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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到改善人民生活
2007年第11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内容摘要　当今中国的中心任务不是“经济建设”，而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无论是认识还是实践，都需要作更多的改进。 中国论文网 /5/view-1905743.htm　　关 键 词　中心任务　发展　人民生活 　　作者王志平，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上海：200233） 　　 　　究竟什么是当今中国的中心任务 　　 　　对于“什么是当今中国的中心任务”这样的问题，许多人会脱口而出“经济建设”。在经历了连续20多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高潮之后，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上述回答的合理与否。 　　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法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一心一意搞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政治路线。1979年6月，邓小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致开幕词时指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1］ 1985年5月邓小平指出：“我们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就是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2］ 1987年6月，邓小平再次强调：“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3］ 1987年，“十三大”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此，经济建设是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的思想深入人心。邓小平在1979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4］ 　　不可否认，当时把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置于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确实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合理性。我们必须看到并肯定，20多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和实践，极大地改变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实力、面貌和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与此同时，我们一边在不断面临和解决实际过程中的问题，一边也在不断深化对问题的认识和对理论的发展。比如，我们在思考“发展是硬道理”时，已经学会进一步思考，怎样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硬道理？我们在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也会进一步问，这是否必然会带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改善？我们在致力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改善时，同时也在思索，怎样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改善，才是真正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2．“经济建设”不是当今中国的中心任务 　　如果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则2005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给我们带来了又一崭新的思维。全会强调“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推动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始终是中国的中心任务”。［5］上述关于“中国的中心任务”的明确提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2005年11月，胡锦涛在访问英国和韩国的有关讲话中，又把上述提法完善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始终是中国的中心任务”［6］。2006年3月召开的人大十届四次会议通过的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一规划”，再次强调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突出了关注民生的显著特点，反映了前述思想。 　　笔者统计了从1969年中共“九大”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的政治报告中出现的“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的频数，发现其中有着意味深长的变迁。在“文革”期间召开的“九大”和“十大”的政治报告中，没有出现过“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1977年“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分别出现了一次“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从1982年“十二大”开始，政治报告中出现“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的频数显著增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各自出现的频数，也呈现出微妙的对比。1987年“十三大”和1992年“十四大”，其政治报告中出现“经济建设”的频数为“人民生活”的4～5倍；而2002年“十六大”政治报告中出现“人民生活”的频数开始超过“经济建设”。 　　 　　区分“中国的中心任务”中的手段与目的 　　 　　几乎任何人类社会活动都是带有一定目的的，而任何目的的实现又是必须通过一定途径和手段的。手段是必需的，然而片面认识和强调手段，有可能导致手段的异化，即导致忽视甚至偏离目的。“中国的中心任务”也牵涉到手段和目的两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 　　1．“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改善人民生活”的手段与前提 　　几乎所有执政党和政府都知道要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但并非所有执政党和政府都能自觉地、始终如一地坚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包括前苏联共产党和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具有无产阶级先进性的政党，都曾经在这方面有过惨痛的教训。我们高兴地看到，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我们基本上是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致力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我们也高兴地看到，“十六大”以来中央一系列的会议、决定、措施和实践，都不断地显示出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党和政府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是有强有力的政治保障的。在经历许多次“大干快上”的经验教训之后，我们比过去更清楚的一点在于，经济社会发展得慢，我们会有麻烦；但是经济社会发展得过快，我们也会有麻烦。邓小平在1987年就提醒过：“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度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7］尽管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十年之后就作了上述提醒，但他没有意料到，中国广大的干部群众，会在1990年代表现出那般高涨的发展热情……从思想认识的角度说，我们确实走过了“发展得快一点比发展得慢一点好”的阶段；但是从实践的角度看，我们还没有真正进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状态。以至我们有理由担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手段，是否会偏离它应在的轨道。 　　