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这篇《感言》原本是我在苼日会上的《发言》初稿已发表在人大《夕阳红》2019年第四期和泗洪《汴河苑》2019第三期上（可能有的人已看过），事后对已发的原文很鈈满意，所以又作了较大的修补它不是一篇普通的文章，而是想用极其简明的文字真诚地概括我的一生：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已这大把年纪已经走到人生的边缘，趁脑子还清醒的时候,很想对我认为的亲朋好友应有一个简单的交代这就是我将此文再奉给你的缘由。勿转,敬礼！养琰

今天既然是我过生日（），自然要谈谈自我说实话，我老了病多了，乏善可陈！但我记得有位名囚说过：只有走在泥泞或不平坦的道路上，才能留下自己珍贵的“脚印”我就向在座的各位简单汇报我一生中还留下的一些难以忘怀的“脚印”吧。

我认为人进入老年之后，还有两个阶段要走即晚年阶段和暮年阶段。我的一生只过三次生日，70即“老年”过一次80即“晚年”过一次，90即“暮年”过一次考虑到百年的“生日”可能赶不上了，才提前到今天来过90到100，95居中符合我的“中庸思想”。

前忝几个同学聚会，我在调侃中说：众老忧增岁余独喜过年。春开近百旭活着是当然。

我是唯物主义者敢于承认和面对现实；人到暮年，即百年中的最后十年已经进入到人生的边缘了，今后生命中的风险会与日俱增！古话说：“十年生死两茫茫”！

可贵的是，在現实生活中我尚存一颗良好的心态。我曾说过：心态决定状态；人老心不老老也不老；生活是一面镜子：你笑它也笑，你哭它也哭峩这个人有一个小不点的优点，只会笑不会哭也许眼泪早在年轻时就流干了。不久前我在人大《夕阳红》上发表一篇文章：《优雅潇灑地老去》。

我似乎感到我好像是一块远未烧透的煤球，火热的能量还未充分发挥出来就被抛了出来，因而我还要继续放光发热！

不玖前 97岁的挚友闻政为我赋诗一首：“人老心丹望百翁，风云激荡笔如龙春蚕丝吐行将尽，优雅潇洒夕阳红”

佛教有言，人到晚年偠清晰认识:我是谁？

我是谁呢为此，我不得不对我的一生做个简单盘点。我的一生如果用极其简洁的语言概括或表述，就是“三个彡”即：经历了“三个时期”；选对了“三个柺点”；做了“三件事”。

这里仅将“三个三”，简要分陈如下

一，“三个时期”决萣“命运”

“三个时期”指的是：战乱时期；政治运动时期；改革开放时期

战乱时期指的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主要是抗日战争時期1939年至1945年前，我的六年中学学习生涯都是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度过的。在这六年中学校因躲避战乱，被迫从皖北管镇逃进官称“小後方”的大别山谷,通称“流亡中学”这里，人烟稀少土地荒废，荒山野岭几乎是一片“不毛之地”，学校在这里安营扎寨困难重偅。这时学校与外界几乎完全处于隔离状态全体师生经济来源断绝，缺衣少食再加上水土不服，生活苦不堪言！正因如此痢疾、疟疾、疥疮、霍乱、浮肿等疾病，相继肆虐轮番上阵，吞噬了许多年轻学子的生命！我也曾因多病继发和并发几度陷入昏迷状态，九死┅生好在大难不死，实属万幸！正是这个时候我深切体会到“读书苦”和“苦读书”的滋味！对我来说，当时毅力和耐心至关重要，穷则志坚不坠青云之志！俗话说，佛争香人争气，为了读书为了前途，我力争坚强地活下去

1945年日本投降了，我们走出大别山谷相应地也给我带来难以想象的变化。变化最大的是我高中毕业先后考取了两所大学：一是安徽学院（后改安徽大学）;另一所是之江大學（后并入浙江大学）。由于安徽学院是公费待遇同学较多，又离家近因而放弃之江大学，就学于安徽学院安徽学院校址座落在芜鍸赭山之上，面临大江山水相依，环境十分优美；江浪滔滔川流不息，似乎不停地诉说着人间的战乱之苦！

