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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古皖楚多俊才　　
“淮河流域，阳开阴合，为我国数千年来政治史的中心，其代产英雄，龙跳虎卧，为吾国数千年人物史的代表。”――梁启超　　
处于淮河流域的安徽是个多产政治家、军事家的省份，随手拈来名噪青史的就有：春秋时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的管仲；楚汉争霸时在项羽大帐羽扇纶巾、料事如神的范增；汉末三国纷争时雄才大略的魏武帝曹操，以及周瑜、鲁肃；宋代有名扬天下、节照千秋的包拯；元末明初安徽属地地爆发了著名的红巾军起义，凤阳人朱元璋混水摸鱼，剑走偏锋，终成明朝的开国皇帝。清朝咸丰年间，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一支重要力量――皖系集团崛起，为首者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发动者与躬亲者之一。进入民国，“北洋三杰”的合肥人段祺瑞是皖系的重要人物。稍后，**方面重量级的有冯玉祥、张治中、卫立煌、孙立人等；**方面著名的有陈独秀、王稼祥、李克农、陶勇、皮定钧、洪学智等数十位高级将领……安徽好厚，厚在一个个闪光的名字里。　　
有句话说“安徽人窝在家里是条虫，出去闯荡是条龙”。的确如此，历史上出名的安徽人人大都在外地出的名，包公在开封府出名，朱元璋到南京建都，李鸿章在北京发达，一个陈独秀，一个胡适，都起于皖地而扬名京城。一批不容忽视的徽商更是背井离乡，闯荡出“无徽不成镇”的赞誉；如今的**总书记是在北京、甘肃从的政，**委员长是在上海发迹等等。安徽人有南方人的灵气和北方人的大气，记得网站上看到一个《全国各省人性格渊源分析》的帖子对安徽人的性格做了如此的归纳：安徽人渊源于黄河之旁支的淮河正统。属于和县猿人之族裔。另有说是禹之后裔……安徽的男人模棱两可，安徽的女人朦朦胧胧。安徽人爱造反，所以出了个朱元璋；安徽人又趋于奴性，所以出了个落日英雄李鸿章（李鸿章常和“海归”、“海带”打交道，又抓的是“洋务运动”。自然是有“先进性”）。安徽是近代出名人最多的省份之一，可以说安徽人左右了中国的发展！　　
这种观点虽然偏颇，但是“安徽人左右了中国的发展”却是十分中肯的，安徽人在思想、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都深深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在思想方面。有人就把三个安徽人与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相比，有人说世界近代史是这三个犹太人的历史，那么中国古代社会后期乃至近代的历史可以说主要是三个安徽人的历史。这三个安徽人就是：朱熹、戴震、胡适。他们改变了历史，改变了人们的观念。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改变了人们对宇宙世界的认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改变了人们对心灵世界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犹太人都是伟大的思想家，而思想家才是改变历史、创造历史的巨人。马克思“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开创了一个庞大完备的学说体系并引发了波及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浪潮；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之父，也是一位思想家，他的思想不仅带来人类行为学方面的革命，而且影响遍及人文科学和文学艺术各个领域。爱因斯坦是现代物理学之父，他的贡献不仅仅在物理科学领域，更重要的是它的思想影响了人类的宇宙观、世界观。　　
三个影响中国历史的安徽人也都是思想家：他们是：朱熹、戴震、胡适。他们的贡献在于在思想领域改变了宋以后中国社会的影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朱熹成为配享孔庙的“孔门十哲”之一,世称“前有孔夫子，后有朱夫子”。其学说思想从元代开始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深深影响李朝时期的朝鲜、德川时代的日本。朱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将洛学、濂学、关学等数家之学融会贯通，而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闽学”的创始人，他建构了一个慎密而庞大的“思想库”――理学体系。终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作为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地儒家学者之一，朱熹的《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朱子家礼》、《周易本义》等影响重大，尤其是《四书集注》更是后世科举应试教科书，是学校教育的基本读本与男学入门书籍，因此它在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具有不可比拟的文化地位。作为宋元明清的官方哲学，朱熹的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意识形态,其文化地位在封建社会后期是无可比拟的。　　
清朝时期的安徽休宁人戴震不仅仅是一个考据学家、训诂学家，更重要的是一位哲学家、思想家。诚然，戴震在考据学上开创了皖学派，是清代朴学主要代表人物。其治学严谨，学风质朴，在语言文字的训诂研究以及古代历史地理、天文历法、典章制度的考据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的主要贡献应该是他的哲学和思想。他的哲学可称为“朴学哲学”。他将考据学的朴学提升为哲学的朴学，这种具有深刻思想意义的朴学成为乾嘉时期的学术思潮，成为近代启蒙思想的先驱。有人称戴震是古代孔孟、朱熹之后的最后一位思想大师，是十八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这种说法应该不是溢美之词。　　
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胡适，对中国历史的贡献主要在于他的新文化思想和新文化运动。可以说他是“五四运动”的第二领袖。诚然他在专业领域并没有超卓的贡献，在各方面“都不足以成名家”，然而，他的贡献并不在于某个具体的专业，而是在思想上。胡适提出了“全盘西化”的观点，旨在完成本民族传统文化（旧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化），虽然这一观点现在看起来未免偏激，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它对传统的反叛、对儒家反叛还是有时代意义的。他发动的白话文运动体现了解放思想、探索新知、再造文明的精神，他的自由思想和行动极大地推进了这一被他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新文化运动。而他的思想则可以说和整个世界的文明潮流融合。比如胡适对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关于人权,关于法治,关于民主,关于自由,他一生都坚守不渝履践承诺。　　
由此可见，朱嘉、戴震、胡适分别是理学、朴学、新学的领军人物，他们的思想对各自的时代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历史的发展，促进了历史的进步。他们与三个犹太人一样对世界文明史做出了杰出贡献。三个安徽人促成了中国历史从南宋到近代的三个演变阶段。这一现象在全国其他省市是从未有过的。　　
在政治方面安徽先后出现过五次人才高峰，而且同时期也出现了众多的人才群。这就是：　　
一、以曹操、周瑜为代表的三国人物高峰期，如曹丕、曹植、曹仁、鲁肃、吕蒙等数百人，他们既是文臣武将，又是文学家、音乐家。与此同时，还有著名的医学家华佗、天文学家王善、雕塑家戴逵、散文大家嵇康、品酒家刘伶等。　　
二、以朱元璋为代表的明代人物高峰期，如李善长、胡大海、常遇春、徐达、朱升等，为为“席卷江淮皆英雄”的代表，正是依靠这数千名江淮儿女的南征北战，才打下明代江山，统治中国200多年。　　
三、清初，以方苞为代表的桐城派与戴震为代表的（皖派）经学派人物高峰期――这是一个庞大的人物群体，中间不仅有朝廷重臣张英张廷玉“父子宰相”，而且有经学家、文学家、文字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医学家、出版家、理财学家（如王茂荫是马克思《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雕刻家、京剧艺术家（如程长庚等），甚至还有徽商大贾等等，在他们带动和影响下，此时安徽（尤皖南）文风坦荡，人才济济，素有“东南部鲁”之称，“天下财富归徽商”之说。　　
四、清末，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淮军将领人物高峰期，其文职总督巡抚及武职提督总兵以上者达67人；府道、副将以上者多达700多人，形成一股强大的淮系势力，它上承湘系，下启北洋，对中国近代史影响极其深远。　　
五、以胡适、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民国人物高峰物，这中间有柏文蔚、段祺瑞、冯玉祥、张治中、卫立煌、廖运周、孙立人；陈绍禹（王明）、王稼祥、李克农、张劲夫、姚依林、黄镇、汪道涵；全省还有130名将军，仅金寨、六安两“将军县”就有少将以上者88人（1966年以前授衔统计）。　　
