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红二代中最没人缘儿的王兵走得如此凄凉】维基中国高官子女现状_飞扬投资网>>>【高新:红二代中最没人缘儿的王兵走得如此凄凉】维基中国高官子女现状关键词：发表时间： 11:17:21文章来源：【高新:红二代中最没人缘儿的王兵走得如此凄凉】身患绝症久治不愈的王震长公子,七十六岁的王兵到底未能熬到他期待的八十四岁。【王震的子女】:王兵、王军、王之。王震将军的三个儿子都是中国当代响当当的人物，王震只有三个儿子，没有女儿。王震儿子王兵照片：【王震儿子】王震大儿子王兵：中国海洋直升飞机公司董事长。王震二儿子王军：中信集团原董事长，日出生于湖南。王震三儿子王之：长城计算机集团董事长，日生，湖南浏阳人王兵（—），祖籍湖南省浏阳县。前国家副主席王震长子。2008年4月习近平以政治局常委和国家副主席身份出席王震百年诞辰座谈会并亲自发表讲话后,与其亲属单独会谈时即被告之王兵已经被查出癌症。一位 与王兵来往颇多的广东人士数月前专程去北京医院看望王兵时,王兵还对自己的病情非常乐观,很自信地对周围的人说他七十三岁那年已经就教一位算命先生,算命 先生告诉他”七十三,八十四,闫王不叫自己去,只要能挺过七十三这个槛儿,就最少能活到八十四。”王震与儿子王兵一家照片：这位算命先生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就给王兵的老子王震算过命,对当时距七十三岁生日还有几天时被查出癌症的王震说了同样的话,结果王震就顺利挺过 了七十三岁,八十四岁那年医疗小组竭尽全力要力保他活过这一年,但天不随人愿,就在距九十五岁生日还有整整一个月那天,王震去世了。三天之后,王震的国家 副主席职务被安排给了”党外人士”荣毅仁,幕后的交换条件是荣毅仁把中国大陆的第一家正部级公司中信公司的一把手位置让给王震二公子王军,王军则把手中的 好几个商务巨贾的职务分别给了王兵及邓家和杨尚昆的女婿们。王震去世后,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将一份”王震同志遗言”签发给众常委阅读,其中内容是王震生前与邓力群以及中央党史研究室一位副主任的多次谈话记 录,其中一段被传抄到网上之后用了”王震提醒江泽民,有一事可乱国”的耸动标题,原话是:”毛主席非常重视巴黎公社经验。巴黎公社最主要的经验,是打碎资 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中还有收入差别太大。我们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要按劳分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对的,但绝对不能搞两级分化。邓小 平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两级分化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就变了,就必然会有人造反,有人闹事,12亿人口的大国就混乱不堪。”讽刺的是,在整个邓小平时代里无论是为自己谋官还是为子女谋利,王震恰恰是最贪得无厌,最赤裸裸的一个。典型的”口言善,身行恶”。即使是从被中共政权允许公开披露的资讯中即可以得出再清晰不过的结论,那就是邓小平令整个中国社会的财富分配方式跳跃式进入到”两极分化”的过程中,恰恰是王震的三个儿子王兵、王军和王之最先进入了所谓”先富起来”的行列。1993年王震去世的当月,被当时江泽民身边人员讽刺为”毛远新第二”的邓小平三公主邓榕以毛毛笔名撰写的《缅怀胡子叔叔》一文,当时是以整版篇幅 醒目剌眼地刊登在一九九三年四月四日的人民日报上。她在文章里将王家三兄弟恨不能形容成西方文学史上著名的”三剑客”,说王兵、王军、王之三人”个个有胆 有识,在朋友中口碑甚佳”。王军在邓小平二次复出前夜,曾对邓榕开玩笑说:”我们这么样冒著风险为你爸爸通风报信,等你爸爸出来後,我们也得要个一官半职 的呀。”邓榕回家向父亲转述,邓小平笑着说:”可以,可以,现在要什么都可以。”后来,王震果然进了中央政治局,日后又捞上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副主席等职务,赖在党、政高位上一直到死。而他的三个儿子则成为包括邓小平 子女在内的全部”红二代”中暴富最早者。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邓小平请荣毅仁出面组建日后被称之为”十大官倒公司之首”的中信公司时即同时让邓榕让此信息通 报给王震,于是王震的二儿子王军被委以中信总公司副总经理兼中信公司深圳公司董事长,王兵则出任中信深圳公司副董事长。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时的王家两个 公子分别是从军队总参和海军系统进入商界,而且日后仍然还都保留着军籍,甚至过份到一九八八年恢复军衔制时双双都抗上了一副大校肩章,中共政权当时的军商 合一、军商不分,王震的两个儿子是始作俑者。一九八三年三月,中信公司等六大股东合股成立了一个中国海洋直升飞机专业公司(简称中海直),王兵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不过该公司自成立之后一直 都是”不务正业”,当时中国大陆曾有一句话形容皮包公司,”除了飞机大炮,样样都作”。而王兵的公司是”飞机大炮,样样都作”,什么都敢买,什么都敢卖, 诸多业务的重头就是走私军火。因为王兵当时的行为实在是太过招眼,王震在世时的深圳有关部门也曾想摸摸”老虎屁股”,但当时尚未下手王震便到了深圳,把当 地政要骂得狗血淋头,清查王兵的打算也就再不敢有了。在前述邓榕纪念她”胡子叔叔”的文章中,为使王家三兄弟在他们的父亲死去後仍能势力不减,邓榕不惜把把邓家,特别是她本人与王家的关系之”铁”,赤裸裸地跃然纸上。文章中的原话是:”我和王家三兄弟,便成了无话不谈,无事不商,困难之时甚至可以两肋插刀的莫逆之交。”正是因为有邓榕的”两肋插刀”作保,此后的王家兄弟特别是这个刚刚去世的王兵为人处事比自己父亲在世时更加无所顾忌,在深圳公然持枪绑架,而被绑架者居然还是中共”官二代”之一,中共前国家副主席乌兰夫的孙女婿,时任深圳东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显旋。