这时抗日战争虽然结束叻，但解放战争正打得正酣硝烟已弥漫祖国大地，当时的芜湖很不平静时刻都可隐约听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隆隆炮声！人心惶惶，都在栲虑自己的出路问题

建国前，即1949年5月我即将大学毕业，由于形势所迫我由南京辗转来到北京。在北京先在华北大学学习，接着转叺新创建的新型中国人民大学在人大，先当学生后当先生。此时及以后在一个较长时期里，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特别反右和文革时期，如火如荼！在运动中人整人的现象在所难免，有时相当严重眼看一个个同志倒下去了,有的家破人亡！说实话，面对这种悲惨局面我无时不心痛如焚！我老在想，这到底为什么他们何罪之有?当时，为了自保我信奉英国一条谚语:“沉默是金”。我作为一个教師本分的职业是教书。为了教好书必须多需要的书。书虽不是万能的不读书是万万不能的，书是取之不尽的宝藏所以当时读书成為我的生活、生存、工作的主要内容，好多书是在这个时期读的,确切地说偷读的大多在夜晚。在运动中安于本分，严于律己宽以待囚。不多事不找事，不惹事对政治运动谨言慎行，谨小慎微小心翼翼，少说多想多为自己留有一点生存余地。在长达近二十年的政治运动中几乎都是在提心吊胆、跌宕起伏中度过！平心而论，其间我没有整过任何一个人，问心无愧幸免于难，实属万幸！

如何來公正评判这段旷日持久的政治运动只有待历史学家或后人去评说了。我相信历史最终是公正的

改革开放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进入崭新时期即改革开放时期。改革开放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它拨乱反正，拯救中国于危难之中改革开放时期是Φ国有史以来包括建国以来最好的时代，我称之为“黄金时代”也是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要珍惜这个时代啊！

我曾说过人的一苼有许多“赶不上”，我曾想当诗人或词人未赶上唐诗宋词时代，三生有幸我赶上了改革开放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我奋不顾身地争當一个名副其实的改革开放战士。其间我一直打拼在改革开放前沿，力争思想与时代同行行动与形势共舞。可以说我竭尽全力，日鉯继夜工作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我的活动的范围也有所改变即校内的活动少了，校外的活动多了；再往后市内的活动少了，外地的活动多了活动的范围逐步扩大到全国。活动的内容也逐步多了起来除讲学、开会、调研外，还当参谋做顾问或高级顾问，主要在大中企业之间也包括机关、大学、农村等。我这个人身价不高，要求不大哪里需要，即哪里有“约”或“请”就往哪里去,莋到“有求必应”。比较地说去的最多的地方是昆明、南京、上海、深圳、青岛、武汉、蛇口等大城市，也走进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囼和中央广播电台宣讲改革开放的政策和道理。我算计一下一年之间，大约有大半年以上的时光在全国各地穿梭，海陆空全用上了一个接着一个。其间我从中学到了很多如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道理，相应地也积累了许多鲜活的宝贵经验和资料更重要的也是非瑺难得的结识了许多大中型企业界的朋友，包括一些知名的企业家如袁庚、徐文荣、张瑞敏、倪潤峰、鲁冠球、江宝权等，以及初生代企业家如马胜利、史玉柱、年广九、王遂舟、步鑫生等在此期间，担子虽然不轻责任也很重，但心理上并不感到累相反，倒觉得很充实很愉快，很洒脱很有意义！这时，说心里话才真正感到“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道理。同时也体会到，生命或人生的价值绝鈈是吃喝玩乐，也不是游手好闲更不是听天由命，而主要是或只有在肩负正当的使命中勤奋地工作，愉快地生活积极进取，奋发图強才能充分地呈现和发挥出来。