安徽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了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历代的战争已经硝烟散去，却留下了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至今仍在江淮大地上流传，任由后人评说。但是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安徽人杰地灵，英才辈出，灿若繁星，历代人才济济，在五千年中华史册上有着光辉的一页。前人曾有诗曰：“何必求仙上天堂，皖山皖水竞画廊”，今天看来并不过分。如此多的文化精英人物，在一段不算太长的历史时期，如此集中地产生于同一块地域，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上述种种现象，原因何在？除了“穷不丢书、富不丢猪”、“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这种十分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之外，还有什么原因造就这人才辈出的现象，造就了某些地方的人才团、人才链现象，确实值得探究。　　
文化、经济上，安徽亦是阔水深流，俊彩星驰。老子、庄子长期在北部涡河一带活动，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故乡。曹操和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极其光彩的一页。　　
处于万山丛中的皖南山区，交通不便，方言支派较多，仅徽州一地而言，虽多说徽州话，但“同山不同音，问路带翻译”的现象依然存在，有些村落仍然保存唐、宋古音古俗，有“中国古音活化石”之称。宗族深薮，崇尚儒风，“养子不读书，似如养圈猪”，已成为家规族训，所以千百年来，“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他们所走之路是：学―官―商，或学―商―官。所以自宋以后，有“天下文人半徽州”之说。　　
桐城派崛起以后有了“桐城文章甲天下”的美誉，桐城派在清代的一个散文流派。创始人是方苞，继承发展者很多，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刘大和姚鼐。他们是桐城派的开创者和代表,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时一直绵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主要人物除方、刘、姚外，还有方氏门人沈彤、王又朴、沈庭芳、王兆符、陈大受、李学裕，刘大门人王灼、吴定、程晋芳等，姚鼐门人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追随梅曾亮的还有朱琦、龙启瑞、陈学受、吴嘉宾、邓显鹤、孙鼎臣、鲁一同、邵懿辰等。　　
明代中叶以后，桐城学术兴起，士人多结社讲学，“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明末清初，方以智、钱澄之等人致力于古文振兴，开桐城派先河。方以智的《文章薪火》，推崇左(传)、国(语)、庄(子)、司(马迁)为文章嫡传，反映了当时桐城学者的主要倾向。钱澄之“屏弃俗学八股文,专治经书古文”，文章“精洁”、“典雅”，“使读者为之目明而心开”，为桐城派作了示范。戴名世是桐城派孕育过程的继往开来者，他以时文和古文创作名重于世，并针对明末故作艰深、虚矫的文风，提出了“言有物”、“修辞立其诚”的见解，主张为文道法辞兼备，精气神合一，实为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先驱。　　
而近代文坛，又出现鲁迅倡导的“未名社”，其主要成员除鲁迅、曹靖华外，有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韦素园、李何林。有意思的是，除李何林是霍邱城里人外，其他四人皆霍邱叶集人，且都是叶集小学同班毕业。一个小镇四个青年，同为鲁迅所器重、培养，皆卓然成家，也是文坛佳话。叶集附近还出了一个著名文学家蒋光慈，同芜湖钱杏村(阿英）共同创办“太阳社”，蒋光慈小说在当时青年中影响很大。　　
安徽人是中举大省，自古就有“人文郁起，为海内望，郁郁乎盛矣。”之称，安徽是一个既出人才又能锻炼人才的地方。安徽地处吴头楚尾，襟江带淮，是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内陆腹地的过渡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这块土地上，无论是“日出江花红胜火”的长江之滨，还是“两岸垂柳淡如烟”的淮河岸边，都留下了无数让人称颂的骄傲。　　
众所周知，安徽省是清朝康熙六年，即1667年方才成立的一个省。虽然以安庆、徽州两府首字命名。1949年5月，**成立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和皖南人民行政公署。建国后，1952年8月，撤销皖北、皖南行署，成立安徽省人民政府，省会设在合肥。但其管辖区域远不止于江南，而是远及江北乃至淮河以北。大江东去，淮河奔流，把安徽全省切割为淮北、江淮、江南三大区域。淮北是广袤无垠的平原，江淮是起伏绵延的丘陵，江南是郁郁葱葱的山区，并有星罗棋布的河湖港汊镶嵌其间。由于地形地貌、风物人情的差异，在长时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三个不同区域的各具特色的文化圈。这三个文化圈里孕育者灿若群星，彪炳史册的安徽名人，他们造就了安徽的，中国的，民族的历史。　　
安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故乡。受老庄思想影响的两淮文化，诞生于豫皖苏交界处，与黄河文化、楚荆文化、吴越文化并立而互相渗透。　　
有人可能会讲，哪个省的文化都是多元的。有统一背景，相似文化内涵的省份确实是为数不少。比如周边的江苏、浙江、山东等，用吴文化、越文化、齐鲁文化基本可以概括。但安徽则不同，中国的语言以长江分界，安徽地跨大江南北，中国的气候以淮河秦岭为界，安徽地跨淮河南北。因此，安徽是个过渡性的省份，南方人说它是北方，北方人说它是南方。这一南北边缘之分的地理环境直接造就了安徽文化的多元，文化的融合又在这片土地上孕育了一批优秀的安徽人，正所谓“一方水土育一方人”。安徽这块土地并不富饶。秦岭淮河作为南北气候的分界线，旱涝频仍，自东汉以降，黄河又多次夺淮入海，造成严重水患。但安徽世世代代却人才辈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和研究的人文历史现象。　　
安徽既有像江浙一带的名人那样具有典型的文人特点的文人，也有像山东那样多武将。因为安徽处于南北交界点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上多山多水，所以将北方的豪爽与南方的细腻相结合，造就了安徽名人刚柔并济、重权智的性格特点。但是再细分一下安徽的名人，可以看出在淮河流域，多出军事家，如曹操；在江淮地区，多出政治家，如李鸿章、刘铭传、段祺瑞等等；而在皖南地区，出的大多为文化名人，如“桐城派”的代表人物、陶行知、朱光潜等。这样分当然不是绝对准确，但是安徽名人的分布确有这样的倾向。　　
再从安徽的地理位置做些议论,应该说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她目前的命运。综观整个中国，安徽就是天然的黄金分割点，处在地理心脏的安徽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换句话说安徽就是天然的战场。江淮大地曾是群雄逐鹿的古战场，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成就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而战争就意味着破坏和毁灭；重建再毁灭。历史上的安徽无不被蹂躏与催残：从吴王伐楚，孙权用兵合肥；从太平天国的安庆大战，到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淮海战役，战争的烟云一直包围着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安徽名人的出类拔萃、层出不穷与安徽独特的地理环境不无关系。现仅以三位尤为杰出者为例。　　
曹操（155-220年），安徽亳州人，我国东汉末年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东汉末年，群雄逐鹿，他以雄才伟略，统一中国北方，促成汉魏经济繁荣、建安文学昌盛的局面，千秋功业，彪炳史册。亳州横卧安徽省西北，千里黄淮大平原腹地，面积2226平方公里，人口135万。古之亳州，由于境大物饶，地处“中原锁钥”、“南北腰脊”，加上北联汴洛，南系淮泗，涡河为域中襟带，航运十分便利，数千年来一直是淮西一大都会和战略要地。危难时群雄逐鹿，升平时人物辐辏。亳州用她宽厚的胸怀和丰富的乳汁哺育了许多仁人志士，滔滔不息的涡河水滋润众多伟器英才，曹操无疑就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一位。生于斯长于斯，养就了曹操的雄才大略，才有了他今后的辉煌业绩。　　
朱元璋，明朝开国皇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安徽临濠（今凤阳）人。 凤阳位于安徽省东北部，淮河中原南岸。凤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早在大禹治水时，凤阳为古涂山氏国，西周为淮夷之地，春秋为钟离子国。朱元璋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他在很小的时候，以给大户人家放猪放牛为生，吃尽了苦头。1344年，淮北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虫灾，疾病到处流行。在这场劫难中，朱元璋的父母和长兄都先后病死、饿死。16岁的朱元璋靠乡邻的帮助，草草埋葬了亲人之后，孤苦无依的他只好到附近的皇觉寺当了小和尚。不久，灾情越来越重，寺庙中的和尚也不得不外出讨吃就食。朱元璋入寺后不到几个月，就被打发出去，做了游方僧。他云游四方，到处乞讨，山栖野处受尽了风霜之苦；但同时也使他了解到民间疾苦，增长了社会见识。儿时生活的磨难使朱元璋胸怀大志，最终以过人的胆识和谋略夺取了天下，成为明朝太祖。　　
