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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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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科学哲学发展对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的影响
一、 引言&
　　科学与哲学，远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分支，科学哲学创立于20世纪初，它的两端连接着科学和哲学，是哲学家和科学家共同关注的一个领域。它以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为研究对象，探讨科学的本质、科学知识的获得和检验、科学的逻辑结构等有关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
　　相类似的，城市规划作为一门学科，是19世纪末工业革命对城市产生巨大影响之后才兴起的。而城市规划活动及其理论思想，则是伴随着城市的形成、发展而不断演变的。城市规划本身是一个复杂而综合的社会与技术过程，主导其思想演变的除却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外，作为哲学一个影响深远的分支，科学哲学也起着不容忽略的作用。&
　　如前所述，科学哲学萌芽于古希腊时期，真正创立于20世纪初，这两个时期也是城市规划思想起源和发展最重要的时期。与古希腊时期相比，古罗马的哲学和社会思想总体上处于一种全面的庸俗化状态，虽然在技术尤其是工程技术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可是在哲学与科学方面取得的建树很少，其城市规划思想主要也是为实用主义和歌颂皇权、炫耀财富、表彰功绩服务的。而中世纪时期，基督教对世俗和精神世界全面占领，学者们基本上没有学术自由，经院哲学方法上的基本取向是反经验的，科学没有存在的基础，也没有生存的理由和空间，科学方法论的讨论基本上被忽视了。中世纪时期的思想基本上对哲学与科学贡献并不多，其城市规划思想以体现宗教图景和自然秩序为主。因此，本文试图从科学哲学这一视角，着重分析从古希腊时期和近代在学科的萌芽和起源时期，科学哲学的发展对西方城市规划思想演变的影响。&
　　二、 古希腊时期哲学对城市规划思想的启发&
　　古希腊是科学思想的摇篮，近代科学的各个学科，几乎都能在古希腊的科学里找到其思想源头。科学史上的古希腊，不仅指政治历史意义上的古希腊，而是包括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2世纪，跨越政治历史意义上的古希腊、马其顿帝国、古罗马的近8个世纪的时间［1］。&
　　古希腊人对宇宙万物充满着好奇，其思考的对象已触及世界的起源、理性的作用、方法论等方面。古希腊哲学一方面是一种以理性为取向的自然哲学，承认世界运动是有规律的，整个宇宙万物之间是和谐有序的。其中代表的思想有以泰勒士（thales）和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所代表的自然实体主义和以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和柏拉图（plato）所代表的数学形式主义。所谓实体主义是相对于形式主义而言的，它们的共同目标是追问事物的本性。实体主义者把本性问题转换成事物的实体构成问题，形式主义者则把问题转换成事物的构成形式问题。而另一方面，怀疑论者们又认识到知识和理性的相对性和局限性，提倡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这种种的哲学思考和探索，都对古希腊的城市规划思想起着深刻的影响。&
　　（一）《理想国》与泰勒斯和德谟克利特所代表的自然实体主义自然哲学&
　　泰勒斯首先认识到宇宙的和谐性。他提出&万物源于水&的命题，认为宇宙万物起源于水，又复归于水，因此世界是统一的。［2］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则提出原子和虚空的概念，认为万物的本原不是自身也会发生变化的水、土、气、火等具体的物质形态，而是自身不变的物质元素，即原子。原子是最小的、不可见的、不能再分的物质微粒，而虚空是原子运动的场所。由于原子的大小、形态、次序、位置不同，原子彼此的碰撞结合成世界万物。［3］&
　　尽管对宇宙万物本原的描述不同，但古希腊的哲学家们都意识到，在多变的经验感觉之下，大自然其实是有着不变的性质和规律的。这种思想被广泛接受，并被运用于对社会事务的有序安排中。他们认为，在家庭、团队、政府、社会等不同层面上，不同的构成单元有不同的角色和位置，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但同时又相互依赖和协助，共同构成一幅和谐、统一、有序的图景。这些理念为柏拉图的《理想国》提供了思想基础。&
　　《理想国》是柏拉图的著名代表作，书中以对话的形式，叙述了柏拉图对于政治制度和理想城市形态等问题的探索和设想。柏拉图强调这个&理想国（城市）&是用绝对的理性和强制的秩序建立起来的，首先，应该通过劳动分工和社会角色的分类来重整城市秩序；其次，城市居民应分为各个阶层，即哲学家、武士、工匠、农民和奴隶。柏拉图认为，理想国的完整性和均衡性只存在于整体之中，为了城邦应不惜牺牲市民的生活。［4］这种思想对于古希腊后期的城市规划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希波丹姆斯模式&与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所代表的数学形式主义自然哲学&