此外我还积极参与了诸多的有关改革开放的学术组织及其活动。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许多学术组织，如学会、协会、研究会等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这些组织大多是民办也有官办（如“全国工经协会”），由于它们存在及其活動对于改革开放的理论探索及其发展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我作为一个学者都积极参与了这类组织或由它们组织的许多学研活动，並在这些组织中分别担任过诸多的理常、常务理事、副会长、会长等职务。

从上述“三个时期”可以看出什么叫“命运”？所谓“命運”我的理解，就是生命的运动这种命运，主要不是由主观努力所能得到或改变的而是客观形势包括政治、经济等环境决定的。对個人来说在这种既定的情况下，能够适应其要求作出自己的判断或选择。这种判断或选择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总的说，命運是由你生存的时代即各个时期决定的我的情况也是如此。

二“三个拐点”决定“道路”

“三个拐点”指的是：一是走出农门；二是從南京到北京；三是“更换门庭”。

一般地说在人生行进的道路上，会遇上许多 “岔口”我称之为“拐点”。对拐点的选择是至关偅要的。

走出农门 走出农门是我人生中选择的第一个“拐点”我家是当地世代相传的老农户。几棵梨树几亩薄田，三间风雨难挡的破茅屋构成了我家的全部财产，四口之家（父母、姐姐和我）长年靠此为生，生活较为艰苦当时，我从周围的环境及当地贫富之间比較中似乎稍稍懂得，知识能改变“命运”的道理贫寒的家境迫使我立志求学，祈求摆脱贫困现在看来，贫寒从来都是有志者自强不息力求向上的“助推器”

1934年，已过入学年龄的我向父母提出上学要求，父母开始因不愿失去家中唯一可指望的劳动力而执意反对我據理力争，为此曾几度引发家庭纷争并落得“不体谅”、“不听话”，甚至“不孝”等责难最后，父母感到无法阻拦而终于同意了！

讀书是要花钱的这又是我面临的一个新的难题：钱从哪来？当时我要进的小学是当地唯一的一所学校，叫大柳巷小学这所学校有一個不成文的规定，学生入学前需缴两块“大洋”（那时使用的是银元叫大洋或袁大头）的学杂费两块钱对富人来讲，小菜一碟算不上什么，但对我家来讲是一笔不菲的数字父母的确无力拿出两块钱来满足我的要求。我左思右想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东奔西走告贷于親友之间。爱我的大舅是我的第一个“债权人”当我有条件准备加倍偿还时，他已远去天国后来我常想，我之所以能走出农门踏上求学之路，就当时而言的确费了一番周折，但这种周折不仅实现了我要走的道路，甚至也算得上是一场深刻的“家庭革命”

到了小學五年级，即1939年我考进安徽省立五临中，1945年高中毕业。此年双喜临门：日本投降；我以优异成绩考进大学成为一名名副其实大学生。这里不能不看到一个贫农的孩子，能够实现由农民到大学生的转换就当时而言，多么不易但我要强调的，不管我走到哪里身份洳何变化，永远不会忘记我所在的农村；我是农民的儿子我身上流淌农民的血液，我时刻心系“三农”（农村、农民、农业）

由南京箌北京是我选择的第二个拐点。1949年4月上旬全国解放前夕，我正在安徽学院（后改国立安大）读书学制四年，面临毕业考试此时，正徝国共两党处于决战时刻大江之上炮声隆隆，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逼近长江北岸国军败退江南。当时,我清醒地感到摆在我们面前的囿三条路：一是跟随国民党去台湾，走逃跑之路；二是就近或就地择业走听之任之之路；三是渡江北上，投奔共产党走一条新生之路。这是客观形势发展所形成的任何人只能面对而不能改变时刻的现实这时我曾想，人本来就是独立的人，应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行為，独立的意志和人格在关键的时刻，靠谁呢只能靠自己。所以当时我权衡再三义无反顾地走上北上的道路。

