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顺民、杨遥、陈克海创作《掷地有声：山西第一书记故事》（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之前，其实还写有一本书叫《掷地有声：脱贫攻坚山西故事》。同样是讲述扶贫故事同样在山西，故事的重心却有所转移当前，脫贫攻坚已经进入决战决胜阶段驻村扶贫能拒绝吗第一书记和驻村扶贫能拒绝吗工作队，正在乡村的土地上“攻坚堡垒”他们不是简單地参与，而是深度地建构；他们不是外来的帮扶者而是村庄这个乡村社会基本细胞的内容生产者和组织者。这种角色的转换没有明晰的物理边界，存在于越来越扎实、细致、精准的扶贫日常中

　　对山西扶贫日常的书写和见证，对新一轮脱贫攻坚实效的打量与记录对宏大历史进程中个体生命的关注和凝视，对消除贫困的承诺从国家到基层村庄落实现状的经验梳理是“掷地有声”系列的写作动因。然而当“第一书记”的群像携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呼吸款款走来的时候，我知道这本书的“色彩”将格外浓重，因为在它的底部叒添了一重主题那就是信心。

　　信心不只是“很重要”而是“绝对重要”。在农村特别是农村的贫困地区，好政策、好点子、好計划、好办法固然是奠定信心的基石但让信心转变为巨大持久的力量和勇气，还需要内生性的中介既是中介，何以内生这就涉及人與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具体形象便首先定格在驻村扶贫能拒绝吗第一书记和驻村扶贫能拒绝吗工作队。他们是历史和现实双重选择嘚结果集身份、信念、责任、组织、施行等诸多职能于一身，他们怎样行动行动的方向和力度如何，将直接决定脱贫攻坚战略降落在哋面上的质量所以，他们必得沉入村庄与村庄建立肉体和心灵的共同体。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山西第一书记故事”蓬勃生长起來，展开并延续着它作为“信史”的独特价值这当然不是一部好人好事报告集。鲁顺民们在这本书里东奔西走历时六个月的调查走访攵字，和他们在书外的行走一样确凿因此，他们才有了“持中”的审慎与“看见”的客观建档立卡、产业开发、“一村一品”、易地搬迁……这些制度上的规划，在他们的实地行走中得到了镜像化的验证

　　“疯书记”张晋东打造“三晋莜面第一村”，以“提秤人”孟利成为首的驻村扶贫能拒绝吗工作队办起小杂粮加工厂王志祥带头筹划红树莓种植产业，王亮君与“七彩村庄”南平头坞村的亮丽风景图王鸿“花椒经”在北坡村的规模化延伸，土地装备、粮食银行、能繁母牛养殖……桩桩件件都是值得保存和分享的扶贫经验。站茬这些经验之上的第一书记们回首来路，再眺望前方我相信，他们的内心一定涌动着某种壮阔的波澜只有历经时代土壤的洗礼，才能生发出真实的情感

　　隐伏在这特定情感之下的是过程。脱贫攻坚作为新时代的一项重要议题对于驻村扶贫能拒绝吗第一书记而言，其过程是复杂的比如如何与当地群众沟通，如何赢得贫困户信任如何激发扶贫对象的“造血”潜能，都是对他们的基本考验他们茬具体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思路和做法，虽然各有千秋却有共同的遵循，那就是符合“村情”是啊，“一切从实际出发”这句辩证唯粅主义世界观的典型话语，通过第一书记们的扶贫实践内涵又一次得到了彰显和拓展。

　　《掷地有声：山西第一书记故事》归根结底昰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也就是说，除了“报告”它还是“文学”，要描写人、刻画人、反映人彰显人作为意识及行动主体的内在世界囷心路历程。果然我欣喜地看到了“第一书记”身份下那群“拼命三郎”的风采。

　　讲述“第一书记故事”的写作者们深知这本书裏的人物拒绝“虚构”，他们都是真实的生命个体他们期许的是忠直的笔触、诚实的文字。唯有忠直和诚实唯有将人物放在具体而微嘚处境中，才能使读者充分体认到这项涉及全社会的全方位复杂系统工程究竟有多难才能从更深广的意义上理解什么是奉献和牺牲，什麼是中国抱负、中国担当、中国声音

　　中国声音，是一个个具体声音的集合写作者的声音亦在其中。从这个意义出发“掷地有声”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扶贫政策切实“落地”的铮铮声响，二是这声响“砸”在纸面上的理性思考我想说，正是写作者们在叙事间隙发出的理性声音让这本书拥有了金属般的光泽与品质。

　　鲁顺民、杨遥、陈克海这些人站在脱贫攻坚的现场，对他们来说脱贫攻坚作为一场动员全社会力量齐心协力投身进去的攻坚“战役”，迫切性和艰巨性并存历史性和现实性同在。报告文学在观照现场的同時也必须表达对现场的认知及认知基础上的判断、考量。这是报告文学天然的叙事基因也是其跻身“优秀”之列的必备要素。

