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凭借37年前的小说获茅奖
南方报业网-南方周末
摘要8月16日，王蒙凭借《这边风景》再一次夺得茅盾文学奖，然而，这并不是他的新作，而是他在六七十年代下放新疆农村劳动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16年的新疆时光，带给王蒙的更是一种人生态度的转变。本文写于2013年，文中年代均为以2013年计算。
作者：张英一份尘封数十年的手稿让79岁的王蒙回头打量39岁的自己，也让他思考在新疆度过的16年时光。他觉得今天的作家王蒙与那16年大有渊源。“维族人有句极端的话：‘人生在世，除了死亡以外，其它都是塔玛霞儿（玩耍）！’”他说，“这样的人生态度，对我影响深远。”王蒙在伊犁巴彦岱庄老乡家。政治运动的巨浪扩散到边疆基层，只剩一朵小浪花。39岁的王蒙被开除党籍，却仍希望通过“命题写作”改变自己的命运。 （人民出版社 供图/图）“一条清蒸鱼找到了自己的中段。”79岁的王蒙这样评价《这边风景》的发表和出版。70万字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写于1974年至1978年，当时王蒙正在新疆伊犁一个大队挂职当副大队长，劳动锻炼。2012年，王蒙的儿子王山与儿媳刘颋打扫北京的旧屋，无意中发现了这部尘封三十多年的手稿，送给父亲。王蒙重读旧稿，百感交集，“好比是79岁的王蒙看到39岁的王蒙”。小说讲述的是1960年，新疆伊犁一个维吾尔村庄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背景下的故事。“我没有把它彻底废掉，而是选择发表和出版，它是对上世纪60年代小说写作空白的弥补。人们在小说里能够看到那个时期的生活，政治运动再严酷，生活仍然在继续，能够消解‘左’的政治和‘假大空’，艺术和文学仍然在场，不可摧毁。”王蒙说。2013年是王蒙“重要的大年”。《这边风景》出版之外，他还再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0月，在新书《王蒙八十自述》发布会上，他告诉读者，自己再婚了，妻子是《光明日报》资深记者单三娅。与王蒙相伴60年的崔瑞芳去年3月去世。一年多之后，被铁凝称为“高龄少年”的王蒙遇到了新的爱情。王蒙不愿意自己的感情被娱乐化，干脆直接用写文章、上电视的方式告诉读者，新的爱情来了。在散文《明年我将衰老》中他写道：“我跟三娅女士见面的第一分钟我就觉得就是她，有一种被秒杀的感觉——我们一见钟情，一见如故，她是我的安慰，她是我的生机的复活——三娅的到来是我的救助，不可能有更理想的结局了。明年我将衰老，而在尚未特别衰老之际，我要说的是生活万岁，青春万岁，爱情万岁。”掏心窝子的认真1963年12月，王蒙为拉开与当时政治中心的距离，带着老婆孩子去了新疆，先是在乌鲁木齐，后来搬到伊犁农村，在新疆工作生活了16年。在伊犁巴彦岱乡劳动锻炼的7年里，王蒙住在维吾尔农民家里，“同吃同住同劳作”，学会了维吾尔语和舞蹈。新疆的生活对王蒙的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革”结束后，王蒙复出，写了一批以新疆为背景的小说，从而迎来了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高峰。至今，王蒙以新疆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多达百万字。王蒙把新疆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把在新疆的16年当成自己人生的中间部分。“没有新疆的这16年，也不会有后来的作家王蒙。”南方周末：我看了《这边风景》，很吃惊。完全是《金光大道》、《创业史》、《红旗谱》那种类型的作品，歌颂集体、人民公社、合作化。你为什么会选择在30年后出版这个小说？王蒙：我是在1971年，38岁时写的这个作品，那时候我还在新疆伊犁的“五七干校”。我开始写了部分章节，几年时间里，我都在写它，一发不可收，写了70万字。40年前的中国，在“文革”中，国家、社会都高度政治化，任何一本公开出版的书，都要看它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倾向，《艳阳天》、《金光大道》是这样，《春潮急》、《西沙儿女》、《闪闪的红星》也是这样，都是按照当时宣传政策写的。《这边风景》也不例外，它没有写到“文革”，但它的话语表达受了“文革”的影响，我无法超越时代，批判“文革”、挑战“文革”。在那个荒谬的时代中，我没有歌颂极左，还尝试批评极左、控诉极左，用毛主席起草的“二十三条”来批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形‘左’实右”。