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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幸福。
金寿山死于小人诬陷，被捕入狱
当时张作霖遭到土匪金寿山的袭击,借道八角台投奔冯1928年底任东省特别区长官,东北易帜后,任南京国民就是查处犯罪,如果我们不能秉公办案,那腐败还怎么
被抢绝了，一定是
当时张作霖遭到土匪金寿山的袭击,借道八角台投奔冯
汪伪汉奸李士群之死 [百度文库] 陈为了取媚于日本,甚至认为“东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国
裸奔的蚂蚁一家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朝统治在东北陷于瘫痪状态,各地草泽当时张作霖遭到土匪金寿山的袭击,借道八角台投奔冯1933年与日寇勾结,在北平(今北京)遇刺身死。 章
与你桐花万里路
他本身就是土匪
当时张作霖遭到土匪金寿山的袭击,借道八角台投奔冯德麟。张作霖、张景惠二人因与张学良相悖,遂在东北易帜后,到南京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之职。“九·一八”
1924年6月,臧式毅奉张作霖之命调回沈阳,接替张学良的东北陆军整理处参谋长一当时张作霖遭到土匪金寿山的袭击,借道八角台投奔冯德麟。张作霖、张景惠二人
张帅麾下大将资料 1 张作相() 字辅臣，一作辅忱。奉天锦县(今属辽宁)人。绿林出身。曾与结拜兄弟张作霖投清盛京将军增祺，任巡防队第一营管带。1915年后，历任陆军第二十七师炮兵团团长、旅长、代理师长。1919年任 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揭秘那些当过土匪的东北抗日名将：东北土匪将军
　　座山雕的原型是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军长谢文东?电影《智取威虎山》热映让这样一种说法流传，很快又被历史学者证伪。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东北的抗日将领很多出身于土匪，不过由于其自身的复杂性，他们大部分被埋没在史料中。　　马占山：就任伪满官员不忘抗日　　马占山()是吉林省怀德县人。1903年，马占山因弄丢地主家的一匹马，被逼落草为寇。日俄战争结束后，清政府招抚“”，马占山带领手下“弟兄”下山接受清政府收编，1925年成为麾下骑兵第二军军长。　　日，在黑龙江省嫩江桥面，马占山率部向日本侵略者奋起反击(史称“”)，被认为打响了武装抗日斗争的第一枪。马占山经媒介渲染成为民族英雄，瞬间红透华夏。有人特制包销“马占山牌香烟”，有人上街募捐“马军长抗日基金”，马家军每天收到慰问品数以吨计。　　人们不知道，此时马占山也面临着诸多选择——日本多次与马占山接洽，劝其放弃抵抗。没过多久，马占山出现在事关建国的“四巨头会议”上，并就任伪满洲国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省长，站到了中华民族的对立面。　　就在人们以为马占山就此走上亲日路线时，他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秘密将2400万元款项、300匹战马及其它军需物资运出城外，继续抗日，并率军队一度攻至农安县城，威胁长春。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命马占山为东北挺进军总司令兼东北招抚。他坚持同共产党人合作抗日，1938年因病到延安就医，中共中央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毛泽东致词，称赞他是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的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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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明星索引:东北土匪座山雕到底有多厉害_文人地理
东北土匪座山雕到底有多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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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无论是小说还是真实的战斗，英雄的出场都需要一个狡猾对等的敌人现身，否则英雄事迹不够突出，也吸引不了观众。
杨子荣最大的对手是座山雕，原名张乐山，出生于清末，山东昌潍人，2岁的时候，随堂叔到了黑龙江。15岁时就...
