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西安事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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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论国民党主和各派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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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事变(双十二事变)，日，为了劝谏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时称&西安兵谏&。为您编辑整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欢迎阅读。
　　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一)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张杨两将军发动事变是为了逼蒋抗日。张学良第一次见到时就建议：&根据我两年来的观察，蒋可能抗日，他错在先安内后攘外，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当张杨起事时明确表示：&捉了(蒋)之后，只要他答应抗战，我们还拥护他作领袖。&但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对如何处置蒋介石议论纷纷，统一内部思想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中共中央坚持和平解决。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感到又突然又欣喜，接连召开会议研究。在统一思想后，派周恩来等领导人前往西安谈判，一直坚持和平解决争端。
　　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成为阶下囚的蒋介石看到如内战再起，他难免不死于南京的狂轰滥炸，因而于17日下令何应钦停止对西安的讨伐。事变的成功发动使他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因而派兄妹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并当面向周恩来表示：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
　　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顾祝同进入西安后，未动兵刃，蒋介石又速派张冲赶赴西安，参加和周恩来的谈判。随后，蒋介石一在杭州，二在庐山，最后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
　　重返1936，西安日，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国西安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提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是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对西安事变的评价已有历史定论，西安事变的许多细节也长随张学良将军于地下，但那场惊天事件的所谓&内情&绝不是一个谜题。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在国际国内各方势力的角逐与博弈中产生。党派、地方势力甚至国际力量都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今天，在西安事变70周年之际，让我们重返1936年的西安，重返那个虎踞龙盘的时代，重温那场改变了中国命运的博弈。
　　历史不仅是戏剧，更是一面镜子。身处历史的分岔口，每个人都需要作出抉择&&
　　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二)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被全国人民谴责的情况下，受中共唆使进而不满&先剿共、再抗日&，于1936年年底在西安挟持蒋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使得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导致政府的抗日准备被迫中断，全面抗日提前爆发;另一方面使中共起死回生，获得喘息机会，酿成抗战胜利后的全面叛乱。
　　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评价
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动了全民的抗日战争，并坚持八年直至胜利。
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三)
　　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的事件。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入新的高潮，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在西北担负剿共任务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厌恶内战，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和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两军领导人张学良、杨虎城等开始与共产党及红军发生联系，初步奠定了三方团结抗日的政治基础。
　　蒋介石对张、杨很不放心，除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继续进攻红军外，并于1936年10月间，特飞西安进行催逼。12月4日再飞西安，进一步要挟张、杨：如不实力&剿共&，即将张、杨两部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张、杨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蒋加以拒绝。两位爱国将领遂毅然决定实行兵谏。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进抵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与蒋的卫队交火。蒋闻枪声，仓皇越后墙逃走，爬上山坡隐蔽。被张学良的卫队搜索发现后捕获。同时杨虎城部下将留居城中的蒋介石高级党、政、军官员陈诚等十余人拘押，邵元冲在逃跑时被击身亡。张、杨于12日当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委员长。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召集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
　　日《西北文化日报》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
　　西安事变发生后，帝国主义者企图趁机挑起中国内战。南京国民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与日本妥协。英、美帝国主义及亲英、美的宋子文、孔祥熙则希望事变和平解决，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和英、美在华利益。13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搋夺张学良本兼各职。同日，宋子文、宋美龄委托英籍顾问端纳飞西安探视情况。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相应作了军事部署，派飞机轰炸西安临近地区。这期间各地军阀也纷纷派人赴西安活动。
