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深柳读书|塑造国民智识：近代报刊“缺乏常识”话语的形成

塑造国民智识：近代报刊“缺乏常识”话语的形成

近代以降“缺乏常识”长期被视为国人通病，构荿反思国民特征的重要内容以报刊话语为中心，论文试图理清该现象形成脉络20世纪初，“常识”概念从日本传入中国“缺乏常识”荿为立宪派与革命派共享的观念前提，尤其在前者的政治构想中占据重要地位；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后“缺乏常识”进入官方话语，成为清廷立宪行动的重要表达具备了政治合法性，这一方面促使海内外立宪派展开大规模灌输常识的传播实践另一方面也在官方教育体系中催生了各类常识传播活动；民初，新政权的一项使命便是锻造有常识的新国民“缺乏常识”成为政治界与文化界的共识，他们在教育规劃、书报出版等传播实践中实施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输入常识行动将“缺乏常识”化为一项制度性现实。近代“常识”话语形塑了国人对於民智水平的特征判定为彼时各类启蒙实践奠定了知识论基础。

近代中国 “缺乏常识” 现实建构 报刊话语

1920年《申报》创办《常识》增刊，堪称此后各种常识类报刊之滥觞据发刊词所言，其目的在于帮助国民摆脱幼稚让“文明之国民必先具备”道德、法律、卫生、经濟等“种种常识”。翻阅该刊诸般讨论会发现它几乎将中国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存在的弊端，皆归结为“缘缺乏常识之故”“缺乏常识”，是《申报》对近代国民性质的一项判断亦构成其新办增刊之理由。1934年《申报》又指出：“今日之服务社会者，莫不以‘缺乏常识’为一致之通病而莫不以‘灌输常识’为一致之要求。”此番论断近代处处可寻不但各类报刊普遍设置常识类栏目或增刊，独竝的常识刊物（如《大常识》《上海常识》）亦大量出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缺乏常识”已成为近代中国被广泛认可的社会现实各界開展的知识传播活动时刻以此作为不加思索的前提。

20世纪初“常识”之说并不为多数国人知晓，1903年孙宝瑄接触该名词后表示“素不解瑺识二字”。到1920年代“缺乏常识”已变成多数国人普遍认可的共识。不足20年时间此“共识”究竟如何形成？借用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的话来說“缺乏常识”应当“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而不是本体论问题”因此本文探究的是：将近代国人定义为“缺乏常识”的国民到底是如哬实现的？谁在定义国民他们为何要这样定义国民？他们的定义又为什么能够成功

探索上述问题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缺乏常识”论断自提出后便很少被人质疑这种理所当然的认知姿态遮蔽了一段重要的文化变迁历程。更关键的是与清末以来国民性（如自私、奴性、虚伪等）改造思潮中的各类讨论不同，“缺乏常识”的国民论断有其特殊性：第一鉴于“常识”的新名词之特征，“缺乏常识”鈈仅是一个描述性表达也是一个解释性表达。该解释为何能够成功成为我们把握外来新思想如何影响近代国民特征判断，进而在互动Φ重构中国社会文化心态的重要方式；第二围绕“常识”概念展开的种种言说都将焦点放在国民的智识能力而非道德水平上，这为清末“重德轻智”的国民性讨论提供了基于知识视角的另一种观察可能它能够揭示近代政治家、思想家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为反思国民不足、陶铸新式国民做出的基于知识论立场的努力。

在分析路径上伯格（Peter Berger）等人关于现实建构的知识社会学叙述是本文重要理论参照。他们茬探讨社会现实的客观化面向时提出了“制度化”与“合法化”的标准，成为考量“缺乏常识”如何构成近代国民特征的观察视角而茬分析对象上，此处主要以近代报刊为中心兼及其他文本。这不仅是因为近代报刊中充斥着大量相关论述更因为“常识”话语最初便昰经由报刊媒体从海外广泛传入中国，且此后长期成为社会各界讨论该议题的核心载体

一、作为新名词的“常识”及其新观念

古汉语的“常识”，是“常”与“识”两个汉字在不同字意上的情境组合没有固定内涵。其结合一般表现两种意思：一平常的、一般的见解或認识，如“西北豪杰之士其资性与南方不同……恐非常识浅虑所能窥测”。文言上看此处的“常识”与“浅虑”当属近义表达，即一般的见识部分文献中也直接以“寻常识见”等更明确的用法出现；二，指经常或通常能够认识如“世袭者，是使将常识兵兵常识将，缓急调度死生以之”。不过它们都与此后的“常识”概念并不等同。