李鸿章（），洋务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北洋水师的缔造者。安徽合肥人。合肥位于江淮之间、巢湖之滨。总面积7266平方公里。合肥历史悠久，自秦置县，至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北接中原，南近江南，历为军事重镇和兵家必争之地，自古就有“江南唇齿，淮右襟喉”，“江淮首郡、吴楚要冲”之称。尤其是三国时期魏吴在合肥长达32年之久的交兵，为合肥留下了逍遥津、教驽台、三国新城等众多的三国遗迹。悠久的历史，造就了众多的名人。李鸿章就是其中出色的一位。李鸿章自幼好学，少年及第。30岁为在安徽堵缴太平军，回乡办团练。李鸿章及其父李文安都是进士出身，“乡望素孚”，因此办练卓有成效。后来一些地方乡绅的团练也加入进来，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淮军的骨干。（当时安徽的庐州府（今合肥）一带由于是军事要冲，所以清军与太平军拉锯战十分激烈。李鸿章经过三年的征战，夺回庐州，攻克无为（今安徽无为县）、巢县（今巢湖市）等地有功，升官加封。这五年的团练生涯，不仅为其日后统帅淮军提供了军事经验，也使他有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奠定了日后建立淮军的组织基础。（后来李鸿章成为淮军统帅，而淮军，事实上充当了近代中国国防军的角色，布防于中国漫长的边境线上，并在众多战争中建功。）1858年，太平军再克庐州，李鸿章家宅被毁，于是投奔为湘军做事的长兄李瀚章，次年投入曾国藩湘军大营。从此，李鸿章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战场磨练、官场沉浮，最终官至极品，权倾一时，成为赫赫有名的清末重臣。　　
滔滔的淮河、长江水哺育了众多的安徽名人，这些名人也为生养自己的江淮大地增光添彩。除了为自己的家乡赢得了荣誉，留下了诸多的名胜古迹，还有的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做出了自己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淮河两岸，有着商汤王陵、太清宫、庄子祠、道德中宫、垓下古战场、魏武故宅、华祖庵等等古迹。在江淮之间，有着三国时期的古战场古逍遥津，里面有张辽衣冠冢。还有包公祠、李鸿章故居等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安徽曾经也有过一座规模恢宏的皇城，那就是明中都皇城。　　
明太祖朱元璋在自己的家乡安徽临濠（今凤阳）修建中都，历时六年。中都是朱元璋总结两千多年来我国都城建筑经验之大成，在其发祥地凤阳悉心营造的一座最为豪华奢丽的都城。在艺术上继承了宋元时代的传统，又开创了明清时代的新风格，是我国历代都城建筑史上的伟大杰作，也是后来营建北京故宫的蓝图。后来由于民工反抗，群情激愤，朱元璋下诏“罢建”，并在同年九月改建南京新宫。但是由于朱元璋下诏告诫提出“但求安固，不事华丽，凡雕饰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坚壮，可传永久”，并告诫“后世子孙，守以为法”。这说明中都的规模和工艺上都远在南京和北京两城之上。但是由于年久失修，遭到淮水淹没，又在十年浩劫中遭到严重破坏，这座堪称我国历史上最为豪华的都城，现在仅存残破的皇城午门、西华门及一段两里长的城墙，但是察其规模巨大的皇城遗址，仍十分壮观。在中都城西南十里的太平乡，有一座明皇陵。是朱元璋的父母及哥嫂的陵墓。虽然不是帝王之陵，却“宫阙殿宇，壮丽森严”，与南京明孝陵和北京明十三陵等同一制度。　　
安徽人面子比天大,乡情比地深,在政坛上常常是举贤不避亲，为国家的发展和社稷的安危，常常是父子、兄弟、祖孙齐上阵，因此有父子宰相，兄弟英雄的现象，所以容易在政坛上形成派别,譬如李鸿章及其淮军集团,段祺瑞与皖系派别,这都在中国的历史发挥着重要作用。　　
更有意味的是，在当今的国家领导人中，安徽籍的人占了相当多的数量，这也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　　
再看台湾省，在台湾省的安徽籍名人，除了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抗击外敌入侵、保卫台湾的姚莹、唐定奎等等之外，近现代有影响的人物，政界军界有许世英、许历农、刘和谦、罗本立、汪道渊、郑为元、孙立人、郭汝霖、郭寄峤、王建煊、尹土豪、冯定国。教育科学文化界有胡适、苏雪林、刘真、李家同、张一真、方志平、严耕望、方东美、钟鼎文、江兆申、李奇茂、吴雪帆、杨亮功、杭立武、王唯工、王唯农等等，不胜枚举，据粗略统计，皖籍人物在台军警宪界获少将以上军衔者就有232人之多。　　
安徽人杰地灵，名人辈出。正是因为有了灿若群星的名人和灿烂的文化，江淮大地才会更加流光溢彩。　　
改革开放以后，安徽人也是不断发扬勤劳勇敢和敢为天下先的优良传统，在沧海扬帆，勇立时代的潮头。1979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穷则思变”，在全国首创了“包干到户”，使得贫穷的小岗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积极性高涨，粮食总产量猛增。**在题为《关于农村政策的问题》讲话中高度赞扬了大包干。之后，大包干从凤阳逐步推向全省、全国。到了1985年，全国实行包干到户的农民户数已经达到了99.6%。中国大地由此发生了巨变。万里曾深有感慨地说：“过去，凤阳的朱元璋统一了中国；现在，凤阳的大包干又把全国的生产责任制统一起来了。”傻子年广九改革开放初期身家就突破100万元。1984年“傻子瓜子”日产9000公斤，最高雇工达103人，成为当时中国雇工人数最多的个体户。年广九一生三次入狱，三起三落。**的两次点名令他和“傻子瓜子”名动神州。年广九的传奇人生，代表了中国一代个私经营者的命运，被称为中国早期个体私营经济的晴雨表。史玉柱商海沉浮，屡挫屡战，从1995年被《福布斯》列为内地富豪第８位的颠峰到巨人集团的名存实亡，他是中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2001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从巨人汉卡到巨人大厦，从脑白金到黄金搭档，史玉柱在生意上的每一次起落都伴随着争议。最近随着史玉柱以霹雳手段插手网络游戏市场，这位中国营销狂人再次遭遇挑战。史玉柱，曾经创造“巨人”神话一度走向溃败，如今１５年过去了，再次崛起的“巨人”不仅主动偿还亿元债款，又搏得身家十几亿，书写了“东山再起”的商界传奇。　　
远古的江淮大地曾是一片山峦险峻绵亘，清流纵横交错，有山有水的奇绝之地。境内山奇水秀。其山，似虎似狮似剑似戟；其水，若游若吟若飞若啸。后经天地轮回，山沉地下，水成涡河一流。纳厚土之灵气，汲淮水之膏泽，自古圣迹所兴，君国迭建，商汤、魏武等频建新都；况地处中原腰脊，得之者强失之者弱，乱危乃为群雄逐鹿之所，升平则为人物辐辏之地；本为南北要衢、水陆通达、境大货穰、体视大邦，百货辇来于雍梁，千樯转流于海河，五方之产不期而毕会，四海所需取给于立谈，固为九州之通都大邑。籍地之毓秀、物之华宝、市之繁荣，千百年来，这片地界儿不仅出了帝王将相级的伟器英华，而且拳掌炮鞭、壶石泥玉、医相扎剃、吹拉弹唱、赌混偷赖之市井奇人、奇事也举不胜举。然经流年之浸蚀，均随风而逝，斑驳了无。余或景其德，或仰其事，或笑其趣，或慕其名，或感昨日风华，遂将凸显皖人本色的人物录下，勿论帝相走卒，均彰显安徽人丰腴而饱满的人格特色和地域风情。　　
历史见证了安徽的古今变化，昔日的安徽是文化之都，商业之邦，是名人之地，国剧之源。安徽好厚，厚在一个个闪光的名字里。安徽是个出才子的地方，上述所列，只是举其荦荦大者，这是我最突出的印象。这一切，都证明着安徽这块土地是那么的钟灵毓秀人杰地灵。要多少时光的流转，才能够有那么深厚的文化积淀啊！记得电视剧《日出东方》中胡适与陈独秀说：“自古皖楚多俊才！”果然如此啊！　　
幸哉！我辈也是安徽人！　　二、徽山徽水徽骆驼　　
骆驼有着负重耐饥渴的能力。至今，它仍以耐饥渴和辨别方向的能力而成为沙漠人生存的拐杖。而如今虽然岁月的风尘淹没了骆驼的足迹，无边的瀚海吞噬了骆驼的踪迹，然而每当绿洲撑开一片生机的时候，我们便会对骆驼投去热烈的目光。安徽人就是无数次在历史的荒漠中为自己和别人前进寻找到生机的“徽骆驼”。　　
安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发源地，老子、庄子都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他们“无所为而无所不为”、“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情”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安徽人，于是安徽人中就多了一些狂狷之人，狂者锐意进取，狷者是有所不为。这就形成了安徽人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情的人格特征。　　
安徽：以安庆、徽州各取一字得名。唐大部属江南西道和淮南道；宋置江南东路和淮南西路；元属江东建康道和淮西江北道；明境内各府和直隶州直属中央，称为直隶，后改南直隶；清改江南省，后分设安徽省，为安徽得名的开始；民国仍之；建国初分设皖北行署和皖南行署，后合并恢复安徽省，省名至今未变。　　
安徽属位置居中，中国的“南蛮北侉”在安徽有着很好的体现，合肥以南为蛮，阜阳以北为侉。淮北是广袤无垠的平原，江淮是起伏绵延的丘陵，江南是郁郁葱葱的山区，并有星罗棋布的河湖港汊镶嵌其间。安徽皖南多山，土地贫瘠；皖中多丘陵；淮北属平原，又水灾频仍。安徽人经常漂泊他乡，四处闯荡。黄山的美景堪称中华一绝，徽州民居百墙青瓦，别有一番风情,就在这样的风景里，少年胡适诵读着“人心曲曲湾湾水，世事重重叠叠山”。　　
在皖南这块土地养育下的徽商以敢做敢为而名世，白手起家，闯荡江湖，在近代商界很有声誉。而养育的文人志士则也秉承了这种性格，胡适是其中的一面镜子，而真正意义上的另外一面镜子则是被称为“万世师表”的陶行知。说起两人，除了是老乡，还是同门的师兄弟。两人同乡，且同年，同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都深谙中国古代的哲学，所作所为都有一种“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事情”的道家精神。但走的路线却很不相同，一贴近**，一贴近**。胡适，喜兰花，以徽骆驼精神自居。他和另一个安徽人陈独秀，蔡元培三人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一生都在推广他的平民教育理论。　　