回顾当年,乌兰夫在中共党内的资历要比王震雄厚许多,被毛泽东称作”流氓无产者”的王震还是湖南长沙的一个普通铁路工人时,乌兰夫即已经被中共地下 党选送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而王震加入红军那年,乌兰夫已经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教师兼翻译了。中共建政之初,王震因为在新疆滥杀滥捕被习近平父亲习仲 勋在毛泽东处参了一本被迫由新疆分局一把手改任铁道兵司令员时,乌兰夫已经被委以周恩来手下的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之后,邓小平说服时任国家副主席乌兰夫同意把这个职务让给年轻他两岁的王震,自己则回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自此王震一家对乌夫一家总是相当得礼遇,陈显旋娶了乌兰夫孙女乌辽娜本来就是王兵保的媒,日后两人如何会化友为敌,幕后的原因外界无人说得清楚。相关阅读解放军开国中将排名开国中将吴先恩的子女开国元勋们的红二代,王诤(1909mdash1978),原名吴人鉴、字凤岗、号雨峰、曾用名王铮,汉族,江苏省武进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29年考入南京军事交通技术学校(中央军事红色档案解密第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交替,中共十三大以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遇到了来自国内和国外的一系列困难。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被平息后,中共中央于1989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全会对陈毅之子陈小鲁的红二代光谱(2),住进中南海那年,陈小鲁在北京四中上初一,“有点开窍,关心政治了”。同学跟他讲,张国焘有个手枪队,谁不听话就枪毙谁。学校开设了政治课,讲“一大二公”、讲共产主义,课堂辩论的话题是“解放台湾”,还常常组织学生上给主席留言:
我眼中的广西文革
　　1968年我曾做过派仗的俘虏，那年我只有11岁。　　一直期待着比我大的人来描述这段历史，然而，转眼四十年过去了，这段往事仍无人提起，忽然意识到，连我自己都到知天命之年，文革的亲历者肯定越来越少了，再不谈，这些沉重的往事必成为轻飘飘的故事。　　1966年文革开始，我上小学二年级。只记得先批判“三家村”，代表我们班的小女孩怎么也爬不上那个高高的讲台。其后，校园里出现许多大字报，抓住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攻击老师。毛主席在北京接见红卫兵，我曾为报社上街卖号外。大串联时，在中学当老师的舅舅带一批学生步行上北京，大我两岁的哥哥也跟着去了，但走到湖南就坐火车回来了。哥哥没从毛主席故乡带来红色的种子，却默默地给家里带来一大把虱子，把母亲折腾了两个月。那时运动对我们来说的确是好玩的。　　母亲王慕冰在《广西日报》任编辑，父亲程兴业在南宁一中任教，我家就住在报社。食堂前的大字报先提打倒报社社长，后又针对广西的第一把手韦国清，最后刘少奇的名字也被打大叉了。我回去问母亲，这样一个个打倒，最后会不会打倒毛主席？母亲大惊失色，叫我不要胡说。街上越来越闹腾，报社涌来一批批红卫兵，围成一堆堆大声辩论。某天打起来了，石头飞来飞去，有人捂着脑袋退出人群。大人们分为两派，一派叫“联指”，一派叫“四二二”（“联指”全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四二二”全称为“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父母最初不参加任何派别就叫逍遥派，也不怎么上班，母亲甚至学起绣花来。　　武斗很快升级，报社成为焦点。最初大人们拿着钢叉和棒子，戴着工地上的安全帽，后来真枪也开始流入民间，流血事件越来越多。父母就把我们送到河池的阿姨家。1967年暑假，我在河池迎来了自己十岁的生日。暑假后，母亲曾想把我们送到桂林避难。可是桂林也不太平，夜半醒来，我看到母亲守在窗前忧心忡忡地听着远处传来的枪声。　　回到南宁，局势仍然乱腾，一伙伙人闯进报社大院，甚至闯进宿舍抢劫，逍遥派也不安全了。母亲较为接近的同事属于“四二二”一边的，为了安全，我们家就和许多人一起搬到“四二二”的据点里住了。所谓据点便是报社最高的编辑部大楼，为红卫兵占据，当时两派都办起自己的报纸。我们家和另一家合住一间办公室，睡在办公桌上，中间拉一块布帘子。没看见里面有人拿枪，外面也没有武装人员包围，据点里的人可以自由走出去，也没听说附近打死人。对面的展览馆也是著名的“四二二”据点，后来被打得稀烂，但那时我和小伙伴还在馆前的大广场学骑自行车。我们常跑到印刷车间去玩，印报纸的红卫兵举起沾满油墨的手吓唬我们。印象中，这段日子就像偶尔的野营一样有趣。　　蜗居大楼的日子并不长，我们便回到自己家。后来听说两派开始谈判大联合，父母还说你们快要上学了。然而，1968年春，形势却越来越紧张。同情“四二二”的解放军六九八四部队将调走，“四二二”一派极力挽留。5月某日我跟小伙伴到教育学院去看热闹。教育学院的高坡上有几棵大榕树，其下聚集大批红卫兵，他们和一些解放军战士在交谈，流着眼泪劝他们留下。听说红卫兵晚上也守在那里，可是部队哪里是眼泪留得下来的？部队还是开走了。现在想来，由于广西军区是支持“联指”的，六九八四部队的调走使“四二二”意识到危险的逼近。　　某天父亲外出，发现把守报社前后门的红卫兵换防，新来者皆来自南宁一中。父亲原任一中的教导主任，就在不久前，该校的校长被学生打死了。当时母亲出差去了，没办法联系，父亲决定立刻离开南宁。他空手溜出去，哥哥骑车送去一个菜篮，内装几件换洗衣服，两人还像地下党一样先后出门，在火车站碰头。从火车站回来，哥哥才说出父亲逃走的事，然后伸出两手模仿老虎爪子伸在我眼前，怪声怪气地说：“哈哈，今天起你就归我管了！”第二天，通往外省的火车就全部停开了。　　派仗迅速升级，许多武装人员冲进报社。报社的家属到党校躲避，不分两派都在一个大礼堂里打地铺。一天早上，在大门口发现一具尸体，旁边倒着一辆自行车，应该是被流弹打死的无辜路人，一些人只为恶作剧便把枪口对准平民。一次母亲带我上街买东西，我穿着红色短裙。回来时忽听到像放爆竹一样的“啪啪”声，清脆而零零星星，我们仍不紧不慢地走着。一个女人骑车从身边冲过，大叫：“小女孩还穿红裙子，说不定打你呢！”母亲拉着我的手赶紧跑到岔路上。　　党校也不太平，时有武装人员闯入。一天，一群“联指”成员荷枪实弹地闯了进来，指名要抓黄真，扑了个空，他们悻悻离去后，母亲将这一消息告知黄真（全文8700字） ...
