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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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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各家之言
导读：而是在于他讲的故事能否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故事接上线”，学术界对《大河移民的故事》的学术深度表示怀疑，应星以社会科学院学者的身份和挂职副县长的身份推动大河移民课题的调查研究，是被应星称为精英的移民们，而且还由他一手给我们安排了对电站其他移民精英的访谈，是因为他深信我说的研究电站移民史是为了对三峡移民有所借鉴”，那就是要与移民经费上的贪污腐败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应星的担忧在这里凸现：“我的故事最后写
仅仅7000本的一本学术型著作，发行后不到半年，市面上就买不到了。看来，应星可能犯了忌。一位名叫尹钛的读书人说出了应星犯忌之所在：
“应星的书，恰好在三峡工程建设中的问题不断暴露的时候出版，在国家脸面上拉出了一道尖锐的刻痕。所以，问题不在于他是否出于为国分忧的好意，而是在于他讲的故事能否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故事接上线”。
学术界对《大河移民的故事》的学术深度表示怀疑。有学者表示，应星写得相当有趣，叙述技巧有巴赫金式的「复调」叙事音乐的味道。但相对其精彩的叙事，此书的理论贡献略显单薄。注释式的理论探讨有助于行文，而且基本上他的每个讨论都很有见地。不过由于什么都想回应，导致有些琐碎，最后失去了焦点。简言之，理论的抽象还不够。
在调查的形态上，应星的准田野式调查也成为别人商榷的话题之一。在社会学界，一部分人认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主要不足是在没有形成一个框架的前提下，就开始在相当宽泛的视野内收集资料，或多或少呈现出某种学术盲目，但另一种观点也理所当然，即认为带着学术框架进入田野，势必妨碍对调查对象的全面理解。学者们认为，应星以社会科学院学者的身份和挂职副县长的身份推动大河移民课题的调查研究，可能在两个倾向上都存在疑点。
最后一个不买帐的群体，是被应星称为精英的移民们，代表人物是许老师。对此，应星在书里已经交待清楚了：
“我在山阳乡蹲点调查的时候，许老师不仅接受了我们多次正式、非正式的访谈，而且还由他一手给我们安排了对电站其他移民精英的访谈。许老师之所以如此热心，是因为他深信我说的研究电站移民史是为了对三峡移民有所借鉴”，“是认为他和我有过默契，那就是要与移民经费上的贪污腐败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应星的担忧在这里凸现：“我的故事最后写成这样，如果许老师看见的话，一定会勃然大怒，并会指责我欺骗了他。”
沿着上述三个向度观察，我们看到，应星在政府管制的层面，可能遇到了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老生常谈的学术自由问题，以及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问题；在学术方面层面，则遇到了叙述技巧和理论抽象的方法论选择问题；而在如何关
照弱势群体，体现社会公平方面，应星遇到的恐怕是千篇一律的道德问题，伦理问题。
作为一个读者，我相信最令应星焦虑的应该是最后一点。应星写到：“我不仅是来作移民研究的，而且在这种研究中还要分析移民代表对普通移民的控制技术，分析者与摆平者在某种程度上的同构性。”这段话相当准确的描述了应星的学术使命感，也清晰的呈现了一名独立学者应有的立场和方法。《大河移民的故事》的学术价值在这个角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现：不仅在意识形态倾向上保持独立，也不仅在学术方法论上保持独立，在更加泛道德化的民众层面，同样保持一名优秀学者的警醒。正是拥有这样与众不同的特质，《大河移民的故事》才在当代社会学领域建构起自己的学术价值。
从应星的阅读视野进入他的《大河移民的故事》，可能更全面一些。
应星曾经给他的学生们列出的了一份暑假读书清单，一共5本：大卫?丹比的《伟大的书》、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马克斯?韦伯的《学术与政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 这5本在应星看来属于“让读者容易进入，难以转身走开”的著作，很有可能对应星写作《大河移民的故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我相信《大河移民的故事》的独立自由立场来自于大卫?丹比的《伟大的书》。在应星看来，他借助丹比的眼睛，感受到了西方大学所开展的经典教育即“自由教育”(又称“博雅教育”)的无尽魅力。而通过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应星意识到民主化既是一种正当的和必然的潮流，却又是并不崇高而伟大的趋势；它既是一种政体形式，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应星自问，“在民主的正当性与危险性之间、在民主的制度与民情之间有着怎样的张力呢？”我相信正是这种学术上的警惕性，《大河移民的故事》才有力量跳出各种利益群体之外，呈现出真正的独立思考精神。
