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穷人真没法生存,这是一个大问题。希望各部门再接再厉政府部门一切从实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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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穷人”信用,回馈“穷人”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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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穷人&信用,回馈&穷人&信用
来源:农村大众 &作者:花宇 朱晓晨
&编者按&&&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然而,现代农村的普遍现实是,人难找到钱,钱难找到人,农村金融成为政府、农民和金融机构都纠结的一件事情,这其实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世界性难题,孟加拉人尤努斯仅仅一次小小的创新,就获得了诺贝尔奖。我国的许多地方,为解决这一难题做出了许多创新性的尝试,最近,本报记者选取了两个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广东省的郁南县和山东省的寿光市,南下郁南、东进寿光,对此做了调查采访,希望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推动。
&农民,就是当下语境中相对的穷人。没有金融的支持,农民很难有积累,永远翻不了身。但一般认为,金融资本如人类自身,嫌贫爱富、唯利是图。
&但在广东省郁南县和山东省寿光市的金融创新中,农村金融正在回归其&信用&的本质,银行愿意用穷人自己的信用帮助他们自己。这种变化,源自制度改革,也来自市场发育,更来自由此带来的政府、金融机构和农户三方的利益结合。
1|、两个穷人的故事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要想摆脱不幸,他们缺少的都是那&推一把&的一两万元启动资金。越穷越不敢借,越不敢借也就越穷。
&郁南县平台镇大地村村民聂少伦,在2005年前后,种下了500多株砂糖桔。砂糖桔至少三年才能挂果,而且每年的农药、化肥投入巨大。聂少伦还没等来&回头钱&,&只进不出&的前三年里,仅化肥价格就涨了三倍。本就不富裕的聂少伦,只能硬着头皮减少投入,因此他种的砂糖桔价格不到标准果的四分之一。2007年,当地赶上了低温冻害,砂糖桔绝收;2008年,砂糖桔价格跌到冰点的每斤5毛,卖了也是亏本。周期长、风险大、投入物资价格暴涨,聂少伦家成为人均年收入低于2500元的贫困户。要想翻身,就得舍得用肥、加大投入,让砂糖桔卖个好价钱。但对他来说,所差的一两万元钱,不是小数。
&千里之外的寿光市侯镇地沟村农民于兴群,因为20岁的儿子瘫痪在床,成为了村里的贫困户。但于兴群不懒不笨,又有脱贫的强烈愿望。于兴群在给工地打夯的同时,还想养猪、包地种棉花贴补家用,但是算来算去,买猪苗、租地加起来差大约2万元。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要想摆脱不幸,他们缺少的都是那&推一把&的一两万元启动资金。除了亲戚接济,惟一的求助对象就是银行,而银行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的。于是,越穷越不敢借,越不敢借也就越穷。
2、凭什么相信穷人
&◇郁南县委书记黄志豪说:&自然人比机构更有信用。&寿光农村商业银行董事长崔建强说:&从我们的经验看,农户最讲信用,违约率最低,比给企业放贷更安全。&
借钱是要还的,人人都知道如此,尤其对银行来说更是如此。有借有还,这就是信用,而穷人往往是被认为没信用的。没有信用,就必须有担保和抵押,对农民来说更不可能。于是,回到那个根深蒂固的偏见&&穷人真的没信用吗?
