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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程千帆之诗，沈祖敝 ――兼驳刘永翔君赵 益■钱锺书评程千帆之诗“野野狐”，是戏谑之语，还是有心之论？ ■沈祖敝恃鞘苤谕舳故俏饷罚■钱锺书如何评价沈祖敝剩浼颜呤欠穸辔饷贰暗愦堋敝剩
　　2006年秋，因为某种机缘，翻阅了不少关于近现代学人的掌故笔记，其中有刘永翔先生的《钱通》一文（载其《蓬山舟影》一书）。读后发现其中文字大有不当之处，遂在所撰《“钱学”已成清谈之助？》（刊《中华读书报》日）一文中给予了批评。时隔半年，刘永翔先生发 表《钱锺书?程千帆?沈祖薄芬晃模ā段幕惚ā日），对本人进行回应。但刘先生的答文不仅回避根本性的问题，尤且进一步违背事实，甚至刻意转移话题，无端引申，颇有障人耳目以自遁之嫌。由此，本人不得不就刘先生的回应再作辩驳，以正视听，并待世人公断。 　　　　　　　　　　　　　　　　　　程千帆 1　钱锺书评程千帆之诗“野野狐”？默存先生对同辈的月旦之评与戏谑之语，被一些人奉若至宝，以为哗众之具。
　　拙文批评的是刘先生《钱通》一文第四十八条。姑再录其条全部文字如下：
　　子钱子曰：“程千帆之诗‘野野狐’（吴语“胡乱而作，勉强成篇”之意，较北人语“凑合”更带贬义），其妻沈祖敝噬允ぃ晃牌浼颜叨辔怫陌驳愦苤剩醋憧湔婷嬉病！保ā杜钌街塾啊34页）
　　拙文的批评主要是四句话：“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故作笺释，代人言事”。刘先生或以为“峻厉”，但若出于公心、本乎事实，语虽激烈，当亦不失为救弊之道。
　　先看“故作笺释，代人言事”一评，此乃就其文前半部分记钱氏评程千帆语之后所加“笺注”（即上引刘文中括号内之语）而发。
　　括号中的文字既然是刘先生的手笔，又附于他人语下，称之“笺释”，自是事实。《钱通》一文五十条，无论是“采于道途”，还是“聆于钱府”，除三处标明文献出处，一处注人名，一处解释南戏剧名外，均未另附按语，独有此一条刘先生亲加疏论，此不是“故作”，又是什么？钱先生既然未说过此话，那不是刘先生的“代言”，又将焉属？前辈先生戏谑评骘之谈，用得着别人去“我注六经”吗？“钱迷”们拾其咳唾、发其私语，收集轶闻、爬梳异论，但是不是由此就有权利成为槐聚先生的法定代言人？！
　　刘先生振振有辞地辩解说他对“野野狐”的解释没错，显然是未明拙文话锋所向。当然，也有可能不是真不明白，而是故作未知，以逃避失于忠厚之讥。
　　昔日学者，其为人处事、论学衡文，大抵都是对前辈尊重，对后辈提携，对同辈则“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又常以善意的“不服”，达于切磋砥砺之效。就默存先生率性谐趣之谈而论，正如我在《“钱学”已成清谈之助？》中所说过的，“钱锺书先生以非量之才，颇好臧否人物，固然有其狂放不羁的个人性格因素，但也可以说是古代名士风度的一脉相传，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即闲堂老人（即程千帆，编者注，以下同）当面受之，想亦不以为怒而反以为喜，至多付之莞尔、心有未服而已。”近几十年来，世态丕变，传统断裂，前辈先生的风范固已久湮不存，而其行事准则，也已为今人所不晓了。所以，像默存先生对同辈的月旦之评与戏谑之语，才会被一些人奉若至宝，以为哗众之具。等而下之者，更将前辈先生的风雅掌故，转为低俗谈资。仅仅如此倒也还罢了，但如果进而发人私语，故作深解并作诛心之论，就不能不允许他人站出来说话。刘先生被默存先生誉为“温克醇厚”，要是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那我就实在也不准备再说什么了。
　　至于闲堂先生的诗作究竟如何，此乃论文评艺之事，虽世有定评，刘先生自也可以去发表个人意见。不过，尽管槐聚先生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但却不一定是一切学术研究与文艺欣赏的终极审判者，刘先生说诗论词，大可不必事事“疏不破注”。当然，刘先生“槐下拜钱”，以《管锥》、《谈艺》为圭臬，也是刘先生的自由，可是文艺批评毕竟仍有其基本准则在，若一味强搭瓜李，牵强附会，亦不免堕入浅妄一类。本人于诗学固未能略窥堂奥，但也不禁认为像刘先生那样以“小结Y”为务，斤斤于《闲堂诗存》中的几处韵律是否严整、几句对仗是否工稳，“侧重成章之词句，忽略造艺之本原”，实在不见得高明。而莞盍选⑺烙谘韵拢悠先生名句“有斜阳处有春愁”之“斜阳”、“春愁”直解为“日本军国主义”、“国难”，不免又令人觉得刘先生也就只擅长运典属对，很难说是懂得比兴讽的。“权龙襄”云云，出意命笔与切磋诗艺之道相差太远，就更不值得一驳了。
2　沈祖敝恃Ь烤乖ㄔ春巫裕沈祖敝恃А笆苤庇谕舳壬笆浪仓薄
　　拙文“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之评，乃就刘先生《钱通》此条后半段记钱氏言沈祖贝示饷贰暗愦堋倍吧允ぁ痹圃扑
　　首先要指出的是，《钱通》此语与论程千帆诗的戏谑评点之谈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否定“毅然愿人亡而词留”的一代词人的作品为其人“真面”，不能不说是一项十分严厉的指控。按照无罪推定原则，谁主张，谁举证，刘先生既然在《钱通》一文中单单“主张”（无论是以谁的名义）而不“举证”，别人就不能没有怀疑的权利。
　　人心不古，已非一日，本人不会为此而“长太息”。这里我只想就事论事，看看我的怀疑与刘先生的回复究竟孰为有理。
　　刘先生首先是说我“犯了一个逻辑错误”，认为“博闻强记的人不会说错话”是一个“荒谬的大前提”，言下之意，是认为钱先生也会说错话，就像程先生记错了夫人的生年一样。刘先生又进一步申说道：“至于槐聚先生，他尽管博闻强记，却从未以一贯正确自居，《管锥编》、《谈艺录》的不断订补足以为据。”是，刘先生说得不错，再博闻强记的人也会出错，钱先生是人而不是神，自亦不能免俗。但我的怀疑并非是出于逻辑推理，而是建立在子先生真实的词学渊源以及钱先生知道不知道此一授受关系的事实之上。假如能从逻辑上证明不是钱先生说错，就是刘先生记错，那么一切也就不用谈了。
　　刘先生显然是非常清楚这一点的，于是又进行了一大段的“考证”，首先是根据子先生自述，得出子先生“不忘所自，言必称汪、吴二师”；又据张春晓女士的叙述，考出沈先生词学“受业于汪东、吴梅两位国学大师”；最后又据《吴梅日记》，指出沈、吴早自1932年即有交往，“师生感情非常融洽”。但不幸的是，刘先生的考证既远非精博，尤属无的放矢。
