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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不得已不得不拉壮丁补充兵员之真相
　一、军政部长追问：近千万壮丁哪去了?
　　据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四川省达梁师管区司令官的周开勋先生著文记载，匪国民党政府于1939年颁布新兵役法后，组建了庞大的兵役机构，各省均设立了军管区司令部，其下设若干师管区司令部，再下又设若干团管区司令部，以专司壮丁征调和新兵训练。1943年夏天，时任匪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召集各省军、师、团管区司令共计170多名，到重庆复兴关中训团开会。会议期间，国民政府兵役署长程泽润在其所作的兵役工作报告中称：自1939年实行新兵役法起，到1943年5月止，全国（东北不在内）所征出的壮丁将近1200万人，其中四川征出220万人，河南、湖南两省各征出约150万人，其余各省征出100万或几十万不等，甘肃、宁夏因为人口少仅各征出10多万人。程泽润报告4年期间总共征出1200万壮丁，本来是作为兵役机构成绩来宣扬的，不料，当场受到何应钦的置疑：全国军队包括警察在内也不过700万人，而征出的新兵数却比此数大得多。至于伤亡，根据各战斗部队报告，综合起来也没超过240万人。你们征了1200万壮丁，各部队的长官反而还天天来电报叫喊补充新兵，这是什么原因？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制定的“第二期抗战指导方针”，“侧重于整训部队，恢复和培养战斗力”。中国军队242个师、40个旅（特种兵在外）的整训内容，“主要是加强教育训练与改定部队编制两大方面”。就是说，在第二期抗战中，国民党最高当局没有部署扩编任务。如此，何应钦的“壮丁账”若继续算下去，能让所有的人不寒而栗：4年中，将近一千万的抗战壮丁神秘地失踪了。
　　二、各级兵役司令官叫苦：“逃兵太多”面对何应钦的责问，这帮专司征兵的司令官们叫苦不迭：“征兵困难”，“逃兵太多”。这话不假。据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四川荣威师管区任职的张登上先生著文记载，“所谓送壮丁的部队，实际上如押解犯人的军警。由于大多数的壮丁都是被强迫、陷害、欺骗来的，在押送途中，他们常常是被一根粗麻绳一个一个地串联捆绑着，而送壮丁的官兵则是刺刀出鞘，子弹上膛，如临大敌似地在队列的前后左右，虎视眈眈地押着进行。”即便如此，被抓壮丁还是逃亡不断，甚至还有集体“烘营”（就是全数逃跑而不伤人）的，如1944年5月间，“四川省大竹县所接收到的新兵约一排，竟夺了守卫者的枪支，集体烘营”。
　　据抗战期间曾任兵役机关骨干幕僚和团管区司令数年的万金裕先生回忆：四川在1939年征兵工作展开实施“适龄壮丁抽签”时，因当时征兵舞弊多，壮丁受虐待致病、致死严重等问题，曾引发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1939年夏，四川隆昌、新都等地发生过“规模很大的民变”。1941年夏，四川的广汉、中江、金堂等地因役政舞弊“又一次激起民变”。可笑的是，大量壮丁经常性的逃亡，甚至给个别据守交通要道的地方政府带来“役政”工作的便利。又据周开勋回忆，“巴东伪县政府曾专派一自卫队，抓由湖南、湖北前方逃跑回来的逃兵，最多时每天要抓几十个人，算来一个月即可抓数百名之多。这样，巴东伪县政府即可在本县少抽丁，而交新兵的时间反而又最快。”抓来的壮丁补入部队后，依然逃亡不断。就连何应钦也在这次会议上承认：“根据派到各师的点验委员会报告，照每个师的编制人数应有一万二千五百多人，但有的师只有八九千人，甚至只有五六千人，其主要原因就是逃兵关系。”
　　三、各级长官难言之隐：“层层吃缺贪污”
　　说到逃兵太多的原因，何应钦说是部队长官“管理教育不善”，“带不好兵”。这话也不假，但很不完全。实际上，国民党军队普遍缺额还有一个司空见惯但大家都不愿意说破的问题，就是各级带兵长官“层层吃缺贪污”所谓“吃缺”，又叫“吃空”或“吃空额”，就是虚报、冒领并贪污部队空缺人员的兵饷、粮代金和武器装备。“吃空”的方法，通常是有意不把部队的兵员按编制编满，在向上级申报领取各项经费时，所报的兵员数多于实际兵员数，其空缺的兵饷、粮代金和被装则为带兵长官私吞。空缺的武器装备军官也敢贪污。贪污之后，拿去倒卖或送人，并安排在作战之后上报损失予以销账。据原国民党将领郭汝瑰回忆，1941年10月他接任暂编第5师师长时，发现前任师长戴季韬的“兵一共三千多人，却上报七千多人。不特领饷吃缺，他甚至把多报部分人的军装、衬衣、被盖等全部拿去卖了。吃缺最厉害的是大米，仅一个月就可多领一万六千多斤。这些大米卖成钱，都被戴季韬等人装进了腰包”。仍据周开勋先生回忆，一些地方征兵官员也“吃空”，他们在分配兵额时，有意增加名额，如在原定每乡镇分配的150名壮丁基础上，再增加二三十名，以此勒索富裕户出钱。在当时，每个壮丁名额可以敲诈一二百半开（花钱）。如果没有钱，则要求被敲诈人家“以骡马代兵”，如云南丽江县政府就曾交给团管区四五匹骡马。壮丁被拉后，即送往体格检查所检查身体。这时，有钱人家的壮丁只要贿赂体格检查所三五十块钱，就能作为身体有病不合格而准予缓征。兵役官员受了贿，顺理成章地就要免去富家子弟的兵役，而上峰派下来的兵役名额，自然就要转移到穷人头上。富裕人家可以用钱买丁，穷人则千方百计躲避抓丁。对此，保甲长也有办法，白天抓不到壮丁，就在晚上派乡丁去家里抓人；抓不到本人，就把壮丁的父母关起来，逼迫壮丁“自愿”当兵；本乡壮丁实在凑不够数，就带着乡丁上路乱拉商客，钱物没收
　　四、兵役司令官承认：“根本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2004年1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发行），先后采访近两百名亲历者，内有116名起义、被俘的国民党官兵，包括师职2人、团职8人、营职4人、连排职19人、士兵83人，另有随军眷属6人。说到国民党军队内部残酷的等级压迫，特别是壮丁的悲惨境遇，起义、被俘士兵几乎无一不恨入骨髓。在国民党昔日的兵役司令官周开勋的记忆中，国民党的役政“弊病丛生，惨绝人寰”；壮丁的“衣食住行”，“惨不忍睹”：　壮丁穿的——“往往是冬发夏装，夏季不发，……每人发一套汗衣裤、一套单军衣裤、一顶军帽、一床灰毡（有时不发）”。
　　壮丁吃的——“按规定由县政府粮食仓库拨给”，由于接送壮丁的长官肆意克扣壮丁的粮饷，军粮“发给新兵部队时，则掺入沙土细石”，且“每人每日八两”，吃掺了沙子的稀饭还要求3分钟吃完，美其名曰“培养战斗作风”。克扣下来的余粮，则相机卖出，中饱私囊。
　　壮丁住的——在云南大理三塔病兵集中处，10月深秋季节，“轻重病员同塞在一间大房里，全无被盖，只是用些稻草铺点盖点，满屋粪便狼藉，臭秽逼人，惨不忍睹”。
　　壮丁患病——“政府对新兵的待遇和生活不重视，使新兵穿不暖吃不饱，有了病无医药”，相当一部分壮丁“未到前方就病死了，因此人人怕当兵”。
