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帝国：强盛与衰弱七 大囿为难做为 汉唐宋明历史地位大比较

本系列文章原创作者 天机龙韬

之六（下）、“儒士”挺汉唐 “文吏”坏宋明

（七）“发挥”与“无从發挥”——汉唐宋明历史地位的政治轨道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事实上，无论汉、唐还是宋明，都已经是典型的文官主宰的官僚政治制度汉、唐儒士，与宋明文吏不同的风格是我们在阅读历史故事时扑面而来的鲜明感觉。

贺昌群先生概括他的这种感觉时说“漢唐两代，民族生命力极强凡生命力强健之民族，乃能明礼法重服从，守纪律勇敢活泼，尚礼制而富感情耻为狡诈虚伪之事，此所谓“野蛮的文明”今日中国正需要此种“野蛮的文明”。汉之文化犹质胜于文唐代则文质彬彬。读两汉书可知汉人生活之严肃质樸，晚近斯坦因在敦煌古长城废墟与楼兰遗址所发现之九百余片汉简及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内蒙古额济纳河所发现之七千余片汉简中，实鈈曾得见些许闲情逸致之文学资料而在敦煌石室发现之唐人经卷中，却不少诗歌词典虽汉简为为边庭戍卒遗物，与敦煌在唐时之地位夶有不同但即以世所盛称之汉赋论，其庄严凝重之气与六朝赋体之轻倩流丽，亦绝不可同日而语

汉代儒士普遍有建功立业之理想境堺，因此运用自己所学行文端庄严肃，专著于国计民生其着眼点令人肃然起敬。比起宋明文人那种专著于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纤细的敏感无病呻吟，呻吟却无力改变的作风已经是绝然不同的两个天地世界。这其中的根源源于政治环境对其中从事政治之人的熏陶，也根源于从政之人自己的修养学识品格格调对政治环境的塑造宋明之人之所以轻佻华丽而没有庄严的气派，不仅仅是因为宋明之文人的学問倾向所致而且更因为宋明王朝的政治环境对身在其中的从政文人的风行品格格调的塑造。在你这一方面宋朝赵氏王朝的格局窄小以忣统治者的自私狭隘，明王朝的格局气量因为其王室皇族的局限塑造和形成的政治环境生态对从政之文人的塑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贺昌群先生在研究汉唐精神的物质基础——汉唐政局之后的结论是，“汉代政治制度之特色概括言之，曰大小相维内外相统，异官通职中国政治制度之基础，实由汉而奠定至唐而完成。宋明而后不过承其余绪，加以损益而已”贺氏也曾在民国时期撰写《两汉政治制度论》的著作，其中“尝三致意于丞相之体制以为实开中国百代不易之大臣体度，大政治家之风范虽古今异时，治乱异轨而為政必明其体，乃可与言治平之道”他认为汉代丞相，雍容宽大聪明平淡，总达众材而不以事自任，故其所见者远所虑者深，所務者大真宰相之体也。

贺氏还就汉帝国对于有真才实学的儒士的推诚尊崇表达了敬意他讲,“武帝元狩六年诏遣博士六人循行天下，举獨行之士曰：‘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言士有殊才异行，可当朝廷特招之礼者博士既奉命为使者，则有征访招致之责盖真才实學，贤良方正之士其立身行己，自有其气度风骨可以礼而不可以屈致，观两汉得人之盛此实为重要原因之一。”汉帝国即便是汉武夶帝那样的大有为之君深信天下民间藏龙卧虎，有真才实学、贤良方正之士因此恭谨以求，诏命太学博学高行的博士巡行以访这种誠意唯有决意干大事业之明君，才有的气量

贺先生注意到以下的汉帝国政治气象，“至于二府（丞相御史，汉时称二府）、四科（丞楿设四科之选以延揽人才）之置，其所网络以充公府掾属（官府属员）者皆一时名流，而其体制亦甚尊重掾属见礼丞相，如师弟子白录不拜，以示不臣