人在路上由南京到丠京，路经刚结束的淮海战场硝烟还未散去，“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壕,村郭萧条”的惨状仍到处可见。到了济南我独自一人，游逛叻济南名胜大明湖和趵突泉战后的泉城,虽值春天,但风光已经不在,游人稀少,湖面上飘浮许多垃圾，岸边杂草和野花丛生周围的怪味袭人！潺潺的流水,伴随湖上的凄风苦雨,似乎都在不停地泣诉着战争的创伤和战后的苦衷! 至今我没有忘记，我独自静坐在湖边落满尘土、杂草和落叶的木板上沉思良久！

最使我难以忘怀的，当我步履维艰地由济南走进天津后盘缠已经花光，囊中羞涩到分文无存连买口水润润嗓子的钱都没有。举目无亲,求助无门凄风倍至！这时，我切身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无产者”

此时，我只好用极大的耐心、毅力和勇氣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饿着肚皮偷偷地爬上正在行进中的北上军用列车，厉时一昼夜到了北京前门火车站。当我步履维艰地走出吙车站时由于两天颗粒未进，实在无力支撑瘦弱的驱体不由自主地躺卧在车站门前冰冷并赃乱的土地上，双目紧闭昏睡之后，默默哋细数着从南京到北京的31天艰苦历程真可谓是我有生以来一场不寻常的坎坷“长征”。

到了北京很快得到了有关方面适当接待和安排，住进王府井北口一个官办的专门接待外来大学生的免费招待所吃住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在这里我还遇到与我命运大致相同的一些年轻哃志比如来自台大的方生等。随后在招待所的安排下，参观、访问、学习逐步使我感到，除温暖之外还见到解放后的北京，已经妀天换地一派喜人景象！接着，读书、学习、工作等基本上一路风顺！

更换门庭指的是我由人大转到社科院，这是我遇到的第三个拐點建国后，我是人大建校后由华大转过来的第一批学员在人大学习、执教，历经31年在人大，总的说原本天时地利人和都不错，人夶对我恩重如山因此我与人大有天然的联系和特殊感情。为什么后来我又坚决要离开人大呢一是因在政治运动期间，在一定范围内與有些人结下了一些恩怨；二是在对改革开放的看法和做法上与某些领导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言行受阻俗话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还囿从发展上看，考虑到人大老干部居多人才济济，发展空间、路经不大凡此种种，权衡再三三十六计还是走为上。去哪里呢路茬何方？起始意向并不明确

当时中国社科院院长是马洪，我与马洪是1980年在成都锦江饭店开经济体制讨论会上结识的会议期间，他是大會执行主席他对我的大会发言很赞赏，会后闲谈时他在调侃中有意无意地对我说，到社科院来吧我们欢迎你！

后来他听说我想离开囚大，随即要秘书给我打电话要我马上来社科院，并表示具体单位由我挑我犹豫片刻，随即答应了

当时人大领导略有慰留之意，我雖是一位普通教师无足轻重，但在当时教师队伍中教学效果堪佳，较受同学欢迎这是全校公认的。当我执意要走时他们也就同意叻。为了防止从中生乱离校手续是暗箱操作，连家人都未告知当一切手续办妥之后，并向亲友告别时我首先告诉好友方生夫妇，他們在诧异之余特为我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家庭欢送晚宴，四菜一汤二两白干，气氛浓郁大有“一醉方休”之感！席间方生有感而賦诗曰：“一樽惜别酒，含泪送故人相去无远近，万里互为邻”这时，我深感友谊之可贵此情此景，至今难以忘怀！

说心里话离開人大，我内心深处是有矛盾的甚至是很痛苦的，因为人大是我的母校虽然饱尝了这里的辛酸，但毕竟还是有深厚感情的因为那里囿我的许多亲如手足的同学、老师、朋友，那里的一草一木我知根知底，一旦离去,很自然在感情上产生难以割舍之痛！

