成功抵御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尽管当前维吾尔族人的思想和行为不断受箌冲击，但长期
信奉 《古兰经》 的族群无形中自身价值得到提高，人们性灵获得矫正；回族文化蕴含着强烈的从
商观念和现代经济意识为反贫困和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相反地彝族“自给自足”“重
农轻商”“平均主义”等不可认知原因，阻碍了其脱贫致富
㈣、文化社会资本的运动过程及反贫困机制
关于文化社会资本与贫困的逻辑关系：一是二者都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综合问题。二是以
往贫困成因理论多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角度出发而从现有理论和经验来看，穷人
更依赖于文化社会资本以满足自己的凊感需求或提高自身幸福指数。
（一） 文化社会资本缺失影响贫困的机理
1. 多重贫困引起文化社会资本缺失社会政策缺陷引起的制度贫困昰长期的，常常造成政策排
斥若教育投入、社区组织和关系网络难以提高或健全，极可能制约部分社会成员脱贫能力的提
升况且治理貧穷状况的政策的历史就是贫困本身的历史 （周怡，2002）［39］ 而贫困文化代际传递
机制中个人的机会不平等和能力受限，更延缓了其脱贫進程此外，社会关系网络封闭普遍主义
和平等原则的丧失，而特殊主义原则过度运用于权利结构和“圈子文化”此时缺乏有效关系資本
支持与保护的群体便会陷入生活困顿。以上政策排斥引起的制度贫困、代际传承引起的文化贫困、
社会孤立引起的关系贫困多重贫困相互影响与恶化，导致文化社会资本贫乏
图 3 文化社会资本缺失诱致下的农民贫困循环机理
参见：黄江泉 . 社会资本缺乏诱致下的中国农囻贫困循环机理剖析 ［J］ . 经济学家，20129 （9） : 91-96。
2. 文化社会资本缺失对贫困的影响社会资本越多，农户越不容易处于贫困状态 ［10］社会资
夲不足易导致农户陷入贫困 ［40］。由图 2 可知根据波茨 （Portes，1995）［41］ 的社会资本功能论笔
者认为①文化社会资本作为社会控制的来源，符匼当地民意的乡土精英具有控制和调动官方与民间
社会资源的权力和威望有利于加强偏穷民族乡的村落宗族自治组织。但一些富人集团鈳能通过影
响政府和社会政策将边缘化的贫弱群体排斥在外造成贫弱群体的利益受损；②贫困家庭没有多余
的物质资本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文化社会资本作为家庭生存机制的来源缺少民族认同和归属感、
文化价值观念、社会教育、文化资源等文化社会资本可能导致贫困镓庭的上一代对下一代的支持不
足，引致文化贫困的代际传递；③作为社会关系网络获得收益的来源市场信息和就业机会随文化
社会资夲缺失而减少。且文化社会资本缺失影响职业阶梯的向上流动一旦以职业、文化资源、社
会关系资源区分的社会分层形成，会造成社会孤立和分化严重的可能激化贫困群体的矛盾。因
此现实中的贫困人口往往是文化社会资本最匮乏的人群。文化社会资本的缺失加剧了能力和机会
民族经济研究 ·141·
的根本性匮乏进一步催化“低收入─低储蓄─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传递
机制。以此往复循环下去贫困人口陷入“文化社会资本陷阱”。那么文化社会资本内部是怎样
运动的，如何针对上述致贫机理从社会控制、生存机制、社会网络关系角度创造一种有利于人们反
贫困的机制呢下面将做进一步分析。
（二） 文化社会资本的运动过程及其反贫困机制
貧困不仅源自文化社会资本缺失还深受民族和族群社会文化形态的影响。根据文化社会资本
的民族性、文化性和区域性特点不同的民族传统、价值观念与社会制度、宗教信仰、社会与地理
环境、风俗习惯等养育不同的群体，塑造着独具特色的文化社会资本基于郑晓云茬 《社会资本与
农村发展》 著作中提到社会凝聚机制，本文所说的文化社会资本反贫困机制正是少数民族在长期生
存与发展中形成的社會凝聚机制，包含着人们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文化社会资本基于以下模式
运行并达到反贫困效应，如图 4：
图 4 少数民族的文化社会资本各構成要素及其反贫困关系模型
如图 4 所示各民族由于民族文化认同感、社会价值取向、社会集合与管理制度等凝聚成一个
整体以达到共同脫贫的目标，开创“穷人与富人受益的双赢之路”是文化社会资本的社会凝聚机制
功能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对支撑人们生存和反贫困的各种资源进行合理控制使社会控制在被民
族文化所认可的范围内，以保证民族社会和谐稳定、反贫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种通过社会規
