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丰德永16年品牌 500精英 10万客户 全球服务 | 热线:400-880-8098中国军队进入马六甲海峡的方法
　　中新网10月13日电 据最新一期《t望》周刊报道，今年9月中旬开始，马六甲海峡上空每周有6架飞机开始执行空中巡逻，以对付全球最严重的海盗活动以及可能的恐怖袭击。这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泰国
　　中新网10月13日电 据最新一期《t望》周刊报道，今年9月中旬开始，马六甲海峡上空每周有6架飞机开始执行空中巡逻，以对付全球最严重的海盗活动以及可能的恐怖袭击。这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四国为解决“马六甲困局”所作的最新努力。 　　“马六甲困局”有三个，一是安全困局。马六甲海峡附近海域向来是全世界海盗活动最严重的地区。自“9?11”以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一再警告马六甲海峡可能会遭受恐怖袭击，尤其是恐怖分子极有可能与海盗联手搞恐怖活动。 　　马六甲海峡是绝好的恐怖攻击目标。易攻，每年有6万艘船舶来往，不乏超级油轮；易逃，紧邻号称千岛之国和万岛之国的菲律宾和印尼，神行密伏，联合巡逻也没有办法。而且，攻击效应可能甚于“9?11”。如果马六甲海峡遭难，后果可想而知。 　　二是认识困局。一些区域大国的舆论往往只考虑本国利益，忽略了这其中还有更重要的主权问题。 　　马六甲海峡一直由三个主权拥有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管理。美国人去年4月推出“区域海上安全计划”，希望出军保护海峡安全。但该办法显然忽视了马来西亚和印尼强烈的主权意识。两国反对任何外国军队进入该海峡。日本对该海峡的依赖不次于，一直有挑头建立马六甲海上安全机制的心意。这种做法也有反客为主的意思。 　　三是行动困局。在维护海峡安全时，一方面存在海峡主权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问题。总体上，新、马和印尼三国之间存在一些分歧，比如新加坡主张相对开放式的合作机制，而印尼、马则更重视主权问题。另外，三国也存在技术相对落后，资金不足，执行能力较弱等问题。 　　另一方面存在主权国和使用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问题。至今，主权国和主要使用国之间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切实有效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从目前形势看，缓解、破解马六甲困局的最佳方案是采纳有核心、有层次、有重点的国际合作机制。 　　首先，各相关国家应该在思想上明确，困局不只针对一家，大家应该共同分担风险。各国必须树立大家都面临，风险需要大家来克服的国际合作的观念。 　　其次，不能刻意降低或夸大安全风险。各国尤其是媒体，应理性看待威胁，既要认识到海盗和恐怖分子携手进行攻击的可能性，也要看到海峡至今尚未发生二者联合进行恐怖袭击的事件。 　　第三，利益攸关的海峡航道使用国应尊重新、马、印尼三国的主权。使用国可以出谋划策，出钱、出力、出技术、出信息，但决定权应掌握在海峡主权国手中。 　　第四，从去年三个主权拥有国联合巡逻到现在的四国空中巡逻，显示出东盟国家正努力建立、调整、扩大马六甲海峡安全合作机制的良好迹象 & 　　引申：在2006的某一天，中国的某破旧油轮被海盗和恐怖分子在马六甲海峡劫持并炸沉，在国际上引起震惊，国际社会和周边国家非常同情中国，经过多轮谈判交涉，东盟四国同意中国派出海陆空联合进驻马六甲海峡，中国从而在海峡中建立了多个海陆空联合基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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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ed by &&&&苏ICP备号-4&&“冷战”时期马来西亚与中国关系（）_小宗师专辑：作者简介：WAN HAZWANI BINTI WAN HAMEDI（1988-），女，马来族，马来西亚槟城人，硕士研究生，单位：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国际政治专业。摘 要：马来西亚与中国均位于东亚地区，且两国都可被视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区域。自1974年两国建交以来，彼此间的政治、文化、经济关系与贸易都有了长足发展。