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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旷的回响――略论七月派的诗歌追求
2011年第11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摘要：七月诗派是中国文学历史上一个具有特殊位置的文学流派，在艺术观和文学艺术上有着独特追求，有着自己独立的文学理论和美学追求、历史叙事、文学追求和时代精神的解析。本文试图从七月的理论来源、文学创作的风格追求以及经历了特殊时期归来的七月诗人的创作三个方面探寻它的整体创作理论和诗歌上的独立性追求。 中国论文网 /7/view-39002.htm　　关键词：《七月》；诗歌理论；独立性追求 　　 　　《七月》诗派得名是缘自于胡风主办的《七月》杂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胡风应该是七月诗派的一个中心人物。围绕他和《七月》形成的这样一个诗歌群体在理论和创作选择上基本走的是现实主义，主要成员有绿原、牛汉、阿垅、贺敬之等。从文学史来看，七月作为一个诗歌流派是不完整的（他们没有社团和宣言）外，他们的创作也与中国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要求有距离，这导致了他们作品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被湮没（当然有部分人的作品除外，如贺敬之等）。现在回视七月的创作，也许可以重新定位七月的价值。纵观20世纪40年代到今天对七月的研究，大都是边缘性的解读，对于七月派似乎不公平，在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中，七月作为一个文学流派也是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研究中更多的是关注个人创作，忽略了作为整体的七月的文学价值。许多研究者还是没有能够避开平反后的大的重评论述，对他们的创作和理论得失进行系统的研究还不够。 　　一 　　七月派诗歌的发展是在现实的立足点上充分高举个性主义，以五四精神传承为己任。既有和时代接触的责任感，又具备了良好的文学美学追求，改造人生、文学审美、独立人格在七月身上都有体现。但面对中国20世纪的文学和社会现实，他们无法协调这些内容，即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抓住机会，但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等一系列命题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五四新文学的激进思想和功利主义，也为后来的失语埋下了隐患。 　　40年代中国特殊的命运使得文学也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调整，为适应抗战形势，诗歌创作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都必须进行调整，在这样的情况下，现代诗派偏向文学审美缺乏社会价值和政治抒情诗偏于社会价值缺失文学审美的两种方向创作都必须加以改正，七月派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承继中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进行了一次横向和纵向的综合创造。从七月诗人的理论和他们接受新文学的角度来看，在对文学的历史吸收方面七月受到多种理论影响，无论是30年代开始走上文艺中心的现实主义还是在第一个十年风光无限的浪漫主义以及后来的现代主义，七月诗人都在学习和吸纳，五四文学精神对整个七月诗派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这其中胡风是一个重要的中介。 　　胡风较为深刻地学习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战斗精神，继承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尤其是承继发展了鲁迅的战斗的现实主义传统，创作中强调诗歌反映现实生活，要求诗人主观精神和客观世界融合。他认为诗歌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只有情绪通过客观的形象表现才能成为诗。他的这些理论对整个七月的文学理论和历史继承都有着重要影响。 　　七月诗人在文坛出现是正是现实主义成为主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七月从出生就经受着现实主义的影响，而作为他们精神中心的胡风更是对现实主义有着独特的研究，这影响着他们后来的创作立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忧国忧民的心态和中国传统文人希望建功立业的理想是很能够影响七月诗人群的，同时古典诗歌中的悲壮孤寂情怀也切合当时七月诗人的精神[1]。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浪漫主义和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进入也对七月诗人的创作产生影响，尤其是西方近代浪漫主义中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叛逆精神，人性主义是西方浪漫主义的一个精神标志，这种强烈的个性精神给予了七月诗人更多的自觉意识。民族危机中他们更多的接受了具有反叛精神的西方浪漫主义诗歌，追求民主和自由，反对专制，具有强烈的社会精神，正是这种诗学意识将他们内在的传统士人的精神激醒。