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西方认识中国的领路人
作者:邓聿文
　　如果说，在世界诸国退下来的领导人中，在国际上享有巨大声望者，被誉为新加坡国父的李光耀无疑是一个。美国前国务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亨利&基辛格博士称李光耀是&世界级领导人&，其智慧和判断力无人能及，&他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卓越领导人，还以其强大的战略洞察力被公认为一位思想家&。
　　虽然基辛格的上述评价免不了溢美之词，但考虑到新加坡以弹丸之地，李光耀曾获得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总统奥巴马等在内的众多政治人物的称许，基辛格的这个评价并不算离谱。
　　不过，虽然李光耀在世界舞台上长袖善舞，倍受推崇，表面地位重要，但很少有国家会真正按照李光耀的建议去行事。这不仅是由于李光耀本人的局限，说到底，也在于与他服务了大半辈子的背后的国家有关。用他自己的话说，&新加坡是实在小得无法改变世界&，因此&不论世界怎么样，新加坡都得去接受它&。
　　狐狸与马基雅弗利的崇拜者
　　李光耀受到各国政治家的推崇，原因恐怕在于他对新加坡的治理&&这个小岛国在很短时间内被带入一个富裕文明的现代国家，以及他对世界局势的洞察。李光耀从1959年出任新加坡自治总理起，一直到1990年，时间长达31年。此后又做内阁资政10多年，将新加坡从一个人均GDP200美元的国家，发展到富裕程度超过美国。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创始院长Graham Allison在《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中探讨了新加坡成功建设国家所具备的要素，他认为李光耀的成功在于他是个不寻常的结合体，将儒家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与英国绅士作风所强调的道德品质中和，以及重视法治。李光耀自己则说，新加坡建国有成有两大支柱，一是统一语言并与国际接轨，即将英语作为通用语言，使新加坡顺利与世界接轨；二是开放的社会，实行对外开放，让外资把技术、管理与市场带进来，同时鼓励移民，以弥补国内人才与人力之不足。
　　&若把思想家分成刺猬型和狐狸型两类，那么，李光耀无疑属于后者。狐狸在民间形象中，有机智、聪明、狡诈的一面，注重实际，应变能力强，Graham Allison就说李光耀非常实际，对外界的适应能力非常强。他知道世界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不能及时调整适应，必然会被淘汰。故狐狸一说很好地概括了李光耀在新加坡的执政理念，即如何让新加坡适应变化着的世界。
　　对李光耀的认识，最好还是他自己的说法。在《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一文中，李光耀全面剖析了自己的哲学理念、性格和权力观。他认为，人性本恶，必须加以限制，制止恶的一面，他不相信事物从来是平等的，自称是个名副其实的务实的自由主义者，愿意直面问题，不会拘泥于某一种关于治理世界、治理社会的理论。在他对新加坡的统治中，什么是最佳的解决问题之道，怎样才能为最多的人创造最大的幸福和福利，就采取什么样的理论和政策。这种高度的实用主义，正是狐狸的生存策略。
　　李光耀也从日本人征服新加坡、把英国人赶出去，看到了权力的意义。在日本统治新加坡的三年半中，李光耀曾在日本人手下做过事，这使他看到了权力、政治和政府是密切相关的，明白了在强权政治下陷入困局的人们为了生存会采取哪些应对之策。因此，在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之前，李光耀就深刻地知道了什么是权力。李光耀自己认为正是日本对新加坡的侵略，给他上了一堂最深刻的政治教育课，并锻炼了其性格，使其成为一个意志坚定、始终如一、坚持不懈的人，脚踏实地做事，直至成功。但李光耀也坦承，自己所做的一切并不都正确，但基于高尚目的。他直言，&必须做一些令人不悦的事情，以及把某些人未经审判就关起来。&李光耀不憷于盖棺定论，&在闭眼之前，我可能还会做些这样的事情&，这就是李光耀，为了他认为高尚的目的可以采取一些非常手段，不怕身后留恶名。
　　不难看出，从哲学理念来说，李光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从权力观来说，是马基雅弗利的崇拜者。事实上，这两者是相通的，一个信奉自然法则的人多半也是权力意志论者。在对新加坡数十年的统治中，李光耀并不回避这点，毫不掩饰自己是16世纪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弗利的崇拜者。他曾说，自己从不在乎民调结果和民众支持率。&我认为，太在意民众支持率的领导人是软弱无能的领导人。&&在受人爱戴和令人畏惧这两者之间，我始终认为马基雅弗利的思想是对的。如果谁都不怕你，那就毫无意义了。&
　　他既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李光耀在打击政敌方面，毫不手软，他曾把早年与其合作，后来对其统治构成威胁的社会主义阵线领导人林清祥拘禁20多年，驱除新加坡，后者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才是新加坡独立建国的真正英雄。李光耀还透过司法手段如控告诽谤罪等，打压反对者。新加坡的《国内安全法》，授予政府在必要时&不经审判&即得以&无限期拘禁&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对西方的批评，他也置之不理。总之，在李光耀看来，只要能带领新加坡在虎豹环伺中生存下来并生存得很好，有必要使用一些专政手段，任何有损这一目的的行为，都属于铁腕打击之列。
　　可见，李光耀的上述治国思想和治理手段，同上世纪经济起飞时期东亚的那些政治强人，如韩国的卢愚泰、朴正熙，印尼的苏哈托，菲律宾的马科斯，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等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国内实行威权或独裁统治，凭借对政权的牢固掌握，推行国家现代化。
　　按理，从李光耀所受教育来看，他应该更钟爱民主体制而非专制政体。李光耀出生于一个并无多少中国文化传统的华人之家，自幼接受的是英文教育，青年后负笈英伦，就读伦敦经济学院。英国是近代自由民主思想的故乡，李光耀在英国接受了一整套英国文化和思想的熏陶。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曾写道，&哈里.李（李光耀的英文名字），用一个英国内阁成员的话说，是&苏伊士运河以东好的没治的英国人&&。
　　然而，在新加坡立国后，李光耀并未采纳英国的议会制度。李光耀曾为新加坡独立后选择目前的体制作了辩护，他说，&如果我们不曾以西方的优点作为自己的指导，我们就不可能摆脱落后，我们的经济和其他各方面迄今会处于落后状态。但是我们不想要西方的一切。&若新加坡决定发展成为像西方国家如英国的两党制政治，新加坡必然&走向平庸&，因为&最优秀的人才不会选择从政，参选得冒很大风险，竞选活动会变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恶毒&。上述辩护既对又不对，&对&是说他可能确实是这样考虑的，&不对&是说他掩盖了对权力的爱好与追逐。中国人一般把李光耀看作黄皮白心的&香蕉人&，其实并不尽然，他并不真正是英国文化的拥趸，更倾向于儒家传统的专制文化。这也体现在其借反共而铲除异己一事上。
　　李光耀是以反共起家的，但他说讨厌共产党人并不因为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事实上他也一度对社会主义感兴趣&&而是他们采用列宁主义（领袖集权）的方法。然而，他本人在争取新加坡的独立自治上就利用了共产党人，成功后再寻找理由反共，用残酷的手段清除异己。李光耀之所以在上世纪60年代初极力主张并入马来西亚，原因当然是为新加坡的未来着想，但一个不便说出的理由是借马来联邦政府之手，铲除当时日渐壮大的&马共&势力和人民行动党内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高层领导人，前述林清祥即是。他对共产党的反感还影响到同新中国的交往，这点后面还会谈。有研究者认为李光耀的治国思想，是英国殖民地统治权术，以色列特工方法，及西方现代管理学方法的杂烩。
　　外界把他作为认识中国的&领路人&
