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未来走向与今天的选择&|&发布日期：&|&nbsp浏览（）人次&|&&|&&]周溯源　摘要：文化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诸如从单一性到多样性、从集权到民主、从束缚到自由、由等级到平等、由封闭到开放、从迷信到理性、从非人道到人道、从保守到进步等等。文化的走向取决于今天的选择，只有遵循规律的选择才是正确的。我们要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提炼出核心价值观，提炼核心价值观应该遵循四条原则，即必须反映社会大众共同的本质追求，必须反映出五千年中国文明的优秀成果，必须吸收西方文明适合我们的进步元素，必须反映当代人的新的创造。知识分子在先进文化建设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文化走向；发展规律；知识分子；正确选择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7－06
　　作者简介：周溯源（1955- ），男，湖北黄冈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网总编辑，编审。
　　关于文化的重要性，现在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越来越重视，达成了共识。过去讲“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现在改变了，文化也创造经济效益。在美、德、英、法、加、日、韩等经济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美国号称世界文化产业帝国，其文化及其相关产业的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已经占到五分之一。日本文化产业的产值1993年就已经超过汽车产业，2004年就已成为仅次于制造业的第二大产业并占GDP的18%。在我们中国，现在也看到了文化的效益，所以现在提出搞文化产业，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思路。有人讲产业化，我不同意，文化不能产业化，因为有些文化项目是需要扶持的，不可能都赚钱，甚至需要赔钱，特别是在塑造人文精神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是需要赔钱扶持的。
　　一、文化的含义
　　关于文化的含义，现在没有一个标准的说法，据统计有300多种定义，最近有一种说法比较一致，文化就是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文化比文明的含义还要宽。因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可以说是文化，吃饭有吃的文化，喝酒有酒文化，养生有养生文化，外交有外交文化，礼仪有礼仪文化。文化是跟人相联系的，只有人才有文化，有人就有文化，只是文化的多和少、高和低、先进和落后的区别。那么如果过多的探究它的定义，现在还恐怕一时难以达成共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继续探讨和发展。
　　二、关于本源文化
　　本源文化就是传统文化，而中国的历史很长，传统文化内容很丰富，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内容。那么，本源文化应该是我国最早成熟的一种文化体系，具体说来就是先秦诸子百家文化，有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农家、杂家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儒家、墨家、法家、道家。
　　儒学的核心概念是“礼”与“仁”。“礼”包括统治制度和行为规范。孔子提倡“克己复礼”，就是恢复周公之礼，诸侯听命于天子，大夫听命于诸侯。孔子又把礼的范围扩大到人际交往和日常生活，每个人都要依据不同的身份地位遵循一定的规范和礼仪。“仁”是爱心，但是受礼的制约。孔子主张君臣互爱，父子互爱。他认为如果自天子诸侯到普通民众都能遵守礼节，又有爱心，以和为贵，就会消除争斗，实现天下太平。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强调“仁义”，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主张统治者要对被统治者实行“仁政”。孔孟主张“仁治”。荀子发展了孔子的“礼”学，主张“法后王”,完善诸侯国现行的制度，达到统一的礼。荀子反对“天命论”，提出“性恶论”。主张对贵族讲“礼治”，对庶民用刑罚。荀子是儒学的传人，又是法家的先驱。
　　法家既反对孔孟的仁治，也不赞成荀子的礼治，主张法治。韩非是代表。他主张不论身份地位高低，一律遵行统一的法令，犯法者都要治罪，不搞法外施恩。法令不要因循守旧，而要依据世事的变动而变化，由君主制定颁行。君主要有法、术、势，权势至尊。举国上下都守法，君主就可实现天下大治。《韩非子》总结了诸子百家关于治国安邦的学说，其完整的法家理论为秦王朝集权专制体制的建立提示了指导思想，也影响了秦以后的政治体制2000多年。
