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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居住证年内出台 积分入户门槛难降
　　【财新网】（记者 周天）2015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分工方案近日发布，216项任务全部由市长或副市长“挂帅”，其中，人口控制被提到新高度，同时，备受关注的居住证制度及积分落户政策的研究制定工作，也确定将于2015年12月底前完成。
　　分工方案称，“出台居住证制度，研究制定积分落户政策”，由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牵头，北京市发改委、公安局、法制办3个部门主责。北京的居住证、积分落户政策将如何设计和推进，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北京市发改委委员李素芳不久前透露，“先有居住证制度，再有积分落户办法”。
　　不过，通州积分落户试点已提上日程。通州区有关领导向财新记者表示，积分落户试点在2014年就已开始酝酿。不过鉴于中央对北京控制人口所提的要求，目前“只能做减法，加法少许，减法力度要大一点”，通州迁走了近十万人，就可以拿来进行积分落户试点了。对于网传的“持居住证满十年，985院校毕业”等六大条件，该领导透露“具体不清楚，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主要是留下高端人才。”
　　实际上，北京早在去年就将居住证制度列入政府重点工作任务和立法计划中，但迟迟不见下文。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认为，北京居住证制度出台难就难在其作为首都的特殊地位，面对大量的中央机关和央企，实际上北京市自己也“无能为力”。
　　袁崇法对财新记者表示，总的来看，目前地方上还是处于出台“实施性意见”的阶段，来落实中央文件，相比去年“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但是根据袁崇法的观察，当前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就是，“各地改革不是以满足人口流动为目标，而是以加强城市管理为目的”。出发点并未考虑人口流动，在设置各种门槛时，也没有征求相应人群的意见。再有，对居住证的办理门坎，中央精神原本定的比较低，但现在各地门槛有“越来越高”的态势。
　　袁崇法批评了当前各地“偏好高端人才”的取向，他认为，一个城市的劳动力本就分层次，其劳动力结构中就需要包括高中低档的人才，现在一味要求高素质人才，就会使得很多高素质人才不得不被低层次地使用，“屈才”是一种浪费。
　　而在北京增加人口的来源结构中，包括市场途径和干部调动、国企招工这两大类，通过市场渠道而来的，没机会自然就会返回家乡，而通过政策落户北京的，全家老少都留在北京了，数量很大。但目前官方常常对市场渠道的予以歧视，而对后者优待，有失公允。
　　因此，袁崇法认为，如果施行积分制，首先应当做到广覆盖。一方面，北京要重点解决已经在京生活多年的人口，应尽快将其转为合法市民。另一方面，对北京人口组成中相当一部分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国家直接调动人员，同样应当实行积分制。北京从1978年到现在增长了一千五六百万人，其中一半是调动进京人员，他们一来北京就解决了户口问题，积分制推出后应当一视同仁。
　　然而，居住证制度和积分落户还未出台，北京今年就明确要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180万人。北京市政法委书记杨晓超称，目前北京市人口已超过2151万人。2015年留给北京的人口增量空间已不到30万人。在这种背景下，各类控人手段层层加码，“教育控人”、“以水控人”纷纷应运而生，北京一位区政府官员对财新记者承认，从去年开始收紧的教育政策就是控人的一大举措。
　　袁崇法表示，北京的吸引力在于丰富的就业机会和高水平的公共福利水平，高于其他所有城市，因此人口肯定会聚集，人口疏导不应采用强制手段，并且“用行政权力遏制人口流动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袁崇法认为，居住证的初衷是重点解决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两亿多人定居的问题，结束他们的候鸟状态，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却没有解决，这才是问题的根源。
