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宗佛属于观音三十三化身的哪个化身

圣宗佛有多少年历史_百度知道
圣宗佛有多少年历史
岂有如愿之理。民国二年,佛教不主张佩戴佛像,见后附之徽章,不要遇事冲动,各须身佩一徽章,佩戴佛像的时候不应给其他人敬礼鞠躬,然以居士过爱,进厕所也不摘,光绝不知其事,残酷,未能诵忆,而且比较感性,所以戴佛像来学习佛的这些特点,认为这是对佛的侮辱(因为很难做到如法佩戴),亦可叹也,而于恭敬尊重。上海亦仿而行之!印光大师乃大势至菩萨化身,还紧贴皮肤,多以玉制(或金银等)佛像,温柔:佛像当作真佛看! 佛教护身之法物甚多,如果是佛弟子。 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二—与邬崇音居士书 (一九三五年) 崇音居士慧鉴:前三日,始于道阶,应当恭敬礼拜供养,以释迦佛像为徽章,我也从未看到过出家僧尼佩带佛菩萨像的,则彼此折福。当知是人尽其生年,不要在不如法的地方佩戴,今居士亦仿而行之,宽怀,鉴于此流弊之泛滥,弥勒佛多是开口大笑的布袋和尚造型。 女戴佛一般戴弥勒“佛”(应该叫弥勒菩萨,已成通规,亦不合宜民间信仰认为他是戒烟者需祭拜的神,比如洗澡睡觉应该脱下来。你当然也可以戴佛像。大佛顶首楞严经 卷七云。…… 印光谨复 乙亥五月十五日 -------------------------------------------------------------------------------- 现今之善男信女及在家居士、菩萨法身舍利,当依我佛经典开示为据,男性多暴躁,请看印祖的开示,仍复如是。 佩带佛像是无知不知恭敬佛像的陋习,表示包容!更有传言什么‘男带观音女带佛’以调和人体阴阳之气,那应该如法佩戴。……” 如果你非常想佩戴的话。也有“南海圣宗佛”之称: 佩戴佛像,于此弊端之始就极陈其过,不仅不带在衣服外。然现在由道阶提倡,做佛诞纪念会,一切诸毒所不能害,光痛斥其亵渎,理智,送光一徽章,表示慈悲,随所国土所有众生。 男戴观音女戴佛其实是没有多大依据的,夫妻共处的时候不要放在旁边!还妄想依此植福消灾,洗澡也不摘。彼会中所来之一切人员。如楞严咒。或书宅中,作俑之罪,印光法师就非常反对。女性容易嫉妒。或带身上。 印光大师开示。道阶尚能讲经,光亦知此事不易收拾、看到过佛菩萨大德高僧提倡佩戴佛菩萨像的。 其实。是人心昏,完全不讲!唯愿大众惜福,贮于香囊。佛像是佛?,随国所生桦皮贝叶纸素白(叠毛)书写此咒,心胸比较狭窄,北京法源寺道阶法师,他成佛后另有佛号) :“……若诸世界,颇不谓然,莫遭罪业,观音菩萨多以唐朝女性造像为经典,特录大士之法语示众,我至今未曾有听说。事后,亵渎之罪绝非浅浅,实在是胡说八道之极。至十二年;佩之拜人、观音像挂件为护身符,不能不为一说耳,道阶来普陀,若佩之拜佛,男戴观音女戴佛更是无知者之妄言附会,接到《歧路指归》二本。把佛像作像章戴的始作俑者是道阶法师,和气,所以戴观音是要学习菩萨的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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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释迦摩尼佛药师佛弥勒佛观世音菩萨送子观音圣宗佛位置怎样摆放_百度知道
释迦摩尼佛药师佛弥勒佛观世音菩萨送子观音圣宗佛位置怎样摆放
具体怎么摆放 我不知道 但是大体的原则 :卫生 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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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述排列三尊!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一者是在网上搜搜白度母图片,可以看到不少信息的,药师佛。前排放二观音像。两侧为二观音像,发无上心。或者是尊胜佛母。祝生起正信,但有两点提示?二者是向施予该像者详询。二列上下式,并不十分清楚,后排垫架高台。百度一下”圣宗佛“这个词,问一下来历,双手足各具一目,可有经典作依据,看此尊是否佛教造像。关于“圣宗佛”,身尊佛的异名,共成七目者:一列式,看是否面有三目,末学孤陋,居中由左至右为弥陀佛,释迦佛摆放有这样两种样式供参考
第一层:左边弥勒菩萨,中间释迦摩尼,右边药师佛。第二层:左边送子观音,中间观世音菩萨,右边圣宗佛。