日则是二战后两国关系史上一个重要日期，在这一天，马来西亚首相Tun Abdul Razak的访华促成了马来西亚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马来西亚也是东盟国家中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今年是马中两国建交40周年，而冷战后的时期也是两国双边关系的重要时期，这一重要性甚至延续到今天两国经济关系中理解的达成。关键词：中国 马来西亚 建交 关系一、引言40年前，已故马来西亚首相Tun Abdul Razak踏足中国，标志着两国双边关系迈入新时期，开启马中关系历史新篇章。这一果敢、大胆、划时代的决定促使东南亚其他国家紧随马来西亚的步伐，纷纷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日，马中签署《联合公报》，正式建立双边关系，该联合公报立足于不断壮大以及跳跃式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尊重。敦促建立马中关系的先驱们无疑走在时代前列，然而他们可能也没有预见到这一关系能够开花结果至深。毫无疑问，今日的中国与1974年的中国有很大的不同，数百万的自行车与中山装已被高速路上行驶的汽车所取代。中国也日益被西方发达国家所追捧，而不是像之前那样避之。目前，按照购买力平价（PPP）算，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名义GDP总量居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同时，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与马来西亚有许多共通之处：两国在保障地区长期和平与稳定方面有相似的期望与目标。中国已经证明其为负责任的经济力量，在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坚持货币不贬值，赢得了亚洲国家的赞誉与信任。如果人民币贬值，会使当时深陷困境的国家雪上加霜，包括马来西亚。冷战之后马中政治与经济合作有所加强，两国联系因此更加紧密。双边政治与安全联络频繁，以期寻求和深化更紧密的合作。二、冷战时期的马中关系：马来西亚第一任首相统治时期回顾20世纪，前三十年小国家作为主权国与大国力量悬殊，其影响大体上也是消极的。冷战时期，一些东南亚国家的顾虑之一是领土区域内大量少数民族华裔的影响力。1957年8月，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独立于英国，而这一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则是成立后的第八个年头。当时的世界分为两级格局，一方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另一方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冷战背景下，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关系是敌对和对抗的。这不仅源自于意识形态的不同，也是由于毛对东南亚境内社会主义起义的支持政策，包括对马来亚共产党的支持（马来亚共产党自1948年起就采用武装斗争寻求建立独立的共和国）。正因为如此，以及北京与当地中国人的纽带关系，吉隆坡统治联盟（Parti Perikatan）的精英们（主要由马来亚贵族，官员，以及受过英式教育的中国人与印度人构成）视中国为国家安全和内部秩序的威胁。中国被描述为“巨大的外部力量”，“致力于一项通过其在东南亚的代理人扩展权力与影响力的长期计划”。所以，力量悬殊被认为是国家安全威胁与区域不稳定的根源。马来亚精英们采取的策略属于平衡策略，即通过与西方力量结盟来应对和对抗威胁源。在第一任首相Tunku Abdul Rahman的领导下，马来亚加入《英马防御协定》（Anglo-Malayan Defence Agreement，AMDA），采取反共与反华的外交政策。1957年，北京提出承认新独立的马来亚联合邦（这是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又称“万隆精神”政策的一部分），但马来亚政府拒绝了这项提议，担心中国驻吉隆坡大使会变成“社会主义宣传与颠覆的中心”。1958年，Tunku作为首相的首次海外访问选择了越南西贡，他认为西贡是反对社会主义扩张的前沿阵地。随后几年，马来亚为南越反叛乱提供武器与训练，显示与西贡的团结。1959年3月，马来亚公开强烈谴责中国对西藏问题的处理方式，同年10月，马来亚与爱尔兰共同倡议的一项决定提交联合国大会，号召“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及其独特的文化与宗教生活”。1962年10月，中印边界战争爆发，马来亚直接谴责中国的行为，并发起“拯救民主基金”，来“帮助印度抵御中国的侵入”。