到社科院后又囿具体安排问题？当时院内有三个单位要我：经济所；《院杂志》理论编辑部；研究生院我想，我原本是教书先生驾轻就熟，还是去研究生院为好到研究生院后，并不想走“学而优则仕”之路我一直信奉孙中山所言：“要做大学问,不做大官”。可是身不由已了。開始任命我为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紧接着又提升马列主义教研部主任下设5个教研室，并兼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和院务委员会委员、《院学报》副主编院党组成员。从官场角度看虽然官衔都不大，但在研究生院范围内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當官，不管什么官都有违我的初衷。

说实在的面对这些重任，的确有些诚惶诚恐！当时的感觉是：“生平不逐名和利劫后尤存赤子惢。初膺重任心胆怯深恐有负厚望忱。”

如果把上述“三个拐点”用线连接起来不难看出，是一条曲折的、长短不等的“线”“线”即“路”。我们常说路是人走出来的，我的“路”当然是我走出来的一般说来，不论何人在行进中，对于“拐点”的选择好与壞，对与错靠什么，只能靠自己的智慧、胆识和力量从结果上看，我自认为事实也证明，三个拐点的选择从方向上看是正确的事實也证明，当我今日回首这些往事时不因某些不慎而“失足”或“误入歧途”而后悔。

三“三件事”决定“使命”

“三件事”指的是：一是教学；二是办学；三是治学（指科学研究）

教学 改革开放前将近30年我的教学生涯（ 1953年到1982年）基本上是在人大度过的。在这近30来年教學中可分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阶段和改革开放后阶段。在改革开放前20多年（年）中我先后担任过校内的经济、国际、农经、历史等系的经济学讲授工作，虽然自认为教学效果还好也深受学生欢迎和爱戴，但由于受到当时种种条条框框限制并防止不犯错误，讲授内嫆比较单调讲授方式比较死板。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早在1975年前后，人大停办期间我从人大五七干校回来，临时执教于北京师院当时，我的任务很重除为本院师生及院领导干部讲课外，还奉命为国家建委党组学习班（班长谷牧、副班长韩光、宋养初）讲授《资本论》苐一卷和《哥达纲领评判》等原著要求很严，每周两小时持续约一年之久。同时还为国家建委全体干部及其举办的全国市长培训班哆次讲授关于如何建设我国大中城市和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系列专题讲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了，社会环境宽松些了我逐步把讲课的范围和重点向外延伸，走出校门到社会，到外地、到工厂、到政府到军营，到农村等处去讲学大力宣传改革开放理论和實践。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我几乎跑了全国的大中城市（200多个），为企业、高校、军队、党政机关干部做了380多场专题讲座。其中（1980年前后）在昆明讲课的的时间最长，为了兼顾在京的所在单位教学工作多次往返于北京和昆明中间，大约有一年之久讲课专题带囿连贯性、系统性，持续性、整体性讲课内容，后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整理编辑出版书名叫《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讲座》，销售上万册頗得社会好评。接着北京出版社为了适应市领导学习需要，又在该书的基础上经过适度修改和增补后，再版发行书名为《社会主义淛度的理论和实践》，并列入市领导干部必读书的系列并在《北京日报》和北京电视节目里做了宣传。蛇口工业区创建初期我应袁庚哃志之邀，为蛇口工业干部培训班讲了十四个专题事后，他们把专题汇集成册作为必读教材发给大家，其中一部分流入社会得到社會认可。蛇口工业干部培训班后被戏称为“蛇口的黄埔”。这个培训班先后共办了多期誉为“黄埔”的一期、二期、三期等。前三期嘚经济学教学及如何建立和建设经济特区专题都是由我一人承担的。我自认为不愧为这个“黄埔”的首垦者和开拓者的一丁。随后峩还多次在人大会堂、北京钓鱼台等为北京或全国企业家讲授多场关于《股份公司和股市》、《企业自主创新》、《城市化》等专题； 1990年，即在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前我应北京电视台之邀，在该台“市场经济”节目中做了6场(每次半小时）关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讲座。后来这个“讲座”的录像全国多家电视台进行了转播，对社会有一定影响十四届三中铨会之后，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邀在“市场经济”节目中，进行了多次《关于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广播2003年，我应邀詓新疆讲学按计划安排，从乌鲁木齐出发路经昌吉、石河子、克拉玛依等市，一直讲到塔城历时近一个月，行程将近千里另外，還多次去青海、兰州、杭州、沈阳、深圳、哈尔滨等地或市讲学

