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供给侧改革革对住宅产业化的发展有哪些促进作用或者影响

赵文斌: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在于良性的质量发展
&&& 上海检验检疫局 赵文斌
&&& 编 者 按
&&& 近来,“供给侧”一词不仅受到媒体青睐,老百姓在微信朋友圈中也不断转发、评议。究其原因,一是中央领导近期多次强调要加强供给侧改革,二是供给侧改革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有经济学家解释说,所谓改革供给结构,简单来说就是过去是增加蛋糕数量、发动大家买蛋糕,今后要提升蛋糕的质量、吸引大家买蛋糕。供给侧改革不应是数量的增加,而是质量的改善。供给侧改革必将对质检地位、作用、思路和方法产生重大影响。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国家质量技术基础建设?如何提高质量治理能力?如何推动外贸向优质优价、优进优出转变?……许多问题摆到了我们面前,今天本报刊出上海检验检疫局赵文斌撰写的《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在于良性的质量发展》,希望能对大家更好地理解供给侧改革、以及新形势下做好质检工作有所裨益,也希望更多同志结合工作实际就供给侧改革撰写相关文章。
&&& 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8天后,在APEC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供给体系。随后,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这一切预示着我国经济发展着力点从“三驾马车”转向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当前,我国供给的矛盾不是量上不够,而是质上不足。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不应是数量的增加,而应是质量的改善。只有加大有效供给,增加优质供给,才能激发经济活力。
&&& 优质的国内供给才能适应需求
&&& 供给和需求是微观经济学最基本的两个概念,供求均衡是一种动态平衡,当消费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升级,需要更高的供给能力与之相适应,而质量是供给能力的重要指标。
&&& 消费能力持续增长。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人均GDP达到7575美元,北京、上海和天津等7个省市进入人均GDP“1万美元俱乐部”。
&&& 近年来,我国采取一系列增加国民收入的措施,2012年至2014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12.6%、9.7%和9.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6%、7%和6.8%。而从2012年起,我国CPI一直回落并在低位运行,2014年8月至今更是在2%以下,价格增长对消费的影响并不大。随着我国人民群众收入水平持续上升,中等收入人群不断扩大,整体消费能力持续提高。
&&& 需求结构加快升级。按照国际经验,人均GDP在8000美元左右时,消费结构将从生存性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自2012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50%,达到51.8%后,2013年和2014年分别为50%和51.2%,并未延续增长趋势,内需增长后劲明显不足。而发达国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80%,中等收入国家将近70%。与内需成“内虚”难堪局面恰好相反,我国消费者对国外高质量产品几乎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从境外疯狂扫货日本马桶盖、电饭煲、书包,到通过海淘、跨境电商蜂拥而入的奶粉、尿不湿,再到苹果手机店、国外奢侈品店里中国人排成的长队,可谓蔚为壮观。2012年,我国游客境外消费增至2009年3倍,2014年,我国出境人数超过1亿人次,境外消费总额超过1万亿元,继续保持全球第一。这些说明,我国消费者需求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人们不再满足低端产品,尤其中等以上收入人群对高质量的生活充满期待。而面向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供应体系,没有及时跟上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消费结构。
&&& 质量供给日益迫切。本世纪以来,我国质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总体质量环境依然有待改善。一方面,假冒伪劣屡禁不止,安全底线屡被突破,人们尚缺乏足够的消费安全感。2014年,全国工商系统查处侵权假冒案值9.54亿元,质检系统执法打假涉案货值45.3亿元,消费品国家监督抽查不合格率依然高达11%。另一方面,优质产品尤其知名品牌涌现乏力,消费引导力明显不足。2014年,我国有100家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而入围世界品牌500强仅有29家,没有一家进入前50名。《2014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我国排名第23位,下降两位。总体上,我国发展依然以量博胜,而非以质取胜。2015年“3?15”前,在环球网组织的问卷调查中,超过三成(32.0%)的受访者对国产品牌留下偏负面的印象,质量安全成为困扰和制约消费的重要因素。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能力与质量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突出,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着社会和谐稳定。质量成为提升供给力和理顺供需关系的关键,重拾人们消费信心,必须发展质量。
