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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需要解决的十个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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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热点解读：在创新社会治理中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来源：理论网
发布日期：
中央党校科社部社会制度比较教研室副主任向春玲教授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到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那么社会治理都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的区别是什么？
向春玲：我是这么看的，从主体上来看，“治理”跟传统的“管理”不同。从传统的管理来讲，主要是政府和国家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带有强制性。而“治理”除了国家和政府之外还强调社会力量，比如社会组织、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既要发挥政府服务管理社会的作用，也要发挥社会组织、社区自治和公民参与的作用。从方式上来看，传统的管理强调的是行政性，而社会治理除了行政还强调法制建设、思想道德建设、制度建设等多种方式。从方向上看，传统的管理只是单向式的、从上至下的管理，而社会治理强调的是双向的互动。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时，要与不同的社会群体进行沟通、协商，是双向的互动模式。从内容上看，社会治理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为社会成员提公共服务，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还包括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记者：从创新社会管理到创新社会治理有一个转变的过程，那么其转变的内在原因是什么？
向春玲：从理论上讲，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存在着上述区别。但是，我们十八大提出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种说法跟现在提出的“社会治理”的概念实际上是相互衔接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管理经历了一个从传统的社会管理到现代的社会治理的演变过程。1992年党的十四大，我们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提出政府部门要强化社会管理职能，不能继续从前计划体制下那样大包大揽的管理模式。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确定政府的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到2004年时，中央已经正式提出社会管理格局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这里已经突出了社会管理主体的多样化，体现了社会治理的思想。中共十八大提出的社会管理体制“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强调法制保障，体现了社会管理不仅仅是行政性的管理，还要法治作为基础性的保障，社会治理的概念已经呼之欲出。从这样一个演变过程来讲，我们党的十八大报告，包括前两年提出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其内在含义与我们现在讲的社会治理是一致的。就如同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先是提商品经济，1992年之后提市场经济，是一样的道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加大，十八届三中全会鲜明地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社会体制改革上也要加大力度，所以，我们正式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这种变化体现了执政理念的根本性转变。它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向市场放权，也要向社会放权；不仅要解放生产力，也要解放社会活力。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那么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当中发挥的作用是什么？
向春玲：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应该是非常重要的。2004年，党中央提出社会管理新格局就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在社会管理、社会治理问题上党委统揽全局，协调各方，政府要负起责任来，此外还要有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还要有公众的广泛参与。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社会协同作用，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服务社会。任何一个社团组织，它的第一个职能就是服务社会。任何一个社会组织要生存、发展，必须要给社会、给某些群体、某些社会领域提供一定的服务。比如工会服务工人群体，为工人群体表达诉求；残疾人联合会，为残疾人服务、帮助残疾人表达诉求；环境保护组织，为环保事业提供服务。
规范行为。一个社会组织的出现必须先有各种规章制度，一旦加入了该社会组织成为其会员，就必须要遵守组织内的规章制度。我们的社会管理要管理人的行为，社会组织便可以在其组织内对它的会员进行管理。表达诉求。社会组织中有很多的社会成员，当这些成员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通过所在的社会组织来向政府反映情况，由社会组织与政府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来维护成员权益，表达成员的诉求。
有效监督。社会组织可以监督企业是不是按照要求生产合格的产品。比如消费者协会，每年都会在“3o15”把监督的情况发布出来，督促企业做合格的产品，履行社会责任。社会组织还可以监督政府，监督官员，督促官员和政府公平地制定政策，更好地履行政府的职能。
记者：《决定》中允许几类社会组织在成立时可以直接依法申请登记，不必经过政府主管部门的审批。这么做的话，会不会产生一些潜在的问题？
向春玲：针对社会组织我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管理条例，比如社会组织在符合什么条件下才可以登记，我们民政部门还对他们有着一定的考评考核机制以及相应的管理的措施。社会组织管理条例主要有三种：社团组织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的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组织的登记管理条例。因为中国的社会组织主要是三大类，社团组织、基金会组织和民办非企业组织。当然在广义上，还有人民团体、城乡社区这些组织，它们都是属于在政府和市场之外的，有法律和相关的行政制度去管理它们。一旦出问题，有关部门就会进行处罚，严重者即会将其取缔。十八大之后，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有了重大的突破，由原来的政府主管部门和民政登记部门的双重管理向直接登记转变。即一些为经济社会服务的社会组织，例如行业协会、科技类、公益服务类还有城乡社区组织等不用政府业务主管部门的审批可以直接在民政部门登记，但是，对于政治类、法律类、宗教类和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代表机构，由于情况比较复杂，政府仍然实行双重登记。