一般佛放在供桌正中,两边放菩萨。弥勒尚未成佛,现在是弥勒菩萨,在56亿年后成佛。
释迦摩尼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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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我用十字绣绣了幅观音菩萨像可以当做南海大士圣宗佛供奉吗_百度知道
我用十字绣绣了幅观音菩萨像可以当做南海大士圣宗佛供奉吗
最好开光,不然会依附一些东西。你还是放在恭敬的地方挂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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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理教六方派调查
理教六方派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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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 STYLE="Line-HeiGHT: 150%; FonT-siZe: 16 mso-bidi-font-size: 12.0 mso-fareast-font-family: 仿宋_GB(理教公所负责人,为“理教大法”的掌法者)<span STYLE="Line-HeiGHT: 150%; FonT-siZe: 16 mso-bidi-font-size: 12.0 mso-fareast-font-family: 仿宋_GB
按照五方派的传说和其他学者的调查,的“理教大法”后来通过毛来迟交给了五渡张吾山的弟子尹来凤,形成了理教五方派。而按照六方派的说法,则是董来真得到了“理教大法”。
董来真是天津杨柳青碾砣嘴人,名琥,字殿臣,号辛勇,
其生卒年不详,但根据众善堂资料,他生于农历正月二十五日,寿八十四岁,以卖面为生。按照六方派的说法,后来,董来真不满足于所学,希望能得到更深的教诲,于是,便到的隐居地蓟县岐山去朝山。可是谁知,这时已经“火炼金身”(去世)。董来真正在悲伤之际,发现的遗蜕旁有一个包裹。于是,董来真打开查看。原来是留下的“理教大法”。董来真得到包裹便回了杨柳青,按照包裹规定的程序开始传播理教的思想。乾隆三十二年,董来真在杨柳青老公所胡同建立了杨柳青理门的第一个活动场所——正安堂老公所。此后,六方派以杨柳青为中心得以流传。
专门有一段说辞讲这段历史:“澜水旋波隐妙机,岐山古洞生神氲,羊祖打坐古洞中,火炼金身在岐山。董老先师佛法经卷一瓢收,今日得在弟子手,流传世界到如今。”
其地址在杨柳青后大道老公所胡同内6号院。过去,院内正房为佛堂,东厢房为伙房,西厢房为活动休息室,在厢房与南房之间有月亮门,门旁种有竹子,是杨柳青人独特的公众活动场所,很多老年人至今记忆犹存。胡同口现保存有青砖圆券式拱门一座。拱门通高4.27米,宽3.29米,门宽2米。古朴淡拙,风格素雅,上砌花檐,门额正面用八达码和混珠镶有青方砖匾额,砖上刻隶书“正安堂老公所”六字,旧时六字刷有红漆,如今已经褪色。门两侧有砖柱,其中右侧砖柱子已有部分严重损坏,门额左侧也被烟熏,急需保护修整。门额背面砌橘子花瓦花。此胡同也因正安堂老公所坐落其中而得名。正安堂公所是杨柳青最早的理教公所,该公所遗迹如今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理门公所遗迹了。
在本镇及附近村落建有公所多处。
正善堂东二众公所,地址在杨柳青大寺胡同碾子根。首任领众为张四姐,回族,原籍沧县人,时年二十三,嫁与四十岁船户王顺子为继室,王顺子为羊宰之徒董来真再传弟子,皈依理教,意志虔诚,张四姐受其夫影响,入理教受法,在嘉庆七年(1802)建该公所为首任领众,是当时天津县唯一的二众公所,各处公所领众均尊称其为“大师姐”。光绪年间二众公所第三代领众孙奶奶,虔心修行,无病坐化,地方仕绅筹资,在胡同内搭起彩棚,大办丧事,天津及外地理教人士多来参加葬礼。从而使皈理者人数大增。
同安堂河南老公所,地址在杨柳青镇旧运河南岸十六街公所胡同。初建于光绪年间,因领众邵二爷和杨三爷先后了凡时坐化,而名声大振。
复善堂东公所,地址在杨柳育镇后大道取灯胡同北门对过。其第二任领众魏有兴在教务方面很想有所做为,他任命了几位催众,对传点新理、斋日受道亲礼,都办得并井有条,还在碾坨咀和当城两村成立了新的公所。
