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这部纪录片以24节气为节点，记录了淄博一个名叫杓峪村的地方的一年，焦波和他的团队，在村里住了足足373个日夜。在焦波之前，也有不少关于乡村的记录 和书写，无论是《中国农民调查》，还是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带着团队回到故乡寻找“饥饿年代”的拍摄，又或者是作家梁鸿对家乡梁庄的书写，都带来了一定的反响，同时也是对某种限定的冒犯。▲纪录片摄制组和杓峪村村民合影焦波：我的镜头不应离开土地2012年元旦，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张宏森和焦波闲聊时，说想拍部题为《乡村里的中国》的农村纪实性影片。大致策划是聚焦一个村庄，按照24节气记录村庄整年的变化和风情，要拍出农民身上的坚韧信念和遇到的困难挫折，但更重要的是困难挫折中的坚持。“不要拍成一般意义上的宣传片，也不能拍成消极灰暗的东西；必须在村里拍上整整一年，一天也不要离开。”焦波拍《俺爹俺娘》历时30年，拍《中国百姓故事》、《汶川地震孤儿》也是坚持数年，张宏森希望焦波能试试。彼时的焦波已在山东老家承包了千亩山林，准备回归乡野村夫的生活。因此，当接到拍摄《乡村里的中国》的要求时，想到养育了自己的沂蒙山，焦波不假思索就答应了。至今仍喜欢挽起裤腿、啃煎饼卷大葱的他，被妻子笑指为“城市农民”。焦波很坦然：“我就是农民，我的镜头不应该离开土地。”淄博市委市政府、沂源县委县政府都给予了支持，电影局也拨付了一定费用，但买完拍摄设备和车辆，焦波发现经费已捉襟见肘。请不起专业的摄像、剪辑、导演，在高校任客座教授的焦波开始在自己的学生中物色人选。最后他选了五个人: 四川传媒学院的大四学生剧玺博、李梦龙，淄博职业学院的专科生刘晓晨、陈青。还有被焦波收为徒弟的汶川地震孤儿刘明富，5个人平均年龄只有21岁。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没有名校光环的年轻人，凭借热情、刻苦和专注，展现了别样的才华。“永远别对孩子失望，不是名校的学生照样能够拍出好片。”影片试映后，焦波对观众席上的家长这样说。带着“零经验团队”，片子怎么拍，焦波不清楚。“但我知道一定会拍到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农民的诉求和困境是什么？农民一直坚持的信念又是什么？”他理解的农民，绝非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者。焦波带领团队走访了沂蒙山数个村庄。在杓峪村口，焦波遇到村里的两个大学生，也是后来片中的重要人物：杜滨才、杜海龙。杜滨才几句热情的介绍抓住了焦波的心：“我连续三年导演了村里的春节联欢会，他（指杜海龙）跳迈克尔·杰克逊的街舞跳得可好了。”焦波提出跟他们到村里看看。▲杜深忠在家中接受采访“文化人”杜深忠：我对土地没有感情杜海龙领着焦波几人回了家。家徒四壁的小屋，墙上却贴满了奖状，焦波暗想：“这孩子家教肯定不错。”杜海龙的父亲，满脸沟壑的杜深忠正蹲在地上用蘸水的毛笔练书法。焦波说明来意：想拍部记录村里人生活的片子。杜深忠的妻子张兆珍放下手里的活计，快人快语地接话：“拍戏？俺这一辈子就是战争戏！”她向焦波埋怨丈夫“头顶火炭不觉热”，家里这么穷，他却总想着看书写字弹曲儿。“没钱买宣纸，他就天天蘸水在地上写。”杜深忠把脖子一扭：“焦老师你看，太阳亮光从门口照进来一块地方，在我眼里就是一张很好的宣纸。”焦波心里的弦被猛地一拨，“这话太有艺术感觉了！”眼前这位兄弟，内心对美何其敏锐。焦波明白，在中国任何一个村庄，都有杜深忠这样的才人。杜深忠和妻子的矛盾，不正是农民精神需求和物质现实的矛盾吗？焦波当即决定，扎在杓峪村，拍杜深忠。日，农历正月十三，立春。摄制组租下村里一个小院，挂上“村儿电影社”的牌子，拍摄正式开始。摄制组的到来，让杜深忠第一次有了被理解的幸福感。他是村里有名的“文化人”，年轻时当过四年炮兵，退伍后在“中庄乡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又干了六七年。不甘于种地的他平日最爱读书看报，还参加过鲁迅文学院的函授课和培训班，向许多报刊投稿，可惜均石沉大海。“你们《中国青年报》我从1978年就开始订了！”昏暗的小屋里，杜深忠从桌下翻出厚厚几沓发黄变脆的剪报本，里面贴满了《中国青年报》等大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报道，“比如写那个张海迪，写得真好！”然而随着两个儿女的出世，家中经济愈发紧张，杜深忠不得不忍痛割舍了订报的习惯。杜深忠尊敬知识分子，听说焦波拍过《俺爹俺娘》，他更是敬佩：“焦老师那么有成就的人物，俺吃啥他吃啥，俺躺地里他也躺地里。”真正使焦波走入杜深忠内心的，是两人在坟前的一场对话。一次焦波跟拍杜深忠参加族人葬礼，杜深忠指着一座坟对焦波说，那就是俺爹俺娘的坟。“老人在这里，我太不恭敬了。”焦波跪下，对坟磕了三个头。杜深忠惊讶又感动。“焦老师，你把摄像机和录音笔都关了吧，我跟你说说心里话。”“都说农民对土地有感情，我对土地一点感情也没有！就是没办法，无奈。如果有，何必叫孩子千方百计出去上学？”焦波一愣，百感交集。“兄弟，你怎么不让我录呢？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啊！如果当年我没走出大山，我就是今天的你。”