　　墨家的基本观念是“兼相爱，交相利”。它不同于儒家受礼制约的“仁爱”，主张不拘地位身份的“兼爱”。指出战乱的根源在于诸侯只爱自己的国不爱别人的国、家主只爱自己的家不爱别人的家、个人只爱自己不爱别人。因此，墨子主张诸侯国之间、君臣父子兄弟之间、所有不同身份地位的各人之间，都要“兼相爱、交相利”，互爱互利才是天下的“治道”。
　　道家的核心观念是“无为而治”，是老子政治学说的主旨。道家思想源于老子的《道德经》。老子认为百姓穷困难治是因为在上者收税太多管得太多。统治者应该清静无为，顺其自然，方能安定。“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还富含辩证法。它把事物的发展规律叫做“道”，道在物中，支配物的运动。事物由正反两面合成，对立的双方相互依存，没有贱就没有贵，没有下就没有高。对立的双方又相互转化，祸可变福，福可变祸。
　　墨家后来衰落了，道家是出世文化，不占主导，所以几千年来影响最大的是儒家和法家。
　　本源文化中还有其他许多有价值的内容，在此不一一列举。总之，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有不少精华，有批判继承的价值。关于中华民族精神，上古文献《周易》里有两句很重要的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是奋斗精神，永远前进，努力向上，决不停止；厚德载物是兼容精神，胸怀博大，兼收并蓄，包容万物。一个是奋斗精神，一个是兼容精神，这两点一直指导、鼓舞着中华民族向前发展，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三、文化发展的规律
　　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但是这个规律又是人类去遵循的，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体现的。如果什么都不考虑，都不选择，只是顺着走，又变成了宿命论，人就无所作为了，就会“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酒明日休”，听天由命，随俗浮沉。自觉的人、创造历史的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的实践就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是规律性和选择性的统一。选择的高下在哪里？如果认识了规律，遵循了规律，选择就是正确的，就会成功；反之，如果没有认识规律，违背了规律，选择就是错误的，就会受到惩罚，就会失败，导致迷惘。当年治水，禹选择了疏，疏就成功了，大禹就是遵循了治水的规律。
　　因此，我们在讨论文化的未来走向，不能不谈到选择，谈到选择就要谈到规律，谈到规律就要谈到科学，必须唯物，必须求真，必须实事求是。关于文化的发展，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条规律：
　　第一个规律：从单一性到多样性
　　从单一到多样，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就像生命进化一样，由单细胞到双细胞，由双细胞到多细胞。人的智力发展也是从简单思维到复杂思维，文化也是这样的。儒家认识到自然的多样性，老子也认识到自然的多样性，提倡道法自然。自然就是多样性。马克思在他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多么深刻！多样性是互补的，一种事物不可能有多种性质，苦瓜就是苦，是祛火的；西瓜就是甜，是清凉的；辣椒就是辣，是上火发热的；梅子就是酸的，酸溜溜的。甜、苦、酸、辣都有，是互补的，人们只有苦瓜没法活，只有西瓜也没法活，只有各种滋味具备，人类才能生活好。自然界有高山、丘陵与平原，有湖泊与大海，有参天大树与卑微小草，有大朵的牡丹与小朵的茉莉花&&。多样性就是文化的规律之一。
　　第二个规律：从集权到民主
　　集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一个历史阶段。西方学者魏特夫，写了本书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该书认为中国的地理环境缺水，缺水就得治水，治水就要做浩大的工程，浩大的工程要有千军万马，要有千军万马，就必须集权。反过来说，只有集权，才能有千军万马；只有千军万马，才能搞浩大的工程；只有搞浩大的工程，才能把水治好；治好水，中国人才能生存和发展。这是地理环境决定论。但是社会是不断进步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是要求多样化。当有了铁器以后，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就崩溃了，出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生产，不再需要那种原始公社的制度了。个体可以独立生存发展，就导致生产多样化了，可以种水稻，也可以种小麦，也可以种棉花，多样化了。我们现在是家庭联产承包，实现了经济民主，不再听队长一个人的指挥，有自己决定种田的权利，也可以不种田，出去打工。由集权到民主，到现在民主还在继续发展。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些在前进，有些在停滞，总体在发展。依靠科学技术带来的变化，想停下来也做不到。像网络，就是自由的，开放的，人人都是播音员，人人都是记者。言论自由发展了，有人说这是挑战，我说这是进步。不要什么都说是挑战，它是进步，它对旧的东西是一个否定，说它是挑战，就好像是跟你过不去，势不两立。我们应该适应这个进步，然后再加强管理，就会活而不乱。
