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口西周墓地_百度百科
大河口西周墓地
大河口西周墓地位于山西翼城，占地面积约4万余平方米，有墓葬千余座。考古工作者在对墓地进行的发掘中，不仅首次发现了漆木俑、原始瓷器等国宝，而且首次发现西周时期三足铜盂、三足鼎式簋等珍稀青铜器，个别墓葬甚至发现有金器。大河口西周墓地的发现为研究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度、器用制度和族群融合等历史和考古问题等具有重要意义。2011年，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入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大河口西周墓地墓地概况
存在于西周到春秋的“霸”国墓地
大河口西周墓地位于山西省临汾市县，占地面积约4万余平方米，有墓葬千余座。从2009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对墓地进行的大面积发掘已揭露面积15000余平方米，发现墓葬615座、车马坑22座。墓葬内不仅首次发现了漆木俑、原始瓷器等国宝，而且首次发现西周时期三足铜盂、三足鼎式簋等珍稀青铜器，个别墓葬甚至发现有金器，三千年前的这些宝器为研究古代封国的历史提供了重要史料。日，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入围2010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
大河口西周墓地地理位置
大河口西周墓地位于翼城县城以东约6公里处，处于一片两河交汇形成的三角洲高地上。墓地四周除了西北部与西侧台地相接外，皆为沟壑地貌，浍河干流和支流分别萦绕墓地西南两侧流过，地势为北高南低的向阳缓坡。其北部为太岳山余脉和尚公德山（又名二峰山），东南为余脉翔山，西部为凸起的丘陵山地，西南为冲积平原。在墓地的周围发现了几处不同时期的遗址，其中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墓地西南方的浍河东岸台地上，西周遗址位于墓地西南约0.5公里处，东周和汉代遗址分布于墓地东北、东侧和西南方台地上，墓地范围内也包含有数十座东周窖穴遗存。[1]
大河口西周墓地发掘历史
大河口西周墓葬群的发掘现场
2007年5月大河口西周墓地被盗发现，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报请批准，于2007年9月至2008年5月进行了考古勘探和试掘，共试掘了6座墓葬；2008年9月至12月进行了全面普探，通过勘探发掘了解到墓地分布面积约4万余平方米，埋藏西周墓葬 1000余座。2009年5月开始进行大规模抢救性发掘。已揭露面积15000余平方米，发现墓葬615座，车马坑22座。墓葬内出土的青铜器种类有食器、酒器、水器、兵器、工具、车马器、乐器等；陶器组合主要有：，鬲罐，罐，鬲盆罐等。玉、石、骨、蚌器、贝和串饰较多，部分墓葬随葬锡器或漆器，个别墓葬甚至发现有金器。到2011年4月末，大河口西周墓地发掘工作进入尾声，仅剩下数十座小型墓葬尚未发掘、保护。
为了保证遗址科学顺利地发掘，工作人员进行了全面部署。以勘探结果为依据，选择重点区域，确定发掘面积，设立坐标基点，统一分区布方，首先进行抽样式小探方发掘，再进行大面积探方揭露，按层位发掘所有探方墓口上文化层，暴露墓口，拍摄探方全景照后，打掉隔梁，然后将每座墓葬下挖30厘米，对墓葬进行统一测量绘图、、编号，再按计划有步骤地发掘单个墓葬。墓葬填土采取半剖面或多剖面结合的发掘方法，按照逆埋葬顺序逐层发掘，并及时做好记录资料、取样和现场文物保护工作，加强多学科合作。此次大规模发掘发现并抢救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成果。[1]
大河口西周墓地墓地形制