　　说起李光耀，不能不谈他同中国的交往及影响。随着中国崛起为全球大国，在地缘政治中的作用日益显要，世界多数国家都想了解中国领导人的想法和政策、中国的走向，此时李光耀的天时地利人和优势就显示了出来。天时指的是新中之间的密切合作，地利指的是新加坡距离中国不远，又都是华人社会，了解中国人的思维，人和指的是李光耀和中国大陆三代领导人都有很好关系，和台湾的蒋经国关系也相当不错，世界领袖中具有这三点者，唯李光耀一人耳。
　　但李光耀的反共思想一度影响到新加坡和中国的关系。李光耀所以在新加坡强制撤并华文学校和报馆，原因之一是当时接受华文教育的人都比较亲大陆，有些新加坡华侨还回到大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李光耀怕大陆在新加坡传播共产主义。因此，新加坡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排斥大陆，这当然也有大陆错误政策的因素。直到70年代末，李光耀才开始和大陆交往，虽然双方都放弃了60年代的敌对政策，但这种阴影一直存在李光耀心中。新加坡是东盟中和中国建交最晚的国家，李光耀就说，新加坡只有在印尼和中国建交后才同中国建交，新中两国建交时间是在1990年。
　　然而，这不是说，李光耀在此期间和中国领导人没有接触。他先后会晤过毛泽东、邓小平，之后也同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大陆领导人见过面。李光耀对邓小平很推崇，称赞邓是一个伟人，意志坚强，灵活务实，说话算话。如果没有邓，中国有可能重走苏联老路。他也赞习近平是&曼德勒式人物&。除邓之外，李光耀还崇拜法国总统戴高乐、英国首相丘吉尔，后二者都是二战时期的法英领袖。从李光耀崇拜的三人来看，他们其实有共同的特征，即意志坚强，坚忍不拔。这可能也是李光耀自己的性格。
　　另外，李光耀和邓小平还有一些相似地方，如施政手法精明务实，政治斗争经验丰富，自奉甚俭而正直廉洁，深具领导魅力等。所以，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获得了李光耀的高规格接待，后者在1989年公开为邓小平辩护，称 &此类举措与人权问题无关，是为维护国家稳定的必要手段&。邓小平1978年访新后，对新加坡和李光耀也留下了良好印象。因此，在两国建交后，新加坡能够迅速抓住邓小平1992年南巡所开启的中国市场改革之先机，大举进入大陆，形成两国紧密的合作和经贸联系。新加坡自此后直到现在，在大陆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一种独特作用，尤其在胡锦涛时代，掀起了大陆的新加坡热。
　　新加坡对大陆的影响，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新加坡的投资；二是新中在苏州合办的工业园，旨在引进新加坡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三是新加坡对大陆公务员的培训，学习新加坡的社会建设和管理模式；四是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客观地说，前两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大陆改革早期，那时大陆引进的外资，主要是港台和海外华人资本，因此，技术和管理经验也主要学习他们。第三个方面，效果不是很明显，尽管在胡锦涛时期全国各省市赴新的考察团不计其数，但实际上，大陆无法复制新加坡的社会管理模式。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经济发达，劳动力素质高，这些都是大陆不具备的。许多人只看到新加坡的街道干净，社会秩序良好，是花园城市，但这些都是大陆很难学来的，因为各方面差距大太，在具体的管理经验上没有可学性。至于第四个方面，也很难学。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最可学的，是新加坡一党执政的威权体制及其经验。人民行动党和中共一样，长期在新加坡执政，把改善人民生活和福利作为其执政目标，党内高层定期下基层和群众、选民接触，但真要照搬，会发现比较难。
　　以反腐来说，新加坡的高薪养廉，大陆就做不到，党内高层下基层是因为新加坡还有一个反对党存在，而大陆没有，且大陆太大，社会矛盾多发，高层下基层只能采取视察方式。可学的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对待人民的理念，但这点也不用跑到新加坡去学。还要看到，新加坡也在发生变化，选民正在用选票改变其政治体制。上次新加坡大选，人民行动党就遇到了反对党的很大挑战，得票率空前降低，而下次新加坡大选，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不好讲。所以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其实也不一定适合大陆。
　　在别人对中国唱衰时他已提早布局
　　在新中的经济往来中，大陆受益于新加坡的投资和管理，特别是在中国改革早期，新加坡是中国联系世界的一条重要通道。新加坡则受益于大陆广阔的市场。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李光耀加强与中国的联系，还隐含着另一个目的或意图，就是借助大陆改革开放，向世界证明新加坡发展模式和治理方式的成功，苏州工业园即是只这一意图下的产物。总的来讲，新中关系是一种互利双赢模式，但新加坡从中国大陆获得的好处要远多于大陆从新加坡获得的好处，越到后来越是如此。
　　现在看来，在抓住大陆经济迅速发展这个机遇上，李光耀确有过人之处，还在别人犹豫甚至对中国唱衰时，他就看到了大陆未来的发展潜力，因而提早布局。这使得李光耀能够放弃意识形态成见，转而同大陆发展密切关系，其结果，就是李光耀赢得了&中国通&的美誉，成为西方政治家和跨国公司总裁争相请教中国事务的对象。虽如此，李光耀对大陆是敬而不亲，李光耀虽为华人，但其英式教育使其缺乏对母国文化的认同，另外，李光耀终生坚持反共立场，也导致新加坡在关键时刻做出对大陆不利的事情，有几件事能够说明这一点。
　　一是大陆SARS期间，新加坡领导人吴作栋率先表示推迟对中国的访问，抵制大陆，比起法国总统如期访问北京来，新加坡的一些做法让大陆民众很是痛心。二是2004年，时任副总理的李显龙访问台湾，招致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此外，李光耀本人也多次发表用美国来制衡中国的言论，新加坡的&星光&部队更是长期在台湾受训，直到本世纪才停止。事实上，在新加坡政府内部，不少受英文教育的精英对中国大陆有一种强烈的抵触心理。
　　李光耀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和预测经常受到国际社会关注，成为舆论报道重点。然而，客观地说，李光耀对中国的观察，并未超出大多数海外中国观察者的看法。如他认为，中国GDP将不可避免地超过美国，但创造力永远无法与美匹敌，因为中国文化不允许自由交流和思想竞争。中国也不会成为自由民主国家，&若成了那样的国家，中国会崩溃。如果你相信中国将发生某种民主，你就错了。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中共领导人将尝试各种方法，除了多党制一人一票的民主体系。&类似观点并不新鲜。
　　从李光耀公开发表的言论看，他对中国大陆崛起持一种矛盾态度，一方面欢迎大陆崛起，一方面又担忧大陆因此可能想恢复昔日主导东亚的帝国地位，并把这种担忧在国际上广为扩散。前者是出于和大陆做生意的考虑，后者是出于制衡目的。李光耀说：&中国告诉我们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但当我们做的事惹其不高兴时，他们就会说你让13亿人民不高兴了，请搞清自己的位置。&在他看来，中国的未来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变成一个盲目排外、奉行沙文主义的力量，会因西方试图放缓或阻止其发展而仇恨、敌视西方；二是变成一个行为文明、积极参与世界事务、更具世界特色、更加国际化和外向型的国家。
　　为使中国转向第二种可能性，他认为改变中国的策略是，使中国融入全球体系，增强和世界的贸易与投资关系，增加中国的既得利益，这样，中国的繁荣将更多地取决于和贸易大国在经济体制方面的协调性，这种广泛的联系也将影响和改变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如此，才能促使中国遵守国际规则，强化中国对贸易、服务、投资、技术与信息的依赖性。当此种依赖性大到中国承受不起的代价时，中国就不会试图挑战现行国际秩序，他认为，这是推动中国政治变革的最佳途径。
　　李光耀在此不经意地流露出了中国是国际秩序特别是东亚秩序威胁的想法，李有此想法并不奇怪。对新加坡来说，美国是亲善国，二战后一直维持经济和安全秩序，在这一方面的角色一直是至关重要的。但现在中国无可避免地要成为亚洲第一大经济体，因此，新加坡的策略需要做出调整，平衡中美两国势力。这也就是李光耀屡次呼吁美国制衡中国的原因。