　　拙文哪里否定了吴、沈二人的师生关系？吴梅自1922年至1937年，均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任教（其间曾兼光华大学、金陵大学课），曾担任中央大学中文系一至四年级的《词曲概论》课，所以我指出子先生1934年9月方入金大研究班，正是特别强调她在1934年以前就读中大时就上过瞿安先生（吴梅）的词曲课。刘先生费尽心机地“考证”出“子先生根本不是1934年9月考入金大研究生班以后才向瞿安先生问学”，不能证明我“网漏吞舟”、“数典忘祖”，而恰恰说明了刘先生自己需要补课。一位是中文系的教授，一位是中文系的学生，他们的师生关系还需要特别说明吗？！中大数位才女发起词社“梅社”，点绛唇沈祖薄⑽鹘挛舅厍铩⑺樵⑵胩炖钟问俚热顺Ｗ餮偶浯首飨群笥肾陌病⒓拟至较壬赖悖殖Ｓ胧谝抵钍ψ魑木浦幔悦鹘柿终乒实娜硕寄苋缡艺洌遣恍枰窳跸壬茄偃シ臁段饷啡占恰返摹
　　拙文指出子先生“词学乃受知于汪东而非吴梅”，也根本不是否定吴、沈的师生关系。“受知”与“受教”、“受业”、“受影响”义不相同，刘先生学养兼深，想必不会不明白这个简单的常识。如果说特别拈出子先生“受知”于寄庵而非瞿安就意味着对“受教”、“受业”、“受影响”于后者的否定，那只是刘先生一个人的逻辑。
　　问题的关键是：在汪、吴两位老师之间，子先生的词学究竟渊源何自？“受知”于汪东，是否“世所共知”？
　　子先生不忘师恩，这是为人弟子的起码准则，但并不能作为学术渊源的证明。师法路数，也不能以一般师生关系与师弟感情为定。三四十年代的南京，中大、金大两校大师云集，并多相互兼课，而两校学生遂得转益多师之幸，先后就学于中大、金大两校的子先生更不能例外。闲堂、子夫妇与瞿安老师的感情一直很好，1938年双方逃难之际，犹在不断通信，互致殷勤。事实上，子先生与汪辟疆先生的师生情谊，也不亚于与汪寄庵之情分，但这些与词学授受，究为二事。在学术渊源的问题上，显然是不能“乍睹形迹之貌，武断骨肉之亲”的，否则“与以猫为虎舅、象为豕甥、而鸵鸟为骆驼苗裔，何以异乎？”（《管锥编》，页440）
　　子先生“有斜阳处有春愁”为寄庵先生所激赏，方致力于词，此不仅“世所共知”，刘先生自己也未能否定。闲堂老人述其事最详：
　　1932年春天，这个性格沉静的苏州姑娘在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汪东先生讲授的词选课的一次习作中，写了一首《浣溪沙》：……（词略）。汪先生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在一个少女笔下有如此微婉深刻的反映，感到惊奇，就约她谈话，加以勉励。从此，她对于学词的兴趣更大，也更有信心了。（程千帆《沈祖毙〈罚冻糖Х蜃毖Ъ恰罚
　　子先生于1949年编《涉江词》时致寄庵先生函有曰：“《涉江词》此次重编，以《浣溪沙?有斜阳处有春愁》一首开卷，盖祖背士尉硎保源舜饰壬停甲τ诖剩窳芯硎祝允驹ㄔ此浴！保ㄍ舳都拟炙姹省罚虾Ｊ榈1987年）清晰明确地表达了自己词学授受。闲堂先生则屡云子先生“夙从汪先生学”而不道瞿安，其《涉江诗稿跋》曰：
　　子席芬先德，自小能文。洎入南雍，受业于汪寄庵之门，深受激赏。遂从先生专攻词学，卒以倚声名海内……。
　　闲堂先生与夫人伉俪情笃、同心共命，遂能记“传灯”之绪，而不为泛泛之谈。寄庵先生自己亦云：“余女弟子能词者，海盐沈祖钡谝唬小渡娼省反楹Ｄ冢洹兜祷ā贰读俳伞分钽祝又谩堆舸杭分校覆豢杀妗！保ā都拟炙姹省罚┐擞胛饷芬蕴乒玷拔恃У茏拥谝蝗耍ㄖ模暮醪煌Ｍ粝壬泊游慈衔悠先生可以入于瞿安门下，《寄庵随笔》述吴梅有曰：“吴瞿安治南北曲，稍究声律，自大学设词曲课。瞿安遍历南京，所教甚众。弟子有声者，如任敏中、卢冀野、王玉章等皆是”，又云“圭璋亦瞿安弟子，专力词学。”显然，“所教甚众”与“弟子有声者”不可划上等号。同时，汪先生从不讳言对子的知爱，并以知音自许，“顾以祖背鲇嗝牛谟治侥苤浯收撸四嗳簟保ā渡娼市颉罚侄陨虼式辛讼钢碌钠牢觯劣小敖苑绺窀呋仙蜓省Ｎし胍畔欤缭谌思洌磺晡薮俗饕印敝铩６陌苍蛴1939年3月去世，尚不得见子先生沉咽弥哀之变。汪旭初先生为太炎门下二妙之一，词学亦有深造，有《梦秋词》传世。子先生于1937年以后“国忧家恤，萃此一身”，词境得以精进，“短章神韵，直欲胜蓝”，寄庵先生尝云：“余尝年馀不作词，沈尹默以为问，遂戏占绝句云：绮语柔情渐两忘，茂陵何意更求皇，才人况有君家秀，试听新声已断肠。”其时本师既不能代为“窜点”，况他人乎？！相反，倒是子曾代师作赠答，《寄庵随笔》有云：“冯若飞获《明妃出塞图》，乞余题《高阳台》词。词成，若飞甚喜，不知亦祖贝鳌！蔽羧沾τΤ晡淖郑堑靡獾茏硬话臁７泊酥种郑拟侄宰悠先生的知赏，夫复何疑！汪、沈之词学授受，时人早有定论，章士钊题《涉江词》二首其二曰：
　　剑器公孙付夕曛，随园往事不须云。东吴文学汪夫子，词律先传沈祖薄＃渡娼省犯街罴姨庥剑
　　钱仲联先生《近百年词坛点将录》，定沈祖蔽鼗坌且徽汕囔枞铮⒁酝舳浒呕⑼跤ā兜憬肌纷捎1983年，钱氏之例，当时生存人概不阑入），亦特标示渊源。其评语曰：“子，女词人，出汪旭初门，能传旭初词学。”近人施议对、刘梦芙从文艺批评角度论析《涉江》诸作，对此一近代词史上的授受关系，均无异辞。至此，子先生的词学渊源究竟若何，是否“世所共知”，已经不需要再费词章了。
　　槐聚先生知道不知道此一事实呢？舍弃一切拟测，不妨仅以基本事实说话。抗战军兴，钱先生自欧洲返国后，主要活动地是云南、江西与上海，而程、沈则主要是在四川，1949年前是否见过面，很难确知（钱1979年致程信中有“契阔以来，忽忽将三十年”之语，然所指具体时间不详），故建国以前情况姑且不论。解放后至1977年，政治风波不断，更谈不上论词衡艺，此亦不论。但1977年子先生因车祸去世，闲堂先生陆续刊其遗著，大约是在调到南京大学工作后的年间，油印《涉江词稿》五卷，并在第一时间寄给了钱锺书。槐聚先生于日复信有曰：“顷复拜子夫人遗集之赐，忻慨交心。文情如是，而不得稍假年寿，吐欢愉之好音，咏昭苏之盛世，岂造物之忌才乎，直欲搔首而问青天矣。公收拾整齐，斯文不坠，潜德有光，伉俪之敦，亦足风薄俗也。容当盥诵，一洗尘襟，先此祉谢。”（见《程千帆沈祖毖Ъ恰罚笾萑嗣癯霭嫔纾1997）此油印本含《涉江词》甲、乙、丙、丁、戊稿（尚未包括《外集》），前弁汪东之序，后附章士钊、沈尹默等十一家题咏。钱先生即使不赞同沈尹默“昔时赵李今程沈”的评价，至少也能体察汪东“唯余能知”的知赏，更不会不看到绝大多数作品作于“七七事变”之后。既然如此，“吴瞿安”云云，又从何谈起？
3　沈词佳作是否经过吴梅“点窜”？
　　沈词三个时期虽各有风貌，然以后期亦即1937年以后词作为胜，“其佳者”又如何能为已经作古的瞿安先生所“点窜”？