　　居住证推出的良好初衷并不一定能够实现。根据中央关于居住证的改革文件，办理居住证前提是只需具备“合法稳定住所”、“合法稳定就业”，但地方对“合法稳定住所和就业”等概念具有解释权，从而抬高定居门槛，比如在福建的户籍改革新政中，商品房租赁就不在“合法稳定住所”之列，意味着大量租房人士被排除在外。
　　北京亦掌握解释权，根据北京市发改委委员李素芳透露，“怎么认定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就业，是目前居住证积分入户政策研究的重点。我们将借鉴上海、深圳、广州等地经验，研究积分指标设计和认定办法”。
　　对于各地抬高的门槛和自主权过大的情况，袁崇法认为，应建立全国统一的标准，“在一个标准下设立差别”，区分特大城市、大城市等几档城市后，分不同档次实施，每档标准应统一。但现在是在“不同标准下设立差别”，地方的自由裁量权太大，“有的地方认就业年限，有的地方认学历，有的认能力，还有的认社保，标准混乱”。各地都是根据自身承担公共服务的财力来测算和划定门槛的，但是权力下放应有原则，比如将“稳定就业”和“稳定住所”解释权交给地方政府等此类情况，就会产生新的问题。■
　　财新记者李菁对此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任波 | 版面编辑：邵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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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签署第663号国务院令，公布《居住证暂行条例》，《条例》将于日起施行。《条例》在明确居住证的性质和申领条件的基础上，一方面要求为居住证持有人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和便利，另一方面也鼓励各地不断创造条件提供更好的服务。 & &各大城市积分入户门槛不一，但总体上都是向高学历、高收入者倾斜。C FP供图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签署第663号国务院令，公布《居住证暂行条例》，《条例》将于日起施行。《条例》在明确居住证的性质和申领条件的基础上，一方面要求为居住证持有人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和便利，另一方面也鼓励各地不断创造条件提供更好的服务。截至目前，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武汉、成都、南京、杭州等20多个大城市已发布积分落户相关政策。拨开这些政策的细节和争议，背后是整个国家治理的大问题，需要从方方面面进行讨论。为此，南都记者专访了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褚松燕。积分落户实际上是疏解城市功能的权宜之计南都：从全国来看，由于积分落户普遍要求申请人学历高、职称高、纳税额高，这些政策又成为各大城市在全国攫取高素质人才的利器，长此以往，是不是会导致国家发展更加不均衡？难道政策的初衷不是为了促进公民的迁徙和流动自由吗？政策应该对所有公民平等，但最后却只有高端人才引进，排斥其他人，成了另外一种歧视，是否会形成更大的不公平？褚松燕：确实会形成社会分裂和认同碎片化，比较严重的话就会形成社会排斥的制度化。南都：目前有二十几个城市实行积分落户制度，而每一个城市积分的方式都不一样，这似乎更割裂了户籍制度改革的进程。每个城市都画地为牢，死守自己的地盘。褚松燕：中国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大，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使劳动要素充满活力，也就是人需要解放出来，根据经济和行业发展情况流动。如果人这个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经济会更有效率。这里存在两个决定因素，一是作为劳动要素的人的自由流动情况；另一个是政府提供匹配性福利产品、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而且有一个疑问，积分落户政策有20多个城市在实行，它们的情况是不是都适合这种政策呢？与之相关，积分落户政策是不是能够刺激人力资源疏解到其他城市和地区呢？这意味着需要在不同的政策目标之间去寻找和达成某种均衡。南都：一边是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各种城市病，荷载难以承受，一边又是不断涌入这些特大城市的人口加剧了城市的各种问题。这样的趋势与状况，如何缓解？褚松燕：我们需要跳出户籍制度来看户籍制度，为什么北上广人这么多，因为就业机会多。