　　从大陆角度来说，可以理解李光耀扩大新加坡生存空间的想法。但从上面李光耀对中央王国的解读及其担忧来看，他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观察存在误区。此种误区很可能来源于他对共产体制的不信任，以及从传统的均势思想来看待中国崛起。
　　总结起来，对李光耀的评价是，终其一生，他是一个不自觉的威权（专制）主义者，对自由民主和人权并不真正看重；也是一个谋略家，善用权谋，崇尚实用。虽然带领新加坡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但他建立的这套威权体制可能并不适应未来的民主化趋势。他的英式教育背景和对共产体制的厌恶及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缺乏深层了解，使他对中国作出的预言好坏参半。他对国际事务的观察虽有过人之处，但他关于均势和遏制的思想与战略并未超出杰出战略家的看法，也未能提出一个在这种战略指导下的行动策略。
为何亲美反华，李光耀的前世今生
　　华人在海外最大，经济上最成功的一个群体，就是东南亚华人。印尼两亿人口，约一千万华人，马来西亚两千五百万人，约六百万华人；泰国六千五百万人，约九百万华人；新加坡三百万多人，华人占90%;菲律宾九千万人，华人大约一百万，不到 1%，但有华人血统的要占大约20%。
　　东南亚华人，给全世界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他们的经济实力，比如，在马来西亚，70%的中小企业被华人拥有，其中包括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
　　自从万隆会议，周恩来取消了中国的双重国籍政策，泰国，印尼，菲律宾等地的华人开始积极融入本国社会，特别是泰国和菲律宾，传统意义上的华人已经很少，从姓名和语言上，中国人已经分辨不出谁是华人，不过，本地人对那个家族有华人血统，都一清二楚。人们都知道菲律宾阿罗约的丈夫是华裔，泰国的他信是华人，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泰国议会，三分之二的议员也是华裔。但这些华人，已经和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一样，仅仅只是血统上是华人而已了。在东南亚，真正能以一个大族群的规模保持华人传统的，只有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
　　有人曾把这三地的华人分为两种：传统华人和海峡华人，前者一般说中文，谈到中国很亲切，甚至自称中国人，以陈嘉庚为代表。后者一般说英文，看海峡时报（英文），亲西方，甚至以自己的华人面孔为耻，以李光耀为代表。南洋华人这半个世纪以来的心理变迁，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两种华人的变迁史。
　　说到传统华人和海峡华人的分别，不能不提到一个名词：南洋大学。这所大学的兴衰史，也就是南洋传统华人的兴衰史。了解这所大学历史的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对这所大学，这所大学的创办人，还有这所大学的精神肃然起敬。
　　南洋大学的创办人叫陈六使，1950年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及福建会馆主席，他是陈嘉庚的族侄，1916年在福建小学还没毕业就来到新加坡。1953年，陈六使捐助五百万元，倡办南洋大学。并以福建会馆主席身份捐献了五百二十三英亩在新加坡的云南园作为南洋大学的校园。此后，连瀛洲宣布献捐廿五万元。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以他本人及故弟胡文豹名义捐建双连学生宿舍一座。马来西亚的李光前赞助五年总捐助十份之一（此数超 过一千万元），鼓励社会人士参加献捐运动。槟城林连登捐出五十万元，建筑南洋大学图书馆（行政楼）。陆运涛献捐南大理学院全部建筑费（约卅万元） 。
　　此外，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商界，学界，出租汽车司机，三轮车夫，小贩，吧女和理发师，都先后参加乐捐，义驶，义踏，义卖，义演等活动，响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呼声。他们的想法很简单：他们自己没有机会读书，但都希望能进点微薄之力，让自己的后代有机会进一所华人自己的大学，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在他们的心里，只有中国才是自己的国家。
　　很显然，这种想法和海峡华人以及殖民当局是格格不入的。所谓海峡华人，就是自己已经放弃了关于中国的概念，他们心目中的祖国，在当时是英国。这种区别的来源也是很简单的：传统华人，大都是靠自己奋斗，创业，或富甲一方，或安居乐业。而海峡华人，则是靠给西方人做买办，或者打工，靠西方人吃饭。所以英文比中文说的好，甚至不会说中文，比如李光耀。在他们心目中，中国是一个陌生的国家，和他们没有关系。一个英国议员曾经说，李光耀是苏伊士运河以东他见过的最英国的人。而李光耀本人，几年前被英国政府颁发了一个终身成就奖，他很感慨地说那是他这辈子得到的最高肯定，他说在他的年代，是以做英国人为荣，虽然到他儿子的年代要开始接受美国教育，以美国为荣。
　　所以，1956年南洋大学开课后，新加坡当局一直不承认南洋大学的学位，1959年李光耀上台后也不承认南洋大学，认为南洋大学的中文教学环境不能被认可。1963年，李光耀政府宣布吊销陈六使的公民权。一直到1968年，新加坡政府才承认南洋大学的学位，但一直对南洋大学的中国化教育如鲠在喉，到了1980年，南洋大学被政府宣布停办，从此，南洋大学成为了历史名词。南洋大学建校25年，培养了一万多名毕业生。这些人都是传统中国文化的精英，他们和中国人在一起，可能没有人能看出差别。如今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很多人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1981年，新加坡政府在原南洋大学校址上建立了一个技术学校，叫南阳理工学院，1991年更名为现在的南洋理工大学。几年前，该校的新校长想借用南洋大学的名望和现在在世界各地已经身居高位的南洋校友的资源，提出恢复南洋大学的名字。结果遭到了绝大多数南洋校友的反对，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南洋精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这和南洋理工大学现在的英文环境风马流不相及。的确，现在的所谓南洋理工大学只是一所普通的政府办的英文大学，和当年纯粹由民间华人从亿万富翁到小贩舞女们齐心合办的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的南洋大学是根本不能比的。
　　南洋大学的停办，也意味着在新加坡传统华人的失败。李光耀上台后，很多有影响力的传统华人被赶出了新加坡，他们大多到了马来西亚，有的回到了中国，有的到了美国。从1980年开始，海峡华人的思想开始在新加坡占了上风，到了今天，传统华人的思想在新加坡基本灭绝了。1980年前，新加坡80%以上的家庭平时的家庭语言是中文，而现在，70%以上的家庭使用英文。80年以后，新加坡的学校就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华文教育，中文，只是被当作一门外语来学。很显然，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新加坡人，很多国人试图想和他们找到中华文化的相通之处的话，结果显然就是自讨没趣。在现在新加坡的年轻人心目中，Chinese只是他们提到自己的肤色或种族的一个名词而已，和中国，汉族什么的没有任何关系。
　　之所以会有这种变迁，这和新加坡政府推行的英文教育有直接关系。80年以后，新加坡就没有用华文授课的学校，这样过了一代人，李光耀终于成功了。如今在新加坡，能流利说中文，喜欢中国的，大都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而这些人，大都因为英文不好，无法找到很好的工作，只有开出租或自己做小生意，现在已经是快被遗忘的角色了。