记者：去限制这些社会团体的条例法规算不算是社会强制呢？社会强制与社会共治该如何结合？
向春玲：我不使用社会强制这样的概念。人和社会组织都要按照一定的法律法规来办事，一旦有违背，肯定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进行管理。其实,现在社会组织有很多类型，有服务类的、学会类的、商业类、法律类的、环保类等等。国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采取了这样一些办法，以往对社会组织的传统管理方式是双重管理，表现为一个社会组织要登记之前必须找到政府业务主管部门，有了政府主管部门审批之后，才能在民政部门登记。而我们这次提出“社会治理创新”中，很重要的一层含义就是激发社会的活力，那么就不能对社会组织进行僵化的强制性的管理，要让那些为经济社会服务的社会组织发展起来。
政府好多的公共事务自己做不了、也做不好，需要社会组织去做，这就要求政府简政放权，还权于社会。就如同当年我们经济方面的很多事情，光靠国有企业是不能完成的，必须要民营企业、个体企业的广泛参与。现在我们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已经突破了双重管理体制，就是要激发社会的活力。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中用了一句话：“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就我的理解，就是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特别是为经济社会服务的社会组织，我们要大力的发展和培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就是说对于行业协会，慈善服务类、科技类的社会组织，还有就是城乡社区组织四大类社会组织我们已经不需要业务主管部门审批了，降低了登记的门槛，只要符合登记条件，就直接由民政部门登记。我刚刚从广东参加全国社会体制改革论坛回来，广东省放宽的幅度则更大，大概是八类社会组织可以直接登记，简化程序。政府为多数社会组织的登记和成立，提供大量的、好的发展空间。当然，对于那些政治类的、法律类的、宗教类的和境外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在华代表机构，这些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我们仍然坚持双重管理，成立这些社会组织，在申请登记前，仍需要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我觉得“社会强制”的概念可能是指对这些组织的管理，但也不能称之为“强制”。因为只要这些组织符合条件，我们仍要给它登记，仍然要帮助它发展。记者：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单独提出“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是否凸显了它的重要性？
向春玲：公共安全不光包含国外的部分，也包括国内的部分。我们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国内的公共安全问题也在凸现。国内方面的公共安全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是社会安全。比如说社会治安形势要好，不能总有那么多社会治安事件的发生。第二是生产安全。不能总有矿难、撞车、工厂起火等事件的频繁出现。最近青岛石油管道爆炸事件就是典型社会治理里面的生产安全工作存在问题的结果。第三是食品药品安全。老百姓的温饱问题解决了，就会更关注我们吃的东西是不是健康，是不是安全。近些年不断出现的食物中有地沟油、瘦肉精，药品有化学添加剂等事件，是老百姓是非常反感的。现在人们对食品药品安全的要求也非常强烈。所以政府要把这方面管理好。不能一味的归责于企业，企业固然有企业的责任，但政府的监管首先要到位。
记者：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方面的主要有哪些内容？
向春玲：我个人理解是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有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是政府要转变职能。我们讲“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但并不否认政府的作用，政府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但是在政府作用里面，政府要尽快地转变职能，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我们现在要加快有限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有限型政府就是说政府的权力有限，不再像从前一样大包大揽，反而有很多事情要交给市场去做，交给社会去做。服务型政府是说每一个部门要为老百姓做好日常的公共服务。要树立起“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中央强调“寓管理于服务之中”，这句话中阐述的是一种辩证思想：政府是管理部门，但管理要放在服务之中去做。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当前要进一步解决民生问题，例如教育、就业、医疗问题，社会保障问题，解决老百姓的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就业难、养老难等问题，只有把这些做好了，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从而化解民怨，实现“安定有序”的目标。
另外，社会治理创新中，在服务方面，政府现在正在大力购买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有些事情政府无法完成，就可以将一些民生服务项目打包，通过招投标等方式，向社会组织招标，找一些优质的专业社会组织去完成。这就与我们当年把经济项目打包，向民营企业招标是一样的。除此之外，还要明确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职责。原则性的讲，政府在社会治理中主要负责的是宏观方面的公共事务：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为老百姓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建立法律法规各种公共制度，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等方面。社会组织负责的是微观层面的，特殊群体有些特殊需求的满足，政府无法完成，就需要由社会组织去做。社会组织能做的就要放权给它去做，市场能做的就让市场来做，社会组织和市场都无法承担的就是政府要做的事情。
二就是要建立各种规章制度。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在社会制度方面确实还有很多有待完善的空间。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法治建设。中国是市场经济社会，已经将老百姓对利益追求的动力和欲望都调动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法治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我们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由法制的思维来管理社会。依法行政，依法治国，老百姓也要依法行事。