在此后，他们的诗在整体上显露了一种挑战者的形象，政治激情、人文精神、反叛意识；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和批判力，及真、善、美的追求，都在他们的挑战者形象中得到了抒情性的融合。 　　诚如龙泉明先生所说“七月诗歌派是40年代启蒙和救亡的昂扬的社会激情在诗歌中的集中体现”[2]，七月派是在民族解放战争高潮时出现的，作家的创作更多的也就带有一定的政治功利色彩，爱国激情、人格追求、美学选择同时还有外化的意志倾向等等都集中在了七月诗人身上。七月诗人通过关注民族现实和内心书写提升他们的人生理想，在他们心目中人是一个自觉性的统一，但他们对政治化功利色彩也带有传统“士”的理想建构，心怀天下、兼爱众生，现实中他们又更多地处于边缘，这也促成了他们独特的生存环境和文化姿态。当历史的时钟停留在40年代末，“主观论”斗争的开始实际上已意味着七月开始受到社会价值的排挤，而在具有政治化色彩的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后，七月派整体上失去了最后的声音。 　　二 　　真实、独特、超前的艺术特色使得七月的诗歌从一开始就与当时的文学选择有了距离，即使他们积极地从现实出发，敏锐地观察世界，关心着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成员走到一起也是因为有共同的艺术倾向，在创作上他们继承了五四以来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和自由诗的形式，更加多地走向生活，后期因为特殊的原因，七月过早地离开了文学舞台，也结束了他们富有激情的艺术生命，这似乎是一种文学顺应历史的必然，但文学的伤痕难以弥合了。 　　七月诗人在整体上受胡风理论影响大，强调在文学创作上主观战斗精神拥抱客观现实结合，表现了一种鲜明的战斗精神，从文学审美角度上来说，在文学艺术受到艾青的诗论影响较大。在胡风指导下，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向得到了七月诗人群的继承发展，艾青的“诗的散文美”主张则在适应时代需求的同时给予了更多的现代诗歌的审美追求。绿原在《〈白色花〉序》中说道“七月诗人欣然承认，他们大多数人是在艾青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3]，当然这应该是从文学美学追求角度上做的一个论断。艾青对诗歌的独创性理论的发挥和真、善、美的美学理想事实上也影响了七月的整体美学追求。 　　艾青在《诗论》一书中明确提到‘真、善、美，是统一在人类共同意志里的三种表现，诗必须是它们之间最好的联系’[4]，综观七月诗人的作品，发现他们在创作中对真实性的理解，强调诗人要注重现实生活，认为现实生活是诗歌创作的第一步，这和七月的现实主义指导从现实出发相吻合，而他们的创作更多地是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溶入到现实生活中，诗歌感情真挚，语言简单质朴，生活感强。艾青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描写了一个保姆的一生，用真实的笔触写就了中国的现实，诗人在作品中凝集了自己的质朴之情。在创作中他做到了诗人必须在生活实践里汲取创作的源泉，简明的理论、丰富的实践，给予了七月诗人最真实的诗歌艺术示范。除了生活性和感情的真挚，艾青在理论上还注重诗的社会功用，这一点在文学追求上似乎有些偏离，但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有着独特的一面，他十分重视诗歌的思想性，提出诗人应该是走在社会最前的旗手，影响着七月实现了小我和大我的统一。从西方浪漫派的学习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汲取，使得七月诗人的文学创作具有个性意识，经历了早期在诗艺上对艾青等人的模仿后，诗人开始结合现实找寻自己的新形式，并从西方现代派学习新的表现手法。为七月的诗美追求和新诗的艺术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七月的诗美追求主要有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真实情感、意象美、散文美和艺术风格多元[5]。无论是胡风诗的特质是对于现实关系的艺术家的主观表现、内容决定形式，还是艾青的真、善、美统一和诗歌的独立性精神以及阿垅的诗学本体论，都是对诗歌创作所阐发的文学独立性追求，尽管他们试图让诗歌创作和时代主流文学保持一致，但正是因为这些具有创见性的理论的不合时宜，为后来的七月失语埋下了导火线，直到40年后的新时期文学，才真正地被理解。
　　三 　　当中国文学从经历了那一场异常的运动后回到原来的地平线上，文学满是“伤痕”和“反思”，1978年艾青发表了《红旗》，依旧是坚持着过去的思考，《鱼化石》《盆景》更多的是他回归后对生命悲剧的人生体悟。1980年，艾青出版了《归来的歌》，归来，是诗人的一个意向，也是当时的诗歌主题。对艾青来说，写作自由、独立创作是作家的原则，然而在现代的政治格局中，他所要求的独立创作必然会和社会有着冲突，绿原在经历胡风事件后他的诗更加的冷，复出后他发表了写于特殊时期的几首诗，《又一个哥伦布》（1959）、《重读〈圣经〉》（1970），他用哥伦布的形象勾画出了悲剧后的历史，也期待着时间的判决。牛汉复出后发表的是自己写于文革的作品，这些诗，借助自然寄托了他的心灵，在伤痕缕缕的大自然中体验人生的创伤和痛苦，也以他的美丽死亡高声呐喊，这是一种对生命的忧伤、对毁灭的痛恨。他们的回归不仅仅是重新写作，在创作上已经超越了40年代七月诗派对生命本体的信心，然而更多的评论把目光投向了他们的人生体验所带来的那种刚强和诗性品格的坚韧，忽视了他们在重新获得话语权后的呐喊，无论是那只被囚禁的华南虎发出的吼哮还是被雷电劈去了半边的树的屹立，他们在呐喊真实的生命和独立的人格，更是对文学独立性话语的呼唤。