片中，杜深忠多次表达过对土地的失望。他辛苦一年收获七千三百来斤苹果，却只挣了七八千元。他对同村人慨叹：“这些年我在果树上付出的努力已经很多很多，但花十分代价得不到三分收入。”村民很有同感：“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裤子改棉袄。”“土地能给予农民什么？一年几千块钱收入，说实在的，对得起他们么？”焦波理解，杜深忠对土地的复杂情感，是“爱之深，恨之切”。杜深忠很在意这片青山热土。看到村民把古树卖到城里搞绿化，杜愤愤地说：“这叫剜大腿上的肉贴到脸上！只看见钱了。”杜深忠瞧不上“只看见钱”的人。“我觉得人的素质上不去，物质反而成了负担，物质和精神要对应起来。”他坐在屋里的小马扎上，一脸郑重地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杜深忠一直梦想拥有一把琵琶，“听到琵琶动静心里就舒服”，并最终咬牙到城里花690元买了一把，对妻子撒谎说是490元。后来发现真相的妻子火了：“你为这个家庭想吗？谁没有鞋？谁没有棉袄？……你想吗？”“人需要吃饭，可精神也需要填补！”杜深忠争辩道。杜深忠夫妇的矛盾，让杨浪极为感慨。杨浪是焦波的朋友，也是焦波眼中具有“大情怀”的文人。他多次免费提供放映厅，让这部影片在海航旗下影院试映。周六的连续三场试映，也是他的一个试验：“让口碑反过来证明影片的价值”。“都说纪录片难上院线，因为观众觉得不好看。你们告诉我这个片子好看吗？”一场试映结束后，杨浪问观众。观众连连点头，笑声和泪水说明了一切。“我会推荐给更多的朋友”，这是许多观众的回答。村支书张自恩：干一年支部书记，就赚了一肚子酒拍摄之初，焦波曾打算以杜深忠作为唯一主线。后来和该片制片人、中央新影集团总裁高峰探讨，高峰建议：“选三条主线，影片在结构上会比较稳妥，一条线出了问题还有两条线撑着。”焦波立马想到了杓峪村的村支书张自恩，一个整天为村里人东跑西颠的沂蒙汉子。张自恩在部队当过四年后勤兵，退伍回乡后，从2002年起担任村支书至今。他工作热忱，一张圆脸上常挂着憨笑，在村中费力斡旋。焦波觉得，张自恩表现了中国基层治理的生态，“他或许不是优秀村官代表，但肯定是个有代表性的村官”。刚开始，被跟拍的张自恩觉得“很不自在”，但时间一长也习惯了，“对着镜头，好孬照说。”镜头追随张自恩的身影，记录下了整个村庄的轨迹：村口因修建小广场砍树，村民和张自恩起了争执；为了让村里脱贫，张自恩不断去旅游开发公司寻找机缘；村民张光爱与张光学的纠纷愈演愈烈，张自恩在中间反复“灭火”；更有村民怀疑张自恩贪污，不断上访要求查账……片中，张自恩语带辛酸地总结自己一年的工作：“干一年支部书记，也就是赚了一肚子酒。”一晚，张自恩在山上呆坐了几个小时后，跑去敲焦波的门。见到焦波，这个粗鲁大汉眼泪刷得掉下来。“焦老师，我里里外外不是人……”当时，政府已对村中账目审查多次，并未发现问题，但村民却认为“上面有人包庇张自恩”。焦波相信张自恩的为人：“他为村里争取项目，经常提着自家的鸡蛋去送礼。”“你当过兵、见过世面，还能被这点事情打垮？再说，你也要理解群众。”焦波给张自恩宽心。张自恩慢慢平静下来，第二天，又照常为村里的事忙活。面对矛盾，张自恩有时会骂脏话，但在焦波看来，这才是广大村干部的真实状态：“你总不能要求他坐下来讲马列主义吧！”他认为，中国有无数张自恩这样的基层干部，并不高大全，但充满想把工作干好的“正能量”。“张自恩的烦恼，道出了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难点。”该片在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展映时，一段情节让部分西方观众感到不解：过年时，张自恩提着礼品，去给那位怀疑他贪污的年长村民拜年。“冲突还没解决，怎么就准备皆大欢喜过年了？”一位法国人问焦波。焦波告诉他：“这就是中国人，再大的事，年总是要过的。”在家中，张自恩坐在泛黄的毛泽东、邓小平像下，对记者解释当时的动机：“毕竟我是个爷们，再说作为村支书，过年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我都要去探望，不能把他落下啊。”“以知识换命运”、“以人肉换猪肉”：乡村年轻一代的两种人生以杜滨才等人为代表的村里年轻一代的命运，则是该片的另一条主线。杜滨才四岁时，父亲杜洪法患精神病，母亲另嫁他乡，他由父亲抚养长大。杜滨才自小刻苦，考入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后，还曾荣获“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提名，是父亲唯一的骄傲。而对于家，杜滨才的感情是复杂的。片中他对父亲说：“我不愿意回这个破家，这个破家对我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也同样是他，在杓峪村第四届春节联欢会上，含泪唱了一首《父亲》：“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只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在剧玺博眼中，杜滨才已不能算是农村人了，“在城市学习生活，杜滨才的思维方式已经和农村的父辈截然不同”。眼下，毕业后的杜滨才如愿在济南一家旅游公司担任导游，常在微博上分享自己天南地北的见识。杜深忠也盼望在聊城大学读电子商务的儿子杜海龙毕业后能在城里谋份体面差事，“以知识换命运”。