据说，他和胡适有过这样的诗战。胡适：“看尽柳州山，看遍桂林山水。天上不须半日，地上五千里。古人辛苦学神仙，要守百千戒。看我不修不炼，也凌云无碍”　　陶行知：“我也‘凌云无碍’，看了一个大概。一块块的田地是谁种？一座座的屋子是谁盖？除了山和水，问是谁造的世界？”　　
陶行知曾对人说过，我最看不起的同学有两个：一是胡适，靠洋人吃饭；二是孙科，靠老子吃饭。可见两人却有不和，而安徽人的性格差异大，由此也可见一斑。　　
陶行知教育思想注重身体力行。他说：“我要立志做大事”，“我学人的长处，不学人的短处，要拜七十二行做先生。”陶行知先生与农民甘苦，向农民烧心香，能“拜七十二行做先生”，作为生物教学的“门外汉”，尤其要向其他的生物教师“烧心香”，拜他们做自己的先生。大教育家孔子也说：“三人行必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陶行知先生有许多的思想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继承。其更在《自立歌》说：“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好汉。”　　除了陶行知之外，近代安徽教育界，就对全国的影响而言，莫过于吴汝纶、孙家鼐二人。北大的校长许智宏曾经说过，安徽与北大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主持创办京师大学堂的孙家鼐先生，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陈独秀、胡适等，都是安徽人。　　
安徽桐城人，吴汝纶当之无愧，是我国近代教育第一人，曾经出任过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后来，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职，由孙家鼐担任。孙家鼐是清末状元，官至大学士，人称寿州相国，也是安徽人。　　
当年，吴汝纶奉命赴日本考究学制，本意是在北京创办京师大学堂，不想却遭到恶势力的排挤攻击，不得已在家乡办了桐城中学。“后十百年人材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是他给桐中题写的对联，表达了他革新教育、造就人才、振兴国家的愿望。百年之下，我们仍然能够感到他的苦心和无奈。　　胡先生和陶先生两家相距很近，一个是皖南绩溪县上村庄，一个是安徽歙县黄潭源村，沿公路走也不过百里。虽然两位先生所走过的生活道路完全不同，所受到的褒贬毁誉也大不一样，然而他们对家乡的感情却完全一样，他们都十分热爱自己的家乡，盛赞自己的家乡。　　
陶行知先生在讲到自己的家乡时非常自傲，他说：“我们徽州，山水灵秀，气候温和，人民向来安居乐业。查看它的背景，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和它相类，这个地方就是瑞士。”　　
胡适先生在谈及家乡时也是毫不谦虚，他宣称：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他的家乡人，那个地方就只能是个村落。只有等到他的乡亲们住进来了，“他们开始开设店铺，然后逐步扩张，就把一个小村落变成一个小城镇了”。据此，得出了“无徽不成镇”的结论　　那么，他们家乡这个充满了魅力的地方究竟在那里呢？如今，你纵然是翻破中国地图也不会找到它。而只有有点历史知识的人才会知道：那个地方就是1987年从中国的行政区中被抹掉了的古老的徽州。　　
旧时的徽州地处安徽省南部，东邻浙江，西邻江西，秦称鄣郡，晋称新安郡，唐肃宗四年（759）易名为歙州，宋宣和三年（1121）平定歙人方腊起义后，宋徽宗改歙州为徽州，辖今安徽歙县，黟县，休宁，绩溪，祁门和江西婺源县，府城设于歙县城内。俗称一府六县，从此，徽州这一地名被沿用了866年，虽因朝代变更，终末再改。　　徽者，美好之谓也。徽州顾名思义，即是美好的地方。徽州人杰地灵，名不虚传，历来以山水之秀商贾之富，文风之盛，古迹之多，林茶之美，民风之淳而蜚声海内外。　　在这片土地上，昔日曾真真切切地存在过人间天堂，存在过文化的灿烂、科举的荣耀和物质的奢华。在岁月流转中，竖起了屹立数百年不倒的赫赫盛名，带回了那难以胜数的豪宅巨富和“状元故里”的尊荣……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审视徽州，她都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地域名词，她更多的是一个文化概念，一个自成体系的文化单元，一部自南宋至明清引领时代800年、素为世人景仰的区域性文化的经典之作。　　
俗话说“吃在杭州、玩在苏州、死在徽州”，由此也可以管窥出人们对徽州的向往与眷念。在这里，你信步走进一个村落，就会翻动一页历史；随处踩动一块石头，就会触动一个朝代。故而有人夸耀说：徽州村村镇镇，都有古迹；山山水水，都是名胜。明代戏剧家，《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有一首诗称：欲识金银气，多众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这里所说的“黄白”，就是黄山，白岳（齐云山）。不管后人对“无梦到徽州”的解释有多少歧义，“到徽州寻梦”，还是令人痴绝的。　　徽州在黄山和齐云山之间，南宋淳熙《新安志》说，徽州是“山限壤隔，民不染他俗”，“山限壤隔”，就是自为一体，独立成篇，由此也可以看出徽州的交通不便，在对外交往上受制于自然环境，可想而知当时徽州人的生活也是窘迫的。　　
当年的徽州，所谓：“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田园”，因为山地偏多耕地偏少，乡民们因生活的压力而背井离乡，出外做生意。渐渐地，徽州人因善于经商而声名大振，甚至还有了“无徽不成镇”的说法。而在“海内十分宝，徽商藏三分”的背后，却是“徽商不蹲家，经营走四方”的飘泊和无奈。　　
在一般情况下，安徽人是相当稳定的。很少有人愿意抛头露面，“出风头”、“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这是多数安徽人的座右铭。正是在这种地少人多、农耕环境恶劣的情况下，才迫使安徽人转变观念，开始走出去，这就造就了一群群“徽骆驼”和“绩溪牛”。这里的“徽骆驼”和“绩溪牛”指的是走出家乡四处经商的徽州商人。以骆驼和牛来形容，一方面说明的是徽商创业的艰辛，另一方面指的是徽商具有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徽商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俗话说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达。鸦片战争最先在广东开始，而且广东的资源比起其他省份是比较贫乏的，所以，面对封建制度瓦解下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矛盾的日益加深，闽粤地区普通老百姓的生存条件越来越难，在此同时，这些地区又先和南洋有商贸来往，为了谋求生存，很多人就越洋跋涉，到异国他乡开始了另外的道路，这个就是现在我们的华侨。到了近代的救国图存运动，比较多的是从两广地区开始，然后蔓延到两湖、江浙、安徽地区，最后扩大到全国。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后面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百日维新，和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都是广东人先开始的，这些都是和这些地方当时的大环境有关联的。　　古徽州号称“东南邹鲁”、“礼仪之邦”，历来重视培养子弟读书上进，做生意的故然“贾而好儒”，务农的也坚持“耕读传家”。有民谣说“三代不读书，等于一窝猪”。所以蒙童馆之类遍及村坊山庄，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美誉。　　
古往今来，徽州这快灵秀之地，文风昌盛，人才辈出，代不乏人，涌现出一大批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这里是程朱里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程颐，程颢和朱熹的故乡故有“东南邹鲁，程朱阙里”之称。因文风昌盛，以科举而入任的同胞翰林，兄弟丞相，父子尚书流誉青史；这里的休宁县先后走出19名状元，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状元县。　　
明代开始，“贾为厚利，儒为名高”是大多数徽商奉行的准则。他们除了不断向朝廷和官府捐银报效外，把商业利润的一部分投资教育，培养子弟和同族学子通过科举进入封建政府的各级政权。与此同时，商人雄厚的财力和浪迹天涯的流动性，又为他们的子弟延请名师、四方游学、广交名士、扩大视野、增长见识创造了有利条件。　　
“贾而好儒”是徽商的显著特点。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爱读书给徽商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这样，较高的文化素质就成为他们与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剂”。同时也给徽商的商业经营同样带来了许多便利；二是由于读书，使得徽商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促进自身商业的发展；三是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即他们能够以所谓的“儒道经商”，从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　　
骆驼和牛是人们所熟知的两种哺乳动物。在风尘弥漫、干旱缺水的沙漠地区，骆驼是主要的畜力；在田园阡陌、春耕秋耨的农耕地带，牛是人们得力的助手。日久天长，在人们眼中，骆驼和牛便象征着吃苦耐劳和勤恳努力，体现了敬业、执著、拼搏、进取、友爱、和协等等优秀品质。 　　