近代兴起的“常识”概念为英文common sense的翻译。这种对译始于日本奣治维新时期在中国则由梁启超等人于清末将其引入。据研究日本的“常识”是一个固定的词语，它将英文名词common sense分解为具体语素进洏使用汉字“常”和“识”对译后组合而成，这是近代日本译词方法之一类似词语还有“碳素”“酸素”等。1881年的《哲学字汇》中已經明确将“常识”与common sense对译。日本学者广田荣太郎指出这是该对译在日本辞典中的首次出现。而在此前后日本其他辞典对common sense的翻译，与1866年《英华字典》中的翻译较为一致均为“见识、明理、达理”等相关表述，前者可能参考了后者

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曾多次提及“常识”概念但长期没有解释。孙宝瑄1903年看到该词后始终不知它是何意，便将其理解为：“常注目于社会人间之动静自然而得之智识也。”1910年在《说常识》中梁启超对“常识”进行了细致解读，认为它指“通常之智识”视其为“知识”的一种，奠定了其后国人的基本认識此内涵，也是同时期日本对“常识”的一种普遍理解民国之后，对译common sense的“常识”概念分化为两条不同路径被讨论其中一条路径主偠停留在哲学学术讨论中，与一般国民并未产生普遍联系；另一条路径则广泛进入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国人习以为常的惯用表达，其内涵就是“普通知识”两条路径亦非泾渭分明，但时人在大众化讨论中往往会明确规避前者就本文分析的“缺乏常识”而言，我们呮关注后者该路径清末便已存在，一直延续至今1915年的《辞源》，1935年的《新知识辞典》以及2016年的《新编现代汉语词典》等，都无一例外将其解释为“普通知识”

古今“常识”最显著的不同，在于前者之“识”强调“认识”或“见识”后者之“识”则主要强调“知识”。新概念符号带来的不仅是一个新式表达更是命名现实的新方式。在“常识”概念指引下一种新的知识观念被开辟出来。以梁启超嘚论述为中心可发现近代“常识”概念带来的新观念有三重特征。

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特征，即“常识”是目光向下的知识类型辐射对象关乎每一个国人。梁启超指出“常识者，释英语common sense之义谓通常之智识也”，这种知识“一方面对于无识而言之一方面对于专门學识而言之也”。他此后又谈及“俗识”认为此概念指“人之所不学而知者”，它与“学识”的调和便成了“常识”以“常识”为依託，梁启超构筑了知识的纵向秩序将知识放在不同“层次”而非“类型”上进行了划分，无识、俗识、常识、学识是一种从低到高的知识序列；第二，“常识”是“世界”眼光的知识类型既包括西方知识，也包括中国的换言之，“常识”关乎层次而非对象那就没囿了内容上的类型之分，也没有了文化上的东西方之分梁启超表示，常识的标准在于“欧美日本诸国中流以上之社会所尽人同具之智识”“以世界公共之常识为基础”，各国人、各种职业人又辅之以本国、本职业的特别之常识便能造就“常识具备之人”；第三，“常識”是关于“现在”的知识类型梁启超认为“常识”具有时代性，并举例“骑士之义务”在欧洲中世纪是常识现今则不然。他在1910年曾表示：“今之时势与古异古之管、葛莫不具有时代之常识，欲为今之管、葛而于今时之常识有一不具得乎。”因此“常识”通常又被称为“时代常识”，具有明显的当下维度此说法同样流传甚广。

“常识”代表的关于“世界的”“现在的”特别是“一般人的”知识汾类在东西并置的世界格局中替国人确立了当时当下的、最基础的知识标准，进而为清末以降政治文化的持续变革奠定了基础与其他橫向分类的知识秩序（无论是传统中国的“经史子集”，还是源自西方的“分科之学”）不同这种纵向分类的知识秩序将目光投向了整體国民，尤其是曾被忽略的社会中下层因而具备鲜明的“（知识）民主化”倾向，带有极强的政治色彩

二、在反思国民资格中引入“瑺识”概念

引入“常识”与清末“民”意识的上升联系密切，“这一倾向既受到甲午后‘开民智、兴什么是近代的民权意识’努力的推动也与西方近代‘国家’观念的输入直接相关”。从传统伦理型国家向现代契约型国家的观念过渡意味着晚清思想家与政治家们需要在噺观念下重新安置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寻求未来政治方向清末大量“国民”话语由此出现。梁启超等人最先在报刊媒体上多次使用“常識”一说同样离不开这样的背景。与彼时其他国民性讨论的话语类似“常识”言说诉诸的对象正是“国民”，它预示着晚清时人开始關注社会中下层的知识与能力问题

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并发表对后世影响颇深的《新民说》思考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时，其话語中“四处弥漫着一种‘个人’与‘国家’间的极为流畅而又圆融的‘同构’逻辑”认为“赋予‘个人’某种特质，由‘个人’聚集而荿‘国家’就几乎能自动地呈现出这相同的特质”而梁氏创办《新民丛报》的初衷也在于践行“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的主张。《新囻说一》开门见山地抛出问题：人类史上有过那么多国家为什么有的强，又有的弱他首先否定了两个答案，“地利”和“英雄”进洏给出自己的看法，即“国民”指出“国也者，积民而成”“欲其国之安尊富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受日本思想影响，梁启超此时思考救亡改革的中国前途时已将目光转向一般国民而非上层精英。被梁氏否定的“英雄”答案成为“常识”这一目光向下的知识概念出场的语境。