片中一个长镜头，记录下杜深忠对儿子的教育：“一些人说对土地有感情，实际上我一开始对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他把曾经在父母坟前对焦波说过的这句话，又砸给了儿子。“这个土地不养人，咱这里的这二亩贫瘠土地不养人。所以说我多么盼望着你成才!”“你别看我一辈子不成功，不成功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还说明问题！这是一辈子的心血，一辈子的泪。”焦波和学生们在镜头后屏息凝神。焦波感叹：“再伟大的演员，也说不出这样的台词！”影片之外，杜海龙并未完全按照父亲期望的轨迹生活。明年夏天毕业的杜海龙不想应聘“铁饭碗”，反而和五个同学合伙创业，在微信上开了一个卖水果的电商平台——“微果坊”，为聊城师生提供线上订购服务，生意不错。“虽然现在‘微果坊’还刚起步，但我相信未来可以做大做强。”谈起梦想，杜海龙像父亲一样执著，尽管父亲对他“毕业卖果子”的选择并不理解。不同于杜滨才、杜海龙，现实中多数乡村青年还是走上了外出打工的道路。杜深忠把外出打工比喻为“拿着人肉换猪肉吃”。片中，年轻村民张自军在贵州某工地打工时从高架摔落，不治身亡，留下一个年幼的儿子。下葬时，幼子指着墓坑好奇发问：“那是俺爸爸的家吗？门口怎么这么小。”葬礼结束，杜深忠哀叹：“山里的孩子出去打工，真是个要命的事。农民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都是被逼出去的。”杜深忠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早年他为凑孩子学费出去打工，“攒了一把辛酸泪”。一连五年他都在农闲时去莱州，帮玉米贩子收割玉米，每天每亩地不过挣几十元；收完玉米就又去工地搬砖。没日没夜的苦干让他提前衰老了，数载下来，正值壮年的他牙齿掉了13颗。每次看片中葬礼部分，焦波都会湿了眼眶。他希望乡村能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少些“人肉换猪肉”的悲剧。乡村最需要被了解、理解和重视因为该片的拍摄，杓峪村，以及许多和这个村庄有关的人，都在发生可喜的改变。淄博一家绿色食品公司的老总在看过试映后，当即决定要在杓峪村建“乡村书屋”，让村民有好书看。一些学者也对村中优美环境和悠久民俗大为赞叹，准备申请相关保护项目，留住乡愁。更有村民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摄制组开拍以来，“俺们村里打架斗殴的少了。”连曾经孤僻的杜滨才父亲杜洪法，也变得热情、注重仪表了。被改变更多的则是摄制组的五个年轻人。入组之初，他们都不大明白：农村有啥好拍的？还指望拿龙标、进院线、获大奖？而现在，他们懂了。制片主任刘晓晨说，农村是中国的根，“希望将来能拍遍各省农村”；导演、剪辑兼摄像的剧玺博表示，“不管今后如何发展，乡村都会是我关注的对象”；导演兼摄像李梦龙则把杓峪村比作“第二故乡”；导演助理陈青和摄像小北川对未来还没有明确想法，只想跟着焦老师，把触摸乡村的路走到底。总导演焦波感到任重道远。他想通过镜头，唤起人们对乡土的了解、理解和重视，从而推动乡村的进步。“整个农村最需要的就是了解而非想象，它不代表桃花源，也不代表脏乱差。那片土地，我觉得大有希望。”“了解之后才是理解。农民面对困境会发泄情绪，比如有的嚷嚷：‘我看透了法律！’但她并没有恶意，相反，农民是最宽容的一群人。”“只有真正理解农村，才可能对农村问题投以重视。保护乡村，不是保护贫穷，也不是把农民赶上楼房，而是让乡村真正宜居。总之，要实现中央领导提出的‘望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美好愿景。”眼下，焦波团队正在由合作单位、淄博职业学院提供的办公室内，为影片剪辑不同版本，准备到国外参赛，让世界认识乡土中国。刘晓晨乐观地说：“如果在国外多拿些奖，可能日后国内公映时观众更多，票房大卖！”许多业内人士都对该片表示盛赞。被誉为“中国纪录片之父”、张艺谋的恩师司徒兆敦教授更是指出：“纪录片不追求短暂的即时性，而是追求永恒。《乡村里的中国》正是这样一种追求的成果。”高峰说：“纪录片最大的价值在于社会认知。当下的纪录片有很大误区，只关注所谓历史文化，关注动植物却不关注人，尤其不关注底层人民，而这部影片体现了纪录片的真正价值。”焦波的态度则十分谨慎。尽管拿到公映许可证已近一年，可对纪录片公映后的票房，他很没把握。“国内纪录片市场出现过三部片子加起来只有几十万票房的惨剧。”高峰也坦言，纪录片的票房可遇不可求，“国家政策层面应该鼓励建设专门播放纪录电影的院线。”2013年纪录片蓝皮书显示，去年中国电影总票房170亿元，纪录片票房仅130万元，不如热门电影一天的票房。被专业人士看好的纪录片《千锤百炼》在国内上映后，票房就曾遭遇惨败。杨浪则认为，纪录片院线市场的培育是一个长期过程，破票房困局，或许可以从“口碑”起步，这也是他一直支持《乡村里的中国》试映的原因。周六下午试映时“一票难求”的景象，给了焦波信心。散场后，他被观众团团围住，交流感受。几乎没人注意到他激动神情下发白的脸色——身患糖尿病的他为了影片宣传，已经连续几天没有休息好了。与此同时，在杓峪村家中的杜深忠正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视，他是全村唯一每天都看《新闻联播》的人。有人告诉他，焦老师的片子火了，“你可能就成名人了”。