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铁道兵司令部杜冬蕊秋的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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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贤权,汉族,1914年12月生,江西吉安人。原名刘贤耀。192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系毕业,大专学历,少将军衔。1929年10月起任吉安县第七区江背村少先队队长。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十二军三十五师一○五团三连战士,红二十二军独立四师司令部通讯员、通讯班长,独立四师某团青年干事。1931年11月起在瑞金红校四期学习。1932年春起任红一军团二师六团三连政治指导员,六团三营机枪连政治指导员,1933年夏起任六团特务连政治指导员,六团司令部政治指导员,1933年10月起任六团卫生队队长兼政治指导员。1934年3月起任红一军团二师卫生部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1935年1月起任陕甘支队二师五团卫生队政治指导员,1935年11月起任二师轮训队政治指导员。1936年春起任红一军团二师政治部民运科民运工作队长、敌工科干事,1936年12月起任民运科科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起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治部民运干事,1937年9月起任一一五师教导大队民运股股长,1937年11月起任三四三旅政治部民运科科长。1938年8月起任冀鲁边区挺进纵队政治部民运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同时兼任乐陵(靖远)区政治部主任、冀鲁边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主任,1939年2月起任挺进纵队五支队政治部主任,1939年8月起任挺进纵队五支队政治委员。1940年5月起任冀鲁豫军区运河支队政治部主任。1940年9月起任鲁西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1942年12月起任冀鲁边军区政治部主任。1943年7月起任冀鲁边军区代司令员。1944年3月起任山东渤海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渤海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山东军区警备第六旅旅长,东北绥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合江军区牡丹江军分区司令员,绥宁军区司令员。1947年1月起任合江军区富锦军分区司令员。1947年7月起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三师政治委员。1948年3月起任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8月起任第一纵队三师师长。1949年3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三十八军一一四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1月至1950年7月任陆军第三十八军副军长兼一一四师师长。1950年7月至1951年4月任陆军第四十七军副军长。1951年4月至1952年10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七军副军长。1952年10月至1953年5月任志愿军第四十七军政治委员。1953年5月至1955年1月任海南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1月至8月在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学习。1955年9月至1957年7月在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1957年10月至1960年5月任陆军军长。1960年5月至1963年6月任沈阳军区副参谋长。1963年6月至1968年3月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青海省军区司令员(1966年10月至1967年3月任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1967年8月至1977年2月任青海省革委会主任,1967年8月至1971年3月任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一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组长;1971年3月至1977年2月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
  1968年9月至1969年4月任铁道兵政治委员、铁道兵党委第一书记(1968年11月起)。1969年4月至1977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其间:1969年4月至1971年10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1971年10月至1975年2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1969年5月至1975年4月任铁道兵司令员、铁道兵党委第一书记。1970年至1974年兼任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1975年4月至1977年12月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军区党委常委(1975年8月起)。1977年12月至1982年6月任济南军区顾问。1981年7月起按副大军区职待遇。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任中央军委委员(先后为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日在济南逝世。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六团连政治指导员,师卫生部政治委员,师政治部民运科科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治部民运科科长,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五支队政治委员,运河支队政治部主任,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冀鲁边军区政治部主任,渤海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牡丹江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三师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治委员,海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军长,沈阳军区副参谋长,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青海省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政治委员、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顾问。
  日,刘贤权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7岁时上了两年私塾。
  1929年10月,刘贤权担任了村少年先锋队队长,以后又担任了乡少年队队长、区委青年委员会委员。
  192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系毕业,大专学历,少将军衔。
  1929年10月起,任吉安县第七区江背村少先队队长。
  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十二军三十五师一○五团三连战士,红二十二军独立四师司令部通讯员、通讯班长,独立四师某团青年干事。
  1931年11月起,在瑞金红校四期学习。
  1932年春起,任红一军团二师六团三连政治指导员,六团三营机枪连政治指导员。
  1933年夏起,任六团特务连政治指导员,六团司令部政治指导员,1933年10月起任六团卫生队队长兼政治指导员。
  1934年3月起,任红一军团二师卫生部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
  1935年1月起,任陕甘支队二师五团卫生队政治指导员,1935年11月起任二师轮训队政治指导员。
