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导读（3分）小题1:《红楼梦》，又名__________，一般认为，前80回的作者是__________，后40回是________续作的。小题2:巴金的《家》重点塑造了敢于以死抗争的纯洁的丫鬟__________、温顺善良地吞咽着旧礼教恶果的__________、善良厚道的__________等三位女性形象，她们的社会地位虽然不同，但她们的结局却都是悲剧性的。作品通过对这几位女子悲剧遭际的描写，控诉了封建礼教以及封建道德对弱小、无辜、善良的人们的迫害。
没有节日183
小题1:《石头记》 曹雪芹 高鹗小题2:鸣风 梅芬 瑞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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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意义
作者：陈思和
　　巴金先生已经是百岁老人，听徐钤先生告诉我，巴金两次在病中说：“我已经不能再写作，对社会没有用处了，还是停止用药吧”。这说明巴金先生始终是清醒的。我们要理解和评价巴金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应该把握他一生的自觉追求及其实践过程中所呈
现出来的复杂历史内涵，从中获取我们所需要的启示。
巴金先生从“文革”的阴影里走出来以后，社会上对他的指责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所不同的是，80年代他写作《随想录》、反思“文革”和极左路线时，对他的指责主要来自某种权力阶层；90年代他年老体衰，渐渐淡出社会视线，指责又来自更为激进的青年人。前者已经成为历史，暂且不必讨论，而后者，当我读到其中一些态度比较严肃的攻击性文字时，总是会想起当年法国共产主义者拉法格所写的长篇攻击性文字《雨果的传说》。大作家雨果一生经历了从保皇主义向自由主义又向共和主义转化的过程，其复杂非三言两语所能讲清。他反对拿破仑三世政权而被迫流亡十九年，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他回国后成为民族英雄，去世时法国人民以国葬来纪念他，但同时资产阶级政府和许多商人也利用这次国葬的机会大发其财。当时拉法格身在狱中，直接遭受国家机器的迫害，他把绝望、仇恨、怨怒全部化为文字的子弹射向了雨果。我不喜欢他的《雨果的传说》，不是说雨果不可以批评，更不是要追究其每一款批评的合理性，但明显的是，因为身处环境的不同而产生的隔阂和误解，不切合实际地苛求名人，甚至是借题发挥地伤害对方人格，都造成了这位批评家的思维误区。当然，我这么联想并不意味要将这两桩事件混为一谈或者作简单类比，当然我更没有把巴金比作维克多?雨果的意思，我只是想由此生发开去，面对同一社会中的人因为环境不同而生的隔阂，谈谈我个人对巴
金先生的理解。
从我第一次见到巴金先生说起。那是在1980年的时候，他应该是七十六岁，身体看上去还没有显出过分的老态，只是一头银发，从楼上走下来时脚步有些滞重。他还有些感冒，稍坐了一会，就有医生上门来给他打针。但他兴致很好，打完针又聊了一个小时左右。那
天是我和同学李辉一起去武康路的巴金府上，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带花园的洋房，也是我第一次这么近地面对一位著名作家。当时我和李辉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与一位巴金研究者商榷的文章，那位研究者的观点是认为巴金早年思想不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他显然是要为巴金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辩诬，但他显然也没有认真读过巴金早期的著作。我们当时为了研究巴金早期思想，不但阅读了他的早期译著，还读了中外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有关理论著作，像克鲁泡特金、巴枯宁、师复的主要著作多少都读了一些，所以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解与当时一般的共运史教科书里的解释不太一样。我们认为巴金早年思想主要是来自无政府主义思想，当然还包含了其他的一些外来思想的影响，但它们之间也是有联系的，如人道主义、民粹思想等等，同时，我们也强调了无政府主义在“五四”时期只是作为国际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派别传入中国，它的两大思想核心：一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强权；二是强调绝对的个性自由。这两大思想核心在当时的中国与反帝反封建的主流文化相一致，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当时吸引的主要是一批向往革命的青年人。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很平常，而且其中也夹杂了许多当时的教条。但它大约是“文革”后第一次对无政府主义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所以，听说巴金先生读了这篇文章后，表示同意我们的观点。我记得那天谈话时也谈到了无政府主义的问题，当我表示对时下把无政府主义当作“文革”时期“打砸抢”来理解的不满时，巴金有点激愤地说：“这别去管它，他们要批判一个对象时总是要把无政府主义拖去‘陪绑’的。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现在说不清楚。”我当时很注意巴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所以连他说那段话时做的动作，还记得很清楚。后来我多次与巴金先生谈到无政府主义时，他始终是表示这个态度：有些问题还