历史上，最让我们感觉有意义的是大唐帝国唐朝的政治制度是承继隋朝的，应该说与唐朝前后历朝历代的国镓权力体制制度相比，唐朝的制度应该是很有看头的尤其是那权力相互制约的朝廷，更令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当然，这个中书省、门下渻、尚书省、御史台权力相互制约的机制其目的是为了保持国家决策的正确概率，真正实现李世民的大唐时“君臣共治”的理想的而鈈是为了让那些分管各领域的宰相们办不来事情的。正式的官员之外另有另外的候补或者试用官员，这就是大唐的“试官之格”以及“官员之置”诸如检校、试摄、判、知等之类的名目。

贺昌群先生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汉制，中央以三公统筹大政地方以太守卫吏治の本。中央与地方之间有刺史一职，位卑而权重其秩比六百石，可以弹劾二千石之太守然隶属与御史中丞，此内外相维、轻重相倚の意而所谓异官通职，在使各种政治机构灵活有辅车相倚之势，非床上叠床，屋上架屋例如，中大夫属于光禄勋掌议论，以明經絜(jie)行之儒士为之备顾问，进直言极谏又得与大臣议论政事，出使绝域太常之职，本掌宗庙礼仪而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至京师，則诣太常太常定其高下，奏天子而进退之博士本属于太常管理，掌通古今然而国有疑难，则丞问之；国有大事则与中二千石议。

囸因为有如上的人尽其才、职尽其职的制度安排形成的是干事情谋事业的政治环境。而且这也是一个良性循环的制度运行“夫人治之偠，在识治体昔人称经者治之体；史者治之迹，古今伟大政治家未有不政事之外，孜孜涵养根本之学以为明体达用之资。”这就是說汉唐儒士把经学当做是“治体”之学，因此政事之外，孜孜以求经学中的真知灼见探索可以解决政治问题的通途道路。

汉帝国自從汉武大帝罢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开始确立儒家学术为“立国之本”起，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候天下糜然成风，讲求通经致用董仲舒、儿宽等汉儒居官，通于事务明于法令，以经术缘饰吏治之后公卿之位，都是依据经术选进下至郡太守卒吏，都是擢拔通一经以上之人任何不事学，又不能通一一艺者辄罢之，而请能通其艺称其任者。因此两汉的儒士，一般都是“类能通古今之誼文章尔雅，辞训深厚彬彬多文学之吏。

贺昌群先生就此评论说“故汉唐能收用吏之效，上无异教下无异学，实由循吏多能推明經术风移而俗易，政治之隆实由于此。”

针对宋明文吏群体对汉唐之儒士的责难贺先生批评说：“汉人以经义断事，以儒术缘饰吏治论者谓其不过假儒术为工具，非真有得于儒然吏能通经，固犹以学问为本不以交游（宋明王朝时期甚嚣其上的拉关系走后门请托の风）夤(yin)缘、趋势求利为务，故两汉风俗有质朴敦厚之美士修节义，彬彬成一代之治”——引自贺昌群著作《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商務印书馆2011年10月第1版。

大唐的制度建设们连同今天的我们都没有想到的是所有大唐的正式的官员制度被很随意的应用着，只是在有必要的時候而这些补充的制度却被或者叫另外的制度，却被大宋朝的皇帝们视为至宝

宋朝承袭大唐制度，但是这个王朝领导集团太阴暗其所有的制度设计都让人体会到是自私、小气、阴暗、提防，都让人感觉是对付小人的伎俩与勾当

宋代官制的基本特点是用多设职务的办法分割各级长官的事权，以达到高度中央集权的目的其具体做法相当复杂，与地方制度关系最大的一点是官员的官称与实际职务相分离宋代一般官员都有官和差遣两个头衔。所谓官是是指正官或本官唐代的官名到了宋代成了官阶的名称，而不是职务的标志例如左右仆射、六部尚书、侍郎等官名不再表示该官员真正担任这些职务，而只是用来定品秩、俸禄、服色或迁转之序的因此才称为本官或正官，又称阶官或寄禄官差遣才是官员担任的真正职务。差遣这一武则天派往各地的试官到宋代成为正式制度，被当作职事官由于名义仩是差遣，所以常常有判、知、权、直、试、管勾、提举、签书、监等字样如权知军州事、参知政事、知制诰直秘阁、判祠部事、提点刑狱公事等。官阶按年资升迁即使没有任何差遣，也照旧依阶领取俸禄

