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功名·诗歌——李贺诗歌新论--《贵州社会科学》1994年06期
生命·功名·诗歌——李贺诗歌新论
【摘要】：正西方哲人柏拉图说过:“一切人和事物之所以有这种热忱和爱情,都由于有追求不朽的欲望.”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谓“不朽的欲望”,乃如《左传》所云:“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据此,通过不朽之说,便将立德、立功、立言与生命的价值联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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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I207.22【正文快照】：
西方哲人柏拉图说过：“一切人和事物之所以有这种热忱和爱惰，都由于有追求不朽的欲
望。”①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予，所调“不朽的欲望”，乃如《左传》所云；“大（太）上有立
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据此，通过不朽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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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般亮丽自然――张爱玲海葬始末张错　　其实爱玲女士的遗嘱很简单，只有两点。第一、一旦弃世，所有财产将赠予宋淇先生夫妇。第二、希望立即火化，不要殡殓仪式，如在陆地，则将骨灰撒向任何广漠无人之处…… 　　前言 　　一九九五年九月三十日和林式同等人出圣必渚(San Pedro)外海安葬张爱玲女士。葬礼完毕。开始解散治丧小组，一直想交代经过，一直有所顾忌。本来心中坦荡荡，无得亦无失。时光流转，转眼八年，式同兄更于前年（二○○一年）去世，虽然他在《华丽与苍凉》（台北，皇冠，一九九六）一书内，撰有〈有缘得识张爱玲〉一文，述说和爱玲女士交往经过。但处理其身后事毕竟只是一部分，皆于大处着墨，蛛丝马迹，处处仍有心中不平的辩护痕迹，令我更深切感到，有一种道义责任，向世人公布经过。 　　记得当时谨慎处理，不敢掉以轻心，每天更写有志事日记(log)一份，以作备忘。怎知阴错阳差，竟成日后珍贵追忆资料。所叙各事，均为个人经历见解，挂一漏万，种种主观判断认定，更是在所难免。 　　x经过 　　（一九九五年，美国洛杉矶太平洋西岸时间） 　　九月八日下午 　　...美洲《世界日报》赵慧珍早晨来电留话谓有急事相询。我适不在，及至回电，遂得悉张爱玲女士逝世消息。告知赵谓我不认识张女士，惟可找我的朋友林式同。十分诧异赵已知悉林式同，更进一步追问宋淇是谁？我回答谓即林以亮，亦即宋春舫之子。当时以为他们要找宋先生，是因为张宋多年私人交情及张曾在香港电影公司写有剧本。遂叫他们找《联合文学》参考，赵回答谓现在正十万火急，准备发稿，哪有时间去做research？ 　　...因明日（九月九日）将有一场「以诗迎月：今夜星光灿烂」的中秋节现代诗朗诵晚会，正是密锣紧鼓，如火如荼，纪弦已来，杨牧刚到，愁予即将飞抵洛杉矶，因为接待人手有限，十分紧张。 　　...晚上自文化组晚宴回家，即被告知林式同找我。我和林是多年拳友旧交，更兼老同学朱谜是林在新竹女中任教时的学生，所以三家均有来往，林之太太Kimiko是日本人，为人亲切诚恳。但我搬迁东区后，林住西区，后亦搬家，一东一西，相隔数十里，所以甚少来往，即有，也是以朱谜家中为主。他手上的旧电话号码找我不到，找朱谜才要到我电话。 　　GG焦桐自台来电叫我写张爱玲，我亦告知不认识，不来往，无从写起。虽有阅读张全部作品及用作教材，亦曾指导研究生的硕、博士论文（甚至有一篇胡兰成的硕士论文），但皆是学术研究。林式同的确曾给我提起他是张爱玲房东之事，但因林不是文坛中人，对张爱玲所知不多，和他谈王宗岳的「太极拳经」比谈张爱玲还多。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因为我从未见过张爱玲，他给我描述张走路飘逸姿态，「了无声息地飘过来，水一般的亮丽自然。」倒是我俩的共同朋友是庄信正，庄原在南加大任教，我来南加大，算得上是庄信正及郭大夏的「继承人」。 　　还告诉焦桐我极端尊重张的隐私权，多年来即使可以自林式同处找到她地址，或藉林去接触她，我也不想这样做，亦不会这样做。我的观念是，人家说leave me alone，我一定尊重，leave him or her alone。