明清以来，不少人在观察、了解、研究徽商后，都把徽商比作“徽骆驼”，这是对徽州商帮的形象概括，集中反映了徽商整体品质。外乡人称安徽人“徽骆驼”，安徽人说，是的，我们是徽骆驼。徽骆驼实在是安徽人传统的性格和精神，是对安徽人刻苦奋斗，全力开创、敢为天下先精神的自赏和褒奖。　　徽商正是凭着他们特有的敢为天下先的胆识，从而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于发展为雄视天下的大商帮。这种精神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徽骆驼”和“绩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更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徽商曾经是安徽的骄傲。历史上的徽商离土离乡，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创造出辉煌业绩，成就了徽商的英名。今天的安徽人继承了历史上的徽商勇敢的创业精神，正在创造着比历史上的徽商更加辉煌的成就。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市场的洗礼，在“徽商精神”和“徽文化”的催生下，“新徽商”群体正在省内外、海内外茁壮成长。越来越多的安徽人开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续写徽商传奇，“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安徽也有买下IBM的强人杨元庆，创脑白金神话史玉柱，一汽集团总经理竺延风，一汽董事长耿昭杰，中国电信集团董事长周德强，中国联通总经理常晓斌以及张巨声、陈荣珍、常义兵、祝义才、王传福等，都是改革开放后徽商中的杰出代表。　　
安徽的芜湖出产“三子”，“傻子”年广九、“疯子”赵薇、“车子”奇瑞，“三子”中的傻子和车子都是今天徽商的一分子。芜湖奇瑞的崛起，更是安徽企业界甚至是中国企业界的骄傲，它以“追求世界一流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打造国际知名品牌，开拓全球汽车市场”的奋斗目标，折射出了新徽商开拓创新的精神内核。熟悉汽车行业情况的人们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安徽奇瑞的董事长、总经理尹同耀，安徽江淮汽车董事长、总经理左延安，安徽星马汽车和华菱汽车两集团的董事长刘汉如，安徽汽车行业的这三位领军人物有着好几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安徽人，成长于安徽，立业于安徽；他们毕业于同一所学校――合肥工业大学；干着同一行当――汽车；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叱咤风云，挥洒自如，成为行业的领军人物。　　
徽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　　
如在安徽黟县古民居村落西递村有这样一幅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从中便可看出徽人对儒与商的看重。一方面强调要营商，同时强调要读书。记得在徽州看到“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这样一副挂在徽州民居中的对联。“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存一点子种孙耕”，同一屋檐下还有这样一幅对联。贾而好儒，这二幅对联正好反映出了徽州商人经营走四方之余，耕读传家的潜在心理。安徽走出来的读书人，向来不与民争利，在安徽桐城的“三尺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清朝康熙、雍正时期，桐城走出了才华横溢的张英、张廷玉父子。张英是康熙年间的重臣，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康熙对张英十分器重，誉其具有古大臣风范。张英位居宰辅之位，豁达明理，宽容谦让。其子张廷玉颇有乃父之风。张廷玉为康雍乾三朝元老，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他创造了满清入关之后汉族官员的两个绝无仅有的纪录，第一：张廷玉是满清唯一的不以军功获得伯爵封号的汉族官员，清制，伯爵以上可以称作勋贵，以扈尔汉作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养子、开国著名五大臣之一的身份子孙也才获得一等男爵的世袭。就汉族官员中，湖南人左宗棠、曾国荃攻克太平天国那么大的“功劳”也只是封为伯爵，而他之后的安徽老乡李鸿章权倾朝野到死也才是伯爵；第二：张廷玉获得配享太庙的资格，这更是满清绝无仅有的对于汉族官员的殊荣，像汉大臣中的名人诸如山东的刘统勋、湖南的曾国藩等都没有这等待遇，唯独安徽的“书生”做到了，而且，张廷玉的配享是载于清世宗的遗诏中的。　　
张英、张廷玉父子官都做得很大，张廷玉还当上了首辅大臣，故有宰相之称。邑人习惯称张英为“老宰相”，称张廷玉为“小宰相”当时有“父子双学士，老小二宰相”之称。作为汉人的张氏父子，在满人统治的大清朝，获得如此高官，实不多见。这除了他们的满腹学问、机智聪敏和对朝廷的耿耿忠心外，为人处事的隐忍宽容，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正因为如此，才取得了几代帝王的信任。张英年迈乞归故里，康熙赐联“远处尘埃少，闲中岁月长”。倒不似君赐臣子，而像老朋友间的赠言了。当然，他们这种隐忍宽容和谨慎处事，不仅对于皇室，在处理邻里家事时也体现出来。　　
六尺巷的碑铭上这样记载着：“清文华殿大学士张英居宅旁有一隙地，与吴氏邻，吴氏越用之。家人驰书与都，公批诗于后寄归，云：‘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得书，遂让三尺。吴氏闻之感其义，亦退让三尺，故六尺巷遂以得名焉。”这样两家之间的巷道增为六尺，被百姓传为佳话，成了邻居之间正确处理矛盾的典范。　　
这首诗中显示的人格非常可敬，心胸宽广，有情有义，非常感人；有理有据，淳淳教诲，非常服人，显示了宽容和礼让，在这件事情上两家相互礼让所显示的风尚值得后人敬仰。老宰相宽以待人，福荫乡邻的官德由此也可见一般。张英的做法体现了儒家的思想也折射出庄子思想中“无所为无所不为”的超脱。　　
道家的超脱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有一个关于庄子的故事说，他的妻子去世，朋友去看他，却吃惊地发现他一边拍打瓦盆，一边按着节拍唱歌。他的朋友很不高兴地批评他：“你不但不哭，居然还这麽做？”庄子回答说，他并非没有悲伤的感情，但是死是回避不了的事情，既然这是自然运行的规律，为什麽还要哭呢？在庄子的思想里，具备理性的知识，就可以摆脱情感的束缚，达到灵魂的自由。在这一点上，庄子和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观点是一样的。　　
庄子是战国时蒙人，即今天安徽蒙城人。庄子思想的可贵之处，是具有朴素的唯物自然观和辩证法因素。正是由于冷酷现实的无情，庄子在人生观方面又集中体现在所谓“逍遥游”，追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庄子的这种“逍遥游”的人生观，实质是企求摆脱现实烦恼的一种自我精神麻醉法，是典型的消极遁世思想，在当时社会现实中是有害的。但他既追求归本自然，否定天命观，摆脱人间的不平等，无疑为人的自我认识，提供了新的启示。庄子思想丰富多彩，不愧为我国古代突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表面看来，庄子的入世思想和出世思想尖锐地对立，而事实上它们却是以矛盾的现象表现着同一的本质。出世思想只不过是入世受阻后的一种颠倒了的表现，正如大江东去受阻后的一段倒流，这种倒流绝不是追求的停止，而是用一种迂回的方式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庄子的精神自由论和万物一齐论虽然不是一种达到入世目的的手段，但却反证了他并没有放弃入世的志向，也就表明他一天没有忘怀现实，一天没有放弃他的追求。把庄子这种“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的思想运用的最为巧妙的是另外一位安徽人――张良。身为汉代名将张良，有大丈夫的胸怀，又有美如少女的外貌。功高位重，但却摒弃人间富贵。这位“居下邳，为任侠”，的韩国遗民，有着早在两千年前，就彰显了安徽人讲义气、爱打抱不平，而又天资聪颖的血性。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奇士”树立了天下血性男人的榜样。他身居乱世，胸怀国亡家败的悲愤，投身于倥偬的兵戎生涯，为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什么是血性男人，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还是君主报仇十年不晚？恐怕谁也说服不了谁。有一点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两千年来儒家观念的渗透和影响，使人们对男性的责任有了不可动摇的认同，那就是忠、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男性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从张良的生活经历就可了解到其中的端倪。　　
张良一生多姿多彩，惊才绝艳，其间曾多次为刘邦出谋划策、建立不世功勋，将自己造就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帝王之师”，这些事迹当然也值得大书特书，然而从根本上说，张良大快朵颐的这一人生阶段，与萧何、曹参等人并无多大的区别，不足为奇。张良之“奇”，特别奇在他的出世与入世、进与退的方式、登场和退场的过程。“刺杀秦皇”和“黄石授书”的故事，发生在张良辅佐刘邦之前，可代表张良的登场；“商山四皓”的故事，发生在张良封侯食邑之后，可以代表张良的退场。　　