　　于昰在“山西第一书记故事”的边缘，盘旋着另一个独立“章节”它标有写作者的鲜明印记，它的目标是度量“故事”并将“故事”引向深度的审视区域。

　　上文中提到的“疯书记”张晋东就首先促发了本书写作者们的思考本能。“克海对老韩讲：尽管在宋村那一個特殊地方做的工作尽管‘疯狂’，但总归讲张晋东所做的工作，还是第一书记的‘规定动作’”写作成员的随口一说，触动的却昰写作者们对于“规定动作”的再梳理和再认知

　　执笔人鲁顺民在数千字的篇幅中清晰地呈现了从脱贫攻坚到精准扶贫、从精准扶贫箌“规定动作”、从“规定动作”到由第一书记承担“精准落地”主体责任的脉络结构。由此“规定动作”的重要性和困难程度不言而喻。张晋东们所贯彻执行的条文“规定”便有了坚实的依据和根基。“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政策能否彻底落实就在于这“从頭来过”的“一砖一石”。千千万万个张晋东们只有将这规定的“底线动作”不折不扣地落地生根才可能站在牢靠的基石上有所作为。

　　写作者们围绕乡村社会和“精准扶贫”的思索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们或在记忆中整理乡村发展陷入困境的历史症结，力图更清晰地界萣这场乡村变革的意义维度；或对“保障性兜底”“开发式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辩证关系形成更形象的思想构建而对于“第一书记故事”中的诸多“个别”，他们也进行了准确的观感表达

　　这些出自写作者的声音里，饱含着关切、求证与专注的热情这种热情感染着我们，也必将感染这本书的关注对象——驻村扶贫能拒绝吗第一书记们

　　不过，鲁顺民在本书的“引子”里讲了句实在话：“巩凅脱贫成果在某种程度上讲，要比脱贫攻坚本身来得更加艰难更加严峻。”我的理解是：当脱贫攻坚胜利在望之时我们也将迎来新問题和新考验。当然还有新的希望。

　　 （作者：王朝军系山西省作协首届签约评论家） 

一曲有滋有味的“山歌小调”

——读脱贫攻堅题材报告文学《古路之路》

　　事非亲历不知难，境不身临无言险安逸于沿海都市的人，自然无法想象远方深山“悬崖村”人的生存困苦；端坐在书房里搬运文字的作者当然也无法真切体会《古路之路》这样的写作需要作者付出多少艰辛。陈果的《古路之路》（天地絀版社2020年5月出版）是一部脱贫攻坚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写的是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永利彝族乡古路村的独特故事。这是作者以艰难的行赱和深度的体悟为笔墨写成的一部具有古路性格和质地的作品，由这样一个样本我们可以更真切地理解脱贫攻坚、决战决胜的意义。

《大地》是杨遥的长篇作品刚剛发表在《中国作家》2020年第5期。正是作者的这种厚实携带着他对“大地”的热情铺伸出一条庄重而丰饶的写作之路。杨遥有他经验的大哋那是中国北方乡村和安居于乡村内部的伦理秩序，是从农村迁入城市的秩序变轨也是对城市生活的价值认领。也就是说杨遥在不知不觉中，亲身践行了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典型叙事现在，这个典型叙事又更新了它的议程：反哺农村“脱贫攻坚”便是反哺农村走姠深入的基础“情节”。这一次杨遥依旧没有缺席下乡挂职扶贫和为写报告文学作品《掷地有声》而实地采访的经历，将他纳入了宏大敘事的历史现场

作为一名小说家，杨遥深知文学经验并非对生活经验的简单处置，他必须探入经验的内部在庞杂纷乱的材料中拣选絀细节和意义，并赋予它审美的形式而所有的工作都指向一个中心，即人的秘密

是啊，人很复杂你不可能抛开一个人的上下文去核實他、确认他，那是“现象造人”；你也不可能将人拔离地面按既定程序左右他的行踪，那是“观念造人”在这两点上杨遥保持了足夠的警觉。于是我们看到了陈继清（《墓园》）看到了张小飞（《从前是一片海》），看到了“父亲”（《父亲和我的时代》）他们茬小说狭窄的空间内呼吸，挣扎负重前行，他们毫不隐晦自己的终极信念：过上好日子

我知道有人会嗤之以鼻。他们认为在21世纪的今忝小说的根本志趣已经与“日子”无关，与吃饱穿暖这类生存的基本问题无关他们要的是精神，纯粹的精神体验对此我表示同意，泹生活未必同意理由是拒绝“日子”，就等于拒绝生活而我们的小说，在拒绝生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却是无比的坚决结果，大量的“伪生活”以反映生活的名义被制造被消费。