  1936年春起任红一军团二师政治部民运科民运工作队长、敌工科干事,1936年12月起任民运科科长。
  1937年8月起,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治部民运干事。
  1937年9月起任一一五师教导大队民运股股长。
  1937年11月起,任三四三旅政治部民运科科长。
  1938年8月起,任冀鲁边区挺进纵队政治部民运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同时兼任乐陵(靖远)区政治部主任、冀鲁边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主任。
  1939年2月起,任挺进纵队五支队政治部主任。
  1939年8月起,任挺进纵队五支队政治委员。
  1940年5月起,任冀鲁豫军区运河支队政治部主任。
  1940年9月起,任鲁西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
  1942年12月起,任冀鲁边军区政治部主任。
  1943年7月起,任冀鲁边军区代司令员。
  1944年3月起,任山东渤海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渤海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山东军区警备第六旅旅长,东北绥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合江军区牡丹江军分区司令员,绥宁军区司令员。
  1947年1月起,任合江军区富锦军分区司令员。
  1947年7月起,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三师政治委员。
  1948年3月起,任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8月起任第一纵队三师师长。
  1949年3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三十八军一一四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1月至1950年7月任陆军第三十八军副军长兼一一四师师长。
  1950年7月至1951年4月,任陆军第四十七军副军长。
  1951年2月,调任志愿军四十七军副军长赴朝作战。10月,粉碎了以美“王牌军”骑一师为主力,加之美三师等部队发动的“秋季功势”。
  1952年10月,任军政委、军党委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二级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1951年4月至1952年10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七军副军长。
  1952年10月至1953年5月,任志愿军第四十七军政治委员。
  1953年5月至1955年1月,任海南军区副司令员。
  1955年1月至8月,在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学习。
  1955年9月至1957年7月,在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
  1957年10月至1960年5月,任陆军军长。
  1960年5月至1963年6月,任沈阳军区副参谋长。
  1963年6月至1968年3月,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青海省军区司令员。
  1966年10月至1967年3月,任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
  1967年8月至1977年2月,任青海省革委会主任。
  1967年8月至1971年3月,任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一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组长。
  1971年3月至1977年2月,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
  1968年9月至1969年4月,任铁道兵政治委员、铁道兵党委第一书记(1968年11月起)。
  1969年4月至1971年10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
  1971年10月至1975年2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1969年5月至1975年4月,任铁道兵司令员、铁道兵党委第一书记。
  1970年至1974年,兼任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
  1975年4月至1977年12月,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军区党委常委(1975年8月起)。
  1977年12月至1982年6月,任济南军区顾问。
  1981年7月起,按副大军区职待遇。
  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任中央军委委员(先后为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日在济南逝世。
  1930年10月,红军攻克吉安县城,刘贤权参加了红军,在红12军35师105团3连5班当战士。3连是井冈山下来的老部队,枪好,子弹多,班以上干部大多是从井冈山下来的。刚参加红军时,刘贤权不会打草鞋,班长对他说:105团是铁脚板,能走路,有耐力,拖不垮,不会打草鞋怎么能行军、爬山?刘贤权训练比较刻苦,可以达到单臂举枪瞄准。当时最注重训练的科目是抢山头,练了一个月,抢上去还要逐个检查喘得厉害不厉害。刘贤权当时懂的道理不多,以为打下南昌,蒋介石就完蛋了,革命就成功了。
  第一次反围剿,105团担负诱敌深入的任务。刘贤权第一次参加战斗,心情紧张,战友们开枪了,他却忘了扣扳机。开始刘贤权有叁件事想不通,一是为什么老往后撤,二是煮好了大米饭和萝卜炖肉,就是不开饭,结果敌人追来,大米饭和萝卜炖肉都留给敌人了。叁是班长命令他在撤退的路上丢了许多他舍不得丢的东西。直到105团把张辉瓒引到龙岗,红军主力将其包围,105团直插敌人侧后,打了敌人的后勤,刘贤权换了一支新汉阳造,得了200发子弹,才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刘贤权在红一方面军历任班长、干事、指导员、师卫生部政委。抗战时期一直担任115师343旅政治部民运科长,长期从事地方武装工作。刘贤权在东北解放战争中逐渐引人注目,他担任过1纵3师政委、师长,该师原为东北军新编111师的两个团,在万毅带领下起义,编为滨海支队。
  1945年进入东北,扩编为民主联军7纵19旅,在四平保卫战中伤亡很大,后与20旅一起划归1纵,编为3师。该师作战基础好,能担任防御战斗任务。辽沈战役时,刘贤权是1纵3师师长,经历了黑山阻击、辽西会战和解放沈阳,进行了防御战、运动战和攻坚战。辽沈战役前,3师离开1纵,配属10纵阻击由沈阳西援锦州之敌。10纵司令员梁兴初原来是1纵的老领导,他对刘贤权说:我们在这一带准备战场,构筑工事,目的就是要对付有10万之众的廖耀湘兵团。你们有保卫四平的防御作战经验,一定可以更好地完成这次作战任务。
  刘贤权指挥部队,用一周时间,完成了约30公里的纵深防御工事。3师奉命拿下了杨家窝棚西山,接着林彪命令刘贤权部经黑山城北插烧户营子,堵住廖耀湘兵团东返沈阳。林彪要求,不管敌人多少,定要迎头击头,拦腰打腰,一经接敌,绝不放手,要敢于打大仗,打恶仗,不怕伤亡,不惜付出代价。3师果然插到敌人中间,刘贤权指挥部队死死拖住敌人不放,猛打猛插,强渡绕阳河,全师合力在唐家窝棚、柴家窝棚、王家窝棚等地,将国民党军五大主力新1军、新6军的指挥机关及其重炮部队一部歼灭。接着,3师又担任纵队的前卫,挺进沈阳。逼近沈阳后,3师负责攻击铁西区之敌207师,连续突破两道封锁线,打进了市区。刘贤权后升任38军副军长。
  1949年12月,朱德总司令亲自拟电,命令38军驻百色的151师和驻思隆的114师与我入滇部队配合,歼灭滇南之敌。38军命令副军长兼114师师长刘贤权和114师政委方国南指挥两个师行动。114师连续行军作战28天,行程近3000里,进行大小战斗9次,歼敌4000余人。战后114师驻桃源、怀化、常德剿匪。刘贤权说:“我们这支队伍是一支光荣的队伍,叁次牡丹江剿匪有一定经验,我们的孤胆英雄杨子荣就出现在我们这支队伍中”。 114师在湘西转战两个多月,歼灭土匪1400余人。
  1968年10月在中央全会上,周恩来在开幕式上宣布,成立了军委办事组,得到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批准了的有6位同志,就是黄永胜同志、吴法宪同志、叶群同志、李作鹏同志、邱会作同志、刘贤权同志。
  刘贤权当时是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但刘贤权终于未能进入政治局,当然也因此因祸得福。
  后来毛泽东对刘贤权也不错,但因为刘贤权在文革的表现,1988年只获得二级红星勋章──按刘贤权的资历,应该获一级红星勋章。