记得当年高信疆来洛杉矶，兴冲冲地拿着地址与礼物去找张爱玲，我们一行四人，我、信疆、还有金恒炜和但汉章，在西木区聚合。但我拒绝和他们同行，独自留在「船艘」(Ships)咖啡厅等他们回来。结果当然是乘兴而去，败兴而返。从此更加深不欲打扰张女士的观念。 　　..凌晨电话不断，无法入睡。除了洛杉矶佳视要张女士地址外，其它媒体均要求我提供遗嘱。我皆回答没有。的确没有，但心中纳闷为何他们有此要求。 　　九月九日（星期六） 　　...晨回林式同，交换意见，他说找不到庄信正，只找到庄在洛杉矶的学生高太太。我们分别交换新地址及传真号码。我开始婉拒林，认为既不认识张，自不宜过分涉入，但有询及林处理遗体问题，林说仍在验尸官处(coroner's office)，因周六、日不办公，最快要到周一才能办事。我因晚上有上述的大型以诗迎月的朗诵活动，分身乏术，与林相约明日再通电话。 　　...中午星云大师在西来寺宴请诗会贵宾。席间见到卜大中，告知他媒体如此追索，我甚困扰，而的确无张地址，若真有，亦不会泄漏，因为张生前极端努力保护其个人隐私，我们亦应适可而止，有所保留。但大中随即告知电视台已找到张地址，并拍摄现场报导。我听后甚为气馁，一方面觉得媒体神通广大，另一方面激起我保护张个人隐私之心。 　　GG晚上以诗迎月，星光灿烂，力倦筋疲。 　　九月十日（星期日） 　　...晨七时半赴教堂。回来慰理谓林式同八点钟有电话来找。我稍后覆电林。 　　...电话谈话内容如后：林十分后悔把遗嘱电传给他人，现今遍布天下，有误信他人之意。我安慰他不必如此想，事情发生了就不要后悔。但亦有询及为何如此做，他说当初得悉遗嘱委托他处理，感到责任重大，孤立无援，别人叫他马上把遗嘱传真，他就马上做了。如今看到报纸，十分后悔。另外，他已找到律师，进行清理银行户口及遗物，而所有将来交宋淇先生之对象，在整理时最好有人在场见证。别人告知他以张之身世，一定有不少骨董，更令他有戒心。 　　他约我星期二在蒙市Marie Callender's开会，即我、他及张信生（高太太）。林并告知本月三十日将有一葬礼(funeral ser-vice)，我不置可否，亦无意见，只把日期记下来。 　　九月十一日（星期一） 　　...戴文采来电要张信生电话，我不给。她说有一络张爱玲头发，可作为纪念品，并告知夏志清先生谓要土葬。我亦不置可否，其实当时心中空无成见，各事可有可无，可做亦可不做。 　　...香港《明报月刊》邱立本找我写张爱玲，交谈中，立本告知我，郑树森谓宋淇先生已病重，靠氧气筒呼吸，要把张女士遗物寄交宋先生不太实际。 　　九月十二日（星期二） 　　...晨电林式同请他把张遗嘱今晚开会时带来，让我阅读参考，俾能研究及执行张之遗愿。林谓不必等到今晚，立即便可传真给我。收阅遗嘱后，觉得张的意愿是不欲别人打扰。 　　...告知林有关宋淇先生病重消息，林谓不必担心，他已与在香港的宋太太联络，一切寄宋太太收便可。我觉得如此也好，了却一件心事。也讨论到月底葬礼之事，我、宋太太及林式同均觉得，既然遗嘱写得那么清楚，实在不宜举行。 　　GG戴文采来电云愿将头发捐出，并云有人建议永久安放，如在玫瑰岗墓地则需四五○○美元。我觉得第一，此事与张之安葬无关，我无从协助；二是别人对张怜香惜玉，其实是变相糟蹋。 　　...午后赵慧珍来电云于梨华可能不会来洛，因闻道葬礼可能会取消。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之Bob Thomas经南加州大学新闻处(USC News Bureau)管道找到我，做了一个访问。我尽量强调张二十世纪文学地位，授课采用张爱玲小说作为教材的情形，以及但汉章早年拍摄的电影《怨女》。并向Mr. Thomas澄清〈金锁记〉与《怨女》的关系，一些混淆的英文译名，如The Golden Cangue, The Embittered Woman, Rouge of the North……等。 　　...晚上七时在Marie Callen-der's与林、张开会，初步接触发觉彼此意见不统一，于是以开会逐条讨论形式，尽量把分歧意见归纳成下面的执行原则： 　　1.正式成立工作执行小组，即林式同、我、张信生及庄信正（in absentia，人在纽约）四人。尽快遵照张之遗嘱及意愿去处理她身后事。 　　2.把纪念张之活动或研究，与处理身后事分开。张爱玲专家们可以继续讨论作品或生平，但目前不想太多人参与执行张遗嘱的工作。一旦工作处理完毕，将会有一报告说明处理过程。届时专家们亦可藉此报告再作评判或研讨。 　　3.由林式同决定遗物之丢弃及保留，由张错负责对外发言。尽快火化及遵照遗嘱处理灵灰。因遗嘱有一句「不要殡殓仪式」(No funeral parlor)，有人作不同解读，有异议，但最后三人均同意取消月底之葬礼仪式。 　　4.工作希望两星期内完成。 　　...其实爱玲女士的遗嘱很简单，只有两点。第一、一旦弃世，所有财产(possessions)将赠予宋淇先生夫妇。第二、希望立即火化，不要殡殓仪式，如在陆地，则将骨灰撒向任何广漠无人之处(the ashes scattered in any desolate spot over [a fairly] wide area if on land)。