为什么就业机会多？因为城市的功能非常集中，而且是多个功能叠加。比如像北京，实际上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创新中心，一定意义上也是金融中心，因为各大银行、金融企业的总部也都在北京，还包括医疗中心、演艺中心，只要挂中国字头的机构，大多数都在北京。这样一来几个中心一叠加就过于集中了，有了虹吸效应，一下都吸到这些特大城市来了。不能就户籍制度来谈户籍制度本身，原因不只是户籍制度造成的。现在为什么中小城市或者小城镇吸引能力不强？比如最早搞户籍制度改革的浙江湖州。当时湖州都放开了，只要投靠亲友就可以入籍，但即便那样，城区的户籍人口也没有呈现爆发式增长，为什么？就在于城市的功能定位以及与城市的功能定位相关联的就业问题。国家层面的资源配置系统需要改善南都：如果我们从这种角度出发的话，大城市、特大城市涌入更多人的情况会不会出现？出现了怎么办？褚松燕：要看政策怎样放开，恐怕功能疏解需要作为第一步。等功能疏解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再考虑放开的问题，而且放开也应该是批次放开，不是一下全都放开，否则确实会带来很多问题。南都：如果某些特大城市短期内还不能把其他功能很好地疏解出去的话，这个积分落户制度对于控制人口来说，是不是一种好办法？褚松燕：暂时可以起到作用，长期来看是饮鸩止渴。可以一定时期之内实行这样的制度，但这种制度或政策应该在测算基础上做充分评估，尤其这么重大的一个综合性制度。做评估看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什么，比如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能力以及制度性的配套，另外就是特大城市叠加性功能的疏解，至少要考虑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为什么发达地区的省会城市，还有像深圳、大连这样的城市，人们都会愿意去？是因为这些地方集中了包括就业在内的优质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这说明国家层面的资源配置系统还需要从治理角度进行调整。把优质资源全都往一个筐里放，民众自然都会往那里去。现在有一个规定，义务教育经费应该占到G D P的4%，北京等发达地区已经达标了，甚至现有整体水平已经溢出了，但如果青海也是4%，它跟北京的4%完全是两个概念。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一个资源配置方面的调整，努力把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做均衡化的发展呢？如果一个人在西宁的就业机会和在北京的就业机会差不多，他就没有必要非跑那么远。现在的问题在于大量的用工需求和就业岗位主要都在东部，东部自身劳动力又供给不足，就需要从西部吸纳劳动力过去。如此，西部的劳动力就抽空了，抽空之后西部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不上，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提供以及相关的社会功能就无法落实。现在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件好事，除了长三角、珠三角一体化，是不是还可以考虑东西部之间在财政转移支付之外，在政策方面也能鼓励相关功能向西部的移动？这个一定要从国家层面考虑，需要顶层设计。现在二十多个城市去搞积分落户，虽然地方有一定的立法权，但地方法规不能突破上位法、宪法，里面存在割裂性，首先不利于统一大市场的形成，统一的大市场不仅意味着产品可以自由流动，人员也可以自由流动。户籍制度改革措施需要定期评估存续价值南都：《居住证暂行条例》马上就要实施了，居住证制度是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成果，还是仅仅具有公平意识方面的破冰意义？如何更好地发挥居住证的作用？褚松燕：人们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从制度设计可以看出，先暂住证，然后居住证，最后就是平等的公民身份基础上的权利平等。这个路径，如果还是按照原来那套封闭式的体系谈户籍制度的话，确实是属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内容，居住证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进步。居住证制度可以运行一段时间，但应该在评估基础上设置期限，根据评估情况决定该制度的存续。