他们的复归在自我审视中寻找着个人与时代、理想的相通，他们复出后的作品，从人生的苦难出发寻找历史，当关注的视线更多地落在他们复归后的作品，落在那一段历史的记忆中时，忽略了他们最真切的呐喊，对独立诗歌精神的追寻。“当我真正懂得人生的严肃和诗的严肃时，却几乎无力歌唱了”[6]，他们的选择正如艾青笔下的礁石： 　　他的脸上和身上 　　像刀砍过一样 　　但他依然站在那里， 　　 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艾青《礁石》 　　重新获得话语后的七月已然凋谢，但七月诗人的呐喊留下了诗的灵魂，正如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白色花》的扉页上的题辞： 　　要开作一支白色花――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阿垅的《无题》） 　　走过20世纪，重新回头来看七月的发展，重读七月诗篇，可以更多地感受他们的心灵，他们对民族、对人民的感情在中国诗歌史上是很突出的，强烈的忧患意识也使得他们在生命意识体验中对艺术更加执著地追求。人类理想的模式化和惰性在他们如刀的文字下被撕碎了，七月用心血点燃了民族心火，却在血火中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也许可以这样概括：中国现代诗歌文学史上，七月是最积极的民族诗人，也是中国最被遗忘的歌手，他们在荆棘路上留下了血花警示后人，却在火中失去了绽放的可能。七月诗人的理想毁灭了，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会有更新的追求，但我们不能忘记在文学独立性追求上曾有的痛苦和磨难。 　　 　　注释： 　　[1]参阅郑纳新.七月诗派与中外诗学传统，广西社会科学 　　 1995年第3期，第87-91页 　　[2]龙泉明.四十年代新生代诗歌综论，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1期 　　[3]绿原.《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艾青.《诗论》，上海，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转 　　 引自潘颂德.《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上海，学林 　　 出版社2002年版，第474-475页 　　[5]刘扬烈.《中国新诗发展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年 　　 版，第283-289页 　　[6]转引自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 　　 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 　　 　　参考文献： 　　[1]林焕标.《中国现代新诗的流变与建构》[M].桂林: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杨四平.《20世纪中国新诗主流》[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 　　[3]龙泉明、邹建军.《现代诗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4]骆寒超.《20世纪新诗综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 　　[5]江锡铨.“诗的史”与“史的诗”――“七月”诗派综论[J]. 　　 贵州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第52-58页 　　 　　作者简介： 　　吴海东，苏州大学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现为江苏教育学院阜宁分院、阜宁高等师范学校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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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七月派文学批评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七月派内部的相互批评——尤其是胡风的文学批评对于七月派流派自我形成和自我发展的作用，正面把握七月派文学批评的品格和个性;通过考察七月派对非七月派作家作品如沙汀《淘金记》、九叶派诗歌、沈从文等的批评，从侧面或反面把握七月派文学批评的品格和个性，试图理解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七月派对于文学的独特问题，以探讨七月派的文学理想，以及这种理想是如何通过文学批评来展现的。　　论文分四部分。除“引言”外，第二至第四部分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分别从七月派内部的文学批评，七月派对非七月派作家作品的批评，...展开