杜深忠说：“什么名人不名人，咱就是种地的。”但闲暇时，他还是喜欢“不务正业”，推着独轮小车上山找好看的石头，根据花纹刻上不同节气名。他指着一块充满裂隙的石头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这些条条就像钻出土的虫子，所以我刻上了‘惊蛰’俩字。”杜深忠对焦波说过，自己最渴望拥有一间书屋，有书架和明亮的窗户，门口再放块泰山石，刻上“松石书屋”四字。焦波说，如果影片影响力越来越大，杜深忠的这个愿望，离实现还远么？本文选自中国青年报欢迎热爱乡土的朋友，加群交流乡土人文地理(h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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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24年来一直带领全村人由贫变富的村党支部书记庞玉芹因病去世的消息一传开，全村人悲伤，男女老少落泪。庞支书生前帮助解决过生活困难的村民，带着一家老小，流着长泪为庞玉芹送别；庞玉芹生前批评教育过的村民，也赶到灵堂前，含泪诉说庞支书的公正善良；庞支书背着干馍跑项目建起的学校的老师学生们，默默感恩这位为山区后代造福的人；一些在外地打工的村民，也连夜赶回村里，要看他们“庞支书”最后一眼；临潼区各级领导来到了庞玉芹家里，要送庞玉芹最后一程……　　这位被群众深深感念的庞玉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从外表看，庞玉芹实在貌不惊人：她躯干佝偻，身高仅有1.5米，是先天脊柱畸形的残疾人。　　正是这个佝偻着身躯的残疾女人，连续24年担任南刘村党支部书记，带领当初最贫瘠的“烂刘村”变成了马额街道办事处的“一流村”、临潼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也正是这个佝偻了一生的庞玉芹，用自己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公道之心，赢得了最珍贵的民心和最崇高的尊敬，获得了省、市妇联三八红旗手，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模等荣誉称号。　　“一个残疾女人能当了南刘村的家，关键是她为人正直、办事公道，心里装满了群众。”　　――南刘村现任村主任王胜“庞玉芹虽然身体残疾，但我们大家尊服她，因为她为人正直，办事公道，与她一起干事，大家觉得心里踏实。”南刘村现任村主任王胜与庞玉芹一起共事了十几年，他这样评价庞玉芹。　　1944年12月出生于临潼代王的庞玉芹，初中毕业因为家贫没有继续上学。她在20岁时嫁给了南刘村的一个兽医，生有一儿一女。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庞玉芹先后担任过南刘村的会计、出纳、计生专干、妇联主任等村干部职位，一直到1986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南刘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庞玉芹还在南刘村四组任组干部。当时把人民公社时期形成的集体财产如何分配，成为村民们最关注的一件大事，很多人动了心思，一些家里人多体壮的人认为生产队散了，拉骡子牵马可是个好机会，一定要趁势抢到大便宜；一般群众都想分到大件的、值钱的财物；还有不少人认定，村干部肯定要仗着自己的权势，先分先抢，多拿多占。集体财物还正在准备分，村里已经弥漫着一种不满的情绪，有的甚至要动手抢。　　面对一触即发的群体纠葛事端，庞玉芹召集全组的党员和德高望重的老年人开会说：“改革开放，生产队要解散了，但村上的人心不能散，南刘村无论怎么发展，都是为了大家过好日子。眼下，一定要把农业社攒下的这些家当，公道地分配给每个村民，这样，咱全村的人心就不会散，全村人干事就能一股劲。”　　在庞玉芹的说服引导下，邀请了村里的党员和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组成分配小组主持分配；按照分配小组意见，将所有的集体财物进行编号、估价，让村民依次抓阄来决定各家分到的东西和需要给集体补交的钱款。为了真正做到分配公道，让群众满意，庞玉芹有意不参与抓阄，直到最后只剩下了一个废弃的独轮车的木轮子。面对这个木轮子，庞玉芹犹豫了：“这是解放初单轮土车子的木轮子，到如今实在没有用，但如果嫌弃都没人要，整个分配就不会公道，不仅集体的财产受到损失，而且公道的分配方案又会被否定。”她便主动要求分配小组作价，花钱买回了这个木轮子。庞玉芹的儿子刘少毅回忆说：“这件事情，我听我奶说了多年，我家不缺也用不上这车轮子，我妈买它只是为了主持‘公道’。”像这样的很多事情，让南刘村的群众深深感到，这个残疾瘦小的女人，心里装的是大家，装的是集体，装的是公道。　　庞玉芹的公道品德，早被老支书王永德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从建国初就一直担任村支部书记的王永德，选支部接班人时对支委们讲：“你们不要看庞玉芹身体不行，脑瓜子可好得很，主要是办事公道，有了公道心，全村人跟她干不会错。”　　1986年，庞玉芹作为南刘村历史上第一位女支部书记，肩负着镇党委的重托和全村乡亲们的厚望，挑起了改变“烂刘”村面貌的重担。　　