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陈泰塔里木纪实小说：《我这四十年》（1）
陈泰，江苏省姜堰巿人，生于1943年，１９６２年苏州蚕桑专科学校（中专）毕业，回乡待业，曾先后在粮站、供销社工作以及参加县青年业余文工团活动，最终响应号召被分配去了新疆。在一师六团生活、战斗了17年光景。在这里与上海知青摸、爬、滚、打；在这里恋爱、结婚、生子，干过蚕桑技术员、当过老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磨难。1981年调贵州省某企业集团公司，后来当上公司老干部处副处长、集团公司纪委副书记，2004年退休，现定居在贵阳市乌当区。前后四十年时间，历尽艰辛；四十年风风雨雨，颇具传奇色彩。退休后，赋闲在家，便依据自己的经历，上网写下《我这四十年》文章。
１９６４年９月间，待我从兴泰供销社回到姜堰，那些原一帮在县青年业余文工团的朋友李宝章、程万宝，大多下到附近乡下插队落户了，过着头顶烈日背朝天“与天斗，与地斗”的艰苦的岁月。
　　父母庆幸我又有了新的工作，感觉又有了奔头，就是新疆－－－地方远了点。
　　母亲絮絮叨叨让我在外多加小心，早晚不要受凉，经常给家里写信，去几年就回家看看。
　　他们早几天就为我准备好行装：新买了一个大藤条箱，新弹了两床棉絮，新做了二套衣服，新购了毛裤内衣鞋袜毛巾面盆等等。
　　我临去学校报到那日，父母都难过地没有送我去汽车站，他们只是站在家门口看着我远去的身影，母亲在一边抹眼泪。
　　这是多么难忘的一次分别：这一别就是十年之久......
　　按照《通知》，我带着行李来到久别的苏州巿浒墅关镇，来到学校。这时的学校中专部已经关门，很多教室都荒废着，门窗破损,室内桌椅一片狼藉。
　　我们一共有７０多人回校报到，大家两年多未见了，聚在一起谈起１９６２年离校后的五彩斑斓的生活，都显得异常高兴和激动。
　　在一间“会议室”，从新疆农一师来的两名召集人首先作了自我介绍，他们一个姓严，一个姓高，让大家称呼他们：“严同志”、“高同志”。高同志年长些，大约有４０岁，严同志看上去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然后他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些新疆兵团及农一师的基本情况，粗略知道农一师的前身是“南泥湾”模范三五九旅，他们“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部队。同时给大家说明，为了发展新疆蚕桑事业，农垦部部长王震将军下令召集我们这一批人去当蚕桑技术员,要求大家一定不要辜负老部长的期望......
　　我们总体称为大队，他俩就是我们的带队，临时大队长。
　　然后，我们被分为若干小队，一切按部队军事化行动。一路上，各小队相互拉歌，此起彼伏，热闹异常。我那时年轻气盛，表现的相当活跃，就自然成了我们这一小队的“啦啦队”队长。
　　车到南京时，因火车车厢要依次轮渡过江，给大家放假半天，要求晚上必须准时回到集合点。
　　我利用这机会，去了南京大学找到我还在上学的二哥，跟他分别。他虽然学习较紧，但还是抽两个小时时间陪我去了中山陵，然后在那边吃了饭．晚上回到了集合地点。
　　后车到郑州，我们又下车换乘。大家被安排在一家饭店吃了一餐丰盛的饭菜，然后休息，到半夜二点又被叫起床，重新登上从郑州开往乌鲁木齐的火车。
　　一个天蒙蒙亮的清晨，火车到达“大河沿”站，我们全部下车，指示要在这里休息，然后转坐汽车往南疆。
　　只见一望无际的沙砾和树立在上边的一顶顶帐篷。到处都是盖着蓬布的军用物资和忙碌着的搬运工人。据说，这里是通往南疆的特大转运站。
　　天气已经有些寒冷，我们被安排就地稍许休息后，一人分得一只面包，一套黄色的棉军装。大家迫不及待地套在了身上，每个人都情不自禁，欢笑着、追逐着，散发着一股青春活力。
