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是国民党溃败主因---深圳商报多媒体数字报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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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国近代史学者雷颐
腐败是国民党溃败主因
雷颐，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 （资料图片）
深圳商报记者 夏和顺 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是最新中译本《中国的内战：年的政治斗争》的推荐者，为该书写有《推荐序》。上世纪80年代中期，雷颐刚刚进入社科院近代史所时，就读到了美国学者胡素珊（Suzanne Pepper）原版的《中国的内战》，199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引进出版该书，也是雷颐推介的。 近日，雷颐先生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他介绍了《中国的内战》各个版本的情况，并就书中内容及国共内战专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雷颐认为，当代中国版的这个最新译本后来居上，但1997年中国青年版译本功不可没，前者显然是参考了后者。雷颐说，这本《中国的内战》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重要的研究国共内战的专著，要了解现代中国，不可不读此书。 1978年以前研究薄弱 《文化广场》：国民党从大陆溃败，政治家有不同的思考与解释，历史学家也有更多、更不同、更深刻的思考、研究与解释，有关论文、专著指不胜屈。您在本书的“推荐序”中认为，胡素珊的《中国的内战》是其中“最重要一本专著”，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雷颐：这本书对国共内战作了全面的研究，包括政治、经济、国际形势、外交、城市管理等方面,我认为这本书到现在仍然很有价值。作者所谓“政治斗争”，是指国共两党对城市与乡村的经济政策，对贫苦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学生、知识分子等社会各阶层的政策，后者可以称为“社会政策”。国共两党在“政权攻防战”中，彼此不同的各项经济及社会政策，就是广义的“政治”，也是最根本的、最终决定鹿死谁手的“政治斗争”。 《文化广场》：您称它“最重要”，是否还暗含着国内学术界在这个领域的落后？如果大陆学者与海外学者存在差距，那么这种差距是不是由于学术理念和我们狭隘的、封闭的学术视野造成的？ 雷颐：这本书的英文初版是1978年出版的。1978年以前，国内学术界在国共关系、国共内战等领域的研究很薄弱，只是限制在党史范围内，几乎谈不上学术研究。但1978年以后，情况有了很大改观，高华、沈志华、杨奎松、邓野、汪朝光等一批学者异军突起。他们的研究成绩卓著，因此国内与海外的差距正在缩小。但这个话题还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加上档案的开放程度不够，使得有关研究还是受到局限。 《文化广场》：胡素珊在此书1999年再版时，写了一篇长长的“征引文献说明”，几乎是给中国的研究者上了一课。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两岸关系的和缓及学术交流的加强，有关国民党从大陆溃败这一专题的研究会不会有更大的突破？ 雷颐：我觉得，现在这个领域的研究相对比较充分，要作出一点突破已经很不容易，今后要有大的突破我认为也困难。 国民党“劫收”丧失民心 《文化广场》：作者认为政治斗争最终决定军事斗争。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是不是这部书的重要意义所在？ 雷颐：共产党经过8年抗战，力量有所壮大，但在武器装备等方面跟国民党相比差距还是很大；国民党经过8年抗战，在政治上取得的优势更加巨大。毕竟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对列强取得的最彻底的一场胜利，废除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台湾和澎湖列岛被收回，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又是最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的发起国，这些本来都是国民党获得的巨大政治优势。但它没有处理好国内的政治、经济关系，它的优势正在迅速流失。比如说，作为执政党，它没有积极推进宪政民主改革，它助长了贪污腐败之风，到后来它的金融改革失败，通货膨胀加剧，它的政治优势迅速丧失。相对而言，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开始确立，并逐渐占据上风，延安的报纸、新华社宣传自由民主，中共参与、后来领导了抗战时期的宪政运动，这很符合当时知识分子的需求。共产党宣布的新民主主义，要让民族资本主义得到更充分发展，对农民减租减息，分配土地，工人阶级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共产党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巨大的政治优势就这样确立了。 《文化广场》：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的接收变成“劫收”，老百姓“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无法遏止的贪污腐败使蒋介石政权彻底失去民心，蒋经国上海“打虎”最终也只是“打苍蝇”而已，这一史实有何警世作用？ 雷颐：腐败是导致国民党丧失政治优势的关键。在对日本的接收中，贪腐之风盛行，党政军人员只要有权力的，差不多都会去钻营。“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句话形象说明了民心的转向。既无党内民主，更无党外力量的制约，国民党变得更加腐败，蒋经国所谓上海“打虎”只是徒有虚名。国民党在“劫收”中丧失民心，在随后的国共“大决战”中也注定“在劫难逃”。政治财富与物质财富不是相得益彰，一个政权很容易被财富所侵蚀，这很值得后世警醒。 《文化广场》：相对于腐败，金融改革的失败和经济的失控可能是蒋介石政权迅速崩溃的更为直接的原因。假如当时的改革成功，情况会怎么样？ 雷颐：这无法假设，如果当时改革成功，国内形势好转，那中国不就一步步走向自由民主了么？问题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走不出第三条道路 《文化广场》：这本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岁月”，第二部分是“共产党的胜利”。两部分相连接的两章分别是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批评和对共产党的评论。作者大概把民主党派也看做知识分子了。我认为在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中，民主同盟等党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所谓“统一战线”法宝。本书对此论述十分简略，这是否可以视为其不足之处？ 