　　李光耀推行英文教育的原因很简单：一是去中国化，二是推行英文环境，吸引西方投资。这两点他做的非常成功。在南洋大学的年代，南洋的学生给了李光耀很大的麻烦，他们基本上以北京为自己的方向，对政府跟着西方走的行为很不耻，并且南洋大学有非常独立的学术精神（当然是以自己是中国人为出发点），加上他们在新马华人中的号召力，所以，被以铁腕著称的李光耀关门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而李光耀成功吸引到的西方投资，也客观上形成了英文的强势环境，那些华校生由于中文没有英校生好，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也进一步加速了新加坡传统华人的势衰。
　　但是，英文环境的强势，也有长远的负面影响。李光耀自己也承认，英校毕业的学生，没有华校生有人情味，讲团结，和自信。因为，英文授课的老师，对学生只能限于语言的交流而已，而没有任何文化的传承，甚至连语言中那种很微妙意思的表达也很难学会。要知道，各种语言的精华，除了词语里的历史文化含量，还在于各种言外之意的表达。而这些，是新加坡的学校里现在无法学到的。而在华校里，老师用中文讲述的同时，也传承下来五千年的历史，而这些，才是世界各地传统华人的自信根源。虽然英文教育出来的新加坡人，缺乏李光耀希望的那种自信和团结精神，但目前这似乎还没有大的负面影响，因为他们毕业后工作的环境，不是西方公司，就是新加坡政府或政府控制的公司，在这些地方，不需要他们有多少创造力，只需要按部就班就可以了。只要李光耀在，一切都没有问题，因为，新加坡人要走的路，他都安排好了。但问题是，他已经八十多岁了。
　　客观的说，李光耀是个非常厉害的人，尼克松曾说李光耀是他见过的最有能力的领袖之一。这句话绝非虚言。他不单一手创立了新加坡，还创立了东南亚华人，也许是全世界华人最大的经济体。这一点，也许国人没有几个能了解。
　　1974年，李光耀创立了淡马锡控股公司，该公司掌控了包括新加坡电信、新加坡航空、星展银行、新加坡地铁、新加坡港口、海皇航运、新加坡电力、吉宝集团和莱佛士饭店等几乎所有新加坡最重要、营业额最大的企业，曾有国外媒体估算，淡马锡控股所持有的股票市价占到整个新加坡股票市场的47%，可以说是几乎主宰了新加坡的经济命脉。但事实远不止此。
　　1， 新加坡电信是马来西亚电信的大股东，也控股澳大利亚第二大电信公司Optus。三年前和李嘉诚的老二李泽楷竞争香港电信，在中国政府干预下失败。
　　2， 新加坡航空的服务世界排名第一，同时控股新西兰航空公司。
　　3， 新加坡港务局集装箱年吞吐量2006年达到22百万，连续十年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香港，可以对比的是八年前它的吞吐量是一千五百万，而当时排名第三的高雄，只有六百万。
　　4， 星展银行是新加坡最大的银行之一，控股印度的ICICI银行。可以对比的是，外界认为的新加坡首富黄庆昌的大华银行，两年前也差点被星展银行收购。
　　5， 吉宝集团，其旗下吉宝船厂，占有有世界近海船台市场的80%。而旗下的吉宝置业，现在是中国最大的地产商之一。
　　6， 特许半导体，世界第三大晶元制造厂商，从成立之初就开始赔钱，只有2006年才微有盈利，2007年可能还要赔钱，但该厂从不裁人，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投钱。李光耀坚持的原因很简单，只要它能跟踪世界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工艺就行。目前，它的半导体加工工艺号称只落后英特尔半年。李光耀的这一思想和眼光，比从刘少奇到****等人要高明地多。
　　这些公司，都是李光耀一手创立的。
　　2003年，淡马锡控股回报率达46%。2004年，其总资产达到900亿美元，和GE相当。可以对比的是，印尼，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五国中华人银行及其他金融公司的资产数约为500亿美元，（计有：泰国的以盘谷银行的陈弼臣、泰华农民银行的伍班超、大城银行的李木川、京华银行的郑午楼等四大金融集团为中心的11家华资银行，其分支机构超过了 1000家，是实力最强的海外华人金融集团。印度尼西亚林绍良的沙林集团和李文正的力宝集团所合办的中央亚细亚银行，拥有资本4130亿盾；李文明、李文 光的泛印集团，拥有资本3279亿盾。新加坡以郭芳枫、郭令灿的丰隆集团和李成义集团为代表的13家华人银行，其国外分行达84个，其中李成义集团的华侨 银行资产额达28.4亿美元。菲律宾的13家华资银行，其分行超过300家，资产总额为49238百万比索。以及马来西亚的李光前、李成伟的南益集团，黄庆昌的大华银行集团等等。其中陈弼臣、林绍良、李成义、郭芳枫，郭令灿等金融集团的资产数都超过10亿美元。）
　　2002年李显龙之妻何晶被任命为淡马锡控股公司CEO，李光耀则专任自己1981年建立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overnment of Singapore Investment Corp.简称GIC）的董事长。GIC目前管理的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约1730亿新元），它的投资遍布全球30多个国家2000多间上市及未上市公司。其中北美占50%、欧洲占25%，东亚及东南亚占25%。GIC于1995年即进入中国大陆，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发起股东之一。在台湾，GIC也是其QFII（合资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史上最大的投资人之一。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1月，GIC购得台湾《蘋果日報》主要股份。
　　还有值得一提的，就是新加坡建有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初加工中心，运往远东的石油，都要在这里初加工后再运往目的地。
　　所以，新加坡人的生活环境，在李光耀的安排下，还是很优越的，至少工作机会非常充足：新加坡现有公民和绿卡约330万人，另外还有约120万外来打工者。而在新加坡，和西方国家一样，只要有点学历有份工作，买房养车养小孩是没有问题的，虽然在前两个消费上，政府都会刮走一大笔油水。
　　从某种意义上讲，李光耀个人的成就，要远远超出香港以李嘉诚为首的所有香港精英。香港这半个世纪以来的富裕，大半是靠当中国的窗口挣的代理费和贸易费，而香港的大半富豪，都是靠香港的房地产发财，其结果除了造就几个富豪之外，绝大多数香港人并没有什么好处，反而生活变得压力重重，只能蜗居在鸽笼大的房子里当房奴。很讽刺的是，现在香港人的就业，有近一半是靠大陆来的中资公司提供。客观的说，香港已经没有什么竞争力了，只不过大多数香港人还看不到这一点，还在很无知的为很虚无缥缈的所谓投票权愤愤不平。本来，香港可以借港币作为人民币窗口的特殊作用向金融中心发展，但对着一半还有身份认同危机的香港人，北京政府可能会很无奈地丢掉这个想法，看看李泽楷父子在香港电信的买卖上的表现就明白了。李嘉诚应该可以算传统华人，而从小在美国读书的李泽楷，已经是海峡华人了。
　　但是，新加坡的致命弱点，也在于李光耀。正如诸葛亮一手缔造了蜀国，却后继乏人一样，新加坡的危机，就在于，李光耀之后怎么办？
　　内的媒体常提到李光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他是&退而不休&，而国内的媒体的反应只是感慨其工作的热情而已，可能很少人明白这句话后面的意思。
　　1990年，李光耀决定让出总理一职，让位给一个接班人，自己则任了个新职务叫&资政&。在国人和外界看来，这似乎是个顾问之类的头衔，和台北的&总统府国策顾问&差不多。当时他挑选的接班人叫陈庆炎，任当时的国防部长，此人的性格很像李光耀，性格很强悍，当时李光耀的大多数手下：国会议员和部长们，都不喜欢此人。在投票时，大多数人都投给了性格随和，人缘很好的吴作栋。李光耀对投票结果很不满意，于是进行第二次投票，结果和第一次一样，李只好让吴作栋来做总理。而吴作栋刚上任时，很不能上台面，在镜头面前很不自然，也不会讲话。于是李找人专门对他做了三个月的礼仪培训，然后吴就变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样子，风度翩翩，举止得体。对此，一个不会说中文的新加坡老人评论说：世界上什么行业都难做，只有新加坡的总理最好当。
　　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2002年，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吴不需要担心任何事，因为要做任何事，说任何话，都有一个人帮他决定了，他只需要在台上表演一下而已。另一个意思是，吴只是新加坡版的严家淦，蒋经国翅膀硬了，他就该下来了。2004年八月，在所有人的意料中，李显龙就任新加坡总理。