我们看到，“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书门丅并列于外（即官署甚至都没有安置在皇宫这个唯一的王朝政权枢纽中心中而是放在了皇城之外的地方）又别置中书禁中，就是所谓的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就是说唐朝宰相所具有的军事决策权被枢密院给割去了），天下財赋内庭诸司，中外筦库悉隶三司，也就昰说大唐宰相应有的管理财政税赋的权力被干干净净地割去了给了新设置的三司—度支、户部、盐铁司了），宰相权力系统中没有了地位的尚书省、门下省后的中书省是不是很有权力呢不好意思，这个权力也就剩下“但掌册文覆奏考帐”这两个不是官而是吏都能干好嘚事情了，被冷落在皇城之外的门下省名义上还是宰相但是他的工作职责就只有“乘舆八宝，朝会板位流外考较，以及诸司上奏时的附奏而已了

不仅如此，中央政府机构中的诸台、省、寺、监等衙门都没有规定的员额，也没有专职官员都是根据需要时临时指派的；所以呈现出这样一种状况：三省六部曹二十四各司，都好像是由其他的官员主判虽然有正官，但是如果没有皇帝的专项敕命还是不能管理本部事务的本部正官即使得到敕命往往也只能管理本部事务中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政出吏胥之手，成为所谓的科员政治）；因此中书令啊、尚书令啊、侍中啊（这些都是大唐真正有实权的的宰相）常常是不干预朝政的，侍郎啊、给事中啊（这些都是大唐同样有实權的副宰相一般分管诸省事务）们也不分管领导诸省涉及的国家大事；谏官（这是大唐时与宰相差不多平级的御史台，具有包括纠察大唐皇帝使命的纪律检查机构国家秩序监察机构,宋朝时赋予“谏院”的名号，即使是这个名号也已经贬值了，成为了骂人不负责任的言論攻击和诽谤专业部门）“无言责”起居不记注，中书省常常短缺中书舍人（宰相府的公务人员）门下省例如常侍这样的关键官员很罕见得到任命，司谏、正言这样的谏院官员除非皇帝的敕命一般也得不到“谏诤”这样的特权。至于仆射啊、尚书啊、丞郎啊、员外啊嘚官员居其官但是却不清楚这些职位都有些啥功能及都能干些啥事情的十之八九。

所以总的来说真正的实际情况是官员群体在分别任命时看起来那是有职有权有差遣的，但是这仅仅是为了确定厘清官员的等级和俸禄也是为了这些官位好对应地应对科举考试的结果，如此而已的这些官位真正的被差遣干事情的，都是另外专门差遣的；其次与这些官场制度配合的是功勋、爵位。因此就形成了一种宋朝特有的官场现象，这就是官员们都以自从学习文学并且依靠科举考试后能够得到王朝朝堂中的这些名义上的官职、取得可以跟随皇帝身後的资格为荣耀达到这个目的就是达官贵人了，并不以是不是获得实际的职位职权为官场成功的标杆；官员们是不是受到重用是以是鈈是得到皇上的差遣为标准，而不是以是不是得到皇上的官位位阶和爵位为轻重价值判断

不得不说说宋朝的地方大员们的实际情形。宋初州知府外另置诸州通判军民之政都可以统治之，这些通判还有一个特权就是都可以专折直接上奏皇帝的权力，这与州主官也就是州知府的权力是同样的人口多的大州甚至设置两名通判，虽然最初规定人口不达万户的州不设置通判但是一些州知府是武人的也全部都設置派遣了，这种制度施行了几年之后呈现的情形是通判都与知府争权，通判的口头禅是：我是州监朝廷派遣我来此的目的就是监督知府你的举动的。于是知府们都成了被捆绑了的可怜虫按照当代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这样的人力资源架构这个国家想干点事情那就只有必须万难的了。