雷颐：这本书里实际上有相当篇幅在论述这个问题，作者反映了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的观点。在中国当时的政治斗争中，事实上还是枪杆子说了算，民主党派没有自己的武装，所以他们不是支持国民党就是支持共产党，实际上走不出一条所谓的第三条道路。这第三条道路其实只是当时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向往的道路。 《文化广场》：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岁月，媒体发动了中国前途的大讨论，最有代表性的是《观察》杂志。梁漱溟认为中国绝不适合西方式的民主，郭叔壬则认为民主不仅是一种政体，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民主政治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在试验中慢慢建立。今天看来，这种争论有无意义？ 雷颐：这是一场没有完结的争论，学术界到现在还在争执这个问题。作为一种政治思想资源，它是很有意义的。 《文化广场》：学生运动是共产党对付国民党统治的最有效手段之一。最著名的是昆明的“一二·一”运动和后来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反迫害反饥饿运动，应该如何看待学生运动在两党政治斗争中的作用？ 雷颐：学生运动跟政治斗争是一脉相承的，这跟民心向背有很大关系。国民党政府因腐败而丧失民心，青年学生对腐败尤其不能接受。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整个社会思潮是左倾的，我们的父辈当年都是很左倾的。比如，资中筠先生当年是燕京大学学生，她就非常追求进步。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的宣传相对于共产党的宣传毫无招架之功，没有任何公信力。比如当年苏联在与中国签订的条约中是有一定的特权的，国民党舆论机器试图说明苏联共产党压迫中国，但它没有这个能力；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的中美之间的条约，共产党说它对中国不平等，人们就信。 哈尔滨和张家口的试验 《文化广场》：胡素珊认为，中国的内战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即开始了，似乎与我们传统的“三年解放战争”的说法不太一致，这应该如何理解？ 雷颐：我们说的“三年解放战争”是从1946年6月国共和谈破裂开始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都盼望和平，其他各党各派都不希望再打仗了，国共双方都不愿意承担先挑起战争的责任。8年抗战最主要的矛盾是民族矛盾，是中国与日本的矛盾，国共也合作了。但日本一垮，国共就开始尖锐对立。胡素珊认为战争不能仅从军事斗争这一方面看，国共内战是从双方政治对立开始的。比如，日本投降后谁来受降当时就成了一个问题，共产党方面朱德发布命令，要求日本军队向八路军投降；而国民党方面则认为，国民政府的正式军队才是受降的主体。从这个意思上，胡素珊的观点有一定道理。 《文化广场》：在正式地、大规模地进入城市之前，中共已着手在张家口等地进行城市管理的试验，《中国的内战》一书对此着墨较多。 雷颐：它对当时共产党如何控制城市提供了经验。此前中国共产党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这本书中有两点是以前的研究者几乎没有注意到的：一个是共产党的农村政策，一个就是它的城市经济政策。以前人们研究这个时期的共产党，主要研究它的农村政策，对城市经济政策真是没有太多关注。这本书里讲了哈尔滨和张家口的试验。现在有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但1978年以前没有。林庭芳：建国60年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优势
――兼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协商制度
日17:05&&&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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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政治主张，也是我党的光荣传统。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四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理论，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对我国政党制度进行了艰辛探索和开创性的实践，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创造了特殊的政治优势。在建国60周年之际，认真回顾和总结四代党中央在领导革命建设中重视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重大贡献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为探索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标志着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初步形成，第一届全国政治政协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正式确立。从此，执政的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一起为致力于建设伟大的新中国而努力。　　（一）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不懈探索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是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代表不同阶级的革命志士前赴后继，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辛亥革命后，中国曾一度仿效西方，实行议会制和多党政治，几年间九出现了300多个正当团体。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文化条件和政治环境，加之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阻挠，多党制并没有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站稳脚跟。从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刺杀到袁世凯胁迫议员选举他为大总统，从曹锟5000大洋1票贿选到黎元洪参加9个政党、伍廷芳在11个政党挂名，各党派斗争，或寄助武力相威胁，或寄助金钱象利诱，一时间乱象丛生、闹剧连连。这种混乱的政党政治，不仅没有带来政治清明、国泰民安，反而由于各党派的争夺倾轧，引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国共曾进行过两次合作，尤其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毛泽东带领全党从理论与实践上进行了努力探索。