&郁南县委书记黄志豪说:&金融界早有公认:自然人比机构更有信用。&寿光农村商业银行董事长崔建强说:&农民生产比较保守,即使出了问题也能想办法还上。从我们的经验看,农户最讲信用,违约率最低,比给企业放贷更安全。&
&可见,农村金融难,不在风险;而是和收益相比,成本太高。郁南地处山区,乡间交通不便,郁南农信社副主任张建伟说:&郁南共15个乡镇,我们只有320名员工,有时一个乡镇也就两三个信贷员。如果一笔一笔去核实资料,根本做不过来。&&我们的一个客户经理,可以管理二三十个企业,也可以管理十来个村,但劳动强度和效益却相差很大。&崔建强说,&做农村金融费工夫,没十年工夫做不出成效,很多事情不是现在做了马上就有效果。&即便有了金融创新,目前郁南农信社的农户个人贷款业务所带来的利差收益也很有限,仅比保本稍强。
&其它方法无解,打开农村金融大门的钥匙,又回到了信贷的&信&字&&信用,并且发现和使用信用的成本还不能太高。&
3、怎样把淳朴转化为信用&
&农民是淳朴的,但和有信用还不一样。&张建伟说。对信用,一些人理解为有还款意愿,另一些人的理解则扩大到&还得上款&。对看不见摸不着的信用,怎么量化评价,怎么让银行发现,这是必须解决的难题。信用的问题,最后变成了信息的问题。
&如果银行对农户不知根知底,获取信息的门槛不降低,金融资本下乡的路会很艰难。之前,郁南农信社在发放小额贷款时,都是在农户提出申请后,实地入户调查,再向村委和村民咨询贷款人的相关信息。如此一个一个地&零售&,成本居高不下。
&&零售&成本高,那就尝试做&批发&。2000年开始,寿光农商行的前身寿光农信社,开始一家一户地调查,摸索着去评价农户的信用,把授信做到前面。这种评价,更多地偏重调查家庭经济情况,是对偿债能力也就是客观信用做出评价。到了2007年,寿光农商行开始做&批发&,以村为单位整批整批地推进,搞&信用村&评选,并且开始将村委、派出所等公共机构纳入进来,采集农户的口碑、违法犯罪记录进行综合评定。
&郁南的金融创新,也是以获取信用信息为核心。对农户的信用调查,就包含了社会评价,而且和寿光相比,政府各部门的参与范围更广、参与程度更深。银行和农户之外力量的参与,让信用的内容重新回到了&诚信&的核心价值,而不再是狭隘的偿债能力。
&&如果不考虑农户的社会评价,那么能享受金融服务的只能是那些本身有信用记录的少数人,大多数农民还是没资格和银行打交道。&张建伟说:&穷人是有信用的,只不过信用未被发掘,未被发现。&有了这种共识,两地的金融创新才得以实施。
4、市场与政府谁来主导
&激发农户的信用,适合整村推进,也必须将社会评价等指标纳入进来。这一过程,单凭市场的力量,单靠银行去和一个个分散的农户打交道,非常艰难。
张建伟说:&郁南搞农户信用评定,一开始也是农信社在搞,后来政府才加入的。现在对农民征信的模板,也是在我们的模板上完善的。&但实践证明,在郁南,单凭企业的一己之力去搞农户征信,非常困难。&我们发现,要做下来几乎不可能,没有政府部门的全力配合,一些信息很难得到。&张建伟说。
&寿光的做法,印证了了张建伟的论断。自身的努力加上市场的发育,使得信用资源不断被市场的力量激活出来。直至2010年,寿光已经对符合条件的1014个村的22万农户,实现了全覆盖的信用评定。这一过程,虽然靠的是农商行10年来的不懈努力,完全是市场行为。&这个过程要和派出所、村两委打交道,都必须得到政府的协助。幸运的是,党委政府对我们一直以来很支持,不是三年、五年,十年来一直如此。&崔建强说。
&对农村金融尤其是农户征信来说,政府是个怎么也绕不开的第三方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两地的创新,都将农村征信系统变成了准公共产品。寿光与郁南的差别,在于前者是市场主导、政府参与,而后者是政府主导,市场参与。&
5、政府只需做好信用环境
从银行行长到县委书记,黄志豪深知金融的市场化的必然,因而对政府该干什么心中有数。&搞金融创新,政府做的就是统筹,就是帮银行做好信用环境,要当无形的手。具体怎么授信、怎么放贷,政府不能去管。&黄志豪说。
&郁南的创新中,政府一马当先。郁南县法院、公安、质监等19个部门参与进来,通过共建共享的方式,在11.2万农户户籍基础信息的基础上,加上了全县29个信用村4797户信用户的家庭经济和社会评价信息,建成了&农户非银行信用信息查询系统&。通过该系统,可以查到全县29个信用村4787户信用户的家庭经济信息及社会评价信息,条农户违法违纪信息也是历历在目。
&记者拿到了一份信用等级的评定表,评定分为社会管理、生产经营能力、信用、品质、家庭资产负债收入情况、生产经营资产资金情况六大部分。其中社会管理属于激励项目,从参加新农合到让子女上学,从入党入团到应征入伍,从各方面反映并激励提高农民的文明程度。其他偏重经济能力的指标,则与商业银行的评价无大的差异。最终评出来的信用,共分为&优秀&、&较好&、&一般&、&差&4个评级。
&扩大的不仅是指标范围,还有参与力量。在郁南县桂圩镇勿坦村的评选中,18名评委中3人是乡镇干部、3人是信用社员工、7人是村委成员、2人是党员代表、3人是村民代表。桂圩镇党委书记卢海文说:&要让18个人坐在一起,得有党委政府的协调,单凭农信社的招呼不太容易。&更多的参与者,也让评选结果更加中立客观,难以被少数人左右。
