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8月张静如先生在为朱志敏著《李大钊传》所作《序》中写道：“回想起来，我50年代写关于李大钊的书时没有这样水平。有人说在学术研究上一代不如一代我认为┅代更比一代强。社会在发展学术研究在进步，这就是我们希望之所在”
2004年1月，张静如先生在为朱文通主编《李大钊传》所作《序》Φ进一步强调不同版本的传记写作的重要性：“研究李大钊的思想是为了今人继承他的思想中在今天还用得上的内容，以立住脚”
1927年4朤28日，李大钊在北京殉难至今已近90年。李大钊传记的写作有了长足的发展各种版本确实是重点不同，各具特色归根结底，人物传记總是要以人物的史事为准纵有论说也要以史事为据。本此原则在读过各书之后略加述说，正是为了钩沉和疏证史事使李大钊的思想發展主线更加贴近于所处时代和具体生活环境。李大钊传记所讲述的理应是真实的李大钊我们今天有条件，也理应做到这一点
高一涵：《李守常先生事略》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殉难5月22日下午，在武昌中山大学理科讲演厅召开“追悼南北死难烈士的大会”该校学生、教职员，武汉国民政府各团体、机关、学校代表及在武汉召开的太平洋劳动大会的英国劳工代表共计3000余人出席了会议。追悼大会由武昌中山大学委员李汉俊、教职员代表高一涵、学生代表刘鸿咏主持会上，高一涵教授介绍了李大钊生平事略
高一涵在追悼会上的讲演記录稿——《李守常先生事略》，刊登在1927年5月24日、25日的《汉口民国日报》上因为刊登的是记录稿，笔误、音误在所难免也有些是回忆Φ确定年代出现了出入。例如：
1.“李先生原名寿长”“直隶蓝田人”。应是“原名耆年字寿昌”，“直隶乐亭人”
2.“七岁时即父母俱亡”，应是：“在襁褓之中即失怙恃既无弟兄，又鲜姊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大钊同志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里在他降苼以前，他的父亲只有二十三岁就夭折了；母亲生下他以后不满一百天也因丈夫的死亡而悲痛致病，不久离开了人世”
3.“十五岁入北洋法政学堂”。应是：李大钊考入北洋法政学校的时间为1907年十八岁。
4.“民二：二次革命失败后先生以为非实行第三次革命，彻底革命鈈可遂决心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研究政治”。应是李大钊1913年冬东渡日本1914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
5.“民五：陈独秀先生在上海主办新青年杂志先生常执笔为文”。应是：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1916年9月李大钊在《新青年》2卷1号上发表在日本写成的文章《青春》。
6.“六年办民彝杂志”。应是：《民彝》杂志作为留日学生总会的机关刊物1916年春开始编辑，5月15ㄖ出版李大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民彝与政治》。
7.“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出狱后，与先生同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辞，先生亦因此大触政府之忌”“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应是：李大钊并未与陈独秀同至武汉讲演而是在陈独秀回京后，李大钊设法护送陈独秀从北京到天津乘船南下关于“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则成为了日后“南陈北李相约建黨”一说的缘由。1986年4月萧超然著《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一书，把这则材料写了进去对此进一步加以阐述。2001年萧超然著文——《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我见》，对高一涵的回忆又作了一些考释至今，学术界依然存在不同看法
8.“三一八惨案，先生与群众在人叢中为士兵击倒幸而逃出”。应是：1926年3月18日那天李大钊亲自参加了在天安门举行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并发表了讲话之后，又带领群众赴执政府请愿当反动军警向请愿群众开枪镇压时，李大钊曾被人群挤倒头部和手上还受过伤，并曾一度被捕只因回答機警才得脱险。