总的来说，处理原则应该是(1)隐私，(2)迅速，(3)简单。 　　九月十三日（星期三） 　　...赵慧珍来电，我告知工作小组开会决定，并要求先看赵之稿子才可发表。晚六时半，赵传来稿子，我再转传林式同请他过目。林指出有两段火药味「太重」请求修改，其它并无异议，我传真给林一份九月十二日《中央日报》冯志清、黄富美综合报导，内有「尽管刚过世的作家张爱玲是一个不喜世面俗礼，美国西岸华人作家十日还是决定于九月三十日在洛杉矶玫瑰公园为张爱玲办个追思会，以表达对这位文坛老友的敬意。」之语。指出治丧委员会必须作出澄清，不举行追悼会。林同意，并顺便告我，平鑫涛先生来电，谓如有追悼会，他两位女儿会前来洛杉矶。林已回复谓已取消。（上） 　　【 联合报】　　和林式同讨论撒放灵灰之事，两人十分伤感。其实媒体已知海葬之事，只是不知时间地点而已。请母亲开始在后园采集玫瑰花瓣，只需红、白二色，以备海葬之用…… 　　九月十四日（星期四） 　　──北美《世界日报》（台北《联合晚报》同时刊载）早上报导一出，媒体大哗。纷纷指责我为何只交《世界日报》，我不欲多作分辩，本来就没有做什么记者招待会的打算，更不打算日日召开记者会。因此空惹得一个厚此薄彼罪名，媒体更要我作「补赎」，提供火葬日期，张停灵玫瑰岗墓园(Rose Hills Cemetery)已是人所共知。我回答实不知道，一切均由林式同一人进行，事实如此。 　　...林晚间来电向我报告，洛郡(County)已批准火葬一切手续，火化应在此一、二日间，届时他会一人处理，并请保密，我甚称善。林亦提到灵灰问题，觉得如要撒在陆地荒漠无人之所，势需租一小飞机在沙漠进行，费时失事。他选择海葬，但如要由玫瑰岗安排，则需火葬后两星期，为时颇久。当时我心中隐隐觉得，难道真的会在月底三十日张的诞辰？如此亦属巧合。 　　...各方对工作小组的处理方式，包括台北艺文界，均甚肯定。陈义芝来电谓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或可替遗物做一管理，亦是照顾文学遗产。我告之一切皆需先寄交宋淇先生夫妇后，再作打算。 　　...开始发觉有一股黑暗的反动力量，竭力推动公开悼念张爱玲女士的活动，四面八方，有如阴风冷箭。 　　九月十五日（星期五） 　　...一早回校开会，已有心力交瘁之感，不听电话，亦不耐媒体相迫，当然他们也有苦衷，职业上的采访追寻，不得不如此。但我一直警戒自己不要曝光太多，免让人觉得妄出风头，其实是自吃苦头才对，真是自寻烦恼。 　　...林式同晚上来电告知将于下星期二火化，事后再通知我如何发布消息。并商量及海葬之事，他想录像及以鲜花致祭，我均同意，并建议用红、白玫瑰花瓣撒在海中以陪葬。 　　...是夜接姚宜瑛大姐台北传真，得获台北友情与正义支持，心中稍微宽慰，觉得值得，有如鲁迅诗句GG「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侨报》吴琦幸来电采访张爱玲生平作品，有学人风范，甚安全，与他畅谈。 　　九月十八日（星期一） 　　...星期六、日无事，天下太平。星期一晚电话又开始涌来，我均回复谓林先生处理火葬后，会有说明。后与Stone（式同英文名字）通电话，两人均同意媒体会向玫瑰岗办事处查询火葬，我等无能为力阻止，但亦相信玫瑰岗对个人隐私保护的安排，也开始担心海葬如何能隐密进行。觉得好像和媒体在角力，好累，没有必要。本来就没有什么好隐瞒，只因彼此立场不同，一方是尊重逝者意愿，另一方必须有所报导。 　　...白先勇来电，顺便问他有关基金会及处理遗物之事，他提议找皇冠平先生。稍后，去电卜大中，向他请教如何分别向媒体发布消息之事，他答应帮忙。 　　九月十九日（星期二） 　　...一大早被「华视」王美吵醒，查询之余，要作访问。我婉拒，一切皆应工作完成后再算。《世界日报》刘永毅亦谓要采访林式同，我答应代为转达。晚上和林通电话，告知从刘永毅谈话中，觉得他们已有办法(gained access)进入殡仪馆。林直说不可能，我遂和他打赌。 　　九月二十日（星期三） 　　...林早上打电话来说我赢了。他已看到今日《世界日报》刘永毅报导火葬现场及照片，并且觉得报导中有些句子令林「不太好受」，好像张之火化下场如此「凄凉」，都是我们做成的。我回答林说求仁得仁，我们将尽所能，让爱玲女士潇洒地来，潇洒地去。 　　并和林讨论撒放灵灰之事，两人十分伤感。其实媒体已知海葬之事，只是不知时间地点而已。 　　请母亲开始在后园采集玫瑰花瓣，只需红、白二色，以备海葬之用。 　　九月二十一日（星期四） 　　...无媒体来电，十分轻松。开始构思一篇祭文〈如水一般华丽自然〉。李黎传真附报导，十分赞成我等作为，甚为鼓舞。 　　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五） 　　...祭文用一上午完成，传真给式同过目，他同意。并谈及海葬当日鲜花、拍照、录像之事，林建议我找两名朋友，负责拍照录像，我提出高全之（负责录像）、许媛翔（负责拍照）。