在马来亚国内，政府将当地中国社区与“中国文明大本营投射出的政治与社会文化拉力”隔离开来，禁止来自中国的出版物，限制与中国大陆的通行，强令关闭中国银行在马来亚的分行。日，马来亚与前英国殖民地新加坡，砂拉越，北婆罗洲（今天的沙巴）组成马来西亚联盟。从1963年到1966年，印度尼西亚展开小规模军事行动“马印对抗”（Konfrontasi），来“碾压”这一萌芽国。在该事件中，北京支持雅加达。这加剧了Perikatan精英们对毛领导下的中国及苏加诺领导下的印尼在该地区结成霸权的担忧，唯恐马来西亚成为两大国扩张主义的目标。1966年马印对抗的结束也结束了来自印尼的威胁，但是没有减轻来自中国的悬殊实力下造成的压力。三、马来西亚改变对华政策：不同于马来西亚第一任首相Tunku Abdul Rahman，第二任首相Tun Abdul Razak以实用主义风格而著称；同时不同于Tunku Abdul Rahman的意识形态与亲西方化，Razak不太强调意识形态，更加实用主义。他于日开启的马中双边关系历史性一页与当时的形势有关。1、为什么马来西亚第二任首相Tun Abdul Razak想要与中国建立一种缓和与协约（détente and entente）的亲密关系？首先，在Razak的观念中，马来西亚的国家安全威胁，根源不是马来亚共产党本身，而是中国。他认为与中国建立缓和与协约关系可以将北京对马来西亚的威胁最小化。准确地说，Razak想要打一张中国牌来中断中国与马来亚共产党的关系。其次，Razak对Tunku亲西方立场的扭转也是对巫统（United Malay National Organization，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内一些领导人，如Mahathir及其随从施压的应对，他们认为Tunku的亲西方政策是“新殖民主义”，与第三世界涌起的民族主义情绪不符。再次，Razak认为他强烈的亲马来人（pro-Malay）形象决定了他是寻求与中国缓和关系的合适人选。不像Tunku的亲少数民族华人（pro-ethnic Chinese）形象，如果他想要在1974年实施正常化中马关系的战略，政治风险较小，因为他比其他马来高层领导人资格更高。一方面，Razak有些像尼克松总统，尼克松对于与中国缓和关系比其他美国民主党派意愿更强。另一方面，Razak意识到他的新对华政策会得到中国经济界的支持，他们都希望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往来。Razak缓和政策的另一个考虑是获得1974年8月即将到来的大选中选民的支持。换而言之，Razak的对华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内部权衡之后做出的选择。2、马来西亚地区对于与中国建立关系是什么看法？马来西亚曾与周边地区争端较大，传统的途径是：依赖更大的与该事件无关的大国，所以马来西亚认为有必要保持周边国际关系的平衡化。“和平，自由与中立区” （Zone of Peace， Freedom and Neutrality，ZOPFAN）的战略构想于1970年由首相Tun Abdul Razak首次正式提出，它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两方面：（1）在大国的保证下，东南亚地区保持中立。但是这些大国应当接受和尊重东南亚作为中立地区，并通过建立监督机制保证其中立性；（2）在处理东盟内部事务时，东南亚国家应当完全遵守互不侵犯、互不干涉的原则，不应卷入大国间的冲突，并且应该尽量使这些冲突远离东南亚。这一构想逐渐成为一些主要的东盟成员国的外交政策，东盟也从亲西方转向不结盟，处理大国关系采用客观，中立的态度。1976年，“和平，自由与中立区”在首次东盟峰会上采用。东南亚区域的多数争端由国家与地区政治问题所造成，这些问题给大国提供了干涉的机会和可能性。但是争端不仅是历史遗留问题，也是现实国际政治的折射，其复杂性和影响深远性超出了新生的东盟的协调能力。因此，在该地区简单地消除大国的存在是不现实的，因为地理政治形势的差异性和小国对自身生存的担忧使得很难形成一致的对外政策，许多国家继续通过大国干涉加强安全关系。根本上，大国的卷入可能会带来相对的地区稳定，但也可能引发绝对的不稳定。东南亚的合作相当鼓舞人，东盟内部的合作不仅强化了地区安全与稳定，也成功地平衡了大国在该区域的利益，改善了东盟生存的国际环境。“和平，自由与中立区”与平衡大国力量战略一道成为东盟2020年的目标。冷战时期的中国被视为马来西亚的主要威胁，冷战后马来西亚外交、安全进程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不再被视为威胁，更重要的是，由第二任首相Tun Abdul Razak所开启的对华政策见证了巨大转变，这将进一步赋予新的变化，两国经济与政治纽带大大加强。今天，我们两国能够共同合作，应对全球经济与政治衰退。