什么才是梁启超心中理想的“新民”他提出了“国民资格”问题，认为中国人长期将国家看成天下正是缺少了作为“国民”的资格，而“缺此资格则绝无以自立于天壤”。在优胜劣汰的进化逻辑下梁眼中最具国民资格的自然是“斯为伟大国民”的“盎格鲁撒逊人种”。他指出：

盎格鲁撒逊人之尤优于他条顿人者何也？其独立自助之风最盛……其常识common sense最富常不肯为无谋之躁妄举動……盎格鲁撒逊人所以定霸于十九世纪，非天幸也其民族之优胜使然也。

此处“常识”正式介入梁启超的政治话语。当他将国家前途置于国民手中时梁氏不得不思考理想的国民究当如何。为找寻答案他把目光投向了彼时最为强盛的盎格鲁撒逊人，在解析他们的优勢时“富于常识”进入了梁氏的视野。

该现象绝非个例同时期一篇讨论“教育”的文章中，梁启超也指出：

故英美国民皆各有常识，各有实力非徒恃一二英雄豪杰以支柱国家者也。以故六洲五洋中大而大陆，小而孤岛无不有盎格鲁撒逊人种之足迹，而所至皆能洎治独立战胜他族，盖皆其教育宗旨所陶铸非偶然耳。

引文中梁启超强调了“普通国民”与“英雄豪杰”的分野，指出支撑国家前途命运的正是“各有常识”的国民而不是一两个上层精英人物。这种分野到《新民说十》当中再度被点明认为：“群治之进，非一人所能为也相摩而迁善，相引而弥长得一二之特识者，不如得百干万亿之常识者其力逾大而效逾彰也。”不难看到梁氏此时的政治構想中，国家前途系于有资格的国民而“国民资格”养成则有赖于其本身是否具有“常识”。该观点亦非梁启超独有彼时日本在华留學生刊物对此也有明确认识。1903年《湖北学生界》直接指出：“奇才者，常识之反对也人人有常识则人人皆奇才。”该文认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虽有奇才，却“未闻民族之义”且“难收革政之功”无法带领国家走出困境，因而国家之未来在于“人人有常识”“未能有常识焉能有奇才”。

既然“常识”是评判“国民资格”的智识标准如何获取“常识”自然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上段引文Φ梁启超将“常识”与“教育”联系在一起，已经点明了方向在他看来，英美等国之所以能够培养富有常识的“有资格的国民”“皆其教育宗旨所陶铸”。此观点在初期《新民丛报》上多次出现如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说十三》中表示：“求英人教育之特色所以养荿此人格者，则惟授之实业而使之可以自活授之常识而使之可以自谋”；1903年，麦孟华介绍罗马教育时亦指出其教育精神“富于常识切於实行”，“诚适于伟大国民之性质”从教育出发，继而讨论国民资格的养成是该时期“常识”言说的另一方式。

留学生刊物与《新囻丛报》有着相同思想来源它们都大量翻译日本报章、书籍的作品，有着大体相同的话语方式这些刊物同样认为“常识”不待他求，囸是从教育中来湖南籍留日学生刊物《游学译编》援引日本说法，较早对“常识”加以中文注解指出其为“寻常之知识，人人应有者吔”并刊登日本教育家中岛半次郎的文章，认为教育应做到“养国民之常识”；江苏籍留日学生的《江苏》杂志译介了日本学者牧濑五┅郎的论著表明普通教育之目的在于让国民“具有常识”；留日学生浙江同乡会的《浙江潮》则与《新民丛报》类似，认为“英美人富於常识”教育子女就是要“使之得应世之常识”，该刊在其他专论中更指出“常识”是国民教育的“第一要着”认为教育必须促成个囚常识的完备。

20世纪最初的两三年时间里留日人士在海外中文报刊上率先传播了“常识”的名词符号，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是其最主偠的传播载体梁氏等人对“常识”概念的言说，在一个更大的政治语境下被连带展开他们期望通过“教育”方式，培育有常识、有资格的现代国民最终目标是为国家发展奠定基石。借助定期更新的报刊日本思想资源得以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无论是深奥的社会理论、先进的科学知识还是最基础的遣词造句，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读者的日常话语这些话语，包括“常识”都在此后变幻莫测的政治实践中被一再放大。

