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圭璋编纂　王仲闻参订　孔凡礼补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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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圭璋与王仲闻
《梦桐词》中所载词坛人物综述
&&&&&&&&&&&&&&&&&――兼论唐圭璋先生的交游
王仲闻是王国维先生的次子，在词学方面造诣颇深，唐圭璋初编《全宋词》时，他提出很多宝贵意见。1957年，王仲闻被打成右派，当时他在北京地安门邮局工作，不仅学非所用，而且“实无暇为学问”。次年，先生受中华书局邀请，准备修订《全宋词》等旧著，当他得知王仲闻处境艰难时，便向中华书局推荐，由王氏主持校阅。此后，王仲闻“6年辛勤，全力以赴”，对于《全宋词》的修正和完善，称得上是呕心沥血。可惜由于当时政治气候恶劣，在1965年版的《全宋词》上，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找到王仲闻的署名。1969年，王仲闻被迫害致死。面对这一切，先生虽“痛心已极”，却是无可奈何。以后，为朋友正名一事一直萦绕在先生心中，1980年年初，先生在读完马兴荣《建国三十年来的词学研究》一文后，去函请其在“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唐圭璋以数十年辛勤劳动编成《全宋词》”之下加“得王仲闻的精审修订”九字，将王氏对《全宋词》的贡献公诸于众。后来，先生在撰写《自传及著作简述》、《我学词的经历》两篇文章时，总不忘加上王仲闻这一笔，以告慰老友的在天之灵。
《梦桐词》中所载词坛人物综述
&&&&&&&&&&&&&&&&&――兼论唐圭璋先生的交游
1987年11月，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我国二十世纪著名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以下简称“先生”）的词集《梦桐词》。此后，学者们在研究先生的学术体系和学术思想时，多对《梦桐词》加以引论，深刻展示和分析了词集的思想内涵以及艺术成就，并取得了很多成果。近年来，笔者在编纂《唐圭璋年谱》的过程中，鉴于尚未有学者从史学角度对《梦桐词》加以研读，词集的史料价值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遂成此文，并求正于方家。
一、沉著：悼亡词境里的情感认同
《梦桐词》中辑录先生生平词作凡一百三十三首，内容大体抒写“破国（南京将沦陷）、亡家、悼亡、怀乡、怀人之哀。”[1](p.163)日，先生致函《江海学刊》编辑许总说：“……我作词很少，不过一百首，大概分为三期：1.抗战前长调依四声；2.抗战期间小令；3.解放后多未存稿。……白居易诗，试图老妪都解，我作的也只是老妪都解的白话词；杨万里讲性灵，袁才子讲性灵，我也想直写性灵。读书少，不会用典；功力薄，不会用华丽词藻。即景抒情，一直用的赋体白描，不尚比兴。”[2](p.163)通过此函，我们不难看出《梦桐词》集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同时，由于先生本人的词风取向和他在词坛上的特殊地位，词集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梦桐词》中所载词坛人物从时间上看，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清初及以前的词坛人物。这类人物均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名家大师，对词学的兴起与发展，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他们包括张泌、柳永、晏几道、苏轼、周邦彦、宋徽宗、李清照、岳飞、姜夔、史达祖、周密、李香君、纳兰性德等；第二类为近、现代以来的词坛人物。这类人物具体又可以分为先生的师辈人物和先生的同辈人物，他们均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名宿，其中，先生的师辈人物有潘飞声、朱祖谋、吴梅、杨铁夫、蔡嵩云、仇埰等；先生的同辈人物有谢玉岑、龙榆生、任中敏、沈祖棻、乔大壮、毛泽东、詹安泰、周泳先、周采泉、夏承焘等。在第一类词坛人物中，以李清照、纳兰性德二人对先生的影响最为深远和特殊，笔者将在本节进行详细论述。至于其他词人，因为所处时代久远，历代学者均有相当深入的研究，这里就不再加以赘言了。