（作者单位：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参考文献[1] Abdullah Dahana， China dan Malaysia dalam Arena Perang Dingin ， Bangi： Malaysia National University， 2002.[2] Lee poh Ping and Lee Kam Hing， “Malaysia-China Relations： A Review”， in Hou Kok Chuang and Yeoh Kok-Kheng， Malaysia， Southeast Asia and the Emerging China：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Kuala Lumpur：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2005.[3] Leo Suryadinata， “China-ASEAN Political Relations： Post Cold War Developments”， in Hou Kok Chuang and Yeoh Kok-Kheng， Malaysia， Southeast Asia and the Emerging China：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Kuala Lumpur：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2005.[4] Li Yiping， “Sino-Malaysian Diplomacy in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A Regional Analysis”， in Hou Kok Chuang and Yeoh Kok-Kheng， China and Malaysia in a Globalizing World： Bilateral Relations， Regional Imperatives and Domestic Challenges， Kuala Lumpur：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2006.提醒您本文地址：相关文章经管学子赴新加坡参与义安理工学院学习交流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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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学子赴新加坡参与义安理工学院学习交流见闻
　　今年7月24日-8月6日，电子科技大学选送了18名本科学生赴新加坡参与义安理工学院暑期文化交流项目，经管学子谢添成为赴新加坡学习交流队伍中的一员，参与义安理工学院安排的相关英语课程，了解新加坡经济、文化状况，并随队考察新加坡名校，近距离的感受了“狮城”的独特魅力，将这段记忆与我们一同分享：
请走出寝室
　　新加坡的大学里普遍有这样一个特点，让人感觉玩的地方特别多：主题展览馆，美食广场，甚至在图书馆里，也有桌游室。在我们参观的连瀛洲图书馆里，时刻体现出“促进阅读”这四个字，图书馆中设置了的很多东西，比如时尚图书馆中的棋游，音乐CD等供给同学们使用。工作人员在讲解中说到希望能够通过这些对青少年有吸引力的东西来让大家走出寝室，做更有意义的活动。
　　以此为基点，我们所感受到的是在新加坡的很多东西都会以学生的兴趣为导向。事实上，学生们主动性的提高除了靠学生自己的兴趣外，学校的引导以及暗示也是极其重要的。比如在学生活动中心，允许同学玩游戏，桌游，乐器，但是也会在一些地方潜移默化地加上主题教育的东西，让同学们路过或者休息时能够接收到更多暗示性的教育。
　　让同学们走出寝室，参与更多集体性的活动或者团队的项目，是新加坡教育“全人培养”的一种体现。你可能不会吃惊于义安理工学院里某位同学自写自唱的优美感伤的歌曲，但你绝对会惊讶于一位理工科的教授玩起架子鼓来的激情与专业。这就是新加坡，你永远无法猜出这座城市在下一个时刻能带给你什么！
新加坡——利益共存的集体
　　有一位老师告诉我，想要了解新加坡，必须得先了解两个人，一个是莱佛士，一个是李光耀。确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加坡历史的星空中，这两个人是最为闪耀的明星，想要找到新加坡成功的秘诀，也得寻到这两颗历史的启明星。
　　莱佛士，一位将新加坡从毫不起眼的荒地带入到发达繁荣的殖民港口的“殖民者”。李光耀，一位将新加坡从无法自主且被马来西亚抛弃的东方渔港引领到现代生而富裕的国际化主权国的开拓者。