这三处公所加上最早的正安堂公所,称为杨柳青四大老公所。清代建立的还有杨柳青的富安堂、永安堂,此外,还有几处,是民国年间建的,下面列举几所影响比较大的:
1.同善堂中公所,地址初建于杨柳青七星庄东,后迁入七街东姜店胡同北部的姚家店胡同,该胡同曾因此改名中公所胡同。其二众公所名为福安堂。
2.永安堂公所,地址在杨柳青西头公议胡同内。
3.随善堂西二众公所,地址在杨柳青十街经堂庙内。
4.德善堂公所,地址在杨柳青平安会所。
5.义善堂公所,地址在碾坨咀村内。
6.众善堂公所,地址在西琉城村内。
7.静善堂公所,地址在炒米店村内。
8.玄静堂公所,地址在张家窝村内。
9.当城村理门公所,地址在当城村内。
古镇杨柳青靠近大运河、子牙河,是漕运重镇。据《天津道光保甲图说》记载,当时在杨柳青四千八百三十二户居民中,有船户四百九十四户,船伙五百二十一户,从事航运的人占了近四分之一。漕运是当时杨柳青经济的重要支柱。
但到了咸丰年间,南方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太平军占据了长江下游各省,割断了南北航道,经过运河漕运的只剩山东、江苏二省了,到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下令停止漕运,改行海运,让杨柳青的船户失去了营生。而子牙河“水清性又急,每年立秋时例为涨溢,淹禾稼又不遽退,为害甚烈。”同治年间自然灾害更加频繁,多旱涝,间有蝗灾,基本没有丰年,农民的生活也没有了着落。人们不得不在传统谋生方式之外另谋出路了。他们的出路就是沿河私人贩运、做船工,俗称“赶大河”。
同治七年,左宗棠率清军在直隶一带追缴“西捻”,并在白沟与保定之间征调船只,准备转入陕西。于是,杨柳青的灾民多应征充当船工。而这时,左宗棠军也在准备入陕的物资,于是很多杨柳青人便借机大规模跑起了贩运。这便是杨柳青人所说的“赶大营”或“赶西大营”。而理教六方派则通过赶大营传播到了新疆。
杨柳青理教同安堂公所传人之李某系该公所的“催众”,赶大营至迪化,于直隶会馆前修建了公所,“济困抚危”,收徒传教,吸收不少同乡,附近各县皆有徒众,每月初一、十五会礼。又扩大到山西、甘肃两帮商人。伊犁的绥定、博乐、惠远,阿克苏的温宿,焉耆,吐鲁番,古城子等地均有津人理教公所。民国二年,杨柳青、交河、武清等津商,在古城子集资兴建了直隶会馆和理门公所。两者隔墙而建,后者为男信众活动场所;继而于古城子老满城娘娘庙东筹建了女徒活动的“二众公所”。由于当时赶大营的杨柳青人为数众多,新疆理教基本是六方派的天下。
四、理教六方派的相关文献
与五方派相比六方派文献并不多,其中主要有正安堂留传的《杨祖遗训》,众善堂流传的《理教源流》和《五圣渡羊祖》。
《杨祖遗训》为杨柳青理教信徒翟树荣、戴文澜“多方探讨、广为搜罗”而得,成书于清宣统三年春三月。前有“杨祖世谱”,正文分为五章,为天理、治心、修身、齐家、言道。该书借儒家之理阐述理教禁戒烟酒、修身养性之事。
《理教源流》,于云震称其为《理教总传》,其开篇为理教所宗的祖师。头代为太上老君,原文说“太上老君姓李名耳,字伯阳,道号老聃,系河南汝阳府毫州苦叶县仙乡人氏,二月十五日圣诞,敕封玉虚宫三清混元教主道德天尊。”第二代为尹嘻,理教附会其为圣宗观音菩萨,或许是因为关尹与观音谐音的缘故吧。理教称关尹子的法系为圣宗派。此后还写了丘处机,称其法系为丘祖派、龙门派。再后面写了杨祖的大致生平,遇观音传法以及渡真定府常山县白沙滩张四姐的情况,后面列举八渡弟子和八位座山师的名字,再后面是理教的真言、戒律以及诗词歌赞等。在杨祖的生平介绍中有一段不见于其他资料,说杨祖“顺治八年出家云濛山云漠洞,本是丘祖龙门派。出家挽巾游方到京西天地山朝见顺治爷,隔庙不见君臣各修各道,杨祖苦苦相求八个字:正心修身,克己复礼。”这段话明确了杨祖是道教龙门派弟子。按照于云震的说法,自从杨祖向顺治求得八个字后便不再做反清复明的事了。所以,这段故事应该是清代时理教门人为敷衍官方所编造的。
《五圣渡羊祖》目前只见于六方派李来中的传承中。大意是说羊祖(即杨祖)寻道云游天下,一日走到荒郊野外遇有一屋灯光透出,内有四位女子纺线、弹花、织布、拐磨不一。她们是文殊、普贤、准提、地藏化身。她们分别以纺线车、弹花弓、织布机和磨盘的操作运动为比喻,点化杨“道也者不可须臾离”的内修功夫。最后有一小女子献茶,羊祖喝茶后人与屋子都不见,才知是五圣宗度化。这部经卷的内容与八卦教的《五女传道宝卷》(又称《五女传道书》、《五菩萨宝卷》)基本一致。《五女传道宝卷》是一部很有名的民间教门传授丹道的宝卷。中国人民大学程歗教授所写的《理门与近代华北集镇社会─—天津独流镇理门调查分析》一文曾提到此书。文中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日学者组成的近代华北农村调查团在独流镇见到过这一宝卷。文中称此宝卷为《五佛渡祖》。程先生认为,《五佛渡祖》是抄袭自八卦教的《五女传道书》。但是,按于云震的说法,《五圣渡羊祖》是董来真上岐山后从杨祖遗蜕旁得到的理教大法。从内丹角度而言,《五女传道书》的很多内容不适合初学者。而《五圣渡羊祖》只在极少数人中流传,比之《五女传道书》的普遍流传似乎更为合理。从年代上来看,传说中的《五女传道书》的作者刘佐臣的生活年代与羊来如仿佛,而且更晚一点。所以单从表面看,说不好是谁抄袭了谁。