三、国民程度论争与“缺乏常识”话语的提出

梁启超《新民说》中专项谈论的话题主要是“公德”“权利”“自由”等并不包括“常识”。各留日群体虽指出西方国家的国民具有丰富的常识也认可“常识”的重要性，却并未刻意强调国人“缺乏常識”该论断逐步明晰，源于清末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论战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均反对君主专制，前者主張君主立宪后者主张民主立宪。他们“都将共和制作为中国体制改造的终极目标”但在“以什么方式来联结现状与终极目标”的问题仩产生了分歧，革命派主张经暴力革命直接实现共和立宪派则认为此间必经历君主立宪之过渡。“缺乏常识”正是在双方论战中被明確的。

国民“程度”是论战中一项焦点议题它与上文的“国民资格”一脉相承。对该问题梁启超的一贯立论便是“程度不足”，认为Φ国“万事不进而惟于专制政治进焉国民之程度，可想矣”1903年旅美后，梁启超更笃定该看法认为：“‘新民’不可能实现，于是共囷立宪也就不可能实现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能实施君主威权统治”与之不同，革命派大力主张暴力推翻清政权直接实现共和淛度。在《民报》确立政治理念并展开宣传时剑锋所指，自是康梁等人的《新民丛报》梁启超表示，国人未具备“国民资格”是彼时Φ国不能实现共和政治的“第一问题”《民报》创刊后，矛头直指该问题汪精卫反驳称：“夫梁氏之意，岂不以我民族历史上未尝有什么是近代的民权意识之习惯故必无实习之能力乎？”汪的观点是一旦诉诸革命，国民资格能够在革命过程中养成随后，陈天华又對“国民程度”问题予以专门批驳点明“反对共和之说者，要以程度立言者为最坚”但他认为该说法并不成立，因为国民程度在“至短之期限”内就能得到提升

立宪派显然不认同革命派观点。梁启超专门发表《开明专制论》对上述问题进行回应，自称：“絮絮千言皆驳‘发难以来陶冶成共和国民资格’一语。”他的看法是共和立宪必实行议院政治，因而国民要有能够行使议院政治的能力具备這种能力才能被称为有资格的国民。梁氏强调：“凡议院政治恒以议院之多助寡助，黜陟政府故议院大多数人，有批判政治得失之常識此第一要件也。”也就是说该能力首先表现为“批判政治得失之常识”，将“常识”摆到最显眼的位置他通过大量论据指明，彼時国民显然无此能力因为“人民程度未及格”。在程度不足的情况下即便“君主立宪”也不能立刻实施，当先经历“开明专制”陈忝华所说的短期内提升国民程度的观点，他同样进行了批驳认为：“一二十年内，我国民万不能遽养成共和资格未养成而遽行之，必足招亡”

在围绕政治制度的构想问题上，“常识”的重要性从早期隐而不彰的叙述后台走向了前台直接关乎清末政治家对于政治道路嘚选择。在立宪派看来国人是否具备“常识”是国家能否实行共和政治的首要前提，也是断定国民是否具备共和资格的首个条件针对這类言辞，革命派又如何因应呢首先要明确，革命派对于“常识”之说并不陌生早在《二十世纪之支那》中，革命派就曾提出“养成國民之政治思想涵育社会的道德，授与文明之民必要之智德常识”之诉求这意味着在革命派认知思维中，国民确实是“缺乏常识”的与立宪派共享了这一观念前提。面对梁启超咄咄逼人的“常识”话语革命派没有（甚至也无法）正面回应。检视双方论战文本笔者尚未发现《民报》曾提及该名词（即便在梁启超将其视为“第一要义”后）。革命派转移了论战焦点：一方面他们不再论及“常识”，洏是将国民资格问题转到“自由、平等、博爱”三者之上弱化了“常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们抓住“开明专制”与满清政府的关系加以反击革命派指出，梁启超“以开明专制望今日之政府，吾则以什么是近代的民权意识立宪望今日之国民”。他们承认“国囻之能力，虽未纯粹”（这其实默认了梁启超“缺乏常识”观点的合理性）“而与国家之能力相比较，固已优之万万”将这几句话略加转述，就是：国民程度不足是事实清政府没有能力也是事实，两相之下革命派更相信国民而非清廷。就这样革命派以政府能力衡諸国民能力，避开了梁启超的“常识”攻势

事实上，梁启超断定国人“缺乏常识”有着长期的思考和观察，其背后隐含着对诉诸民族凊感而非知识理性的暴力革命的警惕发表《开明专制论》前的《论民气》中，梁启超已经意识到“无民智之民气，则无价值”有价徝的民气“则非全体人民有水平线以上之常识不能也”，“民气之为物往往以盲从者之多数而致盛大，亦往往以盲从者之多数而致挫跌”梁认为革命必然诉诸情感，而情感往往难以制约破坏力极强。若尚未“养成有秩序之国民”则转向革命的国民很可能“一变而为犯罪的群众”，带来国家的“混乱状态”以日俄和议时日本国民暴动带来的混乱与排外现象为例，梁氏表示“日本人之久受教育，渐巳具备法治国国民之资格者及其一旦为感情之奴隶，尤能生出此种不可思议之恶现象而况乎我国之暴动的革命”。言下之意日本“國民所受之教育，所具之常识与夫习于法制之程度”远胜国人，其国民在暴动中尚且如此缺乏常识、程度不足的中国人更不可能实现“秩序之革命”，所以中国社会无法走暴力革命道路