是让历史去作结论吧，现在说不清楚。
我起先理解是巴金先生的地位比较特殊，他不可能像其他一些朋友那样对自己的信仰有感情。因为像毕修勺等人50年代都遭受过极大的政治迫害，不仅受到社会的歧视，日常生活也很拮据，被压制在社会的边缘地带，因此他们一般都能够坚持自己的信仰，这是他们惟一的精神支柱。而巴金先生50年代起就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境遇也较好，因而无政府主义不仅不会是他的信仰，而且还会成为他的思想包袱。他在1958年以后删改自己文集中关于无政府主义等内容，就是其表
现之一，而且，即使在写作《随想录》时他仍然心存犹疑。
但我后来想，大约人们所忽略与所隔阂的，正是在这里。就像30年代的鲁迅尽管尖锐地批判国民党政权，但他似乎也从未宣布过自己信仰共产主义(如后来研究鲁迅的学者所认定的那样)，而且鲁迅不止一次地痛斥那些暗示他拿卢布津贴的人，骂他们为乏走狗。鲁迅还拒绝李立三要他公开发表反蒋政权、拥护共产党的声明，宁可用各种笔名在各种灰色报刊杂志上发表曲折的杂文，这是为什么?当年左翼激进青年不理解鲁迅，连史沫特莱也批评鲁迅不积极参加左联的具体活动，但富有经验的冯雪峰当场就驳斥说，鲁迅的地位不是别的作家可比的，他的存在(于左联)，就是(左联的)一个伟大的力量。我想鲁迅当年与周扬那样一批青年
之间的隔阂肯定也会发生的。
当然还有第二层意思的忽略和隔阂，就是现代人不怎么关心一个过去时代的老人的真实思想和话语内涵。90年代知识界流行过许多新的偶像和新的话语，这自然是不错的，但因此而完全忽略了今天的社会正是从历史阴影里走过来的，而对以前鼓舞时代的精神武器完全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只能使今天的思想建筑于流行的旋风之中。我随便举巴金曾经信仰的学说并非无的放矢。前不久我请一位很著名的理论家来学校讲演当前世界学术的走向时，他激情地论述了全球化的过程中，第一世界的大国如何剥夺第三世界的资源，他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现代经济学家统计，当代世界所生产的财富早已足够让全人类过比较健康的生活，问题在于大国对第三世界的剥夺，制造出发展
主义的假象，导致消费的过剩与能源的危机。
我这样概括可能是太简单了一点，但其理论的核心思想我却觉得非常熟悉，正是二十年前我读克鲁泡特金的理论著作时获得的启发。为什么今天流行的最新理论学说，竟与一百多年以前的无政府主义的空想相吻合呢?由此产生联想，巴金早期著作里所反映的反对一切形式的强权压迫与维护个性的绝对自由的内涵，即使在今天也没有真正的过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强国的权力话语已经从政治经济道德到生活欲望无孔不入地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统治着我们的思想与行为，而这时代里真正能属于个人的，大约只有清醒的个人生命的意识―――一种永远处于社会文化边缘一角的生命的真实本相。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思想上的乌托邦，任何乌托邦的最终目的都是不能转化为具体政治行动的，正因为它无法实现，所以只能通过其精神力量融化到人们的具体日常性的伦理行为中，在人生的岗位上，点点滴滴地发挥着作用。巴金的小说由30年代的鼓吹反抗到40年代同情小人物的尊严的转换，正反映了这一乌托邦的理想主义由实际的政治理想转换成日常的伦理理想的轨迹。我们如果剥离巴金小说里所谓“反封建”的装饰性外衣，他的小说所隐藏的另一层更为深刻的意义，仍然能感动今天和未来的人
　　二、岗位
现在要讨论的是，巴金作为一名作家，他的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如何被体现出来?在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里，一直有两种价值取向交替着发挥影响，我把这两种价值取向归纳为广场意识与岗位意识。前者常常作为传统士大夫的庙堂意识的补充，它企图将现代社会中的庙堂权力与民间权利相沟通，来推动社会的改进和发展。“五四”以来，陈独秀、瞿秋白、鲁迅等激进的知识分子和30年代流浪型左翼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走这条道路，巴金早期作为一个自觉的无政府主义者自然也是广场上的一员，启蒙与西化是他们的主要思想武器；而另外有一批知识分子，或是作家或是学者，他们自觉地确立了自己的工作岗位，理想的“岗位”决不是用强调专业来掩盖对现实的怯懦，而应该是既包括职业又超越职业，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也往往通过自己岗位上的工作来体现。