1935年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一文中深刻的提出了多党派合作的思想，他说，为了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友军&&。1936年他在致&救国会&领导人的信中，直接表达了与各党各派合作的愿望，即&诚恳的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治的组织或个人合作……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1]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一切加入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党派……我们都愿意与之建立长期合作，并给以尽可能的赞助。这不论对于第三党、国家青年党、国家社会党、救国会派或其他任何集团、任何党派，都是一样。&[2]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为我国建立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打下了重要基础。　　为了进一步巩固抗日统一战线，调动全民的抗日积极性，1941年中共中央颁布了10大政策，其中&&三三制&是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原则，即&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应该是：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3]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选举党外人士参加政权，使他们在政权中更好地发挥作用，这是中国革命的需要，也是历史做出的选择。当然在&三三制&中&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4]这是我国多党合作协商制的最初创立，实际上指出了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和各民主党派的参政地位。&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原则的提出与运行，为新中国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协商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责任编辑：赵健(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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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次党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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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鲍罗廷、柳亚子、费正清的观察谈起
日 17:51:27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李景源
　　邓小平讲过：中国的发展道路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在我看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就是以多数人的利益为本位，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从最初发展到现在不断壮大的一条根本经验。今天，在我们纪念建党89周年之际，要认真总结并高度重视这条根本经验。
　　我党的政治优势是怎么取得的？
　　关于我党政治优势的取得，我这里从历史的角度讲两点史实。
　　第一个：孙中山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上发表了一个宣言，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口号。这个口号是他1905年提出“旧三民主义”之后，经过18年的思考才提出的，但一经提出，就遭到国民党元老的集体反对。在这个情况下，他就拿不定主意，到底是发这个宣言还是不发？他就去征求鲍罗廷的意见。鲍罗廷对孙中山说：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确实是中国境内的革命者，它应该能够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它屡战屡败的原因是你们的政党是一个空洞的政党，所谓空洞的政党，就是说所有的社会基础它一概没有，本来工人、农民、小商人和工商业者是你们的社会基础，他们应该是支持你们的、帮助你们的，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但到目前为止，这三部分人都是反对你们的。我刚从前线下来，通过翻译，我就问士兵，你们为什么不打仗、退下来？他们说，农民不给我们饭吃，工人反对我们，工商业者发动暴动、袭击我们。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就是你们作为一个政党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一直到现在，没有提出一项有利于农民、工人和工商业者的政策，所以要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就要提出这类的政策。
　　所以孙中山就在这个宣言里，提出劳动法，保证八小时工作制；提出耕者有其田，要进行土地改革；鼓励工商业者发展民族工业。这三大政策施行以后，经过北伐，国民革命就取得了成功。但是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工人，抛弃了“新三民主义”最核心的东西。也就是因为国共两党在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问题上认识的不同，我们最后实现了历史转折。毛泽东参与了1924年的国民党代表大会的筹备，后来又和邓演达一起从事农民运动，一个是农民部部长，一个是副部长。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孕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最核心的思想，那就是得农民者得天下。他有四句话：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就是土地的问题，谁得到农民谁就得到中国，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谁就得到农民。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实际上就是按照这四句话来进行的。1949年，刚打下南京的时候，毛泽东到颐和园见柳亚子，柳亚子就问毛泽东有什么诀窍，为什么蒋介石失败得这么快，共产党胜利得这么快？毛泽东特别提出来，诀窍没有，如果说有，就一条，那就是人民的支持。通过他的前后思想的变化，他用一句话来总结民主革命的经验，就是“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