　　形式主义者力求找到变化背后不变的东西，因而更加发展了抽象思维，强调了概念的重要性。毕达哥拉斯最先提出了数的形式主义，认为&数为万物的本质，宇宙的组织在其规定中是数及其关系的和谐体现。&其后，以巴门尼德（parmenides of elea）为首的爱利亚学派从逻辑上论证了不变的概念才是事物的本质。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进一步发展了理念论，把形式主义推向极端，同时也高扬了理性的地位，把自然之秩序、规则高悬于感性具体多变的自然事物之上。&万物皆数&的数理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想，不但对天文学、物理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也被成功应用到社会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中。&
　　这种哲学思想同样在建筑学和城市规划中得到充分诠释。在建筑学中，不仅可以利用数学原理取得工程成就，而且在建筑形式上追寻数学比例可以求得形式美，以直达世界的本质，感受到和谐的宇宙秩序。古希腊建筑的各部分之间，以及部分与整体之间大多构成和谐的比例关系，直至今日，比例依然是当今建筑师处理建筑形式考虑的重要因素。而希波战争后的城市规划建设中，古希腊法学家希波丹姆斯（hippodamus）提出了一种显现强烈人工痕迹的城市规划模式，即&遵循古希腊哲理，探求几何与数的和谐，强调以棋盘式的路网为城市骨架并构筑明确、规整的城市公共中心，以求得城市整体得秩序和美&。［5］希波丹姆斯模式被大规模应用于希波战争后城市的建设以及古罗马大量的营寨城中。&
　　（三）雅典卫城与普罗泰哥拉为代表的怀疑论学派&
　　在庞大的古希腊哲学体系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毕达哥拉斯等学者在哲学方向上坚持理性主义，注重客观性，认同认识论上的可知论，表现出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但同时，有一批学者从批判的角度，坚持用怀疑的眼光审视一切，致力于寻找理论中的不足和不完备性，寻求理论自身的有效适用边界，从而从另一个角度大力推动了哲学与科学的发展。［6］这些学者被称之为&怀疑论者&。&
　　怀疑论者的代表人物普罗泰哥拉（protagoras）提出了其学派最基本的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他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万物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衡量者&&在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之间恰好存在着重大差别。那些事物是什么，对于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来说是不同的。& 普罗泰哥拉相信民主体制和个人主义，反对权威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效用和价值的感受和标准，统一标准既没有必要，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在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古希腊诸多的城市和建筑群，都突出反映了注重人的尺度、人的感受以及同自然环境协调的思想，不追求平面视图上的平整对称，而是顺应和利用各种复杂地形以构成活泼多变的城市和建筑景观。雅典卫城就是其中的典范代表。&雅典卫城的建筑群布局以自由的、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为原则，既照顾到从卫城四周仰望它时的景观效果，又照顾到人置身其中时的动态视觉美，堪称为西方古典建筑群体组合的最高艺术典范。&［8］&
　　三、 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对城市规划思想的影响&
　　（一）近代主要自然科学与哲学发展回顾&
　　17~19世纪，是欧洲封建社会制度瓦解和灭亡的时期，也是自由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时期，是西欧社会结构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起源于法国的理性与科学思想启蒙运动极大地推动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自然科学精神。启蒙运动使人们相信人类凭借理性能够完善地认识整个世界。近代的自然科学家们相信，确定的知识必须是精确的、经过数学分析的，事物可以通过精确量化来达到确定性的目的。而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分析几何、牛顿（sir isaac newton）和莱布尼兹（gottfriend wilhelm leibniz）的微积分等新数学手段的发明，也为研究复杂现象提供了精确的手段。&