　　壮丁之行——1948年冬，云南大理师管区送出壮丁3000人，送到重庆时，只剩下800人，且全是病兵，故部队拒绝接受。经查，是周开勋的前任司令官苏令德“依仗陈诚的关系，在任期内贪污舞弊，并利用职权贩卖鸦片烟”，致使“三千新兵全无被盖，从云南步行到重庆要走三十余日，每日白天走得疲困，加之单身衣服为汗所湿，晚上又无物御寒，因此沿途疾病者不断发生，病后即抛之中途，相继死亡者甚众”。这件事情虽然发生在抗战结束之后，但有力地说明了国民党政府役政积弊未改、难改。总之，用周开勋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根本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五、兵役视察真相：“传令嘉奖”抓壮丁
　　乱抓壮丁的现象就更普遍了，就连专司兵役的司令官们也承认：“拉捆壮丁现象各这话，在张登上先生《国民党兵役视察目击记》等文章中，能得到一个极富有讽刺意味的“佐证全国第二次兵役会议后，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针对“各管区办理兵役的基层干部积弊甚深的问题”，“决心建立全国性的兵役视察网”，于1941年4月和11月，“遴选‘兵役干部训练班’优秀学员120人，重新在‘兵役调查班’施以专业的视察技术训练，学习结业后分别派驻各师管区担任驻区视察员”。
　　1943年12月中旬的一天，四川荣威师管区来了一位派头不小的兵役视察大员，行礼如仪后，开始训话：“本视察员奉命代表军政部前来视察，一切有关违犯兵役法令的问题，都要严肃处理。言出法随，决不姑宽！尔等全体士兵有苦诉苦，有冤鸣冤，切勿疑惧不前，因循自误……话声未落，掌声骤起，被抽查的该师管区新兵第5中队的新兵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
　　当场统计，全连竟有90%以上的新兵都有冤屈，诉说起来声泪俱下。“大部分壮丁均是拦路邀劫强拉而来；有一些是地方上的乡镇保甲贪污受贿，大搞移花接木欺骗来的；有一些则是因为得罪了‘地头蛇’被陷害来的”。这当中，“竟有两个年仅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因回家度假也被强拉来充作中签的壮丁；还有一个出差来自外地的全副武装的下级军官，亦被拉来充了数”。“剩下少数几个没有喊冤枉者，也是不得已出卖自己，替绅粮富户子弟顶名的中签壮丁，即所谓‘志愿’来不仅如此，“这些被估拉、被陷害、被欺骗或顶名来的壮丁们随身所有衣物钱粮、生产工具和备卖商品都先后被剥夺光了”。
　　面对“最高领袖”派来的“青天大老爷”，壮丁们祈望拨云见日，岂知，这又是一场骗局。
　　不仅如此，这个荣威师管区和荣县县政府，后来竟然“因兵役工作著有成效”，“受到了上峰的传令嘉奖”。
　　国内外权威人士：抗战期间壮丁非正常减员500万至1000万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兵役，被老百姓骂作“兵疫”。在弥漫赤县神州整整8年的“兵疫”中，壮丁逃亡、非正常死亡、致病后被遗弃不知下落，以及被“吃空”的壮丁究竟有多少，这里不妨比较一下按不同估算口径作的大概推断。甲、按照何应钦的口径，1939年至年期间，最高当局没有部署扩编，部队伤亡240万人，而同期却征出壮丁近1200万人，不明下落的壮丁接近1000万人。乙、《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估算口径有两个，一是“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二是“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即有400万。两项合计500万人。如果加上补入部队前的逃亡数，以及各级部队长官和各地兵役官员“吃空”的数额，与何应钦口径数，应该不会相距太远。丙、按照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的口径，“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在抗战8年征出的1405万壮丁（官方公布数）中，补入部队的只有350万人，非正常减员上千万人。]　据国民政府1947年10月公布的数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作战消耗合计3227926人，其中阵亡1328501人，负伤1769299人，失踪130126人；因病消耗合计937559人，其中死亡422479人，残废191644人，逃亡323436人。两项合计为4165485人。如果考虑到伤员伤逾归队情况，并忽略“吃空”因素，蒋梦麟先生估算的补入部队的壮丁数，与抗战8年部队实际减员数是比较接近的。丁、蒋介石“统兵大员”的估算。据蒋梦麟当年的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记载，当自己把上述估算告诉一位“统兵大员”时，这位“统兵大员”却认定：补入部队的壮丁数“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据查，这位“统兵大员”很可能是国民党一级上将陈诚。
　　北大校长揭露：送到部队的壮丁只有四分之一
　　时下的知识界，否定“抓壮丁”史实的不止流沙河先生一,在一部被大陆官方认可并获奖的叙述国民党军队抗战事迹的作品中，作者挺身代“许多学者”愤而宣称：《抓壮丁》“这部电影和后来一些以抓壮丁为题材的影视剧，不能反映四川人民在抗战中的主流，有以偏盖全丑化四川抗战形象之嫌。”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抓壮丁”究竟是不是“主流”，我们可以用当年记载的数据说话。
　　被西方史学家称为“蒋介石的知己”蒋梦麟，早年为前清策论秀才，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校长、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等职。蒋梦麟于抗战后期出任红十字会会长时，视察役政情况有一段回忆：
　　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州来的壮丁谈话。我问：“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了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没有人逃跑啊！能逃跑到哪里去？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的，连喝的水都没有。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怕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粝，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搐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办兵役的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在少数。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只会多不会少。”