位于骊山北麓的南刘村，地处旱塬，自然条件特别差，全村282户1020多人，就靠1500亩干旱贫瘠的土地生活，是当时马额镇（现在改名为马额街道办）首屈一指的贫穷村，人民公社时期，一个劳动日值5分钱，地里庄稼多年一直是“种一亩，收两瓢”，因穷曾被戏谑为“烂刘村”、“稀屎刘”。　　接手这样一个烂摊子，村里部分人小看庞玉芹，有人说，健康人把这烂村越搞越烂了，现在让个“背锅”女人领上，等着全村讨饭吧。庞玉芹也十分为难，也可能正是自小的残疾激发她长成了一股不服输的争胜好强心劲，庞玉芹一上任，就到南刘村的土地上转悠，在周围的村子里观察着，贫瘠的山坡地和一些村民的看不起，反倒激发了她勇于担当的信心支撑。　　“说实话，能不能让南刘村脱贫致富，我心里并没有底。而且，那个时候，土地承包到户仅仅只有三四年的时间，农村到底应该怎样发展，在我们周围，也没有成功的例子。但南刘村人不该天生受穷，南刘村不能永远落后，却成为我战胜困难，带领村民打翻身仗的信心。”这是2000年，庞玉芹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时，在汇报材料里表露当时的心里话。　　“群众不敢种西瓜，是怕种不成西瓜反丢了‘芝麻’。我先在自家地里做试验，让群众看到结果再行动。”　　――庞玉芹　　庞玉芹上任以后做的第一件让人心服口服的大事，就是种西瓜，让温饱问题得到解决的群众有钱花。　　一天，庞玉芹去马额镇赶集，被集市上一个生意红火的西瓜摊给吸引住了。看着那个卖西瓜的外地人忙碌地过秤、收钱，看着群众围着西瓜摊挑选西瓜，庞玉芹忽然觉得心里亮堂了：“自己苦苦寻找的不就是这样的机会吗？西瓜价钱这么好，销路这么好，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种西瓜呢？”　　从市场上找到主意的庞玉芹匆匆赶回家，召集村干部开会，提出发展经济作物。村委会干部都很支持，可是对群众一讲，响应的人并不多。“有些人还说起了风凉话，说庞支书是想钱想疯了，南刘村几辈人都是以种粮为主，可别到时候西瓜种不好，连‘芝麻’都丢了。”现在，南刘村几位老年村民还能回忆起当年的情景。　　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庞玉芹心里很着急。她晚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群众不听我的，并不是群众的问题，群众讲究的是实惠，你没有让他们看到结果，他们凭什么相信你呢？”庞玉芹反思后，决定自己先试种西瓜。　　那一年秋季，庞玉芹首先在自己家的土地上搞起了产业结构调整试验，划出了一亩地作为试验田。为了搞好试验，让群众有信心，庞玉芹拖着残疾的身体，到临潼农技站请来技术人员指导，虚心学习小麦、西瓜、棉花的套种技术。一年下来，庞玉芹的试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年收获小麦225公斤，是原来亩产小麦的两倍；收获棉花30公斤，西瓜净收入1300余元。　　一亩地竟然能取得这么好的收益，这在过去的南刘村人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庞玉芹用自己的行动引起多年穷怕了的村民的关注和信服。村民们纷纷登门请教庞玉芹，并在自家的土地上大胆实践。短短时间内，小麦、瓜菜、棉花等间作套种技术在南刘村迅速推广开来，农民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效益，他们都打心眼里佩服这位身体残疾的女支书。“人心齐，泰山移”，南刘村正式迈上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子。　　几年的产业结构调整使“种一亩，收两瓢”的贫瘠土地一下子变成了南刘村致富脱贫的保障，全村家家户户都学着庞玉芹种瓜种豆种小麦，套种棉花和蔬菜，南刘人再不因地而贫了。这个时候，庞玉芹又坐不住了。祖祖辈辈种庄稼的庞玉芹明白，无论怎么在土地上使劲下功夫，也抵不过城里人不断变化的生活。1990年，她根据村民种地难以继续增产增收的实际，又动员群众大力发展养殖业，再给南刘村趟开一条致富路。庞玉芹仿照上次种西瓜的做法，没再动员群众，她自己先养了一头母猪，当年就产猪仔25头、收入2300余元。看到庞玉芹家的丰厚收入，南刘村又刮起了群众养猪的热潮，几乎家家户户饲养了母猪。南刘村也因此有了一个新绰号，被周边村民们称为“母猪刘”。南刘村由以前的传统单一型农业，迅速转变为以种植、养殖为主的多种经营性农业。直至今日，南刘村还有很多人家在养母猪,村主任王胜家现在就养了几十头猪。　　“南刘想富，必修水库。”　　――南刘村民　　――临潼区农业专家　　“土地分到户，劳力很自由，现在要修水库，只有公道分配任务，有人的出力，没人的出款，才能真正把大家组织调动起来。”　　――庞玉芹　　1994年，对50岁的庞玉芹来说，是她就任南刘村支书的第九个年头；更是她人生中最为悲喜交加的一年。　　这一年大旱，南刘村1500多亩土地被烈日烧烤得几乎要喷火。玉米、蔬菜几近绝收，小麦减产一半以上，群众吃水都成了问题。面对巨大的自然灾害，庞玉芹回想起老一辈南刘人和县上农业专家对南刘的一句话“南刘想富，必修水库。”她深深地意识到，靠天吃饭是不行的，仅有产业结构调整也不行。要彻底摆脱贫困，解决制约南刘村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就要解决水的问题，将靠天吃饭变成靠自己吃饭。　　南刘村三面环沟，一面靠山。