　　第三个规律：从束缚到自由
　　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生物界是自由的，候鸟可以从南飞到北，也可以从北飞到南，鱼在水中也是自由的，鸟在林中也是自由的。人是万物之灵，应该是自由的。但是在奴隶制度下，在封建社会里，人是不自由的，连思想都不自由，这是人的悲哀之处。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人有人身的自由，有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可以在你这个厂工作，也可以在另外一个厂工作，相对封建制度来说是历史的进步。现在人才流动了，也相对自由了。现在不少单位的员工实行聘用制，他找到好的单位，说想走，就可以走。当然，你可以靠事业留人，靠感情留人，靠环境留人，靠适当的待遇留人。如果员工找到了更好的单位和工作，你不能阻挡，也阻挡不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规律，那就欢送他去，希望他发展的更好，如果那里不好，欢迎他再回来。这就是从束缚到自由。我们现在的很多改革，就是变得越来越自由了。
　　第四个规律：由等级制到平等
　　必要的等级，有合理性，但是把等级制绝对化，一切都是为了等级，那就是走向了极端，就会妨碍社会的进步。像我们过去讲民主集中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最终是集中，领导拍板决定。在定下来之前是有一些反复的，反复的过程就是实行民主的过程。看现在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就体现了平等的发展。过去开会分台上台下，台上是领导，台下是群众，现在是圆桌会议，圆桌会议就看不出等级，谁也不比谁大。过去吃饭都是桌餐，讲座次，同时吃，现在有自助餐，自助餐就显示出平等与自由。张三可以吃米饭，李四可以吃馒头，王二可以吃面条，也不分座次，这就平等自由了。另外，现在信息的传播，有了互联网，世界变平了，不是旧的宝塔式的了，现在的很多信息不是先从部长传到司长，司长到处长，处长到科长，而是同时得到，甚至一个普通人可以比部长得到的速度还要快。这是文化的变化，信息的变化，是科技技术带来的发展，没法阻挡的。
　　第五个规律：由封闭到开放
　　在古代社会，在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以前，世界是分散的，国家之间很少来往。但是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后，就把世界变成了一个统一的市场。有了资本主义制度以后，才有了世界史。国家之间相互联系，不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清朝想封闭，闭关锁国，但是行不通，必须打破你，你不接受贸易也得接受贸易，要么是和平接受，要么是耻辱地接受。当你开放以后，开始是耻辱的，吃了很多亏，但是愈往后得到的好处会愈多，文化会进步，文明会进步，物产会丰富，技术会提高。有了鸦片战争，事后才有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搞起来之后，洋东西都进来了。所以说，搞封闭是不行的，封闭应该向开放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做出的开放政策是英明的，这个战略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高。“六四”以后，有人提出来，同西方国家减少往来，留学生要减少。在上层发生了分歧，是封闭还是继续开放？是减少还是增加？最后开放的意见占了主导。不能因为一个事件去违背规律，如果我们在世界大潮主流之外，实行封闭发展，那是一种倒退。
　　第六个规律：从迷信到理性
　　最初是迷信，慢慢理性增多，过去因为知识有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都有限，所以迷信的很多，那么现在理性的逐渐多了起来。包括宗教本来是有迷信的，但是宗教的理性现在也增多了。今天谈论宗教，如果仅仅还是说精神鸦片就不全面，有鸦片的一面，麻醉的一面，但是还有理性的一面。笔者曾到台湾考察，考察台湾的中华传统文化，看到台湾的佛教现在还是很多的，佛教的慈善事业做得很大。我到了佛光山，同星云大师有一个座谈。他说，在世界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他们佛光会的会员，总数有几千万人。他的书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佛光山显得非常气派，我就问他：“星云大师，为什么您的佛教事业做得这么大？