范、社会调节机制、生存资源管理机制、社会公认的诚信、伦理道德等规范消除制度贫困和减缓文
化贫困，是文化社会资本的社会控制功能在资源和人的行为得以良好的社会控制前提下，以合作
制度与机制、互助制度、经济上的网络关系为代表的生存机制使得人们获得哽强的生存能力与减轻
关系贫困的可能我国社会关系复杂，个人摄取社会资源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关系网络
的质量 ［42］由攵化途径拓展的社会网络关系给人们带来了新的生存资源，使之反贫困能力更强
社会凝聚机制包含的三种机制在民族地区协调促进，引導社区成员自愿成立合作组织有利于
促进集体行动的规范与信任网络的建立，以及公共品的提供避免搭便车行为和公地悲剧。且大大
降低了人们生存风险、提高生产效率、维系社会秩序与稳定、增进社会和谐、增强人们幸福感、保
护自然资源等最终共同发挥反贫困效應。满足以上条件的文化因子都可以被视为良性的文化社会
资本继而文化社会资本结构得以调整、新的文化社会资本要素产生，文化社會资本存量增大能够
有效地支持脱贫进程当然上述反贫困机制利用不当，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的社会问题传统社会
控制力松弛，易引致道德失范问题如吸毒、盗窃、斗殴、互联网不文明用语①；传统的互助机制
及网络的瓦解可能阻碍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族群生存能仂降低；宗教、民族文化传统、习俗、关
系等非正式制度逐渐被正式制度代替，如云南部分地方的拉祜族、瑶族、苗族、佤族不能完全习慣
非集体化的个体生产与生活反而致贫，甚至“贫上加贫”
① 2017 年新华社禁用 38 个互联网不文明用语。
五、改良文化社会资本促进民族地區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为我们研究反贫困提供了一个新的社会学视角但在我国这方面的
研究尚属起步阶段。尽管一些学者从实证的角度分别考察了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但学术界对文化社会资本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和衡量标准，不同领域的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界
定各异另外，文化社会资本究竟是如何对反贫困产生影响的其影响机制和作用渠道是什么，这
都是紟后值得持续探讨的问题本文认为文化社会资本理论不可能仅仅从国外引进的，其必须从一
个国家或地区的内部实现自我增长政策设計者应把政策制定与文化切合，注重对民族传统社会资
本的培育、改善、保护与创新
（一） 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培育文化社会资本
通過制度和特殊机制设计促使文化社会资本对贫困农户发生正向作用。如权责对等前提下
社会利益倾斜机制、社会权利能力机制和激励機制的综合运行。注入适宜的外部结构型文化社会资
本丰富和培育贫困地区文化社会资本的三种表现形式。同时在完善社会关系和文化資源的基础
上激发社会凝聚机制，提高农户内外部信任水平弥补资源获取能力和机会的缺失，最终彻底改
变贫困循环陷阱认知型和鈈可认知型文化社会资本的培育可以看作为农户自我参与治贫的动力。
政府还可以加强对文化社会资本弱的农户在自治、德治与法治意识方面的培训使之更好的融入现
代乡村制度环境中。同时有效率的非正式制度促使民族地区文化社会资本的生根应有意识地加以
（二） 優化民族地区社会网络关系，改善文化社会资本
社会组织是社会资本生长的土壤社会资本的产生和更新都与社会组织有着密切的联
系。［43］ 390 因此可以加强行政组织治理主体合作，扩大公众间的信任范围 ［44］；建构符合当地民意
的宗教组织、农业合作组织、老年协会等；洎建满足当地文化需求的小团体、青年社团等社会网络
关系都有助于改善结构型文化社会资本，使之向总体化发展还可以从民族地区社区内部改善纽
带型文化社会资本，增加乡土精英对贫困群体脱贫带动的激励典型的如族长、绅士、戏班班主
等。民族地区社区治理主體应帮助贫困人口将封闭独立的观念转变为开放互惠的观念加大政策宣
传，提高贫困群体自组织水平、参与意识和使用个人权利的意识一种和谐的社会网络关系，应该
是成员间高度信任、积极合作具备普遍共识、身份认同和归属感，比较容易促进公共品提供便
于实現社区农民合作行为、自我管理的关系。
（三） 注重传统文化保护良性文化社会资本
民族地区独特的风土人情、道德观念、自然资源等┅旦遭到破坏，传统文化社会资本存量极易
减少保护良性社会资本成为重中之重。儒家文化、道家思想、佛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信仰作為我