&除了主观评价,征信系统还导入了政府多部门的客观数据。在该县发布的征信中心实施方案中,国土资源局要提供农户宅基地信息,人社局要提供参保信息,农业局要提供承包地和农业经营信息。张建伟说:&政府帮我们做了很多事,这些事要是银行去做,想都不要想。&
&相比之下,在寿光,金融创新的主要推动者是商业银行,政府的介入并不显著。今年寿光开展的&文明信用联动联评&中,发动者是宣传部,其意图主要是通过市场力量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并非是为了解决农村金融问题。
&对于这种差异,黄志豪和张建伟都认为,这与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市场发育程度有关。张建伟说:&寿光的工农业远比我们发达,地理环境导致运营成本相对低些,再加上他们的农商行多年的经营应该比较成功,不需要政府深入介入就可以做好。但我们不行,这种事情没政府的统筹,做不来的。&
&对于大多数农户的信贷,郁南县政府所做的也仅仅是和银行一起做好信用系统,具体到每一户怎么授信、怎么放贷、怎么管理,政府不会插手。&我们不会给银行下指标、下命令,我们仅仅做好服务,剩下的还是由银行自己决定。&黄志豪说。
6、信用咋&消费&路径各不同&
&通过调查评选,郁南和寿光的农户,自身的信用都被发现而不是赋予了。有了信用,农户就得&花&信用,&消费&信用,让无形的诚信变成钱。这个过程,除个别情况外,政府基本退出,市场力量主导,但郁南和寿光的路径却又截然不同。
&使用信用,在银行叫做&用信&,也就是使用给予的贷款额度。在郁南,信用是一家一户自己消费的。如果农户得到&优秀&和&较好&评级,可分别获授信3万元和1万元,完全凭信用就可随用随贷,不用抵押担保;如果被评为&一般&和&较差&,那么农信社就会拒绝授信。如果至少3个农户成立联保小组,小组成员的额度可再增加1万元。
&但寿光的大多数农民,获得授信的同时,都得采取至少三户联保的方式才能贷到款;除非,获得最高AAA评级三年以上,才可享受一款叫做&诚信通&的纯信用贷款产品。以此来看,似乎寿光农商行要比郁南信用社更为谨慎。
&同样是&消费&信用,为啥一个直接用信,一个非得联保呢?张建伟说:&对银行来说,有担保当然比没担保要好,但在郁南,很难行得通。&郁南县地处粤西山区,农民收入低,金融市场发育不成熟,很难在同村找到愿意担保的熟人。当地不少农民赴200公里外的珠三角打工,有资本、有意愿在当地靠种养致富的农民并不多。&寿光农业产业化水平比我们高得多,种大棚、搞养殖非常普遍,资金需求量大,市场发育得比郁南好,大家可能都习惯并且有能力采取担保这种方式吧。&张建伟说。
据寿光农商行副行长赵庆国介绍,当地授信额在5万元以下的农户已经很少了;而这一数字,对郁南绝大多数农户来说,光靠信用和联保,很难达到。两地的起点不同,环境不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7、有信用就有钱&
&有信用就有钱。&很多郁南农民都这么说。对此,寿光农民也很认可,但他们更深的体会可能是&没信用就没钱&。
&勿坦村的欧阳杰平,现在以种砂糖桔、荔枝、肉桂为生。种砂糖桔需要大量投入,因此起初他只种了约700株砂糖桔,启动资金及中间投入均来自打工的积蓄。2009年之前,欧阳杰平从未向银行借过钱,靠自己一步一步慢慢发展。2009年,他在信用评比中被评为&较好&,授信1万元。第二年,砂糖桔市场回暖,他就贷了1万元,包了别人的地,又种了1100株。赶上了好行情后,加上舍得投入,挂果的近700株砂糖桔每年产出4000斤左右,收入约万元。到了明年,补种的1100株砂糖桔也开始大规模挂果,家庭的收入就能迈开大步子了。
&虽然完全收回投入还需时日,但欧阳杰平说什么都按时还款,因为&不讲信用就没人再肯贷款了&。正因为如此,今年他的等级被上调为&优秀&,额度也上调为3万元,于是他又贷了1万元。还有1个月,砂糖桔就要上市,欧阳杰平说:&卖了果子,就去还款。&一年下来,利息约700元,比当地的民间借贷稍便宜一些。
&寿光市洛城街道李家尧水前村的李瑞功,目前种了2个蔬菜大棚。由于当地发展大棚已经很多年,这几年不得不翻新。去年和今年,李瑞功分别翻新了两个约150米长的大棚,需约30万元的资金。李瑞功虽然有些积累,但一下子拿这么多钱,还是有些吃力。作为和农商行常年打交道的老客户,他用了15万额度中的10万,而且由于被评为&文明信用户&,也就是少数口碑最好、被认为最有信用的农户,他贷款时利率比一般农户少上浮10个百分点,一年下来优惠近千元。而且在今年贷款难的背景下,别人贷不到,李瑞功能贷到。
&欧阳杰平和李瑞功,在当地农村,都是靠着辛勤劳动,小有积蓄的农民。他们都在和银行打交道的过程中获得了利益,越有信用越能挣钱,越挣钱也越讲信用,信用越消费越多。张伟光感叹:&我们银行最愿意跟因为贷款、因为讲信用发了财的人打交道,这样的人最有信用!&寿光的李瑞功们已经深知这一点,而郁南的欧阳杰平们对此的认识也在一天天加深。
8、金融家的&慈善&
无论动机如何,最终,很多像于兴群一样的人确实是被金融家们拯救了。
&有了金融创新,聂少伦和于兴群过得怎么样了呢?