　　现在可以和刘先生讨论最重要的问题：瞿安先生改过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学生的课堂习作，也批点过“梅社”的词作，当然还与子先生等弟子情意甚洽，但沈词是否经过吴先生点窜，哪些作品经过点窜，是否经点窜而后“稍胜”。本来，“点窜”的指控是刘先生引起的，应该由刘先生举证。但刘先生刻意回避，我只能举出反证，对其谬论一一驳斥了。
　　刘先生的答文除了据《吴梅日记》中记录的吴、沈交往情况进行推测之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于是便在行文谋篇上玩弄一些技巧以淆人耳目。通过“考证”吴、沈有师生关系来偷换主题，已见前述；而在沈词是否经过吴梅点窜的关键问题上，刘文又避重就轻，故意忽略《涉江词》各词的创作时间，将吴梅1939年即已去世的事实一笔带过。然而在事实面前，刘先生“流于扪摸虚空”之评，恰恰可以用来还治其身。
　　瞿安先生逝世于1939年3月，自此以后，当然“子先生的词稿中就决不可能再有瞿安先生的改笔了”。那么问题的核心也就很清楚：传世的《涉江词》中，有多少作品作于1939年3月以前？
　　子先生1949年手订的《涉江词》甲、乙、丙、丁、戊集，共收有1932年春至1949年春词作凡408首，其中甲稿起壬申（1932）至庚辰（1940），共64首，仅占全稿约15%（1982年《涉江词》初版为389首，其后《沈祖笔始吩蛟霾怪408首，但《甲稿》64首的数量前后无变化）。甲稿中，开篇《浣溪沙》“芳草年年记胜游”作于1932年寄庵先生课上，自不待论；《菩萨蛮》四首作于1937年避往屯溪以后；《临江仙》八首以下，无论是从作者自题还是作品内容上都可以断定作于1938年入川以后（参观程千帆先生笺注及乔以钢、陈望衡、施议对、刘梦芙、叶嘉莹、张宏生、张春晓诸家论述）。由此，甲稿中可以从创作时间上明确断定作于瞿安身后的即有近五十首。通览甲稿，《浣溪沙》“芳草年年记胜游”以外，仅有《曲游春?燕》、《曲玉管?寒蝉》、《水调歌头?雨夜集饮秦淮酒肆用东山体》、《霜花腴?雪》、《高阳台?访媚香楼遗址》、《高阳台?雨织清愁》七首属于寄庵先生所云“肄业上庠，覃思多暇，摹绘景物，才情妍妙”之作。
　　据尉素秋回忆，吴梅词学概论课上所布置的习作，以锻炼技巧为主：
　　吴师则担任一至四年级词曲必修和选修课程。一年级的《词学概论》一开始，规定每两周填词一首，限制很严，尽选些僻调、难题、险韵。他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作诗只作五七言绝句，填词只作几首浣溪沙一类的东西，不会有成就的。”他虽逼得紧，批改起来却很认真，朱墨鲜明，连圈点也一笔不苟，和印出来的一般。（尉素秋《词林旧侣》，载《程千帆沈祖毖Ъ恰罚
　　从学习的角度说，吴先生的意见非常正确，其训练亦颇严谨，对子先生打下良好的基础功不可没。前述《甲稿》七首在南京时的作品中，《高阳台?访媚香楼遗址》是子先生参加中大老师社集之作，《绿意?次石斋韵》为赠答友朋之作，可以不论。《曲游春》、《曲玉管》、《霜花腴》或算僻调，有可能就属于这些课堂习作。然而有具体要求的课堂作业（汪东的词选课，则重在文艺欣赏，习作当亦不作形式限制。参前引尉素秋文），毕竟难以产生抒发真性情的作品，至少很难能成为佳作是可以肯定的，故子先生手订词稿时删汰殆尽，仅留数首而已。
　　子先生既“于其少作，删除独多”，故闲堂先生于其殁后辑《涉江词外集》，所收“定稿时所删汰者”凡104首（程千帆《沈祖笔始沸颍展偶霭嫔纾1994），先交《词学》刊布，又于1994年附于《沈祖笔始贰Ｆ渲写嬗凶悠先生1933年至1936年在南京所作共25首，其中包括一首1935年“步霜师韵”的《齐天乐》。此一部分所以被删芟，除了作者自己“壮悔少作”的选择标准外，大约与老师寄庵先生的评点也不无关系。在这25首中，大部分都有寄庵先生的批评如“用意须力避重复”、“微嫌单薄”、“恐四声有宜酌处”、“稍弱”、“欠妥”等。无论这25首与瞿安有无瓜葛，它们毫无疑问不能算作是沈词之“佳者”，这一点怕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更何况，《外集》最早刊布于《词学》第八辑，出版于1990年10月，而刘先生进谒槐聚先生则在1985年。其时钱先生既尚未睹见《外集》，自亦不能为刘先生道之。
　　汪东《涉江词序》有曰：
　　余惟祖彼拍昀矗嘤腥洹７狡湟抟瞪镶裕级嘞荆』婢拔铮徘殄睿势浯邱喝灰允妗ｅ试馐腊宓矗即苁庥颍侨獾蛐恢矗几纠氡鹬校羌倚簦痛艘簧怼Ｑ灾虼ゼ苫洌阒蛴形锤剩俱采胍鳎ㄈ∽杂鳎势浯巧蜓识喾纭？苣研模讨嵋尕选Ｕ稳栈担裆占琛Ｏ蛩酵诨指粗笳撸の莼谩＜右匀踔噬撇。馄谎铮榻箸菜迹汲苫议拢势浯清６职А＃ㄔ亍渡娼省罚先嗣癯霭嫔纾1982年）
　　寄庵先生之评，知人论世，剖析精微，实堪定论。毫无疑问，沈词三个时期虽各有风貌，然以后期亦即1937年以后词作为胜。作者取“涉江”为集名，寓意具在，更不待言。对此世无异辞，刘先生自己也是承认的。既然如此，“其佳者”又如何能为已经作古的瞿安先生所“点窜”？
　　实际上，除转移视线外，刘先生的答文早已技穷。最后只有采取釜底抽薪之法，凭空断言槐聚先生对前后沈词之评价，独与众人“酸咸异嗜”。甚至不惜“强联吴越”，用钱先生独不喜《浮生六记》、《蒹葭楼诗》等毫不相关的事例来作无端牵合，以证成己说。这种移花接木、割裂逻辑真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刘先生也不想一想，如此一来，就必然“证明”钱先生独以前述七首“肄业上庠”之作为《涉江》之佳，此将陷钱先生于何地焉？不欲贻人之讥，抑亦难矣！
　　钱、程、沈三先生俱已往矣。三位先生中，以子先生遭遇最为坎埃跻郧逶逯牛闵售悖醇腹羌倚簦秃跻簧恚欢Ω镏螅治坝遗伞奔沂舸谷辏饺肭迕髦溃诡痉衫粗觯黹庵螅袒乖馐艿揭恍┲猩擞敕贪５」苋绱耍乙蚕嘈抛悠先生不过付之于一笑，正如闲堂先生所说的，“世界上有一种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别人，却从来不想从谁那里得到什么报答的人，祖庇Φ彼闶瞧渲兄弧！鄣鍪芩娣郑蚶锝椒叛劭怼！湃兄膊换嵋蛭承┤嗽谒吧砗蠖灾还锝锛平稀！辈还凡⒉换嵋蛭收咧扯ス磺惺欠巧贫瘢战嵩谒拿骶嫡占卸聪晕抟拧