无论是小说还是真实的战斗，英雄的出场都需要一个狡猾对等的敌人现身，否则英雄事迹不够突出，也吸引不了观众。杨子荣最大的对手是座山雕，原名张乐山，出生于清末，山东昌潍人，2岁的时候，随堂叔到了黑龙江。15岁时就成了土匪，18岁便当上了匪首，叫“大当家的”，有50多年的土匪生涯，历经清末、北洋军阀、伪满三个时期。座山雕和杨子荣都是山东老乡，却在千里之外的林海雪原遭遇。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可一个是土匪，一个要剿匪，注定分外眼红，一决高下。座山雕此匪老谋深算，诡计多端，在匪徒中颇有声望，被称为“三爷”。座山雕有“三绝”，一是枪法绝，枪法如神,百发百中;二是眼绝，走夜路不用照亮，走山路从不转向;三是腿绝，翻山越岭如履平地。一次与日军喝酒盟誓，座山雕担心是鸿门宴，从窗口飞出，从房顶上溜之乎也。能逃过日本人的手心，面对杨子荣，比自己年轻四十岁的解放军侦察英雄，座山雕插翅能逃吗?座山雕十分狡猾，多次和剿匪部队交手都被跑掉了。有一次，座山雕带着两个土匪下山买大烟，被群众发现报告，赶到的时候，解放军从这边村口进去，座山雕刚刚从另一个村口出村，一交手座山雕就进了树林子。遍地积雪，却找不到座山雕逃走的痕迹。地毯式搜索，也找不到他的行踪。按理说座山雕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究竟跑哪去了?原来他当时一看被包围，就嗖地上了树，如同猴子一样，从一棵树荡到另一棵树，从解放军的头顶上跑掉了，简直比飞檐走壁还厉害。其实，就动作和枪法而言，杨子荣未必是座山雕的对手，但是他也有自己的绝活：化装侦察。有一次，他跟当时的副政委曲波，也就是《林海雪原》原著的作者打赌，他化装成一个要饭的老头，从曲波面前走过去，又走回来，曲波居然没认出来。一个瘦高的老头，形状猥琐，但两眼放光，这就是座山雕。就像小说和样板戏里的那样，杨子荣自称是另一个土匪头子“九彪”的手下。杨子荣还用枪逼住了座山雕，但是“八大金刚”等惯匪都在身边，拼起来自己要吃亏。有史料记载，这个时候，杨子荣并不知道眼前这个瘦老头就是座山雕。可以说，狡猾的座山雕伪装成普通土匪蒙蔽了善于化妆的杨子荣。庆幸的是，智勇双全的杨子荣也没被座山雕匪帮认出来是解放军。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座山雕阴险狡诈，一直施计试探，最后杨子荣将计就计，假装恼火翻脸，要去投奔“国军”，因为地盘是座山雕的，让座山雕送一程。路上，杨子荣借口安全起见，把座山雕和所有土匪都捆绑起来。顺利地押下山来，座山雕才发现是解放军的剿匪部队，就结巴地问杨子荣：“你们……”。杨子荣笑道：“不瞒三爷，兄弟是共军侦察员。”座山雕大惊，但是没有办法，只能哀叹“打了一辈子雁，让雁鹇了眼”。杨子荣生擒座山雕这一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海林镇。日的《东北日报》写的《以少胜多创造范例，战斗模范杨子荣等活捉匪首座山雕》。编者按本是一篇论文，但一看，写得生动，还真是挖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有真正的揭秘之趣！张钧：《林海雪原》土匪史实考释长篇小说《林海雪原》（1957）主要依据作者曲波所在部队（牡丹江军区二支队二团）1946年冬的剿匪史实所撰，小说所叙土匪也多采自现实中的北满土匪。近年来，随着谢文东、崔明远、马希山等人抗日事迹的逐渐披露，不少读者深感小说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叙事处置是不公正的。作为研究者，笔者则更为其内含的悲剧性而深感震撼，同时也叹息于当代文学的无力：实则这些“豪杰之士”的动荡人生及其所涉及的宽广社会内容和人性复杂性，足以催生一部类似于《静静的顿河》的史诗巨著，但《林海雪原》却活生生地将之处理成了喜剧。然而，真要以此批评仅有小学文化水平且和“民族叛徒谢逆文东股匪”[①]直接战斗过的团副政委曲波，同样不太公正。故有实际意义的研究仍然在于，现实中这些“乱世豪杰”的悲剧性本事是如何被小说删除、增补并最终“颠倒”为喜剧性故事的？对于这种为了形成某种“对于过去的叙事性组织”而“无可避免地对那一过去造成损害”[②]的问题的研究，不但涉及文学史上不同类型反面人物的叙述“成规”，而且也牵涉到当代文学内部不同文学传统和文学成分之间的“摩擦”甚至竞争。一英国学者贝思飞对中国土匪问题有着迷人的兴趣。他认为，“（中国）公众心目中的土匪形象很大程度受到报刊和历史书籍的片面报导的歪曲，普通的匪帮被认为是嗜血成性的恶魔”，而这不过是持有权力者“希望维持的形象”，而在土匪“残忍的外表后面常常可以发现一个比通常认识的更为复杂的人。”[③]应该说，这是比较妥贴的意见，受到万千读者喜爱的《林海雪原》就明显有“片面报导”和“歪曲”的特征。小说中的座山雕、谢文东、许大马棒、蝴蝶迷、定河道人等土匪往往集残暴、淫荡、狡诈于一身。但考之地方文史资料，这些土匪的真实经历无疑“比通常认识的更为复杂”。所谓“更为复杂”，并非指他们全是与小说相反的道德英雄，而是指这些土匪无论善恶，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包括情欲、感情、愿望、认识的独立而特殊的世界。”[④]遗憾的是，由于土匪自己不能忝身于叙事实践，所以在作为“斗争的过程”的历史记述中，他们不可避免陷入“失败者买单”的尴尬处境，在“一些群体直接地或间接地”“牺牲另外一些群体”[⑤]赢得“历史”的过程中成为“被牺牲者”，从而“失掉”自己真实的声音甚至经历。《林海雪原》不过是其中一例。那么，在小说之外，真实的谢文东、座山雕等有着怎样“复杂”的个人历史与生存逻辑呢？&&&一般而言，与文人想象中的杀人越货、快意江湖不同，民国时代真实的土匪生涯是动荡不安、被社会排斥和高死亡率的。故一个人之成为土匪，往往有着情非得已的压力。这些压力（或动力）来自经济、阶级、民族等多个方面。其中，经济起因最为普遍。对此，蔡少卿、贝思飞持相似看法：“（土匪）来自农业社会，是农村社会周期性饥馑和严重的天灾、战争等的直接产物”，[⑥]“土匪活动是对超出通常能够忍受的贫困水平的反常环境作出的反应。”[⑦]民国以来，因此类“反应”而产生的土匪数量庞大，匪患肆虐，仅“1930年,土匪人数的保守估计为2000万左右。”[⑧]北满土匪也多有类似起因。不过，这种出于经济压力而产生的适应性行为，主要还是就一般土匪而言，而“匪首参与这一活动并非由于暂时的或经常的贫困”，[⑨]如座山雕、谢文东在投身为匪前都是家境殷厚之辈。