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责任转帖】民国很黑的，大家不要萌它。(转载)
这篇文章是转载的。原文是一本小说的外篇部分。作者：老老王。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发过这个帖子，希望看过的同学给没看过的同学介绍一下。
一、两极分化的民国印象按照我们在传统教科书上读到的信息，从1912年清朝覆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民国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主权沦丧、积贫积弱、灾祸不断、饿殍遍地、军阀混战、列强横行、日本入侵……像《包身工》、《白毛女》、《三毛流浪记》、《茶馆》、《骆驼祥子》等脍炙人口的革命主流文学名著，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民国时代社会动荡、剥削残酷、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悲惨现实。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台湾和海外的现代文学作品流入大陆，张爱玲、周作人、胡适等人的作品也被从故纸堆中翻出来，让我们似乎又从另外的视角，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民国。尤其是一系列以民国时代为背景的琼瑶小说，例如《情深深雨蒙蒙》、《水云间》、《苍天有泪》等等，在大陆受到追捧并且翻拍成电视剧之后，我们更是看到了一个充满小资情调的民国时代——教会学校出身的贤淑小姐、出国留洋的文雅少爷、主仆情深的狡黠丫鬟、善良宽厚的豪门太太、持重仁爱的乡下老爷、爱国爱民的资本家老板……总之那里的思想是进步的，恋爱是自由的，生活是悠闲的，情调是小资的，求爱是浪漫的，官府是勉强还算过得去的，洋人都是彬彬有礼的，还有各式各样的舞会、酒会、书画比赛、文娱活动、慈善活动，感觉完全是一个文明进步的摩登社会嘛！嗯嗯？原来教科书上那个黑暗残酷、民不聊生的旧社会，竟然也有如此和谐美好的一面？而对于民国时代的百姓生活，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思维”，以及种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发现”。例如“1927年的武汉纺织女工月薪30多块大洋，可买个鸡蛋，养活一家四口毫无压力”；“旧社会学徒工待遇远比现代血汗工厂优厚，每年带薪休假72天”；“民国时期的‘温饱’早已不是问题，‘员工福利’大大超过新中国的任何时期”；“新中国60年，中产阶级收入水平还没有达到民国贫困线”……于是，在看过上述这些“新发现”之后，我们就忍不住感到纳闷了：哇！既然解放之前的旧社会是如此美好，社会福利是如此的先进，地主和资本家是如此有良心，为什么当初中国的工人农民，还有许多知识分子在内，全都鬼迷心窍地“脑残”了？连命都不要，非得闹革命？自己放弃自己的高工资，打碎自己的安定生活，埋葬这个“幸福”的旧社会不可？
——如果这一切才是真实的民国社会，那么整部中国近代史恐怕都要倒过来读了。对于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自然会有很多“公共知识分子”跳出来，异口同声地叫嚣道：全都是因为不学无术，沐猴而冠的土鳖共产党在苏联人的帮助之下，学大搞宣传鼓动，欺骗这些“无比幸福”的工人、农民和学生们起来造反，硬是捣毁了精英们建立的国民政府，毁掉了自己自由民主的美好生活。从而让中国迎来了漫长的悲惨年月，以及一场场骇人听闻的灾祸，例如“饿死3千万”、“十年XX”等等。——感情在他们的眼里，共产党就等同于奥姆真理教？如此这般搞到最后，根据一个微博上流传的段子，当代“公共知识分子”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基本观念，大致上可以归纳如下：“……现在有几个人知道这样一个伟大的政府：它推翻了腐朽的封建王朝，建立起了多党制的两院制民主政府，拥有一支堪比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军队，创办了很多自由而现代大学，为民族工业带来了黄金时代，依靠自己的实力收复了外蒙，但却被一只外国人出枪出钱出顾问武装起来，实行一党专制的野蛮军队所消灭！”——唉，实在是让人无语了……为什么这一前一后的描绘口径，竟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究竟哪一边在胡说八道？怎么说呢？这两边的说法，都不能算是绝对的胡说八道，只不过是彼此的阶级立场迥然相异罢了。——民国时代的旧中国，对于不同阶级的观察者来说，确实是有着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区别只在于由什么人持什么立场，从什么角度去看待那个社会。要知道，每个人的内心都是自私的，通常只会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屁股决定脑袋，也决定了每个人的思路。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来说，美国在19世纪中期的南北战争和解放黑奴运动，是美国历史上堪称浴火重生的里程碑事件。而美国文学史上的两部巨著《汤姆叔叔的小屋》和《飘》（改编为电影之后名为《乱世佳人》），也分别从北方和南方阵营的角度，反映和描述了双方对黑奴制度的观点。——即使是对于同样的历史，站在不同地位和立场的人，其看法和感触也肯定是完全不同。与《飘》相比，《汤姆叔叔的小屋》或许更能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毕竟，《飘》是在南北战争结束了半个世纪之后的作品，感觉更像是现在的中国人去写民国时代。