　　第二个：就是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了一个“五一口号”，中心思想就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在这个时候，除了青年党、社会党这两个小党派，所有的民主党派全都发表声明，赞成共产党的主张。费正清给美国国务院写的一封信里说：我可以作证，以前强烈反共亲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今都在提出和共产党一致的意见，而大多数美国人也和他们不谋而合。此外，他还说，我花了很长时间来想象，如果我致力于中国，在如此普遍混乱的局面中，我能做些什么？结论是，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我想做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正在做的事情。结论就是，不激进无以成事，就是不搞革命，任何事情都做不成。他特别讲，“在中国只剩下了革命的唯一出路，我在1944年带回华盛顿的主要信念是，中国的革命运动是中国现实生活的内在产物，这种信念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成了我真诚的信仰”。费正清作为一个美国人，作为一个美国的情报人员，而美国在总体上是反对中共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居然信仰革命。他说，“从1943年起，我就认为革命在中国是难免的，年城市经济的崩溃，国民党政权显而易见的腐败和对人民的镇压，更坚定了我的这一看法”。费正清就是因为说了这些话，台湾方面长期拒绝他去访问。到1979年中美建交的时候，邓小平亲自把他请了过来。
　　党的政治优势的核心是什么？
　　学术界有这么一种说法，说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生产，政治学研究的是财富的分配，而哲学、伦理学研究的是财富的分配是否合理。政治研究的是财富的分配，而恰恰在这一点，我们党有优势。我认为，政治观实际上是价值观的核心和根本。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实际上就是价值观的优势、历史观的优势。这个优势体现在党的领导人的讲话当中，体现在我们党的基本路线上。那什么是最大的政治？什么是最好的政治？对此，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解释。毛泽东说：“其实政治很简单，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这就是政治。政治，始终是和多数人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还说过一段话：“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一切都无从谈起。”我们共产党人的政治绝不是仅仅谈政权，不是像陈水扁那样：只要想方设法搞到执政权就行了，可以把“以人为本”、为民众服务喊得震天响，只要把政权搞到手，就可以把这些踩在脚下。我们党谈到政治、执政的问题时，其核心实际上是群众，是讲大多数人利益。邓小平说过：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因为它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共产党的价值观，这个政治观和价值观，恰恰是其他党派无法夺取的政治优势。到后来，什么是最好的政治？邓小平又说：哪种形式能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就采用哪种形式，哪种形式是农民喜欢的，我们就搞哪种形式。改革开放初期，当时万里到安徽，他下去调查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头和一个姑娘蹲在缸里头欢迎他，县委书记就问他们怎么蹲在缸里，结果两个人一站起来就是赤身裸体。在这种情况下，万里讲了一句话：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好的政治；老百姓没有饭吃，就是最坏的政治。
　　我觉得，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政治优势的基点、核心就在这里。从历史观上来说，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主导历史前进、主导历史沉浮的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改革开放后，我们讲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这两个还没有着落，实际上最根本的解放，是人的解放，是人民群众的解放。恰恰是这种解放给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我们党在几次代表大会的报告里都要求把蕴藏在每个人身上的潜能都充分地发挥出来。为了做到这一点，就要把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重视。
　　如何继续保持党的政治优势？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关于中国人民内部矛盾以及和谐状况的调研一直在进行。最近，我看到的一个调研报告中提到影响中国社会和谐状况的问题。我列举两个调研的题目：一个是到底什么因素阻碍社会理想信念？对此，几乎众口一词的答案，第一个就是官员腐败，第二个是分配不均。另一个问题就是对改革开放的主要忧虑是什么？与上一个答案完全一样，第一个是官员腐败，第二个是分配不均。由部分人的腐败导致全社会对整个干部群体失去道德信心和伦理信任，是当前思想观念冲突、信任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这说明，我们的政治优势正在丧失。
　　所以，邓小平在交接权力的时候对新一届领导班子说：我们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我们党从十五大以后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把这叫做“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还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政党”、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近来，中央决定从今年4月开始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我认为，最根本的就是要吸取从中国近代以来这么丰富的经验和教训，真正把唯物史观在党的系统、干部系统中确立起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毛泽东讲，唯物史观就是我们党的哲学根据，就是为劳苦大众打下一块田地。它的历史观就是它的价值观，作为一个党的历史观其实就是当时共产党员的价值观，这两者是合一的。今天我们党还在讲唯物史观，但是我们党的许多党员干部，他们的价值观已经和历史观完全脱节。这方面当然是有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成为人的生存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急速膨胀的工具理性极大地削弱了价值体系，包括思想、伦理、道德等方方面面出现了问题。所以，今天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问题，最终要落实到我们怎样搞好各级干部的价值观建设上。