“文革”结束，中国青年出版社想出版这个长篇小说，我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改稿完成。但出版社考虑到小说背景是毛泽东批判刘少奇指导王光美主抓的“桃园经验”，和中共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出台，在“文革”结束、改革即将开始的背景下，出版《这边风景》，在政治上显然很不正确，于是放弃。我也试图挽救、删改这部作品，发表出版，但小说体量太大，人物达100个，不可能推倒重新来过，索性就尘封起来。40年后，王山和刘颋找到了手稿，非常喜欢，也让我有了自信。我觉得也到了可以淡化政治和时代背景的阅读时代了。去年你在北戴河采访我的时候，我正在校订这部作品，大概花了4个月的时间订正完，后来交给了花城出版社。南方周末：很多作者，即使是写过这样的作品，也不会把它拿出来发表出版。重读作品，你为什么“百感交集”？王蒙：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没有那个时候的王蒙，也不会有以后的王蒙。我不可能颠覆我自己，不可能对于年轻的自己打一耳光，那个我也是王蒙的一部分。《这边风景》记录了我在上世纪60年代的生活，我39岁到47岁之间的人生，一条鱼的中段。在79岁的时候，我眺望到39岁时的我，我那个时候是多么有理想，多么真诚，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上山下乡，去边疆去偏远的地方，到劳动人民中去，到水深火热的一线基层去扎根，劳动锻炼自己，让自己脱胎换骨，成为全新、完美的革命者。虽然今天来看是一部“过时的作品”，写到了当时“极左的东西”，有谨慎的“社会主义”与“修正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但小说更多的是记录了那个时期维吾尔人的生活风貌，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婚丧嫁娶，什么都写到了，人物鲜活，细节生动，而且从头到尾都是掏心窝子的认真，真情实感，这是我今天再也无法抵达的写作状态了。我也受当时的影响，拿《这边风景》来说，这里面尼牙孜这个人物多少受赵树理笔下的人物“小腿疼”的影响；我笔下的“我”也受他的影响。浩然塑造过忠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萧长春，我写伊力哈穆也受影响，但我笔下的伊力哈穆比浩然写的萧长春多了一点人间烟火。为什么？因为在伊犁的少数民族，人性上更放开点。我当时去新疆就是这么想的，全国的阶级斗争，让人没有办法活了。新疆土地辽阔，山河处处，多民族的地方，文化多元，应该可以正常地生活。南方周末：你通过一件粮食盗窃案，借一个维吾尔村庄为舞台，演绎“阶级斗争”的政治主题；另一面又是浓墨重彩的维吾尔人的日常生活、风土人情的描述，你怎么看这个矛盾和冲突？王蒙：当年讨论我的小说《狂欢的季节》的时候，毕淑敏感触特别深，她讲到小说反映的历史时期：“对‘文革’的清算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未完成事项，它粗重地横亘在我们历史的道路和心灵的道路之上阴影绵长。极左的政治扭曲着人们的生活，反过来，生活本身消解极左的政治。”不仅如此，《这边风景》的最大不同之处，是一面接受着某些“左”的公式，一面在沉痛地控诉极左，控诉对于人的政治诽谤与政治诬陷，它挖空了心思，做到了这一点。我在伊犁基层看得很清楚。北京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当时两报一刊社论多厉害，但到了伊犁，到了伊宁县农村，影响力微弱，这儿完全无所谓。生活本身的力量是无敌的，再怎么搞极左，老公老婆还要一块睡觉，还要一块做饭的，父母还要打子女屁股的，吃喝拉撒睡要照常进行。生活一来，你说一大堆政治口号，喊一堆空话，有什么用？怎么样才能活下去，这永远是工农大众面临的首要课题。要出工，要砍柴割草，伊犁冬天长，雪大，小半年天寒地冻，人要烧炕取暖，牲畜要吃草过冬。他们反复打扮自己家的小院，今天在这里搭一个棚子，明天在那里砌一个炉灶，后天拆掉原有的狗窝，大后天又挖掉果树下的小块菜地改种鲜红的玫瑰花——为的是活得更舒服一点。生活是不可能被政治和革命摧毁的，爱情是不可能摧毁的，文学是不可能摧毁的，世界是不可能摧毁的。南方周末：《这边风景》引起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它是重新书写了“17年文学史（）”的杰出作品；另一种认为它是40年前严格按照官方钦定模式投机写作的作品，除了文献学的意义外，毫无文学价值，根本不应该出版。你怎么看这个作品？王蒙：也有学者拿《这边风景》和《艳阳天》、《创业史》做比较。