&&& 优质的出口供给才能稳定外贸
&&& 外贸是稳增长、保就业的重要支撑,是促转型、调结构的重要依托,事关我国发展全局。我国外贸发展正面临瓶颈问题,出口数量增加余地越来越小,唯有加大优质出口供给。
&&& 中国出口已近饱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4年,我国出口占全球份额达12.2%,纺织服装更高达36%。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德国和美国出口在1986年、1990年和1998年达到峰值,分别占全球份额为9.85%、12.07%和12.4%。面对我国出口增速放缓的形势,一个基本的问题在于,世界还能否继续接纳来自中国的大量产品?我国外贸出口数量已经接近饱和状态,未来出口下降指向比较明确,需要防止的是激降局面。而且巨大的贸易逆差给其他国家的产品造成一定的冲击力,我国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 国际竞争实力堪忧。我国外贸高歌猛进既依托政策扶持和体制机制创新,又得益于廉价劳动力。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对环境资源越来越重视,低成本优势已难以为继,低价格竞争陷入赚吆喝不赚钱的困境。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产业分工悄然变化,产业转移出现高端制造业向欧美回流,低端产业向东南亚和印度迁徙的趋势。随着全球经济逐步复苏,世界消费能力提高,对品质提出更高要求。而我国外贸大而不强的局面没有明显改观,产业国际竞争力依然偏弱,产品质量水平提升缓慢。2014年,欧盟非食品类快速预警系统共发布产品通报2265项,同比增长11.6%。其中,对华产品通报仍高居首位,达1403项,占同期欧盟通报总数的61.9%,同比增长12.7%。加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进一步加剧着贸易摩擦。
&&& 优进优出维持平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德尼兹?伊甘在研究国际竞争力的决定因素时,发现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密集度的提高、出口结构提升以及市场份额上升紧密联系,产品质量越好,越能从国际市场上受益。我国出口在稳定数量基础上,应优化产品结构,加快从中低端制造业向中高端制造业迈进,加快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提高出口附加值。《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新优势。实施优进优出战略”。只有提质增效升级,提供优质的出口供给,才能不断适应世界外贸新形势,再度形成我国外贸新优势,提高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才能维护进出口平衡,减少贸易摩擦。
&&& 理想的有效供给源于价廉物美
&&& 价格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供给的理想状态为优质优价、价廉物美,如果说供求双方一直在价格上进行博弈,那么在质量上更容易达成共识。
&&& 低成本并非一低就灵。目前,学术界关于供给侧改革的讨论集中于财税制度层面,认为通过减少税负,降低生产成本和供给价格,刺激消费,拉动需求。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随着我国人口红利减少、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成本上升,企业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高成本是供应侧的硬伤,采用减税等措施减轻企业压力,保持和加大供给,似乎是最直截了当的做法。但是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产能过剩尤其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包袱。利润大幅下降正加快落后产业淘汰,而一旦成本普遍下降,将可能造成淘汰停止或逆转。此外,30多年我国企业一直努力在价格竞争上取得优势,价格战曾在多领域上造成血雨腥风的场面。恶性的价格竞争,造成逆淘汰;良性的质量竞争,才能让供给者和消费者互利。培育新供给,要纠正价格战的惯性思维,防止企业借机成本降低,形成新一轮恶性竞争,无心无力提升竞争力和质量。
&&& 大幅度降税并无可能。十八大以来,我国采取打击腐败、负面清单、减免行政收费等一系列措施,行政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降低,今后仍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这将是一个长期改革的过程。人们对宽松财税充满期待,但是指望一步到位并不现实。目前,我国地方债务余额有数十万亿,部分地区由于地方债规模过大,已经无法依靠“借新还旧”展期。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增加、产业结构的变动,人们要求更多和更好的公共产品供给。公共产品供给本身就属于新供给的一部分,需要政府动用大量财力缓解供小于求的矛盾。而房地产热的消退,地方政府一直倚重的土地财政也开始出现下滑端倪。因此,指望地方政府大幅度降税让利供给方,同样不现实。