影响这么大？”他回答：“比我聪明的人有很多，比我执着的佛教徒也有很多，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我这么成功？我跟他们的区别在于一个字：无，就是没有的意思。别人都追求财富、名利等很多东西，我只追求一个无，什么都不要，什么都没有。佛光山数亿财产谁要拿就拿去。这个地方成百上千间房子，没有一间是我的，我手上也没有一分存款。我就是本着一个无字，才发展到这么大。”由此可见，他的佛教思想，有很多理性元素。古代老子的思想，认为大无便大有。那些贪官之所以会垮台，今天要这个，明天要那个，觉得老不够，还要贪一点，最后就垮台了。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无，就是星云大师的高深智慧，也是他成功的真谛。所以他的佛教事业、慈善事业做了很多，哪个地方有困难，他就到哪里去，救人、赈灾很多，每年都是数亿元。佛教帮助老百姓很多东西，劝人向善，劝人要有敬畏之心，不论是男还是女，是官还是民，不能为所欲为，要有理性，要遵守道德和法律，要避恶行善。所以说，宗教也不全是迷信，也有很多理性的成分。信佛的人也可以吃荤，这就是理性的发展。
　　第七个规律：从非人道到人道
　　这个社会的规律，也反映在对犯人的惩治上。过去有挖眼、刺面、断指、剁脚、割耳，还有腐刑割生殖器，死刑有五马分尸，有凌迟，还有挖心，很残酷。随着文明不断进步，现在没有这些刑罚，有的国家还废除了死刑。中国的死刑曾经用刀砍，刀又有不同，有快刀和钝刀，快刀死的痛快，钝刀砍下来非常痛苦，戊戌变法六君子就是在北京菜市口用钝刀砍死的，死也让你死的很痛苦。后来又改用枪毙，现在又改用针刑，痛苦渐渐减轻。看守所的条件也在不断地变人道，有的修得非常漂亮，很阳光的，不是给人阴森森的感觉。以人为本，这在奴隶社会就提出来了，但是没有做到，资本主义也提出以人为本，也没有完全做到，现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也提出以人为本，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但是究竟以谁为本？以全体公民为本，还是以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为本？还在讨论。总而言之，社会不断地往前发展，不断地变人道，不断地变理性。笔者认为，我们共产党人今天主张的以人为本，应该是以全体公民为本。这与惩处坏分子并不矛盾。因为坏分子破坏了以人为本，他杀人，他强暴，把他制服掉，就是捍卫以人为本。现在我们社会的公共服务，只要你遵守法律，都是给予服务，不管是亿万富翁还是无产阶级，都不分，都提供服务。
　　第八个规律：从保守到进步
　　倒退也有，但是倒退是暂时的，局部的，想全面倒退是倒不了的。我们看看历史，辛亥革命实现共和之后，袁世凯想回到帝制，只做了83天的皇帝梦，最后北洋军阀都不支持他，他倒退不了。张勋想复辟，皇帝的寿命更短，12天就滚出了故宫。所以，想倒退终究倒退不了，还是要往前走的。另外，今天有人提出来恢复繁体字，在全国“两会”上提出的，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倒退主张。我写了一篇文章，“论汉字再简化”，认为不但不能恢复繁体字，还可以再简化。港澳台是繁体字，为了便于交流，迎合他，恢复繁体字，然而港澳台对繁体字也觉得烦。香港就有专家呼吁要用大陆的简体字，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联合国，都用了简体字。在社会追求高速高效的今天，恢复繁体字，是历史倒退，所以得不到支持。
　　上个世纪后期，毛泽东同志在晚年犯了发动文革的大错误，再后来东欧苏联都垮了，于是，我们原来的信仰发生了塌方。今天，我们究竟以什么样的思想理论，让中国人来填补信仰的空白呢？西方的东西进来了，后现代主义进来了，也有人提出来要用儒家文化作为指导思想。包括季羡林先生，他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必须以儒家文明为主导。1988年1月，在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国际大会上，获奖者提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中国人怎么看？中国人对此争论不休，意见不统一。2011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扩建完工以后，把孔子的雕像放到历史博物馆的前面，长安大街的南侧，于是乎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有人质问：这是什么意思？斜对面就是毛泽东，是不是要用孔子来取代毛泽东，换句话说是不是要用儒家思想取代当代的马列主义？好多人写信抨击文化部，你们想干什么？其实，文化部也不一定想用孔子取代马列，只是想突出孔子的地位，毕竟他是第一个伟大的圣人，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客观历史。但是不行，后来只好搬回到历史博物馆里面了。这说明倒退很难。你可以继续研究儒家的东西，弘扬儒家的优秀文化传统，如果全盘接过来，像封建社会一样，以孔子思想为指导，已经不可能了。