深达百米的南刘沟里常年溪水流淌，是修水库的好地方。庞玉芹与村委会成员商量后，大家一致认为，如果能在沟里修建水库，将1500亩旱地变成水浇田，群众的收成就有保障，富裕的生活就有希望。经过初步估算，兴修水库大概需要资金40多万元。而南刘村4万元也拿不出来。全村当时900多人，多一半人认为这是“说梦话”、“瞎嚷嚷”，再说，土地全分到各家各户，修水渠要占用土地，没有人愿意。修水库需要很多劳动力，谁能把这一盘散沙聚集？新的困难，再次激发了庞玉芹天生就有的那股敢于抗争，不怕困难，迎难而上的精神。身材瘦弱，脊背佝偻的她一咬牙：“干！再苦、再难也要干！再多困难，也要想办法解决！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水库建起来。”　　她多次召开村支部会，统一支部成员思想，又召开群众大会，统一了村民认识，大家认识到能修一座水库将是南刘子子孙孙过好日子的保障。于是经过征求群众意见，南刘村最后形成“全村每人完成30立方土方，每方土按照3元计算，每出一个工按照10元计算，允许以资代劳，提倡有劳出劳，无劳出钱”的方案，解决了水库的资金问题。　　就在南刘村水库将要动工时，一连串常人难以承受的家庭灾难降到了庞玉芹的身上。先是她未满三岁的孙女因病夭折，年迈的婆婆承受不了打击卧床不起；接着，庞玉芹的丈夫检查出了食道癌晚期，时隔不久，丈夫就去世了。经不起双重打击的婆婆，也被彻底击垮了。　　50岁丧孙、丧夫，庞玉芹懵了。　　面对命运的无情安排，这位曾经坚强地克服种种困难和非议，佝偻着身体带领村民在致富路上奔跑的女支书，痛哭失声，难以自制。　　女儿刘娟哭着劝她：“妈，咱家今年事太多了，你年纪也不小了，咱不当那干部了。你看看这几年咱家的日子都过成啥了。”儿子、儿媳、亲戚们都劝她，以后过好自家的日子就行了，集体的事少操点心。儿女们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早在1986年庞玉芹刚刚上任时，由于丈夫做兽医有了些积蓄，家里就盖起了全村少有的新房。可直到庞玉芹去世的今年，庞玉芹家依然还是那栋20年前的房，已经破旧不堪了。从当年村里的“冒尖户”到今日村里的“寒酸户”，庞玉芹的儿女们十分心疼。　　庞玉芹擦干眼泪，打起精神：“不是我不累，不是我爱当这个干部。可修水库的事已经定了，这是咱南刘人的命根子呀！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撂挑子呢？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党章里哪一条写着，自己遇到不幸就可以躺倒不干呢？就可以在困难面前退缩呢？”埋葬了丈夫，庞玉芹还动员家人拿出钱来支持修建水库，女儿刘娟拿出2000元给了母亲。　　日，南刘村水库动工了。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庞玉芹把家安在了工地上。在工地，她既是“将军”，又是“士兵”，不但要全盘指挥，还要亲力亲为，以矮小瘦弱、佝偻的身躯用架子车拉土方，好完成自家应该完成的土方任务。好多人都劝她，你是村支书，操的心多，你家的土方任务就不算了。可庞玉芹毅然拒绝说：“村支书也是群众嘛，要当好村支书，就得先把自己作为群众的义务尽好，要给群众公道，群众才会信服你。”婆婆去世后，她含着泪把自家过事的饭菜拿到了工地上，叮嘱乡亲们吃好干好。　　庞玉芹的精神让当初认定她“为人公道，事能干好”的南刘村老支书王永德深受感动，当时已经75岁的王永德也激动地跑到水库工地去，给大家烧开水，用年迈老支书的行动支持庞支书修水库。王永德在工地供水站上对修水库的村干部和村民们说：“你们不要看庞支书人不行（指庞玉芹身体不好），但她脑子好得很，心公道，能吃苦，敢攻难关，这精神你们谁也赶不上。”　　经过175天的奋战，投资42万元，投劳2.5万个，完成土方5.5万立方的南刘水库终于竣工了。水库变压器、机房配套设施以及3000米的U形渠道等水库配套设施很快完工。　　靠南刘村民自己劳动修成的水库，缺乏机械重压，没有抗洪应涝能力。庞玉芹了解这一检验结果后，顽强地说，要建就得建最坚固的堤坝，要让南刘的儿子辈、孙子辈，世世代代都能享用到自己水库的灌溉，我们没钱没机械，但有心。我去跑，世上总会有好心人帮咱的。1996年7月份，为了加固堤坝，庞玉芹又背着干馍跑项目、求资助。她跑了好几趟，颇费周折找到当时临潼县县长卜柳侠，把自己带领村民修建水库的事情细细述说了一遍。卜柳侠非常感动，想支持这个真心为群众办实事的村支书，但碍于没有这一专项资金，于是，卜县长把庞玉芹背着干馍跑项目、喝着凉水求支持的事迹告诉当军长的丈夫，时任兰州军区副参谋长的周美华同样深受感动，派当地驻军工兵部队带两台大型机械，帮助支持这位残疾的庞支书，为南刘村整修加固堤坝。　　南刘水库修成后，村里1500多亩旱地变成了水浇田，南刘村的农民从以前的每年只种一料小麦改成了小麦、玉米两料种植，仅此一项每年增收玉米75万公斤，按照当年玉米的市场价格，南刘村净增加收入97万元。旱涝保收的土地让南刘村人的余粮多了，更促进村上养殖业大发展。目前，南刘村有200多户人家养母猪，每年为村里增加收入60余万元。　　让南刘村人没有想到的是，水库不光让他们增产增收，还吸引来了外地的能人。2003年，冲着南刘水库，临潼秦陵街道办的一位农民承包了南刘水库上游的100亩荒沟种植杂果；水库下游另一位农民承包了100亩沟地种植紫花苜蓿。如今，昔日荒凉的深沟呈现出一派绿意盎然的景色。　　水库让南刘村富了，也让庞玉芹尝到了建设农业基础设施的甜头。