　　我在赴滇缅路视察以前，曾飞往重庆一次。把预备好的一篇致军事最高当局的函稿，给陈诚将军看了。他长叹了一声说：“我把你的信递上去吧。”我说：“不要，我自己会递的，何必让你得罪人呢？”
　　据1941年7月蒋梦麟关于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记载：
　　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亦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几乎每一位国民党兵，都有一段挨打的辛酸经历。
　　“三拳两脚一个大耳光”，太寻常了，太家常便饭了，老人们只记得那些重打。
　　通常是拿刺刀打手掌，打下来，手掌都要被打肿。
　　严重的，就拿扁担打屁股。轻的，要被打得几日起不了床；重的，能把人打死。
　　罗珠成刚到国民党暂编21师第2团，就见到一次打杀逃兵。
　　那一次，全团集合在一个大操场上，被抓回的七八名逃兵押上来后，几位军汉将他们按倒在地上，随后，团长宣布：全团每个士兵上来打3军棍！&
　　刚上来的士兵不忍心打，有一位士兵是逃兵的同乡，下手轻了。被值星的军官发现，“你狗日的不会打？老子来教你！”&
　　当下，让人把逃兵的同乡按到地上，“啪、啪、啪”，就是狠狠的3军棍。
　　打完了，再将逃兵的同乡从地上拎起来，把军棍往他手里一塞，让他重打自己情同手足的患难。
　　老人说，两三千人打七八人，每人打3军棍，每位逃兵都要挨几百军棍，打下来，身上的肉都被打碎了，骨头也被打断了，像碎蜡烛一样。打完以后，逃兵好象被埋了。不埋也活不成。
　　“国民党军队，好多当官的就是不把士兵当人看，杀个兵就跟杀个小鸡一样！”老人怕晚辈不信，讲了他亲眼所见的另一次令人发指的杀人过程。
　　那是抗战末期，罗珠成在国民党暂编21师第2团2营机炮连当兵，该营驻防云南省个旧市卡房镇时，一天，营里的一个步兵连抓住一名逃兵。
　　这一次没打。
　　但比打还残酷，是活剐！　逃兵被扒光衣服绑在一根柱子上，柱子前摆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把雪亮的匕首、一只铁盆、一块铁板，铁板上面有比铜钱稍大的圆洞。
　　全营官兵集合后，营长宣布：由逃兵所在步兵连每人用桌上的匕首从逃兵身上旋下一块肉，标准就是铁板上的圆洞那么大。
　　头一刀，由一位军官示范：将铁板按在逃兵肩头，用匕首从铁板上的圆洞中捅进去，然后，顺时针一旋，随着逃兵撕心裂肺的惨叫，将一块肉旋离肩头，再用刀尖把肉挑下来，让负责监督检查的值星军官和全营官兵过目后，丢在盆中。
　　军官示范过后，100多名士兵排着队上去，一人一刀，谁也别想缩脱。
　　老兵麻木的稍多，下手往往比较利索，“唰、唰”两下就旋下一块肉，匕首往肉上一扎，挑起来，亮个相，再甩到盆里，军官也满意。
　　麻烦的是新兵。
　　有的还没上去，手脚就哆嗦个不停，匕首根本握不住，一块肉还没旋下来，匕首几次从手中滑脱，掉在地上。
　　有的，不忍心下手，又不敢不下手，只好少割点肉。遇到这种情况，不但要被军官臭骂一顿，还得重割一块大一些的交差，才放你过去。
　　当轮到逃兵的一位同乡时，他放声大哭，边哭边向军官告饶：“我和他是一个村的，我要是下手，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他父母？长官行行好，放我过去吧！”
　　“不行！”军官揪住逃兵老乡的衣领，“啪、啪”就是两耳光，然后把匕首硬塞到逃兵老乡的手里，“你不割他的肉也可以，从你自己身上割一块下来代替，小了，老子可不要！”&
　　逃兵到最后，身上的肉几乎割光，白骨一块一块地露出体外，肠子也掉出来一堆，殷红的鲜血淌了一地。逃兵被折磨到这个地步，还没死，也没有死的权力，一双鲜活的眼珠还在转！
　　除了眼珠，别处，都不成人样了。
　　所有目击者都不会忘记，逃兵在被割光身上的肉之后，那对鲜活的眼珠。
　　每每述及那惨不忍睹的一幕，罗珠成总要不住地重复：“太残忍了，太残忍了！”
　　士兵，在国民党军队里遭的罪是难以想象的。然而，罗珠成却说，他的日子，要比多数士兵好多了。
　　原来，罗珠成新兵训练结束分到部队后，他的父母打听到本村一户姓张的财主的儿子在该团2营机炮连任连长，便登门求见了财主，请他们写信叫儿子把罗珠成要到身边，以便就近有个关照。财主一口应承。
　　张连长接到父母大人的来信后，从本连选了一名年轻力壮的新兵，把罗珠成换来，给自己当勤务兵。
　　罗珠成跟上了张连长，每天侍候主子打洗脸水、洗脚水，盛饭、洗碗，给竹烟筒换水，打扫卫生、洗衣、叠被。与在班、排当兵比较，饭能吃得饱一点了，挨打、挨骂也少多了。
　　在众多士兵的眼里，罗珠成获取了一个求之不得的美差。
　　三、是奴才，就逃不脱被宰割的命运
　　罗珠成当上了同村长官的勤务兵后，他很满足。
　　然而，罗珠成毕竟还是“奴才”。是“奴才”，就逃脱不了任人宰割的命运！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第60军奉命进入越南接受日军投降。1946年4月，又奉调东北参加反共内战。
　　1947年，部队移防吉林市。此时，张连长已升任少校卫生队长，罗珠成仍是他的勤务兵。
　　一天，住在一户老百姓家里的张队长，突然发现自己藏在箱子里的几两大烟土丢了。他怀疑的第一个人，就是亦步亦趋跟随自己，执鞭坠镫侍候自己的罗珠成，于是，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厉声喝问：“是不是你偷的？”
　　罗珠成一听，吓得面如土灰，嘴唇发白，像半截木头戳在那里，僵僵地站在张队长面前好一阵子，才“哇”地一声哭了，“不是我偷的，不是我偷的！”&
　　“我的东西只有你知道放在哪儿，不是你偷的怎么不见了？你个吃里爬外忘恩负义的东西！”张队长气得揎拳捋袖，“啪、啪”两耳光扇了过去。
　　“在老百姓家里住着，我未必天天给你看着箱子？”罗珠成这样想，但绝对不敢这样说。小当兵的，几时有过说话的自由？越辩，越挨打！
　　罗珠成捂着火辣辣的面颊，抽抽噎噎地回答：“我，我也不知道是谁偷的。”
　　几两烟土是一笔不大不小的财产，张队长却把它看得比士兵的性命还重。见问不出个什么名堂，张队长索性喊人把罗珠成拖下去，关了起来。
　　当天晚上，吉林九台籍的文书来到禁闭室，悄悄告诉罗珠成：“小罗，你快逃吧，队长要枪毙你，就在今天晚上！”