林届时亦会带他好友张绍迁先生（亦负责录像）来。 　　九月二十三至二十九日（共七日） 　　...因无暇回传真，和李黎通电，她仍肯定我等取消追悼会的做法，并云王渝在纽约诸人亦觉得做得对，惟我觉得从此江湖结怨，开罪仇家。一直想向林正式提出，海葬之后立即解散工作小组。星期日身体稍感不适，想是辛劳过度。晚上新大陆诗社友人来我处，处理中秋诗夜之事，凌晨一时许始散，更感不适。 　　...到花店分订红、白玫瑰花各一束。学校开会，协调东亚图书馆及文学院，探讨成立「张爱玲特藏」之可能，但端视乎宋淇先生夫妇之决定。学校Development Office之Susan Chao女士趁将赴港之便，拜访宋家。身体极不适，已转入支气管细菌感染，必须赴医生处取抗生素服食。只有两天休息，仍需与林商量当日出海细节及祭拜过程。二十九日晚母亲交我两大袋红白玫瑰花瓣，功德无量。 　　...林已安排好明日一切，由Neptune Society负责驶出外海安葬。为保密，一切时间地点只有林一人知道。林前一天会告知我和张信生聚合地点，再由他带大家去码头上船。我遂分别通知高全之、许媛翔两人。 　　九月三十日（星期六） 　　...晨七时半我的学生许媛翔开车来接我，九时到达圣必渚，与林式同、张绍迁差不多同时到达。林抱着张爱玲女士的骨灰盒，神色恭敬严谨，慢慢走过来和我们聚合。海葬详细情形可参阅向媒体公布的「报告书」及林式同撰写的〈有缘得识张爱玲〉一文。 　　x后语 　　林式同在上文中有一段沉痛的话，是这样写的： 　　在执行遗书的任务时，对丧事的处理方式，大家意见特别多。怎么回事？张爱玲的遗书上不是很清楚地列出她的交代吗？她生前不是一直在避免那些闹哄哄的场面吗？她找我办事，我不能用我自己的意见来改变她的愿望，更何况她所交代的那几点，充分显示了她对人生看法的一贯性。她毕生所作所为所想的精华，就是遗书里列出来的这些，我得按照她的意思执行，不然我会对她不住！ 　　她要马上火葬，不要人看到遗体。自她去世至火化，除了房东、警察、我和殡仪馆的执行人员外，没有任何人看过她的遗容，也没有照过相，这点要求我认为已达到了。 　　从去世至火葬，除按规定手续需要时间外，没有任何耽误。 　　她不要葬礼。我们就依她的意思，不管是在火化时或海葬时，都没有举行公开的仪式。 　　她又要把她的骨灰，撒向空旷无人之处。这遗愿我们也都为她做到了。 　　上面是林式同对张爱玲遗书的文本演绎。但是，却有人作不同解读。我想原因出自两种。第一种是纯学术诉求，认为张爱玲选择陆地的潜意识多于大海。其实解读遗书文本，if on land（如在陆地）这句条件句法(conditional clause)的虚拟语气十分重要，它强调的其实是「撒向任何广漠无人之处」GG假如在陆地的话。所谓desolate spot，并不一定就是荒野之地，应是指无人之所。当然耽迷于张爱玲华丽与苍凉的人，会特别喜欢苍凉荒野的联想。事实上，陆地撒灰安葬是不可能之事。高全之曾经上网查询加州法例，在州政府的「健康及安全条例」(Health and Safety Code)内的七○五四条说得最清楚，坟场(cemetery)除外，骨灰只能放在家里一个坚固容器内(7054.6 "in a durable container")或撒于海中(7117 "cremated remains shall be removed from their container before the remains are buried at sea")，除此以外，所有其它处理骨灰方法都触犯法例(mis-demeanor)。 　　第二种解读却是来自那些认为应该替张爱玲举行葬礼的人，更由于治丧小组对媒体的抗拒，造成媒体对这另类解读某种程度的渲染。张爱玲女士过世后不久，我读到的悼念文章不下数十篇。其中最得个中三昧，领会张氏精神的，有黄宝莲一篇〈把最后的寂寞还给天地〉短文（中国时报?人间副刊逡，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日），其中有下面几段： 　　其实，她离开我们的世界非常遥远，o是，如此隐秘也还不可避免的公众，被众人谈论，同样被众多人喜爱。…… 　　不舍是活着的关爱她的人。 　　然而，这人世，她也许早已无心眷恋。 　　……然而，她避世而不弃世，执着而不自恃，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对生活负责，所以她还认真做她应该做的事，拒绝她不愿意不喜欢的事。 　　她没有拒绝人生。她o是拒绝苟同这个和她心性不合的时代吧了。…… 　　苍凉是她生命的基调。她一定没有泪，她不会有泪，泪是后人为她流的。 　　上面这番话，其实，和当初治丧小组的了解是精神一致的。然而，世人多不了解，并且多强作解人。（下）
原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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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读诗书少问名，不如学艺去营生本人求解签一支，烦解释，尤其是后面两句不明白。这支签的寓意，但恐儿曹没后程，思量漫说风流子，功名签