理教六方派的修炼
理教的修炼一般为下参、打坐,部分成员有内丹修炼。
所谓下参就是下拜行礼。据了解,六方派和五方派的下参方式基本是一样的,但一些细节不见于其他关于理教的调查文章。据于云震先生讲,理教的下参叫金斗报母参。于云震认为金斗是金贵的意思。而据李世瑜先生讲,金斗就是所谓的混元金斗,也就是小孩出生时用的净桶。下参是手掐捧佛金顶诀,其实就是道教的子午诀,而理教其他传承称之为金顶捧心诀。此诀也为理教信徒之间见面行礼的方式。下参时,掐诀后要念“圣宗佛慈悲”,同时可以向圣宗求顺。按理教的说法,他们并不祈求别的东西,只求顺。然后下跪、磕头。而下参的活动范围不能超过方圆一尺三寸,称为“金斗报母参,不过一尺三”,这是因为小孩出生时活动范围就这么大。据于云震讲,金斗报母参的姿势就是小孩出生时的姿势,此参有报答母恩的含义,而母恩是报答不完的,所以总是要做此参。他说,此参有很大的功德,“金斗报母下一参,顶念十遍金刚经。”实际上由于把活动范围限制在一尺三寸的内,下参几次就会通身大汗,是一项运动量很大的活动,客观上起到了健身的作用。
众善堂所传的打坐分为内功、外功两部分,是对《理教源流》中顺治给杨祖所说的八个字中“正心修身”的附会,称内功的内容为正心,外功内容为修身。于云震讲,打坐时掐捧佛金顶诀,而心意要正。我问他这时心里想什么,他说想明天的事怎么做。所以,我猜想他并没有得到理教修炼的心法。而外功则是一套按摩方法,以双手相对上下按摩两侧太阳穴,再左右手交替按摩头顶,再双手抚胸口,再按摩两脚心,最后双手捂后脑以大拇指按摩脑后大筋,每处各60下。
内丹主要是按照《五圣渡羊祖》所记载的方法修炼。程歗教授在其《理门与近代华北集镇社会─—天津独流镇理门调查分析》中说,在近代独流镇生活的绝大多数理门成员对《五佛渡祖》秘本茫然无知。一位徐姓理教引进师常扎在公所向师傅求法,于是得到几位法师的一些真传,包括修炼《五佛渡祖》的功夫段。他在这上面下了六年的功夫,能解释五女的各种比喻。2004年,我做地方文化调查时,于云震给我看过《五圣渡羊祖》,说此书是谁学五圣渡谁,但他没有对内容做更多解释。2012年,我到独流镇调查,那位徐姓引进师的后人中竟没人听说过《五佛渡祖》。看来随着理教六方派的消亡,《五圣渡羊祖》的内丹修炼活动也不再存续了。
六、理门六方派的宗教活动&
理门六方派的宗教活动有摆斋、皈理和朝公地、朝圣等。
摆斋又称为做日子,本是理教的一种法会活动。由于摆斋活动中要组织参与活动的信众吃斋饭,所以在普通信徒中摆斋活动基本就是聚餐活动了,俗称吃公嘴。过去摆斋一般是祖师、公所当家人的了凡(去世)的纪念日。就六方派而言,羊祖了凡日(六月二十四日)与董来真了凡日(正月二十五日)是比较重视的。但在杨柳青由于六月二十四日与关帝庙会重合,为错开而提前四天,改在六月二十日摆斋。而众善堂于云震成为领众后摆斋日期主要为圣宗即观音菩萨的生日或成道日。
摆斋活动首先要升座,也叫请坛。在公所套间的炕上,摆上葫芦,象征着五菩萨。公所领众与帮座、陪座、监座、护座以及催众等人向向葫芦下参,念诵一套请圣、朝圣、升座的赞词,然后领众与帮座、陪坐、监座、护座五位上炕坐下,代表五菩萨接受信徒礼拜。信徒的这种礼拜称为捧斋。在整个摆斋活动中,坐在炕上的五位不能随便走动,不能吃喝、如厕,要等信徒们都走了才能下座。而下座前也必须先送圣即送上座时请来的菩萨回宫。而普通信徒在捧斋后就开始了聚餐活动。理教的摆斋聚餐活动最早为素席,后来改为荤席,但不许饮酒,炒菜也不许用料酒。
杨柳青的掌故老人王鸿逵在其《津西理教活动始末》及《理教的起源和发展》一文中对理教六方派正安堂的摆斋活动中的聚餐情况有比较详细的记述:(组织聚餐的)催众和承办虽然都是义务职,但在斋口前后公所也要供给几次饮食……承办们要清扫卫生,安置炉灶;搭棚、结彩等。催众要印刷请帖向绅商户撒放,请帖形式是预刻木版印在长六寸、宽四寸的红单帖,字用经排……单帖根据需要印出若干张,由催众人等分往投送,这些执事人等,公所都要供给一顿打卤面。正安堂老公所有南房三大间,可供一百多人同时用斋。每个斋口往往有二三百人,分两三拨也就完了。饭菜早餐是面条打卤,中午一般是米饭四扒菜,有承办、催众轮流招待,殷勤劝食说:“多吃多得造化。”饭菜很丰盛,随吃随添。入教者多是劳动人民,一般食量都很大,算起来,一日两餐六角斋份是不够的,这就完全靠道友们的愿心补助。每到斋口,餐室内墙壁上往往贴有几大张黄色纸条幅,上写某某人愿助切面足用,或大米足用,或猪肉若干斤,或洋若干元。所以完事结帐都有剩余,以后用作公所日常经费和当家师傅的常年食用。斋口集会过后。总要剩下一点饭莱,这些饭菜,也由承办、催众等分享,往往要吃几天才能吃完。名曰:“吃馀斋”。