要加强道德规范的建设。传统的伦理道德正在不断的被摧毁，新的价值取向层出不穷，因而一定要有一个核心的价值观。中央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成24个字，即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党的十八大又提出，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要在全社会落实。特别是对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按照核心价值观要求，敬业、诚信、友善的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这个社会需要尊老爱幼，需要人们相互之间的诚信友善，否则和谐社会就无法建成，人们身处社会也感觉不到温暖。老人倒地不扶，孩子被车撞了无人相救，如果社会变成这样，即便是物质上有极大的满足也没有幸福感、温暖感可言。所以社会治理里面确实要强调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在这一方面，最近有些做法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在宣传方面，要加强对正能量事例的宣传。社会上如今有一些道德模范的事迹非常感人，如苏州的公交司机董洪年、最美教师张丽莉，等等。要对好的道德模范的事例大力宣传，将核心的价值观体现出来，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倡导一种利他主义的精神。把人身上的责任意识，公平正义意识弘扬出来，让更多人去学习和效仿。在宣传上，我们要既有一些问题报道，也要有大量的道德模范的感人事例报道，不能只谈负面，更要导向积极向善的一面。宣传上还是要有正能量，思想道德建设以及正面思想道德行为的宣传还是很重要的。
胡锦涛同志曾发表讲话指出：“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即是我前面讲到的政府、社会组织要联合起来，共同为人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
要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的各种体制和机制。政府始终是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要加强制度建设，如是否具有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在全社会建立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中央现在也提出要求，要畅通老百姓表达的渠道。三中全会决定中也明确提出：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
要建立健全矛盾化解的机制。矛盾多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化解矛盾的体制和机制。什么样的社会都会有矛盾，但是智慧的政府管理就应该拥有矛盾的化解机制。有矛盾有问题，能够及时化解解决。那么就要求我们将“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这三种调解整合资源，形成一个大调解的工作格局。矛盾刚产生时我们要发挥人民调解的作用，包括社会组织组成的第三方，如医患关系矛盾调解委员会，劳资矛盾有工会来调节，农村的矛盾有村民委员会等等，在基层第一时间进行矛盾调解。当人民调解无法解决再进入行政调解，继而进入司法调解。简单来说，就是各个层面都有化解矛盾的体制和机制。这样在第一时间及时化解矛盾，就会降低我们社会治理的成本，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三是发挥基层社会自治的作用。从基础上来讲，在基层进行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就是要把社区建设和社会组织培育与发展这件事情做好。每个人都不是在空中生活，而是在社区生活。我们原来单位体制内的管理职能已经瓦解了，不像计划经济体制下每一个人只要工作，政府就能够通过单位制进行服务和管理。现在很多人不在体制内，他们都在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甚至是个体户。对这些“社会人”的服务和管理，单位制已经不能覆盖。那么“社会人”要如何服务和管理呢，靠的就是社区。
社区服务首先包括政府的服务体系建设，如老百姓办户口，取养老金，办理医疗保险等，一站式的服务要深入到街道和社区，方便老百姓办理相关事务。其次是市场的服务体系，一个社区要有超市、餐厅等，社区一旦建立起来，市场会自发配置这些资源。第三是社区公益服务体系。这一部分目前在我国做得非常不到位，却又是对社区老百姓极为重要的。公益服务，主要是对老百姓民生方面的服务。比如养老，当政府的养老机构无法覆盖，便可以动员社区养老。社区里面一些社会组织可以为孤寡老人送饭、组织老人活动。除却养老，还有培训，孩子的照顾等，这些都是靠社区的公益服务来完成的。公益服务还包括给社区不同年龄和性别的居民提供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生活，如舞蹈队、秧歌队，合唱团，年轻人喜欢的围棋、电脑，等等。让老百姓玩的开心，增进交往和友谊，也能够在这些活动里释放工作过程中的压力。这些都属于以社会组织和志愿者以及社工组成的社区公益服务体系的范畴。
社区的居民都加入了不同的社会组织里面，成为志愿者，参与到不同的活动中，在现今的中国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一部分能够加强，也能够促进前面说的思想道德建设。幸福感不是靠钱来衡量的，而是我在社区生活里面有没有归属感、幸福感。社区建设做好了，人们的幸福感才会得到提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更加亲密。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也是人们幸福感体现最明显的地方。尤其是对外来流动人口，离开了熟悉的家乡，原本就会产生孤独感。他们在社区生活中需要重建家庭关系，重建邻里关系。在良好的社区服务下，才能消除他们的心灵孤寂，才能让他们融入社会与大家和谐相处，真正将“陌生人社会”变成“熟人社会”。
我们现在特别强调初级群体里面，这种面对面交流带来的亲切感、温暖和人跟人之间的友情。人不仅是物质的人，还是社会的人，也是精神文化的人，这几方面的需求都要得到满足。社区建设就要重建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初级关系。政府负责管理的是基本的公共服务，是对宏观的社会事务的管理。而以上这些事情只能依靠基层的社区、社会组织、社区自治来实现。这就是社会治理在社区这一部分尤为重要的原因。
我们说到社会组织，要发挥其服务社会、表达诉求、规范行为、社会监督的作用。在基层社区、基层自治中，一部分是关注社区建设，另一部分是关注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组织有一部分在社区里，除此之外还有类似环境保护组织的各种专门领域的一些社会组织。比如慈善组织，社会上一些相对较富裕的人在看见社会中一些贫困的群体生活艰难的时候，会想要提供捐助。那么需要我们慈善公益组织发展起来，为社会中有钱人帮助贫困的人提供平台，先富带后富。
做好社会治理还需要公民的广泛参与。比如城市规划，政府要充分征求老百姓的意见，让老百姓将自己的意见反映出来，再根据老百姓反映的情况去制定政策，这个政策才科学、民主，才不会遭人反感。现在很多政府在政策出台之前，都会征求老百姓的意见。《决定》中还提到“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政府在进行重大决策，实施重大项目之前，一定要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即是说这些跟民生相关的政策，如公共服务政策、养老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或者是重大的项目实施，都要先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从前我们在相关事情上，都是进行经济效益评估。但如今对老百姓来说，社会效益评估也很重要。比如说某一个项目的实施，会给当地带来极大的环境污染，那么老百姓是绝对不会支持的。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特别强调了要创新社会治理，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向春玲：社会治理已经被提到了国家治理的层面，经济改革这么多年，我们经济、物质、财富都在不断的增加，蛋糕做大了，但该怎么分？就好比一个家，我们从外面将很多物质性的东西搬到家里来，但是搬到家里该怎么放，一定要公平有序。有些人拿得多，有些人拿得少，从而社会出现不和谐、不稳定，这就需要提高国家和社会治理水平，需要制定公平的分配规则，完善和制定更加精细化的规章制度，需要政府不光是管制、强制，而是要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从经济建设获得的财富，让更多的人能够共享。社会治理的一个最大价值取向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而不是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让更多的人享受发展的果实，群众才会有积极性参与国家现代化的建设，才能真正把社会的活力激发出来。