一次“特殊”的抄家
　　在十年动乱的“文革”初期，江青通过叶群指使江腾蛟（时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等人，利用当时在动乱中随意抄家的混乱局面，蒙骗一些部队的指战员和中学的学生红卫兵，在上海进行了一次针对一些文艺界人士的“特殊”抄家行动。这次行动的目的在于从这些人家中搜寻江青在上世纪30年代在沪活动的资料，以供江青对它们进行销毁或隐匿，从而达到其篡改自身历史、神化自己的目的。作为当年曾经参加过那次行动的一名中学红卫兵，我在此将我在那次行动中的所见所闻写出，以昭示世人，警醒自己，并对那次被抄者及其家人说声迟到的“对不起”。　　1966年时，我正在上海市复兴中学念高中。“文革”爆发后，我和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参加了学校的一个红卫兵组织，还成为负责人之一。记得是那年10月初的一个下午，几名驻沪空军的军人来到我们学校，并找到了我们的红卫兵部，要求借一些红卫兵袖章，说是文艺演出用。见是解放军有事相求，我们便不假思索地按其要求，将百来个袖章借给了他们。　　当天晚上约六七点钟，驻沪空军部队来了辆汽车，并让我们红卫兵中家住驻沪空军大院的人（我也是其中之一）上车，说是到部队有事，什么事到了再说。既然如此，出于对解放军的尊敬，我们便上了车。　　车行约半个小时，我们来到了位于邯郸路上新华一村的一家空军招待所。下车后，有军人将我们带入了一栋两层的小楼。在楼下的客厅里，我发现已有一些别的学校中家住驻沪空军大院的学生红卫兵先于我们到了这里。在客厅的两侧是摆放着餐桌的两间饭厅，餐桌上有着还算可口的晚餐。这里的工作人员让我们先吃饭，饭后在客厅中休息并等候，说是过一会儿有部队领导来说事。　　大约在晚上11时，来了几位驻沪空军的干部，其中一位据说是部队保卫部门负责人告诉我们说，现在在建的空军上海地下指挥所设计图纸及施工资料失窃。据空军保卫部门侦察，这些图纸与资料可能藏匿于赵丹、郑君里、白杨、童芷玲等5位旧文艺人家中，他们中有特务。为了军事工程的保密，上级领导（当时并未说明是哪个领导）决定利用红卫兵可以随意抄家的形势，组织驻沪空军警卫连指战员假扮红卫兵，对这5个人进行抄家
“不须放屁”难倒全国人民
　　批林批孔开始以后，我被调到北京部队的写作小组。那是中国人“倒过来”走路，以头脑支撑身子的时代，意识形态的位置至高无上，写文章是空前吃香的行道。各部队也都纷纷成立写作小组，拉起一支人马，吃了饭专门写文章。或者歌颂中央的新决定，或者批判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我分在文学艺术这一摊，那就或者评《水浒》批宋江，或者赞颂革命样板戏，文章是写了不少。那是典型的遵命写作，那个时候也没有明白自家的脑袋还要自家思考，顺着上头精神拼凑文字就是，这一年倒还顺利。
　　“文革”中间，每年元旦，《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即所谓“两报一刊”都要发一个元旦社论，等于总结一年，传达中央新精神，展望来年，号召为什么什么而奋斗而奋勇前进之类。“两报一刊”是当时舆论阵地的制高点，它的社论基本上等同于中央文件的细化论述。大部分看不上中央文件的老百姓，就依靠“两报一刊”社论，猜度又要让全国人民干什么了，因此举国上下都非常重视。
　　说话就到了当年12月，年底年初我们要写什么？大家都在猜测，打听。不久，我们听到说，元旦各大报刊要发表毛主席的两首新词，毛主席的指示肯定是报刊一个时期的宣传中心，今年初的宣传，看来要围绕这两首新词做文章了。
　　不久写作组就得到了两首新词的复印件。现在办公自动化，拾破烂的都会把自家的身份证复印了交到派出所。那时的复印机可是稀罕，怕是中央机关才有。听说这东西文件一过，呼啦啦就会出现一模一样的另一份，我这个乡巴佬只觉得神奇的了不得。两首新词的复印件很快传到手上，领导告诉我，虽然不是主席亲笔，那上面的字儿可是照着原来手写的手迹复制下来的，不差一分一毫。还是大机关好，距离中央近，下边老百姓稀里糊涂还在东张西望不知道明年又要咋整，我这里这么快就看到了毛主席的真迹，我实在兴奋又骄傲。
　　毛主席的两首诗词是《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前一首里边的名句，比如“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很快成为全国一派大好形势的形象化表达，至今依然有人袭用。“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也很快成为中国人民横扫一切害人虫的决心誓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则是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口号。后一首《鸟儿问答》原词是这样：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因为是毛主席的新词，我当然要仔细看。“秋月白”的“白”字，被主席划掉，改成“朗”，“朗”好在哪里呢？我不明白。全篇都是对话，旧体诗词，如果不加标点，如何判断哪一句是大鹏，哪一句是“雀”？不过我当然不敢深究。最后一句，原词是“请君充我枵腹”，即把“雀儿”吃掉。主席划掉了，改成大家见到的定稿。吃掉“雀儿”，挺符合对话情景，不过还是“试看天地翻覆”有气势。主席改的，还有错？何况人家是改自己的词。
　　这几处改动，从笔迹看，主席用的是铅笔。从笔画的行走看，早已没有了当年的龙飞凤舞，天马行空，雄视天下，指点“小小寰球”的气势。字形小，笔画横竖都不稳当了，横行不平，下垂不直，看得出运笔之手强烈抖动，把持不住。一个印象：主席已经老迈年高，多病体弱。写一把字，手也不听指挥了。不过那个时候也只是一闪念，不敢细想。
　　这个时候，复刊不久的《诗刊》约我们写一篇学习毛主席新词的文章，赶在明年一期刊登主席新词时配合发表。我们学习哪一篇呢？商量来去，我们感到，《重上井冈山》说的是国内，《鸟儿问答》写反帝反修，说的是国际。以我们所想，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该关注国际，强力反对帝修反才是。我们甚至主观猜度，新年的元旦社论，很可能题目就叫《试看天地翻覆》。
　　主席这首新词学习后理解了。两个鸟儿，一个“鲲鹏展翅九万里”，一个“蓬间雀”鼠目寸光。这里一个象征“革命力量”，一个象征“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被革命吓破了胆。词中“三家条约”指美英苏三家签订的禁止核试验条约，我们认为那是核垄断。“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是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讽刺，一看就明白。最后大鹏怒斥“不须放屁”，革命要席卷，天地要反转，这都是当年习惯使用的自我膨胀式的豪言壮语。
　　难就难在这个不须放屁。
　　中国文学传统中，有“词乃艳科”之说，凡作诗填词，是件极为风雅的事情。屎尿屁一类肮脏之物，大体不入诗词。鲁迅先生就曾经说，画家可以画这个那个，总不好画鼻涕，画大便。文人墨客偶尔打油一回，不过私下逗趣，登不得大雅之堂。这回却是伟大领袖的诗词堂皇地要在国内所有大报大字登上头版，还要你写出赞颂文章，这确实有些难为人。
　　我们只能挖空心思找美感，或者说把反感叙述转变成美感叙述。比如说，从古至今，俗语不能入诗，主席大胆使用俗语入诗，表现了主席一空依傍超越前人的革命首创精神。比如说“不须放屁”属于痛斥，表现了主席对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切齿痛恨和鄙视。言之不足，故痛骂之。使用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民间表达方式，这又表现了革命领袖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通俗易懂，普及提高，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的文艺方向完全一致，主席身体力行等等。看来，只要不顾事实，不顾感受，道理全在人说。写作组的责任，是把一件毫无道理的事情说得有道理，还要说得理论化。
　　其实这时，最难交差的并不是我们。事后我们得知，歌舞团的日子，比我们难过多了。
　　主席发表了新词，词是要配唱的。除了移植样板戏，各地歌舞团没有什么能审查通过的作品演出。好容易有了主席诗词，唱歌跳舞的当然跃跃欲试。可是难也难在“不须放屁”。我们写文章胡搅几句大话空话还能说得过去，唱歌那是一板一眼要唱那四个字，把放屁唱成乐音，还要拖出跳跃跌宕的旋律，谁也觉得别扭，这也太难为了。不过逼到绝路上就会出聪明人，不久各地歌舞团一直到中央乐团都有颂歌献上。据我有限的感知，对付“不须放屁”，大致有以下三种方法：