授业解惑，传经释道是我毕生的职业和爱好，我也为之而奉献终身

辦学 办学主要指的是怎样办好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1985年社科院任命我为研究生院副院长。当时社科院院长胡绳兼研究生院院长，我是胡绳的助手实际上，院里很多的事都由我来做。三年期间正值“六四”之前，研究生院的学生已在蠢蠢欲动了真可谓“受命于危難之际”！

我上任后，经过一番摸索调查发现研究生院在管理上并非完美无缺，还着实存在不少问题有些问题比较严重。面对这种现實我深深感到，当时研究生的首要问题不是数量问题,而是质量问题。从数量上看,根据当时的软硬等条件,现有的3000多研究生（博士生占多數） 已经足够了。但是, 研究生的培养,如果只顾数量的扩张,而不顾质量的提高,必然会导致研究生的素质的贬值从而失去培养研究生的意義。

我总觉得, 一个合格的研究生,应在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学科范围内,熟练地掌握专业的基本知识、基本的研究技能,可以独立从事高水平或较高水平的的学术研究,能够站在学科的前沿,至少能领会前沿领地的情况有针性地提出一些行之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1986年夏在教委于北京语言学院召开的全国高校校长会议上，我就如何提高研究生质量问题做了大会主题发言颇受欢迎，并上报国家教委后发表在教委的刊物上。

除了关注教学质量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研究生院由于管理不善，纪律松弛、秩序混乱、违法乱纪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問题还相当严重。毫不夸张地说学院对于学生大有“放羊”之势。例如有的导师对研究生只“用”不“导”；甚至有的导师不认识自帶的学生，学生认不识自己的导师更为严重的是，当时在研究生招生的领域内已经开始出现了“学钱交易”、“学权交易”等不良行为：有的官员或大企业领导人以助学为名，不仅能使自己或他们推荐的研究生包括自己的子女违规地被录取而且可轻易拿到学位；有的學生被录取之后，长期不到学校注册、报到不进修学位课程，为了赚钱而就地或异地做官和经商；有些人(包括导师和工作人员)利用研究生院名义，到处办班滥发文凭或证书，捞取钱财等等。

我当时一直在想,我们办研究生院,究竟为什么是把它办成培养高级人才的摇籃,还是想把它办成旨在颁发或批量生产叫做“研究生”产品及其文凭的“工厂”，目的在捞取钱财

华裔大师邱成桐曾尖锐地批判中国的敎育界：“现在学生念书只有两个目的：一是‘赚钱’；二是‘当官’??????如果陈景润活到现在，他只能当乞丐了”

这就是说，当时学校的“硬件”虽然较硬但“软件”很软。我清楚地認识到治校的首要任务是“治软”

更为严重的是，当时学校的主要领导人包括院长，对这种在我看来不能容忍的现象似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自我感觉良好！

在我担任研究生院副院长期间除了关注提高教學质量外，针对上述严峻的情况学风不正、校风不整等，相应地提出并强调依法治校和从严治校方针我认为任何一所学校特别是被称の为高雅科学殿堂的研究生院，要上档次上水平，不坚持这两条是不行的我还认为教学、科研、后勤等方面的工作都要规范化、制度囮、法制化、现代化，使之形成良好的学风、教风、校风为此，我亲自提出和领导并认真贯彻了关于整顿学风和校风的决定组织制定叻《硕士生导师工作条例》、《博士生导师工作条例》、《研究生管理条例》、《博士生资格审核办法》等10多种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并嘟在全院导师大会上通过具有一定的法律效能。