尤其谢文东于1934年在依兰县土龙山起事时，已经富甲一方，不但有庄园式的房子，且有近百垧（1垧为15亩）土地。这样的富家或大地主之选择土匪生涯，显然不仅在于经济压力。从史料看，座山雕（本名崔明远，年青时入赘张家又改名张乐山）上山为匪，与比较朴素的阶级正义有关：“崔明远因从小受过穷，自己继承老岳父的家产，过上富裕日子以后，经常拿出钱物救济穷苦人家”，“崔明远最瞧不起的就是那些靠剥削穷苦人而过着腐化、奢侈生活的地主大户，总免不了说些鸣不平的话。这时，‘弟兄们’煽风点火:‘三爷干脆我们也组织起来，去偷抢他们的东西。’因此，崔明远便把一些穷苦人纠结起来，自任头目，经常在晚上偷抢那些富裕大户的东西”，“日本人侵略东北以后，崔明远便带着一帮弟兄长期‘占山为王’。”[⑩]而谢文东成为日军头痛万分的“北满巨匪”，既是依兰民众经济反抗的结果，又是民族反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34年1月，日本关东军决定为日本移民开拓团进一步拓展土地，他们在土龙山地区以每垧地一块钱的所谓地价强行向土地持有者进行征购。按当时依兰县的土地价格，每垧熟地约100元左右，这就等于日本人在无偿向中国人抢掠土地，当地的农民和地主都纷纷起来抵制，但日本人开始强行收缴地照”，“同时决定没收各户的枪支，这无疑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在民族压迫的深重苦难中，大家感到只有走武装反抗的道路。”[11]日，时任土龙山区第五保保董的谢文东聚众2000余人暴动，震动东北。谢文东将这支队伍取名“抗日民众救国军”，并将自己庄园付之一炬，由此开始了与日军激烈、艰苦的战斗。此后，这支部队被改编成东北抗联第八军（李华堂部被改编为第九军），谢本人也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林海雪原》所叙诸匪的部分“前史”及其经济、阶级和民族的逻辑。遗憾的是，曲波对此未著一笔。故不少读者知此内情后对小说产生了强烈不信任感。不过，倘若据以上材料将谢文东、李华堂等目为与杨靖宇、赵尚志一样的民族英雄，又不免是缺乏历史眼光。谢文东等与杨靖宇等的区别，不仅在于“一失足成千古恨”与壮烈殉国的区别，而更在于革命信徒与裴宜理所谓“乡村豪杰”（village aspirants）的区别。革命信徒将民族与阶级视作逾越自身生命的价值，“豪杰之士”亦投身民族/阶级反抗，但较之“强化其自身地位的欲望”和“指望从比自己原先所在的村子更宽广得多的世界中获得荣誉和影响”，[12]这种正义追求最终是屈居次席的。这意味着，尽管同是抗日但二者生存逻辑仍然不同。“豪杰之士”到了最后时刻往往还是“现实主义者”：谢文东最终放弃抵抗，座山雕亦曾与日本人会面商谈投降事宜。不过，作为“豪杰之士”，谢文东、李华堂等即便投降后也未完全丧失其英雄情怀。据传赵尚志牺牲后，李华堂一见赵的尸体即号啕大哭：“司令啊，你也这么着了吗，你也这么着了吗？”亦因此故，李、谢二人投降后，都选择了退隐闲居，直到东北光复。亦因为本质上是“豪杰之士”而非信徒，谢文东、马希山等在1945年后国共内战中的人生选择虽然令人惋惜，却是其生存逻辑的必然。“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这种代代不易之则，使谢文东等迅速在日本人投降后的权力真空中卷土重来，并随后选择国民党阵营。对此，现有官方史料以“政治反动”目之，其实不完全准确。谢文东等选择国民党，主要不是因于政治信念，而更多是利益考量。这涉及两层。其一，是匪首投身土匪生涯的传统动机。以劫掠为生本来就不是“豪杰之士”的人生目标，甚至阶级和民族也不构成其信仰。那么，他们更隐秘的内心指向何处呢？对此，裴宜理分析说：“由于国家通常构建最完善的权力范围，野心勃勃的土匪要改变这一运作方式是不容易的。政府吸收匪首参政在传统中国为常见之事。以官职相许的‘招安’之策为历代政府所采纳，以至于许多匪首都把违法事业视为加官进爵的捷径。流行小说《水浒传》可谓尽人皆知的典型范例；招安现象如此见惯，难怪有民谣说‘要当官，拉大杆(即当土匪)’”。[13]事实上，东北近代史上这种“把违法事实视为加官进爵的捷径”的现象屡见不鲜，“光绪年间辽西地区一些胡匪，如张景惠、张作霖等人由匪到官的过程，成为东北胡匪仰慕的典范。”[14]而要“复制”张作霖式的成功，谢文东等当然要集聚人马向当时代表中央的国民党军纳上“投名状”。因此，尽管曾经担任过抗联军长，谢文东、李华堂还是明确选择了与共产党作战。据载：李延禄将军派人给谢文东送去了一封亲笔信，说：“当年我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共同抗日，国民党中央政府说支持我们，但是我们却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一粒粮食和一颗子弹，他们现在利用你来打共产党，你也曾参加过共产党，共产党到底怎么样？你心里应该明白。”……谢文东说：“我已无路可走，再说国民党是中央政府，代表国家，你们共产党都归他管，何况我了，我既受到了政府的委任，就只有听政府的了。”[15]其二，土匪性质的变化。一般人对土匪常有误解，“像‘抑强扶弱’、‘劫富济贫’那样的高调”“所反映的土匪的浪漫形象常常与现实相去甚远。”[16]实际上，为谋求长远安全与利益，土匪群体在由小变大过程中一般都会放弃“劫富济贫”的朴素道德，转而与富绅大户乃至地方官员建立良好关系：“从表面上看，胡匪与地主豪强官僚势力是对立的，但从各地发生的案情看，东北胡匪集团在抢劫中，抢弱不抢强，抢民不抢官，遭抢的大多是中下层粮户、商户，更有甚者胡匪与各地豪强巨富，互相勾结，互为依存。”[17]共产党在东北发动土改以后，这一现象更加严重。