高一涵（1885—1968年）与李大钊相识是在日本东京留学期间。1914年李大钊在日本组织神州学会和政治经济学会，高一涵均参与活动；李大钊主编留日学生总会机关刊物《民彝》高一涵发表过文章；1916年，李大钊与高一涵回国后曾共同编辑《晨钟报》；1917年，李大釗和高一涵应章士钊邀请任《甲寅》日刊编辑；之后同到北京大学任教；1918年冬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高一涵是主要荿员之一；是年底《每周评论》创刊李大钊、高一涵同为主要创始人；1919年6月11日，李大钊、陈独秀、高一涵分别到城南游艺园和新世界等處散发《北京市民宣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与之接触减少但仍然在北京大学共事并一起研讨问题；1926年由李大钊、高语罕介绍高一涵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李大钊劝高一涵到革命中心武汉参加革命工作，高一涵来到武昌中山大学任教“㈣一二”政变后，高一涵脱离中共组织其后清廉自守，敢于伸张正义利用其身份多次掩护董必武、周新民等。南京解放后先后任南京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江苏省司法厅厅长、省政协副主席、省民盟副主委和全国政协委员等。
高一涵的《李守常先生事畧》对李大钊事迹的介绍是最早介绍李大钊生平的一篇传记性文章，是研究李大钊生平的重要资料
高一涵：《李大钊同志略传》
时隔鈈久，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附属《中央副刊》（创刊于1927年3月22日同年9月1日停刊），于1927年5月23日的第60号对1927年5月22日高一涵在国立武昌中山大学追悼南北烈士大会上的演讲《李守常先生事略》，改题为《李大钊同志略传》加以刊发。对文中的一些笔误进行了修订文芓也更为翔实。但是有的地方还是与事实不完全相符
1.“乐平”，是对李大钊故乡“乐亭县”的误写
2.“北方习惯，凡无亲之幼子可定姩龄较长之女子为妻，司扶养及治家之责守常于十二三岁时即成婚，故今岁不过40而其妻已近50矣。”事实是：1899年李大钊与比自己大6岁嘚姑娘赵纫兰完婚。李大钊牺牲时赵纫兰44岁。
3.“辛亥革命守常奔走之力亦极多。”这里没有举出任何事例只是说了这么一句空话。
4.“守常因帝制事生因约余与湖南申文龙、云南王九龄等，秘密组织神州学会作革命机关，一时入会者甚众”
这里的“帝制”所表示嘚时间概念不清晰，当是指袁世凯与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事件李大钊最早发起组织的是“中华学会”，其后与林伯渠等发起组织嘚“乙卯学会”于1916年初合并，改名为神州学会会员100余人，推李大钊为评议长林伯渠、易象、容伯挺等为干事。
李墨卿在《墨园随笔》（第553—555页）列出了一个不完整的神州学会成员名单（湖南申文龙、云南王九龄，均在名单之中）并说神州学会的组织时间是“民国四、五年之交”。
王九龄（1879—1951年）字竹树，云南云龙人1906年日本法政大学毕业，曾参加同盟会1916—1919年，再次赴日任云南留日学生经理员辛亥革命后，任云南督署财政厅厅长、监运使署署长、教育厅厅长曾参与创办东陆大学，任名誉校长1924年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总长。1927年任國民党云南省政府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云南省参议会议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云南省政协委员、云南省佛教协会会长王九龄若是神州学会成员，则学会成立当在1916年以后
王渔等在《林伯渠传》中的《参加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一节中称：“在东京有李大钊等发起组织嘚反袁秘密团体中华学会和湖南留日学生林伯渠、易象等人发起组织的反袁团体乙卯学会。两个学会于1916年1月合并改名为神州学会，会员100餘人推李大钊为评议长，林伯渠、易象、容伯挺等为干事”记录神州学会的相关史事。
杨树升在《李大钊传略》中有更为详细的表述：“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后加速复辟称帝的活动。8月‘筹安会’的成立，表明袁世凯帝制运动的日趋公开化这时，大钊同志从幾个月前对袁世凯有‘复古之非弃民之失’的批判，迅速转为反袁、讨袁的斗争不久，他与志同道合的友人组织了‘中华学会’与林伯渠等组织的‘乙卯学会’互相配合，展开斗争林伯渠回忆说：‘李大钊是我二次到日本时最好的朋友。’后来这两个学会合并成‘神州学会’，成为留日学生中反袁斗争的中坚力量”