就像国外有“日落法”(由立法机关定期检视某特定方案或特定政府机关运作状况，以决定该方案或机关是否继续存在或宣告消亡)一样。所以积分落户、居住证等政策，也应该有这个机制，比如两年或几年一评估，而且评估的时候，不能仅仅评估居住证，还要评估城市功能的疏解情况、资源配置情况，以及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提供的情况。单就户籍制度谈户籍制度的话，实际上有局限性，必然会陷入到地方性的割裂，陷入到把人作为劳动要素的割裂，而且在社会心理上增加排斥、增加人为的等级划分，这对于整个社会的整合和团结是很不利的。要让民众心理有一个缓冲区间，不能让期望值硬着陆，否则对于政府的政治信用会造成巨大的不良影响。所以居住证制度不是不可以实行，而是要附条件地实行。户籍改革的最终结果是大家身份上统一成为平等的公民，而且可以自由流动。南都：实行户籍制的国家并不多，国际上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和经验？褚松燕：户籍制度实际上只是一种便于统计和管理人口的制度。采取户籍制度，中国很早就有了，秦时商鞅就开始搞，到汉代是编户齐民，这只是人口的管理方式。其他国家有没有和我们一样称谓的“户籍制度”不重要，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就没有对于人口进行统计和管理的其他形式。中国现在是身份证、驾照、户口本，各种证明并行，这其实是把人口的统计和人口的管理搞乱了，所以才会有人户分离的问题。过去政府依赖户籍制度的管理是静态的管理，现在人是流动的，如果没有人口大规模的流动，我们的经济也发展不了这么快，所以首先应该从人具有流动性这个现实基础出发，来审视我们现在的制度设计。现在在制度设计当中，有两个不同的思路，一种认为人具有流动性，需要按照流动性去相应地管理；另一种还是为了方便，把人都静态化地管理了，这会让社会陷入停滞状态。中国有句话，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流动的水才有活力。所以户籍制度也好，居住证也好，实际上都是对于人口进行统计和管理的方式。户籍跟福利之间有联系，但不能把福利百分之百跟户籍挂钩，户籍只是一个人在流动过程当中的一个外在的管理的工具。社会福利与户籍制度改革亟需同步南都：对于打破利益格局，剥离依附在户籍上的福利待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民权利均等化这个难点，如何有效解决？褚松燕：大家为什么诟病户籍制度？因为户籍跟公民的社会权利是粘在一起的。户籍在一定程度上有必要，它起到了统计上的作用，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做基础数据。福利应该跟着人，人往哪儿走，福利往哪儿走，现在的问题是，人在往哪儿走之前要考虑福利的问题，要平衡福利和就业两者的关系，户籍就成为人为设置的一个起着福利过滤器作用的障碍。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的大城市功能的集聚，多种功能叠加，这种叠加也是人为的。可能有人说，东京、纽约也是特大城市，但是问题在于，比如纽约，纽约的功能疏解可以往旁边的新泽西，两地交通、福利相对来说差别不是很大，而且人是可以自由流动的，有人往纽约去，有人从纽约出来，是流动的结果。而且纽约相对来说功能比较单一，只是一个经济中心、金融中心，所以就会形成一个单一性的聚集。因为是金融中心，经济又是金融驱动的，所以纽约人多是正常的。但即便是它的人多，很多在纽约上班的人居住地不在纽约，而在附近的新泽西州。也还有其他的功能可以往外疏解，东京的情况也是一样。2013年户籍制度改革，要把户籍的统计功能跟福利功能剥离，这是一个好事。但居住证也好，户籍制度改革也好，如果不能实现统计功能与福利功能的适度分离，还是会对社会整合产生影响。南都：现在像社保，全国统筹还不行，只能做到省级层面的统筹，所以依然是一个问题。褚松燕：政府的公共能力和社会保障能力还未能与现在的户籍制度改革同步，如果没有同步性，就不好操作，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南都：所有人都知道资源配置的一个事实，就是现在东西部、城乡间的悬殊差异。简单地让发展比较好的地方扶持弱的地方也比较困难，可能最大的突破口还是要在这些落后的地方进行造血和发展，比如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等。褚松燕：新农村建设也有困难，这里面涉及到我们说的决策机制。谁决策？政府决策。整个方案的设计，缺少了利益相对方的参与，这个利益相对方就是农民。决策最后是由位于城市中的政府做出的，缺少了农民的参与。因此，决策体系还需要加强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使决策者能够在倾听多方意见的基础上审慎决策。南都评论记者 张天潘 实习生 郝强猜您喜欢温馨提示：申请人在积分窗口提交的职称、职业资格等证书原件，即日起至12月31日（法定节假日除外）可持本人身份证和人力社保局出具的《天津市居住证积分材料接收凭证》到窗口取回。