据王鸿逵讲,杨柳青公所的用斋费是六角,而天津的斋份是每人一元,饭菜是六人一桌的八大碗,这其中有城乡差别。
摆斋的时候往往也是接收新成员皈理的时候。在众善堂我曾见过一张该堂皈理活动的照片。五位老者按传理师傅、帮座、陪坐、监座、护座的位次在大炕上盘腿打坐。大炕铺有红布,上摆一炕桌,桌上摆有五个葫芦,应该是以此代表五圣。据王鸿逵的回忆文章,正安堂的皈理活动在斋口(摆斋日)的前一天。新皈理者要有引师引荐,填写包括姓名、年龄、及引师、求师、传点师等姓名等内容的喜单,同时学习金斗报母参,听领众讲理教历史。正式皈理时,由引师引求理者到屋外并把喜单交给求师。求师把喜单交给传理的师傅并代求理者求理。然后由引师接求理者进屋下跪,与传理师傅经一番成套的问答后,师傅传给五字真经及理教戒律。
朝公地也是理教一项重要的宗教活动。所谓公地是各理教公所领众去世后集中埋葬的墓地。天津最大的理教公地为西营门外的西大地,杨柳青六方派的公地为杨柳青镇南的邵二爷坟地。旧时的朝公地活动其实就是对历代领众的祭扫。活动往往选择在盛夏,阴雨则延期,聚集数十乃至上百人,打着仪仗列队前往。一般人员祭扫后可以休息,而领众则要赤背光头在烈日下不吃不喝打坐一天,直到日落。
杨柳青六方派的公地有大众、二众公地两座,各占地二亩,都位于镇南通往张家窝诸村的路旁。大众公地又称邵二爷坟地。因初葬同安堂河南老公所坐化的领众邵二爷而得名,后有其他理教信众也埋葬其中。二众公地则只埋葬了正善堂东二众公所第三代领众孙二奶奶。一般杨柳青人统称理教公地为邵二爷坟地。公地中坟茔高大,周围树木丛生,实为旧时杨柳青一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曾有商人韩乐山捐资整修公地,建花围墙、牌坊式门楼、大影壁,很是肃穆庄严,整洁幽静,一改过去的荒凉景象,一度成为杨柳青的一大胜地。春天踏青者来此游憩,夏日农民在此歇晌。1960年,天津农业机械制造学校在此建新校园,1962年学校迁入,墓地不存。如今的天津理工大学中环信息学院即为邵二爷坟地原址。
理教五方派祖师尹岩(尹来凤),于1806年圆寂,葬在西营门外。他的墓地称为“尹师大地”,又称西大地。尹岩以后的各代先师,有的也埋在这里,到天津解放时,在这块尹师大地里共葬埋理教先师九人。尹师大地占地约十亩。四周用青砖砌成围墙,门前建立三幢水泥牌坊,上面刻有名家刘嘉琛书写的“真灵棲止”的横额。解放前全国各地理教信徒,常来到这里朝参。天津解放后,因市政建设需要,尹师大地从一九五五年迁到北仓第一公墓(北郊火化场)。迁葬后,仍照原来埋葬次序排列,并立有从西大地移去的尹祖碑和杨祖碑。于云震曾多次到北仓理教墓地祭扫。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因为修公路要平坟,于云震想把两块石碑运回家中保护起来,但是个人无力搬动,于是把石碑都埋了起来。我曾问他是否记得埋藏地点,他说记得,并表示希望文化部门来做此事。当时我忙于工作,又苦于与红桥、北辰的文化部门均无联系,此事便耽搁了。谁知,2010年于云震去世,我也就对此事不抱什么希望了。2012年,在“寻根大运河”活动中,我曾联系了红桥、北辰两地的文保部门,但最终没有找到两块石碑的下落。
理教的朝圣是指理教信徒去观音菩萨的道场浙江普陀山或蓟县岐山朝拜的活动。于云震曾带领部分众善堂信徒朝拜过蓟县岐山杨祖遗迹。后来由于政府对民间宗教的限制趋于严格,又由于理教的信仰中心是观音菩萨,于是,很多理教信徒成为了佛教徒,蓟县岐山也建起了佛教寺院。
七、理教六方派的社会活动和作用
理教最大的社会作用莫过于禁戒烟酒、毒品。清朝中期,鸦片开始流入我国,许多人吸嗜成瘾,搞得意志消沉,形销骨立,弄坏了身体,更有甚者竟至妻离子散,倾家荡产。民国二十七年(1938),张次溪的《天津杨柳青小志》中记载杨柳青“在理一门因严禁烟酒之益颇为昌大”,因此杨柳青的吸毒者很少,杨柳青人也因此而能够积累资金,使杨柳青的商贸越来越发达。
杨柳青正安堂的理教信徒在《杨祖遗训·序》中道出了理教当时存在的社会意义:“其最大之功,最上之智,莫若预禁鸦片一事焉。夫鸦片一物,自道光年间流入中国,至今将及百年。而此百年中,上自王公,下及黎庶,无不喷云吐雾一榻横陈,国弱民贫,已达于极点矣!理门一教,孑然独立,力摒其非。而勇于改过之士,乘机断戒,由晦入明,真不知凡几矣。故至今名望愈彰云。”
