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的厂窖和往年没有什么不同，尽管战争的号角在全中国的土地上吹响，厂窖的农民们依然下田插秧，进湖打渔，对于他们来说，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完全属于他们认知范围之外的遥远的事情。抗战他们是知道的，日本鬼子他们是仇恨中带点恐惧的，但他们更关心的仍然是天候农时，能不能多收三五斗米，多打百十斤鱼。
&&&&但战争终归还是近了。
&&&&自日军于1943年3月发起“江北歼灭战”(我方战史称为监利、华容作战)来，日本华中方面军已经在长江南岸夺得了华容、石首、弥陀寺等滩头阵地，形成了对重庆方向的一个突出部。厂窖所属的南县遂成为抗战华中战场的最前沿。
&&&&战争，离厂窖只有60公里。
&&&&在战争中，距离不再是一个确定的度量单位，而是一个可以弹性伸缩，难以捉摸的数字。它的真实长度取决于太多的因素。譬如进攻者的锐气和决心，譬如防御者的勇气和韧性。500公里可以很短，譬如1939年的波兰平原；25公里可以长到成为永恒，譬如1940年德军前锋和莫斯科红场之间的距离。不幸的是，1943年的厂窖和战争的这60公里距离，很近。
&&&&日，日本华中方面军第11军发起“江南歼灭战”(我方战史称为鄂西会战)。目的是打通长江航路，充分发掘内河航运潜力(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军船舶损失严重。在中国战场上，内河航运船舶也越来越少；而宜昌到岳阳段长江为中国军队控制，日军在攻占宜昌后掠夺的大量船舶不能使用，仅停舶在宜昌附近的内河航运轮船就有11艘，空船总排水量近2万吨)并顺势歼灭鄂西地区的国民党第六战区野战部队。
&&&&在日本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拟定的作战计划书上清楚地写着:
&&&&为达成作战目的，日军准备了三次钳形攻势，第一钳就指向南县。
&&&&5月5日，日军第3师团由藕池口附近向百弓嘴国民党军第10集团军第87军新23师阵地进攻；独立混成第17旅团由藕池口东向茅草街第29集团军第73军第15师阵地进攻；小柴支队由石首向团山寺第15师阵地进攻；户田支队由华容附近向三汊河第73军暂5师阵地进攻。守军当即进行了坚强的抵抗，两军激战。日军第17旅团步兵第90大队大队长舛尾芳治中佐被击毙，第40师团第234联队第2大队大队长安村修三少佐重伤。当晚，日军占领了长岭嘴、紫金渡、麻壕口等地。
&&&&5月6日晨，守军第77师与第15师协力反击，与日军激战于梅田湖、芝麻坪、三汊河、黄石嘴、八股头之线，反复争夺，血战竟日。至7日晚，日军主突方向上的安乡首先为日军第17旅团及第3师团一部攻占。第73军与集团军及战区失去联系。第六战区为挽回颓势，8日曾组织第29集团军及第10集团军集中力量实施反击，但由于通信不畅，不少部队又失去掌握，在调整部署尚未完毕之际，日军又集中兵力向南县进攻。暂5师在日军夹击下苦战终日，伤亡极大，当夜突围至沅江地区收容。
&&&&5月9日，日军占领南县。已经丧失战斗力的第29集团军第73军经厂窖、酉港向常德方向“转进”。
&&&&随着第73军万余溃兵涌入厂窖，这个面积50多平方公里由13个小垸组成的湖州大垸彻底暴露在日军追兵面前。
&&&&1943的春天，厂窖和生活在这里的上万普通百姓就这样以受害者的姿态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甸安河，血水河
&&&&总面积4000多亩的德福垸(包括现在的德福、汉新两个村)是南县通往汉寿、常德的必经之地。垸子西头，有一条贯通南北、长约5华里、宽200米的甸安河，是阻隔东西交通的一道天然深堑。当日军合击厂窖时，几千名国民党溃兵和大批难民逃到了这里。
&&&&5月9日早晨，云集在甸安河以东各个村落里的数千名的国民党官兵、难民，前有哑河挡道，后有步步逼近的千名追兵，欲进不得，欲退不能。
&&&&3000多名国民党士兵被迫跳进甸安河中，在追击日军的机枪弹幕射击下，几乎无一生还。日军随后对各村进行大搜捕，抓到的人不分男女老幼全部用绳子串起来，集中到甸安河边的几个禾场上屠杀。
&&&&瓦连堤，绝户堤
&&&&5月10日，天刚蒙蒙亮，日军从东西两个方向向横贯厂窖大垸的瓦连堤扑来。7里长的瓦连堤上住着几百户农家，此时还有数千外地难民。