　　第一：回避法。只唱《重上井冈山》，不唱《鸟儿问答》。既交代了歌颂主席新词的政治任务，又回避了难题。大多数基层歌舞团，都是这样做的。
　　第二：朗诵法。全诗都用合唱，到“不须放屁”处，音乐停止，一人站出来，类似领唱，但他不唱，一边挥臂指斥，一边高声诵骂：不——须——放——屁！前三字拉长，“屁”要短促有力，喷吐而出，显示对于修正主义的无比义愤。
　　第三：抑扬法。这种方法要求比较高，我记得只有中央乐团用过。前两种无论如何都还在回避，没有唱出主席的词句来。小乐团可以推说自己水平低，不敢轻慢主席诗词，中央乐团当然不行。你是中国水平，你不行谁行？中央乐团只好硬着头皮知难而上。据我的记忆，中央乐团的演唱，“不须放屁”当然是正儿八经谱了曲。演唱时强调“不须”，在“不须”之后拖长尾音，旋律略为上扬，然后突降，“放屁”低唱，轻唱，短促。全国只有一家中央乐团，能够正面突破，它也必须正面突破，否则《鸟儿问答》将不能演唱。至于到后来，其他团体还有些小创造，比如混声交响“不须放屁”之后，再来女声反复几次“不须放屁-不须放屁-不须放屁”，显示鄙视蔑视，那些都是小发明了。
　　无论如何，这一关总算过去了。国人自己难堪了一回，那可是给足了主席的面子。
　　若干年以后再回想这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人们会问，毛主席一首诗词，为啥给全国人民出了难题？这问题首先在毛主席作为一个词人，其创作突破了社会认可的写作伦理。当时不要说中国，即便全世界的写作传统，也忌讳不洁之物写进作品。没有别的原因，人生之为人，对不洁之物生理厌恶。文学作品描写此类，绝难产生美感。毛主席自己在训诫延安作家的讲话中，也曾讲过高下之分、粗细之分、文野之分。早先在欧洲，教堂禁止放屁。《犹太法典》禁止犹太人在拉屎或者放屁时将屁股对着圣都耶路撒冷方向。“如果某人在读完念功或祷告词之前忍不住要放屁的话，那他最好忽略悼念功或祷告时间的限制，而不要带着不洁之身继续祷告。”在社交场合放屁，是非常尴尬的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法兰西是一个特好娱乐的民族。一百多年以前，巴黎曾经有过职业放屁人的娱乐表演，他们能够自控肛门，用放屁模拟各种音调。即便如此，一场世界大战之后，玩屁的把戏立刻销声匿迹，因为在严重的战争创伤面前，放屁再无滑稽可笑可言。欧洲有说不尽的放屁笑话，然而在多数屁笑话里，放屁人都是尴尬可笑的角色。这些都说明，略为讲究举止文明，放屁之类脏话当然不好请上大雅之堂。
　　中外作家中也有写过放屁拉屎之类“题材”的，不过那些，或者打油，聊博一笑。或者自己私密写作，或者游戏制作，并不曾想到拿出来展示。近年公开的吴宓日记中，有好事的读者就发现了这位名教授的若干首歌咏骡马排粪的诗作。比如：
　　已过长衢土辙安，流汗身热胃肠干。
　　渐抟玉液成浓块，更炼金丹作巨丸。
　　节节竹环蛇出洞，高高金座珠满盘。
　　频看尾举连排泄，妙龄食量可惊叹。
　　稍微接触过牲口的人都知道，这里写的是骡马拉粪。够形象也够恶心也够可笑。不过人家写在他的日记里，本来也没有打算拿去发表，兴会一时呈才使气，如之奈何？
　　毛主席的诗词不同。两首新词发表在各大报头版，那是当时分量最重的新闻，套用“文革”中常用的话，那是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总方针。对于主席诗词，当然只能做正面阐释。那时的所有报刊，所有舆论工具，也都只能这样解读，否则有违圣意。
　　或许，毛主席只不过和读者开了个玩笑？这可是个搅乱江山的玩笑。在“文革”的政治高压下，全国人民噤若寒蝉，专制使人民变成集体痴呆，沉默寡言满脸死相是最安全的表情。即便传个笑话，也还是板起面孔保险。笑已经成为一种特权，在全国各大报刊开玩笑，那是最大的特权。估计当年，也只有他一人能够这么开玩笑说笑话。他爆了粗口，可没有人敢说这是粗俗，是使性子骂街，只能正面理解。
日，《四川日报》刊登出一篇中共四川省委为四川民盟平反一起特大错案的评论文章。这起特大错案沉冤之深，涉面之广，株连之多，在解放以后全国统战工作中极为罕见。　　这个错案的严重后果是：1950年“镇压反革命”时，在西康省荥经县错杀掉109个民盟领导的起义有功人员；另有36人于服刑中死亡，共计145人冤死，连当时的西康省民盟筹备委员会宣传部长黄汝杰也被镇压，数百人受株连，遭管制，所有这些被关、管、杀人员两代家属子女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　　三十四年后的荥发（1984）25号文件称：“经复查，解放前夕民盟地下组织，为配合迎接西康解放，在中共地下党支持参与下，派张志和、彭迪先等盟员负责争取国民党西康保安司令部，雅、荥、汉联防总队队长朱世正率部起义。并在起义后对人民做了有益工作。但解放后，对他们没有被按照党的政策作起义人员对待，更为严重的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又把这支部队错误地定性为‘以张志和为首来荥经勾结地主、土匪组织的，暴乱性质的武装组织’”。　　解放后在历次运动中，除这支队伍的军事人员外，其他参加策反起义的政治工作人员均因株连而被残酷处理，有文书档案可查的有51位。我在成都参加中共省委统战部“落实省委51号文件会议”时，统战部长但汉然在会上讲道：“这个错案发生在荥经，但影响远超出这个范围。在省内有几个地区、省级机关、甘孜州、自贡市，还涉及北京、上海、河南和安徽，不仅涉及民盟的一大批同志，还涉及不少中共党员。”　　比如，在紧跟镇反之后的“三反运动”中，负责朱世正起义部队军需的秘书李毓昆（盟员）被诬蔑为“贪污粮食”送入监狱；当时担任荥经县人民政府财政科副科长的秦朝钟（盟员），被诬蔑为“账目不清”，打成贪污分子收监；第三小学校长陈应硕（盟员）因参与组训武装队伍，被诬蔑为“贪污”，遭轮番批斗、罚跪，气愤之下含冤上吊而死；民政科科员郑树贤（团盟交叉），被诬蔑为“克扣教养院人员伙食费”，遭批斗管制留用改造。　　在当时“左祸”肆虐的“红色恐怖”下，全西康省几百盟员受株连。比如，来荥参加地下策反活动的川大学生吴国治（盟员），在他的档案袋里，日的结论是：“关于参加以张志和为首的组织暴乱土匪武装问题审查结论：1949年10月被中国民主同盟组织派到西康省荥经县参加以张志和为首组织暴乱土匪武装组织的活动。到荥经后先在民生小学搞所谓民盟的外围组织‘学友会’工作。后又参加彭迪先组织的直属土匪部队政治部领导的随军文工团，在荥经四周向土匪部队进行慰问演出活动。”　　1957年反右时，凡与此事有关联的川盟领导人潘大逵、张志和、彭迪先、范朴斋、张松涛统统被打成右派，李伯平被划为反革命右派送劳教；罗西玲和杨汇川被打成反革命右派，跳水自杀。荥经公安局预审股股长党玉田（川大学生盟员）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在押送劳教途中从桥上跳江自杀；“黑线”下连荥经，地下时期盟员经“镇反”之后本已寥寥无几，又把孙华榕、郑树贤、吴家声、孙光西、尧俊成、石明玉、张正樑、童梓平、石章询九人划成右派分子。除个别而外，几乎都成右派。当时民盟主委孙华榕被定为“章罗联盟在荥经的代理人”，打成反革命右派送劳教，放回后家破人亡，孤单无依，生活无着，抱病以拉架架车为生，后因劳累过度吐血而亡。更为可恶的是，他死后，城厢镇不知道人已死，还通知他去接受大会批判。　　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大军还将五宪乡大院子生产队的李少均五花大绑到荥经东方公园批斗，只因他在朱世正起义部队担任过分队副，属于“土匪小头目”。　　说到这些人的家属子女受株连后的苦难就更让人辛酸。如高永富（盟员）被错杀后，妻子几次寻死，儿子高玉均读书就业被阻，女儿高玉芬考取体校、卫校都由于政审过不了关而失学，1962年在印刷厂被无故压缩回家。小女高玉锦无力供养，忍痛送人。又如亲自到黄泥堡逮捕中统少将特务余仲篪的神枪手肖锦（盟员），说他是朱世正的土匪漏网头目，要逮捕他。他得到消息连夜逃跑在外，二十多年没有音讯。他妻子经常来找我要人，说“肖锦为你放哨站岗，保护你安全，半夜出发送你到雅安迎接解放军。现在我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她满面流泪，要我还她的丈夫
“穷棒子社”白薯亩产之谜