我们讲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首先说“发展是为了人民”，但我觉得还有一层意思也十分重要，就是“发展要依靠人民”。改革开放以来前20多年我们通过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对外贸易，实现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2008年国际社会发生了金融危机，西方国家的经济受到重创。我们及时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结构，扩内需，也就是说，今后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只能靠我们自己。那么今后的发展，仅仅依靠八千多万共产党员，亦或是七百多万公务员是实现不了的，所以说必须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是因为发展要依靠人民，所以第三句话是“发展的成果必须人民共享”。现在中央在不断强调创新，强调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激发社会活力。所以这次社会治理跟以往的意义不同之处是强调社会活力，以前讲到社会管理强调维护社会稳定，而这次强调要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比从前更向前推进了一个层次。不仅要协调关系，化解矛盾，还要把社会力量调动起来，即不仅仅是稳定，还要有活力。所以报告中还提到“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活力就要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那就要让群众享受到发展中的成果。
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做的还是不错的，把节省出来的三公经费，分给老百姓，去解决民生问题。发展社会组织，让公民来参与，发展成果更多的让老百姓来享受，社会活力才会出现。不能像从前那样的强制、压制、控制，所以我们很多的制度要改革。就像经济领域改革，政府不断向市场放权。在社会治理方面，也要求政府不断的向社会放权。社会能够承担的事情让社会去做，社会才有积极性，社会活力才会出现，社会治理才能更加有序、更加和谐。
我觉得这次社会治理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定位就是激发社会的活力。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还要解放社会活力。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一个目标创新、理论创新。马凯：充分认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重要性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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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凯：充分认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重要性紧迫性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日　　 来源：求是
努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马　凯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社会管理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断探索，取得了重大成绩。把社会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把社会管理放在社会建设突出重要的位置上，是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新升华，是深入分析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特征所得出的重要结论，是人民群众在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对党和政府的新期待，是确保社会正常运转、应对社会矛盾凸显期挑战、完成日益繁重的社会管理任务的迫切需要。我们要充分认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性、紧迫性，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积极构建和谐社会，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制。
    一、明确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原则和思路
    社会管理，是指以维系社会秩序为核心，通过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认同、秉持社会公正、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治安、应对社会风险，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创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础运行条件和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和谐的活动。正确把握社会管理的基本原则，明确改革社会管理体制的基本取向，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基本前提。
    一要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优先。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实现依法管理、科学管理、人性化管理，使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切实感受到权益得到保障、秩序安全有序、心情更加舒畅。
    二要坚持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主导作用，同时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自治、自律、互律作用，使各种社会力量形成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保障社会安定有序的合力。
    三要坚持统筹兼顾、动态协调。正确反映和协调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阶段的利益诉求和社会矛盾，既要“左顾右盼”，又要“瞻前顾后”，使社会管理能够体现维护公平正义的“刚性”、协调各方利益的“柔性”、应对新情况新问题的“弹性”，促进社会动态平衡，保障国家长治久安。