&&&&杨凤山屋场的巷口，60多个逃难同胞被日军堵在了这里。30多个男人绑成一串，赶进深水塘中全部淹死，20多个妇女被驱赶入一所民房，轮奸后被日军放火活活烧死。瓦连堤西端的风车拐，方圆不足半公里，被杀同胞700多人。幸存者王长生回忆说:“挨近风车拐南边的莲子湖，300多名同胞全被赶进湖里活活淹死。风车拐的堤面、堤坡上被杀的有200多人。汤二秀屋台上也被杀了100多人。风车拐共28户人家，被杀绝的就有13户。”
&&&&据幸存者刘银生回忆:农民陈腊九被日军抓到后，被绑在树上拷打，最后开膛破肚；农民汪宏奎，年过60，耳聋，鬼子见其问话不答，便用刀将他的舌头与下颚割掉，使其巨痛几天后死去；一个周姓农民，被日军剁了好几刀，通身抹上盐，再用坛子在其身上乱滚，皮开肉绽惨死；两个难民被日军绑在树上，用刺刀剖开肚子，取出胆囊，再用小瓶汲取胆汁“珍藏”。农民贾运生被日军抓住后，因想逃跑，日军竟用刺刀捅进贾的耳朵，来回剜戳，至死方休。
&&&&肖家湾村村民吴桂清回忆说道:“当时我才10岁，我亲眼看见一位20来岁的姑娘拼命反抗，就被鬼子倒插在水沟烂泥中，然后掰开双腿，举起东洋刀从中劈成两块！一个15岁的少女在自家屋后竹坡里被4个鬼子轮奸，全身被捅14刀。”
&&&&整个厂窖地区被日军强奸的妇女多达2500多人，仅瓦连堤上就有67名。事后统计，瓦连堤一带遇害同胞共3000多人，其中73户被杀绝，330多间房屋化为了灰烬。
&&&&血满厂窖河
&&&&当陆路上的日军在厂窖垸里疯狂烧杀的时候，水路上的日军也在厂窖河中干着同样的勾当。三天之内，日军在北起太白洲，南至龚家港的厂窖东西两侧河段中，屠戮船民、难民6800多人，烧毁船只2500余艘。
&&&&三面临水的厂窖大垸，水上交通发达。东北、西南两侧则有藕池河中支、淞澧洪道环流而过，另还有一条长约2公里、宽约400米的龚家港河横卧于垸内的东南地区。大批逃难的船只云集在此，通过厂窖大岛两侧大河向常德、益阳等安全河港逃亡，但很快被日军汽艇包围。
&&&&5月9日清晨起，日军沿河炸船、烧船。先是飞机轰炸，继而武装汽艇沿河来回追捕，逼着大大小小的船只在沿岸一线停靠下来。他们先是上船搜索，掳掠财物，继而放火烧船。只见河中火光冲天，大火昼夜不熄。船民、难民哀嚎之声不绝于耳，数里可闻。
&&&&在汀浃洲一带，日军汽艇堵住湖口子后，将船上的船民、难民赶到附近河洲上，把人们三、五十人为一群，用绳索连串捆绑起来，再将绳子首端拴在汽艇后面，开足马力，把这一串串的人拖入河中淹死。在玉成堤上的河洲上，日军将捉住的30多个船民，用一根10来米长的纤绳，套住船民颈项，然后将在场的日军分成两队，各握纤绳一端，像“拔河赛”一样，不一会，这些船民便被勒死了……
&&&&堪比“扬州十日”
&&&&三天杀三万，日本华中方面军第11军算是创下了一个纪录，一个挑战人类暴力极限的纪录。
&&&&一个月以后，国民党《阵中日报》的记者袁琴心来到厂窖，她看到的是“两岸烧焦的船，像晒鱼一般的摊摆着。”“厂窖河里的死尸，简直使船只不能通过。只要船身往河里一动，前后左右都翻出死尸来，腐烂的肉浆，会将船身四周粘着。草草掩埋的尸体，数十人或百余人共墓一穴，到处都有。现在经过，犹闻臭气，骸骨且有被雨水冲露在外面的，真是悲惨啊！”
&&&&6月6日，《阵中日报》刊发了报道:“此次厂窖、鸡窝岭、丁家洲、肖家湾一带，被惨杀军民同胞，为数万 人以上，该地同胞均已全部杀光，无幸存者，河水为之变色，迄今死尸仍未全部掩埋，当日河内之浮尸，有如厕内之蛆虫，无从估计数目。此即中古时代所作之'血洗'，今日亲见于厂窖丁家洲者。”
&&&&6月26日《国民日报》也发表了记者兰天所写的《滨湖浩劫记》，称厂窖惨案堪比“扬州十日”，“惨遭屠杀达数万之多，满地尸首，河水为赤，浮尸断流，惨绝人寰。有一船夫头部被砍12刀，胸前4刀，背后3刀，极人间之悲惨。”抗战结束后，长沙《中央日报》记者李震一于1947年来到厂窖。实地采访后写下了《湖南西北角》一书，书中这样写道:“这是我国八年抗战稀有的惨案。事隔四年，河岸还有冤死者的白骨，河中还有烧余下来的船板。我到厂窖，秋风秋雨的重阳刚过，云愁雾惨，草木萧萧，听一个身杀七刀尚能幸存的再生者指画着当年悲剧的演出，觉芦岸浅汀之间，犹森森有鬼气。”
&&&&被遗忘的大屠杀