　　我国的发展路线从最初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发展的价值目标就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友好”。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核心就是这十个字。虽然最开始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是我们国家、民族发展道路、发展理念的问题，可是要把这个道路坚持下去，需要我们每个人在个体价值观方面和我们党坚持的唯物史观统一起来，要不断地把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放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史哲学部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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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以台湾为依托，把海南岛和金门、马祖..
材料一 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以台湾为依托，把海南岛和金门、马祖作为两翼，依恃其海、空军的所谓优势，不仅要保住流亡的政权，更要准备“反攻大陆”。蒋介石提出国民党的政治目标是“反共抗战，复国建国”。他的如意算盘是“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
——刘建武《国共关系七十年》
材料二 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报告
材料三 1976年11月，蒋经国说：“吾人处于今日的恶劣环境之中，不得不以忍辱负重之苦心，来处理许多难以忍受的事。”“吾人如不积极建设台湾，不但无法自卫，而且无法生存。”
——刘建武《国共关系七十年》
材料四 实现统一，就要有个适当方式，所以我们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后，可以正式公布。但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
——邓小平《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
请回答：（1）材料一和材料二在解决台湾和大陆关系问题上的办法有何不同？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根据材料三和材料一，蒋经国的政策与蒋介石的打算相比，发生了什么变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材料四中邓小平提出的实现统一的“适当方式”是什么？后来又有何发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题型：材料题难度：偏难来源：0115
（1）材料一蒋介石坚持反共，准备反攻大陆；材料二周恩来主张平等协商，和平统一。原因：蒋介石代表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周恩来代表人民政府。（2）蒋介石打算反攻大陆而蒋经国竭力保台。（3）平等会谈。后又提出“一国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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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魔方格专家权威分析，试题“材料一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以台湾为依托，把海南岛和金门、马祖..”主要考查你对&&“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等考点的理解。关于这些考点的“档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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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
&对“一国两制”的理解：
“一国两制”中的“一个国家”是指：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两种制度”是指：在祖国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在台湾、香港和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在中国国内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并存，共同发展。首先它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为各方所能够接受；其次，它为以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问题引起的国际冲突，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方式；再次它是中国解决统一问题的基本国策，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国两制”构想的特定含义：前提：一个中国核心：祖国统一两制：两种制度长期存在(在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在港、澳、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主体：社会主义对台湾：比港、澳更宽松，可保留军队一国两制的形成过程：1、酝酿：a.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宣布采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的方针(建议实现三通和探亲旅游)b.1981年，叶剑英谈话《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2、提出：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3、确立及运用：1984年5月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
“一国两制”意义：1、“一国两制”构想是这是没有先例的天才创造，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2、为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供了政策保证，它为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指明了方向。3、为解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式。“一国两制”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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