信念能扫清你思绪上那最后一丝疑虑，信者为阳。这填补了时间的空虚形成人生的历程，你信所以存在：你相信----然后你去实践-----然后得到-------然后你快乐或悲哀------然后你领悟。这是生命的本源。路线是，这就是佛的作用，后头是指示你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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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不是为了求名求利要有一技之长，才能赚钱吃饭别去对别人评头论足要为以后的生活多点计划，防患于未然
其意可解为：由于读书太少，还是去学门手艺谋生更可靠。思前想后要谨慎，莫做风流弟子被人耻，多做善事与好事，要为儿孙前程铺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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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浩文：首席且惟一的“接生婆”赋格 张健被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喻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接生婆”的翻译家葛浩文说，要想了解中国文学在美国的知名度，只要看看《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了多少中国作品――迄今为止一篇都没有
出生于1939年，1960年代服役期间在台湾学习汉语，后获得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目前是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他的翻译严谨而讲究，“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
葛浩文的翻译清单包括萧红、陈若曦、白先勇、李昂、张洁、杨绛、冯骥才、古华、贾平凹、李锐、刘恒、苏童、老鬼、王朔、莫言、虹影、阿来、朱天文、朱天心等二十多位名家的四十多部作品。
南方周末记者在24小时内三次见到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教授。
第一次，是3月13日下午2点多钟，北京故宫坤宁宫基化门内，小说《狼图腾》英文版首发仪式。葛教授对一众记者简短发言，说的是普通话，流利而准确，口音如他形容的那样，有点“南腔北调”。《狼图腾》作者姜戎没有露面，葛浩文一上台就用闽南话讲了一句台湾俚语，翻译成普通话告诉大家，意思是“没有鱼，虾凑数”。他把作家比作鱼，译者是虾，是配角。
夏志清教授称葛浩文为“公认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不仅“首席”，甚至几乎惟一。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在《纽约客》杂志上写道：“在美国，中国当代小说翻译差不多成了一个人的天下，这个人就是葛浩文。”厄普代克比喻葛浩文是“接生婆”。经葛浩文之手，萧红、白先勇、王朔、莫言……甚至“80后”的春树（《北京娃娃》）等二十多位中国大陆和台湾作家的四十多部名作在英语世界呱呱坠地。
除了中文什么都不会
当天晚上，记者赶到三里屯“书虫”书店听葛浩文的讲座。这是“书虫”举办的国际文学节的一项节目，葛教授谈中国当代小说。
之前记者到书店买这场讲座的票，被告知票已卖完，只能“候补”。讲座定于6点30分开场，推迟了将近20分钟。书店里人头济济，不少人和我一样因一票难求徘徊场外。
记者勉强可算葛浩文的读者。大约十年前，不完整地看过他主编的中国大陆当代短篇小说译文集《毛主席看了会不高兴》，惟一认真读过的葛浩文译作是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的《荒人手记》英译本，葛浩文与夫人林丽君合译。朱天文的原著是一本以“文字炼金术”写就的划时代之作，出于对作品本身的兴趣我才买来英译本读。本来，除非对翻译感兴趣，一个母语是汉语的普通读者是不会关心中国文学的外文译本的。
这也是为什么葛浩文讲座的听众基本上是“老外”的原因。葛浩文的读者属于英语世界，他的事业与中国作家息息相关，与中国读者则关系不大。