原载：《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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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学习和研究《文心雕龙》的――在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规划会上的发言杨明照193119802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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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艳阳天》杨守森内容提要 本是以“阶级斗争”为主体框架，突显着“极左”思潮印记的《艳阳天》，其客观内容与浩然的创作初衷并不完全一致。因得力于作者对当时农村现实生活的深切体验与了解，小说中实际隐含着人性异化、宗法意识、极左思潮、诗意情怀之类超越了政治背景的深层内涵。至今，这部小说之所以仍能得到许多读者的推崇与喜爱，或许正是与这些深层内涵有关。
关键词 艳阳天
极左思潮多年来，对于浩然的《艳阳天》，我的内心深处一直存在这样一种困惑：这部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出发，图解农村阶级斗争，且主要人物萧长春是符号化、概念化的作品，当然是有严重问题的，但却又深为其中某些方面的魅力所吸引，甚至不时生出重读之欲望。仅以个人的阅读经验来看，在建国以来的农村题材小说中，能够达到如此程度的尚不多见。值得深思的是，这似乎并非我一个人的感受，１９９９年７月，在《亚洲周刊》主办的“百年中文小说百强”评选活动中，《艳阳天》榜上有名，居第４３位，在当代大陆小说中居第７位；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在《北京晚报》组织评选推荐出的“建国５０周年10部优秀长篇小说”中，也名列其中。这表明，在当今海内外许多读者的心目中，《艳阳天》亦仍占居重要地位。一部明明存在严重缺陷的作品，何以会有如此生命力？为了索解其中之谜，近日，我再次潜心阅读了这部长达150余万言的小说，体悟如下：作品虽以“阶级斗争”为主体框架，但自幼生活在农村，真正属于农民出身的浩然，在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生活特别是农民心理的谙熟、体验与理解方面，毕竟有着自己的优势，正是得利于这一优势，作者不仅成功地刻画出了马之悦、马风兰、马连升（马大炮）、马同利（弯弯绕）、马连福、马利本、焦二菊、把家虎、孙桂英等另外一大批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更为重要的、也是本文拟着力探讨的是，在客观展示的人际关系与生活场景中，隐含着人性异化、宗法意识、极左思潮、诗意向往之类超越了当时政治背景的深层内涵。正是这些深层内涵，突破了作者自己预设的蕃篱，甚至背离了作者的初衷，从而使之具有了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等同类题材之作难以比拟的复杂意味。
一、人性自尊与权欲异化
在《艳阳天》中，作者是以1957年中国的“反右”运动为背景，力图通过以萧长春与马之悦为首的两派势力之间的争斗，表现当时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与两条道路的斗争。但从小说展示的客观内容来看，则很难让人得出马之悦们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如在作为小说核心事件的“土地分红”风波中，无论是积极参与闹事的中农马大炮、弯弯绕们，还是其他某些“落后分子”；也无论是站在前台打头阵的队长马连福，还是幕后主谋马之悦，就他们的初始动机而言，都实在难以看出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
如作为闹事骨干分子之一的马大炮，想的只不过是：自己入社的时候土地多，就该多分点麦子。如果仅凭工分分配，他就吃大亏了；弯弯绕想的也是：干部们应该照顾照顾他这样的中农，给中农一点“自由”，让中农过一过发家致富的好日子。这顶多可以说成是一种小农意识，是一种自私心理。而这样一种自私心理，本是具有普遍人性意味的，是与政治性的“阶级斗争”没什么必然联系的。另如马连福的老婆孙桂英的参与“吵闹”，就更与政治毫无关系了，小说中明确交代的是：这个女人就是喜欢发火，喜欢吵，但她发火的目的性总是不很明确，她的喜欢吵，主要是因为：“吵一吵，总是比冷冷清清的热闹一点儿”。而身为贫农，入社的时候土地少，原本不应赞成“土地分红”的队长马连福，之所以坚决地站在马大炮等人一边，并不顾一切地在会议上公开与萧长春闹翻，也主要是因为：自己是队长，本已表态同意了“土地分红”的方案，如果反悔，“往后还怎么跟社会说话，这个队长当的简直不值个狗屁钱了。”
特别需要分析的当然是“土地分红”的主谋者马之悦。其实，与马连福相同，马之悦力主“土地分红”，亦分明有其另外并非意在反社会主义的深层心理动因。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福山曾借用黑格尔的有关见解指出，人是有尊严的，每个人都有“获得认可”的欲望，都相信自己具有一定的价值，“当其他人用较之为低的价值来对待他时，他便自然产生愤怒的情绪”，甚至会驱使其为名誉而进行殊死的血腥战斗（《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自视甚高的马之悦，之所以煽动“土地分红”，之所以与萧长春等人展开了一系列的争斗，很大程度上，便正是缘之于这样一种失去尊严的愤怒与痛苦。小说中写道：马之悦极为珍惜自己那个“老干部”的光荣招牌，以及大伙给予他的荣誉、权力、尊严与地位。他曾对马立本说：“大叔在东山坞支这个摊子是一天的了？吐口唾沫一个丁，说什么不算数？”但马之悦没有想到的是，只因生产救灾时错走了一步棋，他的支部书记职务就被撤销了。好歹保留了个农业社副主任身份的他，在东山坞的地位变了，昔日的尊严大受挑战了。特别令他难以忍受的是：在他眼里，还是个孩子的焦淑红，竟也敢当面顶撞他了；连名声不好的弯弯绕，也敢当面讥讽他，冲他发脾气了；甚至连自己的老婆马风兰，也这样挖苦他：“主任还是副的，屁味儿，挂牌子的，跑龙套的，驴皮影人，由着人家耍。共产党是领导人，人家姓萧的领导你，你也吧哒吧哒嘴，品品滋味儿，从打姓萧的上了台，人家拿眼A你没有？信不信由你，反正你这个空名目也顶不长了。你在人家手心里攥着，想圆就圆，想扁就扁，人家不是傻子，容你这个眼中钉，肉中刺啊？迟早得把你压到五行山下，让你彻底完蛋！”最使他痛彻肺腑的一次经历是：乡党委书记王国忠来东山坞指导工作时，竟当着他的面这样安排：“正好，党支书、团支书，还有一个副主任，都在这儿，咱们先就便研究研究。”对名声与尊严异常敏感的马之悦，第一反应是：“党、团支书，最后提到他马之悦，把马之悦放到最后边了，连个黄毛丫头都不如了。”“虽然自己也在共产党的花名册上挂了这些年的名字，虽然也掌握过东山坞的印把子，真正给共产党效过力，也自认为是一个有资格、有历史的老干部，但是，这全是假的，全是自作多情，人家谁也没有把马之悦当成他们的人，自己也没有把自己放在他们中间；这个天下，自然不是马之悦的，自己是寄人篱下，是俘虏，是囚徒……。天昏地暗，他好像发觉自己的躯体在萎缩，变小，从一个顶天立地的大汉，变成一个渺小的小人物了。”面对自己的处境，马之悦虽然也曾生出过看穿了的念头：“人世间不过是这样乱七八糟。不过是你讹我诈，你争我夺，争夺一遭儿，全是空的。胜利者是空的，失败者也是空的，毫无价值。”但马之悦毕竟是马之悦，他实在不甘心过一种窝窝囊囊，受人摆布，有他不多，没他不少，潦潦草草的日子。为了自己的尊严，他决心要抗争了，他要为权力与尊严而抗争。