《汤姆叔叔的小屋》由一位主张废奴的美国北方女作家斯托夫人，于南北战争之前写成和出版，主要描写了一位善良、虔诚的黑奴汤姆大叔，充满了不幸和苦难的一生。书中深刻揭露了奴隶制度的罪恶和残酷，描述了在这个崇尚人人生而平等的国度之中，黑奴们承受的各种苦难——女奴们被奴隶主肆意的奸污践踏，男奴们像牲口般暗无天日地劳作，奴隶的孩子依然永远是奴隶，他们随时领受着奴隶主暴戾的刑罚，在交易所内像商品一样被人挑三拣四，一次又一次地在奴隶拍卖会落幕后被迫妻离子散……因此，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一经出版，就如平地一声炸雷，彻底震撼了整个美国社会，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美国人民对奴隶制的抵触情绪，进一步促使了废奴运动的发展和南北战争的爆发。而在南北战争结束半个多世纪之后的20世纪初期，同样以南方种植园生活为背景，另一部驰名世界的经典小说——《飘》，却完全是从南方奴隶主的角度，来讲述那段烽火动荡的历史。
自干五无条件支持民国政府，只有日奴汉奸鲁迅才骂政府
创作这本书的美国南方女作家玛格利特?米歇尔，除了描写斯嘉丽和白瑞德两位男女主人公的曲折恋情之外，也没忘了对美国南方的黑奴制度大唱赞歌。她用充满优越感的笔调，将白人对黑奴的奴役描写得既和谐又浪漫，还臆想了他们和白人奴隶主的和谐共处，却对他们的苦难和反抗视而不见。同时更是对林肯总统发起的解放黑奴运动大加鞭挞，认为是北方军队的入侵破坏了南方人田园牧歌式的平静生活，造成了社会混乱、道德败坏和人民的苦难……在《飘》这部小说的字里行间，明显充满了对往昔奴隶主生活的怀念。在作者的笔下，南方的庄园生活是精致而又美妙的，南方上流社会的男人个个都是绅士，对待入侵之敌（北方佬）奋勇斗争，对待女士彬彬有礼，就算是白瑞德这种被赶出家门的浪荡子，都会为了维护女士的名誉而开枪杀人。黑奴则显得愚蠢而又快乐，没什么反抗情绪，大多数庄园对待黑奴都很友善，他们从摇篮到坟墓的生活都有基本保障，在精神上也很惬意。如果真要把这些黑奴从庄园里赶出去，他们还得担心能不能在社会上独立生活……为了显示南方奴隶社会的“和X安乐”，否认解放黑奴的正义性，米歇尔还借用女主人公斯嘉丽之口，写出了这样一段抹杀奴隶逃亡史实的奇文：“……那些北佬女人从前听说南方地主家都养着凶猛的猎犬，以备追逐逃走的黑奴之用，便都信以为真……他们又问到那种给奴隶脸上烫字的烙铁，以及那种虐打奴隶用的九个齿儿的铁蒺藜，其实南方地主并没有这些东西，都不过是北方人宣传的资料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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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事实又究竟如何呢？只要走进档案馆里，翻一翻美国内战爆发之前南方各州的旧报纸，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些报纸上几乎每天都刊载着成版的缉捕逃奴广告。而且，根据广告中的特征描述，这些黑人逃奴差不多个个脸上都有烙印，胸口和背部满是鞭痕、伤疤。此外，当时的南方有不少武装打手团伙，专门以替富人缉捕逃奴为生，甚至还有广告在推销经过特殊训练、专为追捕逃奴所用的凶悍猎犬！很显然，玛格利特?米歇尔在写《飘》之前肯定没看过这些东西，或者就算看了也故意视而不见。还有一处值得注意的地方：在南北战争失败之后，强烈反对废奴的南方白人顽固派，组建了奉行白人至上主义的三K党。这个三K党乃是一个世界公认的种族恐怖主义组织，曾经犯下过无数罪行，并且到现在还有部分残余组织于美国南部存在，继续对有色人种实施暴力活动。但在《飘》中，却把三K党描绘成保卫白人妇女的侠义团体，还长篇累牍地描写了三K党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事迹”。按照这部小说的鼓吹，当时所有“真正的南方人”，包括女主角斯嘉丽和她的丈夫、朋友在内，几乎都参加了三K党……——这么看来，按照现代的观点，斯嘉丽这位女主人公的身份标签，似乎就应该是铁杆反D派后裔，反政府组织成员、极端种族主义者……外加武装恐怖分子女头目？是不是有点太劲爆了？遗憾的是，无论米切尔女士在《飘》一书之中如何妙笔生花，颠倒黑白，试图为残酷的黑奴制度披上一层温情脉脉的外衣，所谓“幸福的奴隶生活、和X的奴隶社会”，都依旧不过是一个非常荒谬的的伪命题——除非受到暴力和死亡的逼迫，这世上怎么会有人乐意去做奴隶？而奴隶的生活又有何幸福可言？总之，奴隶社会是奴隶主的天堂、奴隶的地狱。