  吴克华,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军第一团排长,军政治部特务连连长,军部特务大队大队长,红七军团第二十师六十团营长,少先队中央总队部参谋长,红五军团第十三师三十七团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副司令员,第二支队司令员,第五旅旅长,山东军区第五师师长,胶东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司令员,辽东军区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一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五兵团副司令员,华南军区参谋长,海南军区司令员,济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铁道兵司令员,成都军区、乌鲁木齐军区、广州军区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吴克华,1913年出生于弋阳县中畈乡芳家墩一个农民家庭。
  幼年曾读私塾,因贫困辍学,后离家到县城当学徒谋生。由于痛恨旧社会和受进步思想影响,
  1928年回到乡村投身革命,参加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
  1929年秋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1月军校结业,他被分配到赣东北红军独立团当战士。
  1933年1月吴克华随红十军到中央苏区。
  1934年10月,吴克华随部队离开中央苏区进行长征。
  1935年7月,吴克华晋升为13师37团团长。
  1936年10月,进抗日红军大学学习。
  1937年8月。与张爱萍一同赴上海,在党所领导的抗日救国团体游击战术训练班任教员。
  1938年4月,奉周恩来命令与张经武同赴山东开辟根据地。
  1938年年底任山东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员,开赴鲁中坚持抗日斗争。
  1940年9月,该支队改番号为5旅,他被任命为旅长。
  1941年3月,胶东反投降指挥部成立,吴克华兼任副指挥。
  1945年10月,原胶东过海部队改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二、三纵队,吴克华担任二纵司令员。
  1946年1月下旬,二、三纵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后,他担任四纵司令员。
  日,吴克华率其部下“塔山英雄团”“塔山英雄守备团”接受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检阅。
  1949年4月中旬,他率41军南下,参加了衡宝战役,继而挥师广西,攻克桂林,追剿残匪。
  1950年9月,吴克华任第四野战军15兵团副司令员兼41军军长。
  1951年5月任华南军区参谋长。
  1952年先后任华南军区参谋长、海南军区司令员。
  1954年3月任中南军区参谋长,同年9月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
  1955年,吴克华被授予中将军衔,并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57年7月吴克华从南京军事学校毕业后,于9月赴济南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
  1963年9月由周恩来总理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
  1964年12月下旬,作为人大代表出席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上被选为国防委员会委员。
  “文革”开始后,吴克华受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迫害。
  “9•13”林彪事件后,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照下,吴克华于1972年7月解除监禁,恢复组织生活。
  1974年1月,炮兵党委上报中央军委《关于吴克华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否定了林彪死党强加在吴克华身上的诬蔑不实之词。
  1975年-1982年
  1975年4月,中央军委任命吴克华为铁道兵司令员。
  1977年8月参加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中共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1979年调任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
  1980年1月调作广州军区司令员。
  1982年9月参加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退居二线。
  吴克华于日在广州逝世。终年74岁。
  找到了当兵感觉后的吴克华,不久却碰到了一件倒霉事:丢枪。 为此,吴克华被关起了禁闭。一个月后才查清,他那支只有半截枪管的老黑筒枪,是被一个俘虏兵潜入学校偷走的。方志敏在宣读“丢枪案”处理决定后,对吴克华严肃地说:“你要在战斗中杀敌立功。”尽管方志敏没有给吴克华处分,但留给吴克华的记忆和思考是久远的。事后,吴克华严厉地解剖自己:“我太麻痹大意了,缺乏应有的阶级警惕性。”
自此,吴克华对枪有了别样的体验。1930年7月,吴克华随方志敏率领的独立团奔袭江西景德镇。在这次战斗中,部队大获全胜,队伍人数也足足壮大了3倍。7月22日,方志敏决定将独立团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军长周建屏,政委方志敏。下辖第一,第十,第十九团三个团和一个特务营。吴克华被任命为第一团二营副排长。9月,红十军再次扩编,下辖三个旅,一个特务团和一个机枪营。吴克华调军部特务连当排长。
  1931年初,吴克华随方志敏首次进入闽北,一举打下崇安县赤石街镇,缴获银元20多万块,黄金2000余两。看着满地金闪闪银亮亮的东西,吴克华兴奋地说:“最快乐的莫过于战争的胜利了!”方志敏笑了笑,对吴克华说:“战争的胜利不在于金钱,而在于为劳苦大众谋幸福!”1931年9月,吴克华任红十军政治部特务连连长;1932年7月,任军部特务大队大队长。
  日,红十军接到命令,调往中央苏区同红三十一军合编成红十一军。根据命令,方志敏留在原地坚持斗争。在江西鹰潭,方志敏挥手告别这支倾注了许多心血的部队。自此,吴克华再没有见到过方志敏,但方志敏的人生信条,革命精神,深深地印到了他的脑海里。
  1934年7月,刘伯承找吴克华谈话,准备让他到红二十一师任团参谋长。吴克华说:“让我当参谋长恐怕难以胜任,我感觉当个营长还可以勉强指挥。”然而,组织上还是没有让吴克华当营长,而是任命他为红八军团二十一师六十三团参谋长。日21时,吴克华收到了朱德签发的命令:“命令你部在8日晚出发,于9日拂晓前到达古龙岗地区。”这是吴克华升任六十三团参谋长后收到的一份最绝密的电报。收到电报后的吴克华和他所在的部队,正式开始了长征。
  在抗日战争中先后担任过旅长,师长,司令员的吴克华,于1945年10月出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四纵队司令员。1946年2月,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第三纵队合并组成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吴克华任纵队司令员,彭嘉庆任纵队政委。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归属东北野战军建制,四纵司令员,政委仍由吴克华和彭嘉庆担任。1948年5月,四纵政委由莫文骅接任。四纵在他俩率领下,打了不少大仗,最著名的莫过于辽沈战役中的塔山阻击战了。
  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首战是进攻锦州。战役打响前,蒋介石急忙调集驻沈阳的12个师组成“西进兵团”,驻锦西和葫芦岛的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经塔山驰援锦州。与此同时,吴克华和莫文骅接到了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命令:四纵和十一纵急速赶到塔山,白台山,高桥地区,组成塔山防线。
   塔山一线成了交战双方的“生死线”。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说:“攻击锦州最重要的保证,是要把锦西方面的敌人挡住。”参谋长刘亚楼说:“四纵部队在这两天已先后到达了塔山,白台山,高桥等地区,我们还有十一纵在他们的侧后构筑二线阵地,我看问题不大。”“问题不是不大,而是很大。”林彪接着命令一纵进驻锦州和塔山之间的高桥地区,作为战役总预备队。
  罗荣桓也看到了塔山防线的危险性。他建议司令部作战处长苏静去四纵协助指挥作战。林彪同意后,罗荣桓把苏静叫来,开门见山地说:“苏静同志,决定派你到四纵去,那里将有一场恶战。你的任务就是当参谋,出主意,协助四纵首长死守塔山,叫敌人尸骨成山,血流成河,不能前进一步。要告诉吴克华司令员,莫文骅政委,指挥员要不怕牺牲,不惜代价,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要死死地顶住敌人。”