在马之悦看来，置他于狼狈之境的关键因素，当然是萧长春。是萧长春压过了他的风头。马之悦本来估计，尽管他受了处分，但凭他在东山坞的群众威信，过不上几个月，缺乏根基的新任支书萧长春，不是被大家挤掉，就得自动下台，这个支部书记还得请他来当。但出乎他意料的是，萧长春的群众威信越来越高了，自己则越来越受人冷落了，“围着萧长春转转的人多了，萧长春这台戏唱起来了。”马之悦明白，要恢复自己的尊严，首先要夺回自己的权力；而要夺回自己的权力，就必须首先搞垮萧长春。这，无疑才是马之悦煽动“土地分红”的真正动机。在小说中，浩然亦正是这样真实地揭示马之悦的内心世界的：“马之悦摸准了这些人的脾气，庄稼人只看眼前利，不算拐弯的账，这个时候，谁要主张多分给他们麦子，谁就是天大的好人，就会朝这个好人的身边靠拢；这个事情一办成，跟农业社散心的人多了，打击了农业社，也是打击了萧长春。”也就是说，在马之悦内心深处，打击农业社，不过是手段，而打击萧长春，才是目的。这一点，连弯弯绕都看出来了：“萧长春与马之悦两个人坐卧行走一切等项，都可以用四个字概括：争权夺势。”
东山坞暴发的那场“土地分红”风波，马之悦与马连福当然是应负直接责任的关键人物。但正是透过这两人的内心世界，可以明确看出，他们主要是出于维护个人自尊之目的，而并非是为了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马之悦的目的，无非是要借助支持“土地分红”，赢得土地多的人对他的信任和支持，从萧长春手中夺回一把手的权力，重振自己在东山坞的威望，恢复自己原有的人见人敬的地位。马连福之所以不顾一切，在社员大会上公开挑战萧长春，说到底，也是要扳回自己作为队长能够“说了算”的尊严。如果借用福柯的见解，我们或者不妨可以说，马之悦、马连福们，更为看重的，拼力争夺的实际是与自尊相关的东山坞这块地盘上的“话语霸权”。值得注意的是，在《艳阳天》中，这种与权力相关的自尊，其实不只见之于马之悦，也同样体现在作者正面刻画的其他人物身上。如萧长春对马之悦的不满，最初便是因意识到马之悦“有争权夺势的野心，想借这个机会打击人。”萧长春所说的马之悦要打击的人，当然首先是他自己。正是与这样的意识相关，后来，萧长春与马之悦之间的恶斗，自然也就不可能完全是政治立场之间的对立了，而是更具维护自尊的意味。另如萧老大曾经对儿子说：“就凭咱们顶着一脑袋高粱花的泥腿子，如今在八、九百口子人里边说啥算啥，走区上县平趟，先头那个社会，做梦你也梦不着”。在萧老大的这般自豪感中，不自觉流露出来的也是一个农民因为自己的儿子能够出头露面、掌握了“话语霸权”而生出的自尊意识。
与自尊相关的权力欲望，本身实际上是不具备什么阶级、革命之类意识形态属性的，而是更具普遍意义的人性构成之一。古往今来，人间的许多是非、争斗，不论打出什么政治旗号，往往不过是借口，而本能性的权欲与自尊才是真正动因。《艳阳天》的潜在内涵正是：通过生动细腻的人物心理与言行的描写，深刻揭示了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农民阶层中亦同样存在的，具有普遍人性意味的的根深蒂固的权力欲，以及与权力欲相关的自尊意识等等。
自尊，本是人性的合理存在。与权欲相关的自尊，本身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权欲自尊的膨胀、泛滥与失控。我们从《艳阳天》中看到的另一深层图景正是：由于对权力，以及对与权力相关的自我尊严的维护与争夺，所导致的可怕的人性异化状态。马之悦后来之所以发展到设计“美人计”陷害萧长春，公开支持马大炮、弯弯绕等人抢粮食，甚至不计后果地默许马小辫杀害小石头，显然便是因过度的权欲使他丧失了理智的结果。而这些，从根本上说，同样与反党反社会主义之类政治动机无直接关连。而这种可怕的人性异化，在作者着力塑造的正面人物萧长春等人身上，亦历历可察。如小石头丢失且寻找无望之后，不仅在公开场合，即使在自己家里，萧长春都尽力表现出近乎冷漠的坚强。他对焦淑红说： “我喜欢我的儿子；可是我更喜欢我们的农业社和同志们。我也真难过。因为儿子是我的希望，可是我最大的希望还是建成社会主义呀！”当萧老大哭倒在地时，萧长春说的是：“爸爸，我求求您，您帮帮我，帮帮咱们东山坞。您要真热爱党，热爱毛主席，您要是真疼您的儿子，您就站起来，把腰板挺起来，跟我去打场，跟我去干咱们应当干的事情！我求您跟您儿子一样，跟东山坞的社员一样坚强起来。金钱买不了，刀枪吓不倒，困难挡不住，刀搁脖子不变颜色，永远当革命的硬骨头，不干到底儿不罢休！”当韩百旺关切地递给他水时，他“把麻包搭在肩上，笑笑，接过那只花碗，两手捧着，‘咕咚咕咚’喝了几口，又一仰脖子，全喝光了。”萧长春这些将社会主义、将革命看得比自己的独生儿子更为重要的抽象空洞的豪言壮语，尤其是那“笑着喝水”的表现，如果说还有什么可信性的话，除了基于他的政治信仰之外，联系到他与马之悦之间的争斗，见出的不正是一颗为权欲自尊所扭曲了的冷酷而又可怕的心灵吗？如果避开作者主观意图的影响，我们从《艳阳天》中悟到的，正是这样一类更为复杂的人性意味。
二、宗法传统与家族斗争
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特点是：聚族而居。与之相关，宗法意识构成了中国农村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家族矛盾也常常是中国农村社会中突出的矛盾之一。在《艳阳天》中，浩然力图表现的虽是社会主义时代背景下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但在这喧器的政治表象背后，明显可见的正是与封建宗法意识相关的家族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强了小说的内在真实性。