　　河北省遵化县西四十里铺村的“穷棒子社”（或称王国藩社），因1955年毛泽东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作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而闻名，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故事叙述方式。然而，随着1978年11月王国藩被免职回家，逐渐出现了不同的故事叙述，从而引发了争论、攻击甚至法律诉讼。其中，最具社会影响的是王国藩诉作家古鉴兹及作家出版社侵犯名誉权案。尽管古鉴兹和作家出版社均辩称《穷棒子王国》为小说创作，未出现王国藩真实姓名，不构成侵权，但是，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认为：“凡了解或知道王国藩的人均认为《穷棒子王国》一书写的就是王国藩，并确有侮辱、诽谤的情节，贬低了王国藩的人格，给王国藩造成了不良影响。”日，宣判王国藩胜诉。判决一时引发各种议论，激烈者甚至指责法庭受到权力干扰，质疑调查取证程序和判决的公正性。（戴煌编著：《新格斗：〈穷棒子王国〉案》，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9页。）由此，“穷棒子社”不仅激发了研究者的探究兴趣，而且刺激起了一些当事人或知情者的回忆。　　在有关“穷棒子社”的回忆中，熊蕾的《我那被称为“传奇人物”的老爹》（《中国妇女》2005年10月，总第658期，第18页）影响颇大，其中讲述了一个“大跃进”期间预报白薯亩产量的故事：　　老爹的有趣，还在他不跟风。比如“文革”后，很多文人给当年遵化县的全国劳动模范、“穷棒子”精神的代表王国藩泼脏水，说他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老爹不大以为然，说，当年“大跃进”时搞极“左”，王国藩就顶得住，不“放卫星”，实事求是。老爹讲了这样一件事：全县各公社领导开会报产量，大家争相“放卫星”，产量越报越高，有个公社书记居然把白薯的产量报到亩产百万斤。只有王国藩不为所动。会后，王国藩问那位“百万”书记：你体重有多少斤哪？那人一愣，说，一百多斤。王国藩说：就你这么大个儿的白薯，一亩地能堆下一万个吗？说罢扬长而去。　　这事是老爹亲眼所见，印象极深。他对王国藩在那样的风气下实事求是，非常欣赏，认为那么做极不容易，所以对他不能全盘否定。我不认识王国藩，但是我老爹讲的这个故事，也给我打下了实事求是的烙印。　　故事情节十分生动，作者的态度更是鲜明，虽然回忆并未提供王国藩所报产量是多少，是否实事求是，但还是在互联网上受到热捧，以为这是共和国功臣说的话，自然就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并利用这个故事批判被认为是诋毁王国藩的人。一些小报也加以转载，甚至在王朝彬编著的《共和国的村庄》（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中，基本照录了这个故事，却未注明故事的出处，似乎这只是一件确定无疑、家喻户晓的事实。　　其实，花些工夫在“穷棒子社”故事中寻找，可以发现“文革”时期就有这个故事，只是讲法有所不同。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和政治经济学系师生编写的《“穷棒子”精神放光芒：西铺大队的经济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7页）称：　　在一次制定生产跃进计划的会上，有的人提出白薯亩产十万斤、二十万斤的指标，可是王国藩同志沉着地说：“西铺大队每亩计划产白薯四、五千斤，争取能达到万斤就是特大跃进。”并在具体算了细账以后指出：“我们共产党员要老老实实，决不能瞎吹，不能欺骗党和群众。”给大家做出了反对“浮夸风”的好榜样。　　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写的《“穷棒子”之乡斗争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75年版，第94页）中，故事的讲述更为夸张：　　在一次县里制定生产跃进计划的会上，一些同志受到“浮夸风”的影响，提出白薯亩产五十万斤，一百万斤，最后竟一直报到一百五十万斤。会场上议论纷纷，有的人说：“咋建明社还不报？”有的说：“人家是压轴的，全国闻名的社，还不得超过二百万斤？”大家都焦急地等待着。这时，建明社社长王国藩站起来沉着地说：“我们与社员反复讨论，计划每亩四、五千斤，争取达到万斤就是特大跃进。”　　“先进不先进，不能光看数字报多少，得看实际产量。共产党员要实事求是，决不能瞎吹。没边的大话成筐地说一坑国家，二害集体，三挫伤群众积极性，给人民公社抹黑，那才是真正的右倾呢！”　　两种“文革”出版物，同样将王国藩塑造成实事求是、反“浮夸风”的英雄（全文5300字） ...
南口北京高校劳改营纪实
炎黄春秋杂志
　　1962年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提出了“利用小说反党”和“推翻一个政权，必先制造舆论”的问题。在“宽松”了一段时期后，新的思想政治运动在北京高校中酝酿、蓄势待发。　　很快，北京市委大学部，以部长吴子牧为首，蹲点到北京大学重点地开展“调查研究”，开座谈会，摸“敌情”。在接着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后来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很快挖出了化学系、外语系的学生“反动集团”；哲学系以郭沫若、于立群的长子郭世英为首的，起名X社（爱克斯社）的“反动集团”；政治经济学系学生书写论文“攻击”、“诬蔑”农村大好形势的调查报告等一批案件。北京大学学生林世中为首的“反动小集团”案，又牵出了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郭祝胜。事情其实都很简单，要么是学生几年来在宿舍内的日常说话，毕业前校方有目的地组织全体学生来集中回忆、收集起来，以片言只语，比照上面文件关于阶级斗争的表现，加以想象编造，无限上纲上线；涉及数人的，便加上“反动集团”帽子；要么是学术探讨文章，被视作异端；要么是1961年北京市委组织文科学生随工作队下乡贯彻《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时布置书写的调查报告和以此素材书写的毕业论文，被指斥为反对“三面红旗”，散布修正主义观点。　　1963年5月郭世英的“X社反动小集团和叛国投敌事件”被人告发，涉及各校学生十多人，在周恩来干预下由公安部做了处理，郭世英在1963年6月中断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习，下放到河南西华农场劳动。两年后回到中国农业大学继续学业，1968年4月遭迫害致死。张鹤慈、孙经武、叶蓉青三人则被处劳动教养（已平反）。恰好又一件事发生了，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即二十五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播的当晚，原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1963年应届毕业生尚育森（已平反）—— 一个正直的山东汉子，连夜挥笔疾书给中共中央（有说给中央广播电台）写了一封信，表示了自己对《建议》的不同看法。　　信件很快被转到了北京市委，在彭真的指令下，北京市委起草文件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遂有彭真和以陆定一为部长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牵头行文，1963年7月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处理意见通知》（63年496号文件）。《通知》称：“据北京市反映，今年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有极少数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其对我的猖狂进攻的程度已经相当甚至超过反右斗争中的极右分子”，“北京市的高等院校有这样的情况，全国高等院校，也必然同样有这种情况。对这一小撮政治反动的学生，必须抓紧时机，通过揭露与批判，对他们进行严肃认真的处理”。于是，在中国大陆诞生了“反动学生”这一个群体，并为日后各大专院校乃至中学生中揭批“反动学生”开了历史先河。　　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教育部经国务院文教办批准制定了《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在劳动教养或劳动考察期间的试行管理办法》，具体规定了清理“反动学生”的标准、办法、人数控制等细则。