过去所认为的“17年文学”，从“文革”前的文学到浩然的《艳阳天》结束，现在来看《这边风景》才是17年文学的真正结束之作。我看到了《艳阳天》、《创业史》，我不糊涂，也想改变我自己的命运。写这个小说前，我细心研究琢磨了当时大红大紫的浩然、柳青，分析了他们的小说框架、结构、手法，后来写的《这边风景》。小说的故事框架尽量做到符合当时的政治的命题，或者称之为命题作文。我写到农村的“阶级斗争”，写到伊犁的风景，写到维吾尔族的风情文化，记录了当时的生活风貌。从对人性和生活的描写来说，《这边风景》在我的作品里面，可以说是最具体最细腻最生动最感人的，它也是真正的文学。我的作品绝对跟浩然不一样，绝对跟赵树理不一样，他们根本不可能写出像雪林姑丽和爱弥拉克孜这样的人物来。我在创作中，不得不考虑当时的政治背景，作品里也有政治口号和政治运动，但是我的小说细节、人物形象、人物性格与人物命运，都是文学层面的。我的《青春万岁》，明显是歌颂革命，歌颂共产党，批判旧社会。可是《青春万岁》不够革命，没有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学校里你写结合，除非让他们全退学。所以没办法，26年后才能出来。《这边风景》更离奇，过左了，又是人民公社，还有阶级斗争，革命得太过了，现在才出版。我把人民公社的生活写得理想化，写得相对比较光明。可我也没有回避有些东西，开支很困难，没有现钱；人斗人，上上下下，风水轮流转；开会乱成一团，通知4点开会9点不一定开得成，有的人睡着，有的夫妻骂起来了。因为我写的是生活，写的是人，男男女女，爱怨情仇，高低贵贱，写了汉族，满族，蒙古族，十几个民族，吃喝拉撒睡，柴米油盐酱醋茶，维族人怎么打馕，维族人怎么结婚，什么都写。几个农妇，张家长李家短，一块喝茶掰馕吃一边说话，煮茶的人流鼻涕落到茶里，擦擦鼻子给大家盛茶，喝茶人看到了：我肚子不能喝茶，只能喝白开水。这类细节，我很得意，现在写不出来的。1983年，由王蒙小说《青春万岁》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1960年代，小说刚写完的时候，王蒙头上右派的帽子还没摘掉，小说审来审去不能出版。王蒙嗅到局势艰难，随后申请调去新疆。2013年，《青春万岁》再版。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只不过发生了一点误会上世纪80年代初，王蒙创作了 “在伊犁”系列小说，描述他的新疆生活。这些小说写出了维吾尔人幽默、机智、豁达、浪漫的性格，生动表达了维吾尔人民的生存方式、思维理念、宗教文明和民族性格。“后来许多年过去，有外国人问我：在新疆那16年里干了些什么？我开玩笑说，我在新疆读了16年大学的维吾尔语，预科三年，本科五年，硕士三年，博士三年，博士后两年，就学会使用维吾尔语。”南方周末：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去新疆？王蒙：我是被动的。我头上右派的帽子虽然去掉了，但我写的短篇小说发表不了，《青春万岁》审来审去不能出版，面临彻底封杀的局面。我在北京西山听了周恩来总理和周扬的谈话录音，开始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知道政治形势越来越艰难了，在北京我没有别的出路了，我想离开北京也许是一个选择。在和一些省市负责文艺的领导谈过之后，新疆作协秘书长王谷林当时就表示可以办理调动，安排我到《新疆文学》工作，我就这样去了新疆。当时的乌鲁木齐，真的是很美。盛世才时期的南门大运银行还在，苏联援建的人民剧场也有气势，南门外的大清真寺也很独特。办公大楼的颜色都是橙红色的，大街小巷的商店招牌从右到左写的是维吾尔语店名，放的都是维吾尔歌曲，市民的房屋都是土坯做的，屋顶是清一色的洋铁皮。现在回想起来，那完全是一幅凝固的油画，只是没有保存下来。南方周末：但你也有过另一种高调的解释，把去新疆归结于响应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王蒙：我并不以热烈拥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著名，并不以动不动表态热烈拥戴、痛哭流涕而著称。但是我响应了毛泽东的号召。毛泽东要求文艺工作者到农村去，和农民在一块，脚上有牛屎，脸上不干净，要脱胎换骨。我在新疆一呆十几年，在一个少数民族的地区，和维吾尔农民一块，同吃同住同劳动，一间屋睡觉，日常生活用维吾尔语言和他们交流。哪个作家能做到这一点？没有！南方周末：你到了新疆，开始是在乌鲁木齐，后来又怎么下到了伊犁，去农村当副大队长？王蒙：把我派到伊犁，是当时自治区党委的意见。自治区党委分管文教的书记林渤民，对于我个人印象都不错。他们觉得王蒙是一个犯过严重错误的人，虽然帽子已经摘了，已经回到人民的队伍来，但是不能从事文艺工作。