而笔杆子则总是被掌握在“有良心的奴隶主”手里……因此，对于《飘》这本书中对昔日南方奴隶社会的过度美化，有一位黑人女作家艾丽丝?兰德尔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愤慨，并且提笔写了一部同人小说《风吹走了》。该书以一个黑人女奴代替富家白人小姐斯嘉丽作为主角，重新演绎了一遍《飘》所讲述的故事，通过对《飘》中大量人物、情节和对话的改编，用辛辣讽刺的笔调，揭露了那些白人绅士在光鲜外衣之下的残忍、虚伪和堕落，从而表现出当年黑人奴隶的悲惨命运，以及黑奴们对这种不公正命运的抗争，故而一经出版就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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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礁频频，慢慢改，慢慢贴。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美国黑奴已经被解放一百多年了，这种陈年旧事不提也罢。那么我就再举一个现代的例子：在印度的新德里，有个婆罗门种姓的女教授，家里很有钱，雇了很多仆人。前不久，她在博客日志上写了一篇附有照片的短文，吹嘘自己家对待仆人是何等的仁慈宽厚——具体来说，就是允许仆人在不当班的时候，和她一起待在客厅里，观看大屏幕液晶电视上播放的美国肥皂剧。但问题是，在看电视的时候，女教授自己坐在沙发上，仆人却必须跪在地板上。而那张长沙发最起码可以坐得下四五个人，旁边还有几张靠背椅……可仆人们却不能坐，因为他们是低种姓族群。这要是放在我们中国，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你让你家里的保姆有凳子不许坐，只能跪在地板上跟你一起看电视试试看，人家不气死才怪！然而，就算是这样的人|格侮|辱，在当今这个号称“民主自由”的印度社会，都已经算是宽容的表现。如果当前的中国社会也突然变成这副模样，那么某些节操匮乏的富人和“精英”，或许会对这种不平等的社会氛围很是喜欢，但是放在一般的人民群众身上，却恐怕会愤怒得要爆炸了！放到民国时代，恐怕也是一样：对于劳苦大众来说，那肯定是水深火热的地狱；而对于少数“精英”来说，那倒确实是能够肆意妄为的天堂！所以说，就整个社会的各阶层而言，民国有民国的好，新中国有新中国的好，具体就要看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收入而定，不能一概而论。而且，民国时代的旧中国社会，在两极分化、阶级对立、陈规陋习、漠视人权等问题上，恐怕比现在的印度社会还要更加糟糕得多，以至于黑暗到了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程度。
二、是谁在怀念民国时代？上面已经说过，就整个社会的各阶层而言，民国有民国的好，新中国有新中国的好，具体就要看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收入而定，不能一概而论。那么，究竟是哪些人，在怀念那个“无比美好”的民国时代？请大家在这里先看两份工资单：年，青年时代的毛主席曾在北大图书馆担任管理员，而著名海归学者胡适则在北大当教授。——毛图书管理员的月薪不过8块大洋，胡教授的月薪却高达240块大洋，两者相差30倍！事实上，当时的胡适虽然从海外镀了一层金归来，但在北大参加工作的时间还不长，名声也远不如后世，月薪还不算最高的。同一时期，北大中文系主任陈独秀的月薪为400块大洋，相当于毛管理员的50倍——再过几年，北大教授的月薪还要再翻一倍，平均达到500块大洋，而图书管理员的月薪却没怎么上涨。而更要命的是，胡适教授的240块大洋，一般来说每个月都能按时发放。而毛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却总是被拖欠，直到离职也没能全部拿到手。
——富者有阡陌之田，从来都不是革|命的理由；贫者无立锥之地，才是造|反的原因！总之，在民国年间，大学教授是一个非常体面的职业。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大学教授们的工资水平远高于社会的平均工资，过着非常优越的物质生活。如此高薪之下，北京的大学教授和讲师们，自然有很多钱去逛琉璃厂，买书籍报刊，买古玩字画，生活充满了小资情调。北洋政府的那些军阀们，虽然外表看起来颇为粗野鲁莽，彼此之间总是打来杀去的，但对知识分子倒是十分的客气。哪怕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也从来不曾亏欠这些专家学者们的薪水。就算是鲁迅这样总喜欢与执政当局闹别扭的刺头儿，教育部门也不曾扣了他的每月300银元高薪。而这些教授们的职位通常又很稳当，既不像商人那样可能因为投资失败而破产，也不像官员那样随时可能因为政权更迭而被无故罢免，还居住在治安相对良好的大城市里，不像乡下地主们那样要担心农民抗租、土匪劫掠、军阀勒索，堪称是铁饭碗中的铁饭碗。所以，他们的幸福生活常常让后人感叹不已。再回过头来看看当代，在如今国内的沿海一线城市，大学讲师的基本月薪通常在6000元上下，副教授8000元，教授10000元。而门卫、勤杂人员的薪水，最起码也有2000元左右。两者仅仅相差3～5倍而已。对于这样被大幅度缩小的收入差距，广大劳动人民认为是理所当然，甚至觉得这些教授的收入已经够高了，更何况在教育机关的编制内，很可能还有分房子之类平常人享受不到的优厚福利。如果在现代把大学门卫、勤杂人员这些人的收入，压缩到民国年代的标准，也就是原来的10%，月薪只有200元左右，而物价指数不变，福利待遇全无，此外还要时常拖欠薪水……我想他们应该就可以充分体会到当年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里干活时的心情了——“……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摘自斯诺的《西行漫记》）