幸运地候到一张退票，讲座也终于开始了。这是一个轻松的场合，座上不少听众手里端着葡萄酒，在故宫正襟危坐烤了一下午太阳的葛浩文看上去依然精力充沛，话题就从他的个人历史说起。
葛浩文年轻时不爱读书，成天贪玩，喝酒、跳舞，“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做过”。他在南加州长滩一所不怎么样的公立学院念书，可能是学校里最差的学生，差点毕不了业。日后让他觉得可笑的是，他这个差生基本上每门课都蒙混过关，惟独一门“亚洲历史”一点也学不下去。第一堂课，老师刚在黑板上写下几个汉字，这位未来的汉学家就想：“学什么中文？！我连英文都还没学好呢！”
毕业后，身无一技，找不到事做，只好当兵。那是1961年，越南局势日趋紧张，谁都明白在这个时候参军有多愚蠢。22岁的愣小伙子进了海军学校，绝大多数同伍被都派到太平洋舰队的驱逐舰上，他却给派到台湾当了一名通讯官。台湾是个什么地方，在哪里，他毫无概念。
在台湾服役，清闲得很，“什么正经鸟事儿都没干”。但他终于被调到日本，上了一艘驱逐舰。下一个目的地，无疑是越南。
越南经历可以说是葛浩文的成人礼。他猛醒过来，不能就这么断送了年轻的生命，于是申请返回台湾。葛浩文讲起这个决定了他一生的选择时，借用莫言小说题目开玩笑说，留恋台湾是因为当地女人的“丰乳肥臀”留住了他。
这回他“学乖了”，不再吊儿郎当。一到台北，就请了一位跟随国民党到台湾的东北人学中文，“葛浩文”就是这个老师起的名字。
葛浩文发现自己颇有学习语言的天分。在台北呆到退伍，没有马上回国，而是进了“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继续用功，直到得知父亲患了癌症，才结束在台湾的“留学”生涯。
回国后，他又一次面临就业困惑。有一天，遇到一个大学时的老师，问他：你会什么？他沮丧地回答：什么都不会。老师说：那你总会点什么吧。葛浩文便说：会中文算不算？这位识才的老师当即建议他读研究生，以中国研究为专业。
申请了25所学校，只有一家录取――旧金山州立大学。葛浩文在那里首次接触到萧军、萧红的名字。他听导师说起，东北有个“二萧”，两人的爱情故事很曲折。他找来一本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看过觉得不错。这是他读的第一本中国小说。
硕士毕业，教了一年书，他认识到自己“除了中文什么都不会”，决定攻读博士。这一回，好几个学校都要他，他挑选了印第安纳大学，指导教授是柳亚子的公子柳无忌。在印第安纳，葛浩文钻研中国古典小说、元杂剧及鲁迅和左翼作家的作品，既读英译本，也读原文。
写博士论文时，柳无忌让他报选题。葛浩文先报了朱自清散文，柳摇头；报田汉的戏剧，也摇头；最终他想起“二萧”来，告诉柳无忌，其父柳亚子跟萧红相熟。柳无忌一听，来了兴趣，催葛浩文“赶快写”。
这篇完成于1974年的博士论文，成了葛浩文的成名作《萧红评传》的基础。调研期间，他遍读当时能找到的所有萧红作品和生平资料，还两次前往日本、香港和台湾，寻访萧红故友，搜集史料。可惜当时无缘进入红色中国，无缘亲访萧红生命中的几位男主人公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是一大遗憾。
直到《萧红评传》接近完稿，葛浩文才第一次见到萧红的照片。他先是被萧红的作品打动，随后又为这位三十岁就去世的中国女人的生平遭际深深感动。从博士毕业至今，葛浩文和“萧红”这个名字相伴了半辈子，用他的话来说，他和萧红始终不曾“离婚”。
《萧红评传》1979年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次年在台湾再版，讯息反馈到刚刚开放的中国大陆，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天才女作家由此重新引起国人注意。
1980年某天，葛浩文偶然在报上看到萧军的名字，异常兴奋。他以为萧军没能活过“文革”。当下，他给萧军写信，不清楚地址，就写“中国北京作协萧军收”。一个月后，他接到夫人电话，说有一封中国来信。电话那边传来“萧军”两字，他“差点昏倒”，马上决定去北京。
没有萧红我什么都不是
如果说葛浩文与中文结缘始于台湾（“留学”台湾期间开始学中文并对文学发生兴趣，最初试刀的翻译作品是台湾乡土文学作家黄春明、王祯和的小说），其事业的高峰却根植于中国大陆。
讲到文学研究，他的体会是“没有萧红我什么都不是”；讲到文学翻译，他念念不忘老一辈中国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
首次中国大陆之行，令葛浩文毕生难忘。飞机降落首都机场时，他诧异地看见停机坪上人来人往，飞机不得不绕来绕去，躲避行人。走进航站楼，刚取到行李，电灯突然全熄了，一问，说是下班时间到了，关门打烊。
在北京，他拜访了杨宪益和原籍英国的夫人戴乃迭。当年中国“竹幕”紧闭的时代，葛浩文在海外读到的中国文学英译本几乎全是杨、戴二人的译笔，从古典诗词到《三国演义》再到鲁迅著作，无一不是。杨、戴在当时中译英领域的“垄断”有点类似今日葛浩文在小说翻译领域的“首席”地位。