  10月9日,吴克华,莫文骅带领四纵指挥员在塔山向战士们宣誓:“我们司令员,政委的阵地位置,就在同志们身边,与部队同生死共患难,誓与大家一起同进退。为了粉碎敌人增援锦州的企图,随时准备献出自己最后一滴血!”
& && &10月10日,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指挥“东进兵团”第六十二,第一五一,第五五七师,在空军的掩护下,向塔山一线发起多路进攻。
  辽沈战役中著名的塔山阻击战打响了。吴克华下令:“不惜一切代价,阻敌于塔山之外!”第一天的战斗十分残酷,国民党军“东进兵团”伤亡1174人,而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也伤亡319人。第二天的战斗打成了阵地争夺战,阵地数次易手,双方伤亡进一步扩大,“东进兵团”伤亡1300多人,四纵付出了563人的伤亡代价。
  10月12日,战斗进入第三天。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的吴克华,站在电台旁对政委莫文骅说:“两天的进攻,敌人的企图已很明了。现在,我们必须缩小各守备阵地的正面,加强纵深配置。”莫文骅点点头:“利用战斗空隙,开展战评活动,总结经验,准备恶战。”
  这真是一场恶战。国民党军整团,整师,甚至整个军发起一拨又一拨成建制的冲锋,漫山遍野成了人的海洋,阵地反复易手,有的阵地反复争夺达数十次。在六天六夜的苦战中,仅塔山一地,国民党军就遗尸6000多具。整个塔山防线,被鲜血重新浆洗了一遍。值得庆幸的是,无论战争何等艰险,四纵以牺牲3000多人的代价,最终守住了塔山阵地。10月17日至28日,吴克华和莫文骅指挥四纵继续防守塔山一线阵地,从而保证了东北野战军进攻锦州的胜利实施。
  战后,四纵三十四团被授予“塔山英雄团”称号,吴克华也被誉为“塔山名将”。但吴克华没有忘记在塔山阻击战中牺牲的烈士,他在生命弥留之际留下了这样的遗言:“我死后,把我的骨灰撒在塔山上,让我和牺牲在那里的同志们长眠在一起。”
  辽沈战役结束后,毛泽东指示东北野战军,调锦州附近的部队火速入关。林彪,罗荣桓立即命令刚从塔山阵地上撤下来的四纵,向关内疾速开进。
  吴克华和莫文骅接到入关命令的同时,还接到一个全军统一番号的命令:东北野战军所属纵队番号改称军,四纵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军,军长由司令员吴克华改任,军政委由纵队政委莫文骅改任。因当时正值平津战役开始,所以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的时间推迟到1949年3月,而所属纵队改称军则早在1948年11月就进行了。这样,吴克华成了四十一军首任军长。四十一军下辖4个师,分别为一二一师,一二二师,一二三师和一五四师。
  日,四十一军在军长吴克华和政委莫文骅率领下开向关内,并于同年12月24 日到达指定位置——北平西北郊的青龙桥,清河,东北旺,海淀一带。军部驻在海淀。
  此时,平津前线司令部已调动两个兵团4个军的兵力,把北平包围得严严实实。1949年元旦这天,天气晴朗,树枝上挂满了晶莹的霜雪。吴克华和莫文骅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拜见解放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简单询问了四十一军的情况后,向吴克华和莫文骅介绍了平津战役的形势。叶剑英说:“战争的进程比原先预料的还要快。眼下,平津前线司令部正在和傅作义进行谈判,因此,解放北平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如果傅作义不接受我方的条件,我们就打进去;另一种情况是,如果他接受人民的和平条件,北平就可能和平解放。中央和军委都在积极争取其和平解放,创造一个‘天津方式’之外的新方式。”事后,莫文骅回忆说:“在场的领导同志还告诫我们,和平是手段,解放才是目的。没有强大的军事压力,对方是不会在和平协议上签字的。部队要作好进攻的准备,丝毫不能松懈。尤其是领导干部要作好多方面的思想准备,迎接这场特殊的战斗。”
  从平津前线司令部回到军部后,吴克华和莫文骅作了分工:吴克华负责打,认真作好攻城准备;莫文骅负责谈,认真作好与北平各界代表和谈的准备。
  吴克华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准备工作中,组织部队进行爆破,搭梯爬墙,投弹训练。在莫文骅参与谈判的过程中,吴克华接到前线司令部命令,命令四十一军设在玉泉山的炮兵,向天安门广场,天坛公园西北角和东单广场各发射了一发炮弹。这一下,北平城内更是人心惶惶,也给傅作义增加了压力:解放军能把炮弹落在中心位置,不伤人不毁古迹,说明有能力武力解放北平。 同时,吴克华指挥四十一军侦察分队,在北平城外周边与国民党军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的战斗,共毙伤国民党军387人,俘60人,迫使其投诚25人,从中详细了解到了北平城内的武装部署情况,从军事上为攻城作好了充分准备。
  1月18日,平津前线司令部电告吴克华和莫文骅:“傅作义已同意接受和平改编,由四十一军负责与傅作义部交接城防。中央军委,毛主席要求守城部队绝对不允许违犯群众纪律。”当天,叶剑英指示:成立北平警备司令部,由兵团司令员程子华任警备司令员兼政委,彭明治,吴克华任副司令员,莫文骅任副政委,刘道生任政治部主任。
  当天,四十一军即召开党委会研究对策。吴克华说:“进城后,对北平的工商业,名胜古迹,公共设施及各项物资等,部队要做到24个字:只许看管,不许运用;只许保护,不许破坏;空手进去,空手出来。”
  会议最后还讨论了部队入城的程序:军长吴克华坐镇军部指挥,政委莫文骅率四十一军第一梯队进城接防;如无意外,吴克华再率军部机关和各师由西直门进入北平。
  四十一军在入城前,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政策纪律教育。各师,团层层动员,纷纷召开党员代表大会,士兵代表大会,采取多种方法学习政策纪律。
  1月30日,北平傅作义集团20万人全部撤离城内,向解放军指定的区域集结。1月31日12时,政委莫文骅带领第一梯队一二一师按时出发,入城很顺利。吴克华判断不会出现意外后,亲自率领军部机关和一二二师,一二三师,一五四师相继由西直门,德胜门,复兴门入城。至2月2日,四十一军全部驻防停当后,吴克华立即巡视部队。四十一军44个连队分布在北平城所有具有重要政治和经济价值的工厂,仓库,银行,名胜古迹等目标上,吴克华挨个巡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在吴克华和莫文骅的指挥下,四十一军在北平打了一个漂亮的遵守纪律的大仗,赢得了北平老百姓的赞美。胡愈之等知名人士亲自赠送给四十一军的那面“仁义之师”大旗,至今还存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平改名北京。吴克华受命移交北京防务,率四十一军与四野兄弟部队一起向大西南进军。其间,四十一军在吴克华指挥下,解放了桂林,玉林,郁林(今郁南),化县(今化州),潮汕,东江,西江(今浔江),北江等大中城市。
  10月,吴克华担任第十五兵团副司令员。1951年5月,晋升为由十五兵团兼广东军区改称的华南军区的参谋长。1952年7月,调任海南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57年9月,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1963年11月,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
  “文革”中的1967年9月,吴克华,萧华,莫文骅被戴上了“三华反三军”的罪名,一起被打倒。自此,吴克华被非法“监护”,立案审查,神秘失踪了……
  “吴克华哪里去了?”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在政治局讨论落实干部政策的一次会议上发问。没有人回答,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吴克华在哪里。解放军总政治部立即展开调查。
  调查异常艰难,原炮兵司令部的干部和一些造反派都不知道吴克华被关押在什么地方。后来,终于从一位干事口中获悉:吴克华被秘密关押在地下室里。有了下落,营救吴克华又是一个大难题。因为总政治部并没有掌握直接证据,万一关押吴克华的那伙人闻讯拒交或把吴克华转移了,问题将更加复杂。
  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听了调查组的汇报后,灵机一动,写下了一纸手令:“提审吴克华。”当晚,总政治部保卫部的保卫干事拿着李德生的手令前往提人。关押吴克华的那伙人一看李德生的亲笔手令,以为总政与他们持同样观点,爽快地将吴克华交了出来。
  人是找到了,却引来了一场新的误会。保卫干事把吴克华带到京西宾馆的一个会客室,向坐在那里的李德生和田维新报告说:“首长,吴克华带到。”李德生挥了挥手,说:“知道了。”保卫干事便退了出来。李德生坐在沙发上,欠了欠身,说:“吴克华同志,请坐。”吴克华听说又要“提审”,以为自己又要挨整了,对李德生说话口气和用词的变化毫无觉察。吴克华不仅不敢坐,反而一个劲地说:“我有罪,我有罪!”李德生知道吴克华误会了,便解释说:“吴克华同志,我们是奉周总理之命来找你谈话的。”从“提审”变为“谈话”,吴克华不敢相信这戏剧性的变化。“文革”这几年,挨斗,挨批,受骗太多了,吴克华一时反应不过来。