（1）李清照。先生生平“待人宽厚，气度博雅，谈吐温和，从未见他疾言厉色。但有一次却是例外。”[3](p.121)这次例外即是针对有学者以“市井之语，侮辱清照”[4]&(p.154)而言。关于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读者可以参阅俞润生所撰《唐老晚年生活片段》一文。虽然先生与李清照属于不同的民族，身处不同的时空，但他却可以穿越种种无法逾越的障碍，透过生与死的阻隔，把李清照引为知音。笔者以为，能够把他们联系起来的是大体相同的人生经历和“词”这一特殊的媒介。
只要稍加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在先生和李清照身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从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上来看，两者都是杰出的词人，并且“品格高尚，心灵纯洁，文采精妙”。[5](p.615)其次，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一个面临过金兵入侵、孤身飘荡，一个经历过日寇进逼、国破家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都身受着由国家贫弱所引起的战争以及由战争造成的生离死别、颠沛流离的苦难。再次，从他们的价值取向来看，一个是借诗明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一个是托词言愁：“江山信美非吾土，为客年长。何日还乡。梦里秦淮新画梁。云中更绝飞鸿字，两地思量。明月茫茫，一度登楼一断肠。”[6](p.46)无论是愁还是恨，事实证明，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他们都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英雄，都坚守并升华了自己爱国情操。最后，从他们感情生活的角度来看，一个曾经“赌书消得拨茶香”，[7]一个也曾“丽曲新翻同拍节”，[8](p.1072)夫妻之间都是志同道合、伉俪情深。不幸的是，两人同样也经历过“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经岁分携共渺茫，人间无处话悲凉”[9](p.1081)这样悼亡的痛楚和悲伤。由此，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当先生看到有人写的李清照《如梦令》一首分析，以“市民下流之语”[10](p.155)侮辱李清照时，所表现出来的激愤情绪了。
先生不仅在口头上表达过对李清照的“捍卫”，还写了《读李清照词札记》、《读词札记&宋人诋李清照》、《读词四记&李清照绝无改嫁之事》等文章，对古往今来历史上一些人物借所谓的李清照改嫁一事大做文章的行为和许多强加给李清照的不实之辞加以批驳，通过这些文章，先生热情地颂扬了李清照的“人格高尚，才华超群”。[11](p.709)相比其他词人而言，先生在对李清照的认识和评价上，不免加入了一些个人的感情因素在内，但是先生亦曾清楚地说过：“（李清照）只能是名家，称不上大家。不能估计太高，也不能贬得太低，要实事求是。”[12](p.126)先生客观的治学态度，严谨的治学作风在李清照处可窥一斑。这也是后学者在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应该重视和借鉴的。
（2）纳兰性德。纳兰性德的挚友顾贞观曾经说过：“容若词一种凄惋处，令人不能卒读，人言愁我始欲愁。”[13]先生的挚友程千帆教授亦曾有言曰：“翁笃于伉俪，中年丧偶，终身鳏居。其所为悼亡小词，缠绵悱恻，令人不忍卒读，朋辈以比纳兰容若。”[14](p.46)实际上，先生可比纳兰容若者，并不止一首首清微淡远、婉丽清凄的悼亡词，还有他们的身世、为人、交游等各个方面。