2002年，南刘村投资26万元修建了一条1.5公里的水泥道路、拓宽改造了3公里的砂石路面，使南刘村群众告别了出行难的状况。2003年，庞玉芹带领村民复垦砖厂荒地50余亩，新修U形渠道5000米，平整土地200亩。　　如今南刘村人均年收入达到了5198元，彻底丢掉了贫穷落后的帽子。南刘村村民购买的装载机、推土机、收割机等大型机械就有近40台，私家车就有20多辆，成了令周边村镇群众羡慕的村子。　　“礼，我坚决不收。建学校是关系到南刘村后代教育的大事，必须由大家说了算，事情公道，学校才能建好。”　　――庞玉芹　　南刘村小学是一所建于上世纪60年代初的小学，只有四间教室，两间土窑洞。由于年久失修，学校校舍成了危房。下雨天教室严重漏雨，老师不得不带学生们到附近村民家里去上课。　　庞玉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想，孩子们上学是大事情，如果这事解决不好，耽误了孩子们的教育，就耽误了南刘村的将来。她决定无论克服多大困难，都要集中全村的力量，给孩子们建好学校。　　消息传出来以后，周围十几个包工头找上门来要求承包工程。有的人还在晚上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上门承揽工程。对于来访者，庞玉芹一律热情接待，感谢大家对南刘村的关心。但是对于承包建校工程的事情，庞玉芹说：“礼，我坚决不收。你们咋拿来的就咋拿回去。你们应该理解，建学校是南刘村的大事，不是我个人的家事。这事必须由大家说了算，必须召开村民大会集体决定。如果想干活，你们就准备投标吧。公开招标，是公道的办法。”　　为此，村上专门成立了建校委员会，向社会发布了招标公告。招标完成后，又设立了建校财务专账，委托学校校长管理，堵住了可能发生的财务漏洞。工程开工当天，因为下雨不得不中途停工，工地上的人都说，开工第一天为表示庆贺应该去饭店吃一顿。可是庞玉芹坚决制止了。她说：“建校款来得不容易，一分一厘的钱都不能动，都要用到正事上。吃饭还是各回各家吧。”　　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庞玉芹坚持按规定请了工程监理，负责质量监督工作。除此之外，对工地采买的材料，她常常亲自查验，防止出现以次充好。一次，工地打电话告诉她，需要的钢材回来了，她听后嘱咐工地先别使用，找了一位懂钢材的村民与她一起查验，确信质量合格后才让用到工程上去。　　工程完工后，学校校长王新民激动地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几十万元的工程，庞支书与村上一班人整日在工地忙活，加班加点，不但没有一点劳务补助，竟然连一顿饭都没有用公款吃过。”　　同一时期，周围建校的不少，但南刘村小学的建设质量最好，连一个小小的裂缝都找不到，而其他几所学校都因为质量问题几经翻修了。　　庞玉芹的公道为南刘村成了事，也为南刘村扬了名，使南刘村成为方圆数百里最有诚信的村庄，做生意的人都愿意和南刘村的人打交道。　　西安纺织城开办菜果销售公司的王书义到临潼区找菜果供应农户点，找了区上的部门，找了马额街道办的农业主管，还找了当地专门做菜果的公司老板，最终都没谈成。无意间，王书义听了庞玉芹带领大家调整产业结构、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的事情后，很感动，和庞玉芹一交谈，就深感这人靠得住。他对庞玉芹说：“听说你这人说话算话，讲公道，在这方圆几十里威信很高，就冲这一点，我想与你们南刘村合作种冬瓜。”双方协商以公司加农户的方式，由王书义提供冬瓜种子、种植技术，南刘村群众种植后再由王书义负责以一毛钱一斤的价格收购。　　谁料想，当年的冬瓜获得大丰收，而且市场价格竟然提高到五毛钱一斤。南刘村的一些群众见冬瓜涨价而变了主意，想毁约加价。王书义收购冬瓜的大卡车开到了村口，南刘村的村民不愿意下地摘冬瓜。　　庞玉芹看到这个情况着急了，她苦口婆心地说：“我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我们与王书义有约在先，南刘村的群众不能说话不算话。与钱相比，南刘村的诚信更重要。否则，以后谁还敢跟南刘村的人合作。虽然今年少卖了钱，但以后我们的机会更多。”　　看着群众还是不愿意动，庞玉芹让自己的儿子刘少毅先去摘自家地里的冬瓜，再动员自己本家的叔伯们去摘。这样一来，群众们也坐不住了，都纷纷去地里摘冬瓜。王书义满意地回去了，他逢人就讲，南刘村有位讲公道、有诚信的村支书。良好的口碑为南刘村带来了很多效益。每年收粮食、卖瓜果的经营者都愿意到南刘村来，而劳务经理更愿意带上南刘村的人出去打工。　　在汶川大地震发生的当晚，南刘村就在庞玉芹的动员下，收到群众为灾区的捐款2000多元。钱虽然不多，但凝结了南刘村的精神，这就是讲公道、讲诚信、有爱心。　　“庞玉芹从来没有为自己家的私事找过组织。她每次来，都是为了南刘村的公事。”　　――临潼区马额街办党委书记盛安忍　　庞玉芹得病以后，好多人都想不通。村民张小利痛哭流涕：“老天不公，好人为啥命不长呢？得瞎瞎病的，为啥偏偏是庞支书呢？她是为我们把心操烂了……”　　张小利的痛心，也是南刘村1000多口人共同的感受。作为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一名农村基层党员干部，24年来，庞玉芹拖着残疾、行走艰难的身体，走遍了南刘村的沟沟坎坎，家家户户。每户村民家里的情况，庞玉芹都了如指掌。谁家有啥困难，不用开口，她都一一记在心里，想群众所想，忧群众所忧，努力为群众排忧解难。　　