王蒙放在乌鲁木齐变成一个大的政治斗争目标，弄得他们都很被动，后来就干脆派我下生产队搞训练班，结果被人家“四清”训练班退回来了，理由是王蒙政治成分不好，怎么有资格到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4月份，乌鲁木齐雪化完，我就去了伊犁，住到了第一生产队阿卜都热合满·努尔家的厢房里。当时新疆农村里面伊犁条件最好，我去那里至少不会饿肚子，能吃饱饭。这个还是人道主义的关怀，没有惩罚的意思，北京已经惩罚过了。我可以把家属带过去，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工资自治区文联照发，还可以在那里兼任大队级的副职，对我这个已经开除党籍的人，已经是非常好的待遇了。当时我没有别的选择，你也离不开体制，没有革委会介绍信，没有任何地方敢收你住宿，没有全国粮票，有钱没得吃饭，只能白白地饿死。你能有别的选择吗？离开体制就等于死无葬身之地。南方周末：《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被毛泽东点名表扬，然后又突然成了右派，被开除党籍，贬到新疆农村。你不委屈吗？王蒙：没有这个念头。说实话，从我自己主观上，我没有要和体制站在对立面，因为我觉得新中国建立起来本身很好的。如果说有人年纪大了，犯错误很正常。像毛泽东讲的那些话，知识分子要“经风雨见世面”——风雨就是群众运动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听着我觉得有道理。只不过发生了一点误会，或者这个政治上的不幸是一个过程，还是会向好的方面转换的。1965年，王蒙初到伊犁。在那里，生活消解了政治。严酷的运动并不影响新疆人继续房屋私有、自由买卖、喝酒、宰羊、唱歌……王蒙被新疆庇护了16年，“文革”结束后，写了一系列以新疆为背景的小说，迎来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高峰。 （人民出版社 供图/图）除了死亡，都是塔玛霞儿新疆的16年生活，让王蒙再不是那个北京单纯的“少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理想和激情崩溃后，王蒙发现了日常生活的可贵和温暖，养猫、养鸡，下厨房做酸奶做奶油炸糕，甚至自制麻将，和政治保持了疏离。在“文革”处境下，知识分子的选择空间非常小，“张志新他们说了一些不同的话，后来遭到了杀身之祸，我想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干脆不闻不问做所谓逍遥派，还有一些人在范围之内，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学一点东西。‘文革’当中我在写作上的时间，远远没有放在我研习维吾尔语上的时间多。”在《狂欢的季节》末尾，王蒙不无感慨地写道：“革命需要世俗，需要考虑普通人的生活需要，革命不可能是全社会人人都参加的事情。不能要求人人都是崇高的理想主义者，历史、革命最终的落点都是日常生恬，革命者要理解和尊重普通民众的生活，而不是将之改变。”南方周末：1979年6月，你离开新疆，坐火车回北京时哭了。16年的新疆生活，究竟给了你什么？王蒙：新疆庇护了我，保护了我一家，平平安安。底层老百姓生活里来的智慧，也让我一辈子受用。那么严酷的政治运动，巨浪的影响力扩散到新疆基层，就剩下一朵小浪花了。那么严酷的“文革”、人民公社、集体制、合作化，也没有改变房屋私有、自由买卖。维族人的婚礼，按照政府的集体仪式办完了，回到家晚上一定会按照维吾尔民族传统婚礼规矩再来一遍，喝酒、宰羊，唱老歌跳舞。这些事情，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也不会相信。比如当时生产队长开长会，说县里开了三级干部会，今年夏收最重要，牵扯到反帝反修，还有批判刘少奇，夏收期间一律不许回家，所有的劳动力都要住在地里吃在地里。维族老百姓都鼓掌说好，坚决落实！第二天，没有一个人带被子住在地里。我夫人所在的中学搞“三反五反”，宣传队要求老师们集中学习住宿，当时维族老师都表示坚决照办，第二天没有一个维族老师带铺盖。几天坚持下来，硬是把学习班拖黄了。又比如生产队长开会时讲，现在苏联修正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底下农民嚷嚷：“别废话的，到底让我们干什么？让我们修大渠，还是浇小麦？别在这儿说空话。”农民不怕，他已经最底层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最多送劳改队，有的人马上说，劳改队吃得比咱家好。生产队长没办法。在新疆，生活本身消解了政治，人的生存不可能用政治口号解决。政治没有消灭日常生活，民族文化也没有被改造消灭，大地还是大地，人还是人。伊犁每年打麦子的季节，当地人绝不给牲口戴上拢嘴，汉族人看着就特不习惯。有时候，马一口把好多麦穗都咬进去了，消化不了，屎拉出来全是麦粒。