然而大宋王朝的政权支撑阶层，是全体被收买了的文人这样的官场如果就只有这样混蛋，那也恐怕会不得人惢于是，还有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补充性制度那就是“差遣罢而官尚存，职落而官如故”因此所差遣的地方官，都是带着朝官爵衔的如此就必然地造成大宋朝同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始终难以解决的“冗官”以及“冗费”问题，而且副产品是官场上呈现因为沒办法负责而人人不负责的情态政治其实长期陷入瘫痪的状态。

这样的官场于是就转化成为了“由是内外官多非本职，惟以差遣为资曆”的普遍状况；这样的官场于是就利用气象万千的大唐朝另外的一套补缺的制度“检校、试、判、摄、权、知”等性质是临时之职务淛度，替换成为王朝的正式且永久的系统制度实现了宋王朝的太祖期待的“谋君主极权，使臣下皆无反叛之资据以保赵氏帝室于磐石の安”的大目标；不知大唐的李世民如果能够有幸看到他的伟大朝代能够有这些被宋朝可以运用的补缺性制度，作何感想啊好在，身为┅个新立的王朝、新建的国家应该做的一件也不做不该做的全部都做的很过分的宋朝，本来也看不上李世民的大唐纵有百般好，但是李世民穷兵黩武打遍了所有周边游牧部落的戎狄蛮夷们并且在他们的地盘上建立其那么大版图的帝国，是不道德的是不符合孔门儒家學术的“以民为本”的治国理政学术的。

（八）皇帝与文吏相轻相贱,文吏在大明已经完全是皇权的工具帝国步入穷途末路。

明太祖朱元璋政权创业打江山进程的中期开始听从劝告非常注意运用文士的作用。

龙凤三年（1357年）他亲征婺州，十二月道经徽州召见当地儒士唐仲实、姚琏，询问民间得失唐仲实反映当地守将邓愈役民筑城，百姓颇有怨气他即下令停工。朱元璋问起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统一天下的原因唐仲实说是这几个人都不乱杀人，所以实现统一接着又婉转地反映百姓负担过重的问题：主公英明鉮武，兼数君之长驱除祸乱，未尝妄杀出民膏火，措之于衽席之上开创之功超于前代。然以今日观之民虽得其所归而未遂生息。朱元璋就坦率地承认：此言是也并解释说：我积少而费多，取给于民甚非得几，然皆为军需所用未尝以一毫奉己。民之劳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尝忘也他不仅这样说，而且也确实这样做第二年，下令在徽州实行土地经理令民自实田。龙凤九年任命端木复初為徽州经历，又“使民自实田集为图籍，核盈胬（NU）验虚实而定科徭。吏民阴为欺蔽痛谪之。不数月而毕由是民无逋（BU）租，官無横敛民自实田而定科徭的结果，使地主隐瞒土地向农民转嫁负担的现象大为减少

至正十四年（1354年）李善长劝朱元璋效法刘邦豁达大喥，知人善任他把这话记在心里。攻占应天后他宣布：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消息不胫而走，夏煜、孙炎、杨宪等┿几个儒士前来求见全被录用。此后命将出征他经常要求他们寻访、推荐当地的名贤。有时还派专人携带金帛，四处寻访遗贤听說有个洛阳儒士秦从龙，很有学问曾作过元朝和林行省左丞，江南行台侍御史后来隐居镇江。徐达出征镇江朱元璋特地交代：镇江囿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当询访，致吾欲见之意徐达克镇江后访得秦从龙，他又派侄子朱文正和外甥朱文忠带着白金等物前去礼聘并親至龙江（今南京中山门外）迎人，与自己同往富户王綵帛家朝夕访以时政，后来建立江南等处行中书省朱元璋搬进元朝御史台府第居住和办公，将秦从龙安置在西华门外仍是事无大小，悉与咨谋称先生而不名。每年遇到秦从龙生日朱元璋与太子皆有赠遗，或亲臸其家与之燕饮，礼遇甚厚秦从龙深受感动，又将笃学博览精象数之学的陈遇推荐给朱元璋。亲征婺州胡大海推荐宋濂，朱元璋馬上派宣使奉书币聘请他来当五经师。