本文以七月派文学批评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七月派内部的相互批评——尤其是胡风的文学批评对于七月派流派自我形成和自我发展的作用，正面把握七月派文学批评的品格和个性;通过考察七月派对非七月派作家作品如沙汀《淘金记》、九叶派诗歌、沈从文等的批评，从侧面或反面把握七月派文学批评的品格和个性，试图理解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七月派对于文学的独特问题，以探讨七月派的文学理想，以及这种理想是如何通过文学批评来展现的。　　论文分四部分。除“引言”外，第二至第四部分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分别从七月派内部的文学批评，七月派对非七月派作家作品的批评，以及五十年代围绕路翎小说进行的批评和反批评来展开论述:既描述七月派对于不同作家采取的不同姿态，分析造成这种姿态的人物、思想、思潮等影响因素，同时也揭示七月派自身文学理想的展现。七月派的文学批评对象分层明显，营垒分明，对七月派内部通过褒扬肯定性质的批评来实现七月派的自我肯定、自我体现和自我发展，而对非七月派作家作品则多通过否定性质的言词来体现七月派对文学的认识、对于自身文学理想的坚持、以及对于社会历史发展道路的独特追求。本文最后对七月派文学批评的特点进行了总结。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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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七月派诗人阿垅两首诗所想到的&(阅2445次)
　　阿垅（），“七月派”代表诗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卓有贡献的文艺理论家。原名陈守梅，又名陈亦门，浙江杭州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工业大学，为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十期毕业生。参加过淞沪抗战，写有《闸北打了起来》等报告文学。1939年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在重庆国民党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任战术教官。1946年在成都主编《呼吸》。次年曾遭受国民党当局通缉。新中国成立后任天津市文联编辑部主任。1955年因“胡风案”被捕并含冤死于狱中，1980年获得平反。著有长篇小说《南京》（《南京血祭》），诗集《无弦琴》，文艺论集《人和诗》《诗与现实》《作家的性格和人物的创造》等。　　上周我去北京灯市口中国书店淘旧书，无意间看到“七月派”诗人阿垅所写的《南京血祭》一书夹杂在一堆旧书里，出于好奇，我取出翻看了一下这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长篇小说，看后我了解到，这个书是阿垅在南京大屠杀1年10个月之后写成的，并很快获得了当时中华抗敌文协文学评奖活动的一等奖。但不幸的是，作品尚未刊出，战火便烧毁了这部长篇小说的手稿，使这部小说没能出版。作品被烧毁后，阿垅没有气馁，一口气又重写了一遍，至此才有了我们今天读到的《南京血祭》。在《南京血祭》一书后记中，阿垅写道：“我不相信，‘伟大的作品’不产生于中国，而出现于日本，不产生于抗战，而出现于侵略!这是耻辱!……”　　看完这本书我不禁为诗人阿垅的一腔赤诚情怀所触动，也因了这个由头，随后就找了一些阿垅的诗来看，一看我吃惊不小，原来阿垅的诗写得竟如此之好，而关注他诗的人显然又何其少。如另一个胡风冤案的受难者路翎所说的，在阿垅的诗里，显露的诗人的精神，或者说人格的特色，是对于人生的高度的诚实和善良，以及一种道德上的高贵、仁爱和勇敢。这些字眼并不是空洞的，它们的意义是流露在诗人的每一句诗，每一个呼吸中间。　　亦如陈思和先生在收录有阿垅29篇文艺随笔的《垂柳巷文辑》一书序言里所言的：“他（阿垅）也是1955年胡风冤案中受累最早、命运最惨的一个，说他受累最早，是他的文学理论最早遭受到教条主义者的围攻，如果不把40年代的文艺论争扯进去，他就是1949年以后的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第一个被打开的缺口；说他命运最惨，是因为他终于没有等到切切期盼的政治冤案昭雪而瘐死狱中。这个结果，如果对照阿垅先生在狱中所写的一份材料中所期盼的心情来看，尤其觉得惨然……我读阿垅的诗，真切地感受到，有一种叫做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东西，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而是一种作为现代诗人的精魂，生龙活虎地冲撞在人的内在生命现象之中。我真诚地推荐阿垅的诗，就是希望，这种力量能够在当代生活中再度被激发起来。但阿垅先生依然寂寞。”　　与诗人阿垅有些类似的是，诗人穆旦亦死于文革。而且，阿垅和穆旦也都是两位长期被埋没的优秀诗人。而阿垅和穆旦，也分别是历史上“七月派”和“九叶派”这两大诗人群体中最重要的诗人。　　有了这些认识后，在现在的60多年后，我读“七月派”诗人阿垅写于解放前的诗作品，犹感到他像是在为一些久远的事物，奠定着影像和回声。　　先看《孤岛》这首18行的长句诗，在诗里，诗人阿垅用补充式的复句以及散文化的挽歌手法，把自己拟物为“小小的孤岛”，哀婉诉求了一种身处大千世界却身心为“孤岛”的情怀。同时，作者也已普世角度，以己推人，暗喻体量出其他民众的孤岛之苦和无助：　　“在掀腾的海波之中，我是小小的孤岛，如同其他的孤岛 　　…… 　　似乎隐隐约约传来了人声，…… 　　……
　　…… 在深夜无星之时，我 　　不能看到你了，我只…… 看见你为我留下的影子”