当时许多地主、恶霸在“自卫”、“保家”的口号下，纷纷组织“联庄”、“大排”等地主武装。陈云回忆：“北满地主武装很多，且多与土匪勾结。”[18]而这些地主武装被击溃后又多转为土匪，兼之伪满时代的警察、宪兵、特务、官吏也纷纷啸聚为匪，诸种因素使谢文东、马希山部属的成分变得极为复杂。因此，各路股匪反对、进攻主张“土改”的共产党也是必然的。以上两层原因，使谢文东、李华堂等“豪杰之士”主动选择了“反动”立场。&&&遗憾的是，这种理性选择导致了这批“豪杰之士”的“英雄末路”。他们无疑错误地判断了局势，又过于低估对手。共产党准确地抓住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土地问题，因而抓住了大局。而在具体军事上，游击战出身的关内八路是比日军更难对付的意志坚强、战术娴熟的对手。战略、战术的双重劣势，兼之在中央军力不能及的北满地区的事实弱势，使一度人数、装备均占优势的土匪逐渐被各个击破。曾拥众万余的谢文东、李华堂先后被擒，马希山、座山雕等也被追剿得仅剩一二十人。这是《林海雪原》所叙诸匪在现实中的悲剧结局：他们“乱世英雄”的梦想被打得粉碎。然而折戟沉沙之际，他们仍不无豪杰之气。贺晋年回忆：谢文东走投无路之际，仍“对仅有的几个喽罗说：‘弟兄们，别泄气，胜败是兵家常事，当年刘备同曹操打仗，兵败小沛，只剩单骑，走投袁绍，后来还成鼎立之势呢！今天，我们这里还有六个人，江东还有很多弟兄，何愁大事不成？’”[19]虽然回忆文字充满讥讽，但不难看出谢文东最后的“豪杰”情怀。李华堂被俘以后则不愿受辱，因自残而身亡。&&&无疑，《林海雪原》所叙诸匪的人生包含广阔的社会内容与深刻的悲剧内涵，的确可能促成伟大悲剧史诗的诞生，但那无疑要求写作者具有超越“民族与民族、党派与党派、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和仇恨”的“人性的反思”，[20]然而这对于曲波毌宁是难以做到的。这不仅是指他在理论上不易理解何为“人性的声音”，更指他在丧失了杨子荣、高波等战友、目睹众多土匪血腥杀戮后实在再难将他们目为“豪杰”。作为剿匪部队的政治干部，他把土匪视作反面人物，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林海雪原》重构土匪本事的策略与机制。二将“豪杰之士”的乱世悲剧“颠倒”为老幼乐观、人人喜道的盛世喜剧，前提在于将本事重构为故事时对“可以叙述之事”与“不可叙述之事”的策略性控制。沃霍尔认为，研究文学叙事“一是看它们没有包含或不能包含什么，一是看它们的典型特征中包含了什么。”[21]当曲波“更集中，更典型，更具有概括性”[22]地处理真实的土匪本事时，显然存在“包含什么”和“不能包含什么”的选择策略。那么，是怎样的策略呢？在文学史上，反面人物叙述共有三种策略可供选择：悲剧性、正剧性和喜剧性。其中，悲剧性叙述关键在于展示反面主人公“否定的美质”，正剧性叙述则既不凸显其“否定的美质”亦不故意丑化，而是如实呈现其“自己的理想，自己的道德。”[23]无疑，悲剧性、正剧性策略皆符合专业批评者的文学观念，会被认为可以抉发人性的幽微与光亮。不过细考《林海雪原》本事与故事之异，可知曲波另行选择了喜剧性策略。这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通过“假借历史”剔除土匪“否定的美质”，进而剔除了其悲剧再现的可能。应该说，曲波在讲述座山雕、谢文东等匪首故事时面临着技术困难。一则这些“豪杰之士”多有过艰苦卓绝的抗日经历，如马希山曾拒绝日军的高官厚禄。日军抓捕其父母、女儿相威胁，马不屈服，最后日军竟奸杀其女。马则铁血抗战直至东北光复。二则他们广有声誉，此亦谢文东、李华堂能在“八·一五”后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原因。但小说必须将这些人写成万恶丛聚的土匪，这实在颇为棘手。细读小说可以发现，其中几位完全以真实人物为原型的匪首皆以“去历史”方式出场。如小说在座山雕出场时，先描写他那鹰一般的相貌，然后廖廖两句“国民党委了他的旅长要职”就算交代了他合土匪、国民党于一体的反动本质。粗心读者几乎会不知觉间“遗漏”其漫长的抗日经历以及他“在土匪中威信很高”[24]的事实。同样地，谢文东的毁家纾难、马希山的国恨家仇，九彪的连年血战，都“自然”消失。不过，如此“去历史”对于某些过于较真的读者其实不太好交待。1958年，即有读者提出：“座山雕身上集中着东北惯匪的野蛮和残忍。只是作者对于座山雕的存在缺乏必要的交代，尤其是他如何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勾结在一起，缺乏交代。”[25]如此“刁钻”要求毋宁是为难作者。不过，可能已顾虑及此，曲波对现实中并无确切原型的许大马棒与“蝴蝶迷”倒是予以了“充分历史化”。作家不但在小说一开始写到他们制造了“杉岚站惨案”，而且还详述了他们烧杀淫乐的令人发指的“历史”。不过据笔者细察相关史著，北满地区并无许大马棒匪帮。而据地方史料记载，许大马棒确有其人，真名许万海，“世居海林县旧街乡哈达村”，“生四子一女。四子长成后自称许氏四杰”，“许万海好逸恶劳，以打猎度日。时常用皮毛换大烟（鸦片）吸食，家境寒酸，炕无整席，有时甚至揭不开锅，短顿挨饿。”[26]许死于1943年，不曾有土匪经历。但他的儿子许福、许禄后来确实参加土匪并与曲波所在部队在火龙沟激战了三天。大约由于许氏兄弟仅为土匪小头目，正式史料不曾记载。但显然，《林海雪原》关于许大马棒拥良田千垧、活埋70多名劳工等罪恶“前史”的叙述，完全出于虚构。有关蝴蝶迷的情形亦复类似。小说对之作为地主私生女、生性淫荡等“前史”亦述说颇详。但考之史实，东北女匪中并无身世类似之人：东北的女匪也很多，包括涂龙、花蝴蝶、一枝花、大白梨，很多的女匪，所说的女匪往往是生活中遭遇不幸的女人，不是因为婚姻上就是被人强迫进去的，像女匪涂龙是当了个妓女，在妓院被土匪大龙赎出来，一块上山。