　　2005年7月，发生了一件很小的事情：淡马锡控股旗下的新加坡航空的飞行员协会因为不满管理层对其工资的削减，决定罢工。其时，李光耀已经专任GIC的董事长，专门负责海外的资产。儿媳何晶是淡马锡的CEO，李显龙任总理已有一年，而其之前长期担任部长的财政部，是淡马锡控股100%的控股股东。
　　之所以要强调这些关系，是因为在飞行员协会威胁罢工之时，发生了外界很疑惑但对新加坡人很正常的事：李光耀跳出来发表强硬讲话。他很简单的告诉那些飞行员：所有和政府对抗的行为都不会有好下场。
　　事情就这样解决了。但这件事也说明了一点，非典期间吴的言论，李显龙就职前对台湾的访问，其实他们都是只是奉命行事。
　　对比一下小说教父里的表现，教父的老三麦克在接任教父后的第一次会议上对手下布置任务，老教父也列席，但一言不发。会后他的两个老部下找到他，说对麦克的决定有意见。老教父的回答是：那是新教父麦克的决定，所有人包括他本人，都必须无条件服从。
　　由此看来，李光耀在接班问题上，似乎要走诸葛亮的老路。而新加坡人，这个他一手教育培养出来的东南亚海峡华人群体，可以在他之后安全平稳地按照他的安排的方向走下去吗？
　　新加坡，或者说李光耀能有今天的成就，当然与他个人的能力分不开，但是，也离不开五十年来国际大环境的变迁影响。
　　二战以后，日本虽然在广场协定后为了排除巨大的经济泡沫，在东南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日本除了和新加坡得到了一点类似经济盟友的关系之外，并没有在东南亚有什么政治影响力，用亨廷顿的话讲，东南亚国家大都对日本是经济上有钱就拿，政治上并没有当回事。影响东南亚和东南亚华人的，始终只有两个巨人的影子，那就是美国和中国。
　　1949年以前，海峡华人在东南亚的华人中基本没什么影响，绝大多数华人都追随陈嘉庚。1938年10月，来自南洋各埠的168名代表，一致同意成立南洋华侨筹贩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会址设在新加坡，选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印尼）、李清泉（菲律宾）为副主席。大会通过一项庄严《宣言》，历数近代以来日寇侵华种种罪行，揭露日寇不仅企图吞并中国， 还妄想征服世界。现在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号召我南洋八百万华侨精诚团结，誓为祖国政府后盾，出钱出力，多寄汇款支援抗战，则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据南京政府财政部统计，华侨自1937年一1945年，八年中捐款共达十三亿多元（国币），平均每年一亿六千多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捐献比重最大。以财力支援抗战的另一项是侨汇，是华侨寄回祖国赡养亲属汇款，数额比捐款更大。仅从1937年至1943年通过银行途径的侨汇，据统计共达55亿元（国币），平均每年约8亿元，数额巨大。其中南洋侨汇居多。1942年后，南洋各地相继沦陷，侨汇和捐款中断。欧美等地华侨继续以侨汇和捐款为祖国抗战做贡献。海外华侨在物力方面对祖国抗战贡献也甚为可观。截至1940年10月不完全统计，共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救护 车1000辆，大米一万包，以及大量药品、雨衣、胶鞋等用品，自1937年至1940年总数达三干批以上，每月平均一百批。以上物资多数亦为南洋华侨所捐献。抗战后，海路被封锁，支持祖国抗战的大批海外战略物资只能靠滇缅公路运输。当时，国内机工及汽车奇缺，运输十分困难。陈嘉庚受国内西南运输公司委托，自1939年至1940年间，通过南侨总会从新马等地招募&经验丰富、技术精良、胆量亦大&的机工10批共3200人，并捐 赠汽车310辆及其他物资。这些华侨机工，满怀爱国热情，离别南洋亲友，回到祖国大西南，在异常崎岖艰险的千里运输线上，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运送各 种国内急需的战略物资，平均每天300吨以上，日积月累运量可观。而很多南洋华人也回国参加了抗日战争，他们中最有名的，是共和国上将叶飞，菲律宾华侨。
　　抗日战争后到1949年，南洋的传统华人们经历了一个很痛苦的时期，因为他们大多数不了解国共斗争的原因，对他们来说，只要认中国就行了，党派之争对他们来说是很陌生的事情，因为他们懂得最多的，除了中华民族大义，就是经商，他们普遍对政治一窍不通。在政治方面，他们没有一个是李光耀的对手。
　　虽然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南洋的传统华人们还很惶惑，但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让他们非常振奋：短短的五年，中国就从一个被小日本随便欺负的弱国，变成了能打败头号强国美国的东方大国。共产党的号召力在东南亚华人中也越来越大。1957年，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PAP）和新加坡共产党结盟，1959年，人民行动党-共产党联盟在立法会选举中则获得压倒性胜利，取得51席中的43席，李光耀就任（马来亚联邦属）新加坡首任总理。1961年联盟分裂，人民行动党一度在议会中只比共产党多出一席。李光耀及时取得马来西亚执政的马来首相东姑的支持，加上新加坡共产党错误地盲目发动街头游。行和暴。动，让李光耀以反对暴力为借口，将共产党三个主要领袖投入监狱，从而赢得了1963年大选。1965年，新加坡共产党响应中共产党的世界革命路线，放弃了合法的议会道路，批判苏联的&三和&路线，发动支持者走上街头游。行诉诸暴力，而且参加了马来西亚共产党的马来西亚民族解放阵线，制造了一些暴力和恐怖事件，被李光耀政府镇压。1965年，印尼将军苏。哈。托在美国中情局支持下发动政变，并且发动排华运动。
　　从此东南亚共产党走向衰亡，马共总书记陈平只能呆在湖南当电台主持人。
　　1965年8月，新加坡建国。李光耀虽然取得了对新加坡共产党的绝对胜利，但事情远没有结束，因为他的执政在1980年以前，一直要面对一个人的巨大身影，这就是毛。泽。东。在朝鲜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新中国对东南亚华人的鼓舞是无比巨大的。鸦片战争以来，海外的华人从来没有这么扬眉吐气过，深受鼓舞的陈嘉庚也回到了厦门，拿出了全部家产一千万元（有人估算过按当时的金价到现在价值一亿美元），从此呆在国内专心办学，建立了大大小小几十所集美学校（现全部合并为厦门集美大学，取集美这个名字是纪念他的家乡福建集美乡，陈六使也是集美人）。1953年陈六使在中华总商会会议上提出创办南洋大学，从此南洋大学成为南洋华人在思想和文化上认同新中国的重要纽带。1959年人民行动党-共产党联盟联盟取得新加坡自治领首届大选胜利，当时讨论国旗方案，有人提出国旗上一定要和中国一样，有五颗星和红色，这个提案得到了传统华人的一致同意。于是就有了现在看到的新加坡国旗。
　　1971年中国对新加坡开展了&乒乓外交&，邀请新加坡乒乓球队访问，接着新加坡邀请中国球队回访。在中国和新加坡球队比赛时，球场上有一大群新加坡观众为中国队加油，并且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李光耀于是下令禁止30岁以下的新加坡公民到中国去访问，以防这些头脑简单的左翼青年被召募为&颠覆分子&。该禁令下达后，效果不是很明显，因为，很多人不惜冒险到停泊在公海的中国远洋货轮上观看《决裂》、《春苗》等宣传&文革&成果的电影。
　　1976年5月，李光耀率团访问中国，并受到老毛短暂的接见。在去之前，所有人对见到老毛时的描述都是&敬畏&，基辛格甚至有和他女儿见到偶像一样被电击的眩晕。而李光耀的心情更为复杂，因为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的主要对手，共产党和南洋大学所代表的南洋传统华人们，都是这个巨人的追随者，他实际上只是在和这个巨人的影子在战斗。而在这个巨人眼里，他显然是很微不足道的。
　　李光耀后来在回忆录中多次详细描写了那次会见时从车到中南海一直到十五分钟会面结束的每一个细节。这充分说明了他当时心情的紧张。不过，那次会见的结果，让李光耀是有些解脱的。因为他看到的不是那个让基辛格们触电的神像，而只是一个普通的接近老年痴呆的垂暮老人。而且他见到的老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看上去也不怎么样，这样，在他从政治之初头上一直压着的中国神像，也开始被打破了。
　　另一个让李光耀开始有心理优势的原因是他在南洋传统华人的圣地北京，看到的是死气沉沉的经济。而新加坡建国伊始，就赶上越战，和日本经济在朝鲜战争中由于美军的订单得到复苏一样，新加坡也得到了美军订单的大力支持。对此，他在美国国会的讲话中都特别提到，虽然越战对美国国民来说是不愉快地回忆，但对新加坡这样的美国反共前哨来说，意味着经济的腾飞。