　——《孤岛》　　身处如此寂寥的人世，身处抗战结束后的成都，作者似乎并未从抗战的战争阴影中走出，抗战的胜利也似乎并未给作者几多欣喜的笔色，反而，从上面的真情独白中，读者却读出了内战来临前身处国统区的诗人阿垅心底深处的几多痛楚和感伤。而在抗战时，在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之后的一年零10个月时，满怀赤诚爱国热情的诗人曾写出了长篇小说《南京》，此书问世后，让人们看到了一个诗人投身抗战后的秉笔直书，大声疾呼并与日方笔部队勇敢斗争的民族英雄形象。　　而时光弄人，及至1946年，抗战结束后，诗人刹时成为《孤岛》一诗笔下的个体“孤岛”，俨然为一个社会的“零余人”形象， 同时颇有内战来临前具有典型代表意味的知识分子式的个体精神沉思告白，而透过此诗，也可折射出诗人在当时面对内战阴云时，作为一个有无限大爱的的知识分子，诗人内心又含有几多苍凉无奈的“孤岛”情愫，并成为那段时期其特异的心灵史记录。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转折时期，诗人内心彷徨而迷惘，虽身处成都现实的繁喧里，诗人所生的人世“孤岛”意识，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暗喻指示出了当时家国遭兵燹离乱，动荡无序的社会实景和民众内心的惨境。　　在《孤岛》一诗第二节里，阿垅一改第一节沉郁笔势，换用一组横贯现实和内心的排比句，颇有气度地硬朗宣告出：　　……　　我，似乎是一个弃儿然而不是 　　似乎是一个浪子然而不是 　　海面的波涛嚣然地隔断了我们，……　　 ……想使你以为丧失了我而我以为丧失了你 　　然而在海流最深之处，我和你永远联结而属一体，……
　　　 ——《孤岛》　　作者甚至写道“连断层地震也无力使你我分离”，在这里，“孤岛”们已成为群岛的联结，成为一片海底大陆架完整相连的整体。“孤岛”意识此时升格为一种以血脉国族相维系而不可斩断的大义，所以我认为，作为一直以强调主导“为人民性”的“七月派”的主将诗人，诗人阿垅的济世匡义之心和诗内气格的高拔豪迈却是盖世无双的，而这种气格犹如第三代诗人运动中的莽汉派——“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但显然“孤岛”一诗要比莽汉派的许多作品更开阔，语言也更缱绻，细腻和深情。　　在此，由此颇能代表“为人民性”的七月派气息颇浓的《孤岛》一诗，对比历史上“为人”的中国新诗派的诗作品，也能发现与“七月派”有本质文学原则矛盾冲突的“中国新诗派”的根本不同。　　而诗人唐湜曾精辟概括过上世纪40年代以《诗创造》《中国新诗》为中心所形成的中国新诗派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特色：“一个浪峰该是由穆旦、杜运燮们的辛勤工作组成的，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T•S•艾略特与奥登该是他们的私淑者。他们的气质是内敛又凝重的，所要表现的与贯彻的只是自己的个性，也许还有意把自己夸大，他们多多少少是现代的哈姆雷特，永远在自我与世界的平衡的寻求与破毁中熬煮。” 　　而另一知识分子群体——“七月派”诗人与中国新诗派诗人相对而言不同的则是，唐湜曾不无调侃地总结道：“他们（“七月派”诗人）私淑着鲁迅先生的尼采主义的精神风格，崇高、勇敢、孤傲，在生活里自觉地走向了战斗。气质很狂放，有堂•吉珂德先生的勇敢与自信，要一把抓起自己掷进这个世界，突击到生活的深处去。”
　　在这里，唐湜以哈姆雷特和堂•吉珂德这两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形象来概括中国新诗派与“七月”诗派这两个诗人群体的知识分子精神特征，内涵精警而丰富。“七月派”的绿原阿垅等诗人也就顺理被“清教徒风的严肃，较偏狭，也因而有生命的高突的诗与批评”（唐湜）历史定调，现在回顾以上这些论断以及参看历史上曾口诛笔伐、对立纷争的“七月诗派”和“中国新诗派”这两大派的作品，我感觉唐湜所言依然切中了“七月诗派”的中髓。　　再看阿垅《无题》这首仅10行的短诗，此诗与《孤岛》一诗的语言铺陈不同，全诗用语克制，却撼人至深，全诗最终体现了唐湜所言的“有生命的高突”。 　　《无题》全诗启句从一个深沉的否定式祈使句，直切入读者内心，进而灵动地用第二句中的“夜哭”来自然指代出了“露水”实为圣洁的“泪水”，也为全诗营造了一种庄肃的开篇氛围，同时，相对诗结尾的精神告白，此第一节又像一个被故意压低情绪的伏笔来处理。　　在余下的四节里，各节间均有意识流断层，而第2节则像一个特殊的小片段叙事底衬，，精彩呈现了一种宗教虔洁式的温良回忆——在长夜烛光里为所爱之人读“雅歌”的情境，同时也为诗后部有力煞尾完成进行了有效的预前铺垫：　　哦，我底人啊，我记得极清楚， 　　在白鱼烛光里为你读过《雅歌》。　　　　　　　　　　　　　　——《无题》　　在此尤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此第2节即全诗第4行里，作者触用了一个宗教圣词同时也具丰富典故内义的“雅歌”一词。在圣经旧约中，“雅歌”书素有“旧约启示录”之称，熟悉旧约的读者都知道，雅歌是由六首诗歌组成的套曲，但不依故事发生的先后次序排列，细腻描绘了所罗门与诗中那位乡村姑娘的爱情故事，从他俩初次相遇、互相倾慕，到订下婚约、举行婚礼，再到新婚之夜、婚后感情发展、婚姻关系日趋坚固的整个过程，都自然展现在诗中。“雅歌”书原是所罗门的歌，所罗门也是诗人，他本是大卫王的儿子，后来也作了以色列王，曾蒙神拣选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神赐给他了超乎常人的智慧，所罗门在位的绝大部分期间，曾以有智慧和对神敬畏而闻名遐迩，近来也有学者认为雅歌有道德教训和属灵教训的内涵。雅歌同时也是属于诗歌智能书中的一卷，它不同于其它经卷站在神权威的地位发言，诗歌智能书通常代表人向神说话（如约伯向神发问，诗篇吐露苦情，传道书则是一篇个人独白），这种强烈的“个人性”会深深触动人的内心，常令人爱不释手。诗歌智能书同时具有“普世性”，对于受苦的问题、人生的无常、男女的爱情都有论及，因此也往往成为基督徒安身立命、寻求幸福人生的指引。　　从雅歌内容中，人们可以看到雅歌对纯真婚姻之爱的颂赞，更能看到这爱的力量与意义，乃是源自一个更深、更纯的爱，也就是它背后预表的那种爱。　　所以诗人阿垅在第2节这里引用雅歌一词，其实就是点化出了全诗诗眼，圣洁雅歌里所昭示的爱的力量与意义，早已净化了诗人的身心，并因了对深纯之爱的理解和彻悟，诗人已进入一种内心坦荡光明的圣界，内心趋于一种宗教教化后的趋神性，此时，诗人自然可以由衷磊落宣告：　　但是不要这样为我祷告，不要！ 　　