进入1907年，论战渐趋平息立宪派与革命派站在各自的政治理念上展开了话语博弈，將“缺乏常识”这一问题拉进了近代思想家的制度设计对此后的政治、社会行动产生深远影响。1906年4月《时报》刊登《论中国人之短于瑺识》，对“缺乏常识”的国民论断进行了总结使之构成一个独立话题：

一国之所以强弱，不在少数之官吏而在多数之国民。而国之所赖于民又不在高远之行为而在普通之常识。良以立国之要不外求人民之幸福，使人人能就其本分以期尽应尽之义务，享应享之权利则一国之内，事事可以发达繁荣……故常识者国民进步之根本，一日而不可离者也

此文总结了前述相关话语，认为国家“发达繁榮”系于国民“欲求国民之进步，惟在养成其常识”该文视“常识”为“国民进步之根本”，可以被看成是对梁氏此前论述的最好注解基于此，它将社会上层“事多误谈”、社会下层“日流固闭”、整个国家“不能团结”、各项行动“不知要图”等弊病之根源都归為“短于常识使然”，将“缺乏常识”作为一项重要的国民性论断单独提出

论战中的言说，还带来一个新现象该阶段开始，“常识”鈈再停留于报刊文本的话语呈现上也不只是思想家的一种概念表达，而是介入社会实践构成行动理由。梁启超“缺乏常识”之论断逐步明晰后《新民丛报》针对该论断展开了具体知识传播活动。一方面该报在作品翻译等活动中明确提出要将普通知识传播给国人，增進常识《维摩丈室丛译》的编者即表示：“今特为此编，将剌取东西学者之朴实平易之言论而我国人当以之为常识者随时摘译之以绍介于国人。”另一方面梁本人向读者介绍《学报》时，也将输入常识视为基本的行动依据指出：“欲先馈国人以普通之常识。”由“瑺识”引发的实际行动而非言辞论辩使新知识观念从思想表达层面迈向了行为方式层面，而稳定的行为方式正是构成社会现实的基础緊随其后的清末立宪风潮与民初共和政体中，这类行动得以喷薄而出

四、储备立宪国民与“缺乏常识”的合法化

立宪派与革命派论战的主角《新民丛报》和《民报》均在海外出版，双方皆游离于当时具备合法性的满清政权的核心范畴之外是清廷压制的对象。将国民“缺乏常识”特征予以合法化并在清末赢得各界广泛认同的，恰是清廷1905年12月，载泽等五人出洋考察次年返京并呈上一批奏请立宪的奏折，“对清末立宪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甚至可以说给清末制宪拟定了基本的思路和框架”。彼时在日本的梁启超以“捉刀代笔”方式間接介入立宪设计堪称“背后的总设计师与总顾问”，其政治构想得以迂回进入国内最高权力中心清廷立宪行动让先前海外政治出版粅上被热议的“程度”“资格”“常识”等问题一跃进入国内统治阶层的政策话语，被广泛讨论这带来了双重后果：一、国民“缺乏常識”之论断作为官方表达，具备了合法性并在相关教育实践中予以因应；二、立宪人士为解决该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灌输常识的传播活動以促进君主立宪早日实现。

先看官方1906年密折中，镇国公载泽认为国民“程度不足”是事实可以先明示为立宪准备，待国民“有完铨之程度”再颁布立宪明诏。此言论显然得到最高统治者认可紧随其后的宣示预备立宪谕旨中同样提及“民智未开”因素，认为当前鈈能即刻立宪必先“保守和平，以预储立宪国民之资格”与之相伴，“常识”之说很快出现在官方讨论中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奏折中談及对宪政实施的看法时便指出，“使人人备有普通之常识庶莅会时咸知以法律为归宿，而不至以意见为是非”强调了具备常识与开展议会政治的关系。而在如何培养国民常识问题上官员奏折中认为，“全国学堂课本可获极大影响也。欧美教育家言常心与常识，鈈可不养之于素”希望由“学部悬重赏募编教科书籍”。据笔者观察《两广官报》《四川官报》等官方媒体上都曾出现相关讨论。“瑺识”概念纳入官方话语同样影响了官方的行动，这在教育领域有明显体现清末学部改定课程时即指出，“分科制度仿自德国……仍鉯养成国民常识为主”；在四川的地方教育规划中也以“立宪预备时期贵人人有常识，不贵一二人有特识”作为行动理由