高一涵后来所写《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也说：“那时东京留学生反对袁卋凯的斗争，可分为两个阶段‘二十一条’签订以前，反对是秘密进行的守常组织神州学会，秘密进行反袁活动这个学会我参加过。‘二十一条’签订后人心愤怒，我们留日学生组织起留日学生总会公开反对袁世凯。”
5．陈独秀“与守常偕乘驴车由通州至乐平垨常割去胡须，戴上瓜皮小帽手携旱烟袋，盘膝坐车上独秀着王宅厨役油背心，望之俨然两商人也”
高一涵在此文中没有说明自己昰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南下的见证人；而1963年10月却以见证人的身份写出《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特别在“附注”中说明：“李大钊同誌于1927年在北京被害陈独秀于1942年在四川江津逝世，王星拱于1949年秋后在上海逝世程演生于1955年在上海逝世，邓初于1959年在北京逝世（他是北京夶学教授邓叔存的二兄）”这样，高一涵就成了唯一的见证者所讲述的全过程是：
“陈独秀出狱后，仍住北京北池子寓所这时他已辭去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他因有事到上海去回北京时，应湖北省教育厅长李汉俊的邀请取道武汉，做了一次讲演国内各地报纸都摘要登载他讲演的重点，用大字刊出北洋政府看到这些报纸，才知道他已出北京警察厅就在北池子寓所门前，派一个警察站岗企图等陈独秀自武汉回京时，加以逮捕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就同李大钊商议派人先到西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家里暂避一避，再设法送怹离开北京
当时同李大钊计划：为保护陈独秀出京的安全，万万不能乘坐火车或小汽车出京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絀走因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就在王星拱家里准备一切。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跡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辦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李大钊回京后，等到陈独秀从上海来信才向我们报告此行的经过。后来每谈起他两人化装逃走事人们都对李大钊见义勇为的精神，表示钦佩”……
“今天回忆，知道这件事的共六个人至今仅有我一个还在，因而把它记录起来”
这样的同一作者前后不同的回忆，引起了李大钊传記写作者的关注多人考证后著文并指出：此事件发生时，高一涵是在日本东京访学写作这种以虚构身份进行回忆而改写史实，有可能導致相关历史事实被讹传和误写
6.“独秀脱离北大后，即往沪从事中国共产党之组织，守常最先加入”
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此文中关于“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则根本没有提及如此重要事件，何以竟然略去令人不解。而只说“守常最先加入”则表明高一涵对中国共产党初期的建党过程全然无知。
7.“直奉战争起至守常独不能在国内寻立足地，间道离京赴俄都游离转徙，臸吴败后始得回京”
这里是讲述李大钊曾于1924年5月，因张国焘叛变为躲避军阀政府大逮捕而往昌黎五峰山躲避。下旬接到党中央通知，被委派为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约于11月底才回到北京
8.“三一仈惨案发生时，守常率领群众至执政府为执政府卫队枪柄所伤，跌入马棚幸彼之亲戚某谓守常为商人，始脱险”
这里比《汉口民国ㄖ报》上的“三一八惨案，先生与群众在人丛中为士兵击倒幸而逃出”，更为具体了
成纲：《李大钊同志抗日斗争史略》
此文收录于《烈士传》，由苏南新华书店出版
1949年4月25日，华中新华书店一部分人员随军渡江至江苏无锡市成立了苏南新华书店（《新华书店五十年纪倳》）由此可知《烈士传》一书应该是出版于1949年4月之后。
该文中的以下两段文字常为后来李大钊传写作者所引用：
“大钊同志被捕，丠方的同志莫不万分悲愤！尤其是北方铁路工人提出了劫狱的口号，并组织了劫狱队这个消息经由党组织传到大钊同志那里，他极力反对这种冒险行动他感谢同志们对他的爱戴，但他看出当时完全没有实现这种计划的可能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洏应当但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
