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学和儒家思想有渊源么？_百度知道
宋代理学和儒家思想有渊源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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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紧密相关，把格物致知的命题变为易简功夫。在认识论上比较重视精致的先验论认识论。南宋学者朱熹与陆九渊是理学的发展者，二人曾发生激烈的辩论。以“宇宙即是吾心，还阐述了天人关系等问题，在理学体系的完善与阐发上有特殊贡献、儒。张载则发展了气一元论思想，但实际的开创者为北宋五子，吾心便是宇宙”为核心，他们为北宋的理学思想奠定了基础，提出“心即理也”的命题、道三教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讲求穷理，对后代影响巨大，他基本上承续了陆九渊一派思想、程颢，又可称为道学、张载、胡瑗。他反对朱熹的读书明理，“‘理在先、孙复被称为理学三先生。朱熹也是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反对著述立说与博取群书，主张发明人之本心，他将道家无为思想和儒家中庸思想加以融合，即邵雍，气无理亦不能存。邵雍是先天象数之学的创始人，又称为天理。因理学家主要讨论的内容为义理，以格物致知为基本命题概念、性命之学。周敦颐为宋代理学的开山祖。宋代理学思想以理为万事万物的本源，认为这些均属支离事业，阐述了理学的基本概念与思想体系，王阳明为明代理学代表。他承续了二程的思想。但认为这是理的神秘力量所至，气在后’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朱子语类》），并使之成为理学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他的思想多与朱熹对立，认为理是存在的基础，坚持天人相与的命题。宋代理学的这两派对后来影响较大，故称为理学。二程兄弟是理学的重要代表。但他又认为理无气则不存，观察万物以穷理的思想宋代理学　　宋代哲学的主流、程颐。北宋时期的石介，是儒家哲学的特殊形式、周敦颐，为古代中国辩证法两一学说的集成者。陆九渊为主观唯心主义理学派别的重要代表，承认事物的变化，物质性的气是第二性的，理的最高境界为太极。是融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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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发展的4个阶段，理学是儒学的第三个阶段。一、中国儒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
二、中国儒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以董仲舒、《白虎通义》为代表的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儒学
三、中国儒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以程、朱、陆、王等为代表的宋、明、清时期的性理之学的儒学
四、中国儒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是从康有为开始的，与西方近代民主、科学思想交流融通的近现代新儒学
参考资料： /view/9874.htm宋、明、清时期性理之学的儒学　　佛道学说对广大士大夫修养身心方面的巨大影响，引起了一部分儒者的不满与不安。他们认为，以佛道理论修身养性将使人们不守儒学礼法，从而危及社会的统治秩序。于是，他们以佛教提倡出家有违忠孝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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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理学（北宋时期形成的哲学思想）_百度百科
?北宋时期形成的哲学思想
[lǐ xué]
（北宋时期形成的哲学思想）
理学，又名为道学。理学是中国古代最为、最为的，其至深至巨。理学的是，同时成为和的性，[1]
理学专求“内圣”的经世路线以及“尚礼义不尚权谋”的致思，将传统儒学的先义后利发展成为片面的重义轻利观念。应该看到，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张载庄严宣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炎武在明清易代之际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呼号；文天祥、东林党人在异族强权或腐朽政治势力面前，正气浩然，风骨铮铮，无不浸润了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
理学，又名为。理学是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的天理是道德神学，同时成为儒家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依据，[1]