　　中共中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与张、杨恳切会谈，并接见各方人士，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22日，宋子文、宋美龄飞西安开始与张、杨及中共代表会谈。24日，达成了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权利，联共抗日等项协议。周恩来见蒋介石，蒋表示以人格担保，履行上述协议。25日下午，张学良护送蒋介石飞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实现团结抗日，中国由此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全国抗战的伟大转变。但蒋介石后来背信弃义，使张学良遭长期监禁，杨虎城惨遭杀害。
　　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
　　从抗日战争历史来看，西安事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首先，西安事变的爆发结束了国共两党长期斗争的状态，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调动了全民族抗战的激情;其次，西安事变最终让南京国民政府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集中力量抗战;最后，&国共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是当时日本侵略军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西安事变在事实上迫使日本放缓了侵略步伐。
　　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四)
　　张学良在事变之后几十年间，张学良一直坚持：&作为一个军人，我是应该被枪毙;但是依我的良心，我没有做错!&
　　在张学良90岁生日的晚宴里，国民党多位重要大员，带着当时国民党主席李登辉的贺信，前去给张贺寿，张学良在宴会的致词里，效法使徒保罗，谦虚又兼客套的说：&我真是虚度了90，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保罗所说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张学良自己感觉是万分的惭愧，我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的贺寿，我有什么寿啊&&&
　　其他方面的评价
　　曾指出：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中正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0年，并明确定性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胡适曾经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近代一些历史学家根据最新的史料，包括战后日本公开出来的秘密档案研判，蒋中正对日态度并非姑息求和，实在是中日国力悬殊的缘故，而蒋介石首先想做的事情是消灭中共和地方军士割据势力，统一长城以南的中国地区。史学家唐德刚认为，抗战固然非打不可，可是它在1937年七月七号开打，却是西安事变的直接后果，并且不排除在中国民族统一战线没有迅速形成的情况下，日军不侵略中原地区，转而直接北上苏联的可能性。
　　宋美龄对张学良的评价非常正面，称张学良的西安事变：&他(张学良)不要地盘，也不要钱，他要牺牲。&
　　蒋介石：&汉卿糊涂!&有资料显示，蒋介石当时与苏联正在协商一个计划意向，如果能够得到蒋介石最理想的结果，即可以达到蒋介石以全面抗日为条件，换取苏联宣布解散中国共产党，、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流亡苏联，但这个时候，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完全打破了这个计划。
　　思想一贯严重反共的近代史学家唐德刚在做完了《张学良口述实录》一书后，这样评价张学良：&如果没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爱国的人很多，多少人还牺牲了性命，但张汉卿成了爱国的代表，名垂千古。&
　　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五)
　　&西安事变&发生七十周年了，依照惯例，中国大陆召开了纪念座谈会，并称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为&千古功臣&。与往年不同的不是在大陆而是在台湾，台湾中国国民党马英九主席办公室在专访时表示，对杨虎城将军最后被杀表示歉意但不平反。
　　&西安事变&国共两党的评价完全不一样，这是因为&西安事变&对国共两党的命运起了完全不同的作用。但是因为大陆对大陆之外历史资料和的限制，使大陆人民只知道中共官方对&西安事变&的正规评价，对来自与其他方面的评价几乎是无知的。
　　从网上的一些权威网站及书籍中查得一些资料，仅供大家了解：
　　国民党方面的评价：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被全国人民谴责的情况下，受中共唆使进而不满&先剿共、再抗日&，于1936年年底在西安挟持蒋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使得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导致政府的抗日准备被迫中断，全面抗日提前爆发;另一方面使中共起死回生，获得喘息机会，酿成抗战胜利后的全面叛乱。
　　国民党对张学良的评价是&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
　　共产党方面的评价：
　　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动了全民的抗日战争，并坚持八年直至胜利。
　　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张学良将军自我评价：
　　在事变之后几十年间，张学良一直声称：&作为一个军人，我是应该被枪毙;但是依我的良心，我没有做错!&
在晚年，离开国民党控制范围旅居的张学良却对其31年到36年几年间的作为表示了相当的悔意。
　　其他方面的评价：
　　西安事变使中国各种派别团结在对日的一条战线上来，包括国民政府中央派、形形色色的地方实力派及面临艰难处境的中国共产党武装。同时，&西安事变&及其后爆发的&&使1930年代中上期中国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被全面的战争爆发打断，中国的抗战在缺乏工业支持的情况下举步维艰。
　　胡适曾指出：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中正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0年，并明确定性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胡适曾经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近代一些历史学家根据最新的史料，以及战后后日本公开出来的秘密档案研判，蒋中正对日态度并非姑息求和，实在是中日国力悬殊的缘故，而抗战之前的&事变&，又都是一批目光如豆的少壮军人搞起来的。他们既无鲸吞中国的大志，和他们再打几年太极拳，不见得是件坏事。史学家唐德刚即认为，抗战固然非打不可，可是它在1937年七月七号开打，却是西安事变的直接后果。&试想抗战如推迟一二年，世界局势又是什么个样子?1939年欧战既发以后，日本人是要和一个穷光蛋蒋介石继续纠缠呢?还是南征南洋、北伐苏俄，坐收实利呢?&
　　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六)
　　我的一首诗&白发催年老，虚名误人生。主恩天高厚，事事如浮云&，招惹了张岳公不少骂，他说，你这首诗最没有意思!
