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天英的本土化伊斯兰教思想及实践--《兰州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
马天英的本土化伊斯兰教思想及实践
【摘要】：伊斯兰教自传入中国的那一刻起,便悄无声息的开始了本土化过程,这一历程中穿插了主动的选择和被动的接受,时至今日这一活动还在进行,因为本土化是一个运动的过程。有关本土化的研究学术界也是如火如荼,方兴未艾。马天英是自近代以来穆斯林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他的思想是伊斯兰教本土化的一个缩影,其中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面,也有伊斯兰教教义的思想,可谓两种不同的文明交织存在于一身。难能可贵的是,他用毕生践行了这一丰富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知行合一”的思想精华,同时也表现了伊斯兰教务实的一面。回首他的一身,其思想和行为闪烁的光芒至今没有暗淡,反而熠熠生辉。这一束光芒恰是当下的穆斯林寻求与社会适应,让伊斯兰教在新时代绽放新光芒的先例和榜样。本文以民族学理论方法为视角,以民国时期为背景,回顾了马天英幼年至去世的一生思想及实践,并用文化涵化的观点分析了马天英的本土化思想及实践。马天英的一生是民国时期伊斯兰教本土化最好的写照,是继明清以来“以儒诠经”活动的又一次探索和思考,这一探究继承了经堂教育所开创的适应模式,并把这一思想发扬光大。论文分为三章。绪论部分介绍论文的选题原因及研究意义,罗列了国内的研究现状,理清了研究思路。第一章简单介绍了马天英生活的时代背景,并参考艾骊·马琳的《马天英传》等相关文献,回顾了马天英不凡的一生。第二章回顾了伊斯兰教自传入中国以来至民国时期的本土化进程,并用文化涵化的观点着重分析了《伊斯兰教义与中国传统思想》,从而探究马天英的伊斯兰教本土化思想。第三章通过解读马天英的爱国主义实践,说明了马天英的伊斯兰教本土化实践。结语部分再次回首马天英的思想和毕生的践行,重申了马天英的一生就是对伊斯兰教本土化最好的写照。
【关键词】：
【学位授予单位】：兰州大学【学位级别】：硕士【学位授予年份】：2015【分类号】：B968【目录】：
中文摘要3-4Abstract4-7绪论7-12 一、选题意义7-8 二、研究现状8-11 三、研究思路11 四、研究方法11-12第一章 马天英的时代与人生12-26 第一节 马天英的时代背景12-22
一、清末民国的局势12-15
二、回族的新文化运动15-20
三、回族新式知识分子群体20-22 第二节 马天英的家世与人生经历22-26
一、家世背景22-23
二、求学经历23-24
三、人生轨迹24-26第二章 马天英的本土化伊斯兰教思想26-49 第一节 伊斯兰教本土化的思想历程26-30
一、唐宋时期伊斯兰教的本土化26-27
二、元朝时期伊斯兰教的本土化27-28
三、明清时期伊斯兰教的本土化28-30
四、民国时期伊斯兰教的本土化30 第二节 马天英的思想探索30-49
一、《介绍伊斯兰》31-38
二、《为什么穆斯林不吃猪肉》38-41
三、《伊斯兰教义与中国传统思想》41-49第三章 马天英的本土化伊斯兰教实践49-54 第一节 马天英的社会活动49-51 第二节 马天英的民间外交活动51-54
一、“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51-52
二、“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52-54结语54-57参考文献57-60在校期间的研究成果60-61致谢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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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府启动伊斯兰教本土化改革 欲设立有代表性对话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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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24&&来源：欧洲时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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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时报网】一月初巴黎恐怖袭击案在全国引起震荡之后，政府周三（25日）启动加强法国伊斯兰教本土化的改革，其主要措施包括设立可广泛代表当今法国穆斯林多样性的“对话机构”、以此为中心推动有关的改革，以及培训伊斯兰神职人员等。