    四要坚持既有秩序、又有活力。把维系社会秩序和激发社会活力有机结合起来，既要保证社会的安定有序、规范运行、调控有力，又要有利于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降低社会运行成本，提高社会运行效率，从而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五要坚持立足国情、改革创新。从我国实际出发，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政治优势，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同时，树立世界眼光，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做法，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把改革贯穿在整个社会管理过程之中，为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不竭动力。
    根据上述原则，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制，要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
    在思想观念上，要从重经济建设、轻社会管理向更加重视社会管理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转变。努力解决经济建设“一手硬”、社会管理“一手软”的问题，切实把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作为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下大气力统筹推进，不断提高政府社会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努力取得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新突破，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在管理主体上，要从重政府作用、轻多方参与向政府主导型的社会共同治理转变。改变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包揽一切的做法，解决好越位、错位和缺位问题。既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又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更加积极、有效地参与社会管理，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尽快从传统管理转向时代发展要求的“治理”。
    在管理方式上，要从重管制控制、轻协商协调向更加重视协商协调转变。要改变主要靠行政手段通过管、控、压、罚实施社会管理的方式，更加善于运用群众路线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服务的方式，尽可能通过平等的对话、沟通、协商、协调等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
    在管理环节上，要从重事后处置、轻源头治理向更加重视源头治理转变。努力摆脱总是事后应对的被动局面，更多地把工作重心从治标转向治本、从事后救急转向源头治理，更加重视民生和制度建设，使社会管理关口前移，尽可能使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少产生、少转化、少激化。
    在管理手段上，要从重行政手段、轻法律道德等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努力改变社会管理手段单一的问题，在运用行政手段进行社会管理的同时，更多地运用法律规范、经济调节、道德约束、心理疏导、舆论引导等手段，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减少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
    上述转变概括起来说，就是要实现从以政府为单一主体、以单位管理为主要载体、以行政办法为主要手段、以管控为主要目的的传统模式，向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管理良性互动，社区管理与单位管理有机结合，多种手段综合运用，管理与服务融合，有序与活力统一的多元治理、共建共享的新模式转变，构建起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以及构建和谐社会要求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制。
    二、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制度体系
    构建新型社会管理制度体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关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快构建健全的新型社会管理制度体系的主要任务是，着力从源头治理、动态协调和应急处置三个层面，构建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的一整套规范、机制和制度体系，尽可能减少社会问题，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果断处置社会冲突与社会对抗，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和减少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一）加强源头治理体系建设
    源头治理是治本之举。加强源头治理，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坚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建设，特别是要着力解决好民生、民主、民心问题，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从社会管理本身讲，就是要构建源头治理体系，使关口前移，尽可能防止、减少、弱化严重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的产生。这不仅是社会管理部门的职责，也是各部门、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要健全社会规范体系。社会规范体系是通过制定法律和道德规范等确定共同行为准则来指导和约束人们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手段。社会规范体系不健全，或不遵守共同行为准则，是产生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冲突、危害正常的社会生活的重要根源。要在各个领域加快建立和完善行为规范体系，通过自律、互律、他律，把人们的行为尽可能地纳入共同行为准则的轨道，形成既要维护社会公共权益、又要尊重个人合法权益，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社会环境。要加快公民个人基本信息制度、个人信用管理制度等社会基础制度建设，对违反社会共同行为准则的，要有相应的惩戒制度。