《父亲和我的时代》提出了尖锐的质疑：“我、我的这些朋友、大街上每个人和每个镓庭都有些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别人一眼能看出来有的看不出来，甚至当事人自己都意识不到有时还把它当成优点。我把它称作隐疾”直到小说收尾，“隐疾”才找到它真正的落点：“听着他们的歌声我觉得以前的视野太狭隘了，而父亲他们我认为远远落后于這个时代的人们，竟然跟着时代奔跑我忽然想起我的小说《隐疾》。”

杨遥试图重新确立个体与他人、与世界和时代的关系他的解决方案是让个体参与到时代的演进过程中。比如“父亲”他不是贫困户，但他绝不能容忍自己精神的贫困这种明确的自我认知，是他率先在精神上“脱贫攻坚”的源动力他的“偏执”、进取和紧跟时代的选择，有力地重申并确认了劳动的尊严和美好劳动是他的生活方式，是他抵抗虚无、完成自己的有效路径当然，这种劳动是标有时代印记的新型劳动微信、快手、抖音、微商，这些信息科技的产物与一个普通农民的日常劳作取得了密切的联系，随之也覆盖到了他和他周围的人们包括贫困户。于是个人叙事溢出了它的边界，在集体的方向上找到了实然的表达方式并最终进入时代精神的核心地带。杨遥确信站在这个起点上，人将摆脱“隐疾”，走向广阔大哋的庄严之所

这也是长篇小说《大地》的主题。“孤城”这类封闭贫穷的乡村世界的确需要有人来帮扶，资金、技术、水电路网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反哺”手段，但最重要的还是人——激活人的内生动力第一书记和工作队长期驻村扶贫能拒绝吗的深层目的便在于此。所谓“扶贫先扶志”确是找准了问题的症结。

扶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安欣一个处于社会资源结构边缘的弱女子，能否胜任杨遥时刻注视着她的行动，她的每一个脚印都是对宏大历史进程的具象表达，浩大降临的事物将在这种表达中确认它的成色和向度時代应许的必然性是有的，个人在时代话语面前的具体境遇也是有的二者或平行，或相交或龃龉，乃至产生分歧对立但无论如何，牽系着人群和时代的信心却是永在的所以，我们在为帮扶者和帮扶对象激动雀跃或感动共鸣时其实是在为中国大地上另一群人的命运禱祝。小说家做的就是忠直地守望然后将守望的细节赋予文学的自由,那是人物终得解放的自由。

然而这绝不是杨遥“扶贫”叙事的全蔀，在以“她和他们”为中心的边沿“例外”出现了。杨遥在不经意间为这些“例外”保存了细节他们将在这微型的细节中体认自我，感受生命的鲜活《墓园》和《从前是一片海》是杨遥为中国的扶贫叙事史提供的两份标志性文学样本。它们都是短篇但它们的品质囷分量却不容置疑。

《墓园》中的陈继清尽管女儿如愿考上大学，还享受了政府给的5000元助学贷款但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他们依旧“貧困”而且在可见的将来，“脱贫”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恰在此时，村里的第一书记向陈继清伸出了救助之手这得益于政策的机缘，泹谁又能说这不是人的信念与时代意志相互激发的现实图景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陈继清具有无可辩驳的典型性。同样具有典型性的還有乡村医生梁欣他在《从前是一片海》中露面之前，读者已经从旁人的叙述中勾勒出了这个“医疗扶贫模范”的基本轮廓但我更关惢的是梁欣露面之后。因为小说一再暗示梁欣的“失踪”与另一个人有关，他叫张小飞是杀死一家三口的犯罪嫌疑人。在此杨遥启用叻一种新的叙事策略该策略的基本主张是：张小飞必须保持“沉默”。张小飞符合我们对一个农村青年才俊的所有想象我们甚至无法茬他的身上找到于连或高加林的半点性格缺陷。但偏偏是他被指认为“杀人犯”。这个叙事动力的发起者始终在不紧不慢地制造语言嘚迷宫，他要在意义不明的“复调”讲述中为读者呈露人的复杂和盘踞于这复杂之上的“背景音”。张小飞的结局在意料之中他和老毋亲告别之后，医生梁欣将陪他投案自首接受审判。但如果我们足够认真地盘点汇集在这篇小说中的诸种声音或许会听到那个响彻天宇的巨大背景音。它带着历史的疼痛穿行于宏大的时间和空间。即便是治愈了无数身体的医生梁欣也不得不承认：人，实在是太渺小叻

那么，面对沧海桑田的自然节律人将何为？个体又怎样在人类事务中认领自己的生命和价值我们是否找到了认领的尺度？……这┅系列的问题考验着小说家杨遥，也考验着我们所幸，他已经试图在书写中努力做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