&&&&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对南京大屠杀负有直接责任的松井石根(时任华中派遣军总司令)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绞刑；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中将被中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在南京制造了臭名昭著的“百人斩竞赛”的日向敏明亦被枪决。30万同胞的鲜血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偿还，但至少首恶得到了他们应得的惩罚。
&&&&可是，厂窖却被遗忘了。
&&&&指挥江南歼灭战的横山勇虽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绞刑，但诉状中并无厂窖屠杀事实，而这个横山勇最终也被减刑，于1952年病死在巢鸭监狱。和他一样逃过一死的还有从1941年到1944年间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俊六，这位日本帝国的陆军元帅只被判了个无期徒刑，1958年就被美国人释放。
&&&&而在厂窖直接行凶的4支日军部队的指挥官没有一位受到审判。其中，独立第17混成旅团的旅团长高品彪虽被国民政府列入了重要战犯名单，但他早在日军投降前就被调往关岛，美军大兵压境之际自杀身死。而其他三人--户田义直、小柴俊男、针谷逸郎都活到了日本投降，并且由于官阶较低，未受到审判。这三人中，小柴俊男在终战时已经做到了华南派遣军的师团长，而他的儿子小柴昌俊在2006年曾经访问了北京，当然，他并不是代表他父亲来道歉的。他的身份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200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历史修正主义者说，南京大屠杀之所以凶顽伏法是因为远东军事法庭掌握了明确的证据，但厂窖惨案却非如此，所以无法将日军下层官兵的行为归咎于类似于横山勇和俊六这样的高级将领。但是，众所周知，纪律乃军队之所系。整个侵华战争和二战期间，如若日军各级指挥机构有意愿严明军纪，约束下属，又如何会从东三省到南洋这无以计数的屠城血案呢？远东军事法庭在审判日本战犯时，所参考罪名即有如下一条:“其他普通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包括命令准许违约行为、怠于防止违约行为。前者是指被告利用职权命令部下违反国际公约及战争法规，后者则是指被告藐视自己监督的责任，放任或纵容部下违反公约法规的行为。
&&&&身居其位而不约束部属，纵容甚至鼓励、教唆官兵杀人，如是观之，整个日本帝国陆军，从最下层的中队长直至陆相，皆有罪！
&&&&也许是厂窖地处偏僻，知者甚少，也许是八年抗战，血流成海，惨案桩桩件件已经多到让人麻木。总之，1943年发生在鄂西北的这场惨案很快被埋进了历史的雾霭中，并且为大多数人遗忘了。
&&&&习惯性屠城
&&&&研究抗战史，你会发现，抗战相持阶段的中后期，出现的屠城惨案特别的多，1942年的潘家戴庄；1943年的厂窖、平阳；1944年的浙西，更有敌后根据地数不清的扫荡、清乡。在这个阶段，日军大本营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占领全中国的计划，它的战争重心已经转移到了东南亚和太平洋。尤其是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的战略重点是与美军作战。中国成了一个它无法获胜又无法放弃的战场。因此，在抗战的相持阶段，日军的主要作战任务不是进攻，而是维持现状，尽管在正面战场仍有大的会战爆发，但这些会战要么是为了改变局部的战略态势，要么是为了实现与中国战场无直接关联的战略目的(如大陆交通线战役)，与占领全中国无关。日军的主要作战行动，不管是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还是正面战场的会战，其根本的目的是维持现状、以战养战，同时尽可能多的消耗中国的抗战力量。具体到鄂西会战而言，日军的两个目的之一就是消灭该地区的国民党军有生力量。厂窖实际上成了日军这种战略指导思想的牺牲品--平民也是战争的重要资源。
&&&&从侵华战争开始至二战终结，屠城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借用一位曾驻中国的外国使节的话:“整个日本皇军，就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1932年9月，日本守备队和宪兵队士兵200人在辽宁抚顺平顶山村屠杀村民3000人，平顶山村被夷为平地。