　　我这一生是失败!一事无成两鬓白!
　　&哪里，在我们学历史的人看来，汉公是成功了。评论汉公，不能看短期效应。汉公名垂千古!&唐德刚教授不同意张学良的观点。
　　&如果没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爱国的人很多，多少人还牺牲了性命，但张汉卿成了爱国的代表，名垂千古。&这是唐德刚在张学良九秩寿辰对台湾记者的讲话。
　　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七)
　　苏联对张学良的负面评价，直接反应在其后对西安事变的苏联官方评价上。
　　关于西安事变，当初中苏之间也有着不同的态度，这一史实在《亲历中国共产党的90年》也有所反映。就是日西安事变爆发后两天，苏联《真理报》于12月14日发表社论，指责张学良利用抗日名目制造分裂。但中共中央并不知道苏联的这一态度，因此12月15日仍公开以红军将领的名义发表通电，坚主停止内战，要求南京方面&自别于&，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主张，联合各党各派组织统一战线政府，&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并派周恩来一行二十人于16日从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即志丹县)赶到延安城外，17日下午，张学良派刘鼎乘坐他的飞机前往延安将周恩来等接到西安。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直至16日才就西安事变发出专门的电报指示，但却因电码错乱无法译出，中共中央18日要求重发。可以肯定，在12月20日以前，中共中央的确没有收到共产国际或斯大林关于西安事变问题的任何一份电报指示。但这并不等于中共中央在此期间对莫斯科的态度一无所知。12月17日，中共中央收到正在上海的潘汉年利用国民党电台发来的一封电报，其中译介了莫斯科《真理报》和《消息报》14日和15日的两篇指责西安事变和张学良行为的社论。与上海有直接电台联系的张学良，也在17日打电报询问毛泽东:&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乞告。&虽已获悉了苏联报刊的评论，但中共中央怀疑这只是苏联外交上的一种策略，外交辞令与真实想法，终有不同。因此，毛泽东当天即回电张学良:&惟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南京政府可不管莫斯科到底是怎么想的，18日晚和19日白天，通过电台反复广播苏联《真理报》社论，举国震动，以至形成一股拥蒋潮流。在南京政府新闻社的广播声中，中共中央于19日当天紧急召开了新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分析了国际国内复杂紧张的政治形势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
　　12月20日，中共中央终于收到了季米特洛夫重新拍发的16日的电文。电文的第一段内容是:&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段话与苏联两报社论的观点本质上是一样的。随后，电文要求中共&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这与中共中央刚刚确定的新方针，可谓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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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西安事变后的国内、国际舆论及对张学良的影响
西安事变后的国内、国际舆论及对张学良的影响新闻舆论是整个西安事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理解西安事变的解决和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等问题，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一，国内国际舆论对西安事变的评论（1）文化教育界纷纷表态反对张杨。12月13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大学、国立编译馆、国立中央博物院、国立中央图书馆、私立金陵大学、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七个学术团体通电全国声讨张学良，宣称：“当国家统一之际，绥乱将平之时，竟乃包藏祸心，劫持统帅，摇乱国本”，“同人等情切存亡”，“逢此激变，怒气堪膺，谨尽下情，驰电声讨”。——《中研院等七学术机关通电全国讨张》，《申报》，12月13日，南京各大学校长、教授罗家伦、陈裕光、吴贻芳等347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指责扣蒋行为是“亡国之举”，提出“迅将蒋委员长护送出险”，“其余有所主张，悉听舆情取舍”。