理学兴起于北宋代表人物有、、、、，南宋集其大成。朱熹（）是中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他集孔子之后历代学术思想之大成，形成儒学思想文化的杰出代表---程朱理学，于南宋末年受到朝廷的推崇，被钦定为官方的正统哲学思想，构成中国宋末至清代600余年间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
理学又称。理学的出现，承担了重建儒学价值体系的职能，通过对理论挑战和现实问题的创造性回应，古典儒学通过理学而得以复兴。可以说，宋明理学对汉代以后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一个新的反省，并通过这种反省致力于儒学的复兴。理学直接承继到的先秦儒家并受道家影响，同时理学思想体系也有选择性的吸收扬弃了魏晋玄学、道教以及一些佛教的思想。理学能够在宋以后获得这样的发展，正是因为它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批判地吸取了不同思想的营养。
理学创始人周敦颐
北宋，盛行于南宋与元、明时代，清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
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包括各种不同学派；狭义的理学，专指、、为代表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 ，即。理学是北宋以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理论表现，是长期发展的结果，特别是批判佛教、道教哲学的直接产物。理学在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持续时间很长，社会影响很大，讨论的问题也十分广泛。
六百年儒学之发展，世人称之为“宋明理学”，宋明理学之“理”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道理、理论或义理。对其若不中肯定位，即显空泛，而难以抓住其实质，更不能了然其与先秦儒家之关系。
宋明理学是“性理之学”，它是亦道德亦宗教，道德与宗教的合一。（此宗教非西方拜神之宗教，乃是宗本性或本心之教化之宗教也。）这种“性理之学”不仅仅是程伊川、朱子开出的“性即理”，还含有“本心即性”的“性理”义，此乃陆象山、王阳明开出的“心即理”。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心性之学”。
这种心性之学，即是内圣之学。内在于个人自己，自觉地作圣贤工夫、作道德的实践以完善自身之德行，圆满人格之学问也。内圣之学在先秦儒家已彰显成定局，经宋明儒者六百年之发展与弘扬，益发展至极高之境界。内圣之学也可以称之为成德之教，“成德”的最高目标是成圣、成仁、成大人，其实际意义是将个人有限生命扩充至无限圆满。
这个“成德之教”仅学问面而言，亦可称之为“道德哲学”，其中心问题有二：一者讨论道德实践之所以可能的超越根据，此即心性问题；二者道德实践如何下手的问题，此即工夫问题。道德哲学只有兼顾这两方面始能完备。在心性问题上，心性不仅作为道德实践之本体，亦是宇宙生化之本体，一切存在之本体（依据）。这样，道德哲学中自然又引生出一道德的形而上学。
“道德的形上学”由道德的进路来接近形上学，从而对一切存在作一“本体的陈述”与“宇宙论的陈述”。在西方，康德只建立了“道德的神学”，他并没有积极地意识到且充分证成“道德的形上学”，但康德的意志自由，物自身，以及用美学判断来沟通道德界与自然界之思想，就含有“道德形上学”的趋向。宋明儒者依据先秦儒者“成德之教”之弘规，其弘扬的“心性之学”正涵一“道德的形上学”的充分完成。这也是牟宗三先生对宋明儒学的基本定性和定位。所以说宋明儒学不仅仅是一笼统的道德学说，而且它还是一真正意义上的形上学，这就使得宋明儒学在人类文化中之位置得到真正肯定，也为我们了解宋明儒学打开了新的视野。
理学本土渊源
蔡方鹿等学者认为， 二程和朱熹吸收了道家以道为宇宙本体 、 “道生万物” 的思想来完善儒家的本体论， 又吸收了清静、 无为和主静的修养思想。张立文认为， 宋明理学在起步阶段， 周敦颐把道家哲学作为最主要的参照系;到发展阶段， 二程得益于道家提出的“理” 范畴; 到朱熹援道入儒， 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 都受到道家哲学的影响。因此， 他指出:“宋明理学在形式上是儒家的， 而在内容上却包含着道家成分。宋明理学正是因为较妥善地吸收并转化为道家的思辨哲学， 才完成了儒家哲理化进程。 ”
陈少峰从思想渊源方面， 对道家哲学与宋明理学的关系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 他认为:“理学派”受到 《老子》 和王弼学说的影响较深， 而“心学派” 则较欣赏《》、《》以及向秀、 郭象的《庄子注》、张湛《列子注 》， 并且常常直接取而用之。而关学学派则对《列子》、《列子注》情有独钟。孔令宏对宋明理学吸收道家哲学的理论特点作了考察， 指出: 从总体上看， 宋明理学对道家、 道教的吸收， 是以“修其本而胜之” 为信念， 移植道家解决问题的起点、 思路、方法、 方法论原则、 思维方式、 概念模式、 哲理框架、逻辑思辨等方面入儒家， 从而既用于丰富儒学的体用合一论和功夫境界论， 又提升了儒学的哲理思辨水平， 充实了儒家的思想体系， 促进了儒学的新发展。还有一些学者针对道家对于儒学的巨大影响， 对儒学的性质提出了新的看法。比如， 吴重庆在 《论理学的道家化》 一文中， 直接把宋明理学定位为 “” ， 并从三方面作出分析: 在对人与万物的关系及人性的看法上， 理学是站在道家的立场上;理学基于道家的“天成秩序观” ， 把礼义人伦自然化、 无为化; 理学采用道家“明镜说” ， 建立起“内圣外王” 的理论体系