&&天津市人民政府
&&天津市人民政府
&&天津市人民政府
申请人登录市行政许可服务中心网站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网站下载积分申请表
申请人准备材料（原件、复印件）交所在单位汇总用人单位网上提交申请并预约受理时间
用人单位按网上预约时间持网上预约凭证到市行政许可服务中心积分服务窗口办理
积分服务窗口出具受理通知书，用人单位将材料提交给相关部门窗口（3日内）
用人单位于20日个工作日后到市行政许可服务中心积分服务窗口取回相关材料
用人单位统一在市行政许可服务中心网站查询积分排名情况（6月或12月）
市行政许可服务中心网站公布入户名单（6月或12月）
用人单位到积分服务窗口领取《办理天津市常住户口证明书》
申请人或用人单位6个月内到居住地公安部门办理入户
&天津市居住证积分申请表
&用人单位积分申请人员名册
&申请人所在单位计划生育情况证明
&申请人户籍地计划生育情况证明积分落户会不会造成更大的不公平
居住证也好，户籍制度改革也好，如果不能实现统计功能与福利功能的适度分离，还是会对社会整合产生影响。
国务院总理近日签署第663号国务院令，公布《居住证暂行条例》，《条例》将于日起施行。《条例》在明确居住证的性质和申领条件的基础上，一方面要求为居住证持有人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和便利，另一方面也鼓励各地不断创造条件提供更好的服务。截至目前，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武汉、成都、、等20多个大城市已发布积分落户相关政策。拨开这些政策的细节和争议，背后是整个国家治理的大问题，需要从方方面面进行讨论。为此，南都记者专访了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褚松燕。 积分落户实际上是疏解城市功能的权宜之计 南都：从全国来看，由于积分落户普遍要求申请人学历高、职称高、纳税额高，这些政策又成为各大城市在全国攫取高素质人才的利器，长此以往，是不是会导致国家发展更加不均衡？难道政策的初衷不是为了促进公民的迁徙和流动自由吗？政策应该对所有公民平等，但最后却只有高端人才引进，排斥其他人，成了另外一种歧视，是否会形成更大的不公平？ 褚松燕：确实会形成社会分裂和认同碎片化，比较严重的话就会形成社会排斥的制度化。 南都：目前有二十几个城市实行积分落户制度，而每一个城市积分的方式都不一样，这似乎更割裂了户籍制度改革的进程。每个城市都画地为牢，死守自己的地盘。 褚松燕：中国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大，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使劳动要素充满活力，也就是人需要解放出来，根据经济和行业发展情况流动。如果人这个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经济会更有效率。这里存在两个决定因素，一是作为劳动要素的人的自由流动情况；另一个是政府提供匹配性福利产品、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而且有一个疑问，积分落户政策有20多个城市在实行，它们的情况是不是都适合这种政策呢？与之相关，积分落户政策是不是能够刺激人力资源疏解到其他城市和地区呢？这意味着需要在不同的政策目标之间去寻找和达成某种均衡。 南都：一边是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各种城市病，荷载难以承受，一边又是不断涌入这些特大城市的人口加剧了城市的各种问题。这样的趋势与状况，如何缓解？ 褚松燕：我们需要跳出户籍制度来看户籍制度，为什么北上广人这么多，因为就业机会多。为什么就业机会多？因为城市的功能非常集中，而且是多个功能叠加。比如像北京，实际上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创新中心，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心，因为各大银行、金融企业的总部也都在北京，还包括医疗中心、演艺中心，只要挂中国字头的机构，大多数都在北京。这样一来几个中心一叠加就过于集中了，有了虹吸效应，一下都吸到这些特大城市来了。 不能就户籍制度来谈户籍制度本身，原因不只是户籍制度造成的。现在为什么中小城市或者小城镇吸引能力不强？比如最早搞户籍制度改革的浙江湖州。