首先，来看身世。纳兰性德是康熙朝大学士明珠的长子，满洲正黄旗人；先生虽然寄籍南京，却是满族出身。同一民族血缘，使先生对纳兰性德比起他人之于纳兰性德，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亲切感。纳兰性德的妻子卢氏先于其卒，死别之苦给纳兰性德的词作染上了一层浓重的哀婉色彩。这种词风感染过当时和后世的许多词人，先生即是受其影响最深者。先生对夫人尹孝曾有过“今生无分惜婵娟，他生可有鸳鸯分”（《踏莎行&拟饮水》）的感慨，当我们读过纳兰性德的“待结个他生知己，还怕两人都薄命，再缘悭剩月残风里”（《金缕曲》），就不难从此处身上寻得彼处的影子了。
其次，来谈为人。从才学上看，先生称纳兰性德“天资纯粹，学问淹通，才力强敏，识见高明，极为当时之老师宿儒所叹”。[15](p.993)事实上，先生本人也为“当时之老师宿儒所叹”。先生在南京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校长仇埰曾说：“圭璋治学之勤，辑著之广，我不如他，千百年后我将因圭璋而名。”[16](p.4)吴梅在日记中更是多次下笔赞先生为“余弟子中之翘楚也”。[17](p.223)吴氏尝言：“余及门中，唐生圭璋之词，卢生冀野之曲，王生驾吾之文，皆可传世行后，得此亦足自豪矣。”[18](p.667)爱才之殷，跃然纸上。日，先生将编纂《全宋词》的方法、心得讲述给吴梅听后，吴梅在当天的日记中留下了“嗟乎唐生，可以不朽矣”[19](p.573)的评价。从师长们的这些赏识之辞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词话丛编》、《全宋词》、《全金元词》等巨制背后，凝结着的是先生的智慧和勤奋，而师长们也正是在先生这种勤勉奋发的治学精神中，看到了自己学术生命的延续。
从处世上看，纳兰性德“待人之推心腹，披肝胆，无事不真，无语不挚，尤为后世之文人才士所景仰”。[20](p.993)他“事亲尽孝，其于兄弟、夫妻、师友间之情谊亦笃，故无人不敬之爱之，甚至感激涕零”。[21](p.995)众所周知，纳兰性德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在读完顾贞观的《金缕曲》（季子平安否）之后，积极奔走、解救被流放塞外的吴兆骞入关一事，与这件事情相比，先生对友人王仲闻的难中相助，就显得鲜为人知了。王仲闻是王国维先生的次子，在词学方面造诣颇深，先生初编《全宋词》时，他提出很多宝贵意见。1957年，王仲闻被打成右派，当时他在北京地安门邮局工作，不仅学非所用，而且“实无暇为学问”。[22](p.605)次年，先生受中华书局邀请，准备修订《全宋词》等旧著，当他得知王仲闻处境艰难时，便向中华书局推荐，由王氏主持校阅。此后，王仲闻“6年辛勤，全力以赴”，[23](p.13)对于《全宋词》的修正和完善，称得上是呕心沥血。可惜由于当时政治气候恶劣，在1965年版的《全宋词》上，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找到王仲闻的署名。1969年，王仲闻被迫害致死。面对这一切，先生虽“痛心已极”，[24](p.13)却是无可奈何。以后，为朋友正名一事一直萦绕在先生心中，1980年年初，先生在读完马兴荣《建国三十年来的词学研究》一文后，去函请其在“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唐圭璋以数十年辛勤劳动编成《全宋词》”之下加“得王仲闻的精审修订”九字，将王氏对《全宋词》的贡献公诸于众。后来，先生在撰写《自传及著作简述》、《我学词的经历》两篇文章时，总不忘加上王仲闻这一笔，以告慰老友的在天之灵。目前，王仲闻先生的词学修为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笔者追述这一段，也是希望他与先生的交往能够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据《清史稿》载，纳兰性德“事亲孝，侍疾衣不解带，颜色黧黑，疾愈乃复”。[25](p.13361)其他至于友爱兄弟、亲慈儿女之事，更是不胜枚举。我们知道先生自幼父母双亡，而立之时丧妻，花甲之年又痛失两女，这些灾难性的打击使得先生对家庭以及亲友的珍视非比寻常。当他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时，还茹苦含辛地代女儿辈履行父母的职责。后来先生小女唐棣棣不无感慨地说：“实际上，爸爸的所作所为，已经远远超出妈妈对他的临终嘱托。”[26](p.36)先生曾经说过，自己对纳兰性德是“读其词，悯其遇，慕其人”，[27](p.1007)当他从学术研究的精神领域回归到现实之中，在为人处世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纳兰性德作为参照，也就不足为异了。