据法新社报道，政府发言人勒弗尔周三宣布这个“对话机构”将在“今夏以前”成立，政府希望该机构能够“与法国伊斯兰教所有的组织协会展开广泛的咨询并投入工作”。
内政部长卡泽纳夫在部长会议上说明了改革计划的细节。他强调：这个对话机构的代表将与总理“一年会晤两次”，与目前天主教团体一样。
卡泽纳夫表示：“以严格遵守政教分离原则为基础”，这个机构可处理的问题包括伊玛目的非宗教培训、按伊斯兰宗教信仰屠宰牲畜、或宗教场所的安全问题等等。
内政部指出：政府的目的是使得当局在法国穆斯林界拥有尽可能广泛和多样的对话人，而不是只有法国穆斯林宗教理事会（CFCM）。这个理事会成立于2003年，却遭到很多批评，指责它欠缺代表性，不能代表法国400万至500万穆斯林。
政府将展开咨询，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找出可能的对话人、协会、了解和熟悉穆斯林的知识分子、人士等。
内政部否认“重新控制”穆斯林团体的说法，强调改革将在1905年法的框架内进行，不会更改这条法律。“政府的任务不是从宗教团体的内部来组织宗教活动，也不在于确定谁是好穆斯林。”
“在非常敏感的伊斯兰激进化”的背景下，有关的改革将推出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涉及伊玛目和阿訇的培训，今后将鼓励这些神职人员接受公民和非宗教学业，以获取大学文凭，今年年底以前将在12所大学机构提供这类的培训。
神职人员的培训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尤其是在监狱里，为了防止服刑人变成“圣战”分子，阿訇的角色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在全国监狱有180名阿訇，许多专家认为这个人数远远不足。
内政部长斩钉截铁地说：“今后，未获得共和国基本原则学业文凭的人不能被录用为阿訇。”
其他措施还包括设立法国伊斯兰基金、发展博士生奖学金等。
据悉，这套改革准备了多时，随着恐怖袭击案发之后的背景而加速推出。
据内政部的数字，一月份法国各地记录了176多件仇视穆斯林的攻击行为，比2014年全年的数字还多。
在这个背景下，将加强保护穆斯林宗教场所的安全，将拨出资金，安装摄像机等器材设备等。
（编辑：依洛）
Copyright (C) 2008 Nouvelles d'Europe. 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号-1][京公网安备-1]从外来侨民到本土国民回族伊斯兰教在中国本土化的历程&|&发布日期：&|&nbsp浏览（）人次&|&&|&&]高占福　　伊斯兰教作为世界性的宗教，在中国有10个少数民族的2000多万穆斯林信仰。从唐朝早期传入中国至今的1300多年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伊斯兰教传入中华后，由侨民信仰的宗教，到促使中国回族穆斯林社会的形成，进而与中国社会相融共存，信仰者最终由单纯的教民，转变为爱国爱教的国民，反映出回族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的本土化历史进程。也印证了宗教文化在移植它国时，必须与当地的主流文化和平相处，交流相融，才能使自身得以生存和发展的规律。
&&& 一、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侨民时代
公元7世纪中后期，伴随阿拉伯、波斯等地商人的经济活动，把伊斯兰教带进中国。“伊斯兰教是阿拉伯商船和骆驼运进来的。”（注1）当时中国的精神文化领域，以佛教文化和儒家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但唐王朝在政治上实行的“开明专制”和文化上兼容并蓄的多元主义，使伊斯兰教以个体行为的方式，润物细无声地在中华大地上洒下传播的种子。从时间上看，唐、宋两个王朝统治的500年，伊斯兰教在中国是侨民信奉的宗教。这是因为伊斯兰教在当时的中国“教义不明，教名未定，不见于典籍及著作，亦无汉文译著，是个侨民的宗教，或外来民族的宗教。”（注2）从信奉者的身份上看，来华的侨民多为阿拉伯和波斯及中亚等地的商人，中国东南沿海各地是侨民最早活动的地区。在侨民聚居的地区，有自己寓居、生活的“蕃坊”，蕃坊内有当地政府遴选、推举的蕃长，负责包括政务与商务两个方面的事宜，并且负责处理侨民（蕃客）之间的事务和争端。蕃长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即担任宗教教长的职务，带领侨民们开展宗教活动，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因此，蕃坊的体制，也是一项具有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特点的社会组织。