　　为什么一个殖民者也被新加坡人民所永久铭记？为什么这么一个外来人的故事被经久传诵？为什么一个以不合法的手段将这片土地纳入东印度公司的旗下的英国人在去世后却被当地人竖碑立传？答案只有一句话，因为他给新加坡指出了发展繁荣的必经之路：海上贸易。他给了这片土地前所未有的利益与生机，甚至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现代管理制度，规划了每一个街区，为这个国家以后的发展提供了一片最肥沃的土壤。海上贸易给新加坡所带来的名声，人才，金钱等等，这些东西足够让这个“只发展，不掠夺”的“殖民者”享有如此高的声誉了。
　　而李光耀总理，也可以用一句话评价他，“他的坚持以及超过当时人们认识的远见，带领着新加坡成为现在这样一个没有任何资源基础的发达国家。”我记得李光耀在回忆中说到，“勤劳的人民，精明的商人，坚持储备金政策”是新加坡最应该依赖的三种东西。这是他站在历史的高度制定的一个坚定路线。而在新加坡的发展中，新加坡不太长的历史也让他们更容易适应也更要求变化，他们没有任何的束缚，只要能够有一条适应现代社会的东西，他们不在乎是否改变。同时“人民的自律，热爱国家，多元的文化，团结”也是李光耀认为新加坡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
　　关于李总理总结出来的这么多经验，我认为抽象出来只有一句话：“利益共存”。让公民个体的利益同公民整体的利益共存，甚至互相促进；让公民群体或者个体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共存或促进。在历史中，新加坡发展的主体是商人，而吸引商人的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利益，新加坡的管理者曾一度是东印度公司，而吸引这个公司的也是利益。正因为利益的共存，从大量的海外贸易，以及商品交换中获取利益的群体与个体们，不断被吸引到新加坡，成为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而政府则是保护这些利益的持续性而已。“新加坡人太少了，政府不敢得罪任何一个人”，这虽然是新加坡民众中的一句口头语，但却反映出政府机构是一个真正的政府性服务机构，以获取的税收来给予更优质的服务，也来稳定这种利益在更多数民众中的共存。
　　这样一种利益共存的理念能够让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人群找到自己的利益方向以及实现利益的方式，也只有用人民切身的利益让他们自律，团结，更热爱这个国家。
让你立体式的体验历史
　　在参观新加坡的国家博物馆，会让人感觉到很多新奇的东西，比如每一个人身上的导游机，它可以让人在每一个展台前输入相应号码，然后就会得到一个比较详细的讲解。即让游客依据自己的兴趣来参观博物馆，这种兴趣导向的方式远远好于传统的导游。不至于在乏味的地方不停地讲，在游客感兴趣的地方却戛然而止。而且这种方式让旅客有了更多自主性，选择自己最喜欢的路线，具有个性化，客户定制的特征，给每一个游客多样的选择。当然，也为博物馆减少了人工成本。
　　在博物馆的历史展区，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历史事件路线或小人物路线，不会感觉到单一，让人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看待新加坡的历史。这也让我感受到，给予至少两项选择是新加坡文化植根的东西。
　　我选择的是小人物路线，现在还比较有印象的是叫“甘蜜大王”的一位中国商人。在这一段中，导游机中输入了对应的号码后，就坐在一个长凳上，仿佛历史倒流，耳边响起的是当时码头说书人的声音，而讲的这一段就是”甘蜜大王”的事迹，包括他用老虎政策来安定当地华人的情绪（因为当时传说英国总督每天会送20个华人到教堂去喂给鬼魂，而甘蜜大王就用当地政府奖赏每一个打死老虎的华人许多钱的政策来安抚）；如何通过做中间人发财的（为来到当地的外地商人安排食宿，并帮他们安排买家，他做中间商而大赚中间差价）；还有其名称的由来（甘蜜：一种与胡椒合种可以同时得到胡椒和甘蜜的植物。他就是在低价时仍旧坚持，到了高价时卖出赚了许多钱财）。在这种氛围中，我们可以亲自感受到当时社会的一种生活，有一种体验式教育。
我的感悟与思考
　　在快离开新加坡的那几天，我终于发现一点新加坡美中不足的地方，也是一直以来无法让我感受到一种归属感和踏实感的来源。当然，可能由于自己接触的面比较小，这种认识也是比较主观以及肤浅的。
　　在我看来，新加坡在意识中可能缺少一种文化沉淀，国家意识远远没有国人这样强烈。在他们的概念中，什么都可以进口，包括人。在新加坡有这样一个传言，传说某一代国家领导希望能够买来各国的明星球员，组成一个全世界的全明星队去获得足球世界杯冠军。当然这可能只是笑谈，但也充分说明了“什么都可以进口”的思想已经深入民心。所以，他们会觉得这个世界什么东西都不属于自己，也可以觉得这个世界什么东西都属于自己。在这种复杂的心理下，他们通常会表现出对政府更强的信心与希望，有爱国的冲动与意识，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远远缺少了那种民族依赖感或者落叶归根的认识。这可能也是同自己从小得到的爱国教育有关，但是正是因为这种民族依赖感，中国人才能屹立在这个世界千年之久，即使中国再贫穷再落后，我也可以毫不愧色的说出自己是中国人。在中国历史中也才会有那么多人前仆后继地为了国家这个名词付出热血甚至生命。