　　以上是我总结的八条文化发展规律（当然远不止这八条）。那么文化的发展一直到现在，都体现了这些规律，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去违背这些规律。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知识分子的责任
　　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四大块：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第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同理想；第三，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第四，坚持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这个体系很完整、很全面，但不好记，好多人包括一些干部和研究员都说不清，工人农民理解就更困难了。然而，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很简洁明了，那就是“三纲五常”，臣以君为纲，子以父为纲，妻以夫为纲，仁义礼智信，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好懂好记好操作。
　　那么资本主义也有，自由、平等、博爱、人权，也就是七八个字，三四个关键词。我们这么大的体系就不好记忆，所以必须要提炼出核心价值观，得有几个关键词，不然的话，社会就没有统一明确的规范。那么，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曾经想搞，但是不成熟，没有统一，于是各地自己搞，北京有北京精神，上海有上海精神，江苏有江苏的，浙江有浙江的。终归总体必须搞出一个东西来，所以我们社科网今年发起一个征文，凝练核心价值观的关键词，收到了不少文章。我们在“征文说明”中提出，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遵循几个原则：第一，必须反映社会大众共同的本质追求。不是部分人的追求，更不是少数人的追求，也不是零碎的追求，而是本质的追求。价值观是为人服务的，为人的发展服务的，离开人的本质就搞不成了。第二，必须反映出五千年中国文明的优秀成果。因为是中国，中国又有五千年的历史，有许多精华，不要都当成垃圾扔掉，得把好的东西挑选出来，然后加工制作。第三，必须吸收西方文明适合我们的进步元素。我们的价值观要跟人家交流，要反映一些共性东西，不能自话自说。第四，必须反映当代人的新的创造。当代人的智慧有新的创造。对于新的创造要反映出来，不能停留在过去。只有反映这四个方面以后，这个提炼出来的核心价值观才是先进的，才是有生命力的，才能取得最大公约数，获得最广大公民的认可，才能推广开来，传承下去，从而推动社会健康有序良性地发展。
　　核心价值观既有引导政府的，也有引导普通公民的，所以说，选择要遵循以上原则。今天的选择决定着明天的未来。无疑，社会的进步必须靠全体公民，但是要有领导人，有主心骨，有先进分子。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社会上有先知先觉的人，也有后知后觉的人，还有不知不觉的人。2010年8月中宣部长刘云山同志提出来，要“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自觉，知识分子首先要自觉，要像孟夫子说的，当今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也！要有这么一种担当意识。
　　知识分子应该胸怀坦荡，要勇于做开路者。当然个人的力量很卑微，社会真的太强大了，有时候说真话还得不到好报，还受委屈，甚至还遭受灾难。你检举腐败分子，结果自己被关进了监牢；你说皇帝的新衣是假的，结果说你是傻瓜。自古以来总是有这样一些人，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自己的奉献，甚至牺牲生命。毛主席当年说过，屈原如果不被流放，继续当官，就写不出《离骚》。知识分子有时候吃些苦，受些罪，可以使他为社会做出独特的贡献，这就是代价。就像农民种田要流汗一样，知识分子要拿出成果来，也要付出心血，付出代价，包括被误解的风险。这就是你的价值所在。你的代价越高，你的价值就可能越大，你在社会上、历史上获得的尊敬度也就越高。价值不仅仅是当时的衡量，还有后世的衡量；不仅仅是领导者的衡量，还有民众的衡量。“金奖银奖，不如群众夸奖；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选择的方向务必正确，只要你是为了民族的进步，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众的幸福，即使暂时被误解，终究会得到公正的评价。
　　因此，我们在今天的现实当中，不能随波逐流，不能人云亦云，不能不负责任，不能只考虑自己的私利。每年“两会”的人大代表，如果代表讲话只是站在他个人部门的角度说话，石油部门的代表要涨油价，住建部门的代表要提高房价，电力部门的代表要提高电价，教育部门的代表要提高学费，等等，那就不能叫“人大代表”，是“部门代表”，因为你不站在全民的角度和立场讲话。如果提出本部门要降低收费，这才叫“人大代表”。当然，并非要一概反对提价，为了综合平衡，有的提价也是正确的。国家社会科学院应该设文化研究所、教育研究所、医疗卫生研究所、能源研究所等等，因为社科院比较超脱，没有部门利益，可以站在全民的角度考虑问题，为国家建言献策。而那些实业部门的代表，往往有本部门利益的羁绊和局限。