　　不一会，开来了三辆军绿色的卡车。在严同志、高同志的指挥下，大家将被包递到车上，分四排排好，然后，人上车就面对面坐在被包上，依然是一路歌声向南疆开去。
　　一望无际的沙漠，根本见不到一个人影。汽车在飞驶，不时迎面“呼”飞过一辆军车，车后飞起一片沙尘，我们坐在没有遮蔽的车上，满脸满身都是灰，简直就分不清谁是谁了。一直要开到很晚，才到达一个叫做“二八台”兵站，大家才下车，上厕所，活动活动身体，抹去脸上的灰尘，吃上些简单的饭菜。在一间吊着一只像萤火虫电灯的房子里，七、八个人挤在一起休息。第二天天刚亮又上车继续前进。
　　三天后，车队载着我们到达阿克苏－－－农一师师部所在地。
　　我们被安排在师部招待所住下，师部首长和师蚕桑生产办公室的负责同志专门来招待所看望大家．要求我们第一休息好，第二总结好，第三分配好。具体安排：一天休息，三天总结，最后就是分配。
　　第一天，大家洗澡洗衣服，然后安安稳稳地睡了一觉。
　　晚上，就三五成群地到阿克苏街上闲逛，吃羊肉串，吃酸奶，吃烤馕，反正看什么新鲜，什么以前没见过，就买来吃。女同学们都围绕在一些维吾尔族大妈的小摊边购买一些自己喜欢的挂件和装饰品。
最后，通过总结，师蚕桑生产办公室高华主任宣布分配结果，我们７０多人被分到一师所属各农场。我、兰万生、朱连保及董书光共四人被分在六团。
&有一首优美动听的纯新疆风味的歌曲《送给你一束沙枣花》，你听过吗？歌词这样写道：
坐上大卡车 / 戴上大红花 / 远方的年轻人 / 塔里木来安家 / 来吧 来吧 / 年轻的朋友/ 亲爱的同志们 / 我们热情的欢迎你
/ 送给你一束沙枣花 / 送给你一束沙枣花
不敬你酥油茶 / 不敬你哈密瓜 / 敬你一杯雪山的水 / 盛满了知心的话
/&& 来吧 来吧 / 年轻的朋友 / 亲爱的同志们 /
我们热情的欢迎你 /&& 送给你一束沙枣花 /
送给你一束沙枣花
边疆安下家／天山把根扎／战斗的生活最幸福／革命青年志气大／来吧　来吧 / 年轻的朋友 / 亲爱的同志们 / 我们热情的欢迎你
/&& 送给你一束沙枣花 / 送给你一束沙枣花
这首歌伴随着激昂的口号声，锣鼓声，汽车轰鸣声，激动了整个一代青年人，记录了一个划时代意义的壮举。
这就是发生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成千上万的上海知识青年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垦农场，屯垦戍边的故事。
每当想起、哼起这首《送给你一束沙枣花》的时候，人们心中油然而生一种敬仰，为上海知青屯垦戍边的壮举而激动，为上海知青“斗天地、献青春”的精神而自豪。
１９６３---１９６５年大批上海知青响应“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和“好儿女志在四方，到新疆干革命”的号召，带着几分天真、几分悲壮、几分激情、几分希望，挥泪告别亲朋好友，踏上西去的列车。
经过几天几夜火车、汽车颠簸，他（她）们被分配到农一师各个团场，从阿克苏到阿拉尔，从沙井子到塔里木，沉寂的沙漠戈壁一下子有了生机，到处有上海知青的影子，到处有上海知青的欢声笑语。
在农一师六团，从团部股、科各办公室到各营连排班、机耕连、值班连、畜牧连、工程连、卫生队、文工团，以及学校，除几个主要领导一些技术骨干,全部都成了上海知青的天下。在这里他（她）们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早晨吹号起床、跑操、就餐；.晚上，班会，吹号熄灯。全部是统一的。
在这里，他（她）们得过好三关：