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土圹竖穴，多口小底大。葬俗绝大多数为东西向墓葬，以头向西为主，少量头向东，南北向墓葬仅10余座。墓葬间很少发现有打破现象，大中型墓葬在发掘区域内散布，分布没有明显规律，区域内墓葬聚群特征明显。车马坑均位于大中型墓葬的东侧，除1座为南北向外，余均为东西向。部分墓葬发现有脚窝和生土二层台，个别墓葬有壁龛，葬具为一棺、一棺一椁或二棺一椁，椁盖板一般为横铺，棺盖板、底板和椁底板一般为竖铺（个别例外），四壁立板间多为榫卯结构。墓主多为仰身直肢，个别为屈肢葬，未发现俯身葬式。发现腰坑和腰坑殉狗的墓葬较多，未发现殉人。仅2008年发掘的M1发现有四个斜洞，其余墓葬均未发现此类设施。随葬器物多放置在墓主头前，其余置于棺椁间、二层台上、棺内或盖板上，大中型墓葬以随葬青铜器为主，小型墓葬以随葬陶器为主。青铜器种类丰富，食器、酒器、水器、兵器、工具、车马器、乐器等都有发现；陶器组合主要有鬲、鬲罐、罐、鬲盆罐等等；玉、石、骨、蚌器、贝和串饰较多；部分墓葬随葬锡器或漆器；个别墓葬发现有金器；少部分墓葬未发现随葬器物。
翼城大河口西周墓葬群出土的青铜器1
M1为东西方向，土坑竖穴，口小底大，墓口长4.25米、宽3.22米、墓底长4.6米、宽3.78米、自深9.75米，在墓口平面四角外发现4个通向墓壁的斜洞，这是继绛县横水墓地之后又一次发现类似的斜洞设施。墓主头向西，仰身直下肢，一棺一椁，椁底有一腰坑。在墓室二层台之上四壁发现11个壁龛，壁龛内放置漆木器、原始瓷器和陶器等物，已发现的漆木器有俎、、豆、壶、杯（双耳杯、单耳杯、角状杯）、、坐屏等等，在一座墓葬内发现如此多的壁龛、并且在壁龛内放置大量器物的现象，为西周墓考古中首见。在东部二层台上发现两个漆木俑，双足站立于漆木龟上，双手作持物状，两俑前面及侧面放置有漆木器，这在中原地区西周墓葬内也是首见。在其他几面二层台上还发现有带木柄铜兵器和漆木盾牌等。在墓室内棺椁之间或棺盖上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原始瓷器、陶器等物，其中青铜器数量最多，包括礼器、乐器、兵器、工具、车马器等，青铜礼器中有鼎24件、簋9件、鬲7件、1件、盘1件、1件、1件、爵6件、8 件、2件、卣4件、罍1件、单耳罐1件、斗1件等，乐器有铜钟和铙3组8件，发现的木盾牌青铜饰昜、兵器戈、戟、矛、钺等30余件都具有非常高的价值，很多兵器遗存有木柄，铜工具有斧、凿、铲等。铜车马器有铜挂缰钩、、、等，还发现原始瓷尊4件，瓷豆6件，瓷瓿1件，陶器有鼎2件、鬲1件、豆6件、筒形尊1件、爵杯2件、壶1件、圈足盘1件、三足盘1件等，此外还发现大量的玉石器、骨器、龟甲、鹿角、蚌器、贝等。24件铜鼎中有方鼎2件，一件为四足圆角方鼎，一件为四足方角方鼎，腹足带扉棱圆鼎8件，其中一件鼎内壁铭“伯作宝尊彝”，无扉棱柱足圆鼎12件，扁足鼎2件。铜簋9件，其中方座簋 2件，高圈足簋2件，竖条纹簋1件，喇叭形圈足簋1件，内底铸铭文“□父戊”，鼎式簋1件，盖、器内底有铭文“芮公舍霸马两玉金用铸簋”，乳钉纹簋1件，圈足三足簋1件，盖底对铭“霸中作旅彝”，4件铜卣形制略同，从大到小排列，前两件形制相同，后两件形制相同。其中最大的一件卣盖内铭“燕侯旨作姑妹宝尊彝”，卣内置酒器一套7件。6件铜爵中有两件铭“旨作父辛爵”。铜觯6件，其中一件盖内铭“析父丁”。从随葬兵器等判断墓主为男性。
M2为一座三鼎墓，土圹竖穴，东西向，墓主头向西，墓口长3.51米、宽2.49米、墓底长4.2米、宽3.47米、自深8.2米，两棺一椁，墓主为女性，仰身直肢。随葬铜器有鼎3件、簋1件、甗1件、盘1件、盉1件、盆1件、钟1件等，陶器有鬲1件、罐1件、三足瓮1件、未烧结碎陶器7件，玉石串饰7 件、项饰2件、玉玦8件、握玉2件、柄形饰2组。另外还发现蚌器和贝等。在M2铜甗内壁发现有铸铭“唯正月初吉霸（□）伯作宝甗其永用”。
M1017墓口长5米、宽3.4米、自深10米，口小底大，墓主头向西，有腰坑。墓室内发现大量青铜器、玉石器、锡器、蚌器、贝等，数十件青铜容器置于墓主头前棺椁之间，其余青铜器发现于棺椁之间或棺盖上。青铜器种类有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工具、车马器等，青铜食器中鼎簋数量较多，计有方鼎5 件、圆鼎8件、簋6件、盨2件、鬲1件、盆1件、豆4件、甗1件、觚3件、爵7件、觯2件、尊3件、卣3件、罍1件、斝1件、斗1件、壶1件、盂1件、盘 1件、盉1件、甬钟3件，青铜兵器戈、矛、镞多件，工具有凿、刀等，金柄形器1件，锡器6件，二层台上发现陶鬲1件。在青铜盂、簋、豆等器内发现铭文，其中铜豆盖内铭“霸伯作大宝尊彝其孙孙子子万年永用”。此墓已整体搬迁至室内进行发掘。