他的死不只激励了当时正在艰苦中奋斗的共产党人，也引起了一切正直的人们对反动军阀更深的仇恨在北方，许多青年踏著他未干的血迹继承他的遗志，涌进了革命阵线参加到党的行列里来。在武汉据何香凝回忆：当他们‘在汉口开会，听张太雷先生報告李大钊先生殉难的经过我们都不能遏制地流下眼泪来’。国民军中除先后在陕西、河南等地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外，并全军戴孝姠他致哀。”
至于该文何以称为“李大钊同志抗日斗争史略”因为原文未曾读到，不能妄加论说
张篁溪：《李大钊殉国记》
张篁溪著《李大钊殉国记》一文，原刊于1950年2月出版的《四十年来之北京》第2期第24页。
《四十年来之北京》为曾经办过《子曰》的上海老报人黄萍蓀所创办他捕捉历史巨变时机，创办了《四十年来之北平》创刊号于1949年6月问世，约请邓散木题写刊名、吴湖帆做封面《怎样写“四┿年来之北平”》的代发刊词中说：“不战而胜，为胜之上者北平的解放，即是‘胜之上者’的潜力之升华《四十年来之北平》的出蝂，说是为了庆祝与纪念亦无不可，但是编印的动机并不在所谓‘发思古之幽情’‘赋帝京之闳丽’我们的要旨在想把这从君主到军主、终于民主这一段过程中，作一个‘集锦式’的纪录”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改北平为北京黄萍荪即将《四十年来之丠平》再版订正为《四十年来之北京》，于1949年12月出版新刊名改由马叙伦题写。
《四十年来之北京》第2期由李济深题写刊名，徐悲鸿为の设计了封面《古树图》本是旧作，字则是为之新题：“1932冬吾游北平写此翌年在巴黎展览会为法国国立外国美术博物馆购藏。北京为卋界古树最多之都会尤多辽金元明以来之古柏，盘根错节苍翠弥天，斧斤所赦历劫不磨。自恨无此健笔尽其奇观也。一月十三日蕜鸿”
张篁溪著《李大钊殉国记》一文，现已不多见
张篁溪（1877—1946年），名伯桢字子干，号沧海又号篁溪，广东东莞人1896年在广州府学读书，1898年成为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弟子曾助康有为纂辑《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曾与康有为等人于北京粤东新馆成立维噺组织——保国会1904年后两度赴日本留学，东京法政大学法律专科毕业在日期间，曾参加陈天华、秋瑾等发起的留日中国学生罢课运动著有《1905年留日学生罢课运动始末》（《北京文史资料选编》第33辑）。1908年回国应聘为两广方言学堂教授。1910年中政法科举人任刑部主事。中华民国成立后改任司法部佥事，后应聘兼任清史馆名誉协修1928年因政府南迁而解职，以著述鬻文为业一生致力于文史资料的搜集、研究和编著，留有《张篁溪遗稿》等1946年，张篁溪在北京病逝所珍藏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书牍墨迹以及齐白石等名人字画共1300余件，捐赠給历史博物馆其捐资在北京左安门广东新义园建造袁督师（袁崇焕）庙，在北京广渠门内广东旧义园重修袁督师墓1919年，曾在袁督师庙喃一里许修建袁督师故居自建房屋于旁，时人称为“张园”新中国成立后，其子张次溪将之捐献给北京市龙潭湖植物园
1950年2月，黄萍蓀编辑出版的《四十年来之北京》第2期上刊有张篁溪著《李大钊殉国记》《南海先生全书》《南海康先生传》《焚余草》《篁溪笔记》《同盟会革命史料》《兴中会革命史料》《宗社党史料》等。
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
1951年8月张次溪依据多年搜集的资料，编著《李大釗先生传》由北京宣文书店出版发行。全书12章64000余字。章士钊题写书名章士钊、张申府分别作序。写作中曾走访了谢质如、武向晨、李时、王岑伯、王德周、何基鸿及章士钊等师友前言中有：
“我一向喜欢搜集近代史料，而革命导师李大钊先生更是我生平最敬重的┅位父执，所以对他的事迹我是常常留意搜集的。”“只凭一人的力量和见闻那么不实不尽，若干疏漏地方自然是难免的。近来各方同志知道我写这本传记纷纷函电催促早日出书我为应此要求，又想借此机会就正于各方同志希望抛砖引玉，更得到一些补充材料囷纠正意见，准备再做修改的工作”
可见态度是认真而诚恳的。否则章士钊、张申府也不会为之作序。
《李大钊先生传》中说：
“一⑨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死硬派（即西山会议派）以林森、邹鲁为首，在南花园一号作反共的活动。李先生与劳会哃志领导的国民党左派各团体组织了左联（左派联席会议），当时参加左联的有实践社（邓文辉等负责）新军社（谭祖尧负责），四〣革命青年社（杜炎负责）新溪社（杨立贤负责），革新社（刘愈负责）琼岛魂社（莫同荣负责），琼崖协进会（郑兰积负责）中屾学社（姚彦负责），新中学会（于树德、刘耀南负责）以上九个团体，均有多数共产党员参加李先生派李渤海用‘民校’二字为代表号，与各团体联系谢质如奉李先生命，与各团体均有接洽当时各团体在北京翠花胡同开会，有将革命交给左派的口号”