理教信徒除禁烟外还多施善举,传播到新疆后也是如此。穷人死后,家人只能草草挖坑浅埋,坟易坏,尸骨易被牲畜衔出。新疆理门认为白骨不能见太阳,迪化(今乌鲁木齐)理门公所亦“掩埋尸骨”。在古城子,尸骨露出,教众都会捡敛,或埋或置入白骨塔。
诚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周泓研究员所说:“在新疆的各省会馆中,惟有直隶会馆没有供奉家乡神,而在一墙之隔的理门公所供奉观世音菩萨。直隶会馆与理门公所及其二众公所,是一体两面,会馆给予乡亲生计、业缘的支撑,公所给予津帮心灵的系结。津帮在疆出色于他帮不可否认理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等的教化及其聚合力。”
可以说,理教成为了杨柳青赶大营者在新疆的精神纽带。同时,理教尚礼仪、讲规矩,规范了信徒的行为操守,生活、经商都讲究礼仪、信誉。而理教信徒饮食清淡,不嗜烟酒的生活方式与新疆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接近。所以,赶大营的杨柳青人与当地各名族相处是比较融洽的。据赶大营的后人们讲,当地少数民族对于杨柳青人的印象是很好的,这里恐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理教六方派了。
此外,作为民间宗教,理教在市镇乡村中有其独到的维系社会伦理的作用。于云震曾提到一首教育新入理教者的歌谣:“入了理门国法要遵,报答父母养育之恩,谨守八德忠厚待人……”所谓八德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于云震还说,理教信徒要学吃亏,认为吃亏是便宜,能吃亏者有福,所以理教信徒往往被称为傻理。而理教公所的领众往往也起到领一方风气的作用。据于云震介绍,众善堂的首任领众李来中在地方上有着很高的威望,如果村里谁家有抬杠拌嘴的,他就去调解。他的调解方式是一句话不说,往上一跪。吵架者见到一部白须的百岁老人跪在地上马上就不再吵架了。据说,由于李来中的缘故,当时,西琉城村村民非常和睦,极少有吵架的。
八、理教六方派对地方文化的影响
杨柳青是理教六方派的发祥地,六方派对杨柳青的民风民俗有着深远的影响。比如赏玩葫芦、核桃都源自理教,至今西青地区仍有关于葫芦、核桃的歌谣在流传。
如《葫芦歌》:
小小葫芦尖又圆,天地得相装道全。
束所房屋修在内,未知仙屋未知凡。
也有老来也有少,也有女来也有男。
大仲一仝登干露,金鼎玉炉正中悬。
两轮日月来回转,一只耕牛种金钱。
文武班才来助火,三车用水去浇田。
里面五谷食不尽,天泉马能用得完。
小小葫芦尖又圆,里面倒比外面宽。
乾坤普世全装满, 剩下子地放芝兰。
还有《核桃歌》:
核桃本是慧人留,遗留弟子手中揉。&&&
有朝一日光明现,五字真经在里头。
在理教五方派中,讲究摆弄和供奉一些小型法器,如葫芦、椰瓢、念珠、核桃、套环、木梳、尺、镜子,这些东西合称八宝。而六方派则只供奉葫芦,但却留下了摩核桃的习俗。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杨柳青的很多老人还有摩核桃的习惯。
法鼓会是六方派的一大特色。本来按照理教的戒律是禁止吹打念唱的,但六方派却有法鼓会的活动。清代时杨柳青十六街有一位于成功(人称于五爷),是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至今流传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他是既在皇姑门,又在理教,与其理教的同门邵二爷等过从甚密。乾隆年间,于成功创立了东寓法鼓会。后来,杨柳青的理教信徒把六方派传播到新疆,法鼓活动就跟着传播到了新疆,在奇台法鼓会就成为了理门六方派非常有特殊的活动。
杨柳青是著名的年画之乡,理教六方派对其也有一定的影响。很多杨柳青年画画师就是理教六方派的信徒。高桐轩(1835—1906年),著名的杨柳青年画画师,曾为清“如意馆”供奉。他整理的杨柳青年画画诀《墨余索录》,至今仍是画师们的“秘笈宝典”。光绪二十年,高桐轩看破了世间的喧嚣,不再愿追逐世俗的名利,加入了理教六方派,以求修身养性。从此高桐轩改长袍马褂为宽衿灰色道服,夏着网巾,冬戴飘绫风帽,只出没于乡间,不再奔走豪门了,并发誓不为冠带袍笏之流画像。从此闭门谢客,专心修身养性,潜修丹青,并精心执刀刻版。这一阶段,高桐轩为杨柳青年画留下了大量精品。据说,他刻版印制的年画与原画稿的笔意不差分毫,其精美远远超出同时期的年画画家。
可以说,理教六方派在默默地影响着杨柳青年画的创作。
九、理教六方派众善堂公所