&&&&日，江苏镇江沦陷，日军屠杀当地民众上萬人。
&&&&1937年，南京大屠杀，30万中国同胞遇难。
&&&&日，侵华日军在河北滦县潘家戴庄屠杀无辜百姓1280多人，焚毁民舍1000多间。1943年5月，厂窖惨案，3万同胞遇难。
&&&&1943年秋，侵华日军4万余人在河北阜平县平阳村一带“扫荡”，残杀无辜村民700多人。
&&&&1944年，为报复浙江民众保护空袭东京后迫降在浙江的美军飞行员，日军对浙西进行大扫荡，累计屠杀25万浙江百姓。
&&&&1942年2月起，日军山下奉文部屠杀新马华人超过5万。
&&&&1942年，日军制造巴丹死亡行军，15000美菲战俘在行军途中被虐杀，后继又有26000人死于战俘营中。
&&&&1943年起，为修筑泰缅铁路，日军前后虐杀战俘、劳工近十万。
&&&&1945年2月，日军制造马尼拉大屠杀，十万菲律宾人被害。
&&&&烧杀抢掠，屠城灭族，这是人类在前现代的蒙昧时期才做的事，我们已经很难用人类的思想来理解日军在20世纪所进行的这种人性倒退一千年的习惯性大屠杀。
&&&&战争是人类最大的暴力，但在刀光剑影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到糟糕的战争和更糟糕的战争之间的区别。德国军队列队穿过香榭丽舍大道，这是糟糕的战争，但巴黎至少埃菲尔铁塔、卢浮宫仍然站立在它们原来的位置。日军进中华门，南京遂成一片焦土，浮尸满江，这，是最糟糕的战争。
&&&&他们还记得这些血吗？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在地实际上就是战前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战争时这里还是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所在地。2001年，日本把远东军事法庭的旧址改造成了一个旅游景点--市谷纪念馆。
&&&&如果你是一位参观市谷纪念馆的游客，导游会先请你观看一段介绍纪念馆历史轨迹的录像。录像首先展示日本昭和天皇骑马的照片，然后是日本陆军体能训练的场景。画面显示“日中战争爆发”，但所展示的仅是日本报纸对战况的宣传。其后，场景切换到“向英美宣战”。一分钟后，画面变成了“休战”时天皇向市民下诏书。而对无法绕过的东京审判。导游只解说当时东京审判的位置和格局，对于当年战犯究竟犯了什么罪、处了什么刑，只字不提。
&&&&&&在原来礼堂左侧位置，你会看到当年唯一替日本说话的法官--印度法官帕尔的判决意见书。在东京审判上，只有帕尔主张全部被告无罪。被告席如今也被改成了战犯们的“自白区”。
&&&&在二层楼道的墙壁上，你能看到历代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长的照片，其中，第35代校长土肥原贤二是东京审判的甲级战犯。而在纪念馆内，他的身份是“校长”，而不是“战犯”。二楼的过道处，还摆着一排军刀，其中包括甲级战犯梅津美治郎的军刀。
&&&&这些发生在遥远的欧洲的事件让我们感叹，为德国民族的自我反省能力和全民赎罪意识。正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人君特·格拉斯所言:整个德国民族都是有罪的。
&&&&当我们再把目光放到那个和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居身上时，我们看到了什么？靖 国 神 社终年不断的香火！拒绝对慰安妇的赔偿！连当年清算日本战争罪行的法庭都搞成一个如此暧昧的“景点”，你能相信我们的邻居是在反省吗？你能相信他们的道歉是真诚的吗？你能相信他们还记得70年前亚洲各地流的那些血吗？
&&&&（摘自《侵华日军兽行不完全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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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的推荐TA的最新馆藏　　日军侵占宜昌期间，宜昌慰安所有几个?在哪里?在宜慰安妇当时的状况究竟如何?现在宜昌还有当时慰安所的见证人吗?宜昌慰安所里，日军究竟有什么人神共愤的兽行?
