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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五老：董、林、吴、谢、徐
摘　要:日,朱德与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四老同游南泥湾并作《游南泥湾》诗,诗曰：＂纪念七七了,诸老各相邀。战局虽紧张,休养不可少。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后来领导干部们借此诗将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尊称为＂党内五老＂。
　　日,朱德与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四老同游南泥湾并作《游南泥湾》诗,诗曰:“纪念七七了,诸老各相邀。战局虽紧张,休养不可少。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后来领导干部们借此诗将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尊称为“党内五老”。“五老”是最早入党的一批中共党员,终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功勋卓著。党的领导人对“五老”给予高度评价,称赞他们是“坚强的老战士”、“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他们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段堪称传奇的往事。　　【董必武:“谍王”、法学家、廉洁典范】　　董必武有着传奇般的履历:中共创始人之一,参加过党的一大; 赴联合国签署过“ 联合国宪章”;1944年中共中央给董必武的六十大寿发来贺电, 称赞他在“ 辛亥、五四、北伐、内战一直到抗战的各个历史阶段,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写了光荣的史迹”,“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的领导者之一”;又因众多的红色潜伏者曾受他的指令,有人称他为“谍王”。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主管政法工作,后又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以及代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并一直兼任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会长。他不仅是革命家、政治家,而且是法学家。他学过法,懂得法,重视法。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他的法制思想最为完善、系统,可谓新中国司法工作的主要奠基人。　　在中共八大上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董老法律功底深厚。年日本留学期间,就读于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专业,回国后当过律师。大革命时期,他曾主持制定《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里,他倡导依法办事,严格执法,运用法律手段为巩固和加强红色政权而斗争。　　董老经常告诫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要维护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法纪,接受工农群众控告信,查办政府机关和地方武装中的阶级异己分子、贪污腐化和动摇消极分子。　　1948年9月,董必武当选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在就职仪式上董老朗声宣布:“华北人民政府是由游击式过渡到正规式的政府,首先要建立一套正规的制度和办法,要创立新的法律、法令、规章制度,要按照新的法律、法令、规章制度办事。”在董老的推动下,至1951年4月,全国新建人民法院891个,连同原已建立的,共有2458个人民法院。现行的法院体制、审级、上诉、死刑复核、公开审判、陪审员等制度都成型于那个时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董老担任政务院第一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1954年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老提出,“人民取得国家权力后,应当及时地把人民的意志用必要的法律形式表现出来。”他决心“建立为人民服务、方便人民的法律制度”。　　1954年,董老亲自物色干部人选,使北大法律系重新恢复起来。各综合性大学也相继恢复或建立了法律系。他还推动建立了北京、华东、西南、中南四所政法学院,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也于1958年成立。在董老的关怀和努力下,建国后短短几年内,我国法学教育体系已初具规模,并培养出一批法学人才。　　日,董老出席了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党的八大将于9月15日开幕。遵照中央的安排,董老开始准备他在八大上的专题发言稿。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反复思考,他在发言稿中定下了“依法办事”、“必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主题思想。董老先后将发言稿送朱德、林伯渠、彭真、邓小平征求意见,审阅定稿。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他就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作了大会发言。第二年3月,在一次讲话中他针对国家法制建设存在的问题,再次鲜明地提出:“国家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　　多年后,薄一波对董老在八大提出的法制方略深有感慨:“八大展示的探索成果,在经济领域以外的,要算董必武同志关于法制建设的观点最为重要。董老在八大的发言认为,在废除旧的《六法全书》之后,要逐步完备我国的法制,写出我们自己的《六法全书》。要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劳动法、土地使用法等一系列法律。