&&& 提高性价比方为出路。新供给不是低价劣质的供给,而是满足新需求的高性价比供给。培育新供给,一方面,政府需要尽可能运用减少税负、降低融资成本和行政成本等手段,放松供给约束,为经济发展和企业成长赢得上升空间;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制度设计,加快结构调整,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好”的问题,促进资源向高端产品流动,引导经济进入供给、就业、需求、创新互相促进、不断优化的良性循环,避免“供给老化”。减税让利不能“一刀切”,要利用税收手段引导质量发展,淘汰落后产能,防范过剩恶化。通过对创新、优质、品牌进行合理减税,激励供应者生产优质产品的积极性,将成本降低转化成质量竞争优势,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低价优势上。通过一降(成本)一升(质量),实现供求双方共赢共享,让经济发展处于“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运行轨道上。
&&& 良性的质量发展有赖创新发力
&&& 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的经济增长,质量都是最重要的要素之一。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发展质量正大有可为。
&&& 中国质量发展正步入黄金期。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我国经济已经积累了一定实力,消费能力日益提高,消费结构持续变化,质量供给和需求需要再平衡。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生产力水平持续提高,大众创兴、万众创新受到激励,为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消费者深受假冒伪劣之害,对制假售假深恶痛绝,发展质量已成为全社会共识。GDP增速放缓,赚快钱时代渐入尾声,实体经济理性回归,质量先行成为《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重要原则之一,企业逐渐静心以质量谋长远发展。质量安全责任基本清晰,政府监管体系日趋完善,社会组织逐步壮大,质量发展保障体系基本构成。因此说,我国已经具备质量发展的良好环境,正步入质量发展极其难得的窗口期、黄金期。可以预见,未来十年将是我国质量发展最重要的十年、提升最明显的十年。
&&& 加大科技创新推动品牌供给。生产力是质量发展的第一要素,质量又是检验生产力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生产力三个要素即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者,均和质量水平密切相关,任何一个要素存在缺陷,都会影响质量水平。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与质量的关联度更为紧密,是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科技对培育供给具有三种作用:一是创造新产品,提供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二是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供给成本,刺激消费需求。三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供给附加值,引导消费需求。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一方面,要以科技推动产业升级换代,减少资源消耗,加快品牌培育;另一方面,要加大标准化、计量、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基础科技投入,推动我国标准和国际标准接轨,提升质量总体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 加大制度创新促进质量发展。市场具有天生的优胜劣汰作用,市场发育越成熟,对质量的配置、选择和促进作用越显著。要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法律体系,打破垄断,形成公平透明的质量评价和竞争态势。政府监管是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要加快诚信责任体系和风险管理体系建设,从加大优质引导力度和打击假冒伪劣力度两方面发力,营造良好的质量发展环境。质量与每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需要坚持走质量共治之路。着力培育质量文化和企业家精神,激励企业在处理长期质量发展和短期利益之间,把目光放得更长远。鼓励质量社会组织发展,培养劳动者技能,畅通消费者质量安全诉求途径,形成人人关心质量、人人创造质量、人人共享质量的良好氛围。
&&& 供给侧改革对质量发展提出新要求,也提供了新机遇。顺应大趋势,引领新消费,培育新供给,提振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走质量强国之路。& 《中国国门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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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建筑业供给侧改革石市拉开序幕
来源: 10:57:00&&&作者:张艳
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大量能耗和污染的传统建筑业,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1月8日、9日,在石家庄市举行的新型建筑材料展览会上,作为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和新型城镇化运营商的卓达集团,将传统建筑业升级成为现代...