  几番折腾,吴克华沉冤终于得到昭雪,政治包袱也终于卸了下来。自1967年9月被关押至1974年底获平反,吴克华被关了7年多。
  1975年4月,中央军委命令吴克华为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1976年8月,63岁的吴克华决定沿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藏线走一趟昆仑山。
  8月13日,吴克华到达西宁。身边工作人员担心他上高原身体吃不消,就劝他:“到西宁算了,让山上的同志下来汇报工作。”吴克华说:“那怎么行,指挥员哪有绕着战场走的!从西宁到格尔木虽然很高,难道还能高过长征路上的夹金山吗?我一定一站一站地走上昆仑山。”
  在铁道兵青藏铁路施工现场,吴克华获悉:青藏高原每升高1000米,温度就降低6摄氏度;铁路建设工地多半在海拔3300米左右,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65%,空气稀薄,气候恶劣,人烟稀少,不少干部,战士怕把身体搞坏了,不想留在高原,想转业或调回内地工作。他指示随行的部队领导:“指战员们有这种想法是合乎情理的,希望部队的各级党组织,要对部队进行建设青藏铁路的意义教育,让他们安心高原,扎根高原,正确对待高原的恶劣环境和在施工中遇到的困难。”
   吴克华又说:“青藏高原的确艰苦,但不能因为艰苦而不修青藏铁路。如果没有青藏铁路,高原会永远艰苦下去,西藏会永远贫困下去。我们吃几年的苦,受几年的累,把青藏铁路修通了,解决了西藏的交通和贫困问题,也是非常值得的。”
  8月15日,吴克华一行来到驻守地海拔最高的二连,笑着对机关随同的有高原反应的工作人员说:“北京大机关把你们养娇了,我这老头子怎么没有高原反应?爬雪山过草地的一身硬骨头和你们就是不一样啊。”他要求和他一起上青藏高原的机关人员,要补上青藏铁路这一课。他说:“这一课补上了,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都能战胜。”
  一站一站地走,一站一站地解决问题。8月16日,他们来到驻守在关角的四十七团。吴克华说:“通过两天的调查,我认为部队的战斗力有很大提高,完成任务也比较快。目前,关角隧道在掘进中遇到不少困难,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兵站部的原因,也有指挥部的原因,还有师,团机关的原因。有些困难是原先没有想到的。我作为司令员到关角来,就是来给基层解决困难的。困难也是一种机遇,把关角隧道攻克了,对今后部队在高原上打隧道就积累了经验,以后的建设局面就会大有好转。建设青藏铁路,一定要发扬老青藏精神,要有顽强拼搏的精神,要有艰苦奋斗的作风。现在大家的精神状态很好,但是气可鼓而不可泄,还要表现出更好的精神状态,以保证关角隧道决战的最后胜利。”
  8月20日上午,吴克华在乌兰铁道兵十师机关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吴克华说:“我们一定要把当前的主要工作摆正。什么是当前的主要工作呢?就是一心一意地抓好生产。在抓好生产的过程中,技术是第一位的。技术工作是生产的纲,抓住了技术,就能解决好生产中的主要矛盾。青藏铁路远离内地,运输困难,在生产建设过程中,一定要正确理解和全面贯彻多快好省的方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克服困难,科学施工,缩短工期。青藏铁路是毛主席关注的工程,一定要高标准,严要求,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决不能马虎应付,降低质量。要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同时,要发扬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领导干部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劳逸结合。隧道施工部队,除星期天外,每月要外加两天休息日。这要作为一个制度坚持下去,这样才能保证战士的健康……”
  8月20日下午,吴克华一行从乌兰出发,经德令哈来到大漠深处的泉吉峡。这里是铁道兵七师三十三团机关所在地。8月22日下午6时,吴克华抵达格尔木铁道兵七师师部。由于一路长途奔波,铁七师领导打算让吴克华休息一天再开展工作,结果被吴克华拒绝了。当吴克华听说七师三十一团十一连在昆仑山那边的可可西里进行冻土工程试验时,当即表示要去看一看。这在原计划中是没有安排的项目。吴克华说:“没有安排,现在安排,昨天没有计划,咱们今天计划。昆仑山我不能不去,冻土试验我不能不看。青藏铁路通向拉萨,冻土是一大难关,我不看冻土怎么能放心呢?”
  可可西里的清水河海拔4600多米。出发前,师长通知三十一团十一连,一定要把中午饭准备好,要在生命禁区让司令员吃上满意可口的饭菜。
  吴克华到工地后,显出一派“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豪气。上午,吴克华和十一连的官兵一起座谈。中午很快到了,然而,端上来的饭菜少得可怜,只有海带丝,干菠菜,土豆,白菜,鸡蛋粉和少量的猪肉。师长大发雷霆,批评十一连指导员李益德:“司令员来了,你给弄出这等菜来,给我丢脸,给铁七师丢脸!”李益德委屈地说:“师长,这是我们连队最好的菜了。我们把所有的猪肉和鸡蛋都端上来了,我还能拿出什么?这些都是全连指战员献给司令员的一片爱心啊!”
  吴克华知道此事后,狠狠地批评了师长:“战士们能吃,我为什么不能吃!山上供应不好,是我的责任,是我对不起奋战在昆仑山的战士们。”上饭桌前,吴克华向战士们敬了一个歉意的军礼。
  吴克华在铁七师进行了4天的调研。8月26日,他踏上返回北京的征程。返京时,吴克华把铁道兵副参谋长,总工程师潘田留下,继续考察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的冻土情况及铁路走向。吴克华说:“老潘,建设青藏铁路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重大决策,这项伟大的工程要在铁道兵手上胜利完成。圆西藏的铁路之梦,是全国人民赋予铁道兵的光荣使命……”
  1977年9月,中央军委任命吴克华为成都军区司令员;1979年5月,调任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1980年1月,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赴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时,广州市首任市长,十大元帅之一的叶英剑对他说:“老吴,你五任司令员,堪称解放军之最呀!”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吴克华是任大区司令员职务最多的一个。
  日,吴克华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74岁。日,吴克华夫人张铭携子女,遵照吴克华的生前遗言,将吴克华的骨灰撒在锦州塔山之上。
  第一次遗嘱:“如我光荣了,恳求组织上把我埋在母亲身边”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共两党再次携起手来共同御侮,中国进入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时期。这时许世友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来到山东抗日根据地,担任胶东军区司令员兼八路军独立五旅旅长。而吴克华在抗大结业后随周恩来到上海做抗日民众工作。后来,根据许世友的要求,经周恩来同意,吴克华调山东任胶东军区副司令员。
  许世友自吴克华来了之后,如虎添翼,他们在山东半岛发动群众,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破袭战、地雷战,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牵制了大量的日伪军,有力地配合了全国人民的抗战。
  1942年春,日寇集中5万多兵力在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战争极为惨烈,吴克华协助许世友指挥胶东抗日武装与敌人浴血奋战,多次挫败了敌人的进攻。
  胶东军区司令部驻扎在一个小山村里,全村只有60来户人家。有一次从内线传来敌人要来偷袭的消息,而这时,胶东主力部队又在外线作战,御敌兵力显然不够,司令部决定转移并派出一些警卫部队帮助当地老百姓疏散。