&聂少伦的人均家庭收入低于2500元,大地村像他这样的有数百户;而所谓&村里最穷&的于兴群,家庭年收入大概有3万元。把于兴群放到郁南,根本算不上贫困。聂少伦致贫是因为市场不济、青黄不济,而于兴群则是因为家中负担太重。贫穷的原因和程度不同,金融扶贫的方式也不相同。但是,这一切还得以信用为基础,没信用的穷人扶不起来。
&于兴群的脱贫主要是来自企业的自发行为。寿光农商行针对5000名贫困农户,开发了一款名为&春雨助农工程&的产品,而于兴群家就是地沟村&两委&推选出来的4户之一。据赵庆国介绍,贫困户可以享受2万元额度的纯信用贷款,除了享受优惠的基准利率,还可以获得农商行额外的非金融支持。要想获得这个福利,除了穷,还得人好。
&有了贷来的2万元,2009年9月,于兴群包了20亩棉田,后来还养了牛。去年秋天,种的棉花让他净赚3万元。还了贷款后,于兴群接着又贷出来循环使用额度。今年,于兴群花2万元买了台玉米脱粒机,这个季节一天的纯利达到500元,两年就可以回本。作为家中唯一的劳动力,于兴群又是给工地打夯、又是种棉花、又是搞玉米脱粒,一年毛收入达到七八万元。这个过程中,农商行的工作人员定期回访,确保顺利收回贷款。于兴群说:&没借来的2万元,我永远翻不了身。&
&从莎翁笔下的威尼斯商人,再到如今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银行家也就是放贷者,虽算不上无德,但至少也被认为是冷血的。一家商业银行,用低利率去帮助5000多个穷人,能不亏钱就已不易。
&对此,崔建强解释说:&我们要在寿光的农村金融市场长期精耕细作,就得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但也有业内人士不认同这种外交辞令式的解释,而是解读为一次高超的营销策划:既提升了企业的品牌形象,又培育了一大批必将忠诚于农商行的潜在客户,这是在做长线投资。寿光的金融市场发育到这个程度:帮助穷人,已经成为银行的一种自觉行动。
9、政府,只有政府
在寿光,如果说帮助最穷的人,被解读为企业的公益行为,或者是成功的营销案例;那么,扶贫任务更重的郁南,金融扶贫则需要更大的力气和智慧。这个过程中,被推到最前面的是政府,也只能是政府。
&作为郁南农村金融主力军的农信社,力量相对薄弱,在政府介入之前,连农户征信这样的基础性工作都难以推进。在这样的金融市场,让银行以慈善家的面目出现,去帮助赤贫者几无可能;但要扶贫,又离不开金融。
&银行之所以不愿帮助最穷的人,除了担心穷人付不了高息,更担心生产项目出现一旦有了风险,穷人们无法偿还本息。
&&市场不能解决的,政府要勇于承担。&黄志豪说。面对银行的难处,郁南县政府设计了一套带有杠杆性质的政策工具,既能让穷人吃得消利息,又能让银行吃下&定心丸&。郁南县政府的做法是:拿出1000万元由东莞各界捐赠的扶贫款,存放到农信社作为担保,银行将这1000万元放大5倍,给全县4497户贫困户整体授信5000万元。每户贫困户至少有1万元额度,项目好的话,额度可以放宽到2万元。贷款期限最长可达3年,因为当地主要经济作物砂糖桔,从种到挂果,至少要3年。
&同时,政府结合当地的政治性扶贫任务,实施一对一干部帮扶,干部贴息90%,贫困户自付10%利息。贷1万元,贫困户们每月只要掏5元利息。之所以让贫困户承担10%不多的利息,黄志豪说:&这是提醒他们不能懒惰、不能穷得没志气,要让贫困户们明白&这是借的钱,不是施舍,一定要还&。&
&聂少伦便是如此受益的。去年年中,他贷了2万元,除了用来购买农资,还买来效益更好的马水桔的树苗,提高种植的数量与质量。有了投入,就有了收益,目前聂少伦已经还了6000元本金,今年的砂糖桔上市后,他准备再提前还6000元。聂少伦告诉记者,他很快就要脱贫了,就可以通过信用贷款甚至不贷款了。对此,他非常骄傲。
&有政府的1000万元作为担保,银行对参加金融扶贫工程的积极性很高。因为对银行来说,既有公务员贴息,又有政府资金作担保,还能挣到毫不缩水的利差收入。
&银行、农户都满意,政府也不吃亏。金融扶贫实施一年半来,除了仅有1户贫困户户主因病身亡,造成1万元不良贷款,其余均能付息还本。这一年半来,这个1000万元封闭运行的账户上,仅有这笔1万元的损失,但1000万元产生的利息,却达到数十万元。政府只需要把钱存到银行作担保,其他几乎什么都不做,这不仅撬动了5000万元扶贫资金,还使得扶贫款的总盘子多了数十万元。
&就靠这笔巧妙使用的钱,政府、银行、贫困户三者都得到了好处。这,就是金融神奇的力量。
10、走向何方?