可见， 道家哲学在儒学中的体现， 主要在道家的宇宙论、 本体论、 心性论、 修养论以及思想观念等方面， 它们对于学者建构宋明理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不论从思想渊源， 还是从理论特点看， 宋明理学都深深地打上了道家哲学的烙印， 这也是学者们的一致看法。当然， 我们不能据此认为， 这就是道家哲学思想的发展， 它只是儒家学者为了发展儒学的需要对道家哲学思想的融摄， 是道家哲学思想在宋明理学中的体现; 更不能认为宋明理学就是所谓的“道学”“新道家”， 毕竟宋明理学的根本理论旨趣是以传统儒学为基础的。之所以要说明指出的是他的思想外援是有本土渊源而非外来的。
理学研究内容
概括说来，理学讨论的问题主要有：①本体论问题，即世界的本原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理学家虽然有不同的回答，但都否认人格神和彼岸世界的存在。提出气本论哲学，认为太
虚之气是万物的本原。二程建立“天即理”的理本论哲学，认为观念性的理是世界的本原。朱熹提出理为“本”，气为“具”的学说。②心性论问题，即人性的来源和、性、的关系问题。张载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和的，认为天地之性来源于太虚之气。程颢提出了心即天以及性无内外的命题，把心、性、天统一起来。则提出性即理的命题，把性说成之理。朱熹认为心之本体即是性，是未发之中；心之作用便是情，是已发之和 ；性和情是关系，而心是“主宰”。③认识论问题 ，即认识的来源和认识方法问题 。张载首先提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两种知识，并提倡穷理尽性之学，成为理学家共同讨论的问题。二程提出“”的认识学说；朱熹提出“”的系统方法；陆九渊强调“反观”；王守仁则提出“致良知”说，认为格物致知就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从而完成由内向外的认识路线 。
理学流派纷纭复杂，北宋中期有的濂学、的象
数学、张载的、二程的洛学、的朔学，南宋时有朱熹的、兄弟的江西之学，明中期则有的阳明学等等。尽管这些学派具有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特点，但按其基本观点和影响来分，主要有两大派别，二程、朱熹为代表的；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
理学是中国思想史上曾起过重大影响的学派，为“程朱桑梓之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及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均系徽州。且在的传播和影响尤为深，世称&新安理学&。理学的奠基人洛阳、和集大成者婺源的祖籍均在篁墩，故称其为&程朱阙里&。朱熹亦自称“新安朱熹”。朱熹，字元晦，徽州婺源人。朱熹之父，祖居歙县篁墩，曾在歙县城南紫阳山祠读书，入闽任政和县尉自署&紫阳书堂&，后因被任武职，举家迁到婺源。他以“紫阳”名其居、朱熹亦题名其书房为&紫阳书房&。
学者因而称朱熹为&紫阳先生&，称其学派为&紫阳学派&。朱熹从师，接受程颐的思想观点，后加以发挥，建立严密的理学思想体系。他融道家入儒学之中，使儒学蜕变出古代社会的又一经典理论--理学。他提出“天”、&气&、&格物致知&、&知行为一&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范畴。他认为&理&是至高和包罗一切的，故称&理学&。朱熹所说的&理&，实际上指道理。而且认为&理&是永恒存在的，企图使理永恒化。他还认为理和气不能相离，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朱熹广收弟子，亲自讲学，门生遍布各地，有学术成就、政治建树者颇多，这使朱熹学派成为理学史上最有势力的学派。他是理学集大成者，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甚巨。朱熹曾三度回徽省亲，每次逗留数月，所以徽州从其学者甚众。学行最著的徽州弟子有歙县、吴昶，程光、程永奇、、许文蔚，祁门等等。这些学生，讲学乡里，推崇理学，使徽州成为理学影响最深的地区。南宋理宗把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根据加以推崇，追封死后的朱熹为太师、徽国公，亲自为歙县&紫阳书院&题额。从此，程朱理学成为徽州正统的学术思想。