解放后,在取缔会道门的大形势下,新疆理教于20世纪50年代初停止了活动。天津则延续了一段时间。据当时在宗教事务处任职的杨大辛先生讲:“天津解放后,理门领导层一时摸不清共产党的政策,采取静守观望态度;1951年人民政府打击取缔一贯道与其他反动会道门。理门领导层感到危机,惴惴不安。待这场政治风暴过去之后。理门领导层争取主动,试探性地向政府宗教事务处提出申请,要求取得合法地位。我当时在宗教事务处任职,经请示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予以明确答复:理门不属于中国的传统宗教;如作为民间社团,因建有全国总会组织地方上未便办理登记事宜。理门领导层得到政府的答复以后,审时度势。认为不宜再继续活动,遂于1957年自行宣布解散。至此,结束了理门近300年的历史。”
一方面政府不支持,另一方面此时国家已经开始公私合营,理教失去了原有的、以小商贾为主要支持者的经济来源,于是停止活动自生自灭了。但杨柳青镇南的西琉城村(今属天津市西青区张家窝镇)的理教六方派众善堂却由于特殊的因缘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而保持了相当一段时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研究资料。2004年,在李世瑜先生的介绍下,我认识了众善堂的末代领众于云震先生,从他那里对众善堂和理教六方派有了更多的了解。
于云震是土生土长的西琉城村人,当时他83周岁,2010年去世,其家三代在理。据他介绍,众善堂的开山祖师叫李忠祥,法号来中。李来中是西琉城村三官庙的道士,民国初年开创众善堂公所。最早是以三官庙的配殿为公所。1931年各地捐款在三官庙后建造正房5间,东西配房各3间,还有一个大院子,作为公所。公所里桌椅板凳、碗筷都有详细账目,这些东西来自民间捐助,所以在村民有红白喜事会无偿借出使用。
李来中传法给西琉城本村的胡连起和于云茂(本村称为胡二爷、茂二爷),胡、于二人在上世纪90年代相继去世。他们去世时都是86岁。胡、于二位使得众善堂在解放后沉寂一段时间后暗中恢复了活动。而该公所的二众当家人是胡二奶奶。
于云震从11岁在理,但对于理教的事情并不了解多少,也不感兴趣。可能是觉得他为人忠厚又年轻的缘故,大约在1978年时,胡连起和于云茂连续登门找于云震,希望他能接法。经过胡、于二位不厌其烦地做工作,于云震终于接了法,成为众善堂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领众。
在于云震的努力下,众善堂曾于上世纪90年代形成半公开的活动。据于云震讲,由于理教“做日子”后一些参与活动的病人病情好转使得众善堂有了一定影响,曾有人专门坐飞机从外地来参加众善堂的活动。1999年,随着国家对民间宗教特别是会门组织的清理,众善堂停止了活动。2010年,于云震去世,众善堂的历史也就结束了。
十、关于李来中的猜想
众善堂的首任领众叫李忠祥,又名李来中,他同时也是独流等地的理教公所的开创者。据台湾赵东书编写的《理教汇编》一书记载,李来中还是理教六方派祖庭正安堂公所的领众。可见他是六方派的重要人物。但通过调查我感觉他的身份似乎不只这么简单。
从一听到李来中这个名字,我就联想起义和团的主要领导者也叫李来中。当时我曾问于云震是否知道众善堂这位李来中与义和团有什么关系,于云震回答说不知道。据于云震讲,李来中本来是安徽人,行伍出身,三十多岁时看破红尘出家为道士,后来住西琉城村三官庙。1950年农历三月初四,李来中坐化,享年114岁。据于云震老先生讲,李来中有深厚的内功修养因而名声远播。方圆数百里,包括文安、霸州、台头、胜芳等地的百姓提起李来中几乎无人不知,把李来中当作活神仙。据说李来中到各地进行宗教活动无论多远,都是自己走着去,其步履如飞,年轻人都比不上。他对待任何人都一视同仁,不问贫富贵贱,而每当村中邻里、夫妻有吵架拌嘴的,李来中便前去解劝。所以,过去很多人都知道,李道爷在的地方没有吵架拌嘴的,他在的地方民风也都淳朴了。也正是这样,李来中声望日隆,虽然生活在战乱频仍的年代,地方上的国民党、八路军、日本人,乃至土匪,没有不尊重李来中的,没有不给他面子的。据说,一次李忠祥途径某地,八路军正与日本兵开战,双方听说李道爷要经过居然一起停火让路。由此可见李来中在民间影响之大。
由于于云震表示不了解李来中与义和团有无关系,再加上他说李来中是安徽人,而多数有关义和团的资料中都记载义和团的领袖李来中是陕西人,我也就不再做关于他们二者的联想了。而在“寻根大运河”活动中,新发现的资料又再次把二者联系了起来。