　　总之，未来的文化走向取决于今天的选择，今天的选择首先取决于知识分子的选择，知识分子的选择中，那些先进知识分子、居于领导岗位的知识分子的选择尤其重要。希望多出一些思想家、理论家、战略家，多出一些社会良知，只有这样的人多了，我们的文化前景才能光明灿烂，我们社会的进步才能又好又快！
The Future Trend and Present Choice of Culture
ZHOU Su-yuan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Press, Beijing 100720,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follows certain rules, from unicity to variety, from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to democracy, from restrains to freedom, from hierarchy to equality, from closure to openness, from superstition to rationality,from inhumanity to humanity, and from conservativeness to progress. The future trend of culture is determined by present choice, which can only be right when it follows the rules. We should extract the core value out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which should obey the following principles, namely, the reflection of the pursuit of the mass, the reflection of the achievements of China&s civilization, the advanced element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the new creations of present people. Meanwhile, intellectuals should play their rol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dvanced culture.
　　Key words:
right choice（编辑：彭凤平）[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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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城市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海上保险法诞生地？
09-01-14 &
世界各国有关保险的渊源众说纷纭。 据古史文稿的引证和推论，远自奴隶社会起，已有互助救济的群体方法和活动。约在公元前四五世纪，古埃及的石匠曾采取集体扶助办法，帮助石匠及其亲属解决生活困难。古希腊也有由宗教信仰相同的人或同行业的工匠集体采取救济受难者的方法。古罗马的丧葬互助会，以参加者按规定交纳的摊款，支付会死亡后焚尸和坟穴的费用。古马勒斯坦对被盗或被野兽吞噬的牲口，采取由群体的牲口饲养人共同负担损失的办法。公元前20世纪，古马比伦（Babylonia）时代，国王曾命令僧侣、法官及市长等，对其所辖镜内居民征收赋金，以备救济火灾及其他天灾损失之用。公元前10世纪，以色列（Israel）王所罗门（Solomon）对其国民从事海外贸易者，课征税金，作为补偿遭遇海难者所受损失之用。这类各种为个体和群体利益所采取的救灾和补偿损失方法，已开始孕育了保险的胚胎。 海上保险起源最早，导源于14世纪。当时，意大利的借贷盛行于各都市，因其条件苛刻，利息惊人，双方都负有大的风险，盈利与承担风险责任的比例悬殊，素有冒险借贷之称。逐渐传达至腓尼基（地中海东岸古国今黎巴嫩、叙利亚一带）和古希腊船舶与货物的所有者。凡接受资本主的高利贷，当船舶及货物安全到达目的地，即须偿还本金及利息；若中途船货蒙受损失，则可依其受损程度，免除借贷关系中债务的全部或一部，由于借贷利息极高，约为本金的1/4或1/3，后被教会禁止。以后便逐渐改用交付保险费形式，出现了保险契约或保险单。在地中海一带城市开始有了从事草拟和撰写保险契约的专业人员，意大利热那亚商人在日签发的船舶航运保险契约是迄今发现的一份最古老的保险单。 这一世纪后半期爆发的两次英荷战争中，英国与荷兰的贸易遭受严重打击，尤其是1693年史密那商船队（Smytna Fleet）全部覆没，英国及荷兰的商人与保险业者损失巨大，加深了人们对海上保险作用的认识。