  消息一传开,该村就有16位母亲带着16名小伙子,在村党组织负责人带领下,敲着锣鼓,来到司令部机关要求当兵杀敌,保家卫国,乐得许世友手舞足蹈。当天晚上,司令部机关举行了简单而庄严的欢迎大会。吴克华请16位母亲坐在主席台上,政委林浩亲自为这16位母亲披红挂彩,许世友与她们一一握手致敬,并即席讲话说:“我从小在家乡听说岳母刺字,鼓励儿子精忠报国,我们胶东抗日根据地也有千千万万个岳母,有千千万万个岳飞,千千万万个保家卫国的革命战士,有了这么多千千万万,我们一定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事后许、吴二人聊起家事,吴克华说:“看到这16位母亲,我就想起自己的母亲。我是个独生儿子,自加入红军后,就一直顾不上母亲,尤其是母亲被国民党军队抓到以后,敌人逼她写信给我,叫我带队伍反水,可我母亲的回答真叫人肃然起敬。她说,‘我能生下他身,但管不了他的心,不要说我不识字,就是会识字也不写这个信。我儿子跟着方主席(时任赣东北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方志敏)、邵政委(红十军政委邵式平)闹共产,我乐意,我巴不得他多杀几个害人的坏蛋。现在你们要我写信,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母亲一席话,气得敌军官嗷嗷乱叫。当天晚上就砍下我母亲的头颅。由于部队急于开拔,至今我还未在母亲坟前好好烧柱香,我真是愧对母亲啊!如我为革命光荣了,恳求组织上把我埋到母亲墓边,好好伴着母亲。”吴克华的一席话,引起许世友的无限感慨。许世友说:“革命军人,生为国家尽忠杀贼,死后将自己埋在父母身边,以尽子女孝道,这也是人之常情。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多少忠臣良将,当其父母死后,皇帝老爷也要让他回去守孝三年呢!”他们谈起各自的母亲,充满着无限的眷恋。
  第二次遗嘱:“魂归塔山,与战士们做个伴”
  吴克华后来为什么又留下遗言将自己的骨灰撒在塔山呢?原来,身经百战的吴克华参加和指挥过许许多多有名的战斗,其中最为著名、最震撼人心的便是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塔山阻击战。
  1948年夏,在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辽沈战役拉开了序幕。东北野战军总部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将战略重点放在锦州,并任命吴克华为塔山阻击战司令员,莫文骅为政委。
  塔山位于锦州与锦西之间,是一个有500多户的大村庄,该村北距锦州前沿之敌15公里,南离锦西5公里,两军相距也不过几十米,尤其是距敌人作为进攻出发地的葫芦岛不过5公里多路,二锦公路穿村而过,村东1公里处是与公路平行的北宁铁路。这个村是一个谷地,周边是一片高低起伏的丘陵,西托虹螺山,东邻锦州湾,是山海关进入辽沈大平原的一处沿海隘口,也是锦西、葫芦岛进入锦州的惟一通道。1948年夏末秋初,当我东北野战军将锦州10万余敌团团包围之后,蒋介石为解锦州之围,于10月2日急飞沈阳,决定以5个军12个师的兵力组成增援兵团,驰援锦州,同时下令空军、海军予以配合,准备在锦州外围与解放军决一死战。东野总部为了阻挡对我威胁最大的锦西援敌,特挑选敢打敢冲、能攻能守的四纵担任阻敌任务。总部在给四纵的命令中强调,“锦州能否攻克,关键在于塔山”,“要坚守阵地,寸土不失,创造震动全国的光荣的防御战例”。吴克华于10月4日接到命令后,立即马不停蹄地率部进入阵地,并作了战前动员。
  10月10日凌晨3点,敌趁我阵地尚不巩固之机,在40余门重炮、7架飞机、2艘军舰的火力支援下,出动4个师的兵力向我塔山阵地发起全面进攻,拉开了塔山阻击战的帷幕。这场战斗整整打了6天6夜,每天都有数十架飞机、数十艘军舰、几十门大炮,轮番向我阵地轰炸,敌军凭借着美械装备,多次组织集团式冲锋。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大量工事被毁,战斗人员伤亡惨重,尤其是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我四纵打得英勇顽强,以1个纵队3个师的兵力成功地阻击了4倍于己的敌12个师的猛烈进攻,并且解放军阵地寸土未失,岿然不动。在6天6夜的激战中共歼敌6117人,气得蒋介石大骂下属将领是“饭桶”、“猪罗”、“坏了党国大事”。15日晚,解放军胜利攻克锦州,塔山阻击战也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作为锦州战役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塔山阻击战,是解放军战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为残酷的阵地坚守防御战,正如罗荣桓所称赞的:“四纵打得好,像这样的阻击战范例,在解放军历史上还是少有的。”在这场战斗中出现了许许多多像“塔山英雄团”、“塔山守备英雄团”、“白占山英雄团”等功臣部队和英雄群体。令吴克华感到痛心的是,在这场战斗中,四纵伤亡3145人,其中有767名战士牺牲在塔山这块土地上。这些都刻骨铭心地融入他的整个生命,使他念念不忘。
  1987年2月,他病危时又一次留下遗嘱:“每当想起塔山阻击战牺牲的战友,心里非常难过。我死后,就把骨灰撒往塔山,与战士们做个伴吧。”日,遵照他的遗愿,吴克华的骨灰由其夫人张铭及其子女亲手撒到塔山这片被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与塔山阻击战牺牲的烈士们长眠在一起。
  吴克华家乡的人民得悉将军的骨灰撒在塔山之后,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特地在吴克华母亲墓地山顶上建立起吴克华将军纪念亭,塑起吴克华将军的全身戎装像,让将军永远陪伴着自己的母亲,陪伴着家乡的人民。
  吴克华将军慎战,每役非利不动,非得不用,不打则已,打则必胜。
  “九、一三”事件后,有人赞吴克华将军是“反林彪的英雄”。将军对曰:“过去说我反对林彪,我不承认,那是强加给我的。今天我还是这样说,我没有那么高的水平。”
  吴克华将军守正不阿,廉介自持,为官数十年,未尝馈略权要,未尝以权谋私。子吴晓伟由士兵而将军,现任湖南省军区参谋长,颇有父风。吴克华将军治军格言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
  1979年2月,吴克华将军赴任新疆,适中苏边界若临战之际,谣峰四起,人心惶惶,西北汉族群众纷纷内迁。其时将军夫人张铭正患病,将军毅然举家北上,飞抵乌鲁木齐。是日傍晚,将军携夫人、子女安步上街,观街景,购物品,谈笑风生。乌鲁木齐市民见之,一传十,十传百,人心定矣。
  吴克华将军言:“宁可把子弹消耗在靶场上,不要让子弹浪费在战场上”。将军抓训练要求符合实战,具体细致,如射击训练要求既要瞄死靶,又要瞄活靶;投弹训练要求既能由上而下投,又能由下而上投;刺杀训练要求由静的目标,进到动的目标;齐步、跑步等训练不能只求整齐而减低速度等等。
  人物评价
  吴克华将军十六岁参加红军,少年老成,人称“小大人”。
  吴克华将军颜面白皙,身材颀长,语言儒雅,气宇轩昂。将军有勇有谋,军政皆优,指挥作战以稳、细、准、狠见长。
  莫文骅将军共吴克华将军统领四十二军,莫为政委尝戎服佩枪,望之凛然。吴为司令员尝便衣布履,手执书卷,人谓之曰:“不像个司令员,倒像个穷教员。”
  华楠将军有诗赞吴克华将军云:南天一柱气如虹,披肝沥胆建奇功。土城阻击护北斗,驿道奔袭挫敌锋。临江论兵惊四座,塔山鏖战震两京。难忘春风风人时,入地甘霖细无声。
陈再道(),湖北麻城人,上将军衔。1926年参加革命。历任红四军一师排长、连长,红十一师营长、团长、师长,红四军副军长、军长,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副旅长、独立旅旅长、东进纵队司令员、冀南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冀南纵队司令员、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河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武汉军区司令员、铁道兵司令员,是中央军委委员,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会常委会委员,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 && && &&&日出生于湖北麻城县(今麻城市)乘马岗乡新村程家冲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26年参加了麻城最早的农民运动组织--乘马岗农民协会,并成为农协敢死队队员。同年4月,参加麻城县农民自卫军。
  1927年9月,参加大别山南麓的秋收暴动,11月中旬,参加了黄麻起义,所在的麻城农民自卫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工农革命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班长、排长、连长,先后参加了粉碎国民党军对鄂豫边根据地实施的“罗李会剿”、“鄂豫会剿”、“徐夏会剿”,以及出击平汉线的作战。
1930年11月后,蒋介石先后调集重兵,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4次大规模“围剿”。陈再道参加了历次反“围剿”作战,在双桥镇、苏家埠、七里坪等战役战斗中,身先士卒,多次带伤指挥,率领全营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地区后,历任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团长、第十一师师长,先后率部参加了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广(元)昭(化)战役、陕南战役以及强渡嘉陵江战役。参加了红四方面军长征。
  1935年6月,任红军第四军副军长,8月,升任第四军军长。
  长征途中,支持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率部三过雪山草地,策应红二方面军北上。