我们可以预料――实际上部分已被看到，“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将继续以较高的速度发展。“十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年平均达到9.5%左右。［8］根据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建议，我国2010年的人均GDP应当是2000年人均GDP的2倍。要实现这个目标，“十一五”期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只要达到6%就足够了。从我们国家的具体实际来看，实际发展速度可以再稍高一些，如年均增长7～8%可能更妥当一些。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持续一段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可能伴随某些不利因素的滋长。同时，理论和实践也告诉我们，从来不存在一种可以印证的“最佳模式”和“最佳增长速度”。人们可以做的，是在各种利弊之间谋求一个适当的、较能接受的途径和结果。鉴于“十五”期间我们的经济增长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位置，如果继续保持这样的高速增长，则有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局部失衡。对此，我们应该予以高度重视。当然，我们更担心的是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关于“十一五”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中央首先强调的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其中的重点在于“平稳”两字。之后，中央又强调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协调发展”，其中“协调”两字耐人寻味。2006年是“十一五”的开局之年，我们特别不希望2006年和2007年，各地因追求“开局”之“好”而出现新的经济“过热”。但事实上，各地的“十一五”规划、2006年、和2007年上半年已经实现的地区生产总值增幅，已经显示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
　　2．“改善人民生活”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和检验 　　十六届五中全会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始终是中国的中心任务”的新提法的高妙之处，在于它科学地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同“改善人民生活”统一以来，一方面继续肯定了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更明确地表达了发展的本质要求。“十五”期间，多数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这同这一阶段比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是有直接关系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对民生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强调，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有特殊地位的。今天，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们有必要在“十一五”期间更加注意处理好以下两对差异关系。 　　差异之一，领导者比较容易关注经济发展总量以及人民的长远利益保证，而一般人民群众更容易关注与自己眼前生活直接相关的经济变化。按照目前世界上流行的计量和测定方法，经济发展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之间，毫无疑问地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并不存在必定一致的同步变化关系。因此经常会有这样的现象――报纸上讲“经济形势很好”的时候，人民群众没有普遍感到生活水平有明显的提高；而有的时候领导者正为物价下跌（通货紧缩）犯愁，相当部分人民群众却觉得“钱管用”、“形势好”。 　　差异之二，领导者比较容易关注人民群众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一般人民群众更加关注的是建立在与别人比较基础之上的自己生活水平的变化。在我国当前具体情况下，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的不满意度，总体上与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度成正比。因此，改善人民生活，不仅包含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要求，同时也应当包含适当调节和控制不同人群之间生活水平差异的要求。 　　据我国国家统计局、财政部网站的资料，从1991年到2006年，我国GDP由21618亿元提高到209407亿元，增加了8.59倍（绝对值）；我国财政税收由3150亿元提高到38731亿元，增加了11.3倍；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01元提高到11759元，增加了5.91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709元提高到3587元，增加了4.06倍。可见，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低于GDP增长的幅度，更显著低于财政收入增长幅度。最近几年，这样的差距继续以较大幅度扩大。从图1中我们可以更直观地发现，进入新世纪后财政收入和GDP的增长一马当先，而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明显滞后。 　　 　　 　　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到 　　“改善人民生活” 　　 　　人民生活水平是不是得到提高，这是一个可以直接用数量来表达的问题。但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未必带来人民生活幸福程度的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得幸福不幸福，不仅受自我纵向比较意义上的“提高”因素影响，更受到横向多维比较意义上的“改善”因素影响。 　　1．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数量”重要，改善人民生活的“结构”更重要 　　从一定意义上说，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一个数量性问题。只要经济建设正常进行、生产力是发展的，按平均方法计算，人民生活水平总是会提高的。但是，人民生活的品质、尤其是人民群众对生活品质变化的感受，相当程度上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解决数量性问题主要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但要解决结构性问题，光凭生产力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 　　从结构分析的角度看，人民生活的改善首先是建立于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之上的，但更多同生产之后的分配与消费过程有关。人民群众对自己生活改善与否的感悟，较多地受两个维度因素的影响。首先，与自己生活的丰富性和可选择性有关，这又取决于自身收入水平的基础与外部环境供给能力的条件。其次，与自己生活的状况与他人的比较有关，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的分化，使大批实际上也提高了收入水平、但处于收入水平分布中下层的人员，无法感悟到生活的改善，而导致不满的积聚。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离不开一定程度的居民收入差异的存在，但居民收入差异的快速扩大，确实会影响甚至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因此，无论是对整个社会还是对社会中的人群而言，人民生活的结构性改善，都是更为重要的。 　　2．人民生活“改善”过程中值得关注的三个问题 　　问题之一：城乡居民生活改善程度的继续分化 　　1998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努力增加农民收入”。2000年，在确定“十五”计划时，中央提出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次强调“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从“十一五”开始，我国全面结束了存在几千年的农业税。可以认为，中央和国务院历来是重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是不断提高的。但是，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城市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提高相比，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是相对滞后的。