两地的金融创新都证实了:穷人是有信用的,并且用穷人的信用就可以来帮助穷人。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征信还是增强市场信心,都需要政府出面多做一些。
&郁南与寿光的金融创新,本质上是做了两件事:一是低成本地发现了农民的信用,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二是明确了农村金融的准公共产品属性,政府出面解决了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并且没有&越位&。只是严格来说,第二个问题对寿光来说,并不成为问题。做这两件事时,最重要的准则就是:政府、银行和农户,都要从中获益。
所不同的是,郁南的创新改革由政府占主导,搭好台子造好环境后,各金融机构可以自由竞争;而对寿光来说,绝大部分创新都是农商行,这个当地农村金融市场事实上的垄断者所发动,动用公共资源的时候并不多。因而,不难看出,对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们来说,金融创新所产生的福利并不太可能会利益均沾。
&崔建强说:&之前,其他银行都是从农村退出,不愿意做农村市场;但我们一直没有放弃也没法放弃,一步步做了10年,才有了现在的市场地位。&正是这种&被逼出来&的&垄断&,使得寿光这次市场主导的金融创新,没有让寿光农民觉得这是一件公共生活中的事情,却更像是一种企业行为。
&郁南的情况大有不同。农户的非银行信用信息,不像寿光一样,是仅为农商行一家掌握的,而是由全体金融机构共享。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郁南县支行行长陈灿洪告诉记者,在这次金融改革中,除了农信社,邮储银行和农行也参与进去,均派出信贷员参与信用户评定。有了征信系统,郁南邮储银行最大的成果来自追收欠款。&有了征信系统,欠钱的不敢再拖了,很多人都主动还上了。&陈灿洪说。除此之外,新发放的个人小额贷款,不良率也大大降低了。陈灿洪表示:邮储银行正在改进信贷产品,利用征信系统,加强农户个人小额贷款的推广力度。
&成绩不可抹杀,但农村金融的&革命&却尚未成功,更深层次、突破县域的体制性改革依旧迫在眉睫。陈建伟说:&三农对资金的需求太强烈了,我们的存贷比已经到了七成多的监管上线,相比于贷款,存款还是不足。&正因为如此,郁南农信社不怕竞争,正因为这个市场太大。但农村市场还是竞争不足,据记者在郁南的调查,当地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存贷比都远低于农信社,郁南所有金融机构的存贷比只有47.6%,拉低这一数字的则是一台台还在向大中城市不断输送资金的金融&抽水机&。而在寿光,今年也有一些农户没能贷到款,尽管赵庆国强调农商行是&农户优先于企业&,但寿光农民还是在&喊渴&。
&对全局的农村金融改革来说,郁南和寿光的金融创新毕竟局限于县域,所能调动的资源有限,还需要从市场准入、产品设计、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入手,破解农村金融更大的问题。但毕竟,郁南和寿光,总在做点什么,何况很有效果;这比什么都不做的,强得多。
◎&&&农村金融如何创新服务&三农&&对话&
并非金融改革,只是激活了沉睡的功能
&&&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委书记黄志豪谈郁南县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郁南县委书记黄志豪在广东省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云浮)现场交流会上作经验介绍。
&&编者按&农村金融如何实现服务&三农&的根本性突破,是一个当前亟待解决又很难解决的问题。黄志豪从广东发展银行东莞分行行长调任郁南县委书记后,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在农村金融创新中趟出了一条新路,获得了外界大量的关注。记者在调查&农村金融如何创新服务&三农&&过程中,远赴广东,和黄志豪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作为这项革新事业的主要推动者,黄志豪说:郁南搞的不是金融改革,只是激活了一些行政单位原有沉睡了的功能,发挥了政府的统筹作用;在和市场打交道的过程中,政府不是领导,更不是分工,而是统筹。
农村大众:从行长到县委书记,您觉得农村金融最难的是什么地方?