　　本报记者在市档案馆及研究这段历史的相关人员的协助、支持下，历时数月，查阅史料、现场勘察、寻访当事人，还原了从1940年至1945年期间宜昌这段沉重的历史。
　　宜昌完整保留着日军慰安所旧址，全国罕见
　　日，记者来到城区平和里，这是一条音像制品商业街，两边商铺、摊贩林立、人头攒动，居住在这里的市民们摇着蒲扇，谈笑着。几个小孩在追逐嬉戏。
　　从二马路往平和里巷子里面走，靠左手边的墙上，挂有一面日市文化局立的方形铭牌，上面写着&日军侵华遗迹&六个字!
　　这里，就是日军在宜昌开设的两处慰安所遗址之一!
　　今年73岁的孙维玉老人，是宜昌市档案局原局长，也是宜昌慰安所遗址发掘的第一人。
　　从日日军攻占宜昌，到日中国军队在当阳接受日军投降，宜昌被日军占领长达5年之久。
　　日军占领宜昌时，孙维玉出生刚70天，他随家人逃难到了秭归沙镇溪镇，6年后才回到宜昌。在孙维玉老人的家中，记者看到，他历经十年寻找宜昌城里慰安所遗迹及日军侵华历史见证的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相关照片，以及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先生给孙维玉的来信。
　　1995年，全国各地都在纪念二战胜利50周年，时任宜昌市档案局局长的孙维玉在馆藏资料中，发现了一本日文书籍《日军231联队史》。此书的作者梶浦银次郎，曾任侵华日军11军39师团231联队队长、日军驻宜警备司令官。该书为日文撰写的侵华回忆录，里面有大量日军在宜昌作战时的图片。凭借日文图片说明中假借的汉字，他发现一张《宜昌街地略图》上标注&F&符号对应的说明&&&慰安所&。
　　宜昌城区曾有过慰安所!至此，这一信息开始露出端倪。
　　这本书是如何出现在市档案馆里的呢?
　　记者为此采访了知晓这一事情原委的原市外事办主任、现年83岁的郑幸哉老人。老人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广岛的退伍老兵曾经一拨儿一拨儿地到宜昌来，总数不下于两百人，他们都是当年侵华日军的官兵。按照当时国家的对日政策，市外办接待了他们。
　　在来访的日本人中，有一位名叫小林一夫的日本广岛中日友好促进会会员，将曾任驻宜日军警备司令官、侵华日军11军39师团231联队队长梶浦银次郎所著侵华回忆录、日文版《日军231联队史》一书，送给接待他的市领导，这本书被转交到市外办，不久又奉指示转交市档案馆保存。
　　《日军231联队史》中有一幅当年侵华日军占领宜昌后绘制的宜昌城区地图，宜昌城里被连续的&&&符号标注了环城北路、环城东路、环城南路、环城西路等被用铁丝网围住的一小片&难民区&。而其中在当时离南湖标注很近的日商片区里，有一个地方被用&A&、&B&、&C&、&D&、&E&、&F&等大写的英文字母密集地标注着，并在地图的下方注明了&F&代表慰安所。
　　地图的大方向很清楚：磨基山、扬子江(长江)、南湖、难民区。孙维玉作为老宜昌人，对这里太熟悉了。根据地图所绘街道走向及布局，历经数次寻访，他终于在二马路平和里处找到了&F&的位置，初步判断平和里5号和7号就是该书记载的当年日军在宜昌设立的慰安所。
　　现今的慰安所老房子仍是原样!虽然两处都有人居住，但旧址的房屋格局依旧，其讲究与风格，依稀可见当年，楼上楼下，走廊宽敞，每层6个单间，每间房约10余平方米。
　　有专家断言，70多年后的今天，在中国一个城市的主城区仍保存着完整的当年日军伤天害理罪证&&慰安所原址的，全国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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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编辑：刘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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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宜昌一马路至二马路江边及行驶在江中的日本货轮。