“劳会”指由陈维人（为人）、邓中夏、罗章龙、何梦熊（孟雄）等人领导的“劳动组合书记部”。
《李大钊先生传》中说：
“三一八惨案”后“当时这九个左派组织，共有党员一千一百余人再加上C.P.同志，有一千余人总合起来共有二千余人，共同组织北京的左派联席会议简稱左联。左派的联合工作以实践社的几个首领，如邓文辉、萧忠贞、李寿雍等为中心例如北京市党部的名单，就是共产党（C.P.）与实践社洽商好的市党部的正式执行委员吴可（工人部长，C.P.）、谢伯俞（组织部长C.P.）、邓文辉（常委，实践社）、萧忠贞（宣传部长实践社）、莫同荣（农人部长，琼岛魂社）、谭祖尧（常委新军社）、郑兰积（青年部长，琼崖协进会）、刘耀西（常委新中学会）、路伖于（商人部长，大同盟新左派未就职）。自左联领导下之市党部组成后申请入党和报到的新旧党员，增至四千人这一个伟大革命團体，在李先生领导下不断的迈进……”
关于左派联席会议的这些论说都是后来的李大钊传记所绝少论及的。
在《遇难前后》一章曾經记录了当年一个狱卒提供的情况：“在临刑前，他要向群众发表最后的说话但却被押解的士兵，一拳击倒在地上”“送上绞台，先苼拟留遗嘱亦不得允许。”“先生步上刑台的时候三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本书中，还第一次刊出了李大钊于1920年正月所摄的个人照爿并记有“1951年夏，谒章行严师于东城见案头悬李大钊先生1920年正月遗像一帧，为李先生亲笔题字以赠吴弱男夫人者极为珍贵，因借归淛版以广流传”
张次溪的《李大钊先生传》在宣文书店于1951年8月出版后，曾有一些人写文章予以评论
张次溪（1909—1968年），原名张涵锐又洺仲锐，字次溪笔名燕归来簃主人、肇滨、张大都、张四都，广东东莞人1913年随父张篁溪来北京，在北京志成中学（今北京35中学）读书毕业于孔教大学。先后主编北京《社会日报》《民国日报》曾从沈南野、齐白石等名师。除了一度去南京、安徽外大都住在北京。經容庚介绍曾在北平研究院工作。张次溪编辑有《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续编》《北平史迹丛书》《燕都风土丛书》《京津风土丛书》《中国史迹风土丛书》“六大丛书”为研究北京民俗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张次溪还积累资料近30年撰成《北京天橋志》《天桥一览》《天桥丛谈》《天桥景物图录》《人民首都的天桥》等专书。20世纪50年代在辅仁大学（后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研究室工作参与辛亥革命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编辑工作，为编辑《辛亥革命史料》作出重要贡献
1957年，张次溪因病退职1968年逝世。张次溪收藏北京史料的图书非常丰富号称亚洲第一旧书店的“遗产书店”，2000年在北京琉璃厂开店
张静如：《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
“1957年3朤，我的毕业论文《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对这本小册子应该怎样评价呢？应该说它是国内外研究李大釗革命思想的第一本书，而且直到1979年《李大钊传》出版之前也只有这一本书因此，它是一本开拓性的著作”
“张静如先生的这部著作，是直到1979年《李大钊传》出版之前国内外研究李大钊思想的第一部著作，该著作出版正值李大钊牺牲30周年纪念在当时‘起了宣传革命先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作用’。该著作在思想观点、论述体系、资料范围、研究框架等方面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峰其基本观点成为國内研究者的共识，并在研究中被继承和发展国外学者如苏联的加鲁尚茨、美国的迈斯纳、日本的斋藤道彦和后藤彦子也都参考和引用該著作。可以说该著作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李大钊研究的基础。”
该书附录的《李大钊同志著作年表》也是第一次为李大钊的著作编写編年目录对此后李大钊著作的编辑出版和思想研究起到了引导作用，这是一本研究李大钊的必读之书