M2002墓口长2.75米、宽1.68米、墓底长3.83米、宽2.83米、自深9.91米，口小底大，墓主头向西，腰坑内殉狗1只，一棺一椁，墓主仰身直肢，为男性。随葬铜鼎3件、簋3件、鬲2件、甗1件、盘1件、鸟尊形盉1件，及大量的青铜兵器、车马器和工具等，还发现陶鬲1件及铅、玉、石、骨、蚌、贝等器物。其中出土的瓦棱纹扁腹圈足双耳铜簋的盖、内底铸有铭文4行近30字，鸟尊形盉盖内铸铭文8行约50字。
M1034墓口长3米、宽1.61米、墓底长3.15米、宽1.86米、自深4.43米，口小底大，墓主头向西，腰坑内殉狗1只，一棺一椁，墓主仰身直肢，双手置于髋骨位置，为男性。随葬铜鼎3件、铜簋2件，及大量的青铜兵器、车马器、漆器、蚌器和贝等。[5]
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文物
大河口西周墓地“霸”国出现填补空白
大河口西周墓葬群出土的青铜器2
在试掘阶段，考古队就发现这是一个诸侯国君级别的墓——墓葬二层台四壁有11个壁龛，壁龛内放置漆木器、原始瓷器、陶器等物。
从出土的青铜器上面的铭文确证，大河口墓地墓主的国族名为 “霸”，“霸伯”是这里的最高权力拥有者。“霸”国的商、周文化因素都比较明显，并具有自身独特的文化风格。其人群应为狄人系统的一支，是被中原商周文化同化的狄人人群。相继的考古发现，“霸”国和周王室以及晋国、倗国、燕国等国关系密切。
青铜罍口颈内壁铸铭文“霸伯作宝尊”
“霸”国与晋国相邻。从墓地规模及随葬品推测，“霸”国应比晋国低一个档次，属于小国。在君主称谓方面，晋国的君主被封为晋侯，而“霸”国的君主则被称为霸伯。此外，两国的墓葬规模也相距甚远，晋国曲村墓地的墓葬多达20000多座，而“霸”国大河口墓地的墓葬仅有1500座左右，从这里也可反映出两国国都人口规模的差距。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认为，大河口西周墓地的发现揭示了不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西周“霸”国的历史及文化，并为研究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度、器用制度和族群融合等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填补了中国对西周时期考古研究的一项空白。
大河口西周墓地稀有漆木俑保留完好
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漆木俑
墓葬二层台四壁有11个壁龛，一座墓葬内发现如此多的壁龛在西周考古上还是第一次，墓内随葬漆木俑可能是目前中原地区出土最早的实物资料。
考古队在发掘墓葬的填土工作中，在东边二层台上意外发掘出了重要宝物：两个一米多高的漆木俑双足站立于漆木龟上，双手作持物状，两俑前面及侧面放置漆木器，这在中原地区西周墓葬内也是首见。考古学家介绍，漆木器在两种环境下易于保存：一是十分湿润的环境，二是十分干燥的环境。在黄土高原忽干忽湿的环境里，两个漆木俑经数千年还能较为完好地保留下来，弥足珍贵。
山西省考古所副所长谢尧亭介绍，中华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古人朝会、狩猎、宴享、训练军队等活动都强调‘秩序’。故而推测这两个漆木俑与礼制和宗教有关系。
考古专家历经两年，清理出大量的漆木器遗存，包括漆木俑、俎、罍、豆、壶、牺尊、坐屏、杯、案、盾牌、方彝等种类。
大河口西周墓地鸟盉
大河口西周墓葬还发掘出一个青铜鸟形器物，经鉴定是
鸟盉（hé）。这件器物被视为大河口西周墓葬铜器中的瑰宝，它为中国青铜器发展史提供了一件新的器形。
在此件鸟形器物出土之前，发现的鸟尊大多属于酒器，简单地说，就是一种鸟形的盛酒器，用来在各类祭祀活动中盛装不同的酒。距此二三十公里的北赵晋侯墓地就发现了鸟尊，被收藏在山西省博物院，是其“镇院之宝”。此次发现的青铜鸟形器物与北赵晋侯墓地发现的鸟尊有所不同，腹部没有管状流。专家认为，大河口这件鸟形器物不是尊，而是盉。
谢尧亭介绍，商周时期，盉多是一种注水的水器。按照商周贵族礼仪，在祭祀、宴饮、典礼过程中，参与者要洗手盥洗。
鸟盉铭文图
侍者用盉将水倒出。在既往的考古发现和传世器物中都未曾见过像大河口墓葬中这样的鸟形盉。