再次，来说交游。广州中山大学黄天骥教授在其《纳兰性德和他的词》一书里，曾详细考证过纳兰性德的交游情况，从中我们能够了解到纳兰性德虽为满人，但与其结交的不是那些出身高贵的八旗贵胄，而是一群孤高耿介、放荡不羁、怀才不遇的汉族士子。在这些人中，年龄最小的都比纳兰性德年长十岁有余。为什么这些学者文人能够与纳兰性德这位名副其实的后生小子结交成知己呢？这其中不乏纳兰性德身份特殊，在仕进方面能够对他们假以援手，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纳兰性德对汉族文化十分精通，他以自己过人的才华和高尚的品格赢得了朋友们的尊重和信任。他们甘愿被他吸引，和他谈诗谈词谈各种各样的伤心苦恼不如意，最终友朋之间肝胆相照。在交游方面，先生要比纳兰性德幸运得多。与先生唱和往来的，不仅有词坛耆旧、名家宿儒，还有同辈的许多杰出学者。关于先生和他们的交游情况，笔者将在下文详加阐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先生与纳兰性德在现实生活中经历过很多磨难，有许多不如意的地方，但他们都在与友人的交往当中，找到了一片世外桃源。他们在这片净土上相互酬唱、相互慰藉，写下了大量在文学史上闪光的名篇佳作，给后世留下了一笔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
最后，来论词作。笔者认为在先生和纳兰性德的词作之中，均以悼亡词成就最高。况周颐尝云：“真字是词骨。”[28](p.4408)悼亡之后，词人忆及往事，落笔处俱为真情实感、肺腑之言，“一种凄惋处，令人不忍卒读者，亦以其词真也”。[29](p.993)从先生和纳兰性德所作悼亡词的内容来看，除了伤春伤别和对夫妻之间日常生活进行白描式的回忆，他们还不约而同地选取了“梦”这一特殊的情境来表达悼亡的主题。纳兰性德在悼亡半月左右，写下了“愿指魂兮识路，教寻梦也回廊”，希望自己能够为亡魂指路，让妻子重归旧日回廊，与之重逢。此前，在一首名为《寻芳草&萧寺记梦》的词中，纳兰性德写过：“客夜怎生过？梦相伴、倚窗吟和。薄嗔佯笑道，若不是恁凄凉、肯来么？”大概是由于日久的“凄凉”悼念，在妻子病逝三个多月后的一天晚上，他终于梦见“淡妆素服”[30]的“亡妇”[31]了。好梦难留，词人醒来之后作成《沁园春》一词，以纪念这次难得的“相见”。词的内容是：
丁巳重阳前三日，梦亡妇淡妆素服，执手哽咽，语多不复能记。但临别有云：“衔恨愿为天上月，年年犹得向郎圆。”妇素未工诗，不知何以得此也，觉后感赋。
瞬息浮生，薄命如斯，低徊怎忘。记绣榻闲时，并吹红鱼；雕阑曲处，同依斜阳。梦好难留，诗残莫续，赢得更深哭一场。遗容在，只灵飙一转，未许端详。&&&重寻碧落茫茫。料短发，朝来定有霜。便人间天上，尘缘未断；春花秋叶，触绪还伤。欲结绸缪，翻惊摇落，减尽荀衣昨日香。真无奈，倩声声邻笛，谱出回肠。
通过这首词，我们既可以感觉到词人未赋悼亡时的闲适惬意和悼亡以后的愁怨凄清，也可以看到词人在梦中重见妻子时的无限怅惘和夫妻永诀之后的百感交集。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够感受到生命存在时呈现的一派旖旎温馨和死亡降临后凸显出来的萧瑟气息。同样，先生也寄托过欲在梦中与亡妻相见的愿望。在《行香子&匡山旅舍》一词中，先生写道：“宿荒村，梦也难成。问谁相伴，直到天明。但幽阶雨，孤衾泪，薄帏灯。”从这首词中，我们知道事与愿违，“梦也难成”，词人只能任由雨声和孤灯陪伴自己度过漫漫长夜。不过，也有梦想成真的时候，这类情景如&“昏灯照壁，轻寒侵被，长记心头人影。几番寻梦喜相逢；怅欲语、无端又醒。”（《鹊桥仙&宿桂湖》）“袅娜柳丝相候路，翩跹衣袂旧时妆，如何梦不与年长。”（《浣溪沙》）“梦里江南欣乍遇。不忍分襟，偏是天将曙。”（《蝶恋花》）“言未了，笑声哗。倚阑云鬓斜。觉来依旧在天涯，残灯映泪花。”（《阮郎归》）可惜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先生醒来，依旧只能伤怀不已。