他明确提出了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认为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可以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在群众运动一个接一个的年代,他对法制建设的认识达到这样高的境界,是很可贵的。”哲人其萎,后世继焉。至今,董老的思想仍闪烁着依法治国的光芒。　　半块毛毯、“罢宴”与节约外汇。董老本人堪称清正廉洁的典范,他有一件随身物——半块毛毯,曾被传为佳话。那是他青年时期东渡日本求学时从家里带出来的,一直用到逝世为止。这半块毛毯随董老南征北战,毯子绒毛磨光了,又磨出了洞,他就自己动手打块补丁继续用。　　1935年,董老在延安出任中央党校校长。虽贵为校长,他却甘愿将待遇定得极低,和教务主任共用一张桌子、一条板凳,合用一张硬板床。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了方便在武汉做统战工作,他“奢侈”了一把,花一块多钱买了一只怀表。表又大又响,以致大家都管它叫“火车表”, 走得也不准,但董老却乐观地说:“反正快慢误差不超过半小时就行。有会议时,表快了,我晚点去;慢了,我早点去,不就调对了吗?”　　1945年6月,联合国创建大会在美国召开,董老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并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董老出国时所穿的那套西装是在重庆买的,很不合身。章汉夫劝说董老换一套,于是,到纽约后,董老就托《华侨日报》的同志花25美元买了一套西装,穿着这套衣服出席联合国大会,完成了一项辉煌的使命。　　新中国建立后,董老从不以党和国家的“元老”自居,他常说“新功未建惭高坐”,“甘为民仆耻为官”,还题写了“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作为座右铭自勉。一次去视察旅顺海军基地,吃饭时董老一看餐桌上摆满酒菜,便生气地罢宴。基地领导解释说是战士们潜水训练从海里捞来改善生活的,靠海吃海,这不算浪费。董老听了却说,改善生活与摆宴席是两回事,这样搞,会吃坏作风的。　　董老曾于1945年、1954年和1958年三次出国访问,访问期间,他精打细算,把节约下来的外汇都交给国家。这三笔钱共计2600多美元。他平时将医药费、邮电费之类的小账都记得清清楚楚。　　董老目睹革命胜利、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一些干部居功自傲,滋生特权思想,脱离群众,甚至以权谋私、违法乱纪,忧心忡忡地说:“在我们党内,恰恰有这样一些同志,他们认为:天下是他打下来的,国家是他创造的,国家的法律是管别人的,对他没关系,他可以逍遥法外,不遵守纪律。”“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的地位多高,过去的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　　1955年,董老出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后,主张强化党的纪律,从严治党,对那些违法乱纪的党员,“除受到党纪制裁外,应比群众犯法加等治罪”。他在抗战时期就认为“党员犯法,加等治罪。这不是表示我们党的严酷,而是表示我们党的大公无私。党决不包庇坏人,党决不容许在社会上有特权阶级”。　　【林伯渠:理财家“给力”反腐】　　曾经是追随孙中山的国民党元老,也曾经是国民政府的理财专家,最后却因为信仰,成了中共一代元老和理财专家——这就是“五老”之一林伯渠。毛泽东曾说:“他自辛亥革命以来,始终站在革命的最前沿……”邓小平说他是“中国革命的老战士,他的一生是职业革命家战斗的一生……”　　为革命理财,为革命交友。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林伯渠毅然脱离国民党,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被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2年下半年辗转回国进入中央苏区,林伯渠先后任中华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和财政部部长。面对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与经济封锁,他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保证前方物资供应,解决群众生活所需。　　一次林伯渠走入百姓家,进屋便闻到炖鸡香味,户主请他喝鸡汤,他尝了一口,没有咸味,经询问始知无盐可放。回到机关后,他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这一问题及解决办法。毛泽东支持说:是啊!没有盐不好吃饭,即便有鸡也吃不下去。不久,一个群众性的熬硝盐运动在苏区开展起来,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暂时解除了群众的缺盐之苦。　　林伯渠在西安时,住在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除了要做好统战工作外,他还肩负着招收和输送进步青年到延安,又将延安的干部转送全国各地的任务。但还有一项不公开的重要任务,就是领取、采购和运输抗战物资到前线和陕甘宁边区。　　在1938年10月以前,从西安到延安的军车、卡车,三天路程畅通无阻,可在这之后不行了,国民党在西安、咸阳等地设立检查站,经常扣留到延安的车辆。为突破封锁,林伯渠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国民党反革命的两面政策,他广交朋友,利用一切机会接触主张抗日、同情革命的各界人士,争取他们的支持。当时西北有个国际红十字会医疗大队,队长万福恩是北京协和医院有名的外科医生,他不赞同国民党的消极抗日政策。林伯渠得知这一情况后,登门拜访,以诚相待,且多次邀他至办事处做客。万福恩非常感动,曾说:“共产党并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可怕。林老德高望重,没有一点架子,我十分钦佩。”此后,万福恩经常给八路军提供方便,支持抗日事业。　　西安铁路局有个姓毕的运输科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与林伯渠非常要好。他母亲去世,林伯渠亲书挽联,派人前去吊唁,这位科长十分感动。此后,朱德要去太行山前线,毕科长就安排专车;八路军在洛阳买了一批土布,毕科长让马上装车,安全运抵西安;连国民党控制得十分严格的汽油,他也为八路军大量运来,办事处从未发生过油荒。　　力主边区反腐,拔除“莠草” 。