这两种意识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两翼，当民主空间比较大的时候，广场意识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如果在民主空间比较小的环境下，岗位意识所发挥的实际作用更加大些。作为一名中国作家，他的岗位意识当然不仅仅体现在文体上创造美轮美奂的境界，更重要的是如何在美的创造中寄予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精神作用。巴金走上写作道路之初，对文学如何结合这两种功能显然是认识不足，这也给他带来了深刻的痛苦，他常常抱怨自己无法从事实际的社会运动，他希望到广场上去呼风唤雨。这些煽动性的作品虽然在当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也暴露了他内心的浮躁和偏执。到30年代中期，他的朋友吴朗西等人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请他回国当总编辑，切实的岗位才使他有了把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与具体的文化工作结合起来的可能，由此恢复了知识分子的自信。他的自信不但体现在从事出版工作的热情，也逐渐体现在文学创作上，《憩园》、《寒夜》等作
品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较高的结合。
应该说明的是，这样一种由广场向岗位转化的道路并不是巴金独特的道路。鲁迅就是在切实的知识分子的实践中，总结出一条特有的道路。他弃小说而重杂文的写作，正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广场上的战斗作用，同时又把自己的工作范围严格设定在文化批判领域。鲁迅晚年自觉团结了一批严肃认真从事文化事业的青年作家和编辑，其中主要就形成了以巴金和胡风为代表的两个知识分子群体。很显然，如果鲁迅不是因病早逝的话，中国知识分子将会在汇聚了各种风气的上海发挥极为重要的战斗作用，而且其生存与斗争方式将明显区别于《新青年》开创的广场的传统，也区别于因怯懦于现实环境而躲入书斋的传统文人的方式，形成一种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价值取向。不幸的是鲁迅去世
了，随着抗战的爆发，巴金与胡风两个群体，一个以文化生活出版社为阵地，一个以《七月》、《希望》为旗帜，各自开拓着鲁迅的道路，即在具体的知识分子岗位上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但并没有可能在鲁迅的传统基础上更前进一步。更不幸的是，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生存与工作方式后来也被残酷地中断了，巴金、胡风在后来的历史中各有不同的表现，也有不同的遭遇，直到80年代他们以不同的面目重新出现在千疮百孔的中国文坛上。这时候的巴金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他
惟一能继承鲁迅而做的工作，就是写作《随想录》。
三、《随想录》
巴金先生对历史的反思主要贡献于80年代，也就是他写作《随想录》的年代。我们不能离开那个时代背景来理解《随想录》。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虽然也是政治权力更替的产物，但毕竟动摇了统治中国几十年并被实践证明是有害的所谓“极左路线”的地位，知识分子当时还无枝所依，积极参与到反“左”和反“文
革”的现实斗争中去是惟一的选择。
我当时就写过评论《随想录》的文章，并指出：巴金在起先写作中并没有主动提出什么新的思想，他只是以崇高的地位和影响来不断支持比较异端的文化现象，这本身就需要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后来他感受到压迫越来越严重，就以“说真话”来为自己辩护，在这激进的年轻人的眼睛里可能不是什么英雄创举，甚至受到轻视，但对于从历史阴影里走出来的老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说真话”几乎是一个维护良知与操守的武器，“不说假话”成了他们的衡量自己人格标准的最后底线。我注意到有些指责文章提到了巴金对胡风一案的暧昧态度，其实早在1981年，胡风冤案刚被提出的时候，巴金就在《和日本〈朝日新闻〉驻上海特派员田所的谈话》里对此开始反省，直到1986年写《怀念胡风》时才真正地表现出正义的声音。这里固然包含了复杂的客观因素对巴金的压力，但同时也足见忏悔之沉重和表达之困难。对沉默中的知识分子来说，有些太沉重的思考，难道不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和必要的条件吗?将来如果有人将《随想录》与其写作时代联系在一起加以研究，会发现这是一部迅速反映时代话题的文化百科全书，巴金一向说话坦率浅易，但在《随想录》里却充分表现出高度的言说技巧与策略，或说是鲁迅杂文里所谓“奴隶语言”的再现，暗示、象征、曲折迂回、欲言又止的文风鲜明地烙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可惜，这些言说艺术在网络操纵下普遍粗鄙化的90年代文化氛围里很
难被人注意到，因此，误解与隔阂就在所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