所以，劳苦大众们就算对当今社会有些不满，也绝对不会怀念那个月薪320元人民币的民国年代。而当今的很多“砖家叫兽”们回顾历史，却觉得心里非常不平衡——在他们看来，时代在进步，知识应该更受尊重，知识分子的薪水也更应该与时俱进，跟愚民们拉开差距才对！哪怕是按照民国时代的“落后标准”，他们最起码也该拿2000元的30到50倍，也就是月薪6万到10万才算是合理啊！可现在政府才肯给民国标准的1/10！！真是太不尊重知识分子了！！！——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可以很轻松地在北京买一座四合院。而现代的大学教授，想要在北京弄个100平方米的三室一厅，都要几乎买到通州那边的地界上去了！对于这些人来说，当代社会给他们提供的待遇，远远不如民国年间的高标准，自然要满腹牢骚，并且无限怀念那个“美好的年代”。而他们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也是最擅长玩笔杆子的一类人，自然有本事在笔下“发明”出无数描述民国时代美好之处的“新思维”、“新发现”了。——正如我们在政|治课本上学到的那样，一切问题从根本上讲都是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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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什么是“民国范儿”？好了，对于当代某些知识分子怀念民国的深层次根本原因，在上一部分已经有了初步的描述。那么，他们有关于提高自身经济待遇的要求，到底有没有一定的合理性呢？……这个……该怎么说呢？尊重知识分子这个说法，应该是绝对没有错的。但有一点请大家先弄清楚，我们到底应该尊重怎样的知识分子？或者说，究竟是哪一类的知识分子，才能给我们这个社会真正地创造出财富和价值？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有个很时髦的名词，叫做“民国范儿”。大概意思就是说，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大师辈出、精英涌现，一个个都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自由的生活方式和高昂的精神气质，把这些民国时代的节操和风骨归纳起来，就是所谓的“民国范儿”。总之，从清朝上溯整个中国古代的那种士子之气，那股“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于民国时代的教育界和学术界犹有遗风。可惜随着眼下的社会风气日益浮躁，在如今我国的大学里，已经几乎没有那种清高不凡的氛围了。所以，过去那些充满古典中华士人风骨，又结合了近代西方进步思想的“民国范儿”，实在是我辈信仰空虚的现代人，应当仰慕和借鉴的经典对象！
嗯，这番论述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一点，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时代精英人物”，如章太炎、蔡元培、陈寅恪、梁漱溟、梅兰芳、徐志摩、闻一多、鲁迅、张爱玲、梁启超……虽然确实是名声如雷贯耳，令人高山仰止，肃然起敬，可他们基本上都是搞社会科学的文化人，学的和研究的都是教育、文学、外语、历史、哲学、艺术之类，却很难找到什么工科和理科的人才。而我们比较熟悉的老一辈科学家，例如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等等，几乎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因为国内没有培养和扶持优秀科学家的条件，在民国时期也看不出什么很特别的“范儿”——这就有些奇怪了，以北洋军阀时代的教授待遇之优厚，大学经费之充足，难道就盖不起一个实验室吗？要知道，20世纪早期的科学研究，其所需经费还远没有后来那么庞大啊？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在民国前期，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中国各所大学里，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极度不平衡——学习文法艺术的文科生独占鳌头，竟然达到了学生总数的90%以上！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大学里攻读工科、农科的学生却寥寥无几，连商科都没啥人，讲这些课程的教授也很少。只有医科稍微强一点，但也好得有限。