鸟形盉的出现也意外纠正了一个错误：山西省博物院收藏的鸟尊在发掘时尾巴已断，上海博物院将尾巴修复为朝里卷。此次发现的鸟形盉十分完整，它清晰地显示，鸟的尾巴是朝外卷的。[2]
大河口西周墓地墓地价值
大河口西周墓地这一考古项目受到业内专家的高度肯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王巍就在会上表示，该墓地是中国西周封国墓地考古中的重要收获。青铜器铭文显示，“霸”是这处墓地墓主的国族名，“霸伯”是其最高权力拥有者，“霸”器曾见于以往的青铜器著录，在《殷周金文集成》中著录有“霸姞作宝尊彝”鼎簋，曲村墓地M6197也曾出土过一件“霸伯作宝尊彝”铜簋。虽然“霸”是国名，但不见于传世的文献记载，墓地的面积和墓葬埋藏数量显示，当时大河口人群规模不大，推测其所居城邑和所辖区域也不会很大。可是铭文上又显示它与晋、燕等国和周王朝都有往来关系，从埋葬习俗看，大河口墓地的头向、腰坑、殉狗、斜洞、使用日名等习俗与绛县横水墓地相似；车马坑的布局、无俯身葬、无殉人等现象又与天马—曲村墓地有共同之处；陶器组合和青铜器风格又具有周文化的特征，商、周文化因素都比较明显，自身文化特色独具。墓葬时代横贯西周，晚期进入春秋初年，其墓主人群应为狄人系统的一支，是被中原商周文化同化的人群，文化面貌显示其人群相对单纯。大河口西周墓地的发现为研究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度、器用制度和族群融合等历史和考古问题等具有重要意义。[5]
中新网太原6月9日电(胡健)记者9日傍晚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获悉，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成功入选2010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是新发现的一处西周封国墓地，发现的众多青铜器铭文中的“霸伯”是这里的最高权力拥有者。
“霸”是其国名，“霸”国未见于传世的文献记载，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谢尧亭在报告中指出。铭文资料显示，“霸”与晋、北燕、芮等国曾有往来。在大河口墓地，商、周文化因素都比较明显，自身特色也很鲜明，墓葬时代横贯西周，晚期已进入春秋初年。大河口墓地的发现为研究西周分封制度和西周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对探讨诸侯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2007年5月，大河口墓地因被盗被发现，同年9月至次年5月进行了考古勘探和试掘，2008年9月至12月进行了全面普探，2009年5月至2011年5月进行了大规模抢救性发掘。
大河口墓地位于山西省南部翼城县城以东约6公里处，墓地四周除了西北部与西侧台地相接外皆为沟壑，浍河干流和支流分别萦绕其西、南两侧流过，地势为北高南低的向阳缓坡地，北方为太岳山余脉二峰山，东、南方为太行山余脉翔山，西部为凸起的丘陵山地，西南为浍河冲积谷地。在墓地周围发现了几处不同时期的遗址，其中西周遗址位于墓地西南约0.5公里处。墓地分布面积约4万余平方米，埋藏西周墓葬约1500余座。
此次“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由国家文物局主办，自2010年11月底启动，从日～12月31日期间在中国境内进行发掘的合法考古项目中遴选出56个候选项目进入初评。初评由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和理事、中国65 家考古发掘资质单位共同参与投票，最终，有25个项目入围。