    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群众基本利益保障机制，解决好民生问题，是社会管理源头治理的根本。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职能，把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社会管理源头治理的重要基础。最大限度地使有劳动能力的人能够实现就业。坚持优先发展教育，更加重视教育公平，满足群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努力健全覆盖全国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逐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把保障性住房作为重要的民生问题，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农村危房改造力度，有效解决城乡低收入家庭和各类棚户区家庭的住房困难。加快完善社会保险制度，进一步完善城镇居民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健全农村社会保险的各项制度，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建立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充分发挥慈善事业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一些领域和方面存在的不公平不公正问题，是引发一些社会不和谐甚至严重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也会直接挫伤一部分群众的积极性。维护公平正义是维系社会秩序和活力的基本条件，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建立健全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法律制度，尊重公民的合法权利。建设公平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秉公执法，廉洁执法。探索建立社会保护体系，完善保障就业权、健康权、教育权、居住权等公民基本权利的社会政策，确立平等保护与特殊保护相结合的制度，对权益易受侵害的群体和个人给予一定的倾斜保护。确立底线公平，实行最低保障、最低限度保护，并在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实质平等。
    要完善政府决策机制。决策不当是引发一些社会问题的重要因素。政府科学决策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增进公民政治参与、强化社会管理源头治理的重要环节。各级政府要不断完善重大事项调查研究和集体决策制度，重大政策专家咨询制度、公示制度、公开征求意见制度，进一步健全民主决策程序。对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要建立社会风险评估机制。重大政策制定、重大项目审批、重大工程立项、重大举措出台前，都要采取公示、听证等方式广泛听取意见，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社会风险、环境影响、矛盾纠纷及各类不稳定因素，对大多数群众不理解不支持的事项缓出台或不出台，确保决策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安全性。
    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是加强源头治理、促进社会管理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重要保障。为此，要继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加强和改进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积极探索流动人口管理新办法。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实现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相统一，加大各级财政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重点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进行倾斜，使城乡居民都能够享受到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进一步完善对高收入人群税收调节制度，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要强化思想道德建设。社会秩序是人们价值认同的结果，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建设和谐有序社会的基础性工程。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之转化为全国人民的自觉追求。建设和谐文化，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努力形成讲秩序、强责任、守诚信、重包容的文明风尚。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完善社会志愿服务体系，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互爱互助、见义勇为的社会风尚。
    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当前社会竞争压力加大，个人心理健康成为社会管理中亟待引起重视的新问题。要教育引导公民特别是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我和谐能力。在全社会开展个人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普及相关知识。建立健全个人心理医疗服务体系，大力开展个人心理调节疏导工作，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预警机制。对因生活和工作等受到挫折而缺乏信仰、法治观念淡薄、对生活失去希望的人要给予更多关注，见微知著，针对不同情况开展疏导、帮助、教育，使其重振生活信心，避免走向极端。
    要建立健全虚拟社会综合管理机制。虚拟社会对现实社会的影响日益直接与重大，加强虚拟社会管理是当前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要把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按照“积极引导、依法管理、整体管控、确保安全”的原则，健全网络管理法律法规，建立网上动态管理机制，加强对网络的实时动态管控，严厉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促进建立网络媒体自律公约，推动网站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健全网上舆情引导处置机制，及时跟踪舆情动态、研判舆情走势、评估舆情影响，积极主动地引导网上舆论。
    （二）强化动态协调机制建设
    社会管理不是也不可能消灭所有社会矛盾。抓好源头治理可以尽可能地减少社会问题，但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仍然会有大量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存在，旧的矛盾和问题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为此，必须构建动态调节和化解机制，以使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断得到及时化解和向好的方面转化，尽最大可能做到不积累、不激化、不蔓延、不升级、不向坏的方面转化，使社会处于动态平衡、动态优化、井然有序、健康运行的状态。
    要建立和完善诉求表达机制。建立方式多样、规范有序、畅通高效的诉求表达渠道,是及时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提高社会动态平衡能力的重要条件。要完善政务公开制度、民主决策制度，提高公众参与程度。加强和改进信访制度，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把来访群众当家人，把群众来信当家书，把群众反映的问题当家事，让群众话有处说、冤有处诉、问题有处反映。教育和引导诉求方依法有序理性表达诉求。