　　从北京回来后，开始在心理上有自信的李光耀下令取消了71年的禁令。
　　1978年11月，急于打破苏联在北方陈兵百万压力而决定和美国结盟教训越南的邓小平访问了新加坡。在与邓小平会面后李光耀获得了极大的自信，因为他发现自己提出的结束东南亚共产党活动的提议被邓小平无条件接受，并且，在对东南亚问题上，邓小平很意外的向李光耀询问中国该怎么办。他很惊讶地突然发现，自己一直与其影子搏斗的那个巨人，东南亚那些传统华人的精神支柱，居然有一天能很谦逊的低头向他请教。
　　1980年，马共总书记陈平奉命在湖南停止了对南洋的广播。完全摆脱了中国阴影的李光耀下令结束南洋大学，这一年也是传统华人势力在新加坡消亡的标志，从此，在新加坡的传统华人，在政治上敢组反对党和政府对抗的，都被从经济上压制（比如公司无法营业），直到自动离开新加坡。剩下的，也只能远离政治，专心经商，或打工养家糊口。
　　而李光耀推行英校，取消华校教育的政策也从此畅通无阻。1980年后开始接受教育的所有新加坡人，也从此彻底和中国文化绝缘，加上80年后急于在经济上寻找任何良药的中国领导人对李光耀的谦逊态度，使得以前对中国无形巨大的压力突然转变为俯视，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使得李光耀及其教育下的海峡华人们开始习惯在中国面前高高在上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也很自然的变成了对东南亚其他国家以中国文化为尊的传统华人的俯视。
　　马来西亚分为东马和西马，两地被中国南海分开，东马分为沙巴和沙捞越州，和文莱（在两州之间）以及印尼部分领土位于加利曼丹岛，东马的华人不多，主要集中在沙捞越，西马的华人占大多数，五十年前均匀分布在西马（马来半岛）从北部槟城到南部新山的西海岸沿线。
　　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关系，类似广东和香港，半岛南端的新山市和新加坡有一条长堤相连，可以类比深圳和香港。
　　四十年前，新马还没分家的时候，在马来亚华人不是少数民族，华人和马来人都占人口的大约37%，当时马来亚总共约一千万人。当时很多马来人也支持李光耀，如果新马不分家，李光耀很可能就是马来亚的总理，而不是现在执政的巫统。分家后，马来西亚华人的比例就变成了25%多一点，经过四十多年来马来人的生育， 马来人口已经超过半数，可以在每个州都能占有绝对的选举优势。除了槟城，那是个和新加坡差不多大的岛，岛上90%都是华人，所以一直都是华人执政。其他地方的华人，和新加坡的传统华人一样，也都是政治盲，根本不是巫统以马哈蒂尔为首的马来政客的对手。华人虽然在全国有约四分之一的人口，但基本没有一个能拿出手的政党，最大的华人政党叫马华公会，但其领导人普遍被认为没有自己的思想，只能在巫统和马来反对党伊斯兰党之间寻求平衡。
　　在马来西亚的传统华人，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传统华人一样，吃苦耐劳的经商能力令人尊敬。我有个好朋友的爷爷从一个鞋匠开始，最后成了全马最大的汽车配件供应商。我曾经应一个好朋友的邀请到他的位于一个北部州的家里做客，那里只有一两万华人，而且长期由信奉极端伊斯兰教义的伊斯兰党执政。在那里，全州只有一所华人中学，全州华人的两千子弟都在那个学校。当我们走在州府的大街上，街上很少华人面孔，但是他指着那些街道告诉我：这里的所有生意，老板都是华人。
　　在五十年前，马来西亚一些大城市，比如吉隆坡，新山，马六甲，大片的庄园，整条的街道，大多是属于一些华人的。但是这些景况，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因为马来人掌权后，规定马来西亚的所有土地都属于马来人，华人不可以拥有土地。并开始强制低价收购华人当时的地产。而对于马来人，政府又规定，凡是家庭收入低于标准的，无偿划分一块土地，让其利用来谋生。文化上，巫统政府又规定国立学校从小学开始，都必须用马来文或者英文授课。而华人的对策是自己出资，建立华小，坚持中文授课。
　　虽然有政府的大力压制，华小办的非常成功，甚至有比较富裕的马来人家庭也送自己的孩子上华小，接受正统的中文教育。所以一个中国人遇到马来华人的时候，其感觉和山东人在海外遇到山西人没有太大的区别。我的一些马来华人朋友，他们的妻子就曾很自然的指着我教育他们十几岁的孩子：你们和他一样，都是中国人，知道吗？
　　目前全世界海外华人大约有三千多万，其中一千多万在印尼。印尼号称千岛之国，不过，主要人口聚居在几个大岛上，其中三个苏门答腊，爪哇，和加利曼丹成倒品字形包围着马来半岛。印尼华人聚居最多的首都雅加达，位于南部的爪哇岛。
　　加利曼丹岛有一个中国熟悉的名字，婆罗州。从郑和下西洋的之前一千年的南北朝开始就和中国来往。鸦片战争之前，那里的华人就有约15万，以金矿为生。可能很少有国人知道，两百年前，潮州人罗方伯，在婆罗州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华人共和国。而从明万历年开始，婆罗州和爪哇岛一直都有广东人和福建人在那里建国当国王。
　　谈到印尼，国人首先想到的是1965年苏哈托政变后在美国支持下发起的排华运动，那一年，印尼共产党被镇压，数十万华人党员和华人左派分子被杀害。还有就是98年在雅加达等六个城市的排华事件。
　　不过，印尼由于岛屿众多，很多岛屿基本是只有一艘军舰的印尼政府管不到的。在这些地方，华人由于自己的传统优势，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事业。他们中的典型代表，叫瓦希德。很多那里的华人就说，他们走遍全世界，发现还只有印尼最适合居住。
　　但是，那些在大岛上的大城市里居住的华人，就没有这么幸运，每当一些本地政客需要转嫁矛盾时，他们就成为牺牲品。98年排华事件后，很多华人将资本外移，据估计98年后半年移出的资金就有约800亿美元。资金虽然移走，但是很多人的事业还在印尼，于是很多人选择安家在新加坡，个人还是每周飞回印尼打点生意。不过，李光耀虽然在98年后很大度的宣称希望新加坡成为印尼华人的避风港。但对于来新安家的印尼华人，李的开价是现金一百万新元（约70万美元）一张绿卡，年龄不论。注意，这笔钱不是投资，而是门票。
　　其实，印尼华人真正面临的问题，是他们的国籍问题。印尼羽毛球皇后王莲香在1992年夺取奥运会女子单打金牌，但当时的颁奖是有问题的，因为那时她根本没有印尼国籍。按照54年周恩来取消的双重国籍而中华民国一直保留双重国籍来看，当时的王莲香，严格论起来，也许应该算中国人，那枚金牌应该算在中华台北名下。2002年30岁的叶城万也有这个问题。
　　1954年之前，刚刚独立的印尼政府实施较为宽松的政策，外侨如果不在一定期限内向政府有关部门申明保留原籍，则自动转为印尼国民。1954年中国颁布单一国籍法之后，一直视自己为中国人的印尼华人突然发现自己成了没有祖国的弃儿。
　　1958年，印尼政府根据第62号总统令制定了印尼国籍法，要求每一位外裔公民都执有 &印度尼西亚公民证&（即国籍证）。而在随后印尼的&排华&高潮中，印尼政府将该法演变成了专门针对华裔的&紧箍咒&，特别将华裔公民列为&非原住民&， 要求华人必须拥有国籍证，且在办理各种证件或手续甚至子女入学时都必须出示国籍证，并支付相当数量的费用，而其他外裔公民则不需要。数十年来，此规定不仅使印尼华裔在政治上备受歧视，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不胜其扰，许多印尼政府部门在办理公务时都以此规定对华裔进行刁难，大肆敲诈钱财。
　　2004年5月，印尼总统梅加瓦蒂在纪念1998年5月暴乱的祈祷会上首次就华裔是否仍需要拥有印尼国籍证问题公开表态，重申印尼华裔公民无须拥有印尼国籍证。但直到2006年7月，才出台了一个所谓的新《国籍法》。该法摒除了对&本土人&和&非本土人&的区别对待。东南亚媒体评论说，这标志着包括华族在内的印尼少数族群不会在国籍问题上受到种族歧视，&今后他们跟所有印尼本土人一样，都被当成印尼人&。可以看到，在如今海外最大的传统华人聚居地的马来西亚和印尼，华人们除了享有五十年代短暂的幸福发展时期外，一直面临着一个老问题：就是传统上的远离政治，使得自己一直成为所谓民主政治的牺牲品。
　　记得有个军坛网友晓提出过一个看法，民主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工具，而共和是用法律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所以在没有共和的民主下，像台湾的外省人，南洋的传统华人，他们的命运就很容易受人摆布。