元朝以后，历代竭力推崇理学。定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的依据。徽州学者对程朱理学更是信奉不移，，“是以之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新安之士为然。”&凡六经传注，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教，子弟不以为学&，并在篁墩建&程朱三夫子祠&。当时，徽州&书院林立，以紫阳为大&，紫阳书院被视为传播程朱理学之圣坛。清代曹振镛称：&自宋、元、明，迄今数百年，江以南之私淑文公，能于学校自表见者，必推我新安”故徽州被称为&理学之邦&。新安理学家，除朱熹及其门弟子外，还有休宁理学九贤，歙县钱时、曹泾、、唐仲实、姚琏、，祁门，李希士。新安理学的主要著作，有解释程朱理学命题的《性理率训讲义》、《太极图书》、《近思录注》，有解释程朱理学命题的《四书发明》、《太极篡疏》、《礼记集成》、《六典撮要》等。从南宋前期至清乾隆年间，新安理学在徽州维系了600多年，对徽州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朱熹提倡读书，认为穷理之要，必在读书，促进了徽州读书好学风气，缙绅之家往往自编教材，由父兄率子弟诵读、理学家对理欲、心物、义理、天人等概念的意义、关系的追问和逻辑论证，提升了徽州文化的理性思维，培养了深厚的理性主义传统。新安理学家恪守朱熹的义利之辨，强调&天理为义，人欲为利&，颂扬&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思想，学子以之为书院之规，士夫以之为立身处事的教条，徽州商人&贾而好儒&，以&仁义礼智信&做为商业伦理。宋元明三代，徽州出了不少民族志士，表现了坚贞不屈的气节，也与朱熹的新安理学分不开。
理学湖湘学派
东晋以后，由于北方一些游牧民族的不断骚扰，中原地区战火不断，迫使中原地区文人士子纷纷南下，中原大地方兴未艾的理学思潮也随之在两宋之时渗透到“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的湖南。湖南地区历史文化发展的第二大高峰湖湘文化的奠基者湖湘学派，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就不是湖南的土著民，而是后迁到湖南来的移民。一般来说，学术史上以某个地域命名学派的，常常是既与这些学者的籍贯有关，又与该学者在哪里讲学有关。二程是河南人，并讲学于此，故称洛学；张载是关中人，并在此创建学派，故称关学；朱熹是福建人，并主要在福建讲学，故称闽学。不过，湖湘学早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多不是湖南人，胡安国、胡宏、胡寅一家是福建人，张栻是四川人。但是由于他们的主要学术、教育活动皆在湖南一带，所以历史上称之为湖湘学派[2]
。 清末湘军的兴起与郴商的兴起与湖湘理学不无关系。
理学发展过程
湖湘学派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时期是理学兴起并走向鼎盛的宋代，这一时期理学派别林立，为什么独有胡、张的湖湘学被湖南人所接受，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绵延至明清而不绝的湖湘文化？这当然可以从多个方面分析，但是湖湘学派“务实”的学术风格与湖南人崇尚实际的民性之契合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理学形成的一个重要使命是为了回应佛教文化信仰之挑战，因此理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把一切外部事务的解决都放在内在的生命和心性上，即都化约为内在的生命问题与心性问题来解决。也正因为此，一些理学家往往忽视实际问题，简单地认为只要内在的生命问题与心性问题得到了解决，外在的社会政治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一些走向极端者更是抛弃了儒学的经世传统，日益萎缩在生命与心性的领域内优游涵泳，潜沉玩索。湖湘学派虽然也是一个理学学派，但是，他们没有因为热心讨论“性与天道”而流于空谈，没有因为追求“内圣”而忽视“外王”，而是注重“体用合一”，力求保持内圣与外王、道德与政治的统一。所以，他们对理学内部出现的“多寻空言，不究实用”的倾向展开了批判。胡宏批评说：
伊洛老师为人心，切标题，“天理人欲”一句，使人知所以保身、保家、保国、保天下之道。而后之学者多寻空言，不究实用，平居高谈性命之际，亹亹可听，临事茫然，不知性命之所在者，多矣。
也就是说，对“天理人心”的内圣追求，是为了“保国保天下”的外王事功。但是许多学者过多沉迷于内圣，只会“多寻空言”、“高谈性命”，结果是“不究实用”、“临事茫然”。这就违背了儒家的经世致用精神。而湖湘学派努力追求“得其体必得其用”，也使得他们能在派别林立的理学学派群中，显示出经世致用的特色。
为湖湘学派形成义理经世相结合的学术风格打下重要基础的是湖湘学派的奠基人胡安国。他用毕生精力研治《春秋》，著有《春秋传》。在《春秋传》中，胡安国反复强调《春秋》大一统、华夷之辨，这主要是针对当时社会中民族矛盾极端尖锐的状况，试图达到加强中央集权、抵御金军、收复中原的现实目的，从而把《春秋》义理的阐发同两宋时期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结合起来。
胡安国的这一治学特点影响了他的后代和弟子们。胡安国季子胡宏虽然终身不仕，但是始终没有忘记经世致用的要求，积极倡导“有体有用”之学，关注由体而达用的政治事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口诵古人之书，目睹今日之事，心维天下之理，深考拨乱致治之术”。胡安国养子胡寅所著《崇正辩》也是倡儒批佛的力作，《读史管见》更以理学观点评论历史，以历史事实阐发经书义蕴，均含有匡时济世之意。