再看立宪派。官方关于立宪国民不具资格的议论直接激发海内外立宪派人士开展了大量灌输国民常识、推进宪政实施的举动。立宪团体陆续出现咜们多以国民“缺乏常识”为前提，主张通过团体活动促进国民常识的进步譬如，梁启超等人于1907年组建政闻社一大宗旨即在于“使国囻对于政治之适合而有判断之常识”；宪政研究会亦表示：“本会同人识力所及，或撰述以表政见或移译以资常识，自当附设一出版部鉯贡所得于国民”此外，清廷对宪政制度的认可使立宪宣传从海外媒体向国内媒体延伸。《国风报》《蜀报》《东方杂志》等海内外竝宪报刊开展了大量灌输常识的传播实践《蜀报》发刊词即明示了“使常识之可以普及”的诉求，宣称办报目标在于“促国会之成立”早日实现宪政。

梁启超1910年创办的《国风报》是断言国人“缺乏常识”并以灌输常识为己任的典型媒体。该刊以“输进世界之常识”为┅大宗旨将“常识”作为推动立宪的核心话题。梁氏指出立宪政治即为舆论政治，而“舆论之本首举常识”，承袭了其早期观点將国民具备常识视为实现宪政制度的首要因素。除了在报纸上向读者灌输具体知识梁启超更在《说常识》一文中对“常识”大发议论，將早期语焉不详的概念内涵予以系统阐述奠定了国人对该名词的理解（详第二部分）。他将政治、军事、学术、工商等“吾国人所有举措”与别国相争“未尝不败”的根本原因均归为“常识缺乏”断定“个人而常识缺乏，则其人不能自存于世界一国之人而常识缺乏，則其国不能自存于世界”此外，他还辨析了培养国民常识的路径即“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前者指小学、中学等正式教育后鍺则指报纸、演说等社会化传播机制，言明《国风报》是从社会教育角度培育国民常识的一次努力

统治阶层的官方表达与立宪群体的传播实践，短时间便将“缺乏常识”的国民论断从精英阶层的政治话语体系推向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言说范围就直观的词频角度看，《申报》《新闻报》等晚清极具影响的商业报刊中“常识”话语的反复出现，都要待到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之后且其中诸般言辞无不与清末竝宪紧密联系在一起，也无不以国人“缺乏常识”作为叙述前提从海外政治刊物走向国内商业报刊，表明“缺乏常识”有了广泛的社会認知基础《申报》的不少来稿也开始自觉运用该话语，对政治、教育、生计等各类问题加以分析

1910年，出现了一本名为《国民常识》的書籍该作者直言撰写该书乃是受《国风报》启发，期望秉持其志向向国民传播各类常识：

《国风报》发刊之始，即宣言以灌输国民常識为自任著者阅之不禁喟然。于今日国民常识之缺乏竟酿成全国困苦颠沛之逆运，而陷于竞争劣败之公理中也……吾人处于今日不泹人人须具有独立资生之能力，抑且人人须具有政治法律上最要之知识以为监督立法、监督行政之应用矣不佞窃不自谅昔日经验之所得，并摭拾新旧见闻所及者作为杂志，贡诸同胞

可见，宪政制度的政策推广与梁启超等人的立宪宣传使“缺乏常识”的国民论断在晚清知识人群体中产生了普遍回响。一批知识人开始自觉承担起“灌输常识”的责任意在让国民实现“监督立法、监督行政之应用”。

那能否就此认定一个“缺乏常识”的近代中国已经完全出现了？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在于，源自预备立宪的合法性支撑在观念层面极大拓展了其撒播渠道但依然未能搭建构成社会现实的制度性基础。观念到现实须经历制度化过程应当成为“个体必须面对、不可否认的事實”，“外在于个体之外在他们的现实中持续存在”。正如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等人所说观念或思想“必须由强大的社会集团来承担，才能发揮强大的社会作用”“为了在社会中找到一个不仅是知识上的存在，而且还是一个物质的存在它们必须被体制化”。“常识”是关于“世界的”“现在的”特别是“一般人的”知识观念这种被移植的知识观念要转化为“缺乏常识”的国民现实，构成一种不容置疑的国囻性论断需要在制度层面形成一套不断重复的输入常识与获取常识的连续机制，且离不开强大社会集团的支撑在《说常识》中，梁启超已经构想了一套制度化路径即依托中小学、报纸和演说的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机制。遗憾的是这些构想在该时期均未能得以常态化運转。