    要建立和完善矛盾纠纷滚动排查和预警机制。这是有效预防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积累和激化、促进社会运行动态优化的重要措施。各级政府要针对所在地区社会管理中的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经常性的分析排查，建立矛盾纠纷滚动排查机制。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工程、特殊群体、敏感时期的监控和排查，建立矛盾纠纷情报信息预警机制。对排查出来的问题，要按照“见微知著、抢得先机、争取主动、防止激化”的要求，及时予以解决。
    要建立和完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社会矛盾调解是当前有序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方式。要构建和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互衔接的大调解工作机制。夯实人民调解基础，建立健全区（县）、街道（乡镇）、社区（村）与楼门院（小组）四级纵向调解网络。建立健全由各级政府负总责、政府法制部门牵头、各职能部门为主体的行政调解工作新机制，认真办理行政复议、行政调解案件。完善司法调解格局，把调解优先的原则贯穿到执法办案工作中去。充分挖掘民间资源，充分利用乡规民约，充分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化解调处矛盾纠纷。通过上述“大调解”，形成社会管理合力，及时有效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实现案结、事了、人和。要善于运用教育、对话、协商、谈判等方式解决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
    要建立和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健康运行的重要支撑。在防控主体上，要充分发挥公安机关警务力量的主导作用，同时要发挥保安和志愿者的作用；在防控范围上，要建立健全街区防控网、社区防控网、单位内部防控网、视频防控网、虚拟社会防控网组成的治安防控体系，做到社会全覆盖；在防控对象上，要特别加强对重点人群的管理与服务；在防控组织建设上，要加强群防群治组织、110系统以及区域警务协作建设；在防控手段上，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人防、物防与技防的有效结合。
    （三）推进应急管理体制建设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即便抓好源头治理和动态协调，仍然会发生一些突发事件，加上自然灾害引发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任务十分艰巨，需要构建应急管理体制。
    要完善应急管理领导体制。按照“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要求，建立健全各级各类应急管理机构，明确职责权限，理顺工作关系，完善工作制度，保证经费投入，配强领导班子。
    要加强应急管理机制建设。健全完善突发事件监测预警机制、信息报告和信息共享机制、风险评估和事故调查机制、应急处置救援机制、社会动员和参与机制，以及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机制、国际合作机制、恢复重建机制。
    要加强应急管理法律和预案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法规，抓紧制定各项配套制度和工作细则。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体系，提高预案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加强预案演练，确保预案规定内容落到实处，提高预案管理水平。
    要加强全民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建设。依法落实风险和突发事件隐患排查监控责任，实现对各类风险隐患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加强应急知识和相关法规的全民宣传教育，将公共安全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利用各种新闻媒体介绍普及应急知识，提高各级干部对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置能力，提高全社会防灾救灾和应对危机的能力。
    三、改进和完善社会管理工作格局和方式
    完善社会管理格局，改进社会管理方式，既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又是落实社会管理任务的基本保障。要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要求，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的工作格局，调动一切有利于社会和谐的积极因素，形成共建和谐社会的生动局面。
    党委领导，就是要发挥党委在社会管理格局中总揽全局、协同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要把领导社会管理工作放在党委工作突出重要的位置上，像经常分析经济形势那样，经常分析社会形势，正确把握社会管理的大政方针。支持政府依法行政和依法管理，引导各种社会组织、群众组织、自治组织和人民群众积极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要合理配置党政部门社会管理的职责权限，切实解决多头管理、分散管理、难以形成有效合力的问题。
    政府负责，就是要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做到职能到位、工作到位、责任到位。要转变政府职能，更加重视社会管理，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完善社会政策、健全社会管理体系、培育和管好社会组织、畅通公民参与渠道等，切实发挥好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主导作用。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的考核机制，研究制定科学的社会管理考核指标体系，把考核结果作为干部奖惩和使用的重要依据。
    社会协同，就是要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整合社会管理资源，积极推动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同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与社会调解力量互动的社会协同管理网络。一要加强以城乡社区为重点的基层基础建设。基层是社会协同管理的基础。要通过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在基层构建一个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社会管理体系，切实把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解决在基层。着力完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加强农村村民委员会和城市居民委员会建设，强化城乡社区区域性社会管理职能，发挥好农村社区内各类经济组织、专业合作、协作组织，城镇社区内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机构、驻在社区的各类机构在社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搭建社区社会管理服务的平台，加强对互助性、公益性、娱乐性社区组织的指导和服务，有效发挥它们在满足群众需求、活跃社区文化生活、疏导群众情绪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整合基层社会管理资源，坚持把政法、信访、司法、民政以及与群众关系密切的职能部门整合起来，联合办公，联防联治，综合治理。