　　罗珠成大吃一惊，面如死灰地怔住了，良久，才哆哆嗦嗦将信将疑地嘟囔了一句：“不会吧？我和他是一个村的。”　文书急了：“什么一个村不一个村的，别信那一套了！人家是当官的，看重的是钱。他要杀你是我亲耳听到的，就在今晚上半夜，地点是松花江大桥下。一般杀人都要那里，杀死后，往江里一蹬，尸体就顺着江水冲走了。你快逃吧，再不逃就没命了！当官的杀个人就跟杀个小鸡似的，你又不是没见过。”&
　　当夜，罗珠成逃离了部队，躲进吉林市内的一户老百姓家里。这家主人是位40来岁的中年人，一妻一妾，没有孩子，大40岁左右，心地善良，十分同情罗珠成境遇，有心收留他做干儿子。无家可归的罗珠成便在这家住了下来。
　　张队长有一位十分要好拜过把子的军校14期同学，叫王仕乾，与张队长在同一个团当营长，他听说张队长要杀自己勤务兵，便找上门来：“听说你要把你那个勤务兵杀了？”&
　　“我的大烟土丢了！”张队长忿恨不已。
　　“是这个娃儿偷的吗？”王仕乾问。
　　“就算不是他偷的，他当勤务兵没看好也有责任。”张队长依然不饶他的小同乡。
　　“唉！”王仕乾沉下脸了，“你这个咋要得，他不是别人，好赖，你俩也是一个村子的，你就下得了手？日后还乡之日，他父母问起你，你咋说？乡亲们咋看？”
　　张队长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见张队长无语，王仕乾索性以大哥身份替老弟做了主：“杀他干啥？听我的，别杀他了！”
　　张队长这才点了点头：“好！我听大哥的，不杀他了。可是他已经跑了，我也不知道他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王仕乾和张队长的谈话，被有意候在外屋的文书听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文书抽出身，设法找到罗珠成，将“大赦”全过程原原本本地转告了罗珠成，并劝道：“队长的气已经消了，不杀你了，快回去吧！”
　　罗珠成回部队后，张队长没再提丢大烟土和要杀他的事。见长官没记“仇”，罗珠成颇有一番：到底是一个村的，我要是落在别的长官手里，哪还会有今天？
　　为报答这不杀之“恩”，罗珠成侍候张队长更勤快了。
　　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罗珠成从来没想过。他想的，只是走到哪里都要跟好这位同村长官，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忘记张队长的不杀之“恩”。
　　直到起义，他仍死死地抱住这个信条。
　　抗战时期，与日寇激战的国军伤亡惨重，动辄就是几万几十万的伤亡，需要后方有大量的兵员补充。为了能够源源不断的征集士兵，当时的国民政府可谓想尽了办法。除了依靠保甲制“抽丁”的方式外，“抓壮丁”这种非常规手段在当时最常见。
　　“抓壮丁”惹得民怨沸腾，在后来的数十年中也被当作国民政府的“罪行”之一，那么当时“抓壮丁”对老百姓的伤害到底有多大呢？
　　一、抗战期间国军到底征了多少兵？
　　从后来有关征召兵员和民伕的统计数据看，当时几乎所有的壮丁都被征用，来补充兵员和修筑军事工程。
　　1、官方数据说抗战征兵1400万左右，但实际情况远远不止
　　八年抗战国统区到底有多少人被征召入伍呢？据蒋介石之子蒋纬国后来编著的《国民革命战史抗日御侮》显示，抗战八年，总共征募壮丁名。这还不算自愿入伍者和国军在沦陷区和游击区招募的士兵。（《国民革命战史抗日御侮》第2卷P120-121）何应钦所著《八年抗战之经过》中《抗战期间各省历年实征壮丁人数统计表》和《抗战期中各省壮丁配额统计表》的统计数据也差不多：抗战八年全国各省实际征送壮丁为名。[详细]
　　但实际征兵数量恐怕远远不止这些，据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四川省达梁师管区司令官的周开勋先生回忆：“1943年夏天，国民政府兵役署长程泽润在给何应钦的报告中称：自1939年实行新兵役法起，到1943年5月止，全国（东北不在内）所征出的壮丁将近1200万人。”（周开勋《国民党的兵役真相》，《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P67）蒋介石侍从室组长唐纵在日的中也说：“据兵役署报告，自抗战以至现在，共征兵1090余万名。”（《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P301）。这样算起来，实际的征兵人数要比官方数字多得多，但到底征了多少兵，恐怕很难说清楚。
　　2、发动兴建军事工事、道路与飞机场的民工至少有一亿人
　　除了征兵之外，还有更多的壮丁被征召去义务修筑军事工程，这部分人有多少呢？据蒋纬国书中记载：“凡属军事所需之工事、道路、机场，均由民工以义务劳动方式，参加土工作业。八年抗战各战区工事之构筑，军用道路之开辟，被炸桥梁之抢修，以及敌军可能利用之道路的破坏，先后所发动之民工，当在一亿人以上。”（《国民革命战史抗日御侮》第2卷P120）
　　老百姓的兵役劳役有多沉重呢？以鄂北光化县为例，据统计，“抗战时期，光化县有人口16.93万，壮丁3.6万（1941年7月湖北省民政厅统计数字）。抗战8年间，共征调青年人伍19619人，留县壮丁1.6万余人，余皆老弱病残妇。就是这些劳力，抗战时期承受的劳役负担有：（1）整修老河口机场及每年冬天雪后铺沙扫雪，共征派民工20万人次；（2）修筑孟老公路（孟楼一老河口）24.5公里，先后征调民工42.3万人次；（3）拆卸老河口城砖铺修王府洲沙路15华里，共计出工33万人次，修筑老白公路15.8公里及核心工事征工13万人次；修筑乡道30公里，工程艰巨，征工124万人次；（4）运送军粮73.64万人次，外加牛车3.73万辆、手车22.17万辆。抗战8年，累计征用民夫331.84万人次。若以全县在乡壮丁计算，每名壮丁每年平均被征调的劳役为25.3次，以全县在乡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每年被征调的劳役为2.82次。”（徐旭阳《湖北国统区和沦陷区社会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P246）　二、官员靠征兵发财，交钱即可不当兵导致征兵难
　　抗日战起，国府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即按照保甲制度调查户籍、人口，然后对将年满18岁至45岁的兵役适龄男子登记于册。每年由保长采用抽签的办法，决定谁去当兵。抽签的基本原则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征”。但男子是否适龄、健康与否、是否独子、抽签后谁去当兵等等几乎都由乡、保长和军队征兵官员说了算。特权滋生腐败，而国军的征兵过程可谓腐败透顶。
　　1、乡、保长敲诈勒索老百姓，只要交钱即可免除兵役
　　当时在安徽芜湖师管区主管征兵的李昭良回忆说：“我们在芜湖征兵……刚开始时，乡、保、甲长在调查适龄壮丁工作中就把有钱人家的子弟不列人名册，一般农民要想逃避，就得花钱去贿赂乡、保、甲长。有的乡、保、甲长就故意把不应列人征兵名册的人也列进去，以便他们敲诈，以后每通过一关就有一次敲诈。起初军医都不愿担任壮丁体格的检查工作，后来争着去，因为只要军医证明身体不合格就可以免役，这样他们就有机会受贿、勒索。”（李昭良《我所知道的弊窦丛生的国民党兵役》，《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P1-7）