　　与此同时，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偏重于逻辑理性推演的唯理性主义成为推动近现代自然科学进步的有力武器。笛卡尔主义者认为，客观世界是可以被认知的，只要为人类知识找到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即绝对正确的、不容怀疑的第一原理），然后按照演绎逻辑的规则，就可以推导出一切人类知识。这种认识论后人称之为基础论。笛卡尔的哲学思想还强调，认知事物的基本方法是把每一个考察的难题分解为细小的部分，直到可以适当地、圆满地解决的程度为止，然后按照顺序，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地上升到对复杂对象的认识。［9］&
　　另外必须一提的是牛顿力学的机械论自然观，其机械运动观念在几个世纪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正是这种对物质世界存在客观规律性的主体思想和信仰，不断鼓舞、推动着人们对自然的无穷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18、19世纪不仅开启了一个科学方法的新时代，也使之成为一个信仰科学的时代。&
　　在近代一系列的科技革命中，一场生物学的革命极大地动摇了之前人们对人与世界的认识，这就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有关进化论的思想，它指出人类只不过是宇宙中整个生物进化链条中的一环。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摧毁了以人为宇宙中心的传统宇宙观，沉重地打击了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的自我陶醉观念，使人们对世界、对人与人的制度的本质等进行了重新思考，人们开始不再把社会看成是静止的、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进化过程。&［10］&
　　（二）科学哲学影响下的近代主要城市规划思想简述&
　　上述的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发展，对社会各方面的作用广泛而深远，包括催生了城市规划学科的诞生。&
　　在17世纪西方建筑、园林和城市的建设中，强调唯理秩序的古典主义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从思想根源上来说，此时的古典主义是唯理主义的直接产物。&它要求在社会生活和一切文化艺术的式样中建立起高贵的体裁和统一的规则，这些规则是不依赖于感性经验的，是理性的、绝对的、唯一的、超时空的，这种文化为较严格地创造自然或人工环境提供了依据。&［11］在唯理主义思想的主导下，西方古典主义园林呈现出一个个完整而有序的景观。而建筑师和规划师们随即从中提取了规整、平直的道路系统和圆形交叉点的美学潜力，并迅速将之运用到整个城市空间体系中。这种古典主义城市规划思想，为其后西方各国的城市建设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18、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更由于工业革命的巨大推动力，使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急剧城市化使城市产生了大量严重的社会问题，城市生活质量的极度下降使人们深感不安，力图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前述的基础论和唯理性，使人们相信物质世界存在基本原理和客观规律性，不少怀有社会良知的思想家们开始构思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国家和城市形态。摩尔（thomas more）、圣西门（henri saint-simon）、傅立叶（charles fourier）、欧文（robert owen）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哲学背景下产生的，而他们所认同的解决问题的基础和根本途径，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民主社会。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虽然很不成熟，在当时的小范围社会实践中也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但其进步性对其后的城市规划思想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的&田园城市&思想。&
　　近代自然科学对自然界的全面探索，也促使了人们对社会现象的全面考察。19世纪90年代，霍华德受伦敦政府的委托，对当时英国的城市进行调查，并提出一整套整治方案。于是，霍华德对各种社会问题如土地所有制、税收、城市贫困、城市膨胀、生活环境恶化等，都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思考。他认为，只要牢牢掌握了简单的事实，社会的剧烈变革就会迅速开始。他倡导一种全面社会改革的思想，对城市的性质定位、社会构成、空间形态、运作机制、管理模式等进行了全面的探索。［12］霍华德的规划思想，充分体现了19世纪末人们对于人与世界之间关系认知的改变，把严峻复杂的社会问题与环境问题综合考虑，以改良社会为城市规划的目标取向，设想了一种先驱性的模式，将物质规划与社会规划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霍华德也被誉为近代人本主义规划思想的两位大师之一。&