听说杨宪益嗜酒，葛浩文带去一瓶白兰地（或威士忌，他记不清了）和一本他翻译的萧红《呼兰河传》，表示对杨、戴的敬意。那次见面的一个直接结果是，葛浩文得到了翻译张洁小说《沉重的翅膀》的机会。这本书本来在戴乃迭手上翻译，她诚挚地对葛浩文说，“文革”和牢狱之灾使她与世界脱节多年，若她翻译，恐怕会译成1950年代那种老派英文，相信由葛浩文来译会让文字更有当代感，能更好地让外国了解中国。
戴乃迭说得没错，葛浩文的译笔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一脱老辈翻译名家如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圈中人阿瑟?韦利（《西游记》英译者）文字中过时的翻译腔。
《沉重的翅膀》是第一部得到商业出版的葛译当代中国大陆小说。它并不是葛浩文本人钟爱的作品，却是他翻译生涯上的一个重要关节。葛浩文由此接手一篇又一篇、一本又一本当代中国大陆小说。
步向事业高峰的契机，是翻译莫言的《红高粱》。在朋友家读到这部小说时，他冲动得不能自已，对自己说：“这才是我想翻译的东西！”他试译了八个章节，投给纽约的一家出版社。
一天，在旧金山女儿家中，电话响了，找葛浩文。“天知道他们从哪里弄到我女儿的电话号码”，还来不及问对方是谁，电话那边急切地说：“这小说我们要了！”当即给葛浩文开了个价――这个穷书生从来没见过的十分可观的数字。
当时，葛浩文的好友、旧金山华人作家谭恩美正因《喜福会》文名大噪，她听说此事，便提示葛浩文稍安勿躁。她把自己的出版经纪人SandraDijkstra介绍给他，由这位珊迪女士出面与出版社洽谈。
珊迪为《红高粱》争得了比原价高四倍的版税。
中国文学在美国市场十分有限。如果只靠翻译，葛浩文一年或能收入五六万美元，或许只有两万。虽是名家，他有时不得不接手翻译一些不感兴趣的作品，为稻粱谋。
比如春树的《北京娃娃》，葛浩文并不喜欢，但也觉得美国年轻读者可能有兴趣，出版社通过珊迪请他翻译，他没有拒绝。
哪怕翻译《北京娃娃》这样的小说，他也不乏乐趣。小说中有一段高中“礼仪口诀”，全是四字押韵，“坐姿端正，两腿莫翘，站立挺拔，收腹立腰”之类，葛浩文权当智力挑战，殚精竭虑，反复推敲，力图翻译成同样整齐押韵、四四方方的英文短语。他为翻译这些“豆腐块”、“狗皮膏”耗费了不合比例的劳动，每天磨到深夜，夫人再三催他，“老葛，快来睡吧”，他总回答，“再等等，再等等，最后一句了……哎呀找不着韵脚了！”
对他来说，“翻译永远意味着‘未完成’”，没有一部译作不是修改了四五遍以上才定稿的。一旦交付出版社，他就不敢重看自己的翻译，生怕忍不住动手修改；他甚至拒绝在新书发布会、读者见面会之类公众场合朗读自己的译作，免得读了一两句就不满意而卡在那里。
这个认真的翻译家，经常看出原著中的各种错误，以至于抱怨中国文学编辑总体素质欠佳。他力求自己的翻译“不比原文更坏”；但若有人说葛浩文的翻译比原文更好，他也会不悦。他不愿越俎代庖，替原文润色，改变作者的表达。他只想老老实实地尽一个译者的本分：“我葛浩文做翻译一点也不马虎。我不马虎的。”
来中国没意思了
第三次见到葛浩文，是以南方周末记者身份对他专访。3月14日下午1点，按约定时间到达采访地点，葛教授却迟到了。在北京的两天里，他不停地接受媒介采访，包括多次打断谈话的电话采访。南方周末记者到的时候，前一轮采访尚未结束。
葛教授是“性情中人”，健谈，诙谐，烟瘾很大。
记者知道他也是个感情深厚的人。《萧红评传》序言里有这样一段话：
“有好几个月时间，萧红的一生不断萦绕在我脑海中，写到这位悲剧人物的后期时，我发现自己愈来愈不安，萧红所受的痛苦在我感觉上也愈来愈真实，我写到她从一家医院转到香港临时红十字会医院，我只需写下最后一行，便可加上简短的附录和我的结论。
“但是我写不下去――那一刻，不知怎的，我竟然觉得如果我不写这最后一行，萧红就可以不死。”
提起近三十年前的这本名作，葛浩文轻描淡写地说，写得不够好，中文版翻译得也不够好。可是他接着又调皮地说，尽管别人写的萧红研究著作都比他写得好，但是都比他的“hòu”――后面的后，不是厚薄的厚。语毕，哈哈大笑。
谈话的气氛是轻松的，但是，说起当年访问萧红旧友和故里的往事，他竟然十分伤感。
1980年，葛浩文初访中国大陆。在北京见到萧乾，他对葛说：给你安排一个可以见到很多熟人的场合。葛浩文想，我在大陆除了你萧乾谁都不认识啊，哪来的熟人？按萧乾的安排，他去了王府井的烤鸭店，一见面，吃惊得说不出话来：舒群，罗烽，白朗，冯牧，萧乾……全是老一辈的作家，其中好几位是萧红旧识，他们就像和老友重逢一样，坐在那里等他！
不用说，在中国大陆，最让葛浩文魂萦梦绕的地方是东北，那是萧红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然而1980年哈尔滨仍未对外国人开放，更不用说呼兰县了。葛浩文便请作协帮助疏通关系，对上面说，有这么一个美国人，是个热心的萧红研究专家，很想去东北实地考察。