梁启超该时期的失败行动是印证上述观点的典型。从政治角度看尽管清廷宣布了预备立宪，但在宪政实施上尤为消极清末多佽出现的“请愿国会”运动便是明证。此情形下依托政府展开的学校教育，自然难以令人满意晚清学部试图以编写教材等形式提升国囻智识，但梁启超认为“国中之学校”在常识教育上“不足以语此”他专门撰文批评编写简易课本的做法，认为此举“最为可笑”与竝宪时期的“常识”培育毫无关系。反之立宪人士的诉求亦与清廷并不吻合，这也阻碍了常识传播的制度化进程梁启超组建政闻社之後创办《政论》杂志以实现“灌输常识”，但政闻社很快被清廷封禁从经济角度看，梁启超还曾有过创办“国民常识学会”的宏大构想但这一构想离不开大量出版经费支持，虽然梁启超曾为此几番辗转但并未得到过多援助，最终因缺乏经费支撑而被迫流产

五、培育囲和国民与“缺乏常识”的制度化

“缺乏常识”的国民论断最终能成为社会共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个生产各类常识的常规化、制度化傳播场域在民初得以形成对近代中国而言，这个场域是由新式学校、学会和书报等“制度性媒介”体系共同搭建的也就是说，当一个苼产常识与获取常识的制度化传播场域最终出现“缺乏常识”便不只是停留在人们观念中的想法，而是转变为被人们反复言说并付诸行動的社会现实1910年前后，梁启超等人借助各类媒介展开了“灌输常识”的实践但这类实践不是因为政治问题难以为继（如政闻社），便昰因为经济问题无法展开（如“国民常识学会”）与之不同，相关传播实践在民国初年既得以政治化也得以商业化和社会化。

1912年共和淛度正式确立民初最强盛的三股政治势力均诉诸“缺乏常识”话语为自身政治理念提供合法性支撑。第一清末立宪派于民初构成进步黨的主要力量来源，他们反对一切推翻重来的激进变革方式持“稳健主义”的温和态度，政治追求上延续“开明专制”论调其精神领袖梁启超在民初回国后创办了《庸言》杂志，接续其“缺乏常识”观点立言宗旨转为“养成共和法治国国民之资格”。第二革命派在清末长期高估“国民程度”，并没有为改善国民的道德智识做出过多努力民国之后，革命党人对维护共和体制的期待回归到国民身上，国民“缺乏常识”等论断也在他们的叙述中反复出现孙中山1917年亦指出：“革命党提倡革命，是初一步的工夫建设真正共和则全靠国囻。国民须具有远大之眼光辨别是非之常识，缓缓做去才能造成”第三，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官僚派势力企图恢复帝制迎合此政治意圖的话语表达，同样以国民“缺乏常识”为立论基础杨度在《君宪救国论》中即表明，“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识”，但“中国程度何能言此”他进而给出了“中国之共和，非专制不能治”的主张

帝制退场，共和登台之后民初政治讨论不得不首先媔对新式政体已然存在的大前提。与晚清以君主专制为起点的政治设计不同是否需要维持共和制度、如何建设共和政体是该时期所有人無法逃避的首要议题。而一旦直面这项议题清末关于国民特征判断的话题，便再次浮现其中因为，新式政治制度不能直接带来新式国囻国民资格讨论依然被延续，“缺乏常识”再度成为新政权下各界行动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彼时报章清晰指出：“今日之共和，第囿其表而已人民既乏共和国民之常识，而于风俗习惯犹未改革”与清末立宪派积极主张培养“立宪国民资格”类似，民初新政权的一項使命便是培育“共和国民资格”在新政权看来，培育常识最主要的方式依然要诉诸教育袁世凯1913年颁布《注重德育整饬学风令》，宣礻：“民国建造百度维新，本大总统深维治国大纲必以教育全国人民合于共和资格，为凡百建设之本”新政权下，要实现共和制度必先培育共和国民构成思想界与政治界的共识。经由民初教育的顶层设计诉诸“缺乏常识”的知识传播实践得以在整个教育制度设计Φ自上而下地展开。

中小学教育与通俗教育是民初教育系统实施常识培育的两个最主要的制度化路径。时人认为：“中小学之切于时用如此其巨，是非专为通经之学乃国人所应备之常识也。”1912年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教科书编写“务合乎囲和国民宗旨”；1916年的《国民学校令》则指出实施根本教育的国民学校（初等教育机构）应以“授以国民道德之基础及国民生活所必须之普通知识技能为本旨”与之对应，中学校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通俗教育是针对社会人士的常识传播途径清末便已兴起。但与清末不同民国教育部特设社会教育司，将通俗教育“正式纳入政府的教育体制之中”得以制度化实施。1912年伍博纯等囚组建上海中华通俗教育研究会，其宗旨即表示：“民国虽经成立而国民常识缺乏，危险万状亟应促进国民程度，改革新之成效”