同城市居民比较，农村居民不仅收入水平较低，他们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生活条件更是改善不足。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农村居民在我国居民总数中，始终占多数比例。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与城市居民如果不能逐渐缩小，这既不符合共产党执政的宗旨，也将影响我们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稳定发展。从表1中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比例有过波动，但1990年代以来总体趋势上是不断扩大的。2004年，在中央的特别强调下，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比例有所下降，但2005年又出现反弹。我们很遗憾地发现，农村居民的生活改善，在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的要求下，却不断呈现与城市居民生活改善程度的分化。 　　 　　问题之二：城市（或农村）内部居民生活改善程度的迅速分化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是由来已久的现象。但是，城市内部或农村内部的贫富差距，原先并不显著。进入1990年代以后，城市内部或农村内部的贫富差距，开始明显扩大。而进入21世纪之后，这种贫富差距的扩大呈现加速的趋势。根据《2006年上海统计年鉴》的数据［9］，1985年，上海城市居民收入水平最高的20%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最低的20%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68倍（1377元比818元）；1990年，这个比例为1.74倍（2845元比1364元）；1995年，这个比例上升为2.07倍（10032元比4857元）；2000年，这个比例攀升为2.21倍（16135元比7606元）；令人诧异的是，2005年的这个比例急剧增加为4.81倍（37722元比7851元）。这期间的20年中，最低收入组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1.97%，而最高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8.00%；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2000年到2005年的5年中，最低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63%，而最高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18.51%！ 　　问题之三：政府官员生活改善与普通民众生活改善的继续分化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政府主导、由政府推动进行的。改革，既包括增量的配置，又包括存量的配置调整。当今中国改革客观上可以见证的一对悖论是：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执行共产党的路线方针的共产党员们未必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但在人民政府工作的一部分政府官员未必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由此，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掌握极大主动权和资源的一部分政府官员，有可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夹带私货”，一边在为推进改革、为人民服务中勤奋工作，一边却在政策设计和实施中合法地为自己谋得了更多利益。其中一个可以明显感觉的结果是，在过去10多年中，各地政府官员的工薪收入增加的幅度，显著高于居民收入增加的幅度。由于政府官员拥有比普通居民更多的权力和资源，因此他们实际改善生活的能力，远不是简单的收入水平差异所能全部反映的。再者，公务员身份决定他们在退休之后，能获得比普通居民退休后更多的利益。 　　根据《2006年杭州市统计年鉴》的数据［10］，2000年杭州市国有单位中企业从业人员的人均年劳动报酬为14859元，机关从业人员的人均劳动报酬为16314元，为企业水平的1.10倍，绝对差距为1455元。2003年以后机关从业人员的劳动报酬增加速度，显著高于企事业单位人员劳动报酬的增加速度。2005年，企业的人均劳动报酬为38609元，而机关的人均劳动报酬为50332元，为企业水平的1.30倍，绝对差距为11723元！ 　　综上所述，党和政府在“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上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这不仅关涉改革成果能否让全体公民共享的问题，更是遏制两极分化、防止社会动荡的政治问题。 　　 　　参考文献：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邓小平年谱（上）.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503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邓小平年谱（下）.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194 　　［5］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人民日报， 　　［6］胡锦涛在伦敦金融城发表重要演讲. 人民日报海外版，；胡锦涛. 加强友好合作共创美好未来――在韩国国会的演讲. 人民日报， 　　［7］邓小平. 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 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8］关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数据修订结果的公告（附件）. 国家统计局网站，
　　［9］上海统计信息网. http://www.stats-sh.省略/2004shtj/tjnj/tjnj2006.htm 　　［10］杭州统计信息网. http://www.hzstats.省略/webapp/more01.aspx?id=0_1_69_ 　　编辑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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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看待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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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2016试论当前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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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人们的收入逐渐拉开了差距，贫富不均成了经常议论的热门话题。正确认识这个向题和采取必要的对策，乃是一个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大间题。 　　一、收人差距的拉大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当前，个人收入差距的拉大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地区差别明显.从全国来讲，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快，中酉部地区发展相对较慢。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差别非常明显，全国仍有8万人未解决温饱间题.其二，行业之间差别过大。目前个人收入水平明显偏高的行业有以下几类:一是部分流通性公司。主要是经营某些高利润的商品和紧俏生产资料，以及仍然具有一定垄断性经营权的商业、物资、外贸公司等，二是房地产公司，三是金融部门，特别是某些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四是垄断性较强的行业。而其它行业及国家行政事业单位收入则普遍偏低.据1994年上半年抽样调查，上海约有15万职工人均月收入不足2元，其中8万职工只能领每月135元的最低保险工资。行业之间最高收入比最低收人差距在7倍以上。其三，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等个人收入畸高.一是部分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二是一些歌星、影星，三是外商投资企业中的中方管理人员;四是律师、高级厨师、出租汽车司机等;五是股票证券经营者.以上这部分人的年均收入比国有企业职工的年均收入，一般要高出儿倍，最多的高出几十倍.其四，企业内部职工分配悬殊。一是某些企业承包经营者，二是承包开发科技成果的科技人员.