韦伯的《学术与政治》似乎对应星的写作身份确认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无论是以学术为业，还是以政治为业，韦伯关心的问题都是：处在一个放逐神圣的世
俗化时代中，一个人如何面对献身与距离、激情与自律、理想与现实感、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之间的复杂张力，不是逃避或者屈从于各种幻觉，而是坚守一种天职的日常要求，来形塑一种人格。”显然，应星写作《大河移民的故事》，是基于一种天职、一种人格的坚守，这比那些意识形态写作、道德声援写作、象牙塔的技术性写作更接近学术本身。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乃至《江村经济》，显然是应星学术传统的重要来源。在半个多世纪前，以费孝通为代表的燕京社会学派就已经开创了中国社会研究及社会科学本土化发展的一个传统、一个方向。因此应星有必要问，“燕京社会学派的努力是否同时也已包含着对“社会科学”这个向来被视为西方舶来品的基本品格的一种独特理解和建构？”
《沉重的肉身》给与了应星怕和爱的品质，这种来自宗教层面的敬畏与悲悯，是《大河移民的故事》的写作原动力。
已经有专家对《大河移民的故事》进行了定位，认为这本书是目前中国知识界运用权力技术分析方法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是近10年来中国社会学领域最大的收获之一，她承接《江村经济》的学术脉络，为社会学研究全面引入自由、民主、人格主体、宗教关怀等现代学术理念，由此，《大河移民的故事》理所当然的成为中国社会学历史绕不开的一章。
【转】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来自: 学姐花衣云影 (行动和正念的力量)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的评论
□ 评/ 尹钛（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这个世界每天有千百万件故事发生，每天有千百万个生命消逝，这些生命和故事，不管曾经多么生动鲜活，都会被日常生活的洪流淹没，都会被时光的长河裹胁着，奔赴那无边无际的遗忘大海，融入无穷无尽的记忆空白──一路上，也许波澜不惊，也许浪花四溅。除非，有一位水样采集师，偶尔停伫于某一处水边，俯身掬起一瓢清浊，小心地带回。于是一滴水中看世界，一x那凝成永恒，我们通过这一点点时代残留，来回味历史长河中的大千世界。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就是这如恒河沙数的故事中采撷出来的一朵浪花。
上访，在中国，是见怪不怪的事，在中国这片苍老而常新的土地上，我们已经看得太多正义被掩埋进黑暗，良知被吞噬进岩石的故事，一个水库库区几千移民掀起的风浪，向来难以打湿书斋中吟哦的学者们的精致鞋头。这一次却不一样了，因为这位学者走到了水边，甚至将他敏感的触觉，探入了移民水深火热的境地。他没有缩手，而是细心地去观察、体会，记录。于是有了厚厚的一本书，有了一篇篇以此为话题的评头论足的文字。
据说，这本印数不过区区七千册的书，发行后不到半年，就禁掉了。当局对问题的敏感，和这位学者比起来，不遑多让。那么，这本以「讲故事」而见长的书，究竟犯了甚么忌讳？为甚么在学界一片叫好之声中，当局却欲三缄其口？
一 引言：移民的疼和国家的伤
「移民」，是一个很暧昧的词。它过于苍白，无法勾画出那些流动的人民在迁徙中经历的苦难，它过于轻巧，无法承载这些背井离乡的人民所承受的痛苦。犹太人发明了Diaspora（大流散）这样的词来揭示他们失国之后被迫流亡千年的民族痛史，而中国人则发明了「洪洞县里、大槐树下」这样深具诗意的词，来纪念他们被驱赶迁移的家族史。似乎中国人有意过滤掉了那一份沉重和苦难。这种过滤，是无奈，还是乐观？「走西口」和「闯关东」的汉子默默无闻如涓涓细流注入到荒芜的土地，但这默默迁移背后的「自由」掩盖不住「湖广填四川」这样强横的国家暴力所揭示出来的农民处境──一个「填」字，生动地表明，在中国，农民被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随意搬弄的命运。就像一只只零散的马铃薯，他们被任意地塞到各种「国家利益」织就的袋子里，一捆，一甩，然后撒播四方。