此次2010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具体名单为：河南新郑望京楼夏商时期城址、山东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江苏苏州市木渎古城遗址、陕西西安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新疆鄯善吐峪沟石窟群和佛寺遗址、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园、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江苏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广东汕头“南澳1号”明代沉船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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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镐地区西周墓葬研究
丰镐地区是西周时期的都城所在地,是西周近三百年间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本文主要是从时间、空间和等级三个角度综合考察丰镐地区西周墓葬的各方面特征,并结合遗址发掘资料,文献记载,青铜器铭文资料以及史学研究成果,揭示出丰镐两京西周时期的文化面貌及其变迁,取得了一些新的认识。　　
丰镐地区目前已经发掘了1000多座西周墓葬,但是以往的研究都是从局部资料入手,尚缺乏一个全面系统的墓葬分期研究。本文收集了所有已发表的墓葬资料,系统梳理了丰镐地区西周墓葬中出土陶器的种类、数量及组合情况,通过对典型陶器的类型学分析,结合地层关系和陶器在墓葬中的共存关系,将丰镐地区发表有典型陶器标本的墓葬划分为六期:第一期年代相当于西周早期偏早,即武王、成王和康王早期;第二期年代相当于西周早期偏晚,大致为康王晚期和昭王时期；第三期的年代相当于西周中期偏早,大致应当在昭王以后的穆王时期;第四期年代相当于西周中期偏晚,大致在恭、懿、孝、夷时期；第五期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偏早,大致应为厉王、共和时期；第六期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偏晚,大致为宣王和幽王时期。这六期的划分基本反映出丰镐地区西周墓葬出土陶器的阶段性变化。而本文对该地区墓葬的分期编年研究,是对以往分期研究的进一步综合和细化,有助于西周文化尤其是陶器编年标尺的确立,可为其他地区西周遗存的断代研究提供必要的参照。文章不仅对典型陶器的形制演变进行了系统的归纳,而且对陶器器表纹饰的变化、各器类的数量随时间的消长,陶器的变化节奏以及陶器在墓葬内的组合变化做了细致的分析,有利于更为全面地把握丰镐地区西周陶器的总体面貌。　　
鉴于以往学界对于丰镐地区西周墓葬出土陶器的文化因素分析限于当时材料,本文基于所有已发表的陶器,对墓葬出土陶器重新进行了文化因素分析。首次根据各种文化因素的数量、比重区分出主要文化因素和次要文化因素。提出来自先周文化和商文化的因素以及周人的创新因素是该地区西周文化的主体。该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关中东部老牛坡文化、晋陕高原的李家崖文化、西北地区寺洼文化和京津唐地区大坨头文化的因素,并受到了同时期的周原地区、太行山东麓地区西周文化的影响。从陶器面貌上看,丰镐地区的西周文化脱胎于先周文化和商文化,而其自身特点的形成则是在不断摆脱先周文化和商文化影子的过程中实现,周人创新或新流行的器类随时间呈现数量逐渐增多、比重逐渐加大的趋势。相比较而言,先周文化因素的影响比商文化因素更加长久和深远。　　
以往的研究都局限于陶器的类型学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分期研究,对墓葬的其他方面涉及很少。本文的研究并不仅仅着眼于陶器一个方面,而是以时间为线索对墓葬的形制结构、墓向、葬具、葬式、除陶器以外的其它随葬品、殉祭遗存等都进行了全面的历时性考察。通过对这些方面的历时性考察,总结出丰镐地区西周墓葬主要特征方面的变化存在两个变革期,即第三期和第五期,从而呈现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与通过墓葬中出土陶器的分析所划分出的六期在变化节奏上并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反映出陶器变化的敏感性,可见以陶器作为分期依据相对于以其它方面作为分期依据,其分期结论更为细致。通过陶器变化进行分期,由于其时间刻度相对较细,以此为时间线索来进行其它方面的研究,就比较容易把握到诸多的变化特点,不失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但在墓葬中选用什么样的陶器随葬毕竟只是整个埋葬习俗中的一个方面,因而在进行墓葬研究时不能忽略其它方面的分析。　　