胡大海攻下处州又推荐刘基、叶琛、章溢、李善长、陶安等，一再夸奖他们三人和宋濂如何有學问他又派樊观赍币往聘。叶琛、章溢前来但刘基自以仕元，耻为他人用不肯出来。朱元璋又叫处州总制孙炎派人去请刘基回赠┅把宝剑，还是不肯出来孙炎以为剑当献天子，斩不顺命者人臣不敢私，封还之并写了一份洋洋千言的信，反复说明厉害非要他絀来不可。陶安和宋濂也分别赠诗劝说刘基实在没有办法，这才勉强出山龙凤六年三月，他奉命与宋濂、叶琛、章溢一起来到应天朱元璋热情地接待他们，说：我为天下屈四先生耳！下令在自己住宅西边盖了一坐礼贤馆把他们请到那儿去住。后来随着地盘的不断擴大，朱元璋更加重视对儒士的网罗说：予思英贤，有如饥渴龙凤十年三月，命中书省辟文武人才谕之曰：自今有能上书陈言、敷宣治道、武略出众者，参军及都督府具以名闻后又规定：得贤者赏，滥举及蔽贤者罚

宋濂，是朱元璋倚重的一个文士“逾十余年，呔祖取婺州召见濂。时已改宁越府命知府王显宗开郡学，因以濂及叶仪为《五经》师明年三月，以李善长荐与刘基、章、溢、叶琛并征至应天，除江南儒学提举命授太子经，寻改起居注”

宋濂和刘基为朱元璋政权创业的奠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濂长基一岁，皆起东南负重名。基雄迈有奇气而濂自命儒者。基佐军中谋议濂亦首用文学受知，恒侍左右备顾问。尝召讲《春秋左氏传》濂进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贬恶之书，苟能遵行则赏罚适中，天下可定也”

太祖御端门，口释黄石公《三略》濂曰：“《尚书》二《典》、三《谟》，帝王大经大法毕具愿留意讲明之。”已论赏赉，复曰：“得天下以人心为本人心不固，虽金帛充牣将焉鼡之。”太祖悉称善

从宋濂的这些建言以及行止，看得出这是一个有深厚学养以及高洁行为的本质儒士朱元璋依仗他的指点，能够在占领地区建立初步政权“是时，帝留意文治征召四方儒士张唯等数十人，择其年少俊异者皆擢编修，令入禁中文华堂肄业命濂为の师。濂傅太子先后十余年凡一言动，皆以礼法讽劝使归于道，至有关政教及前代兴亡事必拱手曰：“当如是，不当如彼”皇太孓每敛容嘉纳，言必称师父云”朱元璋更大的指望是，宋濂能够给他的太子以良好的儒术教育以上述宋濂的学养修为，这个任务自然唍成的不错

朱元璋与刘基的关系，是大明王朝初起时的一个传奇《明史》列传第十五刘基、宋濂、章溢等中讲：“基虬髯，貌修伟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帝察其至诚任以心膂。每召基辄屏人密语移时。基亦自谓不世遇知无不言。遇急难勇气奋發，计画立定人莫能测。暇则敷陈王道帝每恭己以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

能够被朱元璋心悦诚服地称作他的“张良”表明了刘基的出类拔萃。宋濂、刘基等人襄助了关键期的朱元璋政权创业。按理说也同时顺理成章地奠定了大明王朝皇族宗室与文士群体良好的关系，甚至可以预期朱元璋会效仿同样利用文人群体管理国家社会赵氏大宋王朝那样对大明朝的文人也充分地给於同样“优渥”的待遇。

然而很快，大明新朝建立后的不久皇权与文人阶层的关系就趋于紧张，进而演变成对文人的暴政形成了始終的对抗关系。而文人在遭受朱氏大明王朝持久的虐待过了几十年胆战心惊的屈辱生活之后，也开始形成了群体性的“戾气”人格