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大量能耗和污染的传统建筑业,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1月8日、9日,在石家庄市举行的新型建筑材料展览会上,作为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和新型城镇化运营商的卓达集团,将传统建筑业升级成为现代高科技制造企业的实践备受各界关注。凭借领先的科技、品质和成本,卓达新材产业体系给当地提速新型城镇化进程取得巨大社会效益,赢得了各地政府领导、企业代表的青睐。
在石家庄新型建筑材料展览会期间,闻讯赶来的广大市民纷纷来到卓达美丽乡村样板房前,排队参观
展会期间,蒙古国科技文化教育部、河北沙河市政府、浙江龙游县政府、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冶金第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兖矿东华建设集团公司,以及来自上海、内蒙古、江苏、山东、江西、辽宁、四川、安徽等地的70多家政府机构、知名企业与卓达集团就县域开发、新材销售等签署了合作协议。
目前,卓达新材及装配式建筑已拥有国家专利183多项,正在申请的专利2766项,预计2016年申报数量将达4000余项。卓达新型建材和装配式建筑技术已被住房城乡建设部产业化促进中心评为“十佳创新技术”。
“卓达行业领先的住宅科技将为我们创造更多的利润和收益。”内蒙古某房地产公司负责人王浩从企业运营的角度,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30层的高层建筑为例,卓达新材建筑地上部分(含装修)施工总工期约为180天,而传统预制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施工工期要在400天以上,且不包含装修。从施工速度来讲,卓达模块化建筑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文/本报记者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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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青年报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原因主要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应当&
人民日报观点:通过供给侧改革重塑发展动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一鸣
&&&&来源:&&&&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解决有效供给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使供需在更高水平实现新的平衡;就是要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改善供给品质,创造新供给、培育新需求;就是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盘活过剩产能沉淀的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让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领域转移到高效率领域,从已经过剩的产业转移到有市场需求的产业,进而实现资源优化再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过去一个时期,我们主要是从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比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都实行了比较大力度的扩大内需政策,这在当时传统产能的市场需求还有空缺的情况下是有效的。但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消费结构升级并向多样化、高端化、服务化需求转换,传统产能接近或达到上限规模,原有的供给结构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市场需求结构变化,再简单用扩大投资的办法化解供需矛盾,投资的边际效应就会明显递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趋于减弱,还会使现有矛盾和问题后延,使潜在风险进一步积累。因此,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供给侧改革并不意味着需求管理的退出
  如果说需求侧政策比较强调通过扩大投资和引导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话,供给侧改革则更强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在市场竞争中适应需求多样化、高端化和服务化趋势,把资源更多配置到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领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放宽市场准入,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降低企业税费,减轻企业负担,为企业松绑;打破地域分割和行业垄断,促进生产要素有序合理流动。