其中“反对反修斗争”这一条“罪名”就是为尚育森量身定制的。尚育森事件又被报到了周恩来这里，据尚育森日后陈述：当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北京市应届大学毕业生大会上，周恩来为了了解这个写信人，有意安排他坐在大会堂的第一排的中间座位。周在讲话中提到了此事，说了“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中,有人反对我们,有胆量的,可以上来辩论么！”。尚育森还真要上去，被坐在他左右座位上的北京地质学院院长和书记按住（会前已被控制）。《通知》下达后，其他地区的高校毕业生已经鉴定结束，当年已经来不及执行，所以仅在北京市的部分高校毕业生中清理了24人（蔡荣庆，陈良荣，陈寿康，高志佩，郭祝胜，胡存玲，金振邦，伉铁保，李明昌，李仲进，刘书栋，马家骅，苗含英，尚育森，孙永江，吴启元，肖书常，肖省民，严逸民，谢重琨，张大万，张慎行，赵英，朱志曾）。事实证明：尚育森署真名向中央上书对《二十五条》的意见，也是青年学生赤子之心的表现。这个《建议》自称是坚持以“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1957年，1960年两次莫斯科会议通过的‘宣言’和‘决定’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纲领”，其实这两个《宣言》和《决定》是苏共为首的各国共产党和中共妥协的产物，主要还是苏共的理念。中共无非是从中挑出小部分字眼，说成是国际共运“纲领”，以占领道德高地的说辞而已，并无现实可行性。况且这只是一个《……建议》，自然可以评论、批评。1979年8月原北京市高教局长魏明先生谈起尚育森，感叹其人“了不起”，“有远见”。和“政治上反动”，“猖狂进攻”是凑不上关系的。　　在这件事上值得褒扬的是当时的高教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先生，他不表同意，采取了提前将学生毕业分配走的办法，拒绝在清华学生中搜寻斗争对象。有尚育森事件引发的清理“反动学生”事件，主要还是出自彭真、陆定一，和高教部无关。　　1963年暑期清理出的“反动学生”先被留在学校劳动，1964年2月被分成两批，其中12人被集中到位于北京昌平县回龙观的国营北郊农场（又称“中越友好人民公社”）劳动。另外11人被集中到东郊双桥农场黑庄户生产队劳动（患病1人）。1964年7月，集中转移到北京南郊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又称中朝友好人民公社）建新生产队劳动
反毛河蟹是妖精，
妖精终又现原形，
此妖其母烂婊子，
其父妖魔驴毬君，
今曰欢呼孙大圣，
河蟹原是白骨精。
反毛河蟹是妖精，
妖精终又现原形，
此妖其母烂婊子，
其父妖魔驴毬君，
今曰欢呼孙大圣，
河蟹原是白骨精。
反毛河蟹是妖精，
妖精终又现原形，
此妖其母烂婊子，
其父妖魔驴毬君，
今曰欢呼孙大圣，
河蟹原是白骨精。
呵呵呵，傻逼咸鸭蛋，天天把毛祖挂在嘴边当挡箭牌，话都说不清的逼货，整天到处找点打油诗，拿来改改就成了它的大作，真是笑死人了！！就一捡破烂的老玩意还自称老夫，吐吐吐吐吐！
咸鸭蛋，老不死，
吃大粪，满口屎，
捡破烂，吃猪食，
天生贱，骂不死！
伪毛傻狗咸鸭蛋，
婊子养的王八蛋，
只配地摊捡破烂，
招摇过市造谣言。
一副汉奸疯狗样，
它家已经全死完！
哈哈哈哈，咸鸭蛋的死法肯定更新奇！！！！想想看，被敲碎？被拍扁？被扒皮？
反毛河蟹是妖精，
妖精终又现原形，
此妖其母烂婊子，
其父妖魔驴毬君，
今曰欢呼孙大圣，
河蟹原是白骨精。
平心凭事实良心听贫道讲毛泽东罪行 ( 12:08:16)转载▼
标签： 杂谈
贫道觉得，认为毛泽东喜欢瞎折腾，错误选择计划经济，把国民经济搞得乱七八糟，让老百姓长期用票证，生活不改善是第一个大“罪行”。这方面的“罪行”，这次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算是给总结透了，能多透就多透，甚至发言说毛泽东时期生活不如解放前的都有。反正批计划经济就是批毛泽东，批毛泽东少不了批计划经济。
贫道就评价一下这个问题。什么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一种主要以政府专门机构参照经济存量状态制定发展目标，并以此配置资源以实现发展目标的经济模式。而市场经济是一种主要以市场供求规律自动配置资源以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经济模式。　　
计划经济存在的前提，是现代产业的生产资料必须国有化。因为只有生产资料国有化，政府机构才有权利配置资源，像印度那样工业和银行资本主要是资本家控制，所有计划就都是虚的。国有化与计划经济是一个钱币的两个面。一个组织如果控制了门类基本齐全的生产资料时，一般都会采取计划方式而不是市场方式。比如在中世纪的欧洲领主体制下，贵族庄园内部实行的就是一种计划经济。现代产业主要是国家的，国家要运作这些产业，没计划怎么运作？假如一个国家70%现代产业是一个资本家控制的，这个国家想不计划经济也要计划经济，无非主体不是国家，而是这个寡头而已。　　
中国共产党采用计划经济模式，绝不是文人们说的是为了“学习苏联”。因为“学习苏联”只能是选择经济模式以后的必然做法，而不是选择前就决定了的。如果当时中国共产党选择的是市场经济，就不会非要学习苏联而会学习美国。因此找到中共为什么要选择计划经济才是关键。　　
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前，中国近代产业已经是国有和官僚资本占主体了。到1948年，中国近代产业，包括工业、矿山、交通、金融等，70%的资本属于国有（相当一部分是日资）、外资所有和官僚资本（其中三大家族占主体，其中“截收”的日资占很大比例）所有。也就是说，国民党其实已经给共产党准备了一个准国有化的经济形态。共产党夺取政权，国民党政府的、逃跑的西方资本和官僚资本的产业自然全归了政府所有。共产党政府没搞“社会主义改造前”，现代产业70%已经是国有化了。也可以说，共产党如果把国有化的功劳都归于自己就有些“贪天之功”，因为蒋介石已经搞得差不多了。贫道可以问一下文人们，这个时候共产党怎么办呢？不要？不要了给谁呢？卖了，卖给谁呢？谁有那么大资本卖下中国70%的产业资本呢？当然厉以宁、吴敬琏可以出招：“仨疙瘩俩枣给老板们算了”。可老百姓答应吗？民主党派愿意吗？人大会和政协会能通过吗？其实当时都不可能，只能国家自己经营。国家自己经营这么大块资产，不做计划行吗？因此，计划经济对解放初期的共产党来讲，是没有别的出路的选择。　　
接着的问题是，共产党上台时全国人民，包括民主党派对经济发展任务的共识是什么。这时，中国已经积弱百余年，被西方列强欺凌百余年。这百余年对于中国整个精英集团来讲，包括民主党派，无不把尽快赶上西方经济水平以便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首要任务。因此，调动一切资源迅速实现工业化，尽快建成一个部类齐全的工业化体系，使中国迅速摆脱被西方列强再次凌辱的局面，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目标，不是毛泽东自己想出来的。甚至可以说，这是从1840年以来，包括洪秀全、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阎锡山、张大帅、蒋介石、汪精卫都梦寐以求的。接着的问题是怎么实现。　　
西方列强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也是大量掠夺殖民地资源，进行奴隶制剥削的过程。西方工业资本的形成大量依靠对其他民族的掠夺。且不说对美洲和非洲数以万吨计黄金白银的掠夺，仅仅旧中国赔偿的白银就达数亿两。严格来讲，西方工业化并不纯粹是“市场经济”的结果，还包括“强盗经济”的部分。用比较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很多资本积累因素是“非经济因素”。工业化需要大量资金和资源，这谁都清楚。对于中共来讲，要实现快速工业化，根本不具备西方初期工业化的条件。中共不仅不可能去掠夺其他国家，反而要时刻提防西方列强的再一次掠夺。因此，中国只能从现有条件来考虑如何迅速积累现代化资本与资源，如何迅速取得现代化的技术基础。这个时候如果选择市场经济，用市场调配资源并进行现代产业投资，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是看不到机会的一个漫长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在上世纪中叶，西方正处于以产业资本为主体的阶段，追求的是产业投资，经济特征是生产过剩。与西方在70年代以后，以金融资本为经济主体，大量进行跨国投资，国内趋向生产不足是相反的。因此，例举拉美、亚洲四小龙等快速发展的事例并没有根据。用90年代以后中国吸引大量外资来批判50年代的中国更显得像刻舟求剑。　　