2000年前后，张小利的丈夫和丈夫的两个兄弟相继离世，接着，一场大火又将屋里的三间大房烧了个精光。庞玉芹第一时间来到她家，拿出自家的粮食和衣物，并积极联系镇上、区上民政部门，帮助她家解决生活问题。就在庞玉芹去世前一个月，她还打电话叫来村主任，为张小利解决了庄基地问题，并交待村主任王胜以后要继续帮扶张小利一家。　　村民刘一娃家庭过去成分高，庄基地问题一直不敢提说。到1989年，他还和弟兄们三家挤住在一个小院子里，为此刘一娃很苦恼。一次偶尔在村里碰上庞玉芹，刘一娃吞吞吐吐地讲了自家的情况。“没想到，庞支书说，你家的事情，我一直在心里记着呢。那个时候，政治运动把你家划入另册，你们全家人生活受了影响，现在政策好了，大家都平等了，我们正想办法给你家解决呢。”当时，村上每年只有两户庄基地指标，而庞玉芹的侄女也在这个村里，也申请要庄基地。庞玉芹经过了解，发现自家侄女的情况比刘一娃的家境要好一些。本着公道利人的原则，庞玉芹断然放下了自家侄女的要求，与其他村干部一起，找镇上，找区上，首先解决了刘一娃的庄基地问题。　　“当时我只是问了一下，因为我家过去成分不好，我都不敢抱希望。后来连庄基地的申请都是庞支书帮我写的。庞支书还鼓励我要把孩子培养成才。”刘一娃激动地说。“今年初，庞支书看病回来，头发都掉光了。我在村里碰见她。她第一句话就问我家情况，问我孩子的学业，问我还有啥困难没有。她自己都病成那样了，还挂念着我们家的事情和我娃娃上学……”年过六旬的刘一娃一提起庞支书便哽咽难语。　　临潼区马额街办党委书记盛安忍，从2005年担任书记以来，与庞玉芹打了无数次交道。“这么多年来，庞玉芹从来没有为自己家的私事找过组织。她每次来，都是为了南刘村的事情。”盛安忍的眼圈红了，“为了解决村小学教学楼欠款这个问题，庞玉芹就来我这不下10次。有一次我带她去找临潼区建设局长。后来她又自己找建设局几次，每次去她都背着干粮，人家上班了，她到办公室介绍村上的困难情况，人家下班回家吃饭，她在外面啃自带的干粮。接着再去求人给村上办事……老太婆的精神感动了局长，建设局给批了5万元，还给拉了2万元地砖，铺在学校大门口。”　　更让盛安忍感动的是，2008年南刘村干部换届，儿女们说什么都不让庞玉芹干了。可村里的大事还正在干呢，村民们担心庞支书不干了。怀揣村民意愿，已经64岁的庞玉芹来找盛安忍，要求再干几年。盛安忍好奇地问她为什么。庞玉芹说：“村上的水泥路还没有完全修通，等我把路修好了就不干了。”盛安忍说：“有些村干部往往干不了几年就干不下去了，不是被群众赶下去了，就是自己有问题了，为什么庞玉芹能在南刘村连续干24年，村民们还不让她退休，这就是原因。她为人公道，办事公道，从来没有想过自家的利益，一门心思只记着集体的利益和群众的利益。”　　盛安忍还讲了一件庞玉芹生前从不让提说的事情，庞玉芹的女儿刘娟原来在小学任民办教师7年，女儿多次央求母亲，希望她能利用全国劳模的身份和在省上、区上认识的领导关系，把自己的民办教师转成公办教师，可是庞玉芹一直没有答应。虽然刘娟经过考核已经获得了教师任职资格，但还是被清退回家，在建筑工地干起了零工。每当看到自己背着干粮跑项目建起的新学校，再看到因自己没说情而被辞退回家的女儿，庞玉芹心里就不是滋味，从不愿让人提说这事。　　24年来，庞玉芹背着干馍口袋，拖着残疾的身体去镇上、区上、省上，她用自己蹒跚的脚步丈量着土地，寻求着来自各方面的支持，通过省市区领导关系为南刘村办了不少事情：修水库、建学校、硬化村道、平整土地，很多项目资金都是靠庞玉芹的一双脚跑出来的。而数百万元的资金从庞玉芹手上过去，她没有沾过集体一分钱。经常是饿了吃口干馍，渴了喝些凉水，即使在建校成功庆祝的时候，也舍不得让大家聚一次餐。　　然而，已经60多岁的庞玉芹，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南刘村计划生育专干马彩娥，看到庞玉芹为了村上的事情劳累不堪，劝她：“你这么大年纪了，还干啥呢？别把身体累垮了。”庞玉芹说：“我不干这事不说，要干就要干好。我想多活两三年，利用水库建风景区、养鱼，吸引人们来旅游，兴办农家乐，让村民更富裕哩。为了咱村的发展，我宁愿死在岗位上，也不愿死到病床上。”　　庞玉芹生病住院以后，临潼区委、区政府、马额街道办以及南刘村的群众都去医院看望她。可庞玉芹还是惦记着南刘村未能完成的事情：从南刘四组到学校，还有6公里的道路没有硬化。天下雨，孩子们上学，那路多难走啊。在肺癌把她折磨得恍恍惚惚的时候，她还对女儿说：“咱回家。妈没有病，妈还能活好多年，妈还要回去把南刘村变成度假村哩。”　　这是庞玉芹最后的心声！一个残疾弱小的女人，一个普通的农村支部书记，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为了使南刘村群众过上好日子，就像蜡烛一样熬干了自己身上的最后一滴油。　　骊山不语悼英魂！　　骊山默默颂公道！　　庞玉芹虽然走了，但南刘村的土地记得她！南刘村的庄稼树木、水库道路记得她！南刘村的几辈人和学生娃们记得她！临潼区委、区政府、马额街道办党委已经作出关于开展向庞玉芹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以庞玉芹的先进事迹为基层党员干部树起榜样，号召全体基层干部学习庞玉芹，努力做到像庞玉芹一样，以公为道做人、以公为道服人、以公为道治村、以公为道成事、以公为道富民。（记者&&杜耀峰&&王晓阳）
（责任编辑：姚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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