一是劳动关：去那里主要任务是“屯垦”，就是与地斗，改造大自然。一句话，就是要在戈壁沙滩种粮食，平时的劳动就是平地、打埂，两天下来，手上打起血泡，肩头红肿。要碰到挖大渠，那就要吃住在工地，劳动量大得惊人。可这些大都巿来的小姑娘、大小伙没有叫苦叫累，个个生龙活虎，努力完成了各项生产、工作任务；
二是生活关：主要指吃的方面。那时的主食是玉米，每餐都是一只玉米馒头，一碗青汤（大家戏称“玻璃汤”），一个月难得见一餐肉。不过这玉米馒头，还真是养人，只见一个个女生都“发”了起来。时间久了，她们一餐只吃半个或小半个，将多下玉米馒头切片晾晒干然后私下送给自己的“心上人”；再说“待遇”：知青一律是“供给制”，生活补贴“３、５、８”，即进疆的第一年补贴是每月３元，第二年始每月５元，第三年始每月８元。三年满后每月３１元零八分。第二年每月３５元５角２分；即即使是这样，
也不能每月发，而是要等一年或两年才能发一次。
三关是意志关：因为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是天天、月月、年年都是这样，周而复始地劳动、劳动再劳动，对于从小生长在上海大都巿的这帮知青，他（她）们没有退缩，没有动摇，而是坚持坚持再坚持。很多人就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刻，碰到想家的时刻，都是唱着这首《送给你一束沙枣花》就挺过来了。
他（她）们为边疆的建设贡献出自己宝贵的青春年华，支撑起新疆的一片天地！
这就是当年一代上海知青，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边疆建设，创下的一个划时代意义的壮举！
如今，虽然绝大部分当年的上海知青已经按政策返城，回到上海，但他们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他（她）们都引以自豪。
而我,每一次去上海都要与他（她）们聚会，我们一起回忆过去历史，畅谈当今社会变革，我们一起痛饮美酒，高声歌唱那优美动听的纯新疆风味的歌曲:
《送给你一束沙枣花》！
六团，离阿克苏只有３５公里路程，我们到达后在团部休息一日。
　　我和其他二人被安排到一连实习，一连炊事班李班长专程赶着马车来团部接我们。
　　我们将行李放在马车上，沿着总干渠边的一条大道徒步而上。总干渠两边栽种的柳树树干都有大腿般粗，柳枝茂盛随风飘荡，像是在跟我们打招呼，对我们的加入表示热烈欢迎！
　　李班长是１９５６年从河南支边进疆，一直在炊事班干，现在也抓些连队的杂事，但大家仍习惯地称呼他“李班长”。
　　一路上他用标准的河南话给我们介绍一些连队的分布情况。
　　大致知道：这总干渠是全团的供水命脉，总干渠两旁以团部为起点，往上去依次是畜牧连、加工连、值班连、三连、四连、二连、一连；而往下，就是工程连、七连、机修连、五连、六连、九连、八连。
　　这些连队中，就一连、二连和三连栽种有数百亩桑树；四连是林果连，有苹果、桃子、香梨、葡萄等；其他以种粮食作物为主。
　　团，营领导主要是老抗日，三五九旅的老八路。连队领导大多是１９５６年从河南支边来的。
　　目前全团有近一半的是上海知青，他（她）们都是１９６３、１９６４年来的，分布在各个连队，以一连、二连、三连、值班连为主。其中担任排长，班长的都是上海知青，也有极个别的当上了连长或副连长。
　　一路听李班长介绍，不知不觉一拐弯，就到了一连。正是中午收工时间，只见大队身穿草绿军装的人马，一个个年轻力壮的小伙，三五成群的漂亮女生，向一股股潮水般涌过来，先奔向各自宿舍，拿上饭碗，然后又涌向食堂。一派朝气蓬勃的气氛。
　　中午饭是一人一只包谷馒头，一份青炒莲花白。另一大盆飘浮着一点油花的青汤，不定量。大家排队领取到自己的一份饭菜后，有的就近蹲在地上大口、大口啃吃起来，有的就在菜碗里舀满汤，端着往宿舍走去，姑娘们仍是三五一群围在一起边吃边说笑着。