有了工业化目标，工业化需要的巨额资本呢？只能靠自己。　　
发展经济学一个重要理论是，发展中国家积累率太低，一般在10%左右。存在一个所谓“低水平均衡陷阱”。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人均收入低，勉强够花，积累率自然低。积累率低，投入工业的资金规模就小，产业进步机会小，收入增长就慢。收入增长慢，积累率就低。其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原因，都处于少数人占有大部分资产的状态，这些人的资产并不见得都会愿意投向现代产业，尤其是地主阶级。　　
因此，实际可选择的出路就是，消除剥削阶级，以国家力量调配资源，大幅度提高积累率，降低消费率。提高积累率必然降低消费率，如果不消除剥削阶级以及产生剥削阶级的根源，降低消费率会使本来生活就艰难的劳动大众生活无以为继。因此，所谓降低的消费部分，绝大部分是本来有钱享受的那部分人的消费，普通劳动群众很少影响。这样，共产党很快把积累率从不到10%提高到35%，并长期保持这样的水平。在当时，只有发达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积累率达到35%左右，发展中国家积累率都在10%左右。有钱都让富人消费了，当然没积累。　　
这就是后来被文人们不断诟病的低消费政策，因为他们代表剥削阶级，代表了那些被剥夺奢侈生活权利的人的利益。　　
解放初期，中国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不足20%。农业占一半以上。到1952年，二产业占20.9%，农业占50. 5%。中国是个典型的农业国，现代产业成分很小。　　
1955年，虽然国有经济占现代产业的主体，但当时依然是市场经济，工业化速度并不快。当年二产业占GDP的24.4%，而农业依然占46.3%。二产业3年份额增加3.5。这样的速度显然对一个强烈希望要实现工业化的执政党来讲是让人泄气的，也不会得到包括民主党派的赞同。于是，共产党在1956年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虽然有种种失误，但毕竟在计划开始的第三年，1958年二产业比重就超过了农业。1960年二产业占GDP比重达到44.5%，农业下降到23.4%，中国很快进入准工业国阶段。　　
任何事情都要比较。对中国来讲，最好的比较对象是人口多，殖民地时间长，资源条件与中国差不多的印度。印度在独立初期比中国的现代化程度低，二产业占GDP比重大约比中国解放初期低4-5个百分点。也是百分之十几。但是印度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制造业比重始终在20%左右徘徊。一直到1999年的世纪末，印度的二产业占GDP比重才为24.2%，农业比重为22.9%。二产业只比一产业高出1.3个百分点。大致相当与中国“冒进”的1958年，或者“退够”的1966年。而中国自1970年以后，二产业始终高与一产业，而且工业化比重始终在40%左右。而且中国的工业体系是个从能源到交通，重工业和基础工业非常强大的完整工业体系。这样一个坚实的工业体系，才能向任何可能方向发展。而那些半拉子工业体系，依赖与别人整合的工业体系，是没有方向选择权的工业体系。　　
让中国迅速实现工业化，建立一个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建立一个强大的，一支列强再别想在中国外海支几门大炮就被吓唬住的军事力量，哪怕为此饿了肚子，付出血汗和牺牲都值得——这本来就是全国人民，包括当时所有的右派立场的人都同意的治国策略，怎么反悔了呢？也许没有谁反悔，甚至包括大部分被划为右派和打到的干部都没反悔，大部分下乡知青没有反悔。但今天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呢？对父辈们的辛苦劳动看不见，给你留下的基业看不见，然后替他们叫屈呢？要叫屈，得先问问他们当时觉得屈不屈呀。这不是皇帝不急太监急的问题，是别有用心。　　
今天很多文人卖个小聪明说：“你共产党用分田地引诱农民跟着你造反，取得政权后你又搞人民公社化，剥夺农民土地，你不是前后不一吗？”文人们卖这些小机敏是很正常的，如果连这也不会就更没用了。但是还就是点小聪明，嘴皮子功夫，治国的事情，他们狗屁不通。　　
共产党为什么给农民分田地？因为共产党要推翻地主剥削，让土地回到种田人手里。这个目标变了吗？没有吧。无论合作化还是人民公社，土地归地主了吗？归国家了吗？没有，还是种田人所有的。只是田地归种田人集体所有而不是个人所有而已。农业合作化甚至集体拥有资产，市场化国家也不是没有。以色列有大量的国有农场和集体农场，甚至是农业的主要形式。　　
但共产党为啥非要走农业集体化道路呢？一是因为农村问题是个综合问题，并不简单是农业问题，农村现代化还包括农村教育、卫生、社保等一系列方面。当时中国农村非常落后，识字率不到5%，适龄学生小学和初中入学率非常低。农村卫生医疗条件就更不要说了，老有所养更不要想。靠个体农户能解决这些问题吗？别的不说，改革后就能证明这不行。改革后农民富裕了，但中学入学率大幅度下降了，农村合作医疗没了，五保户没人管了。要在农民收入水平不高情况下让农民现代化，唯一办法就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一个集体经济，也就是一个具备现代功能的投资主体和组织主体。　　
于是，生产大队把小学，初中办起来了，公社把初中、高中办起来了。农村初中入学率在60年代末就达到70%，而一些人均收入超过5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至今也就这个水平。你现在看农民不愚昧，那是毛泽东时代的成果。如果一直家庭经营，中国农民现在也就像印度农民一样，甚至还不如。到7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90%以上建立了合作医疗体系，在这么低收入水平下实现的现代化，让世界卫生组织都惊奇。没有集体经济，能办到吗？中国婴幼儿死亡率从解放时的30%降低到60年代的5%，没有集体经济，可能吗？没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怎么可能在60年代就建立了完善的五保户制度？老年人、残疾人都能做到老有所养？　　
只要不是耍嘴皮子而是做过事情的人都知道，做什么需要钱，都要有个投资主体，有个组织者。农村教育、卫生、社保都要花钱。都要有个组织者来办。没有投资主体，一切都是说说而已。　　
实行集体经济和统购统销第二个原因是与工业的计划经济配套。因为轻工业80%原材料来自农业，如果价格和供货不能控制就很难实现工业计划经济的统筹能力。　　
第三个原因是为了所谓“剥夺”农民。文人们成天说共产党剥夺农民实现工业化，如果你真问他们，甚至还是学经济的，这是怎么回事，他一定说不清，因为喊叫喊叫他们就舒服了，究竟是咋回事不重要。道理是这样的，由于制造业技术进步率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可能性空间大，农业就小。一个工人去年一年生产1000双鞋，技术稍微改进点生产5000双甚至1万双都可能。但你让农民这么增加劳动成果就不可能。因此，从道理上说，工人的收入提高速度应该比农民高，人家创造价值增加幅度大嘛。但市场经济会有个自我平衡能力，农产品价格会趋于上升，工业品价格会趋于下降。这样形成一个剪刀型。如果你控制物价，工业品不降，农产品不升，就等于压制了农民应该多得的收入。这就被称为“剥夺”了农民。但话又说过来了，这个时期工人们也没多得呀。最主要的是，农产品价格上升并不是农民创造财富“多了”的结果，而是创造财富“少了”的结果，严格来讲并不是剥夺了农民的财富——你没创造那么多嘛。实际上，国家控制了物价，控制了工资和收入，但总的消费率还是合理的，一直在65%左右，而且干部们并不比一线劳动者多多少。你知道2006年的消费率是多少吗？是49%，其中居民消费只有36%，而且是贫富差距很大情况下。　　
因此，解放初期选择计划经济，一是本来就基本国有化了，不计划经济也只能计划经济。二是大家都希望快点实现工业化，哪怕吃点苦也愿意，三是中国是个农业大国，80%是农民，不解决农村现代化不叫现代化，会拖中国的后腿。　　
站着说话不腰痛，中国当时的情况，还有别的选择吗？贫道根本不指望文人们能回答什么，因为他们根本没能力回答，他们一敢张嘴，贫道立刻让他们下不来台——他们从来没做过实事，知道个屁!　　