……（她们）也表现了东北女人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这种敢恨敢爱的性格。[27]曲波在接受姚丹采访时提及蝴蝶迷原型是他所消灭的武装大地主张德震的妻子，不过张妻身世与蝴蝶迷也不相干。那么，曲波为什么放着座山雕、谢文东、马希山乃至涂龙、花蝴蝶那么多的真人真事不写，偏要在两个略近于无的人物身上大费周章呢？显然，这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叙述“成规”有关：土匪既为反面人物，例必应有一段邪恶“前史”。但对广有影响的谢文东、“座山雕”、马希山等，实在不宜于“添加”诸如活埋百姓、淫荡乱伦等骇人听闻的经历。相反，加之于若有若无的人物之上则可说是艺术虚构的天然权力。更紧要的是，将这对男女匪首虚构的残暴、淫荡的“前史”一开篇就“浓墨重彩”地推出，会给读者刻下邪恶的土匪观感。及至后来九彪、“座山雕”、谢文东、马希山等抗日“豪杰”以“土匪”面目登场时，小说又对其“前史”不着一辞。这与其说是追求简洁，不如说是刻意制造互文效果，使读者“自然”地将开篇邪恶史投射到“豪杰”之上。如此则形成了“历史假借”：真实的“座山雕”、谢文东等被迫从虚构的许大马棒、“蝴蝶迷”那里“借”来一份“前史”。而这种“被历史”处境，直接导致“豪杰之士”本有的民族情怀和纵横江湖的气概的消失。“登临意”、“英雄泪”的被“抹擦”，使这些乱世豪杰彻底与“否定的美质”失之交背。他们被抽离所有悲剧内涵，其“英雄末路”的仓惶与荒凉则被“颠倒”为喜剧式的挣扎。&&&第二，通过“抹除”土匪独立的生存逻辑，剔除其正剧性再现的可能。正剧性再现强调如实再现反面人物“自己的理想，自己的道德”，《林海雪原》虽大量描写土匪活动，却并不见其“自己的”逻辑。这体现在四点。（1）对土匪生活基本面缺乏呈现。小说中土匪奸淫掳掠、补给充足、骄横狂妄，实则土匪生活“吃惊受吓，朝不保夕”、“东奔西窜，飘忽靡常”[28]的性质更明显。处于被追剿状态的谢文东、座山雕等更是如此。当时我军选派便衣“专门搜索匪之粮食、牲口，毁掉匪之密营、底窖、寝具、食用具以及御雨御寒的一切东西”，[29]使土匪们陷入人马零散、饥寒交迫的困境。谢文东战至最后五六人时，其部下甚至饿得无力走路。对此小说一句未及。（2）对匪民关系的有意识遮蔽。小说中土匪对民众无不大加杀戮，但现实中东北土匪活动都有一定的“根据地”意识，不会无缘无故烧杀抢掠，他们内部有一套极为严密的绺帮行规，“有‘五清’、‘六律’、‘七不抢’、‘八不夺’之说。其中喜丧事、邮差货郎、走村行医、算命摇挂，鳏寡孤独、大车店、棺材铺等行当，胡子是不能抢劫的，否则会处以极为残酷的绺刑。”[30]他们“有组织”、“有清规戒律”，“兔子不吃窝边草，在远处干回来周济穷人。”[31]因此匪民关系往往较好，甚至“山中猎户大都与匪有关系，或为匪军坐探。”[32]但小说不允许“如实”再现这背后土匪自我保存的现实考量。（3）剔除土匪之江湖义气。“‘侠义’是胡匪所共有的一种性格”，“是胡匪集团往来、个体匪徒相互交往等共同遵守的规范，是匪性的人格化。”[33]曲波也称土匪“慷慨好义够朋友。”[34]但《林海雪原》反复叙写的是土匪之间毫不留情的残杀，如为腾出地堡窝棚，匪首们将30几个重伤的土匪秘密刺死。这种本事改造使土匪赖以行走“江湖”的“义”完全不见踪迹。（4）“忽略”匪首“乱世英雄”的梦想。谢文东、李华堂、马希山等匪首其实多少都有“逐鹿”东北的梦想，至于是投靠八路还是倒向中央，主要是出于利益判断而少信仰考量。故“（李延禄）给谢文东写信就这么说，说是你过来吧，文的、武的随你挑”，“这话说得非常直白”，“就是一种利用。”[35]小说反而不“直白”：当谢文东等被“强扭”到国民党这根“藤”上之后，他们作为“豪杰之士”勃勃燃烧的内心就被封闭在叙事之外。以上两个层面，既有效抹除了土匪自身的生活逻辑，又彻底剔净了其“否定的美质”。因此《林海雪原》的土匪叙述就不再与正剧性、悲剧性再现方法发生纠葛，而直趋喜剧化而去。对其喜剧化特征，学界归纳为“妖魔化-野兽化”。这种特征在本事重构上十分明显。一是外貌形态的有意丑化。小说中土匪皆丑陋不堪，如蝴蝶迷被写成长相“活像一穗包米大头朝下安在脖子上”（如此“令人作呕”其实很难“淫荡”），而据曲波自述，其原型“长得很漂亮”，“穿着丝绒的衣服，带着小手枪，外面披着斗篷。”[36]而小说中阴森可怖的座山雕实际上“个子很高，有2米多”，“高大魁梧的身材很有气派。”[37]二是道德品质的有意恶化。其实“土匪外形并不都狰狞，杀人不眨眼”，[38]不但谢文东等匪首都有过抗日激情，就是一般土匪也多有常人伦理：“土匪对母亲孝顺，对孩子也很爱”,主要的坏处是“弄到钱大吃大赌大吸”，而“土匪老婆多半是很善良的妇女”，如栾平被捕后，“（他老婆）说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吧，我一妇道人家怎么办。给参谋长跪下了，说你能饶他，我认你作干爸爸。”[39]这就与小说中嗜杀、奸淫、抢掠等无恶不作之行为相去较远。后者在匪众溃败期间应该也是事实，但只有“这些经过筛选的事实”“最终幸存为历史事实”[40]的做法，毌宁是策略性安排。在“成王败寇”的现实规则下，曾经铁血抗日、曾经野心勃勃的“豪杰之士”们就被“他者化”了，被剥夺了对自己所作所为的看法。最终，被代之以“颠倒”的胜利者形象——如果说胜利者相貌堂堂、英勇高尚且有丰富内心追求，那么失败者就只能接受其“颠倒”的投影：形象丑恶，道德卑劣，且内心空洞。&&&“妖魔化-野兽化的方式”，兼之对“豪杰之士”自我逻辑与“否定的美质”的双重“抹除”，构成了《林海雪原》本事重构的基本策略。不过，倘若曲波只是懂得如此处理本事材料，那么《林海雪原》就只能是一部拙劣的、缺乏研究价值的“伪现实主义”作品，而不可能赢得万千读者的喜爱。