其后，他们的命运，如同四散飘荡的蒲公英，「只有风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也并没有改变农民们千年一贯的命运。当工业化的大潮一浪高过一浪，城市的工厂急需各种廉价的工人时，他们象被海绵吸纳的水分子一样吸进城市，当「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出台的时候，他们又如同蟑螂、臭虫一样被驱赶回乡村。甚至，当大饥荒来临的时候，城市的人口还被大量「压缩」到乡村，和在死亡边缘挣扎的饥民一起争食一点可怜的口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轰轰烈烈，他们高举着「改造农村」、「接受再教育」的高尚旗帜，但旗帜的背面却写着一条冷酷的用意：减轻城市人口就业压力，消化城市适龄就业青年。
灯火通明的城市，是一只只肥胖的白蚕，山清水秀的乡村，如同一片片桑叶。通过各种看得见看不见的的吸管的吞噬，桑叶一点点干枯，一片片坏死。打开中国的地图，上面星星点点标示着大大小小天蓝色的湖泊、水库，如蓝宝石般熠熠生辉，这是新中国水利建设的成就，也是
国家「脸面」上的光彩。但有谁去追问：这些油亮的光彩后面，掩盖的是甚么样的汗和泪？
还是在三年前，看到新华社记者吴象的一本探求中国农村改革的书，《中国农村改革实录》1，里面记载着大别山区一个水库库区「移民」的悲惨经历。一位衣不蔽体的七十多岁的老妇，用最原始的器具在捣着一把玉米，而这几颗玉米是她一年的全部收成。她的玉米种在贫瘠的山上的石头缝里，那是她的土地被水库淹没之后她能找到的唯一可以种庄稼的地方。水库在那里平静地躺了几十年了，像她这样失去土地的「移民」，就在这山野之间做了几十年的「遗民」──被遗忘的人民。很难想象她在这石头铺就的土地上是如何生存下来的。看过了这个故事，再看《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我一点都不惊讶，甚至也远离了愤怒。毕竟，「天府之国」的农民还有几分土地。
水库移民的痛史，在记载共和国建设成就的年鉴和政府报告之中，是被过滤掉的，是不被书写的。这些故事不被书写的原因，极为简单：为了保存国家的「脸面」。
应星的书花了大量的篇幅，用学理化的语言，分析移民上访的要求被政府的官僚机构一次次扭曲、一次次阻碍的情况，这扭曲和阻挡中有一种顽固的逻辑在起作用，就是对于政府来说，甚么样的问题是重要问题，甚么样的问题可以不予理睬、不予解决，甚至都不用提上议事日程。随着故事的讲述，我们会看到，这个逻辑中最核心的词语，其实就是「脸面」，在书中，应星表示为「国家的光辉」。如果一个问题已经影响到政府（或某一级官员）的「脸面」，它就成为不得不解决的问题。这个脸面，是一个威权主义政体自身不得不化上的妆扮，是这个政府「自信心」和「合法性」赖以建立的支柱。
通过一整套意识形态的编写和宣传，党和政府为自身定做了一套标准的光辉形象，比如说「最广大的人民利益的代表」、「历史进步的代言人」、「深受全国各族人民拥护的政权」等等。这一套光辉形象是通过一层层油彩来体现的。为了表明党和政府是为民当家作主的，所以需要有一整套的严密的信访机构来接待「人民」，虽然已经有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代表各族人民，虽然党和政府也知道信访制度并不能解决多少问题；为了表明党和政府是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政府坚决不允许「人民」在公开场合表示对国家政策的不满和抗议，一旦有这种情况发生，那么抗议者和不满者就被驱赶出「人民」的行列，以保全「全国人民拥护」这块招牌2。在中国当前的政治体系中，「公开表示」是国家容忍的底线，越过这个底线，政府的合法性就产生了危机，因为它的意识形态话语被这种「公开表示」撕破了缺口，从而政府的「脸面」上就划出一道「丑陋」的「伤口」。
甚么是国家的「伤」？国家的「伤」并不是人民的「痛」，而是根据意识形态话语编织出来的一整套「故事线索」中的「断线」，是光滑如镜面的形象上的一道痕。
大河移民的故事，在九十年代初期终于有了一个不是结局的结局，除了他们不屈不挠的抗争以外，更为重要的，恐怕还是九十年代国家已经开始启动「三峡工程」，移民问题开始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问题，一个影响到国家形象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像政府脸上的黑痣，再不切除，就会长大成为黑瘤。应星的书，恰好在三峡工程建设中的问题不断暴露的时候出版，在国家脸面上拉出了一道尖锐的刻痕。所以，问题不在于他是否出于为国分忧的好意，而是在于他讲的故事能否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故事「接上线」。遗憾的是，他用一把精致的学术解剖刀，将国家这套意识形态话语的内在肌理细致地展示出来，颠覆了国家几十年建构起来的形象。俗话说，「打人不打脸」，应星却专门挑了国家的脸面来出刀，能不招人忌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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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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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示：江祥应:72—80年任大河电站赔偿组负责人 郑伯康:84年6月—87年5月任平县