  供给与需求共同决定价格,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需要强调的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意味着需求管理和需求政策的退出,两者应相互配合,互为促进。需求管理主要是适度扩大总需求,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为供给侧改革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而供给侧改革则要提高有效供给能力,创造新供给,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消费需求,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和活力,为中长期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当前经济面对的主要是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是好的,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也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工业品价格持续回落,工业企业利润下降;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一些地区甚至出现负增长;潜在风险显性化的可能性增大。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国际金融危机后外部市场需求变化的因素,但最根本的还是内在因素,即有效供给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特别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换言之,主要矛盾正在由需求侧转向供给侧。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原因主要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面对的主要是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因而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政策实现经济反弹,而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影响深远:一是增强经济内生动力。通过摆脱要素驱动,改变过去一个时期依靠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驱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转向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使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内生动力实现更健康、更高效、更可持续的增长。二是推进结构调整。通过增加有效供给,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实现供需在更高水平上的结构平衡。三是增强体制活力,通过化解过剩产能,加大资产重组力度,促进要素有序合理流动,实现资源优化再配置。总之,要通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实质进展,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 人民日报 》( 日 17 版)
(责编:王倩、文松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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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的意义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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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给侧改革有什么意义呢?具体实施的措施是什么?应届毕业生网小编整理了相关的内容,快来阅读了解吧。  “供给侧改革”对中国经济有何意义  近期,“供给侧”成为经济政策表述中的高频词。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11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提出以消费升级促进产业升级,“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扩大内需”。而在早前公布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也有“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措辞。  作为全新表述,“供给侧”概念表明宏观经济政策思路的新认知,也指明了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和着力点。围绕“供给侧”,提供了解读中国经济政策和经济前景的新角度。而回顾“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探索和相关先行经验,对照中国经济的现状,就能更清晰地把握“供给侧改革”的出发点、内在逻辑和推进领域,加深这一改革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意义。  国际实践的经验教训  供给学派经济思想占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尔主义,因为度过了经济停滞危机而在冷战后期与前苏联的对抗中占据了主动。  什么是“供给侧”?从字面理解,“供给侧”就是相对于需求侧,涉及供给的各个方面。上世纪70年代发轫于美国的供应学派是“供给侧”经济研究的先声,并在大约10年时间里成为日后有名的“里根经济学”的基础之一。供应学派的诞生建立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注重需求侧的管理,通过刺激需求达到经济调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货币政策。尽管凯恩斯主义被一再证明在短期内确实行之有效,但长期来看,一味扩大需求会导致持续通胀,进而导致经济停滞。这正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世纪80年代在美、英上台时面对的局面。  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美英的通胀和经济停滞具有格外的政治放大效应,因此引发了学界和政界的反思。供应学派针对凯恩斯主义的弊端,提出了通过提高生产能力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通过刺激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张。