　　我们被安排跟二排蚕桑班劳动，等来年开春后再去四排实习育苗。蚕桑班共有１２人，都是些１９、２０岁的姑娘，一个个长得身圆脸胖，红艳艳像一朵、朵盛开的花儿。班长沈雪芳，戴一副白边眼镜，看上去要比其他姑娘年长一些，她热情、大方地跟我们握手，介绍班里每一位姑娘：
　　“这是副班长朱丽芳，”沈班长指着一位身材高挑的姑娘说，还没说完，站在一边的高挑姑娘自己大声纠正：
　　“朱丽芳同志！”
　　“呵，呵呵，是朱丽芳同志。”沈班长纠正，引起其他１０名姑娘齐声哄笑起来。反而搞得我们三人有点不知所措。待她们全部介绍完，我们也作了自我介绍，由于我和兰万生是江苏人，一口苏北口音，又引起姑娘们哄堂大笑。
　　有大胆的，也学着用苏北话说：
　　“没得问题，没得问题，技术员同志！”１２个姑娘前仰后合，笑成一锅粥。
　　我们一起在桑田挖沟、灌水、施肥、剪枝，休息时在一起闲聊，有时也一起哼唱《送给你一束沙枣花》、《我们新疆好地方》。晚上也到她们的宿舍参加学习和工作总结。后来，由于桑田没有活，我们就全部参加到大田劳动，与大部队一起在拖拉机翻耕过的地上打埂、平地、灌水；又一起聊天，说笑，大家开开心心。不到半年，大家混熟了，无拘无束，像亲弟兄姐妹一样。
　　不想，有一天，其中有几个姑娘不理我们了，看见都远远地躲开，我们也莫明其妙，就主动去接近她们，反搞得她们几个面红耳赤，而其他的姑娘却在一边喊着我们和这几个姑娘的名字，大声哄笑。后来才慢慢搞清楚：是她们私下里将班里张秀群、束文秀两人和我跟兰万生二人拉郎配了。问题“穿邦”后，也闹得我们有好多天在班里不敢多讲话。
真让人不理解，那时的脸皮为什么都那么薄。当然，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上海知青有明文规定：三年内不许谈恋爱；其二大概就是因为那时我们都还不懂得恋爱。你说，在一个年轻女姓占６０％的单位里，在一个整天和她们一起劳动，像《红楼梦》里贾宝玉一样基本被女姓包围的环境中，我却为什么一直到１９６８年才真正与我现在的妻谈上恋爱了呢？
１９６５年３月下旬，师蚕桑生产办公室在阿拉尔“塔里木农垦大学”召开“全师蚕桑生产工作会议”，各团场蚕桑技术人员和分管领导参会，光蚕桑技术人员就有８００多。对当时各方面条件还很差的情况下召开如此规模的会议，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上级领导对发展新疆蚕桑事业的坚强决心。
　　会议结束后，我们满怀信心，要把会议精神落实到自己的工作实践当中，我们立即行动，离开了曾一起战斗的蚕桑班姑娘们，离开连部，卷起铺盖搬到四排进行育苗实习，大家还真有点依依不舍。
　　对于四排，我曾经在一篇《戈壁红柳》的文章中描述过她。其地理环境、气候条件，都相对于一连连部强。这里有几排老房子。据说曾是国民党殘部的一个重要据点。他们也曾在这里种植大烟。
　　四排这边有四个班，总共约有４０多人。排长、一个老技术员、还有几个专门管理总干渠闸门的老同志以及他们的妻，都是河南人。
　　另两个女生班，一个男生班，全部是上海知青。
　　四排长在老房子上边，为我们找了大约有七、八亩保墒好、基肥足的沙质地作为我们的苗圃地，又从女生班抽调６人协助我们育苗。
　　我们挖地，平整，精心将其分成若干小畦，然后，撒种，引水灌溉。
　　当时，我现在的老伴就在６人其中，但那时候的我们俩还都没有“触电”的感觉。
　　她，名叫邢蕴玉，家住上海虹口区，家中有姐妹弟兄九人，初中毕业后她在家待业两年，先是她姐所在一家工厂招工，她都参加检查了身体，就等通知，可是她偏偏喜欢上那支疆知青的一身绿军装，加之几个中学同班的闺中好友一起嘀咕，以及她在京工作的二哥来信表示支持，几经周折她才从老父亲手中骗得《户口簿》，匆匆到街道居委会报名，于１９６４年６月随大部队踏上去新疆的火车，分配到农一师六团一连任副班长。
　　她人勤快，任何工作都争着干；长得胖乎乎的，因她名字里有“蕴玉”两字，她们班里都管她叫“老油肉”（注：需用上海话讲）。