72年4月份,电站赔偿组的江祥应他们开始来估算赔损费 这次就给周长发的两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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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小说化的研究方法，对于认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有着很好的效果。本书最出彩的地方，在于它将一个平常的故事说得跌宕起伏而又层次清晰，透过故事，将中国近年来的基层政治机制展示得淋漓尽致。这很像大师黄仁宇的名作《万历十五年》。《万》也是通过向读者详细、生动地展示出晚期中华帝国的政治运作机制，让读者在愉悦地阅读的同时理解到中华帝国上下臣民的处境和面对的难题。然而叙事化的研究方法在近些年的农村研究中，似乎并不吃香。自从林耀华先生的《金翼》之后，学术界对于这种研究方式的就一直有所诟病，“故事讲得不错，可这算是研究吗？”。也许这样的研究方法，表面上确实不够严谨，不够学术。我在这里并不想探究这种方法是不是合乎学术规范，我只是想表达一个想法，即方法的合不合乎规范，关键在于把它用在什么地方，解决什么问题，得到什么效果。就本书所探讨的政府与农民关系问题，我觉得用叙事化的研究方法，非常地恰当。首先，从感性角度看，本书通过逐年描写的上访历程，很容易就在读者脑海中，呈现出一幅异常清晰的双方形貌与互相博弈的场景。我们能够很清晰地感受到农民与政府双方的立场与利益诉求。其次，以往对乡村社会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研究，总会感受到理论概述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研究都是静止的。而作者在本书中，将研究所关注的事件植入历史的视角，使得事件摆脱平面化的单调，进入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情景中，在时间的流逝中展示事件的各种运行机制及其逻辑。国家与农民之间的权力运作机制不会静态存在于理论中。这就好比是“死”的漫画与“活”的动画。 2、上访制度作为增强人民权利意识，完善政府权利运作机制的手段，其实是国家的无奈。读完全书，有一个很强的感受，那就是在政府面前，底层的人民并不是想象中那么软弱，弱者似乎掌握了一套捍卫利益的权力武器，即通过不断地上访发展自己的权利意识，来换取政府的特殊恩泽。大河移民刚一开始，向政府诉求的只是生活的贫困，后来把干部的贪污问题也纳入了上访范围，再到后来，又争起了电石厂的产权。与此同时，政府的人治色彩也越来越少。政府在与移民的反反复复的拉锯战中，权力受到了限制，行政水平越来越高。但是通过上访这种方式，却正是底层的无奈。为什么要上访？面对生存环境的日趋恶化，不公正现象的日益增多，农民实际上是不可能一声不响的，但是采用其他形式集体反抗，显然不容易。上访虽然也会遭到迫害，但毕竟要轻得多，正因为如此，上访才成了农民最佳、也是最无奈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恰是由于农民不断地上访，因而引起的外界的注意，才或多或少地遏制了一点某些地区政治状态的日益恶化。上访越“昌盛”，证明国家的法治越不完善。当前，中国还不是一个法治国家，人治还有着广阔的舞台，上访诉诸人治的方式实现了对法治的催化，就好比大河移民的上访，最终促进了该地行政制度的改进与法治环境的完善。上访的存在还是有其合理性的，特别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基层政治极不完善的国家。　　3、关于本书的一段小插曲，很是让我有些感慨！2004年，当这本书刚印出7000本发行后，随即被禁。官方给出的理由是过分渲染了因建大坝给移民生活带来的暂时困难，没有充分展示各地党和政府热情接待、安置三峡移民的“真实故事”。理由是有些牵强的，作者畅讥扳客殖九帮循爆末只是把他看到的事情比较详细地记叙下来，并进行学术研究，已经很客观了。联想到当时正是三峡工程建设中的问题不断暴露的时候，作者真的是给国家“火上浇油”了，面子挂不住了。在中国进行学术研究，就好比在雷区行走，处处得小心。报喜不报忧，强烈的政治色彩，确实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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