日上午，笔者有幸拜访到了先生的在徐弟子袁宝玉老师。经袁老师回忆，历代词人当中李清照、纳兰性德等人对先生的影响的确很深。从先生当年在课堂上的讲述中，可以看出他对李清照、纳兰性德比之对其他词人有着特殊的感情。究其原因，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词的创作、风格以及思想、行为等方面影响了先生的创作和研究，更重要的是先生后来因为悼亡的经历，对他们多了一层感性的理解和同情，在共同谱写的悼亡词境里，先生对他们产生了情感上的认同。1989年5月，青岛召开“李清照学术研究会”，先生含泪对即将赴会的弟子王兆鹏说：“李清照的沉痛诚挚，我最能理解。我与我妻子结婚时25岁，她23岁。那时我在东南大学读书。深夜里她怕我劳累过度，故意把灯吹灭，不让我多看。又怕我受凉，她总是悄悄地把衣服给我披上。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可如今，‘寒深谁复问添衣’。妻子去世时，我36岁，本可以续弦，但我对她的感情实在太深，感情上无法解脱，只好用泪水来冲刷，用词来排遣。”[32](p.77)有关先生之可娶而不再娶，外界曾做出各种猜测，其实先生晚年的这段追叙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先生在辞世的那年，“似乎对往事有说不尽的追忆与感慨，常说梦里见到过去的什么什么”，[33](p.29)今天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先生在这些梦境中是否又遇见了离散多年的妻子，但是笔者相信，先生生前一直没有放弃过用词笔记下他与夫人梦中重逢时点滴情形的准备。
从李清照到纳兰性德，从纳兰性德到先生，悼亡词境里的相逢梦想千百年来一直流传不衰。既然他们选择了同样的文化追求和情感操守，那么先生就不会再打算从悼亡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他让自己担负的责任就是拈起笔墨，让词人们的悼亡梦境不再充斥着残缺和失望。
二、质拙：社会变乱中的价值认同
民国初年，上海和南京是词家云集的两个重镇。在三十年代初期，宁沪两地有几个著名的词学团体，它们是南京的如社，上海的沤社、午社和声社。这些词社中的人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朱祖谋、潘兰史、吴梅、仇埰、廖忏庵等人为代表，他们是当时的词坛耆旧、名家宿儒，年龄较大，社会地位也比较高。一类以夏承焘、龙榆生、卢前以及先生等人为代表，他们多为前者的门生弟子，在词学方面颇有造诣，刚刚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可谓词坛新秀。这些名家宿儒，有的曾经考取过举人、进士，在清廷服官多年，与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的是反清斗士，曾经加入过同盟会、南社等革命团体，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立下过汗马功劳；有的是游历过海外的学者，曾经担任驻外公使；还有的是思想极为保守、陈旧的传统文人。这些人最终能够度尽劫波、相逢一笑，聚集到一起谈词论画、饮茶品茗，看起来很令人费解，但若仔细琢磨起来，又感觉理所当然、无可厚非。如果我们了解了他们的生平经历，就会明白当他们选择离开清廷，以“病”解职或者是脱离同北洋军阀政府以及后来的国民政府的关系，辞去自己所扮演的社会政治角色，回归到真我时，他们只是一群深受中华民族传统儒家文化熏陶的风流名士而已。当他们对自己的政治抱负产生了疲倦感，对自己曾经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的政府产生了怀疑和失望，说他们醒悟也好，说他们逃避也罢，在对自己的人生价值进行过深刻的反思之后，他们决定给自己的后半生或是晚年安排一个崭新的生命，这就是回归到他们自幼承袭的中国古典文化中去。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归属的最终落脚点就是词。
在这些词坛耆旧中，有不少人无论是从学术研究方面来看，还是就词的具体创作而言，对先生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其中有关先生和吴梅之间的交往情况，已经有过不少学者专门撰文加以评述，先生生前亦曾撰写过《吴先生哀词》、《回忆吴先生》、《虞美人&悼瞿安师》、《减字木兰花&祝瞿师百年诞辰》等文词进行追忆，具体情况在《唐圭璋年谱》中都有详尽地反映，本文就不再赘述了。下面仅就对先生词学研究、词文献整理方面直接或间接产生过影响的词坛名宿加以评介。