&黄志豪:还是成本。银行不愿意做农村,不是因为风险,其实个人比机构更有信用,更不会赖账。这是银行业总结出来的规律。
&但是做农村市场的成本太高。所以,你才可以看到信用社给农民贷款的利率比较高,这就是用来补偿成本。这种高成本,来自贷前调查、贷款审核、贷后管理,还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单凭银行去降低这个成本,很不容易。所以,郁南县政府才主动站出来做一些事情,进行统筹,把农村金融的成本降下来。
&农村大众:您在很多场合都提到政府要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而且似乎对于政府的所作所为显得很小心谨慎。您怎么理解,这次金融创新中,政府发挥的作用?
&黄志豪:一开始想在金融上做一点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确是没有想到是政府主导的。而且做金融创新,确实不一定非要政府主导,但从最终实践来看,郁南县党委、政府的确发挥着主导作用。
&我经常思考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现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经常表现出两种极端,一个是&越位&,一个是&缺位&。政府想要做一些金融创新,就一定不能干预太多,一定要把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把握好,特别是做农村金融。
&农村大众:那具体,你们怎么分工的呢?
&黄志豪:其实也不能叫&分工&,我觉得叫&县域统筹&更为准确。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把握一些原则:市场能干的,政府只服务不参与;市场能解决,但是解决起来比较难的,政府要主动统筹;市场不能解决的,政府要主动承担,比如对贫困户的贷款。现在,很多地方的政府部门,分工很明确,但是统筹不足。
&所以,郁南的金融创新也好,金融改革也好,政府不是领导,不是分工,而是进行县域统筹。
&农村大众:你们的主动统筹主要做的是哪些事?
&黄志豪:我觉得要改变农村金融的现状,政府要去做、去统筹的有两点:一个是优化环境,另一个是突破瓶颈制约。
&优化环境,就是政府要给阳光、水,让各个行业都成长起来,是一种培育;而突破瓶颈制约,则是解决问题。现在,中小企业、农民贷款难,最大的瓶颈就是农户、中小企业和银行之间信息不对称。
&我也在银行待过,我知道一般的信贷员要想考察某个企业的经营状况、信用记录,只能到相关的各个局请人吃饭,调查企业的有关情况。这样搞金融,成本太高了。所以,政府能做到的,就是各部门主动提供这种信息,搞一个征信中心,降低银行的成本,提高银行的效率。
&从结果也可以看到,我们郁南金融机构这几年的表现是非常好的。2009年,我们搞了征信中心后,全县金融机构的利润比上年增长了80.36%;2010年,这个数字也达到了65.25%。而前些年,最高不过30.07%,最低是负数。我刚上任的时候,郁南全县的涉农贷款余额是16.2亿元,到今年9月底,已经增长到32亿元左右了。两年半多的时间,整整翻了一番。&所以说,我们做好统筹,金融机构乃至整个市场自然会发育好。
&农村大众:政府主动做工作,银行当然欢迎。但是,政府能得到什么实际利益?
&黄志豪:政府做了征信中心,银行有积极性,也激励了好的、讲信用的企业,约束了不好的企业。企业不再以赚到钱为导向,赚钱只是其中一个目标。这样一来,我们的安监、质监、工商等部门的工作都好做了。因为有了这套系统,企业的违规成本提高了,就没人敢乱来了。这不就是我们工作的实际成效吗?
&农村大众:可是这项工作的工作量太大,而且不一定马上见效。我可以相信您很用心,可是您怎么保证您的同僚、下属也是很认真的呢?
&黄志豪:你说的的确是一个问题,我们也正在解决。对这点,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我们云浮市,是全省农村改革发展试验区,而郁南县是农村金融试点,这也是我们这次搞金融创新的政治背景。有了这点,我觉得一些配套的考核激励政策都可以改进,这需要过程。
&农村大众:农业是弱势产业,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都不小。您现在创造条件让银行的信贷扩张,要是万一哪一年砂糖桔市场像年那样遭遇惨败,农民还不上款,银行的坏账恐怕会很多,金融秩序甚至社会秩序都会受冲击。您不害怕吗?