可维吾尔族农民说：“这是真主给它的机会，一年就能吃饱这么两三个星期。我们为什么要管它呢？”上级检查的时候，他们赶紧把铁拢嘴给马戴上，领导一走就拿下来了。维吾尔人喜欢说一个词：塔玛霞儿，大约相当于“玩耍”的意思，有一种自然而然、随遇而安、走哪算哪的人生态度。维族人有句极端的话：“人生在世，除了死亡以外，其它都是塔玛霞儿！”这样的人生态度，对我影响深远。南方周末：你学维吾尔语花了多长时间？王蒙：我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就可以和当地维吾尔人简单交流了，能够一起聊天。熟练地掌握，应该是在两年以后。除了劳动和家庭团聚，我其它时间就是学习维吾尔语言，读维吾尔语言版的《毛泽东选集》，唱维吾尔语的颂歌。所有和维吾尔语言相关的书籍，当地农村家庭有的，苏联出的维文小说，我都读。鲁迅的《呐喊》、《彷徨》，高尔基的《在人间》，都有维语版的。我那个时候看了很多书。1986年，我第一次去美国，费正清还活着，我去看望他，我说他那本《美国与中国》，我看了特别有兴趣。他不相信，“你上哪里看去？”其实是1971年，他那本书作为反面材料使用，我才看到的。这个世界很奇怪，在最严厉的控制之下，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窗口，或者是漏洞。在日常生活里，特别是和维吾尔朋友们一起喝酒，那是更好的学习场合。不管什么时候，抓住任何机会我都用，我也把汉族的许多故事用维语讲给维族群众听，从而赢得了他们的友谊和信任。很快，在生产队的会议上我也能够用维语表达了，当地群众非常欢迎，还要给我评“五好”队员。南方周末：那时候汉族干部和维族群众的关系怎么样？王蒙：我刚刚到新疆去不久，采写了《春满吐鲁番》、《红旗如火》等一系列散文和报告文学，拜访了如今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吴明珠。她在新疆工作了一辈子，教维吾尔群众种西瓜、甜瓜，是新疆甜西瓜育种事业的开创者。我还认识一个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兽医，在牧业大队干了一辈子，随同牧民们在草原上四处迁徙，为他们的牲口治病。在当时的体制下，干部真心实意帮助维族群众。大家有苦一起吃，有活一起干，吃住也没有太大差别，贫富相差不大。王震在新疆主政时有这么一条政策：进入新疆的干部和战士，学会维吾尔语，通过考试的，行政级别一律提一级，这个不得了。这样的政策，让干部和官员沉下去，能够和当地老百姓交流沟通，促进彼此的感情和友谊。今天，还有多少干部能够做到这一点？南方周末：今天的援疆工作你又怎么看？王蒙：当时毛泽东主席说，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我们事业的基本保证。内地的人到了边疆，都是带着好好干活发展边疆（的愿望）去的。当时苏联也提倡年轻人到农场去工作，发展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我年轻的时候，还唱一支苏联歌曲《到远东去》，和我们当时到西部去的背景完全一样。当年条件那么艰难，环境那么艰苦，干部和群众都能够和当地的老百姓打成一片，现在经济条件那么好，资源多，硬件条件也好，老百姓的日子也比几十年前好过多了，为什么干部群众关系、民族团结还不如当年那个时候？这里当然有三股势力破坏的问题、对敌斗争的问题，同时肯定是我们的工作还有不到位的地方。这些年，中央让各地政府支援新疆发展建设，力度很大，建设了很多项目，从城市到乡镇，高楼大厦。医院、学校、剧院，去的人很多，花的钱不少。当地政府的评价非常高。但我提个小小的建议，咱们做了那么多项目，能不能直接帮助当地的老百姓？比如，内地人去新疆工作，能不能本地化一些，吃些羊肉吃些馕么，至少不用自己带厨师去吧？能不能不带自己的企业，多给当地人一些打工的机会，让他们切身感受到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多和他们沟通交流，增进友谊，民族融合就不是空话，矛盾自然就会越来越少。分享本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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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李向阳在办公室接访，数名保安守在门外维持秩序。 （南方周末记者 褚朝新/图）
&你是纪委吧，我是罗成，我现在身无分文、走投无路了，你们要给我主持公道啊。&
在6年多的开门办公中，官员们积累了&开门&的经验，老百姓在如何找领导反映问题上，也经受了训练。
前任县委书记遇刺，&加强安保&呼声一片。
新任县委书记李向阳反其道而行之，做出大胆决定：开放领导办公室，&老百姓反映问题的渠道通了，民意就顺了&。