这意味着，策略层面上的本事处理只是喜剧表达的入口，《林海雪原》喜剧性特征的还需进一步考量。三&&&其实，1950年代剿匪小说并不稀见，如《勐铃河边春来早》（林予）、《擒匪记》（史超）、《戈壁滩上的风云》（杨尚武）。这些作品在将土匪他者化、“妖魔化-野兽化”等方面与《林海雪原》并无大异，但它们今天皆已被人遗忘。其间差异因何而生？关键在于营构“惊听之事”[41]的能力高下有别，《林海雪原》在此方面实在有着不多见的成就。如果说，读者从文本中“得到愉悦和享受”是因为与“一套已被认可的类型成规”存在亲缘关系，[42]那么，文化不高、对于“好的文学”的理解只能限于《说岳》等“旧小说”却意外地构成了曲波的优势。这表现在，曲波几乎“自然”地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故事策略之下“埋入”了“旧小说”的喜剧化叙述机制。所谓“叙述机制”，是指作家将“可以叙述之事”重组为完整“故事”所依赖的因果机制。显然，即便是相同本事材料，亦可根据不同因果机制演绎为完全不同的故事，“一个历史学家作为悲剧而编排的情节，在另一个历史学家那里可能成为喜剧。”[43]《林海雪原》的长久的艺术生命，即与其对“旧小说”机制的激活有关。如果说《戈壁滩上的风云》等的正剧化机制在于“（敌我）斗争”，那么《林海雪原》的喜剧化机制则单在一个“斗”字。&&&“斗”与“斗争”具有根本的美学差异。虽然都以冲突的源起、发展和结束作为组织故事的线索，但二者的目的、身份设定和效果预设完全不同。就目的而言，正剧性斗争意在通过对立阶级或善恶双方的冲突展示人间庄严的历史正义或伦理正义，“斗”则指向某种热闹、嬉噱的民间趣味。亦因此，正剧性“斗争”双方身份泾渭分明（新/旧或忠/奸），“斗”的双方却并不必如此敌我对立。它可以是“神魔斗法”（神魔看似正邪分立，娱乐性质则一），更可以是构成“文斗”或者“武斗”的并无实质敌意的双方，如诸葛亮之三气周瑜、苏小妹之三难新郎等。“斗争”最终通向正义的申张或“崇高”英雄的诞生，“斗”则“醉翁之意”不在结果之胜负，而在于“过程”所展示的非常智慧或武力，尤在于以“斗”之繁复多变“动人之听”。后者堪称千百年来中国“旧小说”的“秘诀”。《铁道游击队》、《地道战》、《粮食》等无疑都深谙这种民间的“斗”的美学。《林海雪原》的本事重构，亦是这种“斗”的机制的外现。这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土匪作为“斗”的主体的趣味要求。很难想象以“热闹”为旨的“斗”的双方会是毫无情趣的“主义面孔”，《林海雪原》中的敌我双方，与其说是不同阶级的代表，不如说皆为以曲折之“斗”为目的的“情趣横生”之辈。而要使土匪有喜剧“趣味”，曲波就必然要循守两层“规则”。（1）具有喜剧“趣味”者一定要是大众易于辨识的类型化人物或“围绕着一个单独的概念或者素质创造出来的”[44]的扁平人物。它只具备一种气质，性格也一成不变。从知识分子审美要求来看，此种人物显然不能容纳人性的幽深内容，但这恰是喜剧的要求，“人物性格的细腻和复杂并不怎么受欢迎”，[45]“严肃的或者悲剧性的扁平人物往往惹人生厌。如果他每次露面的时候都得嚷嚷‘复仇！’或者‘我的心在为人类的不幸而流血！’或者无论他的什么口号的话，我们的情绪就会立即沉落下来。”[46]《林海雪原》之于土匪本事的重构正循此而来。现实中，谢文东、马希山、座山雕无疑都极为复杂，但经过重构后，他们的复杂性就“缩减”为类型化、思想就“缩减”为性格。如座山雕的正义、马希山的以身许国、谢文东“豪杰”之梦都被“删除”。而多重、矛盾的性格亦往往被“缩减”为单一类型。这种本事“缩减”在栾平身上很为突出。据载，现实中的栾平是个集淫邪、凶悍、狡猾于一身的狠角色。他在奉天担任伪满警正时以私通抗联之名逼奸著名女艺人乔清秀（因舆论介入未遂），在苇河又残杀当地绿林抗日英雄赵化南：几天以后，栾对赵说有机密的事情要谈，要赵和他到外面说话。赵踌躇不决，栾就将枪丢在屋里，表示诚意。赵觉得在自己山上很安全，而且栾平身材矮小，动起手来决不是自己对手。……两个人沿着山路走，边走边谈，走到一个雪窝处，栾忽然从雪窝中取出预先藏在那里的一根日本钢镐，猛刨赵的头部。……（赵）猝不及防，脑浆崩裂当场死亡。赵死后，栾遂威逼利诱赵旅下山投降，这支抗日武装被瓦解。[47]但曲波在选择“性格”时，将前两项都舍弃（栾平甚至还被写成一个见刀而胆寒的鼠辈），惟“狡猾”一项得到放大并生出无数波澜。（2）反面的“斗”的人物还须含有热闹、可喜成分。他们不单丑恶，且要丑恶到“可爱”程度。事实上，《林海雪原》出版后，其中诸多反面人物如小炉匠、座山雕、定河道人等都曾在读者中引起普遍喜爱甚至模仿。对此，当时即有人批评：“孩子们模仿《林海雪原》里的反面人物，是否他们从心里爱这些人物呢？”“（这些人物）肯定是不成功的，没有起到反面人物的反面教育作用，没有使孩子们对这些匪徒恨之入骨”，“尤其是像‘傻大个儿’那类土匪，真是傻乎乎的，怎么能让孩子们从心底里憎恨呢？”[48]冯仲云亦认为：“小说里面的敌人，也写得过分夸张，一个个古怪离奇，像神话里的妖魔。”[49]实则所谓“古怪离奇”是从现实主义角度要求的，而从大众文艺看，它正是喜剧化的成功：小炉匠、座山雕、定河道人等与其说是“在政治上是以国民党反动派的思想为基础”[50]的阶级敌人，不如说更像是西天取经路上不断出来唐僧师徒（小分队）“斗法”的各路“妖魔鬼怪”。这些“妖怪”丑则丑尔，但不也有浓浓的民间式的“可爱”成分吗？实际上，《林海雪原》之将“傻大个儿”处理为“傻中带憨”不过是顺带一笔，而定河道人的气定神闲、“一撮毛”的奇特造型、座山雕的深沉狡诈，才是作者用心经营的足以达到“热闹”之境的趣味。而且，这些“热闹”趣味还多由虚构而来：定河道人、“傻大个儿”并无其人，小炉匠也是虚构居半，那给人深刻印象的“一撮毛”造型甚至并不长在土匪刘维山的脸上，而是长在曲波战友孙大德脸上。&&&第二，对反面人物作为“斗”的主体的勇的要求。