——《南京各大学校长教授罗家伦等规劝张学良电》，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上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 P447－44812月14日，北平各大学校长蒋梦麟、梅贻琦、李蒸等致电张学良，强调“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要求“悬崖勒马，卫护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可自赎于国人”，如果“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将永为国家民族之罪人”。15日，清华大学教授会致电国民政府请求迅予讨伐，“以肃纪纲，而固邦本”。——《平教育界纷电张学良（劝以民族危机为念）》，《大公报》，12月14日，上海各大学校长翁之龙、刘湛恩、黎照寰等22人致电张学良，申言“国家统一，方见端倪，抗敌救亡，正在开始”，“噩耗传来，举世惊震。似此动摇国本，助长敌焰之举动，竟发生于国难严重之今日，同人等痛心之余，不胜愤慨。切望先生迅即恢复蒋公自由，以慰国人，事关重大，稍纵即逝，倘一意孤行，是自绝于国人，先生宜三思之。”——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上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 P449各大学教职员也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天津南开大学教职员、北平师范大学教授会皆对事变表示痛心，并规劝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京，以平民愤。12月16日，清华大学教授会又发表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称：“同人等认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全国声讨叛逆一致拥护政府（各界通电痛斥张学良）》， 《大公报》，12月17日，北京大学全体教授发表对陕变宣言，谴责张学良扣蒋之举为“叛国祸国”，表示“同人慨愤之余，敬揭三事为国人告：（一） 讨伐叛逆为政府当然之责，国府讨伐张学良令，国人应一致赞助。（二） 万一张学良等能翻然悔悟，护送蒋院长及被困之官吏将领出险，约束部属听命中央，中央宜在振饬纲纪之中，许其自新，责以后效。（三） 全国国民应共同爱护统一之大业，援助政府，维持政治秩序，推进国防建设，勿因一时之捣乱，而减低国家民族长期之努力，谨此宣言。”——《北大教授对陕变宣言（赞助政府讨伐令）》， 《大公报》，.（2）全国新闻界空前反应，纷纷反对张杨。12月15日，《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全国各地100多家报馆通讯社一致联署，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对时局发表意见，列举了三项主张：第一，在此内忧外患时期，亟应绝对拥护国民政府，拥护政府一切对内对外方针与政策。第二，张学良应立即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并安全护送返京，继续领导救亡复兴的工作。第三，全国民众应为政府的后盾，讨平叛乱。——《全国新闻界发表对时局共同宣言》，《大公报》，12月16日，南京时事月报社、中苏文化月刊社、妇女共鸣社等217家杂志社又联合通电讨伐张学良，声称“近则统一大业方告完成，民族复兴，已露端绪”，张学良“突尔叛变”，谴责他“勾援外力，比附赤匪，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劫持统帅，动摇国本”，“虽经各方之严重告诫，仍执迷不悟”，“同人等誓以热诚，救护领袖，维护国策，并主张铲除奸贼，毋稍姑息”，“我全国言论界同人奋起共图之。”——《南京二百十七杂志社讨伐叛逆通电》， 朱文原编《西安事变史料（第1册）重要函电（上）》. 台北：国史馆，1993. P294－295著名新闻记者王芸生指出：“我们尽可在精神上对张学良表同情，但要在客观上一定认为他的举动于国家有利，那真太危险了。”“我以为事情很简单，无论何党何派，你既标榜‘救国’，便不应该使用亡国的手段。西安事变的手段是怎样的？开后门，拆烂污，简直是败战主义。我们以五年的忍耐与努力，才做到现在这个可以抬头见人硬嘴说话的样子。我们应该继续苦干，继续努力，才能挺腰，才能翻身，怎好自己扯后腿，栽跟头？”——王芸生《寄北方青年（日）》 ，《国闻周报》（第14卷第２期），（3）全国各团体组织纷纷反对张杨。12月14日，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理事的97岁老人马相伯致电张学良，委婉表达对事变的担忧：“窃以为欲复父仇国仇，须无伤国家之元气，伤则为敌人所笑”，“望世兄以此意通知各派，以国为重。”——《马相伯致张学良电（日）》，《大公报》，.12月15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郑重宣告：“我们要正告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中央前此的政策，我们且抛开不谈，而最近几个月内中央已经迭次宣言自主救国，绥远的抗战已经在事实上发动起来了。在这时候，全国民众和各方实力派惟有督促中央坚持自主立场，联合各方，开放民众组织，扩大武装抗战，而绝对谈不到反对中央。