&&& 从唐宋时期侨民的伊斯兰教育形式看，由于侨民们来自不同的国度和地区，相互之间也存在着语言上的差异，而且人数很少，分散在不同的城市，彼此也没有经常性的必然联系。伊斯兰教育主要是侨民们在自己的家中，向子女和新入教的家庭成员口头教授阿拉伯语，教会他们诵读《古兰经》，过宗教生活，口头传授基本教义、教法知识，教会子女们按伊斯兰教规定，进行沐浴，礼拜、斋戒以及饮食的禁忌等。这种教育形成是适应当时在中国的穆斯林侨民生活需要的。是他们为了能够在中国生存和延续，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民族特征，并一代代坚守固有的伊斯兰文化传统而采取的教育形式。
&&& 与此同时，穆斯林侨民们还在广州、泉州等地出资共办了学习中国文化的“蕃学”，并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蕃学的设立，说明穆斯林侨民们在坚持自己的信仰的同时，也试图主动地同自己所处环境的主流文化相适应。而蕃学中培养的饱学之士，可以参加廷试，考取功名，为侨民们融入中国社会提供了成功之路。早在唐朝宣宗为帝时，落籍唐土的大食穆斯林李彦升（此为汉名，阿拉伯姓名已不可考）曾考中进士。这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早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最起码说明穆斯林侨民在接受中国文化方面，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 唐宋时期，作为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标志和侨民穆斯林宗教生活必不可少的清真寺，从目前的研究考证来看，确系唐代修建的尚无定论。而始建于宋代的以广州怀圣寺、泉州清净寺、扬州仙鹤寺、杭州凤凰寺为代表。这些清真寺都建在我国东南沿海侨民穆斯林较多的地方，且均系个人之力而为，建筑型制以阿拉伯特色为主，除供日常礼拜之用外，还兼具侨民穆斯林聚居活动的功能。在广大的北方，由于侨民穆斯林活动和生活的地区很少，建于唐宋时期的清真寺也不多，据传北京牛街礼拜寺和西安化觉巷清真寺初建于宋代。
&&& 唐宋时期，中国人对外来侨民信奉的伊斯兰教的了解和认识水平是粗浅的，有些甚至与佛教联系起来，并以惊异和陌生的目光注视。唐代杜环的游记体著作《经行记》，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用汉文记述伊斯兰教的文献。书中的内容代表了唐代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的了解与认识。北宋人朱彧的《萍洲可谈》中记有阿拉伯人在广州的经商活动、居住环境、生活习俗、社会交往、婚姻概况，以及蕃坊设置、蕃长产生和职责、蕃商称谓等，内容涉及广州穆斯林侨民的活动。南宋人岳珂的《桯史》中，涉及寓居中国的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内容。南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郑所南的《心史》中也有关于穆斯林宗教生活的记载。但这些由中国人所写的著述不具有研究的性质，多为见闻式的介绍，其内容与后来人们所了解的伊斯兰教也有较大的差距，文字表述多与佛教术语相连。如杜环把阿訇每星期五（主麻日）讲“卧尔兹”（讲教义），称为“登高座为众说法”；郑所南把每天5次召唤穆斯林做礼拜时在唤醒楼上喊的“邦克”，记述为“登楼上，大声叫佛不绝”；岳珂也把清真寺视为“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国之佛，而实无像设”。
&&& 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是一群特定的侨民，在特定的地区，在一定的范围内，自觉遵行的宗教文化与生活，与中国社会没有建立起相融的关系，也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知。但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它以经贸活动的方式成功的登陆中华大地，并孕育着种子，等待开花结果。
&&& 二、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普遍传播时代