从《艳阳天》的出场人物来看，东山坞有马、韩、焦三大姓。马家多是富户：马小辫是地主，马斋家是富农，马大炮、弯弯绕是中农。作者正是以马氏家族为主体，构成了小说中反社会主义的势力集团。韩、焦家族则多是贫农，又因两族有姻亲关系（如韩百仲、焦二菊是夫妇），这自然构成了另一家族联盟，在小说中代表了社会主义一方。萧长春是投靠韩姓姥姥家来东山坞落脚的，他不仅同是穷人，且称韩百仲“大舅”，称焦二菊“舅妈”，且与焦淑红有恋爱关系，这样，萧长春自然也就成了韩、焦家族联盟中的重要成员。马翠清，虽然姓马，但因是韩百仲的干闺女，当然也必会站在韩、焦阵营。这样，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除了老实、胆小、自私的中农韩百安等个别异姓人物站在马家人一边，因对马小辫有个人仇恨的马老四等个别“马姓”人物站在萧长春一边之外，作者所描写的东山坞的阶级阵营、政治阵营，大致上对应于家族阵营。这样一来，作者所写的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也就很容易给人以家族斗争的印象。事实上，在马之悦与萧长春两个主要对手之间展开的明争暗斗中，明显夹杂着的正是家族之争的成份。他们都在有意无意地通过各种手段，力图借助家族力量搞垮对方，而占据东山坞的政治舞台。
马之悦曾私下里这样对马连福说：“我马之悦要是立刻洗手不干了，人家才高兴哪，一定得杀猪宰羊庆贺一下子。咱们都不干了，把位子全腾出来，人家好把韩家他舅、他的表兄表弟都拉上去，在东山坞搞个萧、韩王朝！”“这你得想想，人家为什么生着法儿排斥咱爷们？入党不要你，要韩春。韩春算老几，就是因为他姓韩。”马之悦这些从宗族关系出发拉拢马连福的话，固然是出于与萧长春争权的目的，但其中也并非完全是虚情假意，也并非完全是无中生有。小说提供的信息可以为证：马之悦在担任村支书期间，首先注意维护的就是马姓人的利益，马姓人也大多将他视为本族的支柱。正如马立本曾经对弯弯绕说过的：“从五三年当支书起，他哪一点不是为咱沟北马姓人着想？现在他站在矮檐下，您要体贴他，不要对他起疑心。别人挤他就够呛了，咱还给他撤柱子？他要是倒了台，咱们大伙儿可有啥好处？”
在萧长春的内心深处，也同样不无宗族观念的阴影，一个重要证据是他对马连福的态度。小说中写道：马连福出身贫农，小时“要过饭，扛过活，也曾是一个很能劳动又很厚道的小伙子。”1946年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后来成为解放军战士。在那次分红会议上他站在富裕户一边大骂了萧长春之后，萧在教育他时，也曾当面夸赞他“扛了好几年人民的枪杆子”，是“一个老革命，一个功臣”。但叫人不解的是，既然是“老革命”，既然是“功臣”，那么，转业回村之后的马连福积极要求入党时，萧长春为什么不仅不答应，还要他交代在顽军的那一段历史，交代与沟北富户的关系呢？这就不能不叫人怀疑，萧长春之所以阻挠马连福入党，是否就是因为他是“马”姓而不放心呢？如果让马连福这样一个“老革命”入了党，很可能会加强以他的对手马之悦为首的马氏家族在村子里的政治力量，这大概才是萧长春最为担心的，才是萧长春难以摆到桌面上来的真实想法。马连福入党不成，且被怀疑有历史问题，自然不可能不忌恨萧长春。马长福后来之所以站到了萧长春的对立面，与萧长春自觉不自觉的宗族戒备心理，应当说是有一定关系的。在萧长春以维护社会主义的名义调整村干部的过程中，似可进一步看出其利用手中权力，施行家族倾轧的迹象。小说中提供的事实是：正是在萧长春、韩百仲以及并不是支部成员的焦淑红三人的密谋之下，东山坞原来的马姓干部，逐渐为韩姓、焦姓所取代：韩小乐取代了会计马立本；焦克礼取代了队长马连福。这样的撤换，似乎也正印证了马之悦的“萧、韩王朝”之说。
由小说中的描写可知，马立本虽有好逸恶劳，好高骛远之类的缺点，但毕竟还是追求进步的，他渴望入团、入党，且常常为自己的过失而后悔。小说中也肯定他当会计时，账目搞得一清如水，天天结，月月总，一时一刻不拖延。即使在萧长春等人决计撤换他时，也并没有抓住什么把柄，用萧长春的话说，只是“他死不跟地富分子划清界限，死不跟贫下中农一条心，他对社会主义没有一点儿感情”。“还有一条，我估计他的账本子里也有问题”。萧长春等人就是这样，仅凭政治怀疑与经济问题的“估计”，即强行撤了马立本的职。对一个村干部的处理，这样一种做法，实在是不够严肃，也是不太负责任的，多少给人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感觉。这也进而让人怀疑，马立本被撤职的深层原因，是因为他属于马氏家族，是马之悦信任提拔的人。
马连福因厌烦了村里的纷争，主动提出辞去队长职务之后，马之悦曾力荐马子怀继任。就政治素质来看，马子怀虽然说不上有什么坚定的集体主义思想，但从他“入了社倒省心了，该干活干活，该分钱分粮都有人张罗，比过那个小日子，一天到晚劳神伤力，把攥着心过可强多了”之类心思来看，对合作化道路还是赞同的。此外“马子怀两口子，在东山坞来说，是富裕中农里边劳动最好的一对儿，为人处世也比较老实厚道。”据此看来，马之悦的提名，也并非像萧长春与韩百仲所分析的那样，完全是别有用心。萧长春与焦淑红力主的人则是焦克礼。在私下密谋时，韩百仲最初有不同意见，认为焦克礼太嫩，领导能力弱，焦淑红的反驳则直截了当：“再弱，也是咱们自己人！”从焦克礼与焦淑红同姓“焦”，且称萧长春之父萧老大“大姑夫”来看，焦淑红这“自己人”的内涵中，也叫人联想到，让焦克礼接替马连福的队长，不只是因为他思想进步，是团支部委员，同时也更因为他是马之悦所说的“萧、韩王朝”的人。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当马之悦与萧长春等人在队长人选问题上发生尖锐争执的时候，马之悦提出交由社员选举产生。这主张应当说是光明正大的，而萧长春与韩百仲则以“代理可不经公开选举”为借口，强行安排焦克礼先行走马上任。从萧长春与韩百仲不敢诉诸民意的手段中，更是叫人疑心他们的决定与萧、韩、焦家族联盟的利益有关。
家族观念，当是中国人的民族文化病因之一，是长期封建宗法社会积淀的产物。至今，这类封建意识仍在阻碍着中国农村的民主体制建设。在建国之初的中国农村，其影响自然更为深重。浩然于不自觉中透露出来的这类农村生活真实，或许亦是《艳阳天》这部小说至今仍值得回味的另一重要原因。
三、极左思潮与清洗异己
由于受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支配，在《艳阳天》中，浩然对笔下人物与事件的理解、把握与评价当然是偏颇的，乃至是错误的。但如果我们避开作家的主体政治视角，又会从小说中看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社会中的另外一种真相，这就是：在已有泛滥之势的极左思潮的作用下，本是村干部之间的权力之争，本是对某些事物的不同看法，甚至不过是打了几下生产队的驴子，撒放出圈养的鸡之类琐事，也都往往会被上纲上线为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