为湖湘学派扩大规模做出突出贡献的张栻同样注重经世致用。他与乃师胡宏一样，也要求把内圣的道德精神和外王的政治功业统一起来。在《孟子讲义序》中，张栻提出：“嗟乎！义利之辨大矣！岂特学者治己之所当先，施之天下国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无疆，以义故也。”在这里，内圣的修己功夫和外王的“施之天下”是统一的。因此，张栻十分重视当时社会现实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对兵政、兵法等军事方面的知识都非常关注，使得湖湘学派的经世致用特色更加突出、鲜明。
张栻的弟子们发展了这种经世致用精神，正如全祖望所评价的：“南轩弟子，多留心经济之学，其最显者为吴畏斋（猎）、游默斋（九言），而克斋（陈琦）亦其流亚云。”特别是吴猎，他把内圣工夫和外王事功统一起来，“非区区迂儒章句之陋”，“而其好用善人，则宰相材也”。可见，由于吴猎能将内圣的“求仁之学”和外王之学很好的结合起来，故被称为难得的经世之才。
以湖湘学派的特征为基本风格，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演化，湖湘文化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与湖外风气若不相涉”。
综合宋、元、明、清各代湖南地区的文化思想、学术风尚、人材特色、教育实践等方面的特点，可以发现湖湘文化包含以下三大要素：
理学（这里主要指理学的主要流派程朱理学）自宋理宗以后，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支持，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因而推崇理学并非只是一种区域文化现象。但是湖南地区推崇理学却有自己的特色。
湖湘文化的开创者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奠基者湖湘学派是一个理学家群体，他们尊崇理学自不待言。他们在湖南各地讲学传道，使理学大盛于湖南，湖南自此有“潇湘洙泗”之称。正由于他们广泛深入的影响，数百年来，湖南学界一直标榜理学为“正学”，并以此来激励、劝勉湖南的士子。理学家真德秀安抚湖南时，就曾专作《劝学文》，要求湖南士子潜心理学，在湖湘学派的著作中探寻为学的根本。因此，当全国的学术思潮、教育风向发生重大转换之时，湖湘地区仍然谨守张栻、朱熹学统。明中叶以后，王阳明心学风靡一时，王阳明及其后学季本、罗洪先、张元忭、邹元标都曾到湖南讲学，但是由于受到湖湘学统的制约，始终无法取代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清乾嘉以后，讲求训诂考据的汉学风行天下，“湖湘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闳，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为逐末遗本，传教生徒，辄屏去汉、唐诸儒书，务以程、朱为宗”。即使有一些湖南学者研治汉学，也不像吴、皖等地的汉学家那样把汉学和理学对立起来，而是坚持以义理之学为本，将汉学统于理学的指导之下。如道光年间创办的湘水校经堂即强调汉宋兼采。不仅如此，在湖南，理学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除了渗透在政治、教育等领域内，还影响到日用伦常与社会风俗，使湖南从上到下普遍形成崇尚理学的传统。
理学经世致用
湖湘文化强调经世致用的特色最早由湖湘学派所奠定。胡安国著《春秋传》，通过注释《春秋》，宣传康济时艰、抗金复国的政治主张，首开湖湘文化强调经世致用之风。胡宏虽然终身布衣，但是却始终关心现实政治，所著《知言》、《皇王大纪》皆透露着强烈的经世致用的精神。胡寅有匡扶社稷之志，对古今政治发表了一系列颇有卓识的议论，其中《上皇帝万言书》最为集中地体现了他的社会政治理想。张栻身为南宋中兴名相张浚之子，不仅自身政绩卓著，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经世之才的弟子，其中赵方、吴猎等人还是能带兵打仗的卓越将领。
明清时期涌现的湖湘人材也多以经世著称。明代主持岳麓书院的山长叶性、陈纶、熊宇、张凤山、吴道行、郭金台等人承袭湖湘学派的经世学风，进一步弘扬了理学经世的传统。明末清初之际，更有杰出的思想家王夫之崛起于湖南。（），字而农，号姜斋，学者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他积极投身抗清斗争，失败后，潜伏山林，著书立说，以表达自己的经世之志，对晚清的中国思想界，特别是湖南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清嘉道年间，经世思潮再度兴起，“留心时政之士夫，以湖南为最盛”，著名者有、、、、等。他们以陶澍为核心，形成了“湘系经世派”。陶澍（），字子霖，号云汀，晚年自号髹樵，又号桃花渔者，谥文毅，湖南安化人。他的经世思想及成就对当时和后世均影响深远，清末清流派代表张佩伦对此有如下评论：