从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丰镐地区进行了二十多次发掘,规模有大有小,但是这些发掘都缺乏弄清墓葬整体布局的意识,以往的研究中也没有任何关于墓葬分布和布局的探讨。本文将丰镐地区历年发掘的西周墓葬的发掘地点进行统一的梳理,根据发掘地点与当地自然村落的相对位置,把丰镐地区西周墓葬分为十个墓区,并根据墓葬的空间集结情况,结合墓地随时间不断形成的过程,兼顾墓葬主要特征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对墓葬数量较多的沣西A区和沣西C区进行了分组。考察了墓葬主要特征的区组差异,根据墓区间的差异,结合其它地区典型的周人墓葬和商人墓葬的特点,指出沣西A区显示出与周人墓葬相似的特点,主要是周人墓葬,沣西C区显示出与商人墓葬相似的特点,主要是殷遗民墓葬。丰镐地区的居民构成中有相当一部分为殷遗民,而且这些殷遗民很有可能是在周初分封的背景下,为充实都城地区的人口,从别处迁居到丰镐地区的,这一认识以往的研究者没有系统提出过。　　
以往的研究缺乏对该地区西周墓葬等级差异的全面综合考察,难以认识当时的层级分化问题。本文主要根据墓葬形制、墓室规模、棺椁数量将丰镐地区西周时期的土坑竖穴墓划分为五个等级。根据墓葬等级的差异,指出丰镐地区西周时期的王朝卿士仅限于周人,大夫一级的高级贵族绝大多数为周人,周人主体是第三等级所代表的士,总体上社会地位较高。殷遗民不见王朝卿士,极个别为大夫一级高级贵族,士的比例也比较少,主体应是平民和身份较低的士,总体上社会地位较周人低。　　
美国考古学界近年兴起的性别考古学,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尝试从性别角度考察随葬品差异,指出丰镐地区周人墓葬中男女两性的随葬品差异主要体现在女性墓中与战争有关的物品很少,反映出周人妇女在战争舞台的缺席。进而指出,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中的妇女地位和角色的定位可能源于周人思想中的“牝鸡无晨”的观念。　　
根据《周礼》等文献记载,周代的墓地可以分为公墓和邦墓。本文根据各个墓区的空间集结情况,并结合丰镐地区目前调查和发掘的其它遗存包括大型夯土基址、青铜器窖藏、手工业遗迹、房屋、水井、灰坑等在空间上的分布,提出丰镐地区西周时期的遗迹存在三个分布中心区,分别是沣东地区的斗门镇、花园村、普渡村、白家庄、洛水村、上泉北村、下泉北村一带,沣西地区的大原村北、张家坡村西至客省庄北一带的郿坞岭,沣西地区的新旺村、冯村、东石榴村和曹家寨一带。丰镐地区西周墓葬在空间集结上看与其它各类遗迹现象的分布反映出的三个中心区一致,至少可以分为三片邦墓:沣东地区花园村、普渡村一带可以看作一片邦墓,包括沣东A、B、C、D区墓葬,沣西地区从大原村至客省庄一带可以看作一片邦墓,包括沣西A、B、C、D、E区墓葬,沣西新旺村一带的沣西F区墓葬与其它各区距离较远,可看作一片邦墓。　　
传世或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中,有二十多件铭文内容提到()京。金文中的()京究竟是丰京、镐京,还是丰镐以外的另外一个都城,史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本文在以往史学研究成果基础上,根据丰镐地区西周时期的墓葬及各类遗迹呈现三个分布中心区这一现象,从考古的角度提出()京,即文献中的“方”很有可能位于沣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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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西安少陵原出土西周墓葬人群遗传结构分析