基于这个基本认识,通过减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供给学派最鲜明的口号。  里根上台后,于1981年将供给学派的主张结合货币学派的主张一起运用到经济管理中,并分解为削减不包括军费在内的财政开支,对企业和纳税个人实施大规模减税,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等措施。这是“供给侧改革”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  从里根经济学的实践效果看,总体是正向的。里根时期,从1982年12月至1988年5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65个月,1984年,美国一度实现预算收支平衡。在此后的30年中,美国只在克林顿时期再次做到这一点。此外,美国的通胀率也由13.5%回落到低于5%。在更大的视野中,供给学派经济思想占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尔主义,因为度过了经济停滞危机而在冷战后期与前苏联的对抗中占据了主动。  不过,杂糅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里根经济学,也有负效应。比如,减税计划导致里根执政期间赤字从一度平衡走向失衡,因为大企业受普遍减税的益处更多,里根时期美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自克林顿时期以来,出于平衡赤字的考量,供给学派失去了实践舞台。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主要经济体重拾凯恩斯主义,着重用货币政策刺激需求。到今天,其弊端再次凸现:欧洲没有因为货币刺激解决债务危机,日本“安倍经济学”边际效应递减,货币战隐患出现。这说明,无论哪种经济思维,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这也意味着,中国新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必然要汲取国际实践的经验教训,作出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诠释。  改革只能是“中国经济学”  美、英等国的供给学派思维实践,尽管能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借鉴,但无论在内涵上还是路径上都会有很大不同。  无论是供给学派、货币学派还是凯恩斯主义,在各国的经济管理中都不可能单项使用。  上世纪80年代美、英等国的供给学派思维实践,尽管能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借鉴,但无论在内涵上还是路径上都会有很大不同。这是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其一,中国进行“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形势与里根时期不同。里根推行供给学派主张时,美国经济增长率为负,通胀率为两位数。而今天的中国经济仍保持着主要经济体中相对的高增长势头,通胀风险尚未出现。其二,国际背景不同。里根对供给学派的应用,有冷战这一重要考量。而今天的国际背景没有冷战因素,各经济体之间的融合程度达到空前水平。其三,发挥空间不同。经济形势的差异,决定了中国实施“供给侧改革”具有更大的空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偏灵活的货币政策使用的空间更大。这意味着中国实施“供给侧改革”,交叉运用各种政策工具的空间更大。其四,着力点不同。里根时期的“供给侧改革”,一个主要着力点是“减”,减少福利开支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主要着力点在于“改”,比如在福利开支方面,从目前的政策运用看,不仅不可能减,相反会继续增加社会福利的投入。  最关键的是,中国具有与美国不同的经济管理传统,面对的是不同的经济现实情境。什么是中国的经济现实情境?一方面,供给侧不足的弊端已经凸现。在投资面临边际效益递减、出口面临外部环境不稳定考验的情况下,刺激消费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一驾马车。然而,网络消费和出境消费的迅猛增长表明,消费内需已得到足够的刺激,关键在于没有转化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内需,许多消费力转为外需。不强化供给侧管理和改革,就无法聚集经济增长的动能。另一方面,现实中还存在供给侧不足的许多因素,制约了经济增长。比如,许多低效或无效产业、企业占据了过多的生产资源,只能“赔本赚吆喝”;旧的调控手段限制了正常的消费内需;滞后的制度因素抑制了企业活力,等等。  这决定了,尽管在减税、减少政府干预、防止货币发放无序增长等方面,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很可能与美国的供给学派理论和实践有相似之处,但不会是供给学派理论的照搬照抄。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只能、也一定是针对中国经济现状的改革。  改革涉及的重点领域  产业层面、调控层面、财税制度层面、资本层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规模。“供给侧改革”是面向全局的战略性部署。  历史经验表明,划定重点领域,进行重点突破是让改革达到最高效率的最好办法,越是针对性强的改革越是如此。那么,“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是什么?  10月8日至10日,中央财办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在广东考察时的讲话,给出了部分回答。刘鹤表示,要大力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把增强企业活力放在突出位置,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引导好社会心理预期,重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商业法制,切实发挥企业家重要作用,着力营造扶商、安商、惠商的良好市场环境。