　　四川的情况也是如此，据时任川西师管区司令的黄占春回忆说：“每年应征新兵名额分配既定之后，接着进行及龄壮丁的抽签征集，中签的壮丁，就是这一年度应当人伍的新兵。因此，抽签过程充满了敲诈、勒索和剥削。抽签名义上公开进行，中签的壮丁也出榜公布，实际上是否中签完全为县、区、乡、保长把持操纵，只要肯出钱贿赂，中签可以变成不中签；没有钱贿赂，独子也会成为中签壮丁。当时在嘉峨师管区，区、乡、保长勒索的价码，视被勒索者家庭经济情况决定。比较富裕的人家，勒索5万至50万法币不等，差一些的也要勒收二三万法币（这是1944年至1945年的情况，当时一两黄金约值法币5万元）。……中签的人，除了要贿赂区、乡、保长不‘估拉’自己当新兵之外，经济情况比较好的，还得准备再出一笔钱买壮丁去顶替自己应征人伍。然而，买壮丁顶替自己入伍，就留了把柄在区、乡、保长手里，他们可以经常利用这个把柄，以捉拿逃兵的名义进行恐吓、敲诈，反复勒索。乐山县苏稽乡一家比较富裕的农民，因为买人顶替之后，被乡长反复勒索达六次之多，逢年过节，还不敢不送礼物去孝敬乡、保长。”（黄占春《我亲历的“征兵”祸民种种》，《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P36-41）
　　还有乡、保长利用贪墨士兵的安家费、壮丁费的方式中饱私囊：“在1945年间，每名壮丁的安家费是5万至7万元不等，各乡按各县分配的应征壮丁名额筹集，逐家逐户摊派，人民无一能够幸免。区、乡、保长趁机浑水摸鱼，尽量多摊多派，大事搜刮，甚至将应发给因家境贫困自愿应征者的安家费，也玩弄各种手法加以吞没。”
（黄占春《我亲历的“征兵”祸民种种》）
　　因此，人们对乡、保长恨得咬牙切齿，难怪当时有老百姓说“过去有灭门县知事，现在有灭门乡保长”，还有人说“生了儿子是老蒋的，有了银子是保长的”。
　　2、军队征兵官员卖、放壮丁，用壮丁谋利，导致壮丁大量逃脱兵役或死亡
　　不只是基层政权在征兵中腐败不堪，国军征兵官员也好不到哪儿去，甚至变本加厉。
　　A、征兵时擅自增加征兵名额，卖、放壮丁图利或向政府报功
　　黄占春对此有过详细的描述：“嘉峨师管区所属各县长、区、乡长，在1945年征补昆明等地远征军的紧急征兵中，用按各乡人口比例分担的手法，擅自增加应征新兵名额。这种额外“加码”的新兵名额，以每名一至二两黄金的价格进行‘卖放’（卖壮丁）图利。有时则多征数名（可在下次征兵名额内抵扣）新兵来博取‘超额完成征兵任务’的美名，向国民政府报功。”（黄占春《我亲历的“征兵”祸民种种》）
　　当时的泸州师管区副司令赵矶也做过这种事情：“壮丁到了补充部队后，等待开赴前方，壮丁家属急如星火地想把自己的子弟弄回来，就设法与接兵人员疏通，找兵贩子去换人顶替，5至10块银元换一个，是当时的普遍行情。1942年底，我在四川南充接收独立运输第三十五团壮丁，共计2160名。冒名顶替、买卖交换之风席卷而来，我也顺风由军需出面，照例以5至10元调换一名壮丁，见款换人，随到随换。就这样从接收壮丁到开拔的那天止，仅五个月的时间，他就交换了800名之多，净得银元7000多块。临行时，地方上还设宴为我送行，赠送锦旗。”（赵矶《曝光军政部兵役署黑幕》，《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P7-12）　B、送兵时让壮丁帮助贩运违禁品致壮丁大量死亡
　　据当时的河南淮项师管区任代理司令李昭良回忆说：“1940年冬，我调到河南淮项师管区任代理司令……水银是日本制造军火最紧缺的物资，须到重庆去贩取，国民党政府当时也是禁止水银出口的。但是如果用某些沦陷区的货物到重庆去换，却可以得到水银。为了得到水银，我们设法请求把壮丁送到重庆去交，这样由河南送兵到重庆就可以利用壮丁挑运一些物资到重庆去换水银，换回的水银再由送兵干部带回河南。……经常是以新兵50％的死亡率换来一点水银卖给日本人。”
　　“1940年起，我在淮项师管区工作……当时国民党需要大量壮丁运入驻印中国远征军去训练，我们也乐于把壮丁送到大后方去，这样可借机贩运违禁品。我们征的壮丁总是步行几千里由河南经湖北送到重庆，在重庆由补训处接收空运昆明。1000人送到重庆能剩下500余人就算好的了，其中逃跑得很少，绝大部分是在路上拖死了。因为尽管他们骨瘦如柴，也要替送兵干部担几十斤私货，又没食物吃、没鞋穿，一天赶几十里，有病也得不到休息，更谈不上医治了。”（李昭良《我所知道的弊窦丛生的国民党兵役》，《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P1-7）
　　C、贪墨新兵的军饷、生活费等中饱私囊
　　据李昭良回忆其贪污士兵征集费、军饷的情况是：“我当团管区司令也绝不侵犯下面的利益，就是说下面卖放壮丁的收入，我不会去分肥。我搞钱主要是从征集费上下手。当时军政部规定每征集一兵发征集费2元（后增至5元以上），我只发给乡、县一天的伙食费各2角，办公费每兵5分；由县送到团管区的伙食费按每60里一天，每天2角。这样每征一兵约开支8角，剩下的1.2元就人了我的私囊。渭南九县每月至少征兵1000名，有时达到3000名，平均每月我总有3000元左右的收入。征集的兵到达团管区后就可按月领薪饷。……倒填半个月的接兵日期，由接兵部门拨给我半个月的薪饷。起初每兵半个月的粮饷约值银元5元。这样每月我又有几千元的收入。当然有时候这笔收入要与接兵部队长三七分成。这些贪污技法，在当时还算是很凭良心的。既不克扣兵饷，又不背卖放壮丁的恶名。”（李昭良《我所知道的弊窦丛生的国民党兵役》）
　　3、甚至财政部长孔祥熙也想通过百姓交钱免兵役发财
　　据时任美国《时代》杂志远东首席记者的白修德回忆自己采访周恩来时的情况：“共产党的情报网遍布蒋政府的各个部门，周恩来偶尔告诉我一些他觉得特别有趣的蠢事，例如蒋在一九四三年制定的全国动员法令。周津津乐道地讲了其中的内情：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曾经想共同起草一项新的动员法令，以解决各自的问题，即通货急剧膨胀和军队员额不足。周说，他们一致同意征兵的办法必须适用于上中下各阶级。每个青年必须服兵役，向政府交纳三千五百元钱〔当时仅值二百五十美元）的人可以免征一年。当时全国的适龄青年至少有四千万，行政院的那两位部长估计至少会有三千万人出钱购买缓征权，这样，财政部长每年可以为他的预算增加好几十亿元的收入；而军政部长可以有一千万待征入伍的兵源。”（《白修德笔下的中国抗日战争》P77）
　　三、为了凑足征兵名额，乡保长和军队疯狂“抓壮丁”
　　既然征兵过程中腐败盛行，富家官宦子弟和亲属大量逃避兵役，这就不得不采用抓、拉贫苦人家壮丁的方式补充缺额。到后来，“抓、拉壮丁”甚至成了多数地区征兵的主要方式。
　　1、乡、保长舞弊，强拉独子、老人、孩子和羊角疯病人入伍