在作者的视野中，萧长春无疑是共产党在东山坞的化身，环绕在他周围的韩百仲、韩小乐、焦二菊、焦淑红等人，则是坚定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力量，执行的是光明正大的革命路线。但实际上，在极左思潮的作用下，萧长春等人所采取的某些“革命”手段，是不怎么光明正大的，也说不上有多少进步意义的。相反，他们在撤换村干部之类过程中，给人的印象是肆意践踏有关组织原则；他们不经任何程序，就可以关押马小辫及马立本的行径，甚至诚如小说中的李乡长所说，是目无宪法，是侵犯人权。这样一来，自然只能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恶化人际关系，扭曲人的灵魂，导致一些人的厄运。小说中，被描写成东山坞“反社会主义”之首领人物的马之悦，最后沦为“坏分子”的马立本，从一定程度上说，便正是这样一类可悲而又可叹的极左意识形态的牺牲品。
马之悦虽然受过处分，但他毕竟还是农业社副主任，是东山坞的三个支部成员之一，但像撤换会计、提名队长这样的大事，竟然都是在萧长春、韩百仲与不是支部成员的焦淑红私下密议决定的。且在马之悦没有得到任何信息的情况下，韩百仲就代表党支部正式通知了焦克礼。焦淑红则似乎未经任何人授权，就告诉了韩小乐。不论从什么样角度看，这都是不正常的。当马之悦愤慨地表示不满时，萧长春居然毫不隐讳地宣称：是“两个党支部支委事先研究的，又跟一些老贫农交换了意见”。这实际上是强逼马之悦服从。当马之悦指责他们是在暗箱操作，是在“清除异己”时，萧长春只能自欺欺人地回答：“一切按着组织手续办事儿，没有什么什么藏着的、掖着的”；当马之悦质问“是经过乡党委，还是经过县委批准的，撤了我的职？”时，萧长春难以正面回答，而只能企图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压服：“这几年我们在农村一搞社会主义，你就觉着在共产党再混下去，对你升官、发财、在东山坞继续钻孔子，再为非作歹吃不开了，你就想拖住东山坞的后腿”。面对一切“全都安排好了，在我面前走个过场”之类做法，面对萧长春“为非作歹”之类并不切合当时马之悦之实际的斥责，自然只能加剧马之悦心中的仇恨情绪。在这样的情绪状态中，马之悦如此的内心世界也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也就异常真切可信了：“他们早把马之悦当成‘外秧’了，当成榨干了油的豆饼了，早就不把马之悦划在‘自己人’的栏目里了；呸，你马之悦还在自作多情哪！好嘛，你们不把我当‘基石’，有人把我当‘基石’！我要变成钢镐、炸药！”终于，马之悦近乎疯狂了，他不得不站出来与萧长春等人公开抗争了。
从因外出贩运粮食遭到降职处分之后的表现来看，马之悦当然算不上一个农村好干部。在与萧长春争权过程中，也有其心术不正之处。但如前所述，根据小说中的具体描写，实在是看不出马之悦具备更深层次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必然性的。第一，战争年代，他曾为共产党卖过力，并在艰险的岁月里入了党，且曾有过在日本人面前挺身而出，保护了全村人生命财产的壮举，并因此而被东山坞的百姓视为有功之臣。解放后，对于到来的太平日子，他也是高兴的，“盖学校、开会、出差、成立互助组，他都是积极的，从不叫苦喊屈。由于受到上级的赏识，当上了村支部书记之后，他觉得共产党不错，对得起他。”对于成立农业社，他虽不情愿，但还是积极响应，并带头办了个中农社。1956 年，发生雹灾之后，他选择了用救济粮和生产贷款跑买卖的自救之道，虽然赔了本，并为此受到党内撤职处分，但出发点也还是为了帮助乡亲们度过难关。他虽有过暗中出卖八路军伤员的历史问题，但那不过是在当时险恶的特定环境中，他害怕受到牵连，一念之差所致，并非从骨子里痛恨共产党。第二，当了多年村支书的马之悦，并没有表现出多少以权谋取私或其它方面的劣迹，决不同于今天一些农村生活题材小说中常见的那类渔肉乡里、横行霸道的“土皇帝”之类。在小说中，甚至连焦淑红都曾经真诚地承认他“精明能干”，在群众中威信很高。第三，马之悦特别看重人在社会上的名誉，他曾私下里这样教育会计马立本：“人生在世，不能光为金钱二字。这东西沾不得；只要你总是想它，沾不上是祸，沾上了也是祸。还是先离它远着点好。要我看哪，最要紧的，是趁着自己年轻力壮，多给东山坞的群众办点露脸的事情。人家一见你的面，敬着，人家一听你话，从着；出了东山坞，一提名，人家全知道------这个荣誉，金银财宝是比不上的。”马之悦的这番话，虽然不无世故意味，但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又确是他的肺腑之言；他那知荣辱，重自尊，力避金钱诱惑的想法，尽管是为了追求个人名声，但这总不是什么坏事情吧？即以当今的标准来看，能有这样的心灵境界，也该算是不错的党员干部了。第四，马之悦是个聪明人，善于见风驶舵。小说中曾这样揭示他的内心世界：搞臭萧长春之后，“变天，打旗子的是我，不变天，打旗子的也得是我。”由此可以推知，即使马之悦取代了萧长春，重掌了东山坞的大权，以他的聪明与世故，同样会顺应时势，按照上级的要求，搞好农业社，而不可能故意搞垮农业社，更不可能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小说中，那位李乡长的推断，倒是更为合理可信的：马之悦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盼望变天呢？这是万万不可能的事儿，也是不可理解的事儿。‘打击干部’嘛，倒可以沾边儿”。甚至萧长春本人，最初也是这样看问题的，认为马之悦的目的，就是要与自己争权。因此，对马之悦，仍视为自己的同志，并因此而与韩百仲发生过争执。而乡党委书记王国忠的结论则是：“眼前东山坞的问题，不是多分点麦子、少卖点余粮，或者要当个大干部的问题，不是的，归根到底是要不要社会主义的大问题。”正是在乡党委书记王国忠的启发下，萧长春也越来越相信：“马之悦跟自己勾心斗角，不光是要揽点权势，是在支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与马之悦的斗争，就是“保卫真理，保卫社会主义”的斗争。在这样一种敌对视野中，马之悦能够得以自保的方式，大概只有自动退出东山坞的政治舞台了。但这样的自动退却，显然又不符合特别注重权欲自尊的马之悦的个性，于是，才有了他陷害萧长春的“美人计”、煽动马大炮等人抢粮食之类进一步的举动。最后，终因孤注一掷，暗示马小辫害死小石头而走上了犯罪道路。据此可见，马之悦的悲剧，除了导源于他自己的权欲熏心之外，另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正是：极左思潮的重压以及与之相关的萧长春等人对他的排挤与打击。同理，马立本最后之所以成为马之悦的死党，亦与萧长春等人，早就以敌对眼光，强行撤销其会计职务有关。