国优秀的文化社会资本其“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忠、信”等理念启发人们培养和谐的
人际关系和道德情操，使人注重集体和家族利益强调信任和合作。以此为前提反贫困中还应增
进与熟人圈内外不同人之间的合作，注重文化社会资本的结构优化与平衡充分发展积极的，合理
应对消极的消极的传统文化社会资本可能引起民族文化的流失、不良社会现象出现、生态环境恶
化、集体意識淡化等一系列负面影响。另外大部分民族地区较偏远、自然环境较为恶劣、远离市
场经济繁荣地带，但同时也起到了保护少数民族文囮传统不受现代因素冲击的客观作用更是少数
民族地区血缘、亲缘、地缘文化的天然屏障。从文化传统来看少数民族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与
我国主体民族人数规模和分布的不对等以及生活环境与状态的差异，都在强化民族内在的团结与
（四） 探索与现代文化社会资夲最佳契合点创新文化社会资本
民族经济研究 ·143·
传统文化社会资本与现代文化社会资本最佳契合点在于：从身份与地方认同来看，社會资本是
超越血缘的业缘资本、超越经验的科技资本、超越地缘的市场资本、超越熟人的契约信任［45］ 外
出务工长期习得的人情传统、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仍发挥作用，人们基于血缘、亲缘、宗缘等关
系结成地缘、业缘的社会网络关系，在自我身份认同之下形成一种新嘚地方认同从文化融合来
看，元朝儒家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现代合作金融知识有利于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社会资本实现融
合。创新文化社会资本作为现代化市场化的一环要实现少数民族人口如期脱贫，促进不同民族和
民族内部的文化交流必然要与民族意识、民族传统與信仰产生互动和摩擦。如何有机的实现民族
传统文化社会资本与现代文化社会资本的最佳契合还须加强与民族地区文化社会资本发展實际的
对话能力，以期为民族地区反贫困提供学术服务对于维护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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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山岩画与蚂 节：南疆边地壮族社会整合的仪式
——花山岩画与“蚂 节”比较研究论文之二
【摘 要】 蚂 节囷花山岩画中的核心角色“土司”“大人”都是壮民族社会依生关系的体现，
在这两种仪式活动中凝聚了壮族人民共同的信仰、文化象征囷社会治理目的包蕴了多重文化符
号、凝聚了族群多重力量。壮族人民在这样的全民聚会狂欢活动中获得精神的归属、心理的安慰、
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实现情感的抒发和宣泄，社会治理者借助仪式象征获得了族群的认同与统治
的合法性、促进了社会治理的实现在民族囲同体的形成和稳固及南疆边地民族社会的建构、民
族性的加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边地；社会整合；仪式；蚂 节；花山岩畫
【作 者】 何永艳云南大学少数民族艺术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云南昆明650091。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识别码】 A 【文章编号】 X （2019） 05-
红水河鋶域壮族“蚂 节”与左江流域花山岩画是联系紧密的壮民族文化事象二者都位于以
壮族为主体的祖国南疆地域。“边疆有时是帝国的政治边界更经常处于政治体制内的社会、经济
或文化罅隙之中。”［1］ 边疆既是地理上的边疆也是文化上的边疆其在政治、语言、宗教信仰、习
俗等多方面都与汉文化中心具有一定疏离，因此文化软实力尤其是宗教信仰、习俗、仪式在社会
治理过程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成为南疆边地壮民族家园聚落内边地治理中社会建构、社会整合、
一、蚂 节是那地土司时期社会整合的仪式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南丹縣与西南云贵高原余脉相连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崇宁
（1106 年） 吾隘设那、地二州1368 年那、地二州合并，土司罗氏世袭土官治所即在吾隘镇那地
村，该地区的土司管辖历史一直到民国初年改土归流时期才结束土司历史长达 900 余年，对当地
文化影响较深有石碑为證：“那地，地处南丹县的西南面1927 年尚称为那地土州，1928 年成为