(1)潘飞声。1986年1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重新增订的《词话丛编》，在这部新版的著作中，先生增补进了二十五种词话，其中包括潘飞声的《粤词雅》。潘飞声，字兰史，广东番禺人。光绪十三年游柏林，在柏林大学讲授过汉学。四年后归国，无意仕进，曾担任过香港《华报》、《时报》的笔政，后来加入南社。辛亥革命后，他“赁庑上海，鬻文为活”。[34](p.年冬，沪上词人发起沤社，朱祖谋被推为社长，潘飞声、林昆鸟&翔、杨铁夫、叶恭绰、赵叔雍、龙榆生等人都是社中的主要成员。这些人中除了朱祖谋、潘飞声二人在三十年代初期即已谢世，尚不能确定是否与先生有过直接接触，其余都和先生有过文字上的往来或当
面交往。潘飞声在晚清词人中间颇负盛名，张尔田称其“词笔自是一代写手，求诸近代中，于纳兰公子性德为近”。[35](p.335)在潘飞声的词作中，《蝶恋花&香海别洪银屏校书》曾被广为传诵。词的内容是：
客里云萍情绪乱，便道欢场，说梦应肠断。莫惜深杯珍重劝，银筝醉死银灯畔。　
同是天涯何所恋，月识郎心，花也如侬面。东去伯劳西去燕，人生哪得常相见。
这首词字里行间充盈着一股离别的伤感，“缠绵尽致，一往情深，置之于子野、耆卿集中，不能过也”。[36](p.337)《梦桐词》中《蝶恋花&和兰史词》即是针对这首词的唱和。面对类似的人生无常、各奔东西，先生写的是“天涯何必常相见”，这种态度，较之潘飞声的沉郁要显得开朗和理智得多。
(2)朱祖谋。先生和朱祖谋的渊源同吴梅有很大关系。朱祖谋又名孝臧，字古微，号沤尹、强村，浙江归安（今湖州）人。光绪九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广东学政，为“清季四大家”之一。1906年，朱祖谋引疾辞归，从此退隐于苏、沪之间，吴梅也因此有机会常趋前问词。朱祖谋“天性和易，诲人不倦，爱才情深，海内受教者指不胜屈”，[37](p.1025)先生称自己“虽未曾趋前请益，然读其词作与论著，受益良多”。[38](p.1025)在朱祖谋的著述中，最为先生推崇的是《宋词三百首》和《强村丛书》，先生认为《宋词三百首》是“最好的宋词选本”，[39](p.376)“须先熟读《宋词三百首》，然后才能进而谈学词与词学研究”。[40](p.376)在此书的普及方面，先生除于1931年出版了精心校注的《宋词三百首笺》，还在1989年因病卧床时计划写一本《宋词三百首浅说》，“主要谈词的作法与意境”。[41](p.376)可以说，《宋词三百首》贯穿了先生学术生涯的始终。对于清末以来，词学能由“附庸”[42](p.1019)变为“大国”[43](p.1019)，善本词书层出不穷这一现象，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
前辈笃好之专，用力之勤，钻研之深，搜集之富，校勘之精，为中外学者提供大量研究资料，奠定祖国词学复兴之基础，贡献巨大，功不可没；其间逝世最晚，影响最大之作家，端推朱祖谋氏，鲁殿灵光，举世景仰，良非无因。[44](p.1019)
先生在编纂《全宋词》的时候，从《强村丛书》中汲取了大量宝贵的资料、方法和经验。谢桃坊在《中国词学史》一书中称朱祖谋的词学成就主要是其校刻的《强村丛书》，这部书收入唐宋金元词凡一百八十余家，在考证、辑佚、编年、题跋等方面均有独到的见解，学术价值很高，是继明代毛晋汲古阁所刻《宋六十名家词》之后词书的重要结集，对词学的基本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从先生的词学建树上，我们能够看出他和朱祖谋的研究理念可谓如出一辙，他们先后都在词籍的整理、校勘以及词学评论等方面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日，朱祖谋病逝于上海，消息传出，“海内悼念”，[45](p.1025)手捧斯人遗泽，其人却已杳，先生说：“从此吴山越水，料应都带愁痕。”[46](p.1073)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朱祖谋这颗词坛巨星的陨落带给先生和同时代词人的悲痛心情。
（3）杨铁夫。先生与杨铁夫的结交是在如社活动期间。如社以外，杨铁夫还是舂音词社、沤社、声社等著名词学团体的主要成员，作为社中同仁，他和潘飞声、吴梅、仇埰、林铁尊、夏承焘、龙榆生、卢前等人都有过往来唱和。