当时湖州都放开了，只要投靠亲友就可以入籍，但即便那样，城区的户籍人口也没有呈现爆发式增长，为什么？就在于城市的功能定位以及与城市的功能定位相关联的就业问题。 国家层面的资源配置系统需要改善 南都：如果我们从这种角度出发的话，大城市、特大城市涌入更多人的情况会不会出现？出现了怎么办？ 褚松燕：要看政策怎样放开，恐怕功能疏解需要作为第一步。等功能疏解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再考虑放开的问题，而且放开也应该是批次放开，不是一下全都放开，否则确实会带来很多问题。 南都：如果某些特大城市短期内还不能把其他功能很好地疏解出去的话，这个积分落户制度对于控制人口来说，是不是一种好办法？ 褚松燕：暂时可以起到作用，长期来看是饮鸩止渴。可以一定时期之内实行这样的制度，但这种制度或政策应该在测算基础上做充分评估，尤其这么重大的一个综合性制度。做评估看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什么，比如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能力以及制度性的配套，另外就是特大城市叠加性功能的疏解，至少要考虑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为什么发达地区的省会城市，还有像深圳、这样的城市，人们都会愿意去？是因为这些地方集中了包括就业在内的优质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这说明国家层面的资源配置系统还需要从治理角度进行调整。把优质资源全都往一个筐里放，民众自然都会往那里去。现在有一个规定，义务教育经费应该占到G&D&P的4%，北京等发达地区已经达标了，甚至现有整体水平已经溢出了，但如果青海也是4%，它跟北京的4%完全是两个概念。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一个资源配置方面的调整，努力把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做均衡化的发展呢？ 如果一个人在西宁的就业机会和在北京的就业机会差不多，他就没有必要非跑那么远。现在的问题在于大量的用工需求和就业岗位主要都在东部，东部自身劳动力又供给不足，就需要从西部吸纳劳动力过去。如此，西部的劳动力就抽空了，抽空之后西部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不上，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提供以及相关的社会功能就无法落实。现在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件好事，除了长三角、珠三角一体化，是不是还可以考虑东西部之间在财政转移支付之外，在政策方面也能鼓励相关功能向西部的移动？这个一定要从国家层面考虑，需要顶层设计。 现在二十多个城市去搞积分落户，虽然地方有一定的立法权，但地方法规不能突破上位法、宪法，里面存在割裂性，首先不利于统一大市场的形成，统一的大市场不仅意味着产品可以自由流动，人员也可以自由流动。 户籍制度改革措施需要定期评估存续价值 南都：《居住证暂行条例》马上就要实施了，居住证制度是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成果，还是仅仅具有公平意识方面的破冰意义？如何更好地发挥居住证的作用？ 褚松燕：人们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从制度设计可以看出，先暂住证，然后居住证，最后就是平等的公民身份基础上的权利平等。这个路径，如果还是按照原来那套封闭式的体系谈户籍制度的话，确实是属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内容，居住证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进步。 居住证制度可以运行一段时间，但应该在评估基础上设置期限，根据评估情况决定该制度的存续。就像国外有&日落法&(由立法机关定期检视某特定方案或特定政府机关运作状况，以决定该方案或机关是否继续存在或宣告消亡)一样。所以积分落户、居住证等政策，也应该有这个机制，比如两年或几年一评估，而且评估的时候，不能仅仅评估居住证，还要评估城市功能的疏解情况、资源配置情况，以及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提供的情况。 单就户籍制度谈户籍制度的话，实际上有局限性，必然会陷入到地方性的割裂，陷入到把人作为劳动要素的割裂，而且在社会心理上增加排斥、增加人为的等级划分，这对于整个社会的整合和团结是很不利的。