　　对我来说，新加坡只是一个提供各种服务的港湾，这里的人只是为了生存或者更好的生存而不停的工作，换取自己的利益。在这个层次上，我不得不承认他们做得很好，而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在更高层次，关于一个人的存在价值以及民族利益，生命之根的问题上，他们做得很少，甚至没有做，确实也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做，而我们国家则做得非常好。我们的历史沉淀让我们走得越高，看得越远，也就越想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意义。但是，我们有高层次的成就，却缺少低层次的成功，而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是我们的下一代人能够做到也必须得做到的义务与责任。
投稿：谢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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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清大屠杀肃清大屠杀是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占领新加坡和马来亚时一个针对当地华人有系统的种族清洗。虽然在1946年已经有人用“肃清”来形容这个大屠杀，新加坡的华语刊物在1980年代才开始广泛用使用此词。
大屠杀/肃清大屠杀
英军在日于新加坡向日军投降后，日军当局开始关注当地的华人。日军发现马新的华人都是亲中国或英国的。而且，有些有钱的华人更在经济上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抵抗日本。由山下奉文上将带领的日占领军政府便采取了一个消除反日分子的政策。日军当局将以下定为“不欢迎的分子”有参与中国救济基金的华人。在中国救济基金作出贡献的富有华人。南洋国家救助运动领袖，陈嘉庚的拥护者。海南人，因为日军相信他们是共产主义者。抗日战争后到星马的华人新移民。有纹身的人，因为日军相信他们是地下秘密组织成员，特别是黑社会。帮助英国的华人义勇兵。公务员和怀疑对英国有好感的华人，例如太平绅士和立法会成员。有武器和危害公共安全的人。在新加坡，日军当局在多个地方设立“甄别中心”。他们的计划是甄别所有介于18至50岁的华裔男性，将所有的“反日分子”铲除。在甄别中心有多部货车负责带走有嫌疑的华人，将他们带到偏僻的地方枪杀。在马来西亚，日军当局没有那么多时间和人力来甄别当地所有分散的华人社区。虽然日军当局使大家以为它们尝试过甄别游击队分子，在马来亚，有很多地方的华人都被无区别地大规模杀害。因为日军承认他们无力处死多达5万个星马华人，加上日军在东南亚其他地方的战事使它们的资源吃紧，所以日军在3月3日终止了这个华人大屠杀行动。
伤亡人数/肃清大屠杀
因为侦查的时候没有记录的关系，没有人知道真正的伤亡人数。但是日本和南洋两方都有不同的总数。日本的官方数字是5000人，可是新加坡华社给出的数字是10万人。战后的审讯中的证据提出的数字是约25,000人至50,000人左右。
结果/肃清大屠杀
在1947年，新加坡英政府设立了一个军事法庭来裁判策划肃清大屠杀的军方官员。7个新加坡日占军事政府的官员被指控策划肃清大屠杀。其中的两个被判死刑，其他的5个被判终身监禁。这个法庭接受了纽伦堡法庭中没有接受的“听从命令”的辩护。虽然华人社区要求殖民政府在当众处死这两个军官，但是英政府只让6个受害者的家人去看。被判死刑的军官在日被处死。虽然当地和华人极之不满，新加坡英政府认为肃清大屠杀告一段落而没有再向日本要求赔偿。但是，新加坡脱离英国殖民统治以后，另一股新的反日情绪又兴起。日本外交部在1963年拒绝新加坡政府的要求。日本的理由是1951年的《旧金山条约》已经就英国（和它的殖民地）的赔偿作出了和解。但是总理李光耀作出回应，说英国殖民政府不可以代表新加坡人的声音。在1963年9月，新加坡的华人开始了一个罢买日货的活动，但是他们经济上只可以维持7日。新加坡在日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后，新加坡政府再一次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和道歉。在日，日本政府同意向新加坡政府赔偿5000万美元，其中一半是津贴，而另外一半是借贷。但在这个赔偿中日方并没有作出官方道歉。肃清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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