杨铁夫，名玉衔，广东香山人，曾从朱祖谋学梦窗，后即以笺释吴文英的《梦窗词》扬名词坛。关于先生作《绕池游&题杨铁夫双树居词》的由来，我们从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中可以拼凑出一个大概。日，夏承焘接杨铁夫来函，“谓新悼亡，嘱为词题其双树居”，[47](p.76)同年3月25日，杨氏复来一函，“索题双树居词”。[48](p.87)由此可见先生为双树居题词亦应出自杨铁夫的请求。先生词中的“夜长难晓。谁识觉翁凄调。”一句，已明显含有对杨氏痛赋悼亡的怜意了。
杨铁夫出生于1872年，至于其何时而卒，诸书皆语焉不详。究其原因，杨氏在抗战期间曾经避地香港，香港沦陷后即又回归故乡，不久以老病卒于校舍。如所周知，战争期间，消息难得，故而今人不知其卒年。杨铁夫从香港回到中山县之后，虽已年过古稀，却还执教于中山县立中学，“在校时精神已甚颓惫，时时在课堂睡去”，[49](p.115)日，夏承焘在看其新近来信时，透过信中“写示一词”，[50](p.450)已见“老笔颓唐甚矣”。[51](p.450)杨铁夫晚年因出书和词学研究事宜与夏承焘书信往来频繁，日，夏氏久不得其来信，遂发一函问近况，却一直没有收到答复，此后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中也再没有关于和杨铁夫往来消息的记载，根据杨铁夫在中山县立中学的精神状态，笔者推测，杨氏已在此不久就离开人世了。
（4）廖忏庵。先生与廖忏庵的交往也是在如社活动期间。廖忏庵，名恩焘，字凤舒（一作“凤书”），广东惠阳人，廖仲恺兄。他一生经历丰富异常，早年曾出任过中国驻古巴、日本等国公使，十余龄即作词，读五代小令甚熟，退闲以后，亦好为小令，主要著作有《半舫斋词》。五十年代廖忏庵卒于香港，关于他的卒年，严迪昌《近现代词纪事会评》、施议对《当代词综》等文献中均注明为1954年，许多辞书也都采用了这种说法，但笔者在廖氏外孙女陈香梅女士的回忆录中，读到了这样一句话：“当年外祖父不适时，我还常去看望他老人家；后未能随侍在侧到他临终，是因为外子（指‘飞虎将军’陈纳德——笔者注）也病重在医院，而他们两人同在一九五八年去世。”[52](p.254)鉴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大陆和港台之间一度隔阂，信息来往不畅，笔者在《唐圭璋年谱》中采纳了陈香梅女士的说法。
（5）蔡嵩云。《梦桐词》中有两首词是专为蔡嵩云而作的，一首是《太常引&题蔡嵩云乐府指迷笺释》，一首是《菩萨蛮&题柯亭长短句》。蔡嵩云，名桢，号柯亭，江西上犹人，“好梦窗而服清真及三变”，[53](p.338)尝问学于郑文焯、况周颐、吴梅等词学大家。蔡氏因与吴梅早有来往，并且他于1931年前后在河南大学任教期间和先生同门好友卢前比邻而居，故先生与之结识较早。蔡嵩云治学严谨、苦心孤诣，先生曾赞其为“学海”[54](p.1084)里的“中流”。[65](p.1084)三十年代，蔡嵩云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南京，他也是如社中人，1935年11月先生与之和吴梅、仇埰、卢前等共十六人一起寻访过李香君的媚香楼遗址，并都留有题为《高阳台&访媚香楼遗址》的词作以兹纪念。蔡氏晚年隐居于扬州的竹西江村，所以先生在给他的《柯亭长短句》题词中有“贼中辛苦稿。十载扬州老。字字动江关。暮年庾子山。”的句子。
（6）仇埰。1982年先生在回顾自己早年求学的经历时，撰写了《雪深一尺忆师门》这篇文章。文中，先生回忆了陈荣之、仇埰、吴梅三位师长对他的关怀和影响，感人至深。如果说先生“决心踏上治词的路径”[56](p.2)是由于吴梅对他的培育和引导，那么带领先生迈进古典文学的殿堂，为他以后从事词学研究打下坚实基础的人当首推仇埰。
仇埰，字亮卿，一字述庵，因藏有明代尚书顾东桥的鞠言燕&吟卷，而号其书斋为“鞠言燕斋”，世人也因此称其为“鞠言燕&词人”。仇埰前半生主要致力于教育，辛亥革命后，出任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凡十五年，培养学子遍大江南北，对南京教育事业的开拓卓有成绩。1927年，仇氏退闲，自此以后，他将全部的精力都转移到了词学上面，既作词也辑词。