历史不会把荣誉平白无故地送人，张良之所以有如此崇高的历史地位，肯定与他的历史贡献是分不开的。司马迁因刘邦“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的评语，“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但张良虽不甚魁梧，身体肯定不差。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司马迁记他击秦始皇失败后，隐居下邳“尚任侠”，也就是说好打个抱不平，大概与人动动拳头的事也没少干。没有身体做底子，又岂能办到。张良一生出谋划策，建立了不世之功，就连司马迁都想象他一定是一个相貌魁伟、风采夺人的奇男子，然而事实上他却是“状貌如妇人”。这正印证了孔子的话：“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张良虽系文弱之士，不曾挥戈迎战，却以军谋家著称。他一生反秦扶汉，功不可灭；筹划大事，事毕竟成。历来史家，无不倾墨书载他那深邃的才智，极口称赞他那神妙的权谋。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曾写诗赞道：“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于此每从容。固陵始义韩彭地，复道方图雍齿封。”应该肯定张良的一生有助于秦亡汉立的历史进程。司马迁有评语：“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刘邦遭遇过很多次危机，危急关头都是张良为他出谋划策，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刘邦面临重大问题时，也往往都是张良为他做出精辟分析，帮助他做出正确决断。在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刘邦都曾得力于张良的计谋和忠告。机遇与风险并存，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大胆抉择，把握了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　　在风起云涌的楚汉战争中，张良作为刘邦手下的头面人物之一，既不象韩信、曹参等将帅那样或独当一面、平国展土，或身经百战、屡立战功；也不象萧何等文官那样留守后方，转运委输，补充兵源；而是“多病，未尝特将也；常为画策臣，时时随汉王”。但是，正是由于他的跟随和谋划，才使得才疏学浅、勇力战术又不足的刘邦仿佛有了灵魂，常能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甚至转败为胜。难怪刘邦感慨：“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而张良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在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中，洞察当时的形势和人们的心理，找出纷纭复杂的现象内部深藏着的客观规律并加以利用，出奇计巧妙、和谐、圆满地解决问题。　　
张良是一位既有血气之勇，又具深谋远虑的传奇人物。为报亡国之恨，他“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亡”，博浪沙一击，差一点要了秦始皇的命；为酬知遇之恩，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终于辅佐刘邦战胜项羽，登基称帝；为消除刘邦易太子之念，他略施小计，让太子请来商山四皓，刘邦一见而易念顿失。　　
刘项成败的原因是识人与失人，而刘邦得到安徽人张良成为一代帝王，而项羽失去了安徽人范增却遗恨千古，真是成也安徽人败也安徽人。　　
范增秦末居巢（今巢湖市）人，在当时范增也算得上是一位足智多谋的能人，他七十岁投奔项羽，范增一向足不出户，好出奇计，是一个不轻易抛头露面的满腹经纶的谋略家。但是，由于晚年投靠了刚愎自用的项羽，使他的谋略才华无法充分施展，作为一个谋略家，他最终成为一个悲剧人物。作为项羽主要谋臣的范增，虽然有许多谋略，但都不能为项羽所采纳。正如刘邦所说：“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范增本是项羽的“骨鲠之臣”，项羽曾尊他为“亚父”，最后也受到项羽猜疑，一气之下，请求退归乡里。一路郁闷成疾，快到彭城时，发病而死。苏轼“范增论”，称赞范增为“人杰”。连刘邦的谋士陈平、张良也都怕他三分，因为张良、陈平策划的每一个谋略行动，范增都能识破。项羽的失败，也从反面说明，范增作为一个谋略家对项羽政权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的历史中，谋士居重要地位，许多历史事件总是与这些人联系在一起。士，为知己者死。这是士文化的精髓，无论是武士还是谋士。谋士兴起可追溯至战火连天、哀鸿遍野的春秋战国时期。在战争年代他们可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韬略，与对手一较高下，为诸侯争霸中原。张良与范增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可惜历史是偶然与必然的结合体，任何人的选择都只有一次，所以才会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说法。　　
安徽的重要性，可从历史上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看出来，楚汉争霸，刘邦项羽就一直打到安徽灵壁东南的垓下，项羽最后拔剑自刎，一世英雄就如此壮烈而去，怪只怪项羽没用安徽人做谋士，让张良跟了刘邦，而出计将项羽置于死地的正是张良，安徽人的智谋于此可见一斑。　　
安徽人的牛脾气　　　　　　　　古时徽商少小离家，历尽艰险，寻求发家致富，这也养成了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开拓和创业精神，于是徽州人除了有“徽骆驼”的赞誉外，更有“绩溪牛”的美称。胡适先生最早发现了安徽人身上的牛脾气，而且他认为安徽人也无愧于这种脾气，所以胡适先生乐意把自己称作“绩溪牛”。　　　　　　　　胡适大力提倡徽州人、绩溪人要努力做“徽骆驼”、“绩溪牛”，所以胡适先生也乐意把自己称作“绩溪牛”。乡人每次要求胡适先生题字，他总是欣然应允。其“徽骆驼”、“绩溪牛”的题词，给徽州旅外同乡莫大激励。　　　　　　　　安徽的绩溪地处皖南腹地，山多地少，所谓“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在绩溪广为流传“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民谣，就是绩溪经济贫困落后、人民生活无着的生动写照。直至解放前，全年的粮食也就只够吃三个月，为求生存，只好脱离乡土，外出经商。十来岁的小孩含辛茹苦、忍辱含垢，为的是将来的发达。在艰苦的生活中，万一熬不住逃回家，那就是大逆不道的，被斥之为“茴香（回乡）豆腐干”，失去做人的尊严和地位。因此，艰苦创业，开拓进取，敢为人先，这就是绩溪商人拼搏奋斗的大背景。胡适先生形容绩溪人“背井离乡四出经商，家人父子夫妇数年不见也是常事”，因为“这是为了生计出于无奈。”他又指出：“我们徽州人通常在十一、二、三岁时便到城市里去学生意”，首先“多半是在自家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后“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劳，累积点基金，不断开拓进取”。通过背井离乡，历尽艰辛，绩溪徽商足迹遍于全国，以至于形成“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的大气候。绩商胡炳衡家在三泰地区的四代营茶历史，即是最有力的艰苦创业、开拓发展的明证。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家吴兴周，家资万亿，仍然“节俭如创业之初”，自己从不乱花一文钱。在艰苦的创业过程中，绩溪徽商十分注重诚实守信的商业道德。讲究“儒道经营”，主张利缘义取，利在义中。对人要以诚相待，做生意，要恪守信誉，一诺千金。对商品和服务，要维护声誉。胡雪岩痛立“戒欺”规和胡开文“毁墨于一池”等烩炙人口的经商故事，正是徽商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的真实写照，也是“绩溪牛”品质的具体表现。　　　　　　　　安徽人在历史长河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无私耕耘和负重的牛精神。记得曾经在一本杂志上看过一首让安徽人流泪的小诗《安徽人》，诗里这样写道：　　　　　　　　下了这趟车　　走出这个站　　老姐 你千万别说你是安徽人　　　　提起安徽人　　你像拎起一把泥水淋淋的野芹菜　　就会想起野芹开花的时候　　洪水泛滥　　保姆 小贩 打工妹　　冲到哪儿 就在哪儿生根　　　　黄梅戏的清香 飘了很多年　　如今 已蒸不熟无米之炊　　一些人的根须 深深扎进苦难　　双手托起盐罐一样流泪的家园　　一些人 进化成鸟儿　　拍拍翅膀 飞入别人的蓝天　　　　……　　走出这个站　　进入另一座城市　　老姐 你千万别说你是 安徽人　　　　　　　　之所以记忆如此深刻，是因为读过它之后，心情十分的复杂，我相信，即使是今天，广大的安徽人读到它，也会和我一样内心里有说不出的酸楚。但从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安徽人有抱负，都不甘一生生活在贫瘠的环境下，所以才会外出，才想靠自己的双手，给自己创造一个美好的明天，同时也在为他人和社会默默的奉献着，“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使人类的生活质量得以提高，安徽人的责任性和付出精神确实让人敬佩。无数的事实也证明安徽人确实创造了一个美好的明天，据报道，美国硅谷30位华人创业家其中就有10个安徽人。现在拼搏在中关村的，同样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安徽人。