  1936年10月,率红四军在甘肃靖远以东蒋家大道、宋家河畔一带沿黄河东岸实施宽大正面防御,掩护了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11月,率部参加萌城、田水堡战斗及山城堡战斗,与兄弟部队配合,重创了国民党军胡宗南部。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再道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旅长,参与指挥了长生口战斗、两次七亘村伏击战和黄崖底伏击战,均以极小的代价而大量歼灭敌人,从而狠狠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1937年底,第一二九师组成八路军东进纵队,开赴冀南创建平原抗日根据地,陈再道任纵队司令员。到冀南仅3个多月时间,就协助冀南区党委建立20多个抗日政权,并广泛团结各路抗日武装,使最初只有500人的东进纵队,迅速发展到1万余人,使我党我军在冀南平原站稳了脚跟。
  1938年底,业已占领武汉的日军逐渐回师华北,开始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发起“扫荡”。陈再道先后率领冀南军民采用游击袭扰和伏击作战,粉碎了日伪军对冀南根据地的多次围攻。
  1940年8月,冀南军区与东进纵队的领导机构合并,陈再道任冀南军区司令员。8月,率所辖四个野战旅参加了百团大战,将冀南的铁路、公路破坏得支离破碎,并毙伤俘敌2000余人。
  月,陈再道率部进行了大规模的秋季破击战役。
  1942年,率领抗日军民粉碎了敌人对冀南根据地发起的700余次“扫荡”合围与袭击。
  1943年10月入延安中共中央学校学习。
& &&&1945年7月,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正当国共两党举行重庆谈判之际,阎锡山在蒋介石的指使下,派出第十九军所属3个师、2个挺进纵队,乘我军忙于对付日伪军反攻之际,抢占了上党地区的长治、长子、屯留、潞城、壶关诸城,并企图占领整个晋东南解放区。晋冀鲁豫军民遵照党中央“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指示,予以坚决的回击。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陈再道率冀南纵队一举攻克潞城,围困起孤城长治。随后又率部投入围歼援军的战斗。上党战役的顺利进行,迫使蒋介石在“双十协定”上签了字,从而使国民党发动内战后立即丧尽了民心。
  蒋介石很快就撕毁“双十协定”,悍然出动3个军向冀南解放区大举进攻,企图打通平汉线,北调重兵至东北。在刘、邓首长的指挥下,陈再道率冀南纵队与兄弟纵队一起发动了平汉战役,将国民党军3个军近5万人包围于邯郸以南、马头镇以东、商城镇以西的狭长地带。待高树勋率国民党新八军起义后,迅速将其余国民党军第三十、第四十军全歼,为我党我军抢先进军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日,冀南纵队改称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陈再道任纵队司令员。
  日,蒋介石悍然对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内战全面爆发。陈再道先后率部参加了佯攻豫北行动、定陶战役、龙固集防御战、鄄南战役、滑县战役、巨(野)金(乡)鱼(台)战役等一系列作战。其中龙固集防御战打得尤为出色,被刘伯承、邓小平誉为“值得全军学习”的“模范防御战例”。
  1947年1月,为配合山东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的“鲁南会战”,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豫皖边战役,陈再道指挥北集团(第一、二、三纵队)克城攻敌,终将王敬久集团吸引到冀鲁豫腹地并歼其一部,圆满地完成了预期的作战目的。3月下旬至5月下旬,为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晋冀鲁豫野战军分为四个集团发动了豫北攻势,陈再道负责指挥第二集团作战,共歼国民党军1.2万余人。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发起鲁西南战役。陈再道统一指挥第二、三纵队力克羊山集,全歼国民党守军整编六十六师,生俘中将师长宋瑞珂以下官兵3000余人。8月初,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兵分3路挺进大别山,他率二纵在东路斩关夺隘,跃进千里,参加宛西、宛东战役,于8月底进入大别山腹地,直接威逼国民党统治心脏南京。
  1948年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中原野战军,陈再道继续担任第二纵队司令员。淮海战役开始后,带病指挥部队先是转战桐柏、江汉地区,后又胜利完成了阻击国民党军李延年兵团的任务。
  1949年2月,调任河南军区司令员。
新中国成立后,陈再道历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军区司令员。
  1955年3月,武汉军区成立,任军区司令员。
  1956年,任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兼武汉军区司令员。他在工作中一贯坚持原则,主持正义,刚直不阿,因此而得罪了林彪等人。
  “文化大革命”中,陈再道与林彪、江青集团的极左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林、江集团制造了武汉“七•二0事件”后,受到围攻和批斗。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出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
  1975年调任中央军委顾问。
  1977年9月,陈再道任铁道兵司令员。
  1980年12月,写信给中央军委要求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未获批准。
  1982年,坚决执行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主持了铁道兵集体转业,并入铁道部的工作。
  陈再道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日,陈再道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陈再道将军是沙场上的一员宿将。他曾用不少计谋诱敌上钩,然而却中了自己的同志设下的美丽“圈套”,缔结了一桩浪漫而多情的婚姻。
1938年初,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组成八路军东进纵队,年近而立的陈再道任司令员,卜盛光任参谋长。参谋长的职责是为司令员出谋划策,可卜盛光的职责似乎并不仅限于此。
  卜盛光牢记着陈赓旅长给他下的“帮陈再道找个好老婆”的特殊“命令”。一次,他和陈再道一起去河北南宫县妇救会走访,俊秀活泼的姑娘张双群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心细精明的卜盛光似乎从陈再道与张双群的偶然接触中窥测到了点什么,他有意从中撮合。
  “喂,人家对你可是一片真心哩!”返回途中,卜盛光“谎报军情”,陈再道却缄口不语。
  “你要是不说话,那可就算是默认了。我要以你的名义去给双群回话去了!”说罢,卜盛光一扭头便朝妇救会走去。“站住!”陈再道压低声音吼道。卜盛光站住了,呆呆地看着陈再道。就那么对望了好一阵,陈再道“噗哧”一声笑了:“关你屁事。”说完,又径直朝前走去。
  卜盛光愣了。关我屁事?他反复琢磨着司令员的话,恍惚间忽然明白了什么,摸着后脑勺哈哈笑了起来。
  原来,卜盛光的话正中陈再道的下怀。老实说,第一眼看见张双群
,他就觉得那是个讨人喜欢的姑娘。至于娶人家为妻,他可压根没那么想过哩!但经卜盛光这么一点破,他还真觉得有那么点意思。特别是老卜一说姑娘已经同意,只是要他陈再道表个态,他心里可真是又惊又喜,只是碍于情面,不好说出口罢了。回到纵队司令部,他脑子里怎么也抹不掉张双群的影子。智勇双全的陈再道,不知不觉中了卜盛光的计。
  正当陈再道心神不宁地在纵队司令部的小院子里踱步的时候,张双群也同样被卜盛光拉入了爱的魔圈。原来,刚回到司令部的卜盛光看到陈再道默许的态度之后,他兴奋极了,立即又从司令部返回妇救会,高兴地向姑娘通报说司令员看上了她,要张双群尽快表个态,他还特意拿了一份陈再道的个人简历,说是陈再道让她“参考参考”。
  送走了卜盛光,张双群显得十分激动,她茶饭无心,便索性点灯看起书来,可是精力集中不起来,陈再道的影子总是在她眼前晃动。她拿起笔,铺开了信纸……
  还是参谋长棋高一着,由卜盛光导演的一幕喜剧又上演了。这天一大早,张双群突然接到东进纵队司令部转来的通知,说陈司令员约她务必去一趟,有要事相商。
  张双群如约来到纵队司令部时,陈再道正在接电话,他示意张双群坐下,等接完电话,他开腔了:“双群!”一句话,把老革命与新同志之间的差别全叫没了。张双群羞涩地望着地下“嗯”了一声,两手不停地搓着。“你来这儿干什么?”陈再道问。“不是您今天一早通知我来的吗?”张双群用诧异的目光望着对方。陈再道如梦初醒:“傻瓜哟,傻瓜,你又让人家给骗了!”