马之悦的看法是不无道理的，萧长春等人的所作所为，是明显夹杂着以不正当的方式“清洗异己”之成份的。而在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这类假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堂皇名义，整治他人的丑剧，实在是所见多有。在这样的“清洗”中，即如彭德怀、刘少奇这样的大人物，也往往难以幸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小小东山坞的政治舞台上演出的剧目，又正是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里，中国畸形政治的缩影。
四、诗意向往与文学质素
阅读《艳阳天》，我们会感到其中交互存在着两套极不协调的话语系统。
一是用来美化萧长春等先进人物以及表现剑拔弩张的阶级斗争的政治话语。如作品写至萧长春教训闹土地分红的弯弯绕时，这样赞美道：“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站在这古老的农村街头上，大义凛然地讲着。他的话洪亮有力，像是吹起社会主义的战斗号角，也像是对资本主义死亡的宣判。”从萧长春、韩百仲、焦淑红等先进人物口中，读者经常听到的也是：“对那些破坏集体，破坏农业社，死心要走资本主义的人，就是得坚决斗争”“我们团结贫下中农和积极分子，为的是把队伍组织得更坚强，保卫社会主义”“马利本是个根本不要社会主义的人”“马同利我告诉你，你想有破坏农业社的自由，我们就有反破坏的自由！” “毛主席，从打我入党那天起，您就教导我：生活就是斗争。为了革命的最终胜利，要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党。我一定要斗争一辈子！我们东山坞的 人，一定永远听您的话，跟着全中国的人民一道，为咱们的社会主义战斗到底！”这类宣传口号式、政治文件式、报纸社论式的语言，不仅空洞乏味，也常常给人虚张声势，生硬牵强之感。又正是与这类语言相关，这些人物也就难免概念化与脸谱化了。
与上述空洞的政治话语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另外一类诗意话语。
在作品中，我们会看到这样一类描写田园景色的优美文字：“圆圆的月儿挂在又高又阔的天上，把金子一般的光辉抛撒在水面上，河水舞动起来，用力把这金子抖碎；撒上了，抖碎，又撒上，又抖碎，看去十分动人。麦子地里也是热闹的，肥大的穗子们相互间拥拥挤挤，嘁嘁喳喳，一会儿声高，一会儿声低，像女学生们来到奇妙的风景区春游，说不完，笑不够……所有一切都不是静的，都像在神秘地飘游着，随着行人移动，朝着行人靠拢。春天的夜，在运动，在欢乐。”“夜间看不清麦子的黄绿颜色，整个看上去是一片墨黑色，月光之下，倒显出一幅特别诱人的神奇景象。像东海的波涛吗？或者像北国的森林吗？”如果抛开小说的政治背景，单纯从艺术的角度欣赏，这些描写农村田园风光的片断，本身就像是一首首美妙的抒情诗。
作品中那些描写中国北方农村民俗风情的文字，也诱人耽读：晚饭后，“男人把饭碗一搁，抬屁股就走，妇女的牵挂总是比男人多一点儿。她们把孩子奶睡了，在炕沿上挡着一个大枕头，才能一边系着钮扣一边走出来。男人们愿意找自己对劲的人群去凑伙，妇女们没有这个选择的自由，差不多都站在自己家的门口，顶多到左右邻家或对门，国为一边闲谈，耳朵还得听着屋里，免得孩子醒了，爬到炕下摔着。”“这会儿，不论沟南沟北，全都很安静，只有少数人家的窗子上闪着灯光，有人影摇动，但是没有声音。那是勤俭的女人正在给丈夫孩子缝连补绽，或者是用功的学生正温习功课吧？再不，就是什么人遇到了发愁的事儿，正对着灯火抽烟想心思......” “血红的霞光涂抹在房脊和树梢上；各腔各调的音波，从低到高，在村庄上空飘荡起来了。圈了一夜的公鸡、母鸡，在街上撒着欢，找着、抢着被夜风从树上摇下来的小虫子。水桶里滴洒出来的水点儿，一溜一行、弯弯曲曲，从每一家门口，连到官井沿上……”可以相信，如果没有对农村生活感同身受的的深切体验与了解，这类生动细腻，纯熟剔透，饱含生活气息的文字，是难以写出来的。
此外，作品还以这样的抒情笔调，展示了和平年代到来之后，东山坞农民的希望与梦想：“桃行山被绿荫遮蔽了，春天开出白雪一般的鲜花，秋天结下金子一样的果实；大车、驮子把果实运到城市里去，又把机器运回来。”“那时候，河水引过来，修渠、挖沟，低洼地开种稻田，山坡地种植果树；过上几年之后。再搞个小型发电站，满村电灯明亮，满地跑着拖拉机......那时候，全县、全北京郊区、全中国都是一个样儿，都是富强繁荣的，都是和美幸福的.....那该是个多么美的日子呀！”这其实不只是东山坞的萧长春们的向往，也是当时走出战乱不久的全体中国人的梦想，也是那个时代涌动在人们心中的真挚而热切的激情。在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虽然屡经曲折，但这激情、追求与理想本身并没有错。以超政治的目光来看，这也是全人类共通的对安详幸福之生存状态的向往。因此，直至今天，当我们回首以往，在慨叹因某些历史过失而造成了许多社会灾难的同时，仍不能不为这样一种曾经强劲地激励了中国人为新生活而奋斗的诗意向往所吸引，所打动。
在《艳阳天》中，又正是上述一些描写田园景色、民情风俗、乡村理想之类的诗意话语，显示了作者的诗意情怀，构成了小说中的别一种诗意氛围。而又正是这种诗意情怀与氛围，在一定程度上掩饰了那些政治话语的空洞乏味，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作品中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从而使这部原本着力于图解当时意识形态的小说中，亦不无值得重视的文学质素。故而至今读来，仍觉不乏艺术魅力。
原载：《河北学刊》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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