　　据第二十补充兵训练处补充团团长陶子贞回忆：“所有地主豪绅以及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弟，从来没有服过兵役、当过兵的。所谓征兵，都是征集贫苦劳动人民，采取强迫挨户派壮丁、拉壮丁的办法，不管年龄大小、身体条件好坏、是否是独子，一律都要征集。在征集所谓应征壮丁时，区、乡公所总是派武装枪兵，会同保甲长挨户捕捉，就同逮捕犯人一样，解送到县，转送团管区。在转送期间，被征集的壮丁家属，只要能凑集一些钱财，向区、乡公所贿赂，壮丁就可放回，或雇用别人顶替也行。”（第二十补充兵训练处补充团团长陶子贞《补充兵训练处黑幕》，《兵灾战乱——兵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当时山西实行“兵农合一”，征兵抽丁情况跟陶子贞说的一模一样：“按照阎锡山的规定，各村役龄壮丁人数，一定要符合全体村民数的1/4。但实际上晋西各县的役龄壮丁，根本达不到这个比例。以汾西勃香编村的当时情况为例，役龄壮丁仅及全体村民的21%强。……村干部胡作非……50多岁的老汉硬说多报了年岁，十五六岁的孩子硬说少报了年龄。他们随心所欲地给农民扣个‘瞒龄’的帽子，进行敲诈勒索。它支编村的国民兵自卫村队长。在各村调查‘瞒龄漏丁’，从中受贿麦子30多石；和平编村则把患羊角疯的病人也编了组凑数。经过一星期的运动，汾西县的役龄壮丁达到27%，超过了原定指标。阎锡山特予传令嘉奖。当时晋西各县流行的几句歌谣，是阎锡山推行‘兵农合一’的真实写照：‘兵农合一好，家家地里长满草。兵农合一聚宝盆，聚来聚去没了人。青年壮丁跑光啦，村里土地全荒啦!姑娘媳妇霸占啦，娃娃不算啦！’”（志青《阎锡山“兵农合一”暴政纪实》，《中华文史资料文库05之八年抗战》下册P262-263）
　　四川的乡保长为“抓壮丁”什么办法都能想出来：“抓的方法是五花八门，有诱捕，有夜劫，有围击，抓的对象自是活该被抓的，而且最好是孤子，担负生活家庭责任者，或身有宿疾的人，为的是可以立刻得到赎金。而且联保主任往往比原数（配额数）三倍、四倍的抓来，关进屋子里，冻之饿之，让家属们出钱来赎，因此闹了许多命案。最后收集残余——十之三四是用钱买替的，用绳缚绑，由警务员拿枪押到县政府，警务员在中途可受贿释放或抓路人代替。”（《战时乡村政制之改善问题》，中山文化教育馆，1938年8月出版，四川省档案馆藏，5-170/3号卷，第6页。）　2、绑架路上的行人抵补壮丁缺额
　　据白修德描述：“因为许许多多的人都用金钱来避脱了兵役，保甲长之流就无法征足额的兵。于是为了要供应足够的“人肉”就出现了有组织的巡逻队，逡巡四乡，绑架路上行人，再把他们出售给村中大亨。军宫在他们自己范围内也做着同样的交易，所以对于壮丁的体质衰弱等，也没有了怨言。在成都，一个黑市的壮丁——被这种巡逻队绑架而去的肉票——可以卖五万至十万法币，相当于买五袋白米或是三只猪的价格。在四川某县里，一个村长带着他的武装村兵把守在交叉路口，抓到了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和他的孙儿。那孙子原本是陪着他祖父去医院看病的，但这理由并无济于事，村长还是把他们抓进了壮丁营。还有另外两个村子的村长亲自带了他的卫队到船埠上去抓船夫，船夫出示证件证明他们正从事于一个重要的工作，而且都是免役的。可是结果是，两个人被活活淹死了，一个被鞭打至死，一个的手指被砍去，十多个人被抓了去。还有一次，一个连长带了他的士兵去大路上抓壮丁来填充他的兵额，抓到了一个便衣的路人。可是这个人却是一个比这连长位置更高一层的营长，这连长于是恐怖万状，当场就把这营长打死，随后又畏罪自杀了。尽管政府的宣传机构不断散布堂皇的诺言，恐怖依然笼罩着所有乡村的道路。壮丁都纷纷逃离家舍，在丛山中组成匪帮以待抽丁的平息。青年农人都不敢赶猪担米去城里售卖，怕的是在路上人财两失。”（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2月版P312-314）
　　川西师管区司令黄占春也说：“为了交足一定数字的新兵，大都在行军中沿途拉壮丁抵补缺额。只要是18岁以上、45岁以下的男子，逢人便拉，不管你是商人还是学生、农民、挑夫，财货衣物一概全部没收，人则充当新兵。如果有人敢于反抗，便有在夜间被杀害灭口的可能。”（黄占春《我亲历的“征兵”祸民种种》）
　　3、抓纤夫、抓农民、抓民工，打死打伤不服从者
　　当时抓壮丁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遇见谁就抓谁：
　　抓拉船的纤夫：
“二十补充兵训练处第三团全团新兵，奉令开赴长沙，拨交二十军，沿途有很多逃兵。到达湖北巴东候船时，发觉每天都有很多木船开回四川，每一只木船上水行驶，必须要有三四十人背纤，大木船甚至要七八十人背，就打定主意，抓一部分背纤的人来补充缺额。由团部指定一个营副，率领五六名枪兵，到江边等着，见着上驶的木船，都要停止，听候检查。上船后，诡称前方有很多逃兵，逃回四川，都是利用代船家背纤作掩护，逃跑回去的。我们奉上级命令追查。就把背纤的人，统统集合起来盘问一番，认为某人有嫌疑，是逃兵，就留下来。每一只木船总要抓四五个人。被留下的人，虽然苦苦哀求，说明不是逃兵，但根本不由分说，强迫带走。不到三天，就抓有300多人来顶替缺额。这些被抓走的人，都是沿川江两岸的贫穷劳苦大众。”
　　抓地里干活儿的农民：“有一次二十补充兵训练处第三团送兵到四川秀山，经黑水坝镇附近，看见有些农民在山坡上锄地。这个团第一连有一个排长，带着两个枪兵来抓这几个农民。当时锄地农民看到有军队来，就四处逃走。这个排长鸣枪威吓，要几个农民站住，不要跑，说：‘我们是追逃兵的。’这几个农民仍然是拼命逃，排长跟在后边开枪，打伤一个农民，不到几十分钟就死了。这天晚上全团在黑水坝镇宿营，由于这一个农民被打死，激起众怒，有几百名农民包围团部，要求惩办凶手。团部只好买棺材给死者，并给死者家属300元。”（陶子贞《补充兵训练处黑幕》）
　　据某村民回忆国军在河南抓壮丁的情况：“我村是在周口到漯河的汽车路的中间……昨天新xx师从我们这里经过……他们沿途见了从十五六岁到三十多岁的壮丁就抓，从周口到漯河，沿途抓了不少正在田间或场内工作着的农民，在我们附件的几个村上，我是知道的，这几个小村上就被抓了二十多个。……在漯河去的路上，走着不少流着泪的老翁和老太婆，疯狂的哭嚎着探问他的孩子。”（《令人不痛快的军队拉伕》，日《新华日报》第四版）
　　抓民工、厨师、茶房：据军政部兵役署上校兵役视察员江声煌回忆，有一次军法执行总监唐生智说：“桂林征兵，如众所周知，不是征兵，而是捉壮丁。桂林市国民兵团每次交兵前几天，捉的壮丁不是广西人，而是湖南人。怎样捉法？湖南农民尤其是衡阳东安一带的农民秋收后，跑到桂林找工做，住在小客栈里。桂林市国民兵团借查旅馆客栈之机，不管他们有无国民兵身份证和独子、残废证明免役书，统统捉去充壮丁。不够数，再到桂林市各茶楼酒馆去捉那些又肥又胖的厨师和茶房——外江佬。把他们关在街公所、镇公所，连大小便都不准，也不准家人送茶送饭送衣物。有钱行贿的，就卖放；无钱活动的，就充壮丁。广西抗战出兵最多是事实，可出的是湖南人和外江佬，而不是广西人。广西的征兵成绩好极了，名利双收。”（军政部兵役署上校兵役视察员江声煌《广西玉贵师管区兵役舞弊真相》，《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P46-51）　4、买卖壮丁以补充差额