　　作为一名生物学家，另一位人本主义规划思想大师盖迪斯（patrick geddes）的规划思想，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烙印更加明显。盖迪斯强调城市规划不仅要注重研究物质环境，更要重视研究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他提出&城市学&的概念，指出&城市改造者必须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复杂统一体，其中的各种行动和思想都是有机联系的&。除了强调城市研究方法的综合性，盖迪斯还提出了区域协同的综合观，首创了区域规划的综合研究。同时，他还极度重视人文要素与地域要素在城市规划中的基础作用，他的思想体现了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13］盖迪斯对城市问题的认识，在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更飞跃了一个层次，不但为近现代城市规划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
　　近代各类城市规划思想活跃，与霍华德、盖迪斯等人文主义者不同的，是一些深受唯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影响的工程师和建筑师。他们基于近现代技术提出了各种被后人称之为&机械理性城市思想&的城市规划主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马塔（autoro soriay mata）的带形城市模式和戈涅（(tony garnier）的工业城市模式。这些城市规划思想，深受笛卡尔由分解到综合的机械论思想影响，强调功能分区和城市空间分布的秩序，对此后的《雅典宪章》的城市功能分区思想奠定了基础。&
　　四、 结语&
　　科学哲学的萌芽、起源和演变，都与同时代的自然科学发展密切相关。同样，西方城市规划&
　　思想的诞生、发展和创新，都具有深远的社会文化背景、自然科学条件以及哲学基础，每一种思想都有其独特鲜明的智慧特征。本文把这两门学科的发展联系起来，并结合同时期的自然科学成就进行分析，希望能为强化城市规划学科的基础研究，拓展其思想空间作一些有益的尝试。
更多优秀文章尽在探析“梁陈方案”及其对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实践的影响--《宁波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
探析“梁陈方案”及其对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实践的影响
【摘要】：国内外对“梁陈方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建筑学、城乡规划学等领域，讨论的核心也围绕历史古城保护，都为北京古城格局的消失而扼腕、为北京没有践行“梁陈方案”兼顾保护与发展并重的规划而痛惜。文章结合人文地理学，从历史文化、经济政策环境及城市可持续发展等层面对“梁陈方案”做探索性研究，试图把“梁陈方案”中被忽略的有关城市保护、传承和发展的问题做梳理，捕捉其对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实践的影响。
文章首先提出“梁陈方案”的核心价值包括历史古城保护与城市疏散发展两个层面。以“梁陈方案”的主要内容为基础资料、采用层次分析法从古城保护与新城建设、道路交通及市政建设、国家经济与国家政策三个层面对其核心价值进行梳理研究，并把与“梁陈方案”同一时期的多个北京城市建设方案（包括苏联专家方案和朱赵方案）进行比较分析，从城市规划实践的可实施性肯定“梁陈方案”的科学性。
其次，把“梁陈方案”的核心思想与中国“首都”文化做比较分析，梳理出“梁陈方案”和新中国对待古代中国都城文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上的不同和矛盾。即“梁陈方案”是把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和方法与古代中国都城规划思想进行结合，新中国在对待首都北京的建设发展上则是极力在古代中国都城规划思想之上强调新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
最后，从“梁陈方案”提出的历史古城保护和城市疏散发展两个核心价值层面为切入点，运用城市比较研究的分析方法，选择北京、苏州、深圳三个城市进行实例研究。明确提出“梁陈方案”的历史价值不仅仅是历史古城保护方面，更在于其对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实践的理论指导。
【关键词】：
【学位授予单位】：宁波大学【学位级别】：硕士【学位授予年份】：2014【分类号】：TU984.114【目录】：
摘要4-5Abstract5-91. 绪论9-17 1.1 课题研究的背景9 1.2 课题研究的意义9-10
1.2.1 理论意义9-10