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反复酝酿成立实力较为雄厚的保险机构，进一步完善保险制度，为发展保险事业进行了组织准备。经英国皇家特许批准专营海运保险的英国皇家交易保险公司（The Royal ExChsnge Assurance Corporation）和伦敦保险公司（London Assurance Corporation）先后成立。当时法律规定，禁止再有其他公司经营海上保险。这两家公司曾一度垄断了英国保险市场。 另一方面，个人保险业者，不但未受以上两公司垄断的影响，反而深感有设立保险交易中心的必要。如由私人保险商组成的劳埃德保险社（Lloyd's）（今译&劳合社&）组织崛起，它原由爱德华劳埃德（Edward Lloyd）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开设的咖啡馆起家。 以其地处伦敦市中心，吸引海陆贸易商人、船主、航运经纪人，保险商等光顾，逐渐成为交换海运信息，接洽航运和保险业条的活动场所，进而成为伦敦海上保险业集中活动的总会。1871年由议院通过了《劳合社法》。劳合社向政府注册，取得法人资格，并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劳合社会（The Corporation of Lloyd's）已发展成为英国海上保险的中心。日《伦敦报》刊登的一则广告中，第一次披露伦敦塔街的爱德华劳埃德咖啡馆为联系地点。因此劳合社便以这天为创始纪念日。迄今已有300余年历史，成为国际保险业历史悠久和最有影响的保险组织。 火灾保险起源于1118年冰岛设立的Hrepps社，该社对火灾及家畜死亡损失负赔偿责任。 17世纪初德国盛行互助性质的火灾救灾协会制度，1676年，第一家公营保险公司--汉堡火灾保险局由几个协会合并宣告成立。但真正意义上的火灾保险是在伦敦大火之后发展起来的。日，伦敦城被大火整整烧了五天，市内448亩的地域中373亩成为瓦砾，占伦敦面积的83.26%，13200户住宅被毁，财产损失1200多万英镑，20多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灾后的幸存者非常渴望能有一种可靠的保障，来对火灾所造成的损失提供补偿，因此火灾保险对人们来说已显得十分重要。在这种状况下，聪明的牙医巴蓬1667年独资设立营业处，办理住宅火险，1680年他同另外三人集资4万英镑；成立火灾保险营业所，1705年更名为菲尼克斯即凤凰火灾保险公司。在巴蓬的主顾中，相当部分是伦敦大火后重建家园的人们。巴蓬的火灾保险公司根据房屋租金计算保险费，并且规定木结构的房屋比砖瓦结构房屋保费增加一倍。这种依房屋危险情况分类保险的方法是现代火险差别费率的起源，火灾保险成为现代保险，在时间上与海上保险差不多。1710年，波凡创立了伦敦保险人公司，后改称太阳保险公司，接受不动产以外的动产保险，营业范围遍及全国。 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英、法、德等国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机器生产代替了原来的手工操作，物质财富大量集中，使人们对火灾保险的需求也更为迫切。这一时期火灾保险发展异常迅速，火灾保险公司的形式以股份公司为主。进入19世纪，在欧洲和美洲，火灾保险公司大量出现，承保能力有很大提高。1871年芝加哥一场大火造成1.5亿美元的损失，其中保险公司赔付1亿美元，可见当时火灾保险的承保面之广。随着人们的需要，火灾保险所承保的风险也日益扩展，承保责任由单一的火灾扩展到地震、洪水、风暴等非火灾危险，保险标的也从房屋扩大到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19世纪后期，随着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火灾保险传到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在海上保险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一度包括人身保险。15世纪后期，欧洲的奴隶贩子把运往美洲的非洲奴隶当作货物进行投保，后来船上的船员也可投保；如遇到意外伤害，由保险人给予经济补偿，这些应该是人身保险的早期形式。 17世纪中叶，意大利银行家伦佐.佟蒂提出了一项联合养老办法，这个办法后来被称为“佟蒂法”，并于1689年正式实行。佟蒂法规定每人交纳法郎，筹集起总额140万法郎的资金，保险期满后，规定每年支付10%，并按年龄把认购人分成若干群体，对年龄高些的，分息就多些。“佟蒂法”的特点就是把利息付给该群体的生存者，如该群体成员全部死亡，则停止给付。 著名的天文学家哈雷，在1693年以西里西亚的勃来斯洛市的市民死亡统计为基础，编制了第一张生命表，精确表示了每个年龄的死亡率，提供了寿险计算的依据。18世纪40-50年代，辛普森根据哈雷的生命表，做成依死亡率增加而递增的费率表。之后，陶德森依照年龄差等计算保费，并提出了&均衡保险费&的理论，从而促进了人身保险的发展。1762年成立的伦敦公平保险社才是真正根据保险技术基础而设立的人身保险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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