如果“神魔斗法”要达到“热闹”之境，那么它对“魔”的法力或武力就必然有较高要求。这对以土匪为“魔”方的《林海雪原》来说，毌宁极为有利。东北民风剽悍，兼之乱世争杀，土匪中勇悍过人、枪法精准之辈屡屡皆是。对此，小说也有较多实写，如“许家四公子”整天打枪、跑马，郑三炮则是“一杆枪打遍天下”，甚至蝴蝶迷也善使双枪。不过，既是“魔方”，土匪真实勇力的再现必然遭受诸多内在约束。这些约束主要来自大众审美本身，但多少也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介入、“谈判”的痕迹。这体现在两点。（1）勇的道德表述。现实中土匪的勇悍既可用于抗日，亦可用于熊虎，也可能施于无辜民众，但小说专挑滥施于民众的部分残暴事例予以讲述，如“杉岚站惨案”和许氏父子刀劈活人。这种道德处置使其悍勇失却伦理正当。（2）去细节化。丰富、逼真的细节是叙事将主题推进“人心”的必经之途，但较之对刘勋苍、栾超家等各种神勇的反复细节叙写，《林海雪原》对土匪勇的表现是节制的，皆为简述、转述而无细节。实则土匪之悍猛在民间多有流传，如“有一次许禄打猎，子弹卡壳，野猪将他扑倒在地，一口咬住枪口，许禄用脚猛踢猪鼻子，野猪嚎叫后退，许禄重新上子弹，当野猪再次扑上来时，便把枪口伸进猪嘴，一枪打死了野猪。”[51]但如此生猛细节只可以配置在刘勋苍、杨子荣等英雄身上，而不可“如实”地再现在土匪身上。这既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民间要求，更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于认同生产的边界限定。&&&第三，对于土匪作为“斗”之主体的智的要求。在“旧小说”中，诸如蒋干盗书、智取生辰纲、诸葛亮舌战群儒这类“斗智”情节最是机趣横生。而“斗智”若要“出戏”，作为反方的“魔”的智慧就应有相当水准。《林海雪原》在此方面亦有极好的本事基础。实际上，由于东奔西走、危险丛生，东北匪首多长于智谋。如座山雕涉险无数，但往往以狡智获生。1946年冬，“（座山雕）带两个土匪下山买大烟，被群众发现报告”，“解放军从这边村口进去，张刚刚从另一个村口出村，一交手张就进了树林子。等打进去，打死一个土匪，抓住一个，张却不见了，遍地积雪，找不到他逃走的痕迹。地毯式搜索也找不到他的踪迹。直到审俘结束，才明白，张当时一看被包围就上了树，从一棵树荡到另一棵树的高空作业从解放军的头顶上跑掉了。”[52]在高死亡率的土匪中，座山雕的机智、城府绝非常人所及。亦因此故，在当年北满诸匪中实力较弱的座山雕在小说中就上升为“头号土匪”，并和杨子荣展开了波澜起伏的“斗智”大戏。同样因为“斗智”需要，凶悍狡诈的栾平亦只在“狡”上大放异彩。甚至，为凸显“智斗”，小说还特别虚构了定河老道这一“三朝老凶妖”。在小说中，定河老道舌战小分队，气定神闲，游刃有余。但据地方史料看，当地并无此人，神河庙原住持宋羽春亦与小说中宋宝森全不相干，且于1943年12月病故。[53]不过，无论是虚构还是实录，土匪的智同样遵循某种“叙事的约定”：一是被配置上邪恶的道德内涵，二是“魔法”永远低于“神法”，与小分队尽管“棋逢对手”但终究要略逊一筹。以上三层由“斗”的叙述机制衍生的内在约束，构成了《林海雪原》土匪本重构的深层“肌理”。谢文东、马希山、崔明远等乱世“豪杰之士”由此在“斗智斗勇”中被重组、虚构为类型化的趣味横生的人物，承担了现代革命文学中的“文丑”和“武丑”的叙事功能。如此叙述机制，兼之他者化、“妖魔化-野兽化”的故事策略，1946年东北大地上那些“末路英雄”们就从其悲剧命运中被“连根拔起”，被移植到胜利者的喜剧舞台上。在那里，他们不仅失掉自己全部的本事复杂性，而且还以离奇的狡（智）悍（勇）油彩，与英雄们一起为读者上演一场“热闹”大戏。这样的“叙事性组织”毋宁是“下流社会所嗜之若命”者，但亦可能是知识分子深感“不堪卒读者”。[54]“不堪卒读”的原因有二。一，它的确对经典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构成了威胁。这不难理解：倘若土匪与小分队的关系变成了“神魔斗法”，那么“魔”的魅力大有可能让党的意识形态召唤沦为形式。二，它终究以变形方式将集抗日、反共于一身的乱世“豪杰之士”们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这毌宁是谢文东、李华堂等做梦都不曾料想到的。所谓“满街争说蔡中郎”的历史荒诞剧，在年代的中国再度上演。那么，对这样的从土匪本事到故事的重构、从悲剧到喜剧的“颠倒”又该如何评价呢？恐怕新锐评论家和“样板戏”热爱者永远难以达成“共识”。不过，这种相斥而又并存的状态正好表明：无论现在还是过去，当代文学都是一个“谈判”和斗争的领域。[①]《合江剿匪功勋卓著林总司令驰电嘉奖》，《剿匪斗争》（内部资料），黑龙江省档案馆1982年编，第301页。[②]〔波〕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4页。[③]〔英〕贝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徐有威、李俊杰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5页。[④]〔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满涛译，第451页。[⑤]〔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陈恒译，第175页。[⑥]蔡少卿：《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⑦]〔英〕贝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第89页。