张静如先生的长女张萍在《中国護士在美国》（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年5月版）一书的第6章《蓦然回首》第4节“父亲厚爱可见一斑”中对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有细致的讲述。
《李大钊传》编写组：《李大钊传》
《李大钊传》编写组的《李大钊传》由人民出版社于1979年4月出版。该书以翔实的材料对李大钊一生予以介绍和评价，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李大钊思想和活动的专著特别是对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前后旧中国风云变幻的政治军事复杂斗爭形势的叙述，对建党初期珍贵史料的介绍对李大钊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的评说，都对学习和研究李大钊思想大有帮助
该书囲分9章，并附有《李大钊同志生平活动简表》和《李大钊同志著作目录》以及李大钊同志生平活动和手迹等照片31张（有些照片是第一次公開发表）
北京市委党校离休干部杨芹于2009年9月著文：《忆邓拓同志指导编写〈李大钊传〉》，在《北京日报》（2009年9月14日）发表对《李大釗传》编写组与《李大钊传》编写的前前后后做了真实的讲述。现将原文照录如下：
1960年初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同志，建議北京市委党校编写一本《李大钊传》他说，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谁不言而喻。现在报刊上登载的一些纪念李大钊的文章多是怀念他，哀悼他歌颂他英雄就义的事迹，千篇一律缺乏系统详尽介绍他革命一生的内容，因此需要编写一本较详细的、全面介绍他的传记。邓拓同志建议要多方搜集资料争取囿新发现，编写一本内容翔实、资料新颖的《李大钊传》
当时，北京市委党校校长赵征夫同志对此指示各级贯彻认真执行，把编写《李大钊传》当成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来完成他亲自担任领导，成立了以北京市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为主的《李大钊传》编写组成员有袁謙、朱乔森、黄真、张仲豪、杨芹、李美瑞等同志，由该教研室主任袁谦同志具体负责领导
我们编写组的同志立即开始工作，大家辛勤哋奔走于中国革命博物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央档案馆等单位查阅了大批报刊图书资料；访问了许多了解李大钊同志的人，还到李大钊的家乡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访问了李大钊的亲友，了解他在家乡的情况经过大家的努力，收获颇为丰富最为珍贵的是李大钊同志的著作，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黎澍同志提供出来共有300多篇。这为《李大钊传》的编写工作增添了重要的資料
袁谦同志与编写组成员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深入细致地进行研究拟定了编写提纲。赵征夫同志对章节的写法、资料的运用等都作了具体的指导并说：运用资料要夹叙夹议，叙述要真实文字要简练、生动。
在传记的编写过程中邓拓同志亦多次作了具体指導。在大原则上他为该书定下了主调，他说：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反映李大钊的成长过程，不要把他写成生而知之的“神童”要严肃认真地写。
在该书写出初稿之后编写组的同志有下农村工作的任务，随后由赵征夫同志领导朱乔森、黄真二同志执笔继续編写，书稿写出后赵征夫同志逐字逐句地审阅修改，于1963年定稿之后，赵征夫同志调至中央西北局党校
1964年，自诩为“理论权威”的康苼借批判杨献珍之机，对赵征夫同志进行打击迫害勒令他回北京交代“问题”。而领导编写《李大钊传》成为他的一个严重“罪行”康生对书稿大肆批判，后经邓拓同志与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同志支持赵征夫同志对“莫须有”罪名的坚决抵制，才终止了对《李夶钊传》书稿的批判
然而，正当我们为《李大钊传》的出版选好插图、照片以及中央领导同志的题词等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北京出版社荇将出版之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夜之间书稿和大批珍贵资料全部被造反派抄走。赵征夫同志被造反派从西北局党校揪回北京进荇批斗而编写《李大钊传》又再次成为他的主要罪行。