1.2.2 现实意义10 1.3 课题相关概念与理论界定10-12
1.3.1 梁陈方案10
1.3.2 城市规划10-11
1.3.3 历史古城保护11
1.3.4 区域疏散11-12 1.4 研究方法与框架12-13
1.4.1 基本方法12
1.4.2 分析方法12-13
1.4.3 技术路线13 1.5 国内外研究综述13-17
1.5.1 “梁陈方案”的研究论述13-15
1.5.2 对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实践的研究15-172.“梁陈方案”的主要内容17-22 2.1 “梁陈方案”的诞生17 2.2 “梁陈方案”的主要内容17-22
2.2.1 发展古城西郊，建设新中心18-20
2.2.2 突出民族文化特色，避免“崇洋媚外”20-223.“梁陈方案”的分析研究22-30 3.1 古城保护与新城建设22-23 3.2 道路交通及市政建设23-24 3.3 国家经济与国家政策24-26
3.3.1 薄弱的国家经济基础24-25
3.3.2 单一的国家政策基础25-26 3.4 建国初期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多方案比较研究26-30
3.4.1 “苏联专家方案”与“梁陈方案”26-28
3.4.2 “朱赵方案”与“梁陈方案”28-304. 中国都城文化与“梁陈方案”的核心思想30-43 4.1 探究古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都城规划的文化表达30-35
4.1.1 文化史层说30
4.1.2 先秦时期古代中国都城规划的文化表达30-32
4.1.3 秦汉以后古代中国都城规划的文化表达32-35 4.2 北京“首都”文化传承与“梁陈方案”35-40
4.2.1 北京：中国首都文化的传承者35-38
4.2.2 “梁陈方案”对北京“首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38-40 4.3 新中国的“首都”文化情结与执政意识40-42
4.3.1 新中国的“首都”文化情结40-42
4.3.2 新中国执政阶层“以民为本”的执政意识42 4.4 “梁陈方案”对中国都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42-435.“梁陈方案”对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实践影响的实例研究43-50 5.1 “梁陈方案”对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实践的影响43 5.2 北京——“梁陈方案”思想的形式43-45 5.3 苏州——“梁陈方案”思想的结构45-47 5.4 深圳——“梁陈方案”思想在新时代的诠释47-49 5.5 小结49-506.研究结论及展望50-52 6.1 研究结论50-51 6.2 研究展望51-52参考文献52-55致谢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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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过程中权力结构的政治分析——基于20世纪90年代上海城市规划制度与实践的研究
作为一项涉及利益分配的社会实践，城市规划是特定社会共同体就未来空间的使用方式
进行公共决策并达成一致的过程，它不仅是一个技术过程，更是一个政治过程。但在现有的
规划研究中，政治是作为既定的体制因素被排除在规划理论视野以外的。论文从城市规划过
程的政治特征入手，对规划过程中的权力结构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
论文首先从政治科学研究的传统出发，对不同政治思想中的权力结构理论进行了考察，
以此为基础明确论文对权力结构的基本认识；进而讨论和比较了不同时期政治研究的主要方
法，确立以制度性理性选择作为论文的方法论基础，并结合城市规划过程的基本特征形成了
针对城市规划过程的权力结构分析框架。
在该分析框架的指导下，论文以20世纪90年代上海城市规划的制度和实践为研究对象，
分别对城市规划过程的外部环境、城市规划的制度安排、规划过程中的主体以及主体之间的
互动进行了考察。其中①对外部环境的考察又包括：上海城市开发的基本情况、制度环境的
变迁以及城市开发中的基本政治经济关系；②对制度的考察则从历史演进和制度构成两个方
面展开，对制度演进的基本脉络和现行规划制度的主导特征进行了归纳；③对主体的分析主
要以理性自利为基本假设，对规划过程中的不同主体的行为动机、制约、策略以及影响力进
行了剖析，为理解主体间的互动提供重要依据；④在互动分析中，论文结合案例，从规划议
程确立、规划编制过程、规划合法化过程和规划许可过程四个选择“情境”入手，对每个情
境中的主体行为及其相互影响进行考察。
在以上四个层面分析的基础上，论文对规划过程中的权力结构进行了归纳，指出“政策
网络”模型可以较好地概括20世纪90年代上海城市规划过程中的权力结构。在此基础上，
论文强调了制度对规划过程以及规划结果的重要意义，指出现有制度安排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并就完善规划制度提出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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