自2007年至今，湖南桂阳县的这一做法已经持续了6年。其间，普通群众可以随意进出桂阳党政办公楼；县领导职务、办公室门牌信息全部公开；包括县委书记、县长在内，官员们的手机号码，也全部在办公楼内公布。
县领导们&开门办公&6年来，桂阳天下大乱了吗？桂阳的党政官员们挨打了吗？南方周末记者近日在桂阳采访，探究在当下一些政府门难进、领导面难见的环境下，桂阳领导&开门办公&6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没有围墙的&政府超市&
日上午10时30分许，刑满释放不足一个月的罗成，进入了桂阳县党政办公楼，一路无人盘查，无人阻拦。
边上楼，罗成边打电话：&你是纪委吧，我是罗成，我现在身无分文、走投无路了，你们要给我主持公道啊。&
桂阳人罗成，12年前因盗窃被判刑入狱，2005年服刑时，在劳动中意外受伤致残。日，罗成刑满释放，按规定可以申请赔偿。这天，他来到县党政大楼，寻求法律援助。
这栋6层的党政大楼，是桂阳县的&政治中枢&&&桂阳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及48个科局都在此办公。和其他县不一样的是，党政大楼外没有围墙，大门里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四大家办公楼层平面示意图&，上面标注着县委书记、县长等官员的办公室方位。
各楼层还有更细致的公开信息：各单位主要官员的房间号、手机号、分管领域等内容，都挂在楼内显眼处。在三楼楼梯口，一侧是桂阳县县委常委、正副调研员、政府处级官员21人的分工、房间号、手机号码等信息。第一个正是县委书记李向阳。楼梯口另一侧，是8名正副县长、15名政府党组成员、1名县政府副调研员的分工、房号和手机号。
政府门难进、官员面难见，是各地通病。2013年2月，有媒体记者对湖南、河南、山西等7省一些县市区暗访，发现所调查的政府部门几乎都不挂牌办公，暗访记者不管提出什么见面理由，几乎都被挡在了书记、县长门外。
现任桂阳县委书记李向阳，是桂阳县领导&挂牌开门办公&的幕后推手。2007年3月，他在就任县委书记后不久，推出了这一新政，今年进入第7个年头。
&已经常态化了。&日上午在办公室，面对南方周末记者，桂阳县委书记李向阳笑呵呵地说。&在&政府超市&里，老百姓想找谁就找谁。&办公室外面，几个老年人正在门口往里面看，正在接待记者的李向阳让访民稍等一下。
李向阳所言不虚。距离他办公室100米远，是副县长黎宾的办公室。上午8时30分许，约15平方米的房间里已经有近20个人或站或坐着，四五个访民把黎宾围在办公桌前。一名妇女渴了，直接拿起黎宾桌上的茶叶，给自己泡了杯茶。
官员开会或外出，不在办公室怎么办？按规定，得给找他的人留个信息。具体做法是把门上标注着职务的牌子翻过来，在上面写着&外出&字样，并留下他们的手机号。
5月24日上午，罗成在六楼找到了县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吴连共。吴连共表示，一定免费给予法律援助，并嘱咐罗成，&不要再去找领导了，符合政策我们一定办，不符合政策找谁也办不了，找来找去，浪费时间也浪费钱&。罗成答应回去等消息，下楼离去。
县委书记被刺之后推出新政
李向阳推行&开门办公&政策，恰逢前任县委书记遇刺之后。当时一些干部认为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许多人为他捏了一把汗。
网络上，至今可以查到桂阳县前任县委书记吴章钧被劫遇刺的新闻。日，吴章钧在自己的住所遇刺。事后官方发布的消息称，3名男子在对吴进行了约20天的踩点后，试图抢劫财物时被发现，刺伤了吴章钧。
正是这一年，李向阳从郴州市旅游外事侨务局局长调任桂阳县县长。2007年3月，吴章钧离任，李向阳改任县委书记。
李向阳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到桂阳赴任后，有人建议他晚上最好不要出门，住宿也最好住在部队里。&县领导连门都不敢出，那还了得。&
桂阳在郴州市11个县市区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下辖26个乡、镇（街道），总人口88万。因为有大量有色金属和煤炭资源，又与3个地级市9个县交界，这些年来，矿产利益争夺、边界纠纷、水库移民等矛盾不断。2006年，湖南省民调中心发布的综治民意（主要考察民众安全感和对干部的满意度）调查显示，桂阳在湖南省123个考核单位中排名倒数第一，被列为&重管县&。
桂阳县公安局副局长李宗武，在2006年吴章钧遇刺时，正好是桂阳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所长，因为此事差点被处分。案发前，他曾就安全隐患，建议加高县委、县政府场所的围墙，加强门岗对进出人员的盘查，加强巡逻机制。