&&& 从公元1219年至1259年的41年间，蒙古军队分别在成吉思汗、窝阔台和旭烈兀的指挥下，3次大规模西征，其势力一直伸展到今天的伊朗、巴格达，以及阿拉伯地区。蒙古军队占领这些地区后，强行把大食、波斯、中亚等地信奉伊斯兰教的回回等各族人迁徙到中国。这些不同身份的回回人，元代官方文书里统称他们为回回，他们也自称为回回。这些东来的回回穆斯林，在元政府建立后，分布于全国，并在各居住地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形成新的穆斯林居住区。白寿彝在《中国伊斯兰之发展》一文中就曾讲到，元代回回人“差不多完全在中国境内定居下来，认为中国就是他们的家。在这里，他们娶妻生子，置产立业。他们不能或不肯再回老家去，慢慢地变成中国人了。”(注3）伊斯兰教在中国，由于这些回回穆斯林的分布全国，传播于各地。如果说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仅限于沿海城镇、港口城市和交通要冲，那么在元代已在城市、农村，以及边疆各地普遍传播开来。元代伊斯兰教的信奉者，不仅仅是侨民和外来穆斯林，众多的中国人也因婚姻等原因，加入到穆斯林的队伍中。伊斯兰教在中国迎来了大发展的时代。同时，回回穆斯林在中国的社会地位也有了空前的提高。有元一代，在中央政府任过宰相之职的穆斯林，共有17人；在地方政府任过平章政事等要职的穆斯林，共有32人。在司法、荫叙、科举等方面，元代穆斯林享受的权利也要高于汉人和南人。元代穆斯林的学者和宗教职业者，还享受过免赋、免差、免役的特殊待遇，证明元代穆斯林社会地位的普遍提高。
&&& 元代，随着穆斯林人数和清真寺数量的不断增加，颇具中国伊斯兰教特色清真寺职能管理制度——三掌教制形成。三掌教制，后人多称为伊玛目掌教制，是唐宋时期蕃坊制后，由穆斯林自行管理清真寺事务的组织。三掌教制是指清真寺内由伊玛目、海推布、穆安津等三种教职人员共同掌教的一种制度。其职能是：伊玛目负责领拜仪式；海推布诵读“虎图白”宣讲教义，负责宣教仪式；穆安津按时念“邦克”，召唤大家进清真寺礼拜，负责宣礼仪式。三掌教之间互不隶属，各自执掌自己的仪式，实际上是一个维持清真寺日常运转的协作团队。元代中叶以后，三掌教的地位和职能发生变化，伊玛目成为清真寺的掌教，具有行教和掌教的全权；海推布在伊玛目的领导下，协助其处理教务，称为二掌教；穆安津仍司旧职，称为三掌教。三掌教制演变为伊玛目负责制。这种制度虽历经数百年，但其宗教管理职能至今仍在我国清真寺内发挥作用。三掌教制“是中国伊斯兰教的一种创制，在一般伊斯兰国家和地区尚属少见，这也正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历史环境中发展演变的产物。”（注4）
&&& 元代，还产生了我国最早的从中央到地方管理伊斯兰教事务的机构“回回掌教哈的所”。哈的是阿拉伯语“教法执行官”的意思，是元代伊斯兰教中的高级教职人员，拥有宣教师、宗教领袖、司法和执法官员等身份于一身，是当时穆斯林大众的最高长官，因此也被称为哈的大师。这种机构的形式，借鉴了伊斯兰国家的司法制度模式。“回回掌教哈的所”由元政府任命的若干个哈的大师组成，负责人称为“回回掌教哈的”。其主要职责是为朝廷的皇帝祈祷祝福；掌管教务并于会礼时讲经宣教；依照伊斯兰教的教法教律，受理穆斯林之间的刑名、户婚、钱粮、词讼等，管理伊斯兰教内部事务。在一定意义上说，哈的所具有政教合一和自治管理的性质，职权是统辖中国境内的所有穆斯林。到了元仁宗至大四年（1311年）4月，朝廷废止独立的宗教管理机构，回回哈的所等宗教管理机构均被裁撤。同年11月、12月，元仁宗两次发布诏书，对回回大师、哈的职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特奉圣旨，哈的大师只管他掌念经者。回回人应有刑名、户婚、钱粮、词讼大小公事，哈的每休问者，交有司官依体例问者。”（注5）这就是说，哈的、回回大师的职权仅限于宗教事务，其他行政、司法等权利被剥夺。“回回掌教哈的所”在元代的设立，标志着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穆斯林群体的壮大，同时也说明了元政府对穆斯林事务的重视。
&&& 元代，还设立了“回回国子监”，为国家最高学府。凡蒙古、色目、汉人官员子弟皆可入学，学习内容皆为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如《四书》、《五经》等，兼学外语课程。毕业生大都分配到中央政府各部门作翻译官。“回回国子监”的教育体系，与伊斯兰教无关，但色目回回人中的考入者，通过这种学习，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比较系统深入的了解，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还是大有裨益的。