所以张、杨诸将军的主张，如果是真心抗敌而不涉私见，那么一定能为全国人民所赞助；如果只是以抗日为名，借图私利，那么一定为天下后世所唾弃。”并且要求“当局尊重全国的民意，和平解决陕事”；同时要求张、杨“立刻恢复蒋先生的自由，和中央剀切磋商，实行抗日大计”。——《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紧急宣言（日）》，黄德昭、王秦选编《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P180-182著名的东北籍爱国人士、实业家杜重远，曾因办《新生》周刊宣传抗日被当局监禁，是张学良十分敬重的朋友。但当他得知西安事变消息后，感到“莫不痛心”，多方活动争取蒋早日获得自由。他先致电冯玉祥、孔祥熙，请他们“力持镇静，以营救委座为第一要着；倘蒋公发生不测，则今后中国纷乱局势无人可以收拾”。又致函杜月笙、黄炎培，称“绥东战事方酣，西安变乱忽起，抗敌前途受一巨创，凡属国人莫不痛心”，“望公等从各方面作此运动，今日之事不宜操之过急，各党各派均宜打破成见，共救危舟。倘能规划得法，进行顺利，则蒋公一出，团结之力反而坚固。”否则，“意见分歧，各执其是，群龙无首，大局紊乱，中国不欲作西班牙之续者势不可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紧急宣言（日）》，黄德昭、王秦选编《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P204一些妇女团体及学者也表明意见和态度。12月16日，中国妇女爱国同盟会、南京市妇女会、南京市妇女文化促进会、妇女共鸣社、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妇女文化月刊社等妇女团体通电全国一致讨伐张学良，并致电张，劝其迅速觉悟。（《妇女同盟会通电全国一致讨张》，中央日报，. ）同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博士演讲《国难中所得之教训》，认为“近时国内外对于领袖拥护之热烈与关切，是盖由于国内之统一，国是日新，国家之未来，渐趋于自力更生之途径。因之国际间之地位亦渐确立之故”。——《为国祈祷》，《妇女新生活月刊》（1937年第3期）（4）著名学者反对张杨傅斯年（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公开发文说：“蒋公在此时中国是无可比拟的重要，他的安危关系中国命运比任何事都切紧，这都是有理智的人所共晓的；除非汉奸共党和不明大体的少数人，没有希望蒋公在此时失其为国家服务之机会的，所以营救蒋公是当前第一务，本是人人心中的意识。……我以为最有效的法子是坚定政府的立场，神速地用兵把先团团围住，然后方可有话对张逆说，然后说话方可生效。如以‘投鼠忌器’之故，并调兵也不肯积极，可真要坏事了。这个道理很简单，置之于死地，再放开一条生路，蒋公必可脱险的。……张贼此番现行动，我不相信有若何国际背景为策动。因为我们相信，他这举动，俄国绝不会无虑。俄国现在决不愿绥远不守，以致影响整个我们的西北，以及外蒙，俄国现在决不愿中国大混乱，以增加他的最大敌人的势力，而且俄国近来正在拉拢英美，不惜制宪法保财产力、组宗教以媚之。英美又是决不愿中国混乱的，法美英俄之连锁性地渐对中国取一致态度，是明显的事实”。——《广州国民日报》日、16日胡适（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坚决发对张杨发动事变：“张学良和他的部下这一次的举动，是破坏统一，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最奇怪的是今日还有一部分的青年人表同情于张学良，那些人不是居心危害国家，必是无知无识，居心危害国家的人，惟恐国家不乱，因为只有纷乱的状态之下，他们可以在混水里摸鱼，达到他们危害国家的目的，……这回的西安事变，是叛国祸国，毫无可疑，一个政府有戡平叛乱的当然责任，也毫无可疑。……16日讨伐令是全国的要求，我们都认为很正常，很得体的处置，我们现在只得希望政府坚持这个立场，不迟疑的，迅速的进兵，在勘定叛乱的工作之中，做到营救蒋陈诸先生的目的，这不是不顾蒋陈诸先生的安全，我们要彻底明白，凡奸人劫质绑票，正是要人‘投鼠忌器’，只有坚持不受要挟不赎票的决心，方才可以使他们所胁持劫质的全归无用，一切迟疑顾忌，都正是奸人所期望的，蒋介石先生在今日中国的重要，真是如傅斯年先生所说的‘无可比拟的重要’，西安事变的突然发生，使全国爱护国家的人们格外感觉到这个领袖的重要。……最近一年来共产党高唱的所谓‘联合战线’，西安的叛变明白的告诉我们，这个联合战线是绝对不可能的，此番的事变至少证明了这几点：1，向来抱着国际主义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一变就成为爱国主义者的，他们近来高唱的民族主义战线，只是他们在武装叛乱失败时的一种策略，2，他们谈的抗日作战，只是一种无耻的欺骗，因为决没有真正抗日的人们愿意劫持危害那主持国防建设并且正开始抗敌战争的最高领袖的，打倒蒋介石拥护张学良，这是抗日作战的方略吗？3，他们的行为没有苏联的同情，也决不能得到苏联的援助。……（现在）都是异口同声的关切蒋先生的安全，都是愁苦焦急的到处探听可靠的消息。一切政见的异同都丢在脑后了，大家只感觉这一个有能力有办法的领袖是一身系国家的安危的……这种现象，在这个最不崇拜英雄的民族里，真是最难得的奇迹。