到桂阳工作一段时间后，李向阳发现当地治安不好，两抢、盗窃案件高发，信访量居高不下。
李向阳在桂阳县党政办公楼办公。2004年，桂阳县党政机关就搬进了这座新办公楼。当时县委书记、县长办公室遵循惯例，不挂牌办公。如果没有内部人员领路，来访者进楼后很难找到书记、县长的办公室。
桂阳县一位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长期以来，桂阳书记、县长办公室不挂牌，已经是&潜规则&&&怕挂牌后给领导添麻烦。领导不主动公开，来访者问起书记、县长的办公室和手机号，秘书、保安也都不敢说。&这个说不知道，那个也说不知道。来访者就有怨气，觉得领导们躲着他。&
领导长期躲着百姓，让桂阳不少干部颇有看法。桂阳县公安局法制大队教导员刘华军说，老百姓有困难或冤屈了，不能去办公室找大小领导，就要通过其他方式表达不满，堵政府门、堵领导车这样的事，就会经常发生。
这也是李向阳当时的感觉。&只有老百姓反映问题的渠道通了，民意就顺了，问题也就会越来越少。越是回避，矛盾越突出。&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07年3月，李向阳接任县委书记不久后，决定推出县领导&挂牌开门办公&新政。
新政初出，名义上&大家都很支持&&&桂阳县委一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一个县里，县委书记要做的事，基本没有干部会公开反对。但私底下，许多干部非常担心，&会给领导办公带来很多麻烦，少数上访户直接找到书记、县长办公室缠访，会影响到书记、县长的工作。&
桂阳县机关事务局分管安全保卫的纪检组长彭文生坐不住了。他多次找到县领导，建议修建围墙将党政大楼围起来，但县长庹登军没有采纳。&庹县长说，开门办公就是要亲民，担心出事加强保卫力量就是了。&
到桂阳工作前，李向阳并不缺乏基层工作经验。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在乡镇工作时，曾多次处置民间&杀架&事件。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所在乡镇的老百姓经常为了边界纷争或矿产纠纷而群殴群斗。
领导&开门&，倒逼之下，桂阳县各机关单位也纷纷开门办公。县长庹登军对媒体说：如果是在基层和部门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没有及时解决，最后直接反映到县领导这里，这就说明基层和部门的工作不到位，县里就要问责。
&吃饭和上厕所都没时间&
2007年至2010年，县委书记李向阳的办公室外，经常热闹得像菜市场一样，等着见他的人挤满了走道。桂阳县委政研室主任成晓阳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高峰期李向阳一天接待来访者达到四五十批次，人数过百。
&吃饭和上厕所都没时间。&李向阳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桂阳县委办一名副主任介绍，县委书记接访时，大家在办公室外排队，一个个轮流进去。排队时，县委办、信访局工作人员会逐一询问来访者找书记啥事。如果判断事情不需要书记出面，就联系涉事部门领导到现场，直接解决问题。若来访者不相信工作人员，执意要见书记，也会让他继续排队等。
见县委书记容易了，也导致一些本不需要找书记的人和事找上门。桂阳县委一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初，老百姓遇上一些小事，都要找李向阳办理。一次有位老人想办老年证，不知道到哪儿办，直接就来找李向阳。
李向阳公开手机后，接到的也并不全是求助的电话&&经常有推销书籍、保险的人电话打给李向阳。高峰时，他一天能接到几十个这样的电话。
&刚公布手机号码时，很多人想知道是不是开机或者是不是我本人接，抱着试试的态度反复打。有段时间还有小孩子给我打，问我是不是李向阳，一听是我就挂了。&李向阳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开门&之后，领导们的安保问题，让相关责任人一度头痛。
最开始时，县公安局在县领导集中的三楼，安排了数名国保大队的民警值守。彭文生除了在大楼前后门安排了四名保安外，还在三楼特别布置了四名保安巡逻。县信访局局长邓富荣、县委办、政府办的几个副主任，也都守候在三楼，以防突发事件。
为保证领导安全，县机关事务局保卫股股长雷琳想了不少办法。最初他要求所有进入大楼者都必须登记，没想到开放之初，每天进入的人太多了，&100页的登记本，一天就用了10个。每个人都登记，工作量太大，不现实&。
&普查&的办法失败了，雷琳转而要求保安们重点防范可疑的人，如果遇上背着包鬼鬼祟祟的人，就派人跟踪，一发现异常就控制住，然后报警。