&&& 元代，随着穆斯林遍及全国各地，清真寺也普遍在各地建立起来，时多称为“礼拜寺”、“回回寺”或“回回堂”、“清真寺”、“清净寺”等。上海松江清真寺、昆明南城清真寺、山东青州真教寺、河北定州礼拜寺等，是元代有代表性的清真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清真寺碑文中开始把伊斯兰教与在中国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相联系。如定州《重建礼拜寺记》中称：“况其奉正朔、躬庸租，君臣之义无所异；上而慈、下而孝，父子之亲无所异；以至于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举无所异乎。夫不惟无形无像，与周雅无声无臭之旨吻合，抑且五伦具备，与国书、五典、五惇之义符契，而无所殊焉。”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中，不得不与儒家学说开始靠近，以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清真寺碑文中出现伊儒一体的词语，说明当时清真寺以儒家学说阐释伊斯兰教，在穆斯林社会中已非个别现象。更值得关注的是，元代的哈的为非穆斯林的蒙古帝王祈祷，并颂扬其文治武功等德政的活动，直接损害了伊斯兰教认主独一的信仰原则，反映了在皇权的高压下，中国穆斯林社会无奈的变通。
&&& 元代中国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和理解，主要表现在当时所撰的一些清真寺碑文中。这些碑文中对伊斯兰教“认主独一”和教义、遵行的理解，可以说和伊斯兰教的本意已无大的差异。至正十年（1350）撰的泉州《重修清净寺碑记》，对伊斯兰教信仰和教义的阐述颇为翔实：“其教以万物本乎天，天一理，无可像，故事天至虔而无像设。每岁斋戒一月，更衣沐浴，居必易常处。日西拜天，净心诵经。经本天人所授，三十藏，册一百一十四部，凡六千六百六十六卷”。这些碑文的记载证明，元代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的认识水平，已远远超越唐宋时期。
&&& 元代来华的阿拉伯穆斯林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所著《游记》中，对伊斯兰教在中国各地的状况有较多的记述。书中写有中国各城市都有专供穆斯林居住的地区，区内有供举行聚礼用的清真大寺，并设有总管穆斯林事务的官员。书中对泉州、杭州、广州等东南沿海城市穆斯林生活的记述尤为详尽。甚至谈到可能是苏菲修行者的年逾200岁的穆斯林老人的种种故事，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译成中文并较早记载苏菲修行者在中国境内修道的内容。1271年沿丝绸之路历时三年半来到中国，在中国政府中任职并生活17年，直到1292年才离开中国的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笔录的《马可波罗游记》（亦称《东方见闻录》）中，对中国各地穆斯林的活动与状况多有记述，特别是对河西走廊和西北回回穆斯林生活与宗教情况的记载尤为重要，弥补了以往史书中对这一地区穆斯林记载的不足。元代伊斯兰教整体呈现传播地区广、信奉教众多，中央政府加强对穆斯林社会的管理，伊斯兰教在中国向本土化过渡的特点，是伊斯兰教在中国承先启后的时代。
&&& 三、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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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族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是一个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但起点是从明代开始。
&&& 伊斯兰教经历了元代的鼎盛以后，到了明代，面临着诸多的新问题。“朱元璋是以民族主义为旗帜进行反元斗争的。朱明王朝建立后，明初的政治氛围是很不利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注6）　（一&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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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元典章》卷35。（编辑：孙燕）[字号：
]前一则: 后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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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教授认为，中国历史上这次回儒文明对话，可以说是回回民族自然发展的结果，又因这次文明对话使中国特色的伊斯兰之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集大成者刘智不仅是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的一位伟大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代鸿儒”，其思想理论还没有被系统阐述出来，主流社会纵然想礼遇也不知如何表达。