各地区各部门要把更多的人力、财力、物力投向基层，增强基层组织社会管理的能力。二要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坚持鼓励发展和监管引导并重的方针，完善培育扶持的政策措施，推动包括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中介机构、志愿者团体等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发展壮大，提高它们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能力。适当降低准入门槛，让公民有更多的机会利用这种载体实现自我管理和参与社会管理。各类社会组织都要深化自身改革，完善内部治理结构，规范行为，增强活力。完善法制监督、政府监督、社会监督、自我监督相结合的制度体系，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三要强化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管理的责任。鼓励和支持各类所有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合理处理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加强人文关怀，改善用工环境，保持职工队伍稳定。积极发挥好各种所有制企业单位在社区建设、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劳资关系、慈善事业等方面的作用。事业单位在下一步改革中要维护集体利益和职工个人权益，保持社会稳定。
    公民参与，就是要充分发挥人民国家人民管理的作用，引导公民依法理性有序参与社会管理。要培养公民意识，履行公民义务。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健全社会志愿服务长效机制。探索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机制和途径，为公民参与创造条件，努力形成社会管理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
    与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社会管理制度体系和社会管理工作格局相适应，必须改进社会管理方式，在用好传统手段的同时，还要善于学会运用新方式，综合运用多种手段。
    健全法治体系。实施社会管理离不开强有力的法制保障。要切实加快社会管理领域的立法工作，依靠法律来规范个人、组织的行为，协调社会关系，监督和保护公共权力，保护公民合法权益，防止公共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完善政策体系。政策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不断完善有关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弥补社会政策领域的空白，更好地调节和保护各方面的利益。
    借助道德力量。道德在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中发挥着持久性的基础作用。要善于运用道德的软力量，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发挥道德力量的示范和引导作用。要重视解决社会转型期道德失范问题，充分借鉴吸收人类优秀道德传统，大力弘扬时代新风，努力塑造新型伦理道德。
    发挥政治优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也是最大的政治优势。要把继承和创新群众工作作为加强社会管理的重要法宝，通过群众工作来服务群众，实现群众利益，维护群众权益，化解社会矛盾。
    依靠科技支撑。信息化建设是提升社会管理效能的必由之路。要加强社会管理信息网络建设，建立规范高效的动态采集机制，及时准确掌握“人、屋、车、场、网、会”等基础信息，加强动态分析，综合研判，实现全面覆盖，联通共享。
    善于舆论引导。舆论引导是社会管理的重要方式。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要把新媒体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利用这个平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了解社情民意，理顺社会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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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日，国家行政学院2010年秋季开学典礼在北京举行，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马凯出席并讲话。新华社记者 丁林 摄
    国家行政学院2010年秋季开学典礼9月2日上午在京举行，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马凯出席并讲话，强调要努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马凯指出，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社会管理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断探索，取得了很大成绩。把社会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格局，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摆在社会建设突出重要的位置，这是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新升华，是深入分析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特征所得出的重要结论，是顺应民心、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
    科学分析判断经济形势，说到底就是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借助于成熟的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分析工具，努力把握经济形势分析工作的规律，历史、客观、全面、辩证地分析和研究经济运行的主客观环境、条件、现状和趋势，从中引出对经济形势的正确判断。正确判断形势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进行科学的经济决策，即正确确定宏观调控的基本取向，恰当选择调控的时机、重点、力度和节奏，相应制定出针对性强、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这是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基础，也是领导干部必备的基本功。从多年来的实践看，在运用科学原理、围绕决策需要进行形势分析时，特别要善于学习运用好以下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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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黄林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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