这预示着,在产业层面,淘汰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激发企业活力,将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更全面地为“供给侧改革”下了定义:其一,“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化解过剩产能,通过价格调整、企业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场是主要方式。这意味着,从央企到地方国企的整合将向下层逐级推开,“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将加快。这关系到产业层面供给的改善。  其二,“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这意味着企业将通过结构性减税获益。实际上,此前明确的“适当降低社保缴费水平”,与降低成本的政策信号一致。这是在财税制度层面改善供给。  其三,“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这是对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再次确认。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不仅因为这一行业能带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许多下游产业的发展,化解这些行业的产能,有效拉动就业,还在于从推进“人的城镇化”考量,房地产业的发展是让2.5亿缺乏相应市民权利的城镇常住人口能真正定居下来的必要物质前提。这是在调控层面消除供给制约。  其四,“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这一论述表明了最高领导层对股市发展的态度。股市既是企业的直接融资平台,也是普通投资者合法获得财富、提高消费能力的主要平台。这是在资本层面强调供给的稳定性。  产业层面、调控层面、财税制度层面、资本层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规模。显然,这些层面的改革都非一日之功可竟,这也表明“供给侧改革”不是针对经济形势的临时性措施,而是面向全局的战略性部署。  改革成效的决定因素  制度因素、组织创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缚,决定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也由此决定着“供给侧改革”的成效。  根据经典定义和决策层对“供给侧改革”的表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供给侧改革”的目的。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就是在资本、劳动、土地等有形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无形生产要素推动的生产率提高。在中国,由于普遍的技术进步还未到来,因此无形生产要素应当主要包括制度因素和组织创新能力。也就是说,制度因素、组织创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缚,决定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也由此决定着“供给侧改革”的成效。  事实上,在制度因素方面,能否改进供给是现在面临的一大问题。比如,在人口红利衰减的趋势形成后,应当制订什么样的人口政策保证充足和更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供给?在中小企业天然缺乏高等级信用的情况下,应当制订什么样的金融政策让中小企业得到资金供给?在放宽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预期中,应当制订什么样的政策既能让房地产行业发挥经济引领作用,又避免形成过大价格泡沫?这些问题都是老问题,但一直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调控历史表明,跳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必须跳出短期利弊的思维视野,从长远利益考量,让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的长远目标相匹配。让“供给侧改革”达到预期效果,制度供给的创新是最重要的前提。  此外,组织能力的优化对“供给侧改革”也起着重要作用。目前已经推进或正在部署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国企改革等,既涉及政府组织,也涉及政府资金主导的大型企业组织,这些都属于组织能力优化的新探索。“供给侧改革”强调了继续推动这些改革的重要性。而从全局来看,不仅政府组织、大型企业组织需要优化能力,数量庞大得多的微型组织能否优化,同样重要。当前,大量微型组织生存发展困难较多,优化这些组织的能力,为其提供宽裕的市场进入空间,通过减税等措施减轻其压力是当务之急。如此才能提高其生存能力,创造鼓励创新的应有环境。  要看到,在有形生态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只是理想状态的表述。事实上,目前资本、劳动、土地等有形生产要素不是没有变化,而是在冲向高点后发生了逆变化,通过有形要素提高生产率的空间已变得狭小。就此而言,推行“供给侧改革”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已相当迫切。  细观之下可以发现,“供给侧改革”尽管是全新表述,但与现在已经部署并次第展开的一系列改革高度重合。从本质上看,尽管“供给侧改革”意味着经济宏调着力点可能发生变化,但不是改革总体思路的调整,而是一系列改革更具象、更明确的表达。这表明,一系列相关改革将获得更具象、更明确的操作路径,并带动改革红利更快释放。  备受零售行业关注的年度盛会――2016联商网大会暨全球零售创新峰会于4月8日-9日在苏州国际会议中心如期开展。  在急剧变革的大时代,在思考战略转型的同时,如何推行精细化经营,秉持匠心精神,强化运营管理各环节的创新,是重中之重;本届联商网大会以“大时代,微创新”为主题,探讨传统零售业变革的更多可能。今年恰逢联商网15周年,大会规模空前,吸引了超半数零售圈知名高管到场参会,嘉宾演讲更是精彩纷呈。  