&黄志豪:这个你不用担心。这是属于市场能解决的事情,我相信银行自己会处理好,这不是一个问题。
&农民和大企业一样,都有借贷的权利。农民种砂糖桔有风险,难道企业做工业产品就没有风险了么?对于风险,银行比政府更清楚,这个他们自己会有清醒的认识,会计提一部分坏账准备,完全通过市场就能解决。
&其实,换个角度看,如果真出现了这种局面。一方面我想银行可以承受,另一方面农民如果损失的只是借来的钱,而不是全部积蓄,总会缓过来,总会想办法还上。
&当然,政府还可以做一些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比如,加强农业政策性保险的配套,加强产业化投入等等。但是,这不是金融本身的问题,已经不是在回答你所提的那个问题了。
&农村大众:我们有种感觉,郁南的金融创新在经济上,特别是在增加农民收入上确实很有成绩。但我们感触最深的,是来自诚信氛围的变化,以及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的改进。您有这种感觉吗?
&黄志豪:的确,政府机关效能的变化,让我感到比较欣慰。我们做好了征信中心,农民对很多事情的态度都发生变化了。我们在勿坦村搞试点后,党员、群众都很积极,村里的书记说:&这是30年来,勿坦村第一次能召集这么多人开会,而且还不用给钱。&这就说明,农民对信用评价、对我们基层的工作,有了热情。这种变化,也是搞金融创新之前没有想到的。
&现在郁南很多部门的工作,都因为征信中心的建设,有了很大提高。比如说,郁南县人民法院,他们建立了一个诉讼信用体系。如果被执行人不接受法院的判决,那么这个企业、这个人的信用档案上就会有记录,所以也就不敢不接受判决。运用了这个系统后,法院的执行难问题得到了解决。
&农村大众:但是,我也看到有报道评价说,&郁南的改革动用了大量行政资源,难以复制&。你觉得呢?
&黄志豪:我是不同意这句话的。我说了我们不是改革,只是激活了这些行政单位原有沉睡了的功能。你说,各个单位是不是有向银行提供信息的义务,是不是非得要银行请客才提供信息?原来我们做不到的,现在做到了,这不能叫动用行政资源。
&而且,建设了这套信用体系后,政府机关的行政成本没升高,而是和社会运转的成本一起降低了。原来,我们管食品卫生、守法经营,总觉得管不好,现在和信用体系挂上钩,很多企业自己就不敢违法了,因为他们也怕今后不能贷款。你看,郁南行政资源的利用效率大大提高了。
&统筹各政府部门提供相关信息,实际上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一直以来,在很多地方没做;现在做了,怎么反而叫动用大量行政资源呢?放长远一点看,这是在节约行政资源啊。
■&&&&&重磅评论
尤努斯不及郁南
 尤努斯,何许人也?孟加拉乡村银行创始人,依靠该银行给穷人提供小额贷款。因为他在帮助社会底层反贫困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获得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改革开放后,许多中国学者为尤努斯的精神所感动,沿着他开拓的道路,致力于以小额贷款帮助贫困农民。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不乏尤努斯的传人,相关著述已经不可胜数。
&郁南,何许人也?她不是某位知名人士,而是有着1600平方公里国土、近50万人口、地处粤西的一个山区穷县,没有多少大中型企业,农业是大多数老百姓赖以生存的主业。到了郁南,人们会觉得&中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的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并不过分。
&笔者把伟大的尤努斯与郁南并列起来做比较,并且断言&尤努斯不及郁南&,显然也是因为小额贷款。也就是要把源自尤努斯创立的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下称尤努斯模式)小额贷款同郁南县形成不久的小额贷款模式做个对比,得出后者更符合中国实际情况、更能帮助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结论。
&一般认为,世界范围的小额贷款项目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国正式开展尤努斯模式的小额贷款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了。十多年来,中国的小额贷款大体上有两条基本发展线索:一是紧贴尤努斯开创的乡村银行发展轨迹,由具有奉献精神的境内外人士或慈善机构捐献资金成立非营利性质的小额贷款组织;二是由政府扶贫部门利用源自财政的扶贫资金对农村贫困户进行贷款扶持。应当说,小额贷款开启了中国大陆地区学者与官员利用金融手段扶贫的思路,功不可没,在很多地方,比如陕西省商洛地区也取得了不俗的成效。但就全国范围而言,尤努斯模式的扶贫效果并不理想,这是长期从事小额贷款试验工作的专家学者们也承认的,主要表现在该模式没有为大多数低收入农户打破生产经营资金短缺的瓶颈制约。如果随机走进普通农村问一问街头的农民:你家缺少生产经营资金时是否得到过小额贷款组织的帮助?一般的情景是:农民或者摇头或者对问题莫名其妙。针对这一现状,我国的尤努斯模式小额贷款专家建议,成立像孟加拉乡村银行那样的&专门服务于低收入和贫困人口的&扶贫银行&&。然而,尤努斯并没有让孟加拉的贫困问题得到根本性缓解,我们仿照孟加拉成立一个或者多个专门扶贫的金融机构又能怎样呢?更何况,扶贫银行的存在是以贫困人口长期存在为前提的,莫非中国消除贫困的时间表必须拖到&长期&那么长吗?