我无罪，我会赤裸着你这身体去见上帝。…… 　　　　　　　　　　　　　　　——《无题》　　与圣美并含奥义的第2节不同，而《无题》全诗的第3、第4小节又都额外含了一层痛楚的吁求，在上帝、圣经雅歌之圣爱和星空面前，诗人在第3节就似勇士般告白起誓：“我无罪，我会赤裸着你这身体去见上帝。……”，而那种由宗教深纯之大圣爱所引发的类似升入天堂般的恢远灵仪征程中，阿垅直陈不希望用物理空间尺度去度量这段被作者认为无比神圣的灵仪征程，即：　　但是不要计算星和星间的空间吧 　　不要用光年；用万有引力，用相照的光。　　　　　　　　　　　　　　　　——《无题》　　无疑这是一种“七月派”式的精神纯粹，用一种基督徒超验的圣爱意志力去跨越一切被定性的污浊存在，直到最后，成为一种极致性的神性纯粹：　　要开做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无题》　　在这里，诗人再次在诗最后告白“我们无罪”，这种内心强悍完满的人格意识和自省意识，充分彰显了“七月派”诗人可贵的不屈风骨，同时相对建国后诗人被卷入直至含冤瘐毙狱中的“胡风案”（整个事件的开头是拿阿垅开刀问罪的），此结尾也像一个作者无意间自况后半生的自谶语，读来不禁令人唏嘘感叹。罪与原罪意识，始终是形而上困扰人类的一个严肃大问题，而在诗人这里，对罪的自省意识已经被端良的爱人悯世之心、内省力以及一种因圣爱而导致的极致性的神性纯粹意识信仰而解除，诗人所神圣吁求的就是做一种无欲无求的“一枝白色花”，而“一枝白色花”又何罪之有？如此煞尾告白，不由令人低徊幽思。　　阿垅曾言：“诗人只有两种，或者高唱着进行曲，或者唱着凯旋歌，把力和美的表现看作是诗的最高境界。正因为如此，诗在他们看来是壮阔宏大而不是贫弱纤巧的，是力和美的高度体现而不是才子佳人的呻唤低吟。”此点也凸现了“七月派”的艺术追求和创作特征，于此对应的便是体现这一点的阿垅的另一首典型诗歌《纤夫》，诗中这样描绘纤夫的形象“四十五度倾斜的铜赤的身体和鹅卵石滩所成的角度/动力和阻力的角度”，而细究这个角度上的纤夫形象其实暗含着更加深广的历史内容和“七月派”诗人一贯主张的对诗人主体性的高度张扬和主观能动地影响改造现实的文艺观有关，此亦导致了“七月派”诗人的重生活而不重视技巧表现的风格形成以及对语言各面的创新与改造，因前人对此多有评述其弊短，在此我就不详谈了。
2008．3 北京 阿垅诗二首：阿垅：《孤岛》 在掀腾的海波之中，我是小小的孤岛，如同其他的孤岛 在晴丽的天气，我能够清楚地望见大陆边岸的远景 似乎隐隐约约传来了人声，虽然远，但是传来了，人声传来 有的时候，也有一叶小舟渡海而来，在我的岸边小泊 而在雾和冬的季节，在深夜无星之时，我 不能看到你了，我只在我的恋慕和向往的心情中看见你为我留下的影子 我，是小小的孤岛，然而和大陆一样 我有乔木和灌木，你的乔木和灌木 我有小小的麦田和疏疏的村落，你的麦田和村落 我有飞来的候鸟和鸣鸟，从你那儿带着消息飞来 我有如珠的繁星的夜，和你共同在里面睡眠的繁星的夜 我有如桥的七色的虹霓，横跨你我之间的虹霓 我，似乎是一个弃儿然而不是 似乎是一个浪子然而不是 海面的波涛嚣然地隔断了我们，为了隔断我们 迷惘的海雾黯澹地隔断了我们，想使你以为丧失了我而我以为丧失了你 然而在海流最深之处，我和你永远联结而属一体，连断层地震也无力使你我分离 如同其他的孤岛，我是小小的孤岛，你的儿子，你的兄弟
一九四六年 于成都
阿垅：《无题》
不要踏着露水—— 　　因为有过人夜哭。…… 　　哦，我底人啊，我记得极清楚， 　　在白鱼烛光里为你读过《雅歌》。 　　但是不要这样为我祷告，不要！ 　　我无罪，我会赤裸着你这身体去见上帝。…… 　　但是不要计算星和星间的空间吧 　　不要用光年；用万有引力，用相照的光。 　　要开做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另附：　　为了解诗人阿垅的人事与诗，有兴趣的读者也可阅读以下由燎原先生所撰写的《峻厉疼痛的灵魂奔赴》一文中（见《诗家园》2003年网刊第二期）对阿垅的如下相关阐述：　　　　　　《峻厉疼痛的灵魂奔赴》
　　　　　 　　　燎原　　阿垅（）是40年代诗歌史上的一颗大星。从其诗歌峻厉、桀骜的气质类型上来说，他更像是同黑暗“天廷” 激战的诗歌刑天。有过短期延安抗大生活经历的阿垅，于1939年初到延安时曾写过一首题名为《哨》的短诗。在记述了“嘉岭山上的塔对着蹀踱在广场上的伙伴”这种初夜的松弛与安详后，他的笔锋又继而从午夜峭立的哨位陡然一转：“天上／orion（猎户星座）横着灿烂的剑／北极星永恒的光／从太古以前／直到春风的将来／照着人间”——随着这样一重意象的切换，那种以北极星与哨兵的对应定位，猎户星座飒亮的光与哨兵刺刀的暗示性联结，恍然将全诗提升到地质纪年的时空感中，并使人感受到一种太古清风的涤荡。它所呈示的巨大空间张力，正是阿垅心灵深巨时空结构的映现。?　　《哨》几乎是阿垅仅有的一首静谧宁馨之作。1941年至1947年在四川成都重庆的六年间，阿垅以来自延安的隐蔽身份，一直在国民党的军事部门工作，他因之而把自己的处所称之为“虎穴”。并因此相继使用了诸如Ｓ•Ｍ、师穆、圣门等许多笔名。毫无疑问，他因此而比一般人更深刻地感受到周围黑暗的巨大挤压。这种挤压不但构成了对他自由的束缚、思想的监控，甚至也包括对他爱情生活的摧残。我们不难设想，对于阿垅这样一位有着先天性抗逆精神的诗人，当这种挤压到了连最小的 私人生活空间都要被剥夺的地步，将会意味着什么。而挤压留给个人的空间越小，心灵反弹中要求的空间就越大，灵魂对于理想的愤怒求诉就越强烈。这样，总汇在阿垅生命中的激愤 便由近及远地直指覆盖着人类漫长历史的大黑暗，并促使他以绝不妥协的姿态与之对峙。 而阿垅抚奏爱情的《琴的献祭》，就是以这样旷世的大愤怒，出现在中国新诗史上——?
“我愤怒，我愤怒得好苦”，但在体认着自己被挤压成“火星”般小小的一粒时，他却不但以 雪莱、拜伦、普希金这些“大的星座”作为自己的灵魂参照，并进而把这种参照投向希腊神话中诸如“坦塔罗斯”、“西西弗斯”、“普罗米修斯”这类刑役中为欲望和理想而战的诸神，以这样一个与之叠合的大灵魂，为“卑贱无光的人民”和自己的恋人做出爱的陈述：“我要为你抚奏!／……即使这琴不剩一弦”。?