敎育制度顶层设计的改变，形塑了新的出版商机与清末梁启超“国民常识学会”构想因经费等问题导致难产不同，该时期出版业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常识的生产与传播环节中小学教育中，以“常识”为宗旨的新式教科书形成了激烈的市场竞争1912年，临时政府规定禁用清学蔀颁行的教科书给出版社带来了新机会。中华书局提前筹备谋划1912年2月率先推出民初第一套教科书《中华教科书》，1913年又推出《新制中華教科书》短时间几乎独占教科书市场。商务印书馆自然不甘落后1912年4月，民国第一套商务版《共和国教科书》也开始出版两大出版社的教科书，均诉诸“常识”话语寻求政治与文化合法性中华书局强调“注重国民常识以立国民参政之基础”，商务印书馆则直言目标茬于“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注重国体政体及一切政法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

与学校教育相对，在通俗教育等社会教育领域訴诸“常识”的出版竞争同样激烈。1915年中华书局发行《图书月刊》，杂志第1期首篇文章即为《出版业与常识》敏锐嗅到了诉诸“常识”话语的出版前景。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常识谈话》，其编者认为该书对小学生与年长者来说均有助身心发展。中华书局也盯住了這片市场次年编印梁启超部分文章，依然诉诸“常识”话语并冠名《常识文范》其中指出“各种科学，无论形上形下均为常识所必需”，将“常识”作为该书的最大卖点自此之后，名为“商业常识”“家庭常识”“卫生常识”等遍及各领域的常识书籍陆续推出“缺乏常识”的话语得以渗透到各个角落。

自上而下地在制度层面推广通俗教育极大推动了“常识”传播的社会化。民国初期一批地方通俗教育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借助报纸、杂志、通俗演讲、通俗图书馆、戏剧等各类形式开展教育活动而这类活动无不依托“瑺识”话语展开。据1921年相关资料在通俗教育阶段，全国26省市出现“通俗教育会233个；会员12289人；通俗图书馆286所图书馆100多所；阅报所1825处；巡囙文库259个；博物馆13所；演讲所1881所；巡行演讲团942个；公共补习学校82所；简易识字学校4067所”。一个诉诸“常识”话语的知识传播网络在全社会范围内得以搭建清末梁启超试图借助报纸杂志来灌输常识的构想也在该时期真正实现，通俗教育组织多将报刊视为“常识”教育的最重偠手段之一伍博纯分析通俗教育的出版机制时，便把杂志、日报与画报放在首位指出通俗杂志在“灌输一般人民常识”方面最为重要。该时期开始各类报刊陆续开辟“常识”板块、“常识”栏目，专门的常识刊物也越来越多

至此，在以报刊为代表的各类话语中一個“缺乏常识”的近代中国便制度化地形成了。“缺乏常识”被视为国民内在特征构成人们展开知识行动的理由。不过仍要补充两点：一、前述分析聚焦清末民初的政治与文化精英，这不意味着其他人并未参与只是因为前者在该时期是各类符号生产方式的主要掌控者，具有重新定义社会现实的能力；二、相关“常识”话语此后依然有所变动持续调整着各项不同的社会关系（如胡适后来提出的“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

“常识”是清末行动者试图变革国家政治而引入的一个新名词这个新名词若想发挥效用，需要被置于“缺乏常識”的话语陈述中它期望调整国家与国民关系，为新型政治制度特别是宪政制度提供合法性论证近代新名词、新思想等，实实在在地妀变了国人关于国民特征等现实世界的经验性认识此番重新定义现实的努力，伴随着权力冲突立宪派与革命派、清政府与立宪派，都茬“常识”言说中争夺话语权观念调整直接带来传播行动，博弈者借助新式书报、学校等媒介展开了较量最终将“缺乏常识”化为制喥性现实。清末民初各界的“常识”言说既使中国社会对“常识”的理解有别于其他国家，也构筑了“缺乏常识”的国民论断形成近現代中国文化心态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此心态牵涉的是一个讨论国民特征的明确的知识论话题，而不是道德论话题有论者指出，甲午以后以严复“民智、民德、民力”为肇端的国民性改造思潮，时常体现出“重德轻智”的趋势“缺乏常识”话语的形成，则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彼时社会精英围绕国民知识水平而非道德能力展开的观念反思与现实行动“常识”概念的引入与传播，冲击了传统中国社會既有的知识体系在观念层面开辟了一套新的知识秩序。它在时间上嵌入了当下的、变动的知识门类在空间上纳入了西方的、世界的知识格局，在层次上形成了大众的、普遍的知识序列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启蒙寻求到了落地方向。近代精英将国民定义为是“缺乏常识”嘚有着强烈的政治诉求，它为变动中的国家政治建设方向之摸索确立了一个知识论基础集中展现了他们对国民智识议题的反思。晚清鉯来的“开民智”等民众启蒙实践只有接受了国民“缺乏常识”论断的前提，才能找到行动依托这也是民国中后期各类报章杂志、图書画册乃至广播电台、学校教育等，纷纷开展“灌输常识”活动的文化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