&前不久,笔者到郁南县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实地考察,该县的农村金融改革发展试验令人耳目一新。在郁南县我们听到了一句响亮的口号:&有信用就有钱&。这句口号即是以农村信用社为主的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民的承诺,也是农民认可的求贷致富新途径。口号的真实含义是:农民只要讲诚信,并且有正当的农业生产经营项目,既不需要任何抵押,也不需要其他人担保,就可以从信用社获得信用贷款。两年多的实践证明,这句口号使全县普通农户从信用社那里获得1万&5万元无抵押、无担保信用贷款成为举手之劳,2010年全县涉农小额贷款比3年前增长了1亿多元,4497个贫困户中有44.27%由于扩大了生产经营规模而摆脱贫困,农村信用社系统的利润也由3年前的1000多万元增长到5000多万元,实现了借贷双赢。
&尤努斯模式早就证明,绝大多数贫困家庭的信用状况是良好的。但另一方面,尤努斯及大多数经济学家又认为,贫困户的贷款额度很小、信用状况很差,正规金融机构向他们提供贷款成本高、风险大,无利可图。这是尤努斯及其追随者们历尽艰辛,在正规金融机构之外另搞一套小额贷款组织的理论基础。然而,另立机构需要新的运营成本,所以,尤努斯模式的小额贷款组织常常入不敷出,而且,这类组织一般属于非正规金融机构,不能吸收存款,常常面临信贷资金严重不足的尴尬局面,眼看农民(或其他穷人)缺乏生产经营资金却无款可贷。所以尤努斯模式的小额贷款组织很少能够长期运营下去。郁南的实践也证明了广大农民是讲信用的,因为,该县100%借款户如期还本付息的行政村比比皆是。郁南模式比尤努斯模式的高明之处在于,让包括低收入农户在内的所有讲诚信的农民在正规金融机构那里取得信用贷款。
&那么,郁南的正规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为什么会给广大农户普遍提供小额贷款呢?向穷人贷款面临的高成本、高风险难题是如何化解的呢?郁南模式的基本框架是信用村建设基础上的全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所谓信用村建设,就是把过去农村信用社信贷员一对一了解各家各户信用状况的传统做法,改成县信用联社对某个行政村整体授信即向信用村授信的办法。原则上,所有的行政村都可以成为信用村,条件是按照县里&政府统筹、共谋共建、共管共享及独立性、真实性、动态性&的原则,在各村成立由乡镇领导牵头,金融机构负责人参加,以村干部、党员代表、村民代表为主体组成的农户信用等级评议组(率先试点的勿坦村由18人组成),对村内所有自愿申请信用贷款的农户进行信用等级评定。决定农户信用等级的信息既包括金融机构办理信贷业务时直接需要的金融信息如收入、资产状况等,也包括日常生产生活中的非金融信息如是否关心集体以及家庭邻里是否和睦等。评议组成员根据由村民大会通过的评议办法给申请户打分并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根据得分高低,分出&信用户&、&一般信用等级户&和&非信用户&;在&信用户&中,又分出&较好级信用户&、&优秀Ⅱ级信用户&、&优秀Ⅰ级信用户&,由村委会统一向金融机构报备;金融机构根据事先约定,以村为单位,向不同等级的信用户授信。对于没有评上&信用户&的农户,可以采取3户以上联保申请授信。郁南县各村评议的结果是,85%以上的农户都能够评上&信用户&。在评议信用户、信用村、信用镇的基础上,郁南县委县政府与人民银行系统密切合作,统筹县属各部门,以成立征信中心为载体,构建了覆盖全县的信用体系,为&有信用就有钱&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郁南模式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广东省委省政府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在云浮市进行农村改革发展试验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它把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切入点和突破口选在信用体系建设上,既帮助农民打破了金融资金供给短缺的瓶颈制约,又消除了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给金融机构带来的经营风险;既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发展,又提升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社会管理水平。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不仅为推动农村改革发展创造了新鲜经验,也为经济学家从制度等多角度解读农民、企业与政府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
&(日《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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