1940年,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经济困难的年头。9月13日,毛泽东去中央医院看望住院治疗的干部战士。当他看到老战士肖玉璧病得皮包骨时,心情沉重,便问医生:“我们的这个老战友患的是什么病啊?”医生马上回答:“肖玉璧的病,从外表看是百病缠身,其实非常好治,只要给他吃一个月饱饭就行了。”毛泽东当场决定把中央特批给自己的每天半斤牛奶送给肖玉璧。这样,肖玉璧很快恢复了健康。肖玉璧战功赫赫,身上留有90多处伤痕。出院后,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安排他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所当主任。　　当时边区政府对违纪贪污行为的处分相当严厉,规定对贪污满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肖玉璧以功臣自居,不把反贪规定放在眼里,利用职权之便贪污受贿。后来他竟把根据地奇缺的粮油卖给国民党,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民愤极大。 案发后,边区政府依法判处肖玉璧死刑。肖不服,直接写信向毛泽东求情。当林伯渠把肖的信转交毛时,毛并不看信,问:“肖玉璧贪污了多少钱?”林回答:“3000元。”毛又问:“他的态度怎样?”林说:“他在信中求您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　　毛泽东听后没有回答。这时,林伯渠又说:“据我们统计,目前干部队伍贪污腐化犯罪率达5%,这股歪风非刹住不可。不过,最后究竟怎样处置肖玉璧,边区政府和西北局都想听听您的意见,所以,我特地来请示。”毛泽东明确表示:“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1941年底,肖玉璧被执行枪决。日的《解放日报》就此发表评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林老一生积劳成疾,1960年5月,他病情恶化,在大家的劝说下,才去北京医院治疗,29日病逝于医院,享年74岁。邓小平致悼词说:“林伯渠同志的伟大革命斗争精神,维护党的正确路线的坚定立场和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永远值得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　　【吴玉章:经历传奇,淡泊名利】　　“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这段国人耳熟能详的毛泽东语录,出自 5日中共中央为吴玉章补办的六十寿辰庆祝会。毛泽东当时特别指出:“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从同盟会到国民党再到共产党,他都是叱咤风云的政坛中坚,深得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的赏识。如此功高卓著,吴老却异常淡泊名利,一再放弃高官职位。其风格与境界之高,令人高山仰止。　　黄花岗起义的“未死同志”。吴玉章,1878年12月出生于四川荣县,1903年赴日本求学。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吴玉章仰慕孙中山,参加了同盟会的成立会。由于他在留日学生中资望较高,被选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　　从1906年开始,同盟会在国内连续发动武装起义,吴玉章给予了积极支持,他在日本参与了一些起义的秘密谋划,筹集经费,购置、转运军火、器材,来往联络接应等事务。　　国内多次武装起义失败,使一些同盟会员因受挫折而消极,在日本的同盟会处于组织涣散状态,吴玉章联络各省同盟会员,不断集会,形成了一个各省同盟会负责人的联络会议,坚持斗争。这时,他得知会党在下层社会有很大势力,就与焦达峰等商议,联络各地会党,将共进会和各省的哥老会、孝友会、三合会等联合起来。1907年下半年共进会组建,成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自从有了共进会,中国南方各省绝大部分的会党都在反满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了,同盟会无形中发动了更广大的群众参与革命,影响面大增,其作用后来在四川保路同志会及武昌新军中显现出来。　　在刺杀载沣的行动中,吴玉章主管策划和购买武器弹药,然后由喻培伦将器具和炸药一起运至北京。后因黄复生等人目测不准,引爆炸弹的电线稍短,暗杀计划失败,黄复生和汪精卫被捕入狱。吴玉章从日本潜赴北京,营救未果。再南下,到香港去找黄兴,一同商议发动广州起义事宜。　　从1910年2月中旬至4月25日,吴玉章购买大量军火,向香港运送了5批。他将最后一批军火运抵香港,随即赶赴广州参与起义,并在船舱中撰写檄文。拂晓,船只到达广州,但城门已闭,吴玉章得知起义已经发动并且失败,官兵正在四处搜捕起义者,处境危险,只得返回香港统筹部,再持黄兴信件回同盟会总部汇报。广州起义牺牲者葬于黄花岗,民国成立后建七十二烈士墓,碑记中称吴玉章为“当日未死同志”。　　后来中华民国成立,宫崎寅藏谒见孙中山,与孙谈起吴玉章为购运军火多次遇险而毫不居功之往事,对孙中山说:“你不要忘了吴永珊(即吴玉章)。”　　1911年12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酝酿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也从国外归来前往南京。吴玉章作为蜀军政府代表前往南京参加临时政府机关工作。此时各派政治势力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只设五个部,粥少僧多。内务部次长居正和秘书长田桐见没有更高的官位给吴玉章,很觉歉然,对吴说:“你来晚了一步,若早来点,怎么也有一个次长当的。现在部长、次长都安置完了,内务部的司长、局长或是参事,你任选一个吧。”吴玉章拒绝了,他说:“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做官,你们且不谈这个吧。”随后,居正等人先后给他送来疆理局(土地局)局长和参事的委任状,都被他退了回去。　　后来,孙中山先生要吴玉章在总统府秘书处工作,并言:“你来得正好,现在正要收拾残局,很需要你帮忙。”吴玉章这才接受邀请。大家都明白,南北和议已成定局,和议一成,总统府秘书处就要取消,因而,秘书处已成为“冷门”,以前有很多人到秘书处钻营,此时谁也不愿意到秘书处工作。但是吴老甘愿出来“收拾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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