<font color="blue" face="楷体_GB年的宜昌码头。
上个世纪80年代市政府大院后门，原宜昌海关大门旧址。
　　1876年，中英签订的不平等《烟台条约》确定宜昌为通商口岸，次年4月1日，设立宜昌海关“宜昌关”，之后的72年里，宜昌的政治、经济贸易都在洋人的掌控之中。当时的宜昌关主要职能是什么？管辖范围如何？由哪些人员组成？与宜昌本土关系如何？对宜昌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生活等各方面带来哪些影响？宜昌市档案馆收藏的333卷珍贵的宜昌海关档案，详细地述说了这段历史。
　　1995年，市档案局在《宜昌海关简志》（）等宜昌海关档案编研资料的基础上，组织编撰了《宜昌海关史略》，介绍当时“宜昌关”建关至闭关期间，海关的税种、税率、宜昌关进出口贸易等鲜活历史。
　　日前，记者在一批热心人士的帮助下，再次走进了百年前的宜昌海关。
　　4.28米长的报关清单
　　市档案馆珍藏的海关档案绝大部分是英文，少量为中文和图片。中文书写的档案件件都是精品，其中的一件《货物报关清单》，长达4.28米，品名数量为清秀小楷手抄书写，从右至左，自上而下，一行一行，清晰明了，层层折叠，次第展开，宛如一幅精美的书法长卷，这是该馆所藏海关档案中最长的一件档案。
　　今年“6·9”国际档案日这天，市档案馆特藏库首次向普通市民开放，市档案局局长袁清在特藏库向记者介绍，宜昌关在当时是全中国距大海最远的海关，是“上控巴蜀、下引荆襄”的重要通商口岸，控制中国长江上游及西南地区，带动了18个国家和地区与宜昌的贸易往来，贸易总额排在全国前列。
　　该馆所藏333卷海关档案中，因大多为古英文书写，几度组织翻译进展不大，有的档案在进馆前已受潮板结，抢救整理也比较困难。从已翻译整理出来的部分案卷题名中，记者看到，这些海关档案翔实地记载了当时海关内职务、分工、人事变动、工薪等级、缉私反贪以及与宜昌本土政要、经济等界的往来事项，但宜昌旧海关的全景真容，仍期待全文翻译和抢救整理后为之解谜。
　　就在大家研究这件最长的报关清单时，一位来参观的方姓宜昌市民拿来一张民国21年、即1932年的“报关清单”，请市档案局工作人员帮忙鉴定。
　　这张报关单上显示报关内容是运输“空油桶”，所缴关税单位是“关平两”，关文之首印着中国的财神爷，财神爷怀里还抱着“一本万利”字幅。
　　依然是两种文字，汉字书写关文，边上还批注着另一种文字，方姓市民请教档案局专家认为，批注的文字为日文，这说明民国21年时宜昌海关的负责人可能是日本人。
　　历任海关负责人都是外国人，重要职位也是由外国人担任，旧海关中任职的中国人很少，一般都是级别低下且不十分重要的职位，只有打杂、跑堂、浇花、担水等事务，大多是雇佣本地人。市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宜昌海关首任税务司是英国人迪克·托马斯。由于宜昌地位特殊，税务司一职由外国列强控制的海关总税务司直接委派外籍人担任，而且爵位高。
　　开关前后的宜昌进出口贸易
　　据市税务局编辑的《宜昌海关简志》记载，宜昌口岸因地理位置重要，在开关前运营能力从1871年的1063吨发展到1877年的4023吨。1877年，宜昌已有“华人十万”、“洋人七十”。民间帆船沿西坝、镇川门、大南门一带转运停泊，“桅杆林立、鳞次栉比”，船工船民常达万人以上，有如“蚁聚乌合”。7年间，总共有英、德、俄、法、日、挪威、丹麦、西班牙、瑞士等国的41条商船来到宜昌发展贸易，直接发展进出口贸易的条件已经具备。
　　列强打开宜昌口岸门户，加深列强对我国西南、湘鄂地区物产资源的掠夺，还扩大了外国资本对这一地区商品市场的掌控，同时也促使了宜昌商业贸易的畸形发展。
　　在市档案馆自编的《宜昌海关史略》一书中，记载了宜昌设关时，列强对宜昌关的宏伟“规划”：宜昌可成为洋货向内地分发的中心市场，成为西南运往东部沿海及欧美的土货、旧货加工产品接收市场。将宜昌规划为中国中部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