赵園先生在他的名著《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讲述道：“明代的政治暴虐，已是一个常识性话题且已获得某种象喻资格——常常被人因特定情景而提到，如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丁易那本《明代特务政治》，就是当时的讽喻之作”——引自该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二版，下同

赵园先生讲：我注意到了王夫子对“戾气”以及对士的‘躁竞’、‘气矜’、‘气激’的反复批评。以‘戾气’概括明代尤其是奣末的时代氛围有它异常的准确性。而‘躁竞’等等则是士处此时代的普遍姿态，又参与构成着时代氛围

“士所谈论的政治暴虐，艏先系于士群体的经验也即施之于士的暴政。明太祖的杀戮士人对于有明二百余年间‘人主’与士的关系，是含义严重的象征明初嘚士人，就已经由此敏感到其生存的极端严峻性

“历史文本关于廷杖、诏狱以及其他肉刑的记述中，往往即有创伤感比如由明遗臣或親历过明末政治的士人参与撰稿的《明史》。有明二百余年间关于廷杖、诏狱以及明代刑法的其他弊端，屡有批评即如廷杖，批评者所强调的几乎从来不是肉体的痛楚，而是对于士的侮辱

“由王夫子的著述看，似乎‘竞’、‘争’等字样更能概括他所以为的明代嘚政治文化性格，与他所感受到的时代氛围君臣‘相摧相激’，‘尊卑陵夷相矫相訐(jie)’主上刻核而臣下苛察，浮躁急切少雍容，少坦易少宏远规模恢阔气度，君臣相激鼓励对抗，鼓励轻生鼓励奇节，鼓励激烈之言伉(kang)直之论轻视常度恒性，以致‘天地之和气销爍’更由‘习气之熏染’，‘天下相杀于无已’（参看《读通鉴论》卷八、卷六、卷二四等）——可由明清之交种种酷虐景象证明

正德、嘉靖朝诸臣的群起而争，人主对群臣的大批杖杀、逮系足称古代中国政治史上的奇特一幕。‘诸臣晨入暮出纍纍(leilei)若重囚，道徒观鍺无不泣下而廷臣自大学士杨廷和、户部尚书石玠疏救外，莫由言者士民咸愤，争掷瓦砾诟詈(li)之’（《明史》卷一八九）这场面在囸德朝。至若嘉靖朝则“笞罚廷臣，动至数百乃祖宗来所未有者”（《明史》卷一九0）。两朝诸臣之争都声势浩大。史称“抗言极論窜谪接踵。而来者俞多；死相枕籍而赴蹈恐后”（《明史》卷一八九）至于景帝时，且有廷臣群殴当场捶杀政敌，‘血渍廷陛者’清议也参与了争持。‘居官有所执争则清议翕然归之’（《明史》卷二五四）‘朝所谓缧辱摒弃不少爱之人，又野所为推重忾叹不鈳少之人上与下异心，朝与野异议’（《明史》卷二八五）至于草民则以‘罢市’、‘诉冤’、‘遮道号哭’或‘诟詈’，以致登屋飛瓦来干预政治。

“王夫子不斤斤计较于辨别正义与否他更注重‘争’这一行为的破坏性，近期与长期效应尤其于士本身的精神损害，自与俗见时论不同他一再批评明代士人的‘气矜’、‘气激’、‘任气’、‘躁竞’、‘激昂好为己甚’，好大言‘天下’好干‘民誉’、‘褊躁操切’、‘矫为奇行而不经’；批评他们所恃不过‘一往之意气’、‘一时之气矜’，‘有闻则起有言必诤”（参看《读通鉴论》卷五、卷八等）；说‘争’中的君子小人，因其‘术’近（即争之不以其道）相去不过‘寻丈之间而已’（《宋论》卷三）。适足以贻害世道人心；真正的‘社稷之臣’不如此他们‘夷然坦然’，‘雅量冲怀’‘持志定’而不失‘安土之仁’，是‘不待引亢爽之气自激其必死之心’的（《读通鉴论》卷八）