三是企业领导层成员，四是企业部分从事第二职业的人员。以上这四种人员和一般职工比较起来，悬殊也比较明显，最低和最高相差也能达到几倍、十几倍。 　　二、当前收人差距拉大的原因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前个人收入差距的存在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传统的计划经济惯性影响，使许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企业的经营机制还未完全转变，因此造成了目前43.4%的国有企业亏报。这些企业职工的收入相对较低。反之，企业效益好，职工收入就高。 　　第二，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处在不平等的竞争地位.前者职工多，人浮于事，企业办社会的现象仍未改变，加上离退休职工人数越来越多，企业包袱沉重。而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基本上不存在这些间题。两者负担不同，效益不同.职工的收入也就不一样. 　　第三，一些高收入者偷税漏税间题严重。据个人所得税征收工作做得相对较好的上海调查，1993年全市个人所得税征收额中，工薪所得税占82.6%，股息、红利占6.7写，而潜力很大的劳务报酬所得税只占5.5%.由单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橙盖面目前只达到5%左右. 　　第四，部分企业领导不能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乱长工资，乱发奖金。企业盈利长工资，发奖金，企业亏损照样发奖金，长工资，使国有资产流失，造成了分配领域的混乱。 　　第五，货币投放过多，造成消费基金过快增长。1992年我国发行货币1158亿元，2993年超过15亿元，月仅消费基金又比1993年同期增长41.3%。过多的货币投放和消费基金的增长，造成了1994年工资增长幅度过快，发展为通货膨胀。但是这种不正常的增加工资，又不是平均的，这就进一步扩大了地区间、行业间、企业间的个人收入差距。 　　三、如何正确看待当前收人差距 　　首先，要从传统的平均主义观念中解放出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按劳分配被平均主义所代替。“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人民生活处于共同贫穷状态。邓小平指出:“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5页)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和个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了起来。他们不仅给落后地区和个人起了示范作用，同时也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现在的差别是在生活水平都得到提高的基础上的差别，比过去的共同贫穷是一个进步。 转贴于 看准网
　　其次，适当的差别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差别就是矛盾，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对千我国目前出现的贫富差距，从总体_匕讲，应该说是好事。它可以促使先进更先进，落后赶先进，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进步。邓小平讲:“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要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2页) 　　第三，从社会主义本质出发，存在些差别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在阐述社会主义本质时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过去我们把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不全面的，而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内容，只有生产力极大发展了，才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才能达到共同富裕。当前存在一些收人差距，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使人们普遍感到有危机感，紧迫感和责任感，这样才能更快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四，当前的贫富差别不会构成两极分化。贫富差别和两极分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贫富差别确实存在，而两极分化目前还没有可能出现。一是从我们的政策上讲，不允许出现两极分化，在税收等方面已有具体规定.二是从我国现实情况出发，高收入人数还不多.就按有1。万元以上有1万人计算，1。万人民币只相当于十儿万美元，在国际上也谈不上富翁.三是一些高收入者在扶贫、救灾、希望工程、捐助社会福利等方面贡献较大，四是就目前我国生活水平而言，高收人者不可能把他们的收人全部用于个人的生活消费，剩佘部分也会回归社会投入生产领域。 　　对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间题，邓小平有精辟论述，他说:“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月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文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间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这段精辟的论述，为我们正确对待和处理当前贫富差距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具体途径。 　　四、保持合理的收人差距，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适当保持一定的合理收人差距，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这就要求消除产生收入差距的不合理因素，使个人收入既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又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 　　第一，要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在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前提下，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合理拉开收入差距，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要建立健全收入分配法律法规，便收入分配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加强对收入分配的法律监督. 　　第二，加强对国有资产监督和管理，保障国有资产实现保值和增值。一是不允许企业以变卖国有资产而用来长工资、发奖金;二是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时，对国有资产评估必须客观准确，不得随意降低国有资产价值。对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或者化公为私的，要迫究法律责任，坚决杜绝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 　　第三，从地区来讲，国家对贫困地区要重点扶持，政策优惠，使8万未解决温饱的人口尽快脱贫。同时还要让有条件的地区发展得再快一些，这样国家才有力量对贫困地区更多地投资。 　　第四，对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和外资企业，要加强法制宜传和教育。对依法纳税的要表彰，对偷漏税的要惩罚.同时要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工作，对偷漏税的个人，一经发现要视情节轻重给于必要的惩罚。 　　第五，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和消费基金增长。各地重大分配措施出台必须报上级批准，认真贯彻执行工效挂钩方案，坚决按照“工资总额增长率低于企业经济效益增长率，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低于本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原则，控制工资总额。要把各种补贴和其他福利性收入全部纳入工资管理，使职工收入货币化、透明化、规范化。 转贴于 看准网
　　第六，抓紧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一是社会养老保险要尽快推行，实行个人、集体、国家共同负担;二是医疗保险要社会化;三是尽快改变企业办社会的现象，使生活服务部门，学校、医院和企业脱钩，尽力减轻企业负担，保证企业轻装上阵，参.与市场公平竞争。转贴于 看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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