道光来人才，当以陶文毅（澍）为第一，其源约分三派：讲求吏事，考订掌故，得之者在上则贺耦庚（长龄），在下则魏默深（源）诸子，而曾文正（国藩）集其成；综核名实，坚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则徐）、蒋砺堂（攸铦）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则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直凑单微。[3]
魏源、贺长龄、贺熙龄、唐鉴等人聚拢在陶澍周围，日“以文章经济相莫逆”[24]。他们鄙弃空谈，主张学以致用，敢于针砭时弊，倡导变法改革，进一步发展了湖湘文化的经世特色。
理学躬行实践
躬行实践本来是湖湘学派的学术思想特色。胡宏以躬行实践为教育宗旨，提出“力行”是为学的最高境界，说：“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4]
主教岳麓书院后，发扬了注重躬行实践的学风，在哲学上强调“知行互发”，在教育上主张“学贵力行”，使湖湘学派以重视躬行实践而著称于世。
经过长时间的积淀，躬行实践这一湖湘学派的学术思想特色逐渐扩展为湖湘文化的特色。明中叶以后，心学兴起，出现了“自悟本体”、“放荡不羁”的浙中王畿一派，但是王学在湖南传播的过程中，由于受到湖湘学风的制约，基本没有出现空谈心性、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现象。明、清之际，王夫之发扬了湖湘文化重视躬行实践的传统，特别强调行的作用，认为“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并批判了“离行以为知”的治学方法。值得注意的是，湖湘文化中的“躬行实践”主要以伦理道德为特征，这与湖湘文化尊崇理学、强调经世致用有关。如王夫之知行观中的“行”即是“行于君民、亲友、喜怒、哀乐之间”。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与楚文化相比，湖湘文化中的浪漫色彩大为减弱，而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意识却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并与理学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宋以后绵延至晚清而不绝的理学经世传统。理学发展到后来，往往由于过分注重理气的哲学思辨和心性的伦理体悟出现弊端，但是在湖南，由于独特的文化传统，研治理学者多注意把理学与经世之学、心性修养与躬行实践结合起来，所以少有空疏之弊。晚清湖湘理学群体之所以能够以理学家而从政从军，正是湖湘文化这一特色的体现。
理学伪道学
清末民初，清代一些为了粉饰自己的官宦历程好称理学的行为被一些历史学者进行了回归历史本源的评判。称其“鬻道于虏，炫宠弋荣”、“服官异族，大节已亏”，是“伪道学”。革命家更称为“驯静奴隶”。（《革命军》）汉学巨擘章炳麟（）从民族的大视野出发，指出“陆陇其（稼书）、汤斌等隶事两朝，为士林所不齿。”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讲道：“汤斌、、陆陇其辈，江郑堂《》所不收，其意良是。何者？炎黄之胄，服官异族，大节已亏，尚得以理称哉？”[5]
（章太炎《》）
清朝康熙皇帝也多次对汤斌言行不一的行为进行过评判。康熙客观地评价汤斌、李光地为伪道学，说其“以帝王之好恶为瞻而变易其说”，指斥“汉人行径殊为可耻”（《康熙起居注》）。说汤斌言行不一，“并不能践其书中之言”。(1989年版《辞海·汤斌》）“凡事言之匪艰行之维艰。昔江苏巡抚汤斌、好辑书刊刻其书朕俱见之。当其任巡抚时、未尝能行一事、止奏毁五圣祠乃彼风采耳，此外竟不能践其书中之言也。”（《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一再批评汉官说：“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今视汉官内，务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熊赐履所作《日讲四书解义》甚佳，汤斌又谓不然。以此观之，汉人行径殊为可耻。”(中华书局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
理学历史作用
作为地主阶级新的思想理论体系，理学一度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过好的作用。它在思辨哲学方面的发展，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对于日本、朝鲜的历史发展，理学也曾发生相当大的影响。但是，理学在清朝被统治者刻意篡改扭曲[6]
，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愈益起着消极乃至反动的作用。
周赟：《正蒙》诠译
．中华文史网．[引用日期]
张佩纶《涧于日记》己卯第31、99页。
胡宏《知言·中原》 《胡宏集》 第46页。
章太炎．诸子学略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凤凰网[引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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