在四川的六年间，阿垅以自己痛楚峻厉的灵魂奔赴为中国新诗史划开了一条雪亮的光带。从此间所书写的《写于悲愤的城》、《孤岛》、《不要恐惧》、《去国》等诗歌的标题中，我们便不难想见他的精神指向。这种“悲愤的城”中和悲愤的时代的处境，在同他心灵深巨时空大光明地不断抵触中，不但加深着他的悲愤，甚而更反挫出他要在“这屠宰场和垃圾桶的世界上毁灭地放火”，乃至刑天式的执锐斧 以相搏的桀骜。1947年，他终因被告密而遭受通缉，在被迫离开重庆开始流亡时，他写下了《去国》一诗——“我无罪；所以我有罪了么?／而花有彩色和芳香的罪／长江有波浪和雷雨的罪么”，“我难道不是在我的祖国?然而这难道是为我所属的国?／这难道不是在我之前 所展开的风景，这山，这江，这人烟和鸟影?然而这难道是为我所有的国?”这是中国新诗史上惟阿垅所有的一种诗歌句式。在他的诗中，一个关键意念或语词(诸如这其中的“罪”和“祖国”，以及“祖国”与“国”之间微妙又是原则性的差异)一经出现，他便绝不轻易放过，而是层层追击、步步跟进，直到穷尽其根。并以句型上回环往复的紧逼，使其超越常规性的表达，直至以新的意味对阅读实现全面包抄和致命性的冲击。?　　我们自然可以用犀利激越、峻厉雄辩来指说阿垅的诗歌，但这些又都不足以说明他在中国新诗中的贡献——他锐利奔赴的大灵魂在迢递时空中所看见的纵深度，他诗歌庞杂丰富的句型结 构和元素构成，由这一切综合呈现的写作难度……甚至是胡风和艾青在自己的诗歌视野中所不曾见到的。我们很难设想，在四十年代的阿垅的诗歌中，竟那么丰富地浸渗着来自《圣经》、天文、地质、宇宙天体学乃至植物昆虫学以及人类文化源头的神话中的元素。并且，他的诗歌主体又更渗透着诸如“我的人啊，我记得极清楚／在白鱼烛光 里为你读过《雅歌》”这种来自古典文化中高古典雅的底色——也就是在1944年的这首《无题》中，阿垅竟于最后写下了这样两行具有谶言性质的诗句：“要开作一枝白色花／因为我要 这样宣告，我无罪，然后我们凋谢”——两年之后，他年仅24岁的妻子“无罪”地在黑暗中“凋谢”；而1967年，他自己则同样以“无罪”之身而戴罪“凋谢”，留下了“白色花”这样一个清白痛楚的形象，若干年后在一部诗歌合集的封面上，为一代诗人的生命与精神历程作 证。具有天才属性的诗篇是不可复制的。我不曾看到阿垅诗歌在后世的传递。但在他这种气质类型的诗人中，于此后独立着自成单元的昌耀、杨炼、海子；而在他遥远的前端，则是去国问天的屈原。__________________另附：　　　　　　《屈死的“国民党军官”阿垅》　　　　　　　　　　　　　　　　　　　沈国凡　　一、阿垅两次进入国民党军队,但却有着质的不同:第一次只是一腔报国热情，而第二次是人生观有了根本的转变……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建国初期最大的冤案，直到1980年9月，党中央才对此进行了平反。在这件冤案中被无辜牵连的人员达2100余人，其中有胡风“七月诗派”中的一个重要人物——阿垅，他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中最后被判刑的三个人之一。 　　阿垅1917年出身于一个城市贫民家庭,只上过几年私塾,接着又读了几年高小，便因家境贫困而走上谋生之路。青年时代的阿垅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考入上海中国公学经济部读书。正在这时，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日军用炮火轰击吴淞口,阿垅所在学校几乎被日军炮火击毁。 　　这次事变给阿垅的心灵以巨大的震撼,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那是要被别人侵略的,国之不存,“实业”又有什么用呢?阿垅于是放弃学业,报考了黄埔军校,进入第十期步兵科学习。1936年阿垅从军校毕业,被编人国民党第八十八师任见习排长,开始了后来被确认为“国民党军官”的生涯。 　　阿垅的这个“国民党军官”是怎么当的呢? 　　1937年“八一三”抗战时，阿垅所在的部队被调往闸北前线防守，阿垅在日军飞机轰炸时面部受伤，到后方医院治疗。前线的炮火在轰响,在医院治伤的阿垅坐立不安，想着那些与自己一同奋战的勇敢士兵,使他激动不已,而国民党上层在军事指挥上的无能又使他愤怒。于是，他拿起笔来，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写成一篇又一篇的战地特写。 　　稿子写好后投给哪家刊物呢？阿垅在众多的刊物中选择了胡风主编的刊物。胡风收到稿子后惊喜万分，这些带着前线战火硝烟、充满着血与火的作品,深深地打动了胡风。很快,阿垅的《闸北打起来了》、《从攻击到防御》等战地特写，一篇又一篇地在胡风所编的刊物上发表。这些带着战地枪炮声的作品一发表,就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欢迎。后来,胡风将阿垅的这些作品收集成册,列入他所编辑的“七月文丛”，以《第一击》的书名出版。 　　就这样，年轻的阿垅带着为民族而战的硝烟，步人了中国文坛,并与胡风相识,经常书信来往。胡风非常赞赏阿垅的热情、真诚的个性，对这个在前线流过鲜血的青年军人充满着好感与信任，二人成了真挚的朋友。直到后来阿垅因胡风事件被捕，又“陪”着胡风一同被判刑，他都没有为自己与胡风的相识后悔过，都没有在严酷的处境中屈服过，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后来,阿垅来到武汉,与胡风见面。阿垅向胡风提出,能否帮助他到延安参加革命，并谈了自己对于目前国民党军队内部各种腐败的不满。胡风于是安排阿垅与周恩来的秘书吴奚见面。吴奚对阿垅印象很好,决定帮助他去延安,并计划在延安学习后再回到国民党部队,从事情报和统一战线工作。 　　根据安排，为防止国民党特务跟踪，阿垅不能乘坐汽车和轮船，必须独自从衡阳步行到西安。 