唉，在当年北京的那些大学里，第一是文科，第二是文科，第三还是文科！除了医学和外语之外，如果你还要想学一点实用的先进技术，就只能到国外去留学了。而且在学成之后，也很难归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只能留在海外谋生——旧中国的工业实在是太落后，海归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除非是自己办厂创业，否则简直是毫无用武之地。总之，在民国前期的大学里，理科的情况真是叫做一个悲剧！据说就连学家政的女孩子都要比学工程技术的人更多！哪怕是在日后以“理科第一”而闻名全国的清华大学，当时的教学内容居然也还是以政法、文学和神学为主，每年的理科毕业生从来都不曾超过100人！上帝啊，民国时代的旧中国，明明最缺的就是现代化工农业，最落后的就是现代科学技术，但却偏偏只培养了这么少的一点儿理科大学生，其中很多最优秀的人才还要移民出国，对一个好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有啥用啊！民国的工业要能发展得起来，那才是有鬼了！那么，民国时代的大学教育，为什么会办得如此不科学？明明国家在工业和科技上全面落后，急需建设现代化产业的科学技术人才。可是在大学里却把经费向文科极度倾斜，反而对理工科毫不重视？民国的大学教育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怪诞的状况，自然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事实上，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后，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已经在中国的知识界深入人心，社会上一直都在强烈要求发展实用科学，培养实用人才。但问题是，当时的中国经济落后，人才匮乏，尤其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才更是奇缺。而且，文科大学只要有图书馆和教室，再凑齐了教师即可招生开办。理工科大学却必须购置大量昂贵的教学仪器设备（国内基本不能生产，从国外进口则需要天价）、教育经费要求更高，教师的聘请也极度困难。因此，在当时想要办一所兼具文科和理工科的综合性大学，实在是难上加难。于是，很多办学者不得不降低大学设置标准，先把耗资较少的文科学院创办起来。
上面说了在中国兴办理工科大学的客观困难，而另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则是由于主观方面的不重视。——在传统上，中国就是一个由文官统治的国度。而所谓的文官，在很多时候就是文化人的另一副面孔。在我国的古代历史上，那些知名的文人们无论是否出仕，总是与统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在封建科举体制之下的高等教育，例如“国子监”、“太学”之类，其实就是高级官僚的专门培养机构。而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同样也是如此。一定要做个类比的话，基本相当于如今的党|校。因此自然会更注重于传统文学、政治、法律、财政乃至于传统礼仪道德方面的教育，最多再加一些外语、国际政治和世界历史之类的“新式”内容进去，就已经算是符合时代潮流了。而当时的学生们之所以要去读大学，大部分人的最终目标也跟过去封建社会的读书人类似，就是为了当官——所以自然要学法律和行政，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习跟仕途无关的理科。至于西方人在中国开办的大学，最初的目标是培养一批亲近西方的中国本土政治精英。在民国年代，每年都有上千名甚至几千名大学生，从英美教会和民间教育机构在中国创办的大学毕业，然后进入政府或工商业领域就业，而他们的政治观点自然普遍倾向于亲美、亲英。为了适应这一需求，这些学校的课程也是以文科和神学为主——前者用于渗透上层建筑，后者则向底层民众传播影响力——最多再办一些医科课程，以便于懂得医术的传教士扩大在贫民之中的影响力，却并不怎么愿意为中国培养出工业和科技人才，从而为自己本国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制造竞争对手。唯一的例外就只有德国，或许是因为德国人的心眼儿比较实，在割占了青岛之后，于1909年开办了一所当时亚洲第一的理工学院——德华大学。并且以德国式的严谨，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相当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可惜这所学校仅仅办了5年时间，就随着日本在1914年攻占青岛，而从此灰飞烟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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