雷琳还经常对保安们进行培训。&让保安知道，哪些事归哪个部门管，哪个部门在几楼。这样来访者进门时，就能初步分流。&雷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保安素质提高后，分流了一些指名要找县委书记、县长但实际上不需要他们出面的来访者。
李向阳介绍，最初，确实有一些情绪激动的来访者在办公室大吵大闹，有的甚至威胁县领导。桂阳县公安局副局长李宗武说，头两三年在楼内领导办公室打砸、闹访的，每年会拘留上十个。
最严重的突发事件发生在2011年的一天。当时有个访民驾车拉了一车煤气罐和几瓶汽油，将车开到了大楼外，扬言要炸楼。
访民手持打火机，危险一触即发。彭文生冒死上前劝说。在现场干部共同努力之下，最终这场县党政大楼下的自杀式爆炸威胁被平息。该访民最后被劳教。
事情虽然平息了，彭文生仍感觉压力太大。他先后四次提出，不想再分管大楼安全工作了，未获批准。
作为分管城建、国土的副县长，黎宾成为现在接访最多的副处级官员。为防意外，他在自己的办公室装了两个摄像头，一个对准自己，一个对着来访者。黎宾的想法是，万一有访民情绪激动发生意外，摄像头可以留下证据；此外，&有些人来我办公室送礼，我指指摄像头，他就缩回去了&。
出于安全考虑，保卫干部也在李向阳办公室门外装了大小三个摄像头，其中一个镜头可伸缩。在一楼的监控室，可以清晰看到进入办公室者的面部特写。
由于县里四十多名副处级以上官员都集中在三楼，为防意外，三楼安装了20个摄像头，覆盖到所有办公室。而在一、二、四、五、六楼，每层楼安6个摄像头。彭文生回忆，&布置这些摄像头，一共投入了四十多万。&
&你小点声，这是李书记！&
经历过几年的&阵痛期&后，李向阳现在轻松了下来。
5月20日，李向阳在办公室里笑着向南方周末记者说，开门办公6年多来，他本人没有受到过任何攻击，而且找他的人越来越少。周一稍多一些，一般有三五个人，其他时间基本没有。李向阳的手机号码也一直没换，现在给他打电话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每天只有几个。
桂阳县信访局局长邓富荣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县委、县政府领导接访后，有时会现场批示，能现场解决的，现场召集相关部门解决；不能现场解决的，会做解释工作；这比一般干部的解释，更让当事人信服。领导批示的问题，信访局和县委、县政府督察室会督办解决。
&符合政策的，领导介入后解决的力度大了、速度也加快了，矛盾化解得也就快了。&邓富荣说，现在还经常找县委书记县长的，大多是一些当前政策解决不了的历史遗留问题。
一些人对李向阳有疑问：你天天坐在办公室等老百姓，其他事还干不干？李向阳说，接访并不耽误其他工作。实际上每周一上午，县委书记、县长们若没有特别重要的事，就在办公室接待来访者。其他时间该出差出差、该开会开会。领导们不在办公室时，来访者可打墙上的电话约。
南方周末记者在近8天的观察中发现，到办公室找领导的民众冷静有序。当地一位官员说，在6年多的开门办公中，官员们积累了&开门&经验，老百姓在如何找领导反映问题上，也经受了训练。
2012年，桂阳民众安全感和对干部的满意度排名，在123个考核单位中从2006年的倒数第1上升进入前30名。县信访局局长邓富荣介绍，桂阳的信访总量不断下降，该局有史以来首次被评为先进。
县公安局副局长李宗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近两年在官员办公室打闹的少了，今年以来，尚无人因此被拘留。
找领导上访的&洪峰&消退之后，李向阳也对这一做法有了反思，&这种有事就找领导的做法，还是反映出当前人治的问题。如果是法治，就应该走司法途径。&
2013年2月，桂阳&开门办公&的做法在媒体报道后，受到郴州市委书记向力力批示。桂阳县委一名官员告诉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向力力批示后，桂阳县和郴州市委办、市委政法委等部门正在总结，看桂阳&开门办公&有哪些经验可以在全市推广。
5月27日是周一，上午李向阳照例在办公室接待访民。他又见到了谭正飞，这位访民到他办公室已不下10次。这次他陪着他的母亲朱常秀一起来了。
朱常秀情绪有些激动，大声地表达着自己的不满。谭正飞见状，赶忙打断她的话，&你小点声音，这是李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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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梁 助理编辑 温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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