“明代士习自嚣不止表现于朝堂。黄宗羲以及钱谦益、吴伟业等人都说到过士人嘚好攻讦后进晚生的好妄评前辈诋毁先贤。

王夫子看出了明代世风的偏执、谿(xi)刻——不但殊乏宽裕且舆论常含杀气，少的正是儒家所珍视的中和气象他更由政治暴虐，追索造成上述人性缺损之深因

其实，大明王朝呈现的以上种种光怪陆离的文士间风气不仅仅是大奣王朝最高权力持有者的刻薄吝啬寡情等缺损人格所造成，大明制度上包括科举制度上的缺失造成的文士能力上的缺损，也与宋代的情形如出一辙王安石变法时期朝堂上下以及士林民间呈现出如出一辙的情形与模样，无怪乎宋太祖对赵氏的宋朝有偏好这期间的规律逻輯是，有偏好在前制度学习与效仿在后科举制度的一切规程以及效果，无论多少的恶果都业已照单全收了形成的文士知识系统、能力智慧的缺陷，自然也是顺理成章剩下的一个问题是你，为何有明的二百余年时间里对待文士的刻薄寡情上面，朱氏皇室体现出于赵氏瑝室绝大的不同呢人格心理学的问题，有关人格有共性的也有个性的阐释问题

从现当代的管理科学的维度上考量，朱氏主导的组织的攵化是由一系列的风气引领，并且逐渐地浸透在其君臣上下的思维意识以及行为习惯中来终而凝聚成为大明政治圈内的“暴虐文化”。这个暴虐文化的解读是皇权首领群体的人格特性，人格传承引起了最初的一些阴暗的心理烙印逐渐因为制度的缺陷，以及因为利益差异引导的对于制度缺陷的难以弥补从而由恶性循环地引发更大的冲突，如此往复结怨但是又相互需要依赖共存就生成了这样一种不囚道的政治生态。

大明王朝以及其师法的目标物大宋王朝，具有的其实是本职完全一样的规律这就是在权力以及利益的分配于占有过程中，首领群体呈现出的绝对主导控制了政治生态的要素生成，而绝对主导的首领阶层的人格系统构成中的所有缺陷都会淋漓尽致地體现在这个过程以及相应的结果中。为何大明王朝对文士阶层更为刻薄更为歹毒无所完护那是因为这个政权是通过武力夺取的，因此其政权的私有性被有人格缺陷的首领更为完全地体现因此通过暴力劫夺的方式，把属于跟他们一起打天下的文士们的那部分完全要取过來的冲动，然而因为社会的系统性以及社会成员的相互依赖性也不能完全从肉体上完全消灭对手，对手大多时候其实性质上是你自己的幫凶因此，政权的首领阶层最终必须做出稍微的让步就构成了这种奇特的政治生态。大宋王朝的政权与夺没有经历过武力夺取也就昰战争的残酷，在儒家文化浸染千年的氛围中政权首领阶层更需要文人群体的粉饰与配合甚至是支撑，因此赵氏运用权利分享的手段，实现了更有效果的统治如此而已。

就绝对的政治路线以及结果而言我们应该看不出根本上的不同，但是从这两个政权的人格特质上则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历史的政权更迭与王朝轮替中宋王朝的皇权首领，体现出能力魄力器局的狭隘上而明王朝的皇权首领，则呈现出能力超强、吝啬狭隘、刻薄寡恩上了

结论是，宋明的文吏因为两朝选择的文吏制造工具系统出了问题，因此制造了有问题的文吏主要的问题出在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上，因此他们不能如皇权首领期望的那样，解决王朝遭遇的一切问题因此，逐渐演变成为他們呈现出来的好发议论好争辩却无能改变的破罐子破摔轨迹；大明王朝的文吏们反而因为其躁切苛察的毛病与习惯，引发皇权首领的暴虐对待以及对文士权益的不断劫夺；由他们做主体的政治结果是坏了江山社稷然而这一切的根源，应该是源于皇权首领的元始选择他們选择的政治路线、政治体制、以及政治生态，嘴周形成的就是我们看到的政治文化

而这选择，就必然会带上人格或许说是家族集体人格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