　　日，马来西亚举行大选，当时马来西亚约一千万人，马来人占约55%，华人占约37%。但唯一参选的华人党马华公会只得到了国会103席中的13席（比上届减少14席）。当时反对党伊斯兰党实际的票率是51%，但由于选区划分的因素，他们只得到37席。和马华公会联盟的巫统得到53席，因此可以和马华公会联合执政。但滑稽的是次日，马华公会宣布退出国会，因为他们在华人中的低得票率显示华人不支持他们执政。5月13日，心怀不满的反对党在华人占55%的吉隆坡挑起暴乱。约130名华人，30名马来人丧命。执政的巫统当即宣布戒严，并出台三大政策：1，马来西亚所有土地，归原住民，即马来人所有。2，巫统执政的目标，是马来人在民间经济要达到占30%。3，华人和印度人口之和，要降到40%以下。
　　时至今日，他们这三点都做到了。而很多原本占有大块地产的华人，被政府强制以低价收购地皮，并无偿赠送给收入低的马来人。很多华人因此破产，一贫如洗。
　　南洋传统华人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加上李光耀1980年以来对中国获得的心理优势，使得他和他教育出来的海峡华人，或者说，新加坡人，开始轻视马印的传统华人们。而马印的传统华人，以自己的中国文化自豪感，对在文化上已经很苍白的新加坡人，也是持鄙视的态度。五十年前，南洋各地华人们不分地域互相帮助，团结奋斗的热情，是一去不复返了。
　　1954年中国单一国籍制实施以后，由于在台湾的老蒋政府一直没有放弃双国籍制，加上朝鲜战争后老毛在东南亚的巨大号召力，东南亚的传统华人们对身份问题似乎没有多少困扰。1976年黎笋成为统一后的越共总书记，开始实施他的&大印支联邦&计划，并在越南大规模排华。邓小平在决定教训越南的同时，于1978年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申中国的对侨政策，即鼓励华侨加入居住国国籍。凡是加入居住国国籍的，应该全部享受和履行所在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随着中国侨务政策的转变，1980年南洋大学的关闭，马共和泰共在中国电台的停播，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开始全面退出。没有了心理依靠的南洋的传统华人们，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身份问题。除少量移居他国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选择了加入所在国国籍。80年代，东南亚华人文学中，很多都描写了他们当时在宣誓归化前后的心理失落感。
　　与此同时，很多华人企业，也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机会，成为投资大陆的先行者。当时最有名的有泰国谢国民的正大集团，马来西亚的郭鹤年兄弟集团，80年代，随着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衰退，美国的影响自越战后卷土重来。早在1969年，李光耀访问美国时，基辛格和尼克松就试图和新加坡建立军事同盟关系。李光耀担心会刺激民间反美力量强大的马来西亚和印尼，于是提出新加坡应该和澳洲新西兰结盟，然后借美国和澳洲新西兰的盟友关系来建立私下的美新同盟。
　　同年，在英联邦峰会上，李光耀和澳洲新西兰达成军事同盟共识，决定由澳洲负责培训新加坡陆军。
　　80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可以说是李光耀政治生涯的黄金年代。和台湾一样，作为对遏制中国的需要，里根和老布什每次到亚洲，都会亲自或派特使到新加坡向李光耀询问如何应对中国。由于美国对中国的联合公报约束，李光耀成了美国与台湾联系的重要通道，比如军购武器，和解释美国对华政策等。1989年，刚接班的李登辉访问新加坡，这是中国台湾的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问东南亚。这次访问分别极大提高了两李在各自国内的声望。1993年，在李光耀牵线下，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李光耀的声望达到了顶峰。
　　在关闭南洋大学时，李光耀承认，他推行的英校教育出来的学生都的确很冷漠，但他又指出，如果英校教育能方便新加坡人养家糊口，那么没有文化也没什么了不起。冷漠，其最明显的特点应该就是指不能了解他人的想法。
　　李光耀似乎不了解李登辉，或者说，虽然他当时作为两岸的牵线人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但他似乎并不真正了解两岸的领导人在想什么，也许的确是英校教育不能让人理解文化上的东西。
　　1994年5月，李登辉访问新加坡，提出让李光耀传话北京，希望加上新加坡成立一个三方平股的船运公司，由新加坡管理两岸的运输船队。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建议，因为就在同年3月，李登辉在和司马辽太郎的访谈中提到了&身为台湾人的悲哀&和&出埃及&，但李光耀显然不太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他很重视这个提议，然后下令吴作栋提出具体方案。同年8月，他在北京向老江提出了李登辉的提议。
　　反应显然是很冷淡的。按照惯例，两个人谈话时没有用翻译，李用英文，江用中文，因为这样两个人都能听懂。但按李光耀的会议，他只听懂了第一句话，就是&两岸的合作不需要通过第三方来遮掩&，以后江的话，他基本上听不懂。他的中文似乎和想象中颇有差距。
　　但回新后，他看到了李登辉三天前在亚洲华尔街日报的访谈中暗示江泽民不是北京能做主的人，然后他觉得找到了原因。但从那以后，他在两岸间的说话，似乎没有什么效果了，但他本人显然没有意识到这点。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个事件对于正迅猛发展的东南亚国家是个迎头痛击。在马来西亚，人均GDP下降了一半，退回了七十年代的水平。但对于南洋华人来说，意味着中国影响力重新进入东南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东南亚的极端回教势力开始抬头， 911之后，极端运动一度达到高潮。马来西亚极端的伊斯兰党一度夺取北方几个州的控制权。泰国南部的极端回教势力也开始武装分裂。
　　1998年，印尼六个大城市爆发大规模排华暴乱，但中国政府反应很迟钝，一个理由是很多华侨持中华民国护照。暴乱后，印尼华人纷纷抽出资金转移到国外，华人社区也开始有了自我保护意识，自发组织起华人聚居区的武装巡逻。
　　911之后，美国人的重点转向反恐，新加坡对于美国遏制中国的作用，逐渐减弱，并且，和学识渊博的基辛格，尼克松，里根，老布什比，小布什显然不是一个喜欢听人指手画脚的人，时势易也。但长期的心理惯性，是很难改变的。像李光耀，虽然他承认如果马来半岛还是英国人在殖民，这里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但同时，他却自认是&最后一个维多利亚人&。1965年，新加坡刚建国，正赶上美国的越战，美军的源源不断地订单让新加坡完成了第一次经济腾飞，美国从此也成为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到了2000年，马来西亚取代美国，成为新加坡的最大贸易伙伴。2006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新加坡第二大贸易伙伴。
　　2006年10月，中国-东盟峰会在南宁举行，经过15年努力，中国的影响力又重新回到了东南亚。但是，这对于南洋的华人们的感受，和五十年前是截然不同的。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同化，80年以前那样的传统华人已经不多了，多数传统的华人已经习惯于自己是本地的一个少数民族的公民身份，以前以中国泱泱大国国民而自豪的感觉，在现实中是很少见了。尤其在印尼，那里的华人们被勒令不允许拥有中文姓名，必须改姓本地姓名，不许学中文。但大多数华人都暗自保留了中文姓名，华文教育，都以家庭方式进行。直到1999年华裔的瓦希德上台，才取消了这个法律，从此印尼华人才重新恢复了自己的文化。在瓦希德的大力推动下，华文教育开始在印尼复苏，按印尼和中国政府的协定，中国每年派出一定数量的中文教师到印尼帮助教学。
　　而在马来西亚，这二十多年来，传统华人们则顽强的以坚持华文教育的方式保留着中华文化的火种。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在东南亚乃至全世界为一枝独秀，是除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以外唯一拥有具备幼儿园、小学、中学、大专等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国家。