  说着,他自言自语道:“又是这个老卜捣的鬼!”张双群顿时觉得有点不自在,嗫嚅着说:“既然没有什么事,我就不打扰您了。”抬腿要走。陈再道双手一拉,说:“既然来了,就坐一会儿再走嘛!”说着又踱开了步。半天,他才吞吞吐吐地说:“双群,你的那封信,我看了……”
  陈再道的半句话,像一柄小槌,敲得张双群的心咚咚直跳。她突然感到自己那封信写得有点冒失。司令员会不会拒绝呢?她越想越紧张,似乎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陈再道那半句没说完的话一直憋了半天他才像带着部队向敌军阵地冲锋似的,一捋袖子,然后右手握拳在空中一挥,猛地拍在桌子上:“咱俩的事,就这么定了!”张双群被这种特殊的爱情表达形式逗笑了。幸福的云,飞上了她的双颊……
  1938年11月,陈再道和张双群结为伉俪。从此,他们风雨同舟,走过了54年的人生旅程。[1]
  提到陈再道,人们往往会想起文化大革命中武汉出现的“七二○事件”,该事件惊动了中南海的所有人物,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出面,林彪和“四人帮”也直接插手,一时江城风云变幻,陈再道成为全国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了。但是毛泽东对陈再道充分信任,他说过他不相信陈再道会反党。因为他知道陈再道战斗的一生,是时刻和党站在一起的。
  陈再道出身贫苦,父母双亡后,成为孤儿,苦难的生活使他对革命有着极端强烈的追求 ,走上革命后又一无牵挂,因此意志十分坚定。英勇的作战表现使他很快脱颖而出,成长为班长、排长、连长等,然后一步步地走上了中上层军事领导岗位。由于他出身贫苦和文化不高,凭着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参加革命。而又正是有了这种纯朴的感情,他才能在革命战争中永远保持对党的忠诚、对毛泽东的崇敬。在他一生军事活动中,虽然他不太能辨别党内斗争的复杂性,早年也不知道什么是“左”倾路线,什么是“右”倾路线,但是他对上级的命令是毫不犹豫地执行的, 无论是革命艰难困苦时要他暂时离开部队,还是战争残酷阶段要他率领部队开辟根据地,他都从不怀疑党的决定,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而且往往有所建树,成效颇为壮观。他的文化和军事指挥水平是通过自学提高的,并能达到一定的高度,加上党对他的培养,革命时代的风云际会对他的锻炼,他几乎没有什么挫折地走进了共和国将军的行列。
  枪林弹雨,浴血杀敌,金戈铁马,叱咤风云,这都是战争年代无数军人和将领走过的共同道路,然而有的人牺牲在战场上,为革命的成功英勇地奉献出生命;有的人离开了革命队伍,对革命的成功产生过深深的怀疑;有的人叛变了,给革命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失,但绝大多数革命者只要没有牺牲,就把个人利益和党与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步步走向胜利。陈再道就是如此,他的一生和党与军队密不可分,和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心心相连,永远对革命充满信心,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无限忠诚,这一点是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和和平建设时期的事实证明了的。他没有因战斗一时处于劣势而动摇过革命意志,也没有因受伤离开长征队伍,几十年如一日地对党忠诚,从思想根源上来说,就是纯朴的麻城山区农民对革命事业的无限信仰和对伟大领袖的高度崇拜。也许是陈再道把山民的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化作对革命事业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他那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性格,成就了他的将军事业,也铸造出共和国一位将军的独特形象。[2]
  1909年1月生,湖北省麻城县(今麻城市)人。原名程再道。青年时代在大革命高潮的影响下,参加与组织农民协会。
1926年4月参加麻城县农民自卫军。大革命失败后,始终坚持斗争。
  1927年9月参加大别山南麓的秋收暴动,11月参加黄(安)麻(城)起义。起义失败后,到黄陂县木兰山地区坚持武装斗争。
  192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任红四军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参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作战,巩固和发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1933年1月至6月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团长。同年7月至1934年5月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
  1934年7月至8月任红四军第十二师师长。同年8月至1935年任红四军第十师师长。参加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等重大战役。
  1935年3月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强渡嘉陵江。4月至同年冬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长征中,率部三过雪山草地,策应红二方面军北上,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
  1936年8月从红军大学毕业后,同月任红四军副军长,10月任军长。率红四军在甘肃靖远以东掩护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
  1936年11月率部参加萌城、田水堡战斗及山城堡战斗。同月至1937年8月任红军援西军第四军军长。
  1937年8月至1939年6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旅长。
  1938年至1939年6月兼任第三八六旅政治委员。在刘伯承率领下,参与指挥长生口、七亘村和黄崖底等战斗。
  1938年1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司令员,率部挺进冀南抗日前线,坚持和发展平原游击战争。3月至8月任中共冀南省委委员。7月至8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独立旅旅长。
  1939年6月至1940年5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青年抗日纵队司令员。
  1940年6月至1944年5月任中共冀南区委委员、冀南军区司令员。
  1940年8月率部参加百团大战,并领导冀南军民粉碎敌人历次的“铁壁合围”和“扫荡”,开辟、发展和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
  1943年4月前往太行山北方局党校学习。10月赴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习。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8月起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委员。9月率冀南纵队参加上党战役。10月率部参加邯郸战役。同月至1946年7月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司令员。
  1946年7月至1948年5月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1946年夏兼任中共冀南区委常务委员,同年11月至1947年8月任冀南军区司令员。
  1946年8月率部参加出击陇海路战斗。10月在巨野战斗中,率部在龙固集等地阻击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达11昼夜,大量歼敌,成为解放战争时期的著名战例。
  1947年7月在鲁西南战役中,率部强渡黄河后,统一指挥7个旅,于羊山集地区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六师。而又进军大别山,参加宛西、宛、东战役。
  1948年5月至1949年2月任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纵队党委副书记。在淮海战役中,率领第二纵队,先是转战桐柏、江汉地区,吸引、牵制了敌第十二兵团和第三兵、团,随后参加阻击、合围敌第十二兵团的作战。
  1949年2月调任河南军区司令员。3月至6月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委员。同年5月至1955年3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务委员。
  1949年9月作为华中解放区的代表,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10月至1955年3月任河南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
  1949年12月至1953年1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1年10月至1954年11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
  1952年10月陪同毛主席视察黄河。
  1954年3月至1955年3月任中南军区第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1954年10月起)。
  1955年3月至1967年7月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兼任湖北军区司令员(至1956年8月),1955年5月至1967年7月任武汉军区党委第二书记。
  1955年6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务委员。
  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0年10月至1966年冬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
  1972年5月至1975年8月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73年2月至1975年8月任福州军区党委副书记。
  1975年8月调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
  1977年8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1977年9月至1983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1977年12月起)。
  1978年3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
  1982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3年6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第二、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日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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