　　除了拉壮丁之外，有些地方的富户官宦为了逃避兵役，还买来壮丁冒名顶替服兵役，甚至有人专门以此作为营生。
　　据第二十补充兵训练处补充团团长陶子贞回忆：“有一些兵痞，专门以自身来‘卖壮丁’做生意，替别人当壮丁，代别人顶替一次，要五六十石大米。大米拿到，他就顶替人伍，到了补充团后，有机会就开小差逃回家，接着又去找生意——替别人代当兵。有的兵痞，在一年内能代替别人当兵三次之多，得到一两百石大米。”（第二十补充兵训练处补充团团长陶子贞《补充兵训练处黑幕》，《兵灾战乱——兵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四川兵役视察员甘熹在其报告《彭县役政之情形》也记载了类似情况：“彭县征送壮丁皆由雇买估拉而来，其中弊端不可胜言，以前数年买丁占十分之八，拉丁占十分之二。及至去年（1942年），则拉丁占十分之八，买丁占十分之二。乡镇保甲视役政为利获，或买或拉无不有弊。如派款买丁浮支滥报，钱归中饱；拉丁则藉机敲作，得钱到手，拉获之丁亦可放纵，政府掩耳盗铃，不敢过问。地方人士恐贻后患，亦不敢举发，而乡镇保甲以无人监视之故，遂得悠其所为，肆无忌惮，而民间遂不胜其苛扰矣。”（甘煮：《彭县役政视察情形》，转引自汤梓军《抗战时期四川兵员动员研究》）
　　淮项师管区代理司令李昭良则在自己的家乡建立起了买卖壮丁的组织：“1941年春，我回到湖南家乡，看到农村受兵役之害，有不少亲友被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同族同村的人都向我求救，于是我就在家乡发起一个买卖壮丁的组织，采取集资买人顶替的办法，自己带头捐出一笔钱，同时发动有钱的人都捐出一些，被征的壮丁家属也出一些，合起来买一些兵油子去顶替。其他的村、乡也有仿着这办法去做的。最后还是失败了。因为越有钱的人越不会被征，他也就不肯出钱；越穷的人越被征得多，他们又出不起钱。而保、甲长又很不欢迎这个做法，因为这样，他们就不好勒索穷人了。”（李昭良《我所知道的弊窦丛生的国民党兵役》）
　　5、贫苦百姓为躲兵役不惜自残却仍无法逃脱
　　如此明目张胆的抓壮丁，让老百姓心惊胆战，为了躲避兵役，他们不惜把自己弄瞎弄残，甚至弄得神经错乱，还有的当了土匪，但仍旧无法逃脱被抓的厄运。
　　据当时的国民党兵役部长鹿钟麟介绍：“在当时，劳动人家的青年子弟，一旦被捉去当壮丁，便意味着走向死亡！那些穷苦人家子弟，除了逃亡他乡之外，竟不惜自残肢体——有人用毒草或硝酸水把右眼熏瞎（不能射击瞄准），有人用刀斧把右手食指砍断（不能扣枪机）……”（鹿钟麟《国民党兵役部的设置和“役政”》）
　　而在李昭良的回忆中老百姓则用的是另一种办法：“1938年我在渭南团管区任司令，曾处理过几件“离奇”的案子。其中一件就是“装疯”。陕南有一种土药，吃了之后马上神经错乱，许多应征壮丁就服用这种药来逃避兵役。起初仅有少数装疯的，还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后来多了，我们就研究对付的办法，把装疯的人关起来等他的疯病好了（因为此药性只能持续七天左右），再送出去，才算制止了这种风气。此外还有自己弄瞎右眼的，自己砍断右手食指的，自己挖地洞躲藏起来的。”（李昭良《我所知道的弊窦丛生的国民党兵役》）
　　而四川乐山、峨眉、眉山三县的壮丁为了躲避兵役，纷纷自带伙食逃到峨眉山上的寺庙中，假充庙里的雇用工人，托庇于和尚来逃避被拉去当兵的命运。（黄占春《我亲历的“征兵”祸民种种》）
　　还有很多青年不愿当兵，就只好上山当土匪。然而到了1940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又以发动志愿兵的名义把那些土匪头子委以团、营长，这样，上山当土匪的青年仍然逃不脱当兵的命运。（李昭良《我所知道的弊窦丛生的国民党兵役》）
　　四、虐待新兵致使上百万人死在征兵途中和训练营地
　　这些被强行征召的壮丁入伍后的命运更惨，他们受到种种非人虐待，更有上百万的壮丁还没来得及上战场，就死在了征兵途中和训练营中。　1、强征来的新兵处境惨不忍睹
　　关于新征召的壮丁的生活状况，原国民党兵役部长鹿钟麟是这样描述的：“至于壮丁的生活，自从他们被征集后，便算落入了魔爪！首先是在层层辗转送接途中，绳捆索绑，由带枪的士兵前后左右监押着，如同解送囚犯一样，殴打辱骂，更是家常便饭；其次是有的接送兵人员，‘生财有道’，于往返途中办货物，做生意。这些壮丁便成了他们的义务脚夫，负荷着沉重的货物，走得慢了，还要挨打挨骂。由于送兵人员的克扣贪污，新兵在长途跋涉中，吃不饱，穿不暖，又无医药，受着饥寒和疾病的折磨。患病的壮丁，轻的是在鞭答之下，被迫跟着踉跄行进；重的则常常被遗弃在路途上；更有的接送兵人员，竟把呼吸未断的重病号，挖坑活埋，以免累赘！四川江津县就曾出现过路的接兵部队，把七个病兵活埋在城墙根下。”（鹿钟麟《国民党兵役部的设置和“役政”》）
　　赵矶的描述更详细：“壮丁被抓来送到县里的所谓壮丁招待所后，就失去了自由。……他们整天待在兵房里，警卫森严，不许与外界接触，白天大小便由持枪的军士跟随，晚间紧闭门窗防止潜逃。……伙食由连队事务长掌管，克扣之风，遍及各部。新兵吃不饱，穿不暖，冬天两人共盖一条军毯，垫些稻草，个个黄皮寡瘦，愁容满面，敢怒而不敢言。有的新兵离家人伍时，随身带了几块银元及原着便服，也由连队长收存变卖侵吞。部队开拔时，每连编成三路纵队行进，用棕绳套到每个新兵的手脚上，互相串连，连排班长持枪在前后左右监视，如解囚犯。如发现新兵潜逃，抓回来用绳索捆住双手，吊在梁上，连番鞭打，追问其逃跑原因。有的受刑不过，自缢身死。还有的团队长利用新兵劳动力，为他们经商图利。如泸州师管区补充团团长肖子荣、四十五补训处的团长伍克明等，利用到云南交兵的机会，各带1万斤川盐到云南贩卖，全部用新兵肩挑背驮。更有肖子荣在滇拨交新兵后，留下一个特务排，用竹筒装进100多斤云南烟土准备返川贩卖……这些新兵在长途行军中，由于负担太重，过分疲劳，又吃不饱、穿不暖，大半在沿途病死。再如补充团的编制是三三制，全团编制共有1800名新兵。可在克扣虐待、逃亡的情况下，每连经常有30名空缺，一个团有300多名空缺，这些缺额粮炯都落人了团队长的私囊。”（赵矶《曝光军政部兵役署黑幕》）
　　诚如白修德所言，新兵的生存状况从“政府的规定就可以作为最有力的反证。政府的规定是：官员不得在壮丁食米中掺杂砂粒，不得掠夺壮丁带来的衣着、被服，或私人用件，不得对壮丁私刑拷打或夜晚禁闭牢房等，并且不得向壮丁家属勒索壮丁制服费或给养费。……壮丁吃到的比挨饿度日的士兵还要少些，有时他们连水都喝不到。他们当中许多都被剥了衣服而睡在泥地上，他们被鞭笞；死掉的壮丁底尸体可以放在那里几天不管；在许多区域里，最后能到达前线的壮丁还不及入伍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当欧洲贝尔逊和布钦华尔德集中营的惨绝人寰的故事传来的时候，那时正是中国这种征兵的高潮。在成都参加壮丁营工作的医生对于德国的这种恐怖手段却并不觉得甚么惊讶，他们说，一切关于纳粹集中营的描写，简直就和他们所工作的壮丁营一式一样。”（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2月版P312-314）