要让民众心理有一个缓冲区间，不能让期望值硬着陆，否则对于政府的政治信用会造成巨大的不良影响。所以居住证制度不是不可以实行，而是要附条件地实行。户籍改革的最终结果是大家身份上统一成为平等的公民，而且可以自由流动。 南都：实行户籍制的国家并不多，国际上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和经验？ 褚松燕：户籍制度实际上只是一种便于统计和管理人口的制度。采取户籍制度，中国很早就有了，秦时商鞅就开始搞，到汉代是编户齐民，这只是人口的管理方式。其他国家有没有和我们一样称谓的&户籍制度&不重要，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就没有对于人口进行统计和管理的其他形式。中国现在是身份证、驾照、户口本，各种证明并行，这其实是把人口的统计和人口的管理搞乱了，所以才会有人户分离的问题。 过去政府依赖户籍制度的管理是静态的管理，现在人是流动的，如果没有人口大规模的流动，我们的经济也发展不了这么快，所以首先应该从人具有流动性这个现实基础出发，来审视我们现在的制度设计。现在在制度设计当中，有两个不同的思路，一种认为人具有流动性，需要按照流动性去相应地管理；另一种还是为了方便，把人都静态化地管理了，这会让社会陷入停滞状态。 中国有句话，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流动的水才有活力。所以户籍制度也好，居住证也好，实际上都是对于人口进行统计和管理的方式。户籍跟福利之间有联系，但不能把福利百分之百跟户籍挂钩，户籍只是一个人在流动过程当中的一个外在的管理的工具。 社会福利与户籍制度改革亟需同步 南都：对于打破利益格局，剥离依附在户籍上的福利待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民权利均等化这个难点，如何有效解决？ 褚松燕：大家为什么诟病户籍制度？因为户籍跟公民的社会权利是粘在一起的。户籍在一定程度上有必要，它起到了统计上的作用，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做基础数据。福利应该跟着人，人往哪儿走，福利往哪儿走，现在的问题是，人在往哪儿走之前要考虑福利的问题，要平衡福利和就业两者的关系，户籍就成为人为设置的一个起着福利过滤器作用的障碍。 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的大城市功能的集聚，多种功能叠加，这种叠加也是人为的。可能有人说，东京、纽约也是特大城市，但是问题在于，比如纽约，纽约的功能疏解可以往旁边的新泽西，两地交通、福利相对来说差别不是很大，而且人是可以自由流动的，有人往纽约去，有人从纽约出来，是流动的结果。而且纽约相对来说功能比较单一，只是一个经济中心、金融中心，所以就会形成一个单一性的聚集。因为是金融中心，经济又是金融驱动的，所以纽约人多是正常的。但即便是它的人多，很多在纽约上班的人居住地不在纽约，而在附近的新泽西州。也还有其他的功能可以往外疏解，东京的情况也是一样。 2013年户籍制度改革，要把户籍的统计功能跟福利功能剥离，这是一个好事。但居住证也好，户籍制度改革也好，如果不能实现统计功能与福利功能的适度分离，还是会对社会整合产生影响。 南都：现在像社保，全国统筹还不行，只能做到省级层面的统筹，所以依然是一个问题。 褚松燕：政府的公共能力和社会保障能力还未能与现在的户籍制度改革同步，如果没有同步性，就不好操作，会产生一系列问题。 南都：所有人都知道资源配置的一个事实，就是现在东西部、城乡间的悬殊差异。简单地让发展比较好的地方扶持弱的地方也比较困难，可能最大的突破口还是要在这些落后的地方进行造血和发展，比如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等。 褚松燕：新农村建设也有困难，这里面涉及到我们说的决策机制。谁决策？政府决策。整个方案的设计，缺少了利益相对方的参与，这个利益相对方就是农民。决策最后是由位于城市中的政府做出的，缺少了农民的参与。因此，决策体系还需要加强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使决策者能够在倾听多方意见的基础上审慎决策。 南都评论记者张天潘实习生郝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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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期待着 “十三五”开局良好，还会再上一个更大的台阶，无论是按汇率法还是购买力评价方法计算，中国GDP都有望达到世界总量的1/5左右。中国经济有理由继续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