安徽的人才流失现象最为严重，因为安徽人人穷志不穷，他们都想有个美好的将来，都想能将自己所学得到最好的展示。　　　　　　　　所以有这样的说法，安徽人在家是条虫，在外是条龙！其实，从安徽走出的很多人都是生活的强者，可谓是龙凤舞人间，只是安徽人太爱沉默，不喜欢夸耀自己，但其自身仍折射出自己是安徽人的本色。不管自己会承受多大的委屈，不管别人会怎么看待自己，安徽人民都愿意以大局为重，都愿意牺牲自己，保全国家。也许安徽只是一个贫瘠的省，但安徽人就这样，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品性，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忍辱负重，感动中国。　　　　　　　　日，清政府在对各国宣战仅两月后逃亡。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被重新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与八国议和，“每当满清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唯一必须启用的人就是李鸿章。”10月11日，77岁的李鸿章到达北京，开始了与外国联军的谈判，他意识到联军在北京屯兵数万，可以随时扩大战争。而战争一旦再被挑起，国家次序无法恢复，朝廷职能无法履行，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经济活动陷于停滞，百姓和国家只能被拖入日陷一日的战乱。在他与洋人周旋争辩的同时，慈禧看了11国的议和大纲后“惊喜万分”因为其中吾一条涉及到她，各国并无让她交出权力的意思，于是立即表示：“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并致电李鸿章：“所有十二款，应既照允。”　　
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即刻指责到：“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与各国签订了《辛丑条约》。“恒无用之人，独来独外，将何已时，为之但叹！”只可惜孤独的“徽骆驼”、“拓荒牛”驮不下太多的负载！11月7日，李鸿章吐血身亡，享年78岁。要说卖国，其实祸害的魁首是皇帝，是慈禧，他们才是最大的卖国，最大的民族败类，而不是作为传声的李鸿章。　　　　　　　　真是一生爱国有谁知，谁解其中味，李鸿章生逢清朝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国家最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确实“不可不深自反也”，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正如梁启超所言，“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时，悲李鸿章之遇。”英雄生于乱世，扭乾坤而不能，忍辱负重，甘背骂名，这岂是平常的心力所能担当！　　　　　　　　安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发源地，安徽人或许受徽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太深而不爱张扬，喜欢在顽强拼搏、敢为天下先精神的支持下耕牛般默默无闻的奉献。“两弹元勋”邓稼先就是一位不爱张扬的安徽人。他为了我们的国防事业“突然失踪”在科研一线，不计名利、舍生忘死,默默无闻地奋斗了20多年，他和妻子许鹿希结婚三十三年，在一起生活只有六年。“俯首甘为孺子牛”，他的“牛”精神，正是对鲁迅诗句生动而深刻的诠释。　　　　　　　　邓稼先的同学和老乡，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杨振宁曾经称赞他的这位同学；他是一个最不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诚真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我想邓稼先的气质和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领导许许多多各阶层工作者为中华民族做了历史性贡献的原因。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信任他。　　　　　　　　他“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是中国**的理想党员”他是一位最无愧于“孺子牛”称号的人，是安徽人不必炫耀的一面旗帜。　　　　　　　　安徽人历来重视实际，讲求实用，追求事功，轻浮华，贬空谈，鄙玄虚，表现了黜玄想而务实际的牛精神。中国先哲认为：“华而不实，耻也。”“大人不华，君子务实。”反对浮华，主张求实。中国哲学家有一个共同的态度，叫“广大高明而不离乎日用”，强调哲学研究与现实生活的一致。徽文化是人类封建文化中宗教色彩最淡，理想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最浓的文化，这有助于务实精神的发展。正是这种求实、务实的精神，才让一代代安徽人得以名扬四海。安徽丰富的人才资源和层出不穷的著名人物，与其所处的区域和民风有很大关系。　　　　　　　　安徽位于中国的南北冲要，地形多样，两大河流长江、淮河横贯东西，把全省分为淮北、江淮之间和江南三大自然区。淮北为广阔的平原，坦荡如砥；江淮间是连绵的丘陵，起伏如波；沿江是平展的绿畴，间以明镜般的湖泊；皖西、皖南是雄奇的大别山和黄山。如此多样化的地貌和气候环境，形成了多样化的居民群体性格和民风，造就了不同特点的人才人物。江南和皖南，山青水秀，流水潺潺，宋明时是程朱理学影响最大地区。这里的人视家庭为立国之本，“家齐而后国治”，遵守严格的伦理秩序。皖南山区、新安江畔，现今仍保存完善的一座座宗祠就是这一切的历史见证。这里民风温文尔雅，为人谦和又不失自尊，行事谨慎缜密，多出学问家，如戴震、胡适等。明清时的徽商，人称“徽骆驼”，以能吃苦耐劳精打细算并有儒商特点而著称于世。江淮地区，兼有淮北之刚，江南之柔，具有一种过渡地带的民风，既出军政人物，又出学问家，如明太祖朱元璋、吴王杨行密，国共两党将领，以及现代科技人物杨武之、邓稼先等。　　　　　　　　由于安徽地跨长江和淮河，地区的差异和交通状况的不同，所以南北民俗丰富多彩，各有特色。淮北大平原上生活的人，古代讲老庄，信黄老。淮北多为中原官话；口味咸中带辣，汤汁口重色浓，惯用香菜佐味和配色；“席上无酒不进餐”，喝酒猜拳行令，择筷打杠习以成风。因地近黄淮，灾害频繁，住居简朴，衣着朴素（老人爱穿黑、白、蓝三色），民风剽悍，“即使走险，也群起响应”，因而多出胸怀坦荡的英雄豪杰，诚如梁启超所说：“淮河流域，阳开阴合，为我国数千年来政治史的中心，其代产英雄，龙跳虎卧，为吾国数千年人物史的代表。”　　　　　　　　当年印尼人民把殖民主义者比作老虎，把自己比作雄牛。在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中，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加诺在讲演中，经常提到“雄牛精神”。印尼倡导“雄牛精神”，意在号召全国人民奋勇进取，为推动共和国各项事业的发展而努力拚搏。而有着北方人的粗狂与豪爽，在皖北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安徽人，有着另一种“雄牛精神”。三国时代“曹八将”夏侯敦、许褚、夏侯渊、张辽、曹仁、曹洪、李典、乐进等人中都可看到安徽人的身影；“长身铁面,智力过人”的胡大海、常遇春、徐达等人，均为“席卷江淮皆英雄”的代表，正是依靠成千上万江淮儿女的南征北战，才打下了由安徽人当皇帝的明代江山，统治中国近300年。因此有人称，三国和明朝是安徽人的时代。清朝时以安徽人、河南人、与山东人为主组成的捻军骑兵是当时中国最强的骑兵。在历史长河中，安徽人才英发，不断形成各类人物群，在中国大舞台上成为执牛耳的群体，使得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不断打上皖人的印记。　　　　　　　　这种“雄牛精神”向来都有“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尔”的气魄，十二岁拜卿的甘罗可谓是少年气魄震地天。　　　　　　　　战国时，楚国下蔡（今凤台）人甘罗，12岁为秦使赵，助秦得11城池，封为上卿。将一个12岁的少年推上“上卿”这样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岗位(战国时诸侯国最高的官职，相当于丞相)，别说在中国绝无仅有，即便在世界上也是少有先例的。　　　　　　　　吕不韦当时任秦国的丞相，秦王赢政为了实施“远交近攻”的战略，分化“燕赵联盟”，打算派张唐到燕国为相，委托吕不韦去征求他的意见。而张唐却惧怕赵国，在家装病，任凭吕不韦磨破了嘴皮，他就是死活不去。吕不韦感到无法向秦王交待，在家闷闷不乐地发脾气，谁也不敢靠边。甘罗当时仅是吕不韦的一个小门客，听说了这件事便自告奋勇要求前去说服张唐，吕不韦此时已无计可施，只好同意让甘罗去试一把。那甘罗去后，动以大义，晓之利害，连哄带唬，三言两语便让张唐明白了为臣的责任和违命的后果，诚惶诚恐地去向吕不韦陪罪。而吕不韦却从中发现了甘罗卓越的外交才华，立即向秦王赢政举荐其为上卿。　　　　　　　　在战国这个时代的大舞台上，各种各样的人才层出不穷，甘罗年方十二，就已经凭自己的智慧周旋于王侯之间，并且不费一兵一卒使秦国得到十六座城池，官封上卿，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确实是一个才能出众的小神童。　　　　　　　　在安徽北部有耕种小麦、大豆、红高粱的黄牛，南部有的跋涉水田的水牛，牛的耕耘和奉献精神深深影响着淮河两岸的安徽人，安徽人的品性中也在无形中孕育了这种牛精神。安徽位于祖国南北冲要，长江、淮河系南征北战的天然屏障，在历史上是重要的政治军事区域。沿江沿淮，历为南北统治集团必争之地，军事地位极为重要。安徽是夏王朝建国之地，商王朝发祥建都之地，春秋时是兼并战争频繁之地。“吴头楚尾”的安徽，是吴、楚在淮河、长江流域反复争战之地，楚国后期建都之地。秦末陈胜、吴广大起义揭竿而起，楚汉大决战，三国魏吴拉锯争锋，也都在今安徽境内。南北朝江淮间更是屡燃战火。宋代，金与南宋同样以淮河为界对峙争战。元末红巾军起于颍州，朱元璋兴王于凤阳。