　　面对如此摧残，被抓来的壮丁当然时刻惦记着如何逃脱，有些甚至采取了极端手段：
　　“壮丁入伍后，受到各种残酷虐待，到忍无可忍的时候，就铤而走险，暴动逃命。例如第二十补充兵训练处第三团……有一次，一排新兵出操时，趁监视疏忽之际，一哄而散，四处逃走。在追捕时，打死新兵两名，捕回来十六七名。还有一次，当该团从万县接收壮丁后，乘轮船到巴东，船上新兵找到一个机会，纷纷跳江逃跑。枪兵马上射击，有的新兵当即被打死、打伤。新兵宿舍，每到晚上，照例不准新兵出来，大小便也在室内，房门口派一个枪兵坐在那里守卫。有一天晚上，某新兵连部守卫，抱着一枝枪在那里打磕睡，被几个新兵用粗裤带捆绑起来，口中塞上棉花团，其他新兵开始向外逃跑。等到连长发觉后，已经逃走30多名。结果，一个逃兵也没有追回。还有一次，一排新兵乘坐木船，内有几个新兵和班长串通以后，就把排长推到江里淹死。当船开到岸边，新兵都逃走了。”（陶子贞《补充兵训练处黑幕》）
　　为了防止新兵逃跑，征兵官员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为防止新兵逃亡，有的在队伍行军通过山地时，将新兵三个、五个一串缚在一起，使他们互相牵制，不易逃跑；有的则在行军途中，收去新兵的裤带，迫使新兵用两手提着裤子走路。在夜间宿营的时候，为了防止逃跑，大都将新兵关在较坚固的楼房中住宿。有的在睡觉时收去新兵的裤子。……当捕获逃跑的新兵后，为了恐吓、警戒其他新兵，施以残酷的吊打，以致逃跑者身受重伤。……有一次，新兵利用夜间撬开屋顶逃跑，卫兵发觉后开枪，杀死新兵一人。事后暗中埋葬，以报逃了事。有个补充团，……行军经过宜宾，所属的连长把生病的新兵活生生埋在了河滩上。”（黄占春《我亲历的“征兵”祸民种种》）　3、上百万壮丁在征兵途中和新兵营地凄然死去
　　正是在这种残酷的虐待中，有很多壮丁还没有等到上战场，就死在了征兵途中：“征兵过程中，壮丁有的被杀掉，有的给打伤；有时他们在到达营地以前就饿死了。……进入军队，通常就是一种死刑——死在路上，死在征兵过程中，死在野蛮的新兵训练处及长途行军中的人，要比进入军中后死的人还多。”（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2月版P147）
　　中央社曾有这样一个电讯：“徐正功犯有克扣军粮，致壮丁一百零五名死亡，谋杀连长卫兆仁，活埋壮丁戴清山等罪……”（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2月版P312-314）
　　关于新兵死亡的记载太多了，时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的蒋梦麟在1941年7月写给蒋介石的一篇关于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足以说明当时的情况：
　　“梦麟此次视察桂湘红十字会医务工作……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柴，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踯躅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二）在马场坪见一落伍壮丁……倒外街旁，以电捧照之，但略举目，已不能言语，翌晨死矣。（三）在离龙里县城一华里公路旁，牛前十时左右，见一大黄狗在一死壮丁左臂大嚼。……（五）据黄平县长云：‘有一湘人为电布担过重安江时，遇解送壮丁队，彼执，坚拒不肯去，故诈死。即掩坦路旁，东一足，乡人恐为犬所食，重坦之。湘人苏，送县署，询之，得知其实。’（六）黄平县长检得道旁卧病壮丁七人，送医院治之，死其六，其余一人病愈逸去。（七）据马场坪医生云：‘有湘人十余人，挑布担迤逦而行，近贵定县，遇解送队，数人被执，余者逃入县城报告。适一卡车至，持枪者拥湘人上车，向贵阳行驶。湘赂之，被释。方下车时，以枪击毙之曰：彼辈乃逃兵也。’（八）据镇远红十字分会长云：‘分会有掩埋队，见有死而暴露者，有半死而活埋者，有将死而击毙者。’（九）韶关解来壮丁三百，至筑只剩二十七人。江西来一千八百人，至筑只剩一百五十余人。而此百余人中，合格者仅及百分之二十。龙潭区来一千人，至筑仅余一百余人。以上所述，言之者有高级丈武官吏医生教员，所言大致相同。（十）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脸，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版P298-300）
　　而据白修德描述说：“靠近成都的一个壮丁营要接受四万个壮丁来受训入伍，但是在来营途中有许多人就已死了，能够活着拖到训练终了的，结果只有八千人。据说还有一队一千名的壮丁，由于训练官员的失职竟死亡了八百名之多。”（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P312-314）
　　新兵死亡情况如此严重，那么征兵途中和训练营里到底死了多少人呢？
　　具体数据现在仍无法确认，目前唯一能得到的准确数据来自美国学者易劳逸：“在1943年征集的167万人当中将近有一半——44%——在他们赶往所去部队的途中死去或逃走。在八年战争中，那些在到达所分配的部队之前就死去的新兵总数大约有140万人。……应征士兵死亡人数的精确数字将永远无法知道。宋美龄根据一份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到达他们的部队之前就死去。这个数字大大了。令人难以置信，她可能是想说140万。”（〔美〕易劳逸著《蒋介石与蒋经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8月版）但根据蒋梦麟的描述，人数恐怕远远不止这些。
　　壮丁逃跑的数据则相对明确些，据蒋介石侍从室组长唐纵在日的中说：“据兵役署报告，自抗战以至现在，共征兵一千零九十余万名，但恐逃亡者在半数以上。”（《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P301）
　　在此状况下，无论如何都无法指责新兵的逃跑行为，诚如白修德所说：“中国人并不怕为国家出力卖命，人民的爱国心是从来没有低减过的。只是他们个个都深知壮丁营是个什么样子。”（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2月版P312-314）
　　国军在抗击日寇时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确可敬！但这种腐败透顶的征兵行为，祸国殃民，极其可恨！老百姓在自己的领土上被自己的政府和军队祸害成如此模样，着实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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