没想到哈尔滨向他亮起了绿灯。
飞机降落在哈尔滨机场，葛浩文下了飞机，站在停机坪上，远远望着航站楼上“哈尔滨”三个字，眼泪忽地就流了下来。因为萧红的缘故，哈尔滨这个城市他在纸上认识了多年，读过，也写过，却从未想到有一天能真正踏足。从他下飞机的地方到“哈尔滨”那三个字所在的航站楼大约需要走五分钟，他边走边想，一路走，一路落泪。
在哈尔滨，葛浩文参观了萧红读过的第一女子中学和道里商市街等与萧红有关的地方，到呼兰县拜访萧红故居，甚至到了小兴安岭、黑河、加格达奇等地，差不多走遍了黑龙江省。
他对关内则兴趣一般，旅行得不多。去了萧红生活过的上海，也到了广州银河公墓拜谒从香港浅水湾迁去的萧红之墓。
此后几次重返中国，他遍访萧红旧友，与萧红研究者和传记作者交流。1984年，葛浩文的好友、黑龙江省社科院的王观泉编辑的《怀念萧红》文集出版，收进丁玲、许广平、萧军、靳以、白朗、梅林等人的纪念文字，葛浩文就拿着这本书一个一个地请所有写过萧红并且健在的作者在书上签名。
“我是不大去打扰名人的，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因为萧红，他还是去拜访了因癌症刚刚动过手术的丁玲。他尊称她为“丁玲先生”。
没过多久，丁玲去世。《怀念萧红》这本书，葛浩文至今像宝贝一样保留着，只是为他签名的老人都不在人世了。“最后一个走的是端木蕻良，每一个人都不在了。”
“我是一个重感情的人，那些往事我都不大敢再想了。”葛浩文说，“现在我再来中国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他们一个一个地都走了……”
趴在桌子上翻译才对
这次从美国来中国宣传《狼图腾》，日程紧锣密鼓，而且光是在路上就要花掉60个小时。夫人也不愿让他这样奔波，打电话来：“家里的猫像疯了一样，是不是因为家里少了个人？”
“我不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对这些采访也没有什么兴趣。”轮番的媒体采访并没有让他感到疲劳，而是太耽误时间。“我应该趴在桌子上翻译才对。”
葛浩文今年68岁了。“如果戒了烟，或许能活到八十，只要脑子还行，也许还能再翻十几二十本书。要是遇到像《尤利西斯》这样真正的杰作，为一本书花个五年十年我也干。”
宣传新书、接受采访尽管耽误时间，葛浩文还是不遗余力地去做。“如果对销书有用，能更多地把中国小说介绍到国外”，他甘愿牺牲自己的时间。
美国人不大读翻译作品，读中国小说的就更少了。中国作品散落到世界文学的海洋中，不可避免成为“边缘”、“小众”一类。
葛浩文这个“接生婆”有时会到书店看望他的孩子们。“基本情况是根本找不到，偶尔可以找到一本已经非常意外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中国文学作品能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从来没有。”他偶尔能在书架上姓氏字母“M”处看到一本莫言小说，或在“S”找到苏童的名字。美国人往往不清楚中国人是名在前还是姓在前，因此葛浩文也会转到“T”一带看看苏童是不是被人按“童”的读音摆在了那里；假如苏童错误地出现在“T”，葛浩文会有“与有荣焉”之感――“Tong”的附近，是占据了整排书架的托尔斯泰。
俄苏、拉美文学的读者相对较多。东亚文学也并非乏人问津，村上春树近年在欧美持续走红。
英语世界里，有一位华人可以说是真正的名家：哈金。但哈金小说是英文写作，准确说来属于美国文学。
中国文学受冷落，使葛浩文这位首席翻译感到“不舒服”。他认为，要想了解中国文学在美国的知名度，只要看看《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了多少中国作品――迄今为止一篇都没有。而村上春树发了不下十篇。在美国读书界，“《纽约客》能卖得动书，《纽约时报》什么的不管用。”
葛浩文不同意顾彬“中国当代没有好作品”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并不缺乏好作品，而是翻译得不够，合格的译者太少。他不愿意继续占据孤独的“首席”位置，希望年轻翻译快速跟进，多出些高质量的译文。在“书虫”书店，听众席上坐着几位有志于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美国小伙子，葛浩文像父亲般鼓励和忠告他们：“尊重原著，但不必畏惧原著”；“让母语是汉语的人为你的译文把关”；“学好中文固然重要，但别忘了加强英文写作”……
讲座结束后，葛浩文破例为大家朗读自己翻译的《狼图腾》片段。有人计算，读书声持续了8分钟，掌声持续了62秒钟。
原载：《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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