　　一次，我们在定苗，大家说笑的时候，我也跟她开玩笑，喊她“老油肉”，但因当时我还不会讲上海话，用苏北话讲，那就完全变了味，她一听马上变了脸，半天不开腔，过一会又突然对着我，喊了声：
　　“甫志高！”
　　大家在一边愣了一会，突然爆发出一阵笑声。当时我也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后来，才慢慢知道，由于我戴副眼镜，当时人也长的瘦高，在她眼里，有点像长篇小说《红岩》里的叛徒－－－甫志高。
　　这以后，她就一直没有理我。有时我给安排工作，她虽然也完成了任务，但就是不跟我讲话。
　　后来，苗圃里没有活，我们就一起参加大部队行动，参加到大田劳动，平地、打埂，与那些男生们摸、爬、滚、打在一起。
不长时间，我们与排里所有的人都熟识了。晚上排长召集集体点名和学习时事政治后，大家就一起下棋、打牌、聊天。男生班的孙德强和我们成了铁哥们。
　　就在我们的桑苗长出在半尺高，我们与四排的知青刚交上朋友，这时来了一纸《通知》，要调我和兰万生二人参加“师蚕桑工作检查团”驻十四团工作。
　　这项工作是师蚕桑工作生产办公室作为今年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年初工作会议上提出，就是每个团场抽出两名技术人员，后互相交换驻团，进行督促检查，并每月将检查的情况上报师生产办。没想到这么快就实施了。
　　我和兰万生带上被褥，换洗衣物，将剩余的箱箱盆盆等物品寄放在孙德强他们宿舍，就坐汽车去了十四团。
十四团位于塔里木河下游，我们坐车到阿拉尔后在河边等着汽车轮渡过河。
　　那湍流汹涌的河水一浪高过一浪，不时有一些在湍流中的树杈残草被卷翻到船边，然后又被急浪卷入水中向下游奔涌。几里之外就听到水流“哗！哗！”的轰响。
　　多么雄壮又多么危险。
　　记得刚到六团，一次一副团长及一警卫员在此渡河，他俩坐在吉普车上没下来，谁知车上船后没刹住，一下子冲进滚滚洪流。当时，副团长的那张遗相还是我给他画的。
　　过河后又在崎岖的公路上一路颠簸，下午三点过到达十四团团部。
　　团首长对我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把我们当成贵宾安排在团部招待所休息，跟他们一起在专门为团首长安排膳食的小餐厅就餐，每月光伙食费就２４元。当时我们的工资只有４３．５元，每月光在伙食上的钱占去工资的一半，加之抽烟、零化，一个月就基本没钱了。
　　其实，根据师蚕桑生产办公室安排，是从各团场抽调人员，互相检查、督促，要求我们自带被褥，要与所到团场的技术人员打成一片，不许搞特殊化。但十四团领导的这种诚意，我们也不好讲什么。
　　没有办法，我们只有下去！下到连队。十四团是个大团，光蚕桑技术员就有５、６０人（其中不少是我们学校的同学），有桑田单位多、分布范围广，也基本是以团部为中心，向东和向西两边排开。
　　首先我们发现在团部不远的育苗队，其蚕桑技术员李惠，正是我们的同学，跟我和兰万生年龄相仿，泰兴人，已在家乡结婚。人很热情、泼辣。我们就不时到她那里，有时她给我们打“客饭”，有时我们几个打“平伙”，包饺子；当然也有时与她一起到她们的桑园地参加劳动，跟她聊单位的蚕桑生产前景。
　　再，我和兰万生两人分工：一人负责跑一边，一个连、一个连地跑，这里待一天，那里待两天，每月２５日回团部汇总，写出当月《情况报告》上报师蚕桑办公室。
　　跑了一段时间，我们发现，除团部和团部附近的单位，其他连队大部分是住在“地窝子”。
　　“地窝子”，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种埋在地下的房子。从远处就根本看不出。那天我到了二连，技术员缪永龙和他老婆王桂珍（是我们苏州蚕桑学校的同班同学，这次与我是一个火车皮来的，他们是泰兴县人，１９６２年回乡后他们结了婚）领着我去他们家，一路走去，就是看不到房子。在一条踏出的小路上，我对旁边从地下“长”出的“烟囱”产生好奇，走了上去，正感觉到一种弹簧似松软。缪永龙立即将我拉下来，说：