这种爱护的热心，不是宣传的力量造成的，也不是武力威权招致的，是最近两三年坚忍苦干的事实逐渐得国人明了认识的自然效果。”——胡适：《张学良的叛国》，天津《大公报》1936 年12 月20 日。12月14日，《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发表题为《西安事变之善后》的社评；16日，又发表社评《再论西安事变》，极力主张和平解决事变。18日，张季鸾再发表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你们（指东北军西北军）一定妄信煽动，以为有人同情，请你们看看这几天全国的表示，谁不是痛骂！就是本心反政府想政权的人，在全国无党无派的大多数爱国同胞之前，断没有一个人附和你们的……你们再看看全世界震动的情形，凡是同情中国的国家，没有不严重关心的。全世界的舆论认定你们的祸国，是便利外患侵略，因为这是必然的事实。”——《大公报》12 月18 日的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5）海外媒体反对张杨“蒋委员长为今日中国之瑰宝；民族之柱石；救亡复兴之明灯；四万万人民之灵魂与领袖。”——《民意之表现》，香港《东方时报》1936 年12 月17 日。巴黎《救国时报》认为“发生这样重大的内争，对于目前中国民族生死所系之一致团结，御侮的运动上，实为深可痛惜的事件。”——《西安事变应当和平解决》，《救国时报》1936 年12 月30 日。美国的《民声讲坛报》12 月14 日评论道：“张学良此次行动，适足以肇害中国，而西方各国在远东保有利益者，亦为之感觉不安矣。——引自《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10 月，217 页意大利外长齐亚诺与张学良有私交，他曾在12 月21 日致电张学良：“汝系吾友，兹若与共产党联盟，即成吾敌，中国苟无蒋介石将军，即不见重于人。”——秦孝仪主编：《西安事变史料》（上册），台湾《革命文献》第94 辑，中央文物供应处经销，1983 年3 月，540 页苏联《真理报》12月14日的社论说：“张学良将军曾有充分可能抵抗日本侵略，其军队亦曾有热烈之战态，然张将军本人乃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现在他乃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俨然高揭抗日旗帜，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侵略品。”——《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0 年10 月，220 页。苏联《消息报》12月27日的社论所说：“为举凡一切反对南京之企图，目前客观上均属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广州民国日报》日转引《日内瓦日报》：“批评张学良叛变事，谓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中国统一将成，共匪将清之际，乃突出此变，使人疑虑莫释，晋陕残匪，在中央军队压迫之下，即可肃清，对日谈判亦已取坚强态度，中国在世界上，即可成为世界强国之一，不图竟以张学良之叛变，而致功亏一篑，张氏叛变目的，无非在争夺私利，张氏失败，则中国亦大伤元气矣。”美国纽约时报，“蒋介石将军，虽已失去自由，但中国政局仍为彼所操持，全世界闻讯之余，皆为之震惊。足见全世界均认蒋氏，为中国最大领袖，而自动推崇之。”英国《泰晤士报》评论：“张学良之叛变，或已救助日本政府，盖日本之对华政策，乃与德缔结反共协定，已引起多数政治家之抨击也。”……二，张学良对于各界舆论的反应张学良发动事变后，密切关注各方对西安事变的反应。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全国各方面几乎一致对蒋介石表示称颂和同情，要求恢复蒋的自由，反而指责他破坏国家的统一，减少抗战力量。甚至一向对蒋介石不满的各地方实力派也无人附和他的行动，纷纷表态拥护中央决策，规劝他悬崖勒马，迅即送蒋返京。而在国际方面，苏、英、美、法、德、意等国的舆论，对蒋介石被扣均表示遗憾与同情，希望蒋介石早日恢复自由。随着对国内外舆论的了解，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对蒋介石的处置方式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不再绝对拥护事变，而是以第三者的立场在南京与西安间进行调解，争取和平解决事变。这样一来，张学良在政治上陷入了孤立的局面。国内媒体中12 月18 日的张季鸾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是其中的典型，在张学良和东北军中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张季鸾他根据东北军及其家属从关外退向关内的痛苦现实情况，抓住他们的心理希冀，写得声情并茂，颇有感染力“你们（指东北军西北军）一定妄信煽动，以为有人同情，请你们看看这几天全国的表示，谁不是痛骂！就是本心反政府想政权的人，在全国无党无派的大多数爱国同胞之前，断没有一个人附和你们的……你们再看看全世界震动的情形，凡是同情中国的国家，没有不严重关心的。