在4月8日下午最后的对话环节,步步高商业董事长王填,家家悦集团董事长王培桓,兴隆大家庭商业集团董事长李维龙,超市发总裁李燕川,城市超市总裁崔轶雄,宝获利总经理李海燕,复星互联网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钱中华以及主持人三胞集团乐语通讯常务副总裁朱伟针对“供给侧改革对实体商业的影响及应对举措”的话题进行了一场高端对话。看几位大咖如何既能宏观,又能微观解读中央发布的供给侧改革。  多角度宏观解读中央为何要出台供给侧改革  朱伟:中央为什么要出台供给侧改革,它的目的是什么?  王填:习主席说目前我国经济遇到的挑战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周期性过去之后会弹回来。但现在碰到的问题是结构性的,意味着我们绕不过去也等不来,所以我们要在供给侧做改革。对于流通行业,我们最盼望的就是怎样降低成本。我认为供给侧的背景就是对流通行业来说怎么样让我们获得更低的经营成本,让我们有更好的生存空间。  王培桓:如果从供给侧角度来讲,一个是成本,一个是商品。如果从成本来讲,生产性预测那是工厂来讲,我们讲消费方面的供给侧。据生产程度预测,从原材料到产品出来成本比世界是高的,从流通行业来讲,从产品的出厂到消费的最后也是比较高的,这个高度是两个问题造成的。第一个问题是国家造成的;第二个问题是企业造成的。  从商品的概念来讲,过去的理论基础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生产主导型的。后期仍然是这种指导理论基础。过去的价格制定也是生产主导型造成的,是用产品的生产成本的价值来制定价格。其实还是应该用消费者的价值体现来实现价值。  我对企业还有一个要求,不要把年轻人消费当做我的消费,应该做得是全家人的消费。如果我们做有规模有计划,赶不上年轻人的潮流的话,就把家庭垄断住了,不过每个企业有自己的特点.  李维龙:我觉得供给侧对我们民营企业不存在,它应该主要是针对国有企业和特别大的企业。从零售业来讲,我赞成名创优品(叶国富)说的,产品是我们过去很大缺的。他解决了中国最难的产品贵的问题。中国人的观念从来没有很好稳定,都是比较复杂的消费是畸形的。所以供给侧让我理解,就是中国人现在开始我们所有人的思维开始回到正常。每个人消费每个阶层,才能把我们每个商场为哪个阶层服务好。  李燕川:我们现在虽然在推进农超对接,但是真正农超对接商品占多大比重,这些企业能够真的控制市场有多少,所以现在信息不对称是很大的问题。从经济上来说,不管是什么词,作为零售企业来说就一个核心,产品和顾客。不了解顾客的需求,进来这些商品卖不出去,或者不是你目标客户所需要的,那这个企业是没有生存意义的。  崔轶雄:对于超市来讲,供给对我们来讲就是找到好的商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但是消费者的需求一直是在改变的。如果跟不上这个变化,超市早就要关门了。至于怎么变,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先是缩短供应链降低成本,然后让超市变得有发言权。  李海燕:宝获利作为真正的生产厂,是克制化,按订单生产。一个是基于以往工厂整体产能有限。我们从POS各个形态,移动也好,固定也好做出不同的改变,不会因为互联网而没有机会。中国市场包括POS行业和其他同类行业,都在无休止的打价格战。希望把自己的成本降到最低,接踵而来的是牺牲品质,换来得是廉价。我认为这个阶段从宏观的角度就做克制化,做好的产品。坚持下来就会有人认可你。  钱中华:我觉得作为电商和商业零售行业,同时投资者这样一个标签,供给侧改革肯定有官方的解释。通俗的讲什么叫供给侧改革呢?就是把公司的盈利分给股东,让公司股东选择投资什么股票,这就是供给侧改革。我觉得凡是出于民生环保这些国家政府基本职责的政策是好的,比如反对污染,保一方山水这是好的。  该如何开展具体工作应对市场、供给侧改革以及消费者的变化  李燕川:超市发从去年开始把市场细分,154家店铺划分为五个类型的店铺。综合超市,满足大众稍微便宜一点的需求。食品超市,就是以生鲜日配食品为主,占80%,20%杂品。生活超市,是为知识分子服务的。生鲜超市,果菜生鲜散卖,满足大爷大妈的心理需求。社区超市,满足老百姓就近方便所以把市场细分化。随着顾客的变化,自身也得变化。顾客是第一,先研究好目标顾客,再研究目标顾客所需商品。在筛选杂品的时候要做的透彻一些。  李维龙:任何一个企业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决定的,我觉得零售业在北方来讲是难干的行业,是好干的行业。以后的发展我觉得就是两点,第一是便利,实际上是卖产品。第二是卖环境。购物中心实际上是卖功能,我们企业也按照这个方向去发展。实际做购物中心和做百货一样,要做成生活中心,最终还是要卖货挣钱。生活中心就是把运动馆加进去,文化中心加进去,把宠物乐园小型动物园加进去,孩子也会来,再把商务休闲加进去。  王填:其实都是做区域多业态策略,做一些跨区域连锁。把一个市场做透,各个业态都做。大到几十万方购物中心,中到三五万的社区邻里中心,到大卖场,到超市,到便利店,然后电商全球购。消费升级怎么做,这是今年要重点思考的问题。一个业态就能满足所有消费者需求的顶峰已经过去了,现在的消费者在快速的分化,仅有价廉物美已经不行了。所以我们想怎么样满足中高阶级。  王培桓:过去是生产主导型,现在转向消费主导型,这对我们经营方式上要有所改变。过去更多是供应商推,现在要转向消费者拉。过去更多是关心我们的销售,现在我们更多关心消费者的转变。过去可能更多关心自己的利润,现在可能要更多关注顾客价值的转变。过去更多关注的是知名度,现在可能更多关注美誉度,这些都是新的要求转变。只有关心了消费者,消费者才能去喜欢你的店,才能去更好的照顾你的销售。第二要关心资产效率,另外要关心劳动效率。  李海燕:我们作为服务商,我们一直以来都在想怎样服务好零售企业。做到全球领先,我觉得就是坚持。  崔轶雄:一个是全渠道。现在互联网技术非常成熟,我们把线上线下融合,从超市客人来到送出去融合起来,他既可以来,也可以在家里拿到东西。还有一个是全产业链,我们把消费者关心的敏感产品衍生到产业链的终端一起参与建设这些商品,有了这些商品之后,我相信也是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钱中华:投资者怎么看零售行业的机会?第一点,电商行业,O2O行业对于线下实体行业的冲击慢慢减缓。过去那种靠优惠促销,靠发券推动消费者进入网络销售,冲击实体店的压力随着资本的退潮。第二点,过去看一个行业有没有机会首先得反思自己有没有问题?解决方案若能放大就是机会。再者,这个货是不是跟消费者很匹配?消费升级以后新的业态能否及时的引入?年轻人消费群体需求可能会变,但是也会沉淀下来一些成为未来的传统,所以这些也要容纳它。相关文章:1.2.3.4.5.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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