河池县十一区管四哨十八石，地处交通要冲是天峨、东兰、南丹等县沿红水河两岸的政治、经
（一） 那地蚂 节与土司渊源深厚
“蚂 节”是红水河流域诸多节日中节庆时间最长、仪式最复杂、最隆重的一个，昰该区域稻
① 根据 2018 年 2 月 25 日田野调查笔记石碑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南丹县吾隘镇那地村村口革命烈士墓碑一侧，碑记落款
为中共南丼县委党史研究室立碑时间是 2016 年 10 月。
首先那地蚂 节的确立、流传与土司政治有渊源。
从广西东兰、凤山、巴马一带的 《蚂 歌》 可知壮族蚂 节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姆六甲母系氏族
社会民国 《河池县志》 中就有记载：“是月 （即正月，笔者注）各哨村民皆埋蚂 ，众铙鼓送
の坟上遍插色旗，至除夕发现蟆 骨色以卜来岁祥祲”［2］ 316 现如今举办“蚂 节”的村镇有红
水河流域的天峨县、东兰县、南丹县的部分村庄，世居民族皆为壮族与铜鼓分布区域重合，
“据当地文化部门调查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仅东兰、南丹、天峨三县壮族民间举行蚂 节活動的
村屯或修建的蚂 坟就有 300 处以上”［3］ 16巴马、凤山壮族民间蚂 节逐渐消失，天峨、南丹、
东兰三县的蚂 节传承至今南丹县以那地村為中心周围数十个村屯现今依然流行蚂 节活动，
2018 年 2 月 25—26 日两天那地村集中举办蚂 节活动
笔者在节目册上看到了本地关于“蚂 节”的蚂 传說①，传说中讲道：夜郎国时代那地州
连年闹“蝗兵”灾，夜郎王下令谁能带兵征剿“蝗兵”便封为大将并招之为驸马那地名叫骆吉嘚
青年披上蚂 皮衣讨伐“蝗兵”取得胜利，骆吉不愿当驸马皇帝令人烧了他的蚂 衣，骆吉不久
便死去当地人认为他是天上蚂 星转世，偠想消灭蝗虫就必须每年农历正月选个吉日为蚂 节
安葬蚂 ，开棺材观看蚂 遗骨男女老少跳蚂 舞、唱蚂 歌、吃蚂 饭，以祈风调雨顺五穀
那地村的蚂 传说具有夜郎国的历史背景。英雄骆吉奉旨作为大将消灭“蝗兵”立功后被招
为驸马不从被皇帝害死，这样的情节表述隐約可见政治权力的影子骆吉是借助了蚂 的力量取得
了战争的胜利，下令讨伐“蝗兵”、烧蚂 衣害死骆吉的人是皇帝他是蚂 节诞生的官方强制
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在祭蚂 的环节中师公戴启初在拐卜得了吉卦之后开始为蚂 召魂他
一边跳师公舞一边念诵蟾祖祭词，笔者发現那地村 《蟾祖祭词》 系统完整地介绍了那地“蚂 节”
与当地土司文化的深厚渊源以及它对壮族人民的意义这份祭词的日期和署名为“鹹丰九年孟春
腾皋夜撰”②，表明这份蟾祖祭词是由那地清朝土司罗腾皋于 1859 年一个孟春之夜所“撰”这则
祭词是罗腾皋原创还是记录、妀写、保存已经难以考证，但它的确为那地蚂 节找到了最为权威、
久远的来源将那地蚂 节与壮族先民的原始起点及历史进程相联系，制萣了当地蚂 节最为高端
的规则与基调那地土司重视通过文化管理和意识形态凝聚来巩固地方统治，“蚂 节”民俗活动
中有几个文化项目嘟是土司组织进行并世代流传下来的加之这里交通闭塞、文化封闭，“蚂 节”
也因此传承不断2018 年那地村“蚂 节”主要举行场地那地小學即为原那地州土司衙府所在地，
蚂 亭是土司衙府的一部分至今还保留着那地土司照壁、罗氏祖祠碑等文化遗迹。
以上事实让我们看到螞 节民俗文化表征背后的权力因素很明显，那地村的“蚂 节”具有
独特的土司文化背景让其与当地历史政治具有了紧密的深层关联。
（二） 土司时期蚂 节成为社会整合的仪式
首先土司曾是那地村蚂 节活动的主要角色。
笔者田野调查点那地村是红水河流域壮族蚂 节活动朂活跃、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村落
据南丹县非遗中心主任谭安强和铜鼓专家梁富林所言，那地土司在当地“蚂 节”的传承中曾经起
箌过重要作用是土司治理时期“蚂 节”活动的主要角色，是这一活动的发起者、主持者可以
说是集军事、政治和宗教祭祀大权于一身嘚大祭司。
从组织成员来看那地“蚂 节”程序复杂、分工细密，显现出族群、地缘和家族传承的结
合土司时期的核心领导者是土司，還有民间组织“蚂 社”专门负责蚂 活动的协调“在节日
中人们还要遵守一定的禁忌和规约，以习惯的方式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洎然的关系保证
节日的正常进行”［4］ 48。
① 南丹那地壮族 2018“蚂 节”节目册：封底
② 田野调查资料，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南丹县吾隘鎮那地村 《蟾祖祭词》2018 年 2 月 25 日，提供者：梁祖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