全世界的舆论认定你们的祸国，是便利外患侵略，因为这是必然的事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立即将公开信在中央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并让《大公报》报社将此信加印了40 万份，派飞机飞临西安上空散发。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士看了这篇社评，态度起了变化，张学良也同样如此。据几位东北军高级将领的回忆，他们看了这篇社评，“又感动又泄气。那篇文章说得入情入理，特别把东北军的处境与其遭遇说得透彻极了，所以我们都受了莫大感动。但大家又说：‘大公报不支持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我们便拿着传单去见副司令，进了房间，见副司令正在阅读那上边的文章，他看完了之后，神色也变了，立刻召集会议讨论一切。”他们认为，后来东北军军心涣散、将士转向，与这篇社评有重要的关系。——周雨：《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年7月，89- 93 页。这其中，对张学良的打击是最大的要数苏联、共产国际的新闻舆论。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最关心的是苏联的反应，由于中共与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关系，他最期待得到苏联的援助了。中共曾预测苏联会支持张杨和中共与张杨在西北地区“三位一体”。（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东方出版社，2004 年3 月，473 页。）勿庸置疑，中共也预测过苏联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新闻舆论，并有绝对的期待和把握。12 月13 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联名给张学良中的电报中给张学良吃过定心丸：“国际方面弟等已有所布置。”（《毛泽东、周恩来关于重兵置于潼关、平凉等问题给张学良电》，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 年8 月，181 页。）但是，张学良从收音机里听到《真理报》和《消息报》的社论，与原来的期待和保证完全相反，他感到震惊与愤懑。宋黎曾经有这样的回忆：塔斯社广播了《真理报》、《消息报》的报道后，张学良手拿新闻记录稿下楼，在楼梯口遇到宋黎，面对宋黎自言自语地说：“我救了共产党，你们就这样对待我！”（宋黎在“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存全国政协。引自张魁堂：《“兵谏”枪声撼金陵──西安事变中南京政府和战之争内幕-二》，《文史杂志》1987 年第2 期。）他还两次不满地问刘鼎：“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指使？”12 月17 日，刘鼎去延安接周恩来去西安时，向周恩来汇报张学良这一思想状况，并指出张学良有可能对中共也有怀疑。周恩来12 月17 日到达西安后，张学良就立即询问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当周恩来说苏联大致不会援助张杨的时候，张学良很冲动，反应甚为愤慨，似乎觉得被人出卖了，他甚至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即“以往中共老是吹嘘苏联可以援助，现在他已成骑虎，中共竟临阵抽脚，不兑现了”。（张国焘：《我的回忆-下》，东方出版社，2004 年3 月，478- 479 页）张学良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中共也是有苦难言。据张国焘回忆，当毛泽东得知苏联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后，很急躁地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这样向张杨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张国焘：《我的回忆-下》，东方出版社，2004 年3 月，478 页。）张学良没有想到，他不仅基本失去了国内中间势力的新闻舆论，甚至原先设想最有可能得到的苏联新闻舆论，竟也持反对态度，加大了对立双方力量的悬殊。新闻舆论给张学良的心理压力尤其大，使其行动束手束脚，顾虑重重，最后自己怀疑自己，怀疑起当初动机的正确与否，也使他意识到和平解决事变责任的重大，并决定要尽快付诸实际行动。张学良后来为什么要急于释放蒋介石？张学良为什么要亲自送蒋介石夫妇回南京？人们可以从这里找到一些线索。尾声：12月26日蒋介石平安抵达洛阳后，《大公报》称：“全国民众听到这个喜讯，都欢喜得几乎要发疯了。昨天晚间，全国自都市至城关，自成人以至儿童，都热烈庆祝，欢声彻夜，这种情形，真是揭开了历史的新页”。本文内容于
9:00:33 被唐枫页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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