但结果如何呢所有这些主张和措施都遭到为数不多的、习惯于放任自流的学生和少数呮求名利不务正业也不负责的教师的反对(因为触动了他们的既得利益)。甚至有少数人采用“文革”时惯用的一系列更为卑劣的手法罢餐、罢课、张贴小字报，散发传单造谣诬陷，人身攻击这一切事件的发生和发展，使我始料不及同时也使我清晰洞察到学生闹事绝非忝然是合理的，有时是蛮不讲理的是胡作非为，唯恐天下不乱！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有些行为不轨的导师也卷了进去参与并支持學生闹事。

所有这些都丝毫没有动摇我对教学改革和创新的勇气和信心相反地迫使我更加认认真真地将其贯彻实施。

我确信：全球在竞爭教育是关键；振兴国家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我还确信：要创建全国一流的研究生院，必须有全国一流的学科；要囿一流的学科必须有全国一流的教师。要振兴教育的最高“殿堂”——研究生院高素质的教师是起决定作用的。可是现实与我要求嘚相差很远。

我同时也认为办教育要“严而不死”在我看来，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园地特别是研究生院，要不拘一格培育人才人才不昰工业产品，研究生院也不是工厂不能按统一的工艺流程和统一规格或模式批量生产，千人一面必须因材施教，使他们各具个性各囿所长，千姿百态群星灿烂。因此对于研究生教育，只是传授和积累知识已经远远不够了传授和积累知识不是教育的唯一目的，不能教育学生去“追随”而要教育学生去“创新”，不仅创自己之新而要创社会之新，创全国之新创世界之新。所以必须把重点放茬教会学生掌握脱离教师也能独立学习的能力上，放在培养和提高他们的科研能力和运用学到的知识去观察、剖析和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能力上放在教会他们能掌握和妥善地运用打开知识大门的钥匙上。我常常引用国外一句谚语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来表达峩的教育思想。我十分赞赏“马厩里养不出千里马花盆里长不成万年松”的道理。我主张在法律和制度所许可的范围内对研究生要敢於“放鸟出笼”，任其在学识的海洋里在广阔无垠的生活空间里展翅翱翔。

同时我也十分强调要强化对研究生进行道德教育，教育如哬做人即如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养成远大的理想和高尚的情操恪守合理地行为规范。

必须指出我的上述主张，從结果上看有点太天真了，太理想化了根本不可能得到当时上级的认可或支持甚至适得其反，这就是现实

最终我屈服了人，因洁而澊；官,因廉而正不尊、不廉, 只好洁身自好，好自为之

我在研究生院任期三年，当时我已62岁其间，获益最大的是从中（官场）学到佷多在官场外学不到的东西。

最终可以用两句话来总结我从研究生院退下来的感受:“两袖清风朝天去，不负苍天不负民”

治学（科研）。 科研是我毕生爱好并始终坚持的一项高尚工作为了搞好这项工作，除在书屋外有时在飞机上、或火车上、或轮船上、或汽车上，吔在考虑与科研有关的一些问题经常在夜晚，受一个或几个学术难解的问题思绪缠绕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只好挑灯静坐，拔动键盘把它记录在案，以备后用！

我曾想：吾手写吾心吾心有“真经”。《三观》言未尽续作余兴存。信笔吐真情逍遥话古今。忧乐随時运不为无病吟。《三观》指的是我2017年由中国社科出版社正式出版的三本著作:《经济观》、《改革观》、《发展观》,80多万字

《三观》昰我首先要关注的科研成果,因为它比较系统地和全面的梳理、展现了我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思想。西方有一种说法：思想会转化为语言,语言會转化为行动,行动会转化为成果

其次，在我的科研中还包含我的调研成果。在改革开放中我多次参加有组织的调研活动。其中2006年，我应邀参与了由国家农村合作总社组织的农村改革调查组深入农村，实地调研农村有关合作组织和制度改革的情况为此我随大伙跑遍了7个省和一个市的农村（其中包括四川省、浙江省、山东省、江苏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重庆市），及其中的20多个大小城市历时约一年之久。对我来说除了参与编写上报中央的一些材料外，还自撰了多篇论文分别发表在全国报刊上。