[⑧]〔英〕贝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第1页[⑨]〔美〕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池子华等译，第83页。[⑩]李义福：《座山雕原是新泰人》，《春秋》1997年第6期。[11]陶伟人：《千秋功过谢文东》，《纵横》2006年第5期。[12]〔美〕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83页。[13]〔美〕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84页。[14]田志和、高乐才：《关东马贼》，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15]陶伟人：《千秋功过谢文东》，《纵横》2006年第5期。[16]〔英〕贝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第161页。[17]田志和、高乐才：《关东马贼》，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18]陈云：《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6页。[19]贺晋年：《忆合江剿匪的几个片断》，《剿匪斗争》（内部资料），第316页。[20]王富仁：《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河北学刊》2005年第5期。[21]〔美〕罗宾·R·沃霍尔：《新叙事：现实主义小说和当代电影中怎样表达不可叙述之事》，《语文学刊》2006年第12期。[22]沙林：《&林海雪原&不是为某人立的传——访曲波》，《文艺报》日。[23]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479页。[24]《曲波同志第一次和演员谈话》(1958)，收《革命的通俗表征与主体建构》，姚丹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4页。[25]洪迅：《&林海雪原&琐谈——读书札记》，《处女地》1958年3月号。[26]金东哲：《海林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624页。[27] 凤凰卫视纪录片：《林海雪原——东北剿匪记（十）》，日。[28]何西亚:《中国盗匪问题之研究》，上海泰东图书局1925年版，第41-42页。[29]《合江军区司令部关于夏季剿匪的指示》，《剿匪斗争》（内部资料），第77页。[30]凤凰卫视纪录片：《林海雪原：东北剿匪记（十）》，日。[31]《曲波同志第一次和演员谈话》(1958)，收《革命的通俗表征与主体建构》，第219页。[32]《依兰剿匪战役总结》，：《剿匪斗争》（内部资料），第199页。[33]田志和、高乐才：《关东马贼》，第16页。[34]《曲波同志第一次和演员谈话》(1958)，收《革命的通俗表征与主体建构》，第219页。[35]凤凰卫视纪录片：《林海雪原：东北剿匪记（一）》，日。[36]姚丹：《重回林海雪原——曲波访谈录》，《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1期。[37]李义福：《座山雕原是新泰人》，《春秋》1997年第6期。[38]《曲波同志第一次和演员谈话》(1958)，收《革命的通俗表征与主体建构》，第219页。[39]《曲波同志第一次和演员谈话》(1958)，收《革命的通俗表征与主体建构》，第214页，第219页。[40]〔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陈恒译，第95页。[4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3页。[42]〔英〕利萨·泰勒：《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吴靖等译，第54页。[43]〔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陈永国等译，第75页。[44]〔英〕福斯特：《小说面面观》，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版，朱乃长译，第175页。[45]〔加〕弗莱:《批评的剖析》，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页。[46]〔英〕福斯特：《小说面面观》，第191页。[47]萨苏：《狡匪栾平》，.cn/sasu。[48]丁林：《我们的共同责任》，《北京日报》日。[49]冯仲云：《评影片&林海雪原&和同名小说》，《北京日报》日。[50]《中共松江省委关于抓紧时间迅速剿灭土匪的指示》，《剿匪斗争》(内部资料)，第34页。[51]金东哲：《海林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624页。[52]萨苏：《我所知道的活捉座山雕》，/p/。[53]《柴河九寨传说：老道庙（河神庙）》，/article183180。[54]管达如：《说小说》，《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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