1938年11月,阿垅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然后被秘密送往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抗大的一次军事学习中，阿垅不幸眼睛负伤，到西安医治。 　　这时，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反映全国人民抗日的征文,阿垅写了一篇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文章——《南京》,获得了一等奖。 　　待阿垅眼睛治愈之后,却无法再回延安,因为西安通往延安的交通都被国民党封锁。 　　1941年,阿垅在焦虑中等了一些时候;便只好回到重庆,经黄埔同学介绍进入国民党军政委员会军令部担任少校参谋。接着他考入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军事战术教官。 　　阿垅两次进入国民党军队,但却有着质的不同。第一次只是一腔报国热情,而第二次却是在延安受过革命的教育,人生观、世界观都起了新的变化,他在国民党军队里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给中共方面提供情报。 　　二、阿垅的“交代”：你们是唯物主义者，为什么不经过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宣布革命同志为反革命…… 　　在对胡风案件的相关人员进行追查时，公安部曾查获一封于日由重庆“山洞陆军大学”阿垅寄给胡风的信，这封信遂被认定为“反革命”信件。可是胡风和阿垅在审讯中却誓死不认。 　　这封信里有如下的一段关键内容： 　　“至于大局,这里一切充满了乐观。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三个月可以击破主力,一年肃清。曾,经召集了一个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他的自信也使大家更为鼓舞。同时,这里的机械部队空运济南,反战加部队空运归绥。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 ”　　这一段话，后来被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之一，于 日在《人民日报》公布。据《人民日报》编者的解释，阿垅在这里所说的“他”,是指蒋介石。根据这个解释，根本不了解事实真相的“编者”，坐在屋里，为这封信中的这一段话加了一个如下令人“信服”的按语：　　“在下面的材料中,人们可以看出那被胡风捧为“追求十多年的革命作家”的阿垅,和自称追随革命二十年的朝风本人的真实面目。阿垅在一封给胡风的信里，对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充满了乐观”;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三个月可以击破”,“一年肃清”;并对蒋贼的“训话”,进行无耻的吹嘘,说什么“他的自信”“使大家更为鼓舞”。阿垅把人民革命力量看做是“脓”,认为“总要排出”,认为进攻人民革命力量必须坚决彻底,“一不做,二不休”! ”　　如此的一段人民日报编者按语，的确能让人们为之一惊，背浸冷汗。这封信就成了胡风和阿垅被定为“反革命”的主要罪证之一。为了让人们弄清这封信中这么几句话的背景,编者还在这里对阿垅作了这样的介绍：　　阿垅，即陈亦门、陈守梅，浙江人，原是国民党的军官，抗日初期混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读了几个月，不上前线，却到胡宗南的“战干四团”做少校军事教官去了。这里发表的一封信是他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从重庆山洞陆军大学写的,他已从胡宗南那里转到这里受训，毕业后任战术教官。“山洞”这个地方,是蒋介石的陆军大学所在,也是蒋介石本人在重庆期间的住地。 　　在这个按语里，最后硬是将阿垅因伤去西安医治，说成是因到胡宗南那里去当教官而未上前线。并将阿垅学校的所在地，与蒋介石的住地拉到一起，好像阿垅同老蒋成了邻居。那还了得，刚刚获得自由解放的人民，能够饶得了你这个阿垅吗?据说周恩来曾对阿垅的“反动军官”一事提出过疑义,但未能挽救阿垅的命运。 　　“文革”后公安部对这封信中涉及的事情进行了复查,最后得出的结论与报上所说的正好相反。 1980年公安部给党中央关于胡风案件的报告中是这样写的：　　“阿垅给胡风信列举蒋的军事部署,后言是脓总要排出,说是反共的,其实阿垅说的话是报告当时蒋在准备内战。根据后来阿城送的情报等,阿垅、胡风的申辩是合乎情理的。” 　　一个对革命的有功者，就这样被打成了历史的“罪人”。 　　面对如此强大的“政治攻势”，阿垅不肯低头,不肯屈服,理直气壮地提出抗争。他说:“我给胡风的一封信,内容是反映国民党决心发动内战,在‘磨刀’了。我反对的是国民党,蒋介石,关心中国共产党,左翼人士,为了革命利益,我才写这封信。但‘材料’却利用这封信的灰色形式,当作‘反对’共产党、‘支持’国民党的东西向人民宣告了!这是可耻的做法,也是可悲的做法……” 　　阿垅在“交代”中这样写道：“党：你们是唯物主义者,为什么不经过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宣布革命同志为反革命，你们的唯物主义跑到哪里去了?……”
　　　　　　（摘自《文史精华》2005年05期　）　　　　　　　　　　　　　　　(作者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