　　当时，宜昌出口货物以农产品为主，而其中最稳定的是鸦片。农产品和原料中以茶叶、生丝最为主要，其次是棉花。据记载，从清末到北洋政府时期，宜昌口岸出口货物主要是鸦片、猪鬃、牛羊皮、药材、桐油、木梓油、生漆、烟叶、茶叶、原棉、黄丝等共100多种。清末的34年间，即从1877年到1909年止，宜昌出口从4585关平两增加到了1364万关平两，增加了近3000倍。
　　关于宜昌的出口贸易，还有一段有趣的记载。当时外国人沿江看到宜昌长江两岸长满各种各样的蕨，其中最漂亮的是稠密地生长在天然岩石群中的丛生植物——铁丝蕨，它很受欧洲居民的宠爱，但它不是我们现在吃的蕨菜，而是一种观赏植物。这可能是有记载的宜昌盆景最早的对外出口。
　　宜昌进口货物主要是什么？
　　据《宜昌海关简志》记载，宜昌进口货物主要为工业品，包括棉纱，占进口总量的40％，其次是印度长纤棉纱、煤油、烟草、军火、糖酒类等。货物主要来自英国、德国、日本、美国。但贸易发展不平衡惊人。以1900年至1911年的11年间计，洋货进口和土货出口的贸易逆差为1389万关平两，多于1909年宜昌一年出口货物的总额；北洋政府的1912年至1926年的15年内，逆差达3102万关平两。通过宜昌关外流的白银值竟达4491万余关平两。而此时，土货贸易最低年份仅为100.2万关平两，最高也只有356.9万关平两。洋货强烈地冲击着宜昌市场。相比进口，出口简直微乎其微，可以想像当时的宜昌手工作坊、民族资本家等境遇何等悲凉。
　　贸易严重不平衡，导致各种摩擦逐渐增大。以日货为集中，宜昌土货对洋货的贸易“战争”便在长达数十年的交易中发生了。
　　宜昌土货对日货的“贸易战”
　　1996年，我市出版的《宜昌春秋》一书对这一场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争有较详细记载。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日本商人大量来宜。日本的匹头、棉纱、针织品色泽鲜艳且价格较低，很快便打开销路，不仅挤占了西洋货市场，更是将中国国产商品冲得难有容身之地。1900年，日本商人还在宜昌开设了“商品陈列所”，展出的商品有840种，历时达三个月之久。这种规模，在至今的宜昌贸易史上也是极为罕见。宜昌的老百姓，在本土看到了日本明治维新后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对外扩张的野心。
　　面对民族经济崩溃的现实，日，宜昌商界有识人士创立了宜昌华商公会。时任宜昌知府王仁俊发表演说，直道此举“期以达到商战之目的”，直呼“中国前途万岁！”
　　日，“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学生抗议巴黎和会承认日本接管德国侵占我国山东的各种特权。宜昌虽地处中部但开放意识强，宜昌省立三师、夷陵中学、私立九同平民小学等学校的学生、教师积极响应走上街头，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并组成宜昌学生联合会，加强反日宣传。5月9日，学生联合会抓住宜昌本地日货奸商游行示威。宜昌商会作出决定，要各商行“于3日内将所存日货尽行销毁”。
　　由于抵制日货，日本进口宜昌口岸的主要货物棉纱直线下降：1916年至1919年4年急剧下降了88%。民国《宜昌县志》记载，1919年，“盖自停销风潮发生后，中国棉纱已起而代之”。
　　1923年，在全国抵制日货和反对“二十一条”的群众运动中，宜昌2万多人游行大示威。5月9日，一个上午宜昌城内最大的3家日货商店被捣毁。学生们组织的检查团纷纷登上日轮检查日货，抵制日货进入宜昌城区。在一次检查日本商轮的日货时，日舰水兵上前进行阻挠，并打伤宜昌学生。消息披露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文章，支持宜昌学生抵制日货的英勇行为。
　　与此同时，宜昌人开始发展自己的国产品牌。1905年，黎荫三开办了宜昌第一家纺织厂——宜人纺织机厂，不仅能纺织和印染对子布、印花布，还能织二尺二寸宽的细白布、条花布和格子花布等当时所谓的洋布，畅销宜昌内外。
　　1908年，李开荣在宜昌开创了第一家机器厂，通过学习日本技术，仿制出适合国情的“玲珑牌”脚踏织布机。