　　“下来，下来，底下是房子！”
　　我好奇怪，看过去，那一溜排全是这种长着“烟囱”的房子。
　　他领着我走到另一侧，一慢坡下拉开一个草帘，后边是一道门，打开门锁，进了他家。
　　拉开电灯，只见眼前一亮。在一间大约５、６平米的空间里，安放着一张大床，旁边立着几只箱子，门边是一堵火墙，后边是一小方桌，几张小凳，四周墙上贴满年画，虽然没有太多家具摆设，显得有些简陋，还算干净整洁。看得出女主人王桂珍的细腻和勤快。
　　中午就在食堂打了饭回到他家，烧了个菜汤大家一起吃。
　　下午上工，我跟随他俩一起到桑田察看，一群蚕桑班的姑娘立即围过来说长问短，也全是上海“阿拉”。
以后，我就经常来二连，来缪永龙家，慢慢地我就称王桂珍为“王姐”。
　　我跟他们一起在桑田嫁接，施肥，一起在蚕房喂养“蚕宝宝”。晚上就挤睡在单身宿舍。
　　不久，我发现蚕桑班的有两个姑娘收工后，也常常来缪技术员家，坐着与我们有事没事的闲扯。
　　终于有一天，王姐悄悄地对我说：
　　“陈（在学校大家都这么称呼我），有人看上你了。”
　　“啊，是真的？不至于那么快吧。”我嘴里说着，想起在来他们家的两个姑娘中，有一个姓林的高挑个儿，有２３、４岁，常常用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盯看我，有一次，她也曾提起她们家在上海住南汇街上，她爸开了间小百货店，妈妈以前当过老师．．．．．．
　　我对王姐说：
　　“啊，王姐，我怎么好像没感觉。”
　　“没感觉可以培养嘛。”缪永龙也在一边说。
　　“我现在可是临时的，还要回我的六团噢！”我说。
　　“在哪还不一样，好了，可以带过去的。”
　& “呵，呵呵．．．．．．”
　　我含糊其辞，没说话。
　　他俩也没再说什么。&&&&&&
自此，那姑娘也就没再来缪永龙家。
时间快到１１月，气候有点渐渐冷下来。
　　一天，突然从六团传来一个坏消息：四排被盗！孙德强宿舍被盗！！我和兰万生寄放在其宿舍的箱子等物被盗！！！
　　是一个周六的晚上，孙德强他们宿舍的几个人一起外出去值班连办事，当晚没有回来。下半夜约３点，从上边总干渠下来几个老乡，撬窗翻进宿舍，将里边的６、７个箱子一扫光。后来值夜的发现，一直追了好几公里，才在总干渠边的沙枣林带里发现了几个已被撬开的箱子和一地的杂乱物品．．．．．．
　　我们立即请假返回六团。
　　经查：我冬天穿的一套黄色棉军衣、裤，毛衣被盗；兰万生的情况较我要好些，损失不大。
　　但当时棉布是凭布票供应，而且一套棉衣裤的布票要好几年才能积起，再说当时天气已经明显冷下来，没办法，我只好打了报告，经团首长特批，才买到一套蓝色的的确凉棉衣、裤。
　　再回到十四团，立即遇到尴尬之事。
　　开始我也不清楚。
　　我穿着新买的蓝色棉衣裤，还感觉精神抖擞，可每到一个单位，总有不少人在背后对我指手画脚。我追问身边的同行，他们笑着告诉我：“是你这一身棉衣在作怪！”
　　我还是不明白。他接着说：
　　“在我们这，穿黑衣的一定是劳改犯，穿黄军装的是革命人，你这种穿蓝色衣服的是．．．．．．”
　　他不再说下去，我急切的：
　　“说呀，你到是快说呀！”
　　“我说了你可不生气。”
　　“怪，我生什么气？”
　　“你这是小三子。”说着就自己哈哈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
　　我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小三子？”
　　“就是劳改、劳教新生人员，称三类人员。他们只能穿蓝色的衣服。”
　　原来，在这里有不少劳改队。三连的边上就有一个，只见那些犯了罪的囚犯一律穿着黑衣.早上早早出去劳动,晚上晚晚回来,回来用盆子打上水就在外边冲洗,然后在伙房打饭,找个角落蹲下狼吞虎咽。