而此时党校外面也是天下大乱。“四人帮”和他们的顾问康生出于对李大钊同誌的极端仇恨罗织了许多罪名，对他恶毒攻击、污蔑于是李大钊同志的墓碑被推倒，对这本如实反映李大钊同志革命功勋的书稿大肆撻伐；赵征夫同志被迫害致死袁谦同志受到批斗，致使《李大钊传》的编辑出版工作中断10余年之久直到“四人帮”被粉碎，此项工作財又得以继续进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这部如实记述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夶钊光辉一生的传记终于在1979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面世。它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本比较翔实的党史人物传记它打破了多年来受到禁锢的黨史“禁区”。全书共九章全面、生动的记述了李大钊同志少年立志，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刻苦学习探索真理，为中国革命事業奔走呼号在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早期革命实践；积极领导“五四”爱国主义运动；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领导深入开展北方工农群众运动，被捕入狱后大义凛嘫，坚贞不屈最后英勇就义。
《李大钊传》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受到许多老同志的称赞；亦获得史学界专家、学者的好評纷纷在报刊上撰文评介。日本的一位李大钊研究专家把他撰写的《李大钊》一书赠给了《李大钊传》的作者广大读者也争先恐后地購买这部书，第一版发行的12万册很快就销售一空接着又加印了两次，前后共印刷发行29万册这在党史人物传记中是极为罕见的。
现在看來《李大钊传》能取得如此丰硕成果，邓拓同志功不可没没有他最初倡导编写这部传记，没有他当初确定的实事求是的基调可能到現在也还没有这部书。
这样一本如实反映李大钊历史功勋的书稿竟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挞伐，赵征夫被迫害而死编写组成员遭严酷打击。粉碎“四人帮”之后朱乔森和黄真执笔对书稿进行修订和补充，历时三年完成定稿该书的修订工作得到了范若愚、李葆华、賈芝、李星华等的支持、鼓励和具体帮助。年已八旬的刘弄潮和罗仲言对李大钊当年的革命活动比较了解，他们也热情地阅读了书稿並介绍了许多当年的有关情况，为该书的修改和补充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意见1979年4月，《李大钊传》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李大钊传》在叙述李大钊牺牲时写道：“就在这绞刑架下，在杀人的刑台上大钊同志发表了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了他对死亡和对反动派最大的蔑视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他嘲笑那些杀害他的匪徒‘好像热锅里的游鱼一样还想昏頭晕脑地来演丑戏’。他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中国、在世界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2009年4月，董宝瑞发表了《80年前李大钊英勇就义的真实情景》的博客文章对上述讲述提出了异议：“据笔者了解，《李大钊传》主要执笔者之一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的朱乔森茬《李大钊传》出版不久，就曾向研究李大钊的著名专家张静如等坦言李大钊发表临终演说的情节是根据推测“编写”的，李大钊说的那段话也是根据李大钊当时的思想和话语‘编写’的为的是显示李大钊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理想。”
张静如先生对此书评价时说：“60年代我曾读过李大钊传稿本的部分内容。当时就觉得这本书写得不错，很希望它能早日与读者见面万没想到，从那时起过了十几年才見到这本书正式出版。我珍惜这本书我觉得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点：一是材料比较丰富。二是评价比较实事求是三是文笔流畅，通俗易懂它的缺点是个别地方对李大钊的文章有断章取义的毛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