　　提到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不能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1993年起任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主席郭全强先生。郭全强是第三代华裔，于1930年出生于马六申昔加末武吉士一个橡胶园里，幼年先后在马六甲培风小学、英华小学就读。抗日战争后，他在南开中学读高中，直至毕业。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大学。1949年，郭全强从北京大学政治系转学到湖南大学企业管理系，直到毕业。1956年，父亲郭开基因病在马来西亚逝世。郭全强遵从父亲遗愿，与妻子梁丽明一起申请到马来西亚继承和管理家业，获得马国政府的批准。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先在香港住了一年后，这才返回马来西亚，并永久定居了下来。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于1954年成立，一直致力于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1980年以后，马来半岛的华文教育陷入低潮，巫统当局采用种种措施阻挠华校的教育。最有名的事件是1987年政府委派不谙华文者担任华小高职触发了一连串的抗议活动，较后爆发了&茅草行动&，当权者大举逮捕了百名人士。在政府的压力下，改学英文的马来华人越来越多，直到93年郭全强任马华董总主席，才扭转了这个势头。他不顾政府的各种刁难和压制，坚持华校的单一华文教育，认为双语教育（数理用英文）不叫华校。如今，马来华人年轻人接受华文教育的已经超过90%。
　　迄今为止，目前，全国有华小1280多所，在校学生60多万人；华文独立中学60所，在校生6万多人；华文大专院校3所（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韩江学院），学生1万多人。仅在只有35万华人的沙巴州，就拥有华校80多间，在校学生近50000人。有条件的马来人、印度人也开始送孩子到华校读书。在马六甲郊区的一所华小，学生来自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和其他土著等近10个种族。今年该 校录取的55名一年级新生中，友族学生占43名，华族学生仅12名。这种友族学生超过华族学生的华小在部分地区已经不是个别现象。马华文报纸把这种现象称 为&华小异调&。据报道，在全国各地华校就读的外族学生达7万多人。
　　同时，在新加坡，随着中国力量的强大，李光耀在九十年代末也开始略微改变对中文的态度，在各种场合呼吁新加坡人要学好华语，当时的总理吴作栋也轰轰烈烈搞了一阵&推广华语运动&。
　　效果不是很明显，正如郭全强指出的，在新加坡的所谓&双语教育&下，英文仍是唯一教学语言，华文，只是一门课而已。换句话说，在新加坡的中文教育，和大陆的英文四六级没有本质的区别，新加坡学生厌恶中文学习的心态，和大陆很多学生对四六级的痛苦是一样的。
　　2003年，有个在新加坡开公司的美国人曾在电视上抱怨这种双语制度，说他雇用了个成绩很好，精通双语的新加坡女孩做秘书，但上班第一天，这个女孩接到一个美国电话后就向他求助，表示听不懂电话里的美国口音。后来，女孩又拿着一份中国来的电报来找他，表示无法看懂中文该中文电报。值得指出的是，这个美国白人在叙述这件事的时候，用的是真正流利的中文。可以看到，南洋的华人们这五十年来变迁，和中国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中国的强大和在南洋的影响力，无不改变着他们的生活。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的日渐强大，南洋华人们的生活日渐自信，2006年印尼新国籍法颁布后，很多华人社团已表示要开始组党，来保护和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马华公会的领导人，也开始改变他们以前类似海峡华人的心态，开始真正感受马来传统华人的想法。而马来西亚的传统华人们，也开始大力推行华文运动，为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影响贡献自己的力量。如今在马来西亚，常可以看到马来人和印度人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在新加坡，大部分华文老师都是马来华人。
　　与传统华人思想在南洋的重新兴起不同，作为海峡华人聚居地的新加坡，似乎还保持着二十多年来良好的优越心理。年轻一代的纯英文生活环境，让李光耀当年担心的英校教育的弱点越来越显著。95年和2000年，李光耀两次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分别记录了新加坡建国以来的发展历程。他出书的本意，是希望新加坡的年轻人能仔细阅读，从中学习他的奋斗心得，但是，这两册回忆录，在新加坡看得多是本地的中老年人，而他的年轻读者，大多是马来华人或者来新短暂读书或工作的中国人。而他寄予主要期望的新加坡年轻人，大部分根本没有兴趣看。当被问到如果真有李光耀所说的危机来临该怎么办，他们大多会耸耸肩，很不在乎的回答：移民吧。
　　以廉洁著称的新加坡政府，是按照李光耀心目中的精英治国方式建立起来的。政府大力吸收历届学生中的佼佼者来做公务员，以此来保证最聪明的人都在政府内，以李光耀构想的管理巨型企业的方式来管理新加坡。但是，这也很容易带来一贯的由于精英们生活的优越安逸而造成的&何不食肉糜&观念。
　　由于地处赤道，新加坡最大的病人群体是肾炎病人，每年有上万人需要洗肾，为此新加坡成立了一个民间机构叫新加坡民间机构全国肾脏基金会，简称NKF，专为援助那些家庭收入低下、却不得不支付高额洗肾费用的肾脏病患者。虽然是民间机构，但其总裁杜莱，吴夫人的密友，是由政府任命。每年NKF都会发动民间募捐活动，每年的电视筹款都大约在五百万新币，约两千五百万人民币左右。1997年和98年，有人揭发杜莱以公费做头等舱，被他以诽谤罪告上法庭。2004年，有记者到NKF采访，发现他的办公室内有私人浴室，里面有高档马桶和镀金水龙头。在随后的调查发现，杜莱的年薪大约六十万新币，约四十万美元，和美国总统相当，也是该年电视募捐款项的十分之一。这个时候，吴夫人出来发话，觉得这么点工资没什么了不起。但是舆论大哗，四十多万人在网上发言，要抵制以后的NKF募捐活动，杜莱和管理层被迫全体辞职。
　　2005年，新加坡政府做出了一个也许是建国以来唯一不是李光耀的决定，在岛内修建赌场。并由美国金沙集团得标，赌场将于2009年开始营业。值得一提的是，金沙集团CEO，拉斯维加斯**业大亨谢尔登埃德森在澳门开业的两年内，资产由70亿美元猛升到约270亿美元。对于政府开赌场的决定，很有意味的是，英校教育的人似乎对此没有太大反应，而华校毕业的人们大多对此颇有忧虑。
　　新加坡要往何处去？李光耀之后该怎么办？
　　在每年一届的位于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国市长班&里，一些中国未来的市长们向课堂上的新加坡老师问到了这个问题。得到的回答是：&李光耀说过，如果以后有人想改变他定下来的东西，他会从坟墓里跳出来的。&目前，这句话也许是每一个被84岁的李光耀的海峡华人思想教育出来的新加坡人的心理依靠。海峡华人们目前的路似乎还是很平坦，但世界真的能一成不变吗？坟墓里，人真的可以跳出来吗？
　　不久前的一个新闻，大约可以为南洋海峡华人目前的心理作出一个清晰的注解：日，预计于5月份赴美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由于美国过于专注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导致它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正逐渐丧失给对手中国。他还说，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势力衰退，将会使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受到影响。李显龙表示，根据印度尼西亚官员透露，中国企业三月以低于其他公司的标价，和印度尼西亚签署价值28亿美元的建造燃煤发电厂合约，这显示中国加深与东南亚关系的策略已经奏效。李显龙说，作为亚洲国家，新加坡希望和中国加强区域合作，但这不能是新加坡仅有的关系，新加坡也希望和美国继续维持关系。&我们很多课题上和美国看法一致，我们想做的是确保东南亚继续在美国的雷达萤幕上。&但他认为，理智上布什政府知道东南亚是个有用的伙伴，&但我觉得它（美国政府）已经不如从前那样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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