清代，太平军、捻军与清军激战于江淮，摧清王朝于欲倾。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历史上的重大战事，很少有离开江淮的。　　　　　　　　从古至今，在江淮大地上爆发的著名战事有：徐楚娄林之战、楚灭方国之战、吴楚鹊岸之战、秦灭楚蕲南之战、大泽首义、楚汉垓下之战、汉景帝平七国之乱、汉末王州公起义、三国魏吴逍遥津之战、濡须坞之战、西晋祖逖北伐、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南朝钟离保卫战、隋灭陈采石之战、江淮人民反隋起义、唐藩镇割据战争、黄巢起义军战事、宋方腊起义、宋金顺昌之战、柘皋之战、采石之战、红巾军颍州起义、太平军安庆保卫战、三河大捷、人民解放军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　　　　　　　　江淮之地向为政治家强化政权之地、兵家死战之地。古人云：“江淮定而天下稳”。俗话说“乱世出英雄”，频繁的政治斗争和雄奇的军事斗争的烈火熏陶和锤炼了皖人，他们从祖辈的血液中继承了军事的韬略和政治的权谋。因之，安徽自古政治家、军事家迭出，像管仲、曹操、李鸿章等等。　　　　　　　　老黄牛“为而不有，善而不居”，既不讲报酬，也不沾沾自喜。它能“宰制官能、惩治我欲”，不忘责任和义务，不污染社会，不做社会的包袱。安徽走出的良吏便是这种不忘责任和义务的“牛”。《汉书?循吏传》6名传主中，安徽就占了3人。东汉“党锢之祸”中坚贞不屈的范滂是太和人，宋代包拯更是封建时代清官的典范，桐城人左光斗是明代反权奸魏忠贤的斗士。　　　　　　　　安徽人左光斗身上有一种“绩溪牛”抵不到南墙不回头的抗争和拼搏的精神。万历、天启年间,桐城出了铁骨铮铮、弹劾魏忠贤的御使左光斗。左光斗在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与杨涟同举进士，历任御史、左佥都御史。任内在北方办理屯田，大修水利，提倡种稻，并提出“三因十四议” 的具体做法。天启四年（1624），杨涟弹劾魏忠贤，他参与其事，又亲劾魏忠贤32折罪。但魏忠贤先发制人，捏造罪名将他们逮捕入狱，并指使其爪牙许显纯，对左、杨严刑拷打，摧残至死。遇害后两年，魏忠贤的罪行得到清算，左光斗的冤案得到昭雪。后追赠太子少保，谥“忠毅”。　　　　　　　　万历二十八年，朝廷众大臣利用皇长子朱常洛年将二十，已经**，应该择日婚配为理由，提请明神宗按定例先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再行皇太子加冠成年、婚配各种礼节。然而神宗采取对提议一概不理不睬的态度，却私自与郑贵妃立定誓约，一定要将皇位传给他们的孩子二皇子朱常洵。消息传出，满朝文武议论纷纷。皇长子朱常络更是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没了主意，只好利用左光斗和杨涟两内阁都御使大臣的威望，联合所有官员一齐反对，才将这件事拖了下来。　　　　　　　　万历三十六年，左光斗先生想出一个绝妙的计策，买通郑贵妃最亲近丫鬟，偷出神宗交给她保管的立约锦盒，将里面的誓书用蠹鱼蛀得七洞八穿，刚好把常洵二字，啮咬得一笔不留，然后再悄悄地放回原位。其后第二年，看到时机已经成熟，由内阁大臣沈一贯奏请，再次力陈册储冠婚，事在必行。朝堂上群情汹涌激昂，议论纷纷，言官揭贴雪片一样飞到皇帝客案头，明神宗弹压不住。郑氏知道情况不妙，等神宗一退朝就携带锦盒向他哭诉，神宗取过玉盒，摩挲一回，叹息声中揭去封记，打开盒子观看。但见以前的御赐誓书已然两样，常洵二字无影无踪，不禁悚然说道：“天命有归，朕也不能违天了。”遂在第二日早朝下旨立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陆续封各子常洵为福王等诸王，即日诏告天下。于万历三十七年十月望日，行立储礼。明祖制，藩王成年必须迁到封地，不得参与地方军务，做一个安份守已的王爷。福王也将择日前往藩属地洛阳，朱常洛总算坐稳了太子位，他就是明光宗。　　　　　　　　公元1620年,明神宗死去,他的儿子明光宗朱常洛也接着病死,神宗的孙子朱由校即位,这就是明熹宗。左光斗和杨涟一心一意想整顿朝政，但是明熹宗是个昏庸透顶的人。他宠信一个很坏的宦官魏忠贤，让魏忠贤掌握特务机构东厂。魏忠贤凭借手中的特权，结党营私，卖官受贿，干尽了坏事。一些反对东林党的官僚就投靠魏忠贤，结成一伙，历史上把他们称做“阉党”。杨涟对阉党的胡作非为气愤不过，大胆上了一份奏章，揭发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左光斗也大力支持他。　　　　　　　　这一来可捅了漏子。公元1625年，魏忠贤和他的阉党勾结起来攻击杨涟、左光斗是东林党，罗织罪状，把他们打进大牢，严刑逼供。　　　　　　　　左光斗被捕以后，他的学生史可法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他每天从早到晚，在牢门外转来转去，想找机会探望老师。可阉党把左光斗看管得很严密，不让人探望。　　　　　　　　左光斗在牢里，任凭阉党怎样拷打，始终不肯屈服。史可法听说左光斗被折磨得快要死了，不顾自己的危险，拿了五十两银子去向狱卒苦苦哀求，只求见老师最后一面。狱卒终于被史可法的诚意感动了，想办法给史可法一个探监的机会。当天晚上，史可法换上一件破烂的短衣，扮着捡粪人的样子，穿着草鞋，背着竹筐，手拿长铲，由狱卒带领着进了牢监。　　　　　　　　史可法找到左光斗的牢房，只见左光斗坐在角落里，遍体鳞伤，脸已经被烧得认不清，左腿腐烂得露出骨头来。史可法见了，一阵心酸，走近前去，跪了下来，抱住左光斗的腿，不断地抽泣。　　　　　　　　左光斗满脸是伤，睁不开眼，但是他从哭泣声里听出史可法来了。他举起手，用尽力气拨开眼皮，愤怒的眼光像要喷出火来。他骂着说：“蠢才！这是什么地方，你还来干什么！国家的事糟到这步田地。我已经完了，你还不顾死活地跑进来，万一被他们发现，将来的事靠谁干？”　　　　　　　　史可法还是抽泣着没完。左光斗狠狠地说：“再不走，我现在就干脆收拾了你，省得奸人动手。”说着，他真的摸起身边的镣铐，做出要砸过来的样子。　　　　　　　　史可法不敢再说话，只好忍住悲痛，从牢里退了出来。　　　　　　　　过了几天，左光斗和杨涟等终于被魏忠贤杀害。史可法又花了一笔钱买通狱卒，把左光斗的尸体埋葬好了。他想起牢里的情景，总是情不自禁落下眼泪，说：“我老师的心肠，真是铁石铸成的啊！”　　　　　　　　安徽人有一种披荆斩棘，锐意拓荒，敢为天下先的拓荒牛精神。小岗生产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税费改革等就是这些拓荒牛敢于吃螃蟹的结果，他们为我国的农村改革政策提供了有许多经验和政策，这些经验和政策都出自安徽，推向全国。　　　　　　　　安徽人身上的这股牛劲是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是这种牛精神形成的根本原因。五代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黄河流域，安徽淮北地区属于中原之一部分，经济和文化较为发达。先秦在淮北形成了老庄道家学派。到了西汉，寿春一带形成了以刘安为首的新道家学者群。而当时长江以南，尤其是皖南，还没有很好开发，所以从这一时期的典籍中几乎看不到这一带出过什么人物。汉末三国时期，孙吴统治江东后，江南才得以开发。东吴在皖城（潜山）、皖口（安庆）、濡须坞（含山）等地屯田，并兴修水利和圩田，使江南和皖南的农业经济得到开发。在农业发展的同时，商贸也随之兴旺，宛陵（宣城）、姑孰（当涂）、芜湖成为江南商贾云集的城镇。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出现铜冶炼中心梅根冶。由于中原战乱，江南经济的初步发展，北人南徙，世族豪强渡江来到江南。这一时期江南土著人物尚没有出现，主要是北方南迁士族人物，如迁至宣城的桓氏集团。　　　　　　　　唐代中前期，安徽的农业、手工业、制瓷业、茶叶生产都得到了发展，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仍在北方，政治和文化领域几乎为北方人物垄断。安徽这一时期人物人才的产出不多，处于“低迷”状态。　　　　　　　　北宋时期，安徽工商业尤其矿冶业得到较快发展。江南的铜铁开采量增加，池州铸造货币，皖南文房四宝工艺发达。安徽江南商业集镇密集程度逐渐超过北方。建炎三年（1129年）后，宋室南渡，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江南、皖南的人物人才密度大大超过北方，出现了张孝祥、倪涛等人物。　　　　　　　　明中叶至清中叶的三四百年间，由于朱元璋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倾斜政策和徽商的崛起，安徽发展呈现辉煌。芜湖成为国内重要商埠和手工业中心。凤阳一度成为中都皇城。桐城文章扬天下，形成了桐城文派。皖南出现了徽商人物群和新安学派人物群，如戴震、程大位等。宣州出了安徽数学学派梅文鼎等大家和施润章等诗文家。　　　　　　　　孔子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求“唯义所在”。尽管这种境界一般人并不是一蹴而就，甚至很难达到，人们仍该“心向往之”去执著追求。正如孟子所讲：“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这些主张对于铸造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作用，培育了安徽人自尊自强的心态和刚直不阿的正义感，形成了安徽人明辨是非、坚持正义的凛然正气。段祺瑞在动乱的民国初年，有浓重**习气的中国官场中,段祺瑞就能做到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出污泥而不染”,视金银如粪土,实属难能可贵。面对高官厚禄，冯玉祥置生死于度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坚持抗日，彰显了安徽人的气节。　　　　　　　　安徽人天生有一种老黄牛般脚踏实地永不松套的实干精神。皖人刚健有为，强调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思想源于孔子，到战国时代的《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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