　　1920年，萧廉臣在宜昌创建森茂肥皂厂，开始生产出“爱国牌”和“无敌牌”两种肥皂，并在商标包装纸的反面印有反日宣传，成为鄂西、川东独家肥皂制作厂，半年之内产品便销往外地。
　　1921年，高宏坤办的万顺织布厂，用“洋纱”织成“白洋布”，销售旺盛。
　　1928年，仁记肥皂厂开业，生产出“强国牌”等多种肥皂，加之原有森茂肥皂厂的“爱国牌”肥皂等，致使宜昌此后再未见有日本肥皂进口的记载。
　　同年，原宜昌外交后援会的评议股主任蔡云程在经营裕丰昌绸缎号（上世纪20年代宜昌最大的绸布商店）之余，与人合股主办裕懋厚绸缎号，一跃而居宜昌同行业之首。这家商号的绸缎等大多是国货，以此抵制日货。
　　1928年宜昌组成反日会，沿江对中外轮船检查是否有日货。从宜昌海关对进口舶来品中的毛制品、印花棉布、漂染棉布等统计看，日货在1930年和1931年也已为空白记录。
　　这期间，日本、英国领事曾出面找宜昌海关监督兼宜沙交涉员交涉，说是妨碍了通商条约，但反日会据理抗争，最终获胜。这种情况直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宜昌日货进口遂告终止，日本驻宜昌领事馆关闭，日本商人全部离宜。
　　“抗日战争前，在宜昌的常驻外国人有300多人。”市外事办原主任郑幸哉说。宜昌开关，带给了宜昌另一个附属品——各种洋人及洋建筑增多。在宜外国人的统计数字，反映了当时宜昌在内地的开放和重要程度。
　　风雨“宜昌关”
　　宜昌旧海关最早建在原东湖县城南门外，在这里工作过的老人讲，旧海关院子里曾大树森森，喷泉假山，奢华洋气。现市政府院内靠大门边的宜昌市人民政府所在地。象征列强统治地位的“宜昌关”三个字，显赫地被刻在了江边关署的飞檐门楣上。
　　列强的奢侈先是基于枪炮，后是基于绝对优势的贸易。开关后，轮船的汽笛声取代了枪炮；洋火、洋油、洋布、洋香水以另一种掳掠冲击着宜昌本土市场；洋学堂、洋教堂、西餐厅、育婴堂、博乐馆等在茶馆、烟馆、戏楼中异军突起……
　　宜昌关，72年里，见证着宜昌百年前的巨变、畸形贸易和百姓的痛苦。
　　1949年2月，宜昌海关解体，同年7月，宜昌海关所有房屋财产由宜昌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次年上交市人民政府。
　　历史资料显示，清末宜昌海关成立后，随着进驻宜昌的列强们沿着长江沿岸建设各自的码头与洋行。大南门至一马路，过去这一江边荒芜的空地立起了西洋风格的办公楼、宿舍及别墅等，与古城南门片区相对应，一座“新城”诞生。英国领事馆、宜昌海关等成了当时宜昌新的政治、经济中心！
　　“海关的房子屋顶盖的不是瓦，而是瓦铁，屋顶刷成黑色，上面都插有外国的旗帜，日军轰炸宜昌时，并没有炸这些外国建筑。”今年83岁的郑幸哉老人说。
　　解放后，虽然新政府将原宜昌旧海关、英国领事馆改造成了政府办公机构，却将大门朝向转向了红星路。原立有“宜昌关”三个大字的海关大门成了政府大院的后门。后来有人将“宜昌关”三字刷上了石灰进行遮盖。从此，“宜昌关”消失了。
　　1990年夏，沿江大道拓宽，需要拆除宜昌旧海关大门，改建市政府大门。家住海关院外附近的郑幸哉晨练后回家，走到旧海关门口，看到有工人正在拆除旧海关大门，门楣的双层飞檐已拆除仅剩一角，门前堆满砖砾，原被石灰粉刷遮掩的“宜昌关”三字在工人们的敲琢下露了出来。见此情景，有些文物知识的郑幸哉请求工人暂时停止作业，跑回家取来“傻瓜相机”，又前往市文化局文物管理处和博物馆找来相关负责人，跑回现场，拍下了动拆中的“宜昌关”旧海关大门遗址，这也是“宜昌关”大门遗址的最后照片。
　　据资料记载，“宜昌关”三个字刻在一块条形石面上，距地约两米，长1.59米，宽0.69米，厚0.11米。
　　郑幸哉老人告诉记者，当时为了避免工人在拆卸时将条石摔坏，文物管理处付给工人20元钱，找了个大树条子，搭成滑坡，将条石慢慢弄下来，然后用三轮车拉到市文物管理处，之后送进了市博物馆。领骚大半个世纪的“宜昌关”，终于尘埃落定。
　　（图片由市档案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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