　　我这才闹明白，我被偷了，经特批化钱买了衣服，现在却成了“小三子”。
　　呵呵，可我又有什么办法，我才不管那么多，照样穿着，照样走东窜西，履行着自己光荣的职责。时间久了，也就没有人再对我指手画脚了。
　　这年春节，我也没有回六团，就在十四团，我们原苏州蚕桑学校的一帮校友一起，一起到三营营部，过了个团聚的欢乐的节日。
　　三营长姓董，河北人，是个老八路，他很支持我们在他的地盘搞这次团聚，为我们大开方便之门。有好多买不来的东西，都是他亲自出面才办回来的。
　　董营长的妻，山东人，要小董营长有１８、９岁，她跟我们说起她跟董营长的婚事，好像有一肚子怨言而又充满幸福的感觉。原来，她们也是以招兵的名义入伍，当初说是文艺兵，后来到了部队，就让她们与这些“老头子”成亲，那时都是１８、９岁的大姑娘，都不好意思，但“成亲”就是命令，必须服从，有的人为此闹的被关了“禁闭”，到头来还是“成亲”。她说：
　　“你说，那时你不跟他是不行，那是强迫！真是便宜了他，还给他生了两个儿一个闺女。”
　　我们一帮人听了哈哈大笑。
　　营长在一边只是低着头，说：
　　“是呀，中国人信命，可我是GCD，又不信那一套。”
　　晚后，闲聊时，我给董营长说起我穿蓝色棉衣裤成“小三子”的事，他思索了一会，意味深长地说了句：
“是啊，我们绝对不能以衣帽取人，不然是要犯大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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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塔里木盆地六大气田群 可稳定供气三十年-塔里木盆地,供气,能源-能源行业-hc360慧聪网
&&&&从新疆阿克苏油气委员会了解到，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新和县境内的塔里木油田英买力气田群建成投产一月以来，供气稳定，截至记者今日发稿，英买力气田群已向西气东输供气六千多万立方米。
&&&&该负责人介绍，塔里木盆地英买力气田群的生产，标志着西气东输塔里木油田首批“一大五中”六个气田已全部建成。英买力气田群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境内，合计探明地质储量六百五十六亿立方米、凝析油及地质储量达二千六百万吨，是纳入中国西气东输开发规划的第二大主力气田。英买力气田群，包括此前投产的克拉二、牙哈、吉拉克、桑南、吉南四等气田一起，形成了塔里木六大气田群。
&&&&据塔里木油田公司资料显示，英买力气田群与之前投产的克拉二、牙哈、桑吉三个气田一起，使塔里木油田年输气能力超过一百五十亿立方米，为西气东输工程安全、稳定供气提供了有力保障。
&&&&塔里木油田公司副总经理宋文杰向媒体披露，截至去年底，塔里木油田已累计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八千四百亿立方米，向东部地区每年供气二百亿立方米、将长久稳定供气三十年的储量资源已基本落实。他说，目前塔里木油田担负着向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地区、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地区共十二个省(市)、八十多个大中城市供气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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