有些人会有点疑问，虽然如此，毕竟我们经济增长速度没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快嘛，要不为什么改革呢？　　
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了解。首先，从解放一直到70年代初，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非常高的，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快得多。50年代到70年代，发展中国家年均经济增长率在3-5%之间，比较高的国家如拉美个别国家大约达到5-6%。中国从1952年到1978年年均增长6%（这是不变价数字，国家统计局2001年推算的。但当时的服务业产值肯定算少了）由于计划经济要素价值基本不变，这个数字实际是很高的。如果要素随便增加就很难说。比如国拨土地按1万多元一亩一直几十年，现在市场经济了，说它值20万了，而且每年1000万亩土地都这样重新估价，平均在20万以上，这就是增加2万亿的增加值。仅仅土地增值这一项，就实实在在地成为每年以万亿计的增加值。因此市场经济的增加值与计划经济的增加值是很难对比的。最主要的是，中国与最近似的印度相比，一点不比印度增长慢。中国是一个被封锁的国家，与现在的朝鲜、古巴一样，能达到实实在在的6%增长根本不算慢。而且没有一个国际经济学家认为这个数字低。　　
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建设了一个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一个能源、交通全面配套的工业体系，一个初中入学率接近90%，大部分青年农民都受到初中以上文化教育的群体，这是后来中国能够利用西方产业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时，占尽便宜的前提。　　
从80年代开始，西方进入虚拟经济阶段，大量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且数量非常大，每年以几百亿美元逐渐增加到数千亿美元。但是，发展中国家很多，别的不说，印度就不小。但是，为什么中国最收益呢？中国这样一个打着社会主义旗帜不丢，又不是西方喜欢的国家，为什么能成为吸收国外直接投资第一的国家，而不是印度这样一个西方人更熟悉的国家呢？原因如下：　　
这次转移的产业是制造业，制造业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当地工业体系要齐全配套。总不能我要去你那里建个缝纫机厂，结果连电厂、运输、磨具、机修都要自己建吧。而且制造业行业很多，如果工业体系不配套，机械能进化工不能进，就无法实现顺利转移。二是制造业与殖民期转移的种植业，矿产业不同，那些产业文盲就可以了。制造业需要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中国初中升学率比其他国家高一倍还多，加上人口巨大，中国一国的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比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加起来还多得多。没这两个条件，中国凭什么能吸取大量资本？市场化、开放？人家早就这样了。没这两个条件，别说“你家大门常打开”，就是根本没安门，也没人进的！　　
因此，一个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一个广大劳动者都受到教育的群体，就能让这个国家增加了发展选项机会。不是别人，是毛泽东的经济政策创造了条件，邓小平利用了这个机会而已。当然，毛泽东并不见得用这个机会，因为他已经具备多种选择的条件
反毛河蟹是妖精，
妖精终又现原形，
此妖其母烂婊子，
其父妖魔驴毬君，
今曰欢呼孙大圣，
河蟹原是白骨精。
反毛河蟹是妖精，
妖精终又现原形，
此妖其母烂婊子，
其父妖魔驴毬君，
今曰欢呼孙大圣，
河蟹原是白骨精。
呵呵呵，傻逼咸鸭蛋，天天把毛祖挂在嘴边当挡箭牌，话都说不清的逼货，整天到处找点打油诗，拿来改改就成了它的大作，真是笑死人了！！就一捡破烂的老玩意还自称老夫，吐吐吐吐吐！
咸鸭蛋，老不死，
吃大粪，满口屎，
捡破烂，吃猪食，
天生贱，骂不死！
伪毛傻狗咸鸭蛋，
婊子养的王八蛋，
只配地摊捡破烂，
招摇过市造谣言。
一副汉奸疯狗样，
它家已经全死完！
哈哈哈哈，咸鸭蛋的死法肯定更新奇！！！！想想看，被敲碎？被拍扁？被扒皮？
在林彪的“散记”里也有对毛泽东的思考，从中可以看出，林彪并不像在公开场合所说的那样，毛泽东什么都正确。
林彪心中还有另外一个毛泽东。这个毛泽东不是完人：
一是，理论上“使人迷糊”。
林彪读过我给他抄写的毛泽东《矛盾论》中的一段话“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之后写道：“指什么呢？有时是指总体，有时是指两成分，有时是互冲突。悟出，一指化合体，一指两成分，非同语异议，故使人迷糊了。”
林彪还写道：“没有单纯的过程，一切都是可再细分的，此点毛尚不了解。”
他在一张散纸上写道：“辩（证法）之基（本）规（律）为联（系），而非动、质、矛。斯毛（指斯大林、毛泽东）未如此了解，他（以）为矛（盾）为基（本规律）。”
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林彪则认为：应该加上“感觉、概念、实验”。林彪写道，获得正确认识，不仅是和实践的关系，还有“和感觉、思维的关系”，“单只实践仍得不到（正确）认识的”。
可以看出，林彪并不完全赞同毛泽东的一些理论观点。
二是，“自我崇拜”。
林彪在《学文化词典》一书“个人崇拜”词条旁边写道：“他自我崇拜，自己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在林彪看来，毛泽东的“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
林彪认为毛泽东搞“小帮帮”。所以他说：“毛应该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的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
三是，“忌才”。
林彪认为艾思奇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是毛泽东却不重用他。对此林彪写道：“艾之不起，乃因一号（指毛泽东）怕他影响超过自己之诡计也。才之害，忌才，故大智必愚。”
在毛泽东之下，不露才能，不出头，这是林彪的要领。所谓“不建言、不批评、不报坏消息”的“三不主义”也是为了避免毛泽东的猜忌。
四是，“捏造”。
林彪在《新华月报》的一张散页上写道：“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李根清（唐山市开平区政府退休干部） 原载《炎黄春秋》201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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