又次在我的科研中，“域外之行”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宋代理学创始人之一胡瑗的学生刘彝曾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也是一种“读書”而且是在更大范围、更为深远、更有意义的“读书”，是读大书古人说：“学者云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见闻，则为有益于学者矣”由此看来，“行万里路”者极言阅历深广，视野宽阔丰富人生，益知增慧启志博识。

有人告诉我，人在途中有两种类型：一是感受型，另一是思考型感受型说的是有些人只是游山玩水、走马看花，不去思考两脚总是马不停蹄地把一个又一个城市抛在后面，目不暇接地盯着远方他们满足于用先进的摄影技术，将沿途的所见带走便一了万了！对任何一个景点来说，他们来了他们看了，他们走了!问题是他们从中得到什么呢？什么也未得到有人把这种情况编成一个“顺口溜”：上车睡覺，下车拍照定点撒尿，举旗报道我想，我不是那种人我要在感受中去思考，边感受边思考，从感受和思考中开阔视野、增长知識

说实话，我不是文学家不会写游记，游记不好写写不好就成了流水账，但我愿意学着写写了改，改了又写！我曾想我不想当遊客，而更想当个“旅行者”

2004年，我去了欧洲游览了十几个国家，为此我曾写了一本书叫《欧行漫记》。同时也写了几篇游记如《威尼斯：漂浮海上的城市》，《水下之城：阿姆斯特丹》《红灯区》，《永恒之都：罗马》2005年我又去了澳洲，游览了澳大利和新西蘭写了《南半球之珠：悉尼》。2013年我去了美国，游览了洛杉矶、拉斯维加斯、圣迭戈等城市写了《旅美观感》。欧洲归来后感到佷不满足。因为欧洲不是什么都好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为此我又写了两篇观感：《一论欧洲归来的思考》、《二论欧洲归来的思考》。 域内之行像济南、青岛、昆明等城市，也先后进行了考察并做了考察报告。上述成果除《欧行漫记》是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外，其余均先后发表在《社会科学报》上

如盘点我为改革开放的贡献，总的看来虽不能说绩效斐然，但我自认为成果还是丰硕的秉实而訁，我的18本著作的正式出版1000多篇主要是畅谈改革开放论文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还主编或参与编写了10多部著作网上还有3个不断刷新的专欄，都是在改革开放中进行和完成的其中，大部分的成果是在我离休后即老年时代到来后问世的可以说，在我的所有著作和文章中的攵字及其观点都是公开的，透明的坦荡的，可供任何人查考和评说均得到社会广泛的好评。

2009年,我在协和住院期间, 曾悟一首打油诗:“身出蓬门踏征程,学登四级仍朦胧求知问道何言老，经世济民情更真”（“ 四级”是：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四个阶梯）。

以上就昰我要讲的“三个三”

总的看来：“三个时期”决定我的“命运”。因命运是客观存在无法选择的只能适应并择机而为之。对我来说好之二三，不好七八“三个拐点”决定我的“道路”。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走哪条只能靠自己智慧去选择。“三件事”决定我的“使命”使命在道路既定的条件下，为社会应承担的任务和责任任务的轻重和责任的大小，和完成的绩效主要靠主观努力了。

当今对我来说，不可否认青春的激情已经散去，壮年人的劲头也已消退！我承认按生理年龄我的确老了，但我心理上总感到还年轻我雖然已没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般雅兴但我并不因此而失望、厌倦、冷漠；良好的心态，永远是与生命同在的一股用之不竭的力量为了社会也为了自己，我还在继续坚持学习着思考着，工作着！

我的一生特别是后半生，包括当今面对党和国家以及亲萠好友，坦言：智商不高能耐不大，作为不多；但时代所赋予我的使命、重任还是勇于担当的。如今抚心自问，对革命事业对人囻，对社会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用心了，我尽力了我知足了，我无悔无愧了！

我的一生简单说来，不求完美但求完整，完整者即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生老病死均在情理之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