季芳桐教授出身回儒对话的&金陵学派&故地，是我国最著名的明清回儒研究专家之一，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一直致力于明清回儒的思想学术研究。此外，季教授还是儒家泰州学派的研究者。可以说，在他身上真正体现了回儒会通的学术风范。本次访谈季教授的简单明了，一阵见血，让原本学术味浓厚的学术对话，好比两个朋友之间的聊天，调理严谨又通俗易懂。季教授认为，中国历史上这次回儒文明对话，可以说是回回民族自然发展的结果，又因这次文明对话使中国特色的伊斯兰之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集大成者刘智不仅是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的一位伟大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代鸿儒&，其思想理论还没有被系统阐述出来，主流社会纵然想礼遇也不知如何表达。 季芳桐（资料图） 马翰尧：在您看来，明清回儒群体在&回儒会通&这个议题上有何创见？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有哪些？ 季芳桐：明清时期的思想家、宗教学家都认为对于伊斯兰教最重要问题是如何回归于真宰的问题。所以，中国的伊斯兰教也称回教，即回归真主的宗教（目前，香港、台湾等海外地区，还是延续着&回教&这一古代的称呼），而信众则称为&回回&。所谓&回回&按照王岱舆的解释是：&身回、心回&，即外在之身体、内在之心灵都要回归到真主那里。因此，回儒会通方面最关注的问题回归于真主那方面的知与行的问题。所谓&知&是指回归真主的那些理论，&行&是指宗教信仰、宗教功修、人间慈善等。 由于在宗教功修的某些方面或某些领域，回教与儒道佛有一些相近乃至相通之处，所以明清思想家的会通主要集中于此。其次，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等也是彼此交流、会通比较深入的领域，诸如忠孝观点、慈善观点等等。故而创见也较多集中于此。必须指出，当时回回思想家在&笃信真主&等六大信仰领域，彼此没有会通。因为，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没有这方面内容。总之，在核心信仰领域彼此没有会通，在世间的伦理规范、宗教功修方法等方面，彼此交流沟通较多，创见也较多。 马翰尧：中国伊斯兰教在历史上与儒释道耶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相互影响，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思想体系，也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人们提起中国文化，通常还是以&儒释道&三家为代表。请问季教授，中国伊斯兰教是否应该更加主动地进行公共表达，以得到主流文化的认可和重视？ 季芳桐：提起中国传统文化往往被理解为儒道佛文化，这种理解、表达不严谨。中国传统文化应该由儒、道、佛、回等文化组成。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已经一千多年，尤其经过明清回回知识精英的会通，完全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即回教文化。对于此种情况，汉族知识人士大多不甚了解，若是了解了一定会认可，而回回中一部分人士是了解而不认可或持有异议。究其原因，大致是不认可伊斯兰教的本土化，以为伊斯兰教应该向阿拉伯靠拢。 马翰尧：在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回儒先贤努力调和伊斯兰教法与公共律法的相悖之处，强调伊斯兰教的礼法特征和教化功能，将忠孝与信仰相连，用五常诠释五功，成功实现了伊斯兰与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之间的融合。然而也有人质疑，明清回儒的这种会通努力是迫于压力的被动选择。请问季教授，您认为明清回儒的这种调和和会通，是中国穆斯林大众在社会生活层面与儒家文化长期互动的自然选择，还是无奈选择？ 季芳桐：我以为对于回回大众而言，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对于回回精英而言，是自觉选择的结果。换言之，是自然、自觉地选择。