现代基因组时代的发现,已经证明了基因数据在人类生理学,生物化学、疾病学、群体遗传动力学以及进化历史等科学研究的集中性。虽然,迄今为止为数众多的对基因组的研究仍然依赖于现存人类的数据,然而,从古DNA中获取的信息,在人类遗传变异与进化过程的深入研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mtDNA作为细胞核之外的唯一遗传物质,相对核基因组而言,其常常表现为高拷贝,重组机率较低,发生突变的概率较高,并且严格遵从母系遗传等特点,使其在普通的实验技术条件下具有较高的可修复性,为研究人类群体间亲缘关系以及群体内的遗传进化提供了一个理想的遗传标...展开
现代基因组时代的发现,已经证明了基因数据在人类生理学,生物化学、疾病学、群体遗传动力学以及进化历史等科学研究的集中性。虽然,迄今为止为数众多的对基因组的研究仍然依赖于现存人类的数据,然而,从古DNA中获取的信息,在人类遗传变异与进化过程的深入研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mtDNA作为细胞核之外的唯一遗传物质,相对核基因组而言,其常常表现为高拷贝,重组机率较低,发生突变的概率较高,并且严格遵从母系遗传等特点,使其在普通的实验技术条件下具有较高的可修复性,为研究人类群体间亲缘关系以及群体内的遗传进化提供了一个理想的遗传标记,从而使人们能够跨越时间限制,构建和复原古代人群的遗传结构,对人群个体间及人类群体间的亲缘关系进行分析,并对其社会关系进行推测,为考古样本的鉴定从分子生物学角度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现已成为古DNA研究领域的热点。　　本课题建立了一种特异性较好、准确性较高的PCR扩增方法,并设计引物,从西安少陵原出土的西周墓地28例墓葬个体的基因组DNA中,扩增古mtDNAHVR-Ⅰ基因序列,并基于该序列,运用系统发育分析软件,构建系统发育树,判断少陵原西周墓葬个体间亲缘关系的距离;同时,对该批样本的古mtDNAHVR-Ⅰ基因序列的突变位点,进行群体内、群体间比对分析,并应用Mitotool线粒体基因序列分析软件进行单倍群划分,对该批样本的族属关系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　　本课题的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6对套叠引物结合复合扩增PCR方法,对5例现代人mtDNAHVR-Ⅰ基因序列扩增,获得了该区域的完整序列,扩增过程中降低了传统PCR方法中错配的机率,减少了DNA模板的浪费,不但使扩增效率得以提高,而且扩增所得产物的准确性也较高,尤其是对短片段,含量少的DNA扩增中,相对传统PCR方法,此法显示出了其更多的优势。　　2.对西安少陵原出土西周墓葬31例个体的mtDNAHVR-Ⅰ基因序列进行复合扩增后,获得28例mtDNAHVR-Ⅰ基因序列,基于该区域基因序列构建的系统发育树较为明了地显示出该批样本的部分个体间基因差异较小,对于聚在同一类群中的个体而言尤为明显,说明在少陵原西周墓葬的部分个体间存在较近的遗传关系。　　3.对西安少陵原出土西周墓葬28例个体的mtDNAHVR-Ⅰ基因序列进行的群体内突变位点比对结果显示出16223位点的突变频率显著高于其他基因位点,并且高达71.4％,更接近东亚人种特点;该批样本的mtDNAHVR-Ⅰ基因序列与我国不同地区汉族人群、部分少数民族人群、不同国家人群进行序列比对及单倍群划分的结果显示,在单倍型的归属上,比对结果未显示出明显的差异,所有群体均为L群,而突变位点的变异表现则更为明显。　　综上所述,6对套叠引物结合复合扩增PCR方法对古mtDNAHVR-Ⅰ基因序列的扩增准确性较高,特异性好,相对传统PCR显示出更多优越性;基于mtDNAHVR-Ⅰ基因序列构建的系统发育树能够更为明了地显示出个体间基因序列的差异度,在对墓葬个体间是否存在亲缘关系的判定上,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对于该墓葬个体间亲缘关系的具体形式,以及进一步的族属关系划分尚需通过mtDNA全基因组测序的方法来进行,因此,还有待于我们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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