2012年9月28日,在“寻根大运河”活动中,我们专程到山东大学,拜访著名历史学家、义和团研究的权威路遥先生。此行的目的是进一步挖掘义和团重要领导者王觉一与杨柳青的关系。在与路遥教授的交谈中,我向他提起,王觉一、李来中都曾在西青一带活动,而我曾了解到的理教人物也叫李来中,但不是陕西人,籍贯对不上。路遥教授便问:“那这个李来中是哪里人?”我说:“安徽人。”没想到,路遥先生拍掌惊叫:“太好了。”因为这一线索正与他所掌握的关于此事的最新线索相吻合。
在路遥教授搜集到的当时日军参谋本部关于义和团的情报中有这么一段话:“其总匪首为陕西的李来中,或称总匪首为王觉一。据传在泗州李来中常常以长发贼首魁洪秀全自居,与部下曹福田、张德成图谋不轨,曾依靠山东义和门第五代嫡传弟子王湛波见到巡抚毓贤,互通信息,大力煽动其朋党,制造扶清灭洋的字样,投其嗜好。一面往来于京师,游说王公大臣。据传依靠董福祥的帮助受到太后召见,据说在北仓一战对阵联军,见大势不支而逃遁,不知其所终。”泗州时属安徽,今属江苏。虽然前面说“陕西的李来中”,但却把李来中与安徽泗州联系了起来。而《太平天国轶闻》中则有这样的记载:“李来中,南人,曾隶属洪秀全部忠王李秀成麾下。秀成败,来中涕泣呼号誓必复仇。秀成慰之曰:‘尔大好男儿毋自戕。今日已矣。度一二人力亦不能支。尔往徒速毙耳。余观满清气运亦不越数十年。尔果有志,当自重,为后来计也。’来中受命遂投入山东白莲教,埋匿三十余年。毓贤抚山东,奖励拳勇,来中乃诡投以扶清灭洋之说。毓贤纳之,由是势大炽。及联军破天津,南人有识来中者私叩之曰:‘今八国且联兵攻京,若以兵力比例,彼胜我当百倍。而曰灭洋,洋何能灭?曰扶清,清焉能扶?适自亡其国而已。’来中曰:‘余何尝不知?惟余蓄志报仇已三十年,今幸得间,岂敢失此好机会?余所以辛苦来此者,求复仇已耳!成败非所计也!’后遂遁去。”这里明确地说李来中是“南人”,并交代了其从太平天国旧部而变成义和团领袖的过程和原因。
从年龄上讲,众善堂的李来中1950年去世时为114虚岁即113周岁,那么,他应该是1837年出生,在1864年李秀成失败时,他是27岁;义和团运动鼎盛的1900年时,他应该是63岁。年龄相符。
从籍贯上讲,把李来中说成陕西人的说法可能是因为他后来多活动于陕西,与甘军董福祥关系密切的缘故。而从他是太平天国旧部的角度来看,他是南人,甚至是泗州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从活动地域的角度看,在义和团运动中,张德成、曹福田被视为李来中的部下,而张德成原本是运河上的船户,活动于运河流域,后在独流建立“天下第一坛”;曹福田则是静海县人;而义和团的其他领袖如刘十九、韩以礼等的活动的根据地也都在西琉城村附近的农村。据于云震讲,众善堂的李来中在周围数百里都是吃得开的,而他与独流似乎还有特殊的关系,独流的几个理教公所就是他建立的,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独流的理教信徒仍与西琉城的众善堂保持着密切关系,而他们乃至众善堂却与杨柳青的理门基本没有来往,虽然在台湾赵东书主编的《理教汇编》中把李来中列为当时正安堂的领众。同一地区,在相近的时间段有两位同名同姓的民间宗教领袖,这种偶然性并不大。
一些史料记载,义和团的李来中在天津北仓大战失败后不知所踪。那么,他是否可能就隐藏在了天津的农村,在西琉城村的三官庙安心做了道士呢?而如果义和团的李来中就是众善堂的李来中,那么《五圣渡羊祖》的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因为史学界都知道义和团与八卦教是有很深渊源的,如果是义和团的李来中隐居下来做理教的法师,那么,把八卦教的《五女传道书》借用到理教就很有可能了。这也就解决了为什么只有理教众善堂的传承才有《五圣渡羊祖》的问题了。
由于掌握资料有限,我们目前做的只是猜想,不能下确实的结论。希望有兴趣者能够做进一步的研究。
就目前调查来看,理教六方派是一个重要的民间宗教流派,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作用,对地方文化有着重要影响。而以往在对理教的调查研究中,往往侧重于五方派,对六方派有所忽略,恐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历史就此淹没,故做拙文。而由于调查到的资料有限等原因,一些问题仍难得以澄清,希望本文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有更多研究者对此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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