道理很简单，明末清初正是朝廷管理最为虚弱的时期：明朝末期朝廷自顾不暇，哪有精力关注回回文化；清朝刚刚建立主要精力在于建立新秩序，处理满汉方面的问题，根本无力顾及其他。换言之，这个时期是统治比较宽松的时期。此外，回儒会通地又发生在远离京城，文化环境相对宽松的江南地区。所以，无论从时间方面还是从空间方面看，明清时期的回儒会通，都是一种自然的、自觉的选择。 马翰尧：现在回族和中国伊斯兰教内，也有人对明清回儒及其汉文译著持批判态度，回儒先贤们行教交参、千锤百炼的智慧结晶，成了他们批评反思对象。季教授长期从事中国伊斯兰教和回族研究，在您看来，明清回儒的学术思想对中国当下的穆斯林群体有何现实意义？现在国家大力推动传统文化的弘扬，民间国学复兴的气氛也很浓厚，明清回儒之学作为国学的一部分，能否重新焕发出新的光芒？ 季芳桐：应该重发光芒，也能够重发光芒。关键是人才问题。回儒之学首先应该是重视她，深入研究她，然后是继承她、发展她。这样一来，才能重发光芒。不过应该知道：明清之际回儒会通的精英人士，大部分学通四教（儒道佛回），且擅长波斯语、阿拉伯语、汉语。对比一下现在学者的学术功底，差距就清楚了。所以，重发光芒需要一批精英人才的长期努力和坚守。 马翰尧：以刘智为代表的明清回儒译介伊斯兰思想，让中国社会和儒家知识分子认识到了伊斯兰是天下之公理。他们涵育于两大文明之中，熟练掌握两大文明的语言和文字，既认同伊斯兰教，也认同儒家。他们用儒学诠释伊斯兰教而不失伊斯兰的本质，建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思想体系，也丰富、深化了儒家思想。明清回儒这种独特的文化身份认同，说明伊斯兰教与儒学之间的关系是&和&而不是&仇&，是&共生&而不是&独存&，是&美美与共&而不是&惟我独尊&。请问季教授，这种伊儒会通的经验，对当下的文明交流有何启迪和借鉴意义？特别是在目前&文明冲突&与&文明对话&双重变奏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能从回儒那里学到什么？ 季芳桐：走中国本土化的道路，是回回先贤正确选择。因为，任何一种外来文明都会与传入地的本土文化有一个交流、会通的过程，一切文化概莫能外。所以，我们应该沿着先贤的道路继续下去，这样既有顺应文明发展的大趋势，也有利于中国伊斯兰教的生存与发展。 马翰尧：回儒集大成者刘智以伊斯兰教为体、以儒学为用，在吸收、借鉴儒家文化的同时，将大量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伊斯兰哲学、宗教学术语、概念译为中文，是否丰富了儒家思想乃至中国哲学？他在中国哲学史上是否应有一席之地？他是否称得上一代鸿儒，从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得到其应有的礼遇和重视？ 季芳桐：当然称得上鸿儒，也应该有一个相当的礼遇。关键是他的思想理论没有被系统阐述出来，对于其三部重要著作《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研究，尚无系统标志性的成果。主流社会纵然想礼遇也不知如何表达。所以，这正是现在从事伊斯兰教思想研究的学人应该努力的地方。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重点基金课题项目，伊斯兰教只有一项，即我申报的&刘智《天方性理》整理、翻译、及研究&。说明主流社会还是知道刘智理论价值的，也重视他的学术成就。 马翰尧：端庄书院秉承&弘扬回儒精神，继承圣贤学脉&的宗旨，致力于传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培养有真才实学、务实创新又具有文化使命感的人，希望为推动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季教授对端庄书院的发展有何建议？能否给端庄书院一些寄语，鼓励后学？ 季芳桐：我觉得贵院的宗旨很好，是继续走先贤开辟的道路，希望你们能带动一批有志于回儒会通的青年学者一起前进。12月初，我们这里成立了江苏儒学学会，学会希望搭建一个平台以利于跨文化交流。目前，江苏有一批学者也正在进行着伊斯兰教与儒家交流的研究，希望今后多交流。季芳桐，汉族，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思想史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民俗学会理事。长期从事跨宗教文化比较研究，主要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儒家思想史、中国社会思想史，发表相关论文40余篇，出版著作8部。原标题：季芳桐：继先贤道路，回儒会通方兴未艾（来源：&端庄书院&及公众号：dzwy2009）
[责任编辑：李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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