仇埰对先生的关照既包括学业方面，也包括生活方面。先生1915年考取四师，仇埰见其身世凄苦，好学上进，对他青眼有加，鼓励关怀照顾，无微不至。先生尝言：“师范学校的前身是钟山书院，它的藏书留在学校，经仇埰先生同意，我被允许查阅这些书籍，因之涉猎面极广，为后来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57](p.589)先生进入大学之后直至成家立业，和仇埰的关系不但没有疏远，反而师生情谊日见深厚，原因在于两人都被词所吸引，词学成为他们共同的话题和追求。这时候仇埰既是先生的良师，更是他的益友。
抗战期间，仇埰泊居上海，成为沟通远在西南的先生和沪上词人联系的一座桥梁。1942年4月，仇埰回到南京，“杜门不出”[58](p.589)“屡拒敌伪威胁利诱”。[59](p.589)先生入蜀时，女儿和岳祖母都滞留在南京，万里无音，“仇先生以古稀高龄多次前来看望她们，给她们许多鼓励安慰”。[60](p.589)先生晚年忆道：“他每次给我写信，密行小字，动辄千言，垂注情殷，总忘不了告知我家中儿女和老人的情况。在那战火纷飞的年月，能及时获得这种渴望的平安讯息，对远离故土，孑然一身的我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安慰。”[61](p.589)
日，仇埰卒于南京，享年七十二岁。次年，先生自重庆归来，即至恩师灵前一拜，回想起往日“难见。投荒万里，四年共负却、秦淮春晚。泛棹媚香，买醉吴宫，风流散。”[62](p.1085)的情形，禁不住“痛悼万分”。[63](p.589)
近现代以来，词学复兴，词坛名家辈出，其中与先生有过交往的不计其数，本文所拮取的只不过是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代表。他们对先生的影响除去学术方面，主要在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取向上。当他们选择退出跌宕起伏的社会政治大舞台，归隐于文化山林，继而传道授业解惑的时候，从他们身上流露出来的恬淡、质朴以及儒雅、高洁深深地打动和吸引了以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学子。当我们今天论及先生的学术作为和他的人生轨迹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先生的辉煌成就里，原本有前辈学者们的殷殷垂范和期望。
三、博大：学术研究中的文化认同
龙榆生在《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中称吴梅“专究南北曲，制谱、填词、按拍，一身兼擅，晚近无第二人也”。[64](p.220)借用西方学者对德国客观主义史学大师兰克的评价，我们可以说：把吴梅的弟子列一张表读起来就像是一部词曲界名人录。他们中如扬州师范学院的任中敏、中山大学的王季思、武汉大学的沈祖棻、华东师范大学的万云骏、中央美术学院的常任侠、早逝的卢冀野以及南京师范大学的段熙仲和先生等无一不是各自所在学科领域的带头人或佼佼者。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读者可以参阅王卫民《吴梅评传》中的相关章节，本节仅就先生在《梦桐词》中提及的一部分同门或同辈好友展开具体论述。
（1）谢玉岑。先生与谢玉岑的交往应始于1931年前后。早在与先生结识之前，谢玉岑即与夏承焘、龙榆生等为至交，学者之间的交往不外乎因文而识或互相赏荐，先生与之结识亦应如是。在《玉蝴蝶》一词中，先生有“玉岑病中寄箑索书，匆匆未报，遽隔人天”之语，此意当做何解释呢？谢玉岑生前体质相当羸弱，最后染有肺病，内弟钱小山曾云其：“病中惟索友好书迹自玩，日必发友好函四、五通，到临终前一夕方止。”[65](p.383)谢玉岑乃名儒钱名山的得意弟子，且素与张大千有旧，他在书画方面的造诣很深，故有病中“索友好书迹自玩”之举。谢玉岑死时年仅三十六岁，友朋得其噩耗之后俱痛哀悼，先生更是深恨自己未能偿其夙愿。《玉蝴蝶》中有言：“梦断琐窗朱户，吟魂甚处，月暗空山。冉冉寒声，偏恨雁落江南。彩毫新、西风泪洒；玉树冷，哀曲慵弹。黯无言。凤楼人去，孤负题纨。”笔痕落处，已是满纸辛酸泪了。先生不知早在谢玉岑病逝前十日，好友夏承焘就帮他填补了这一遗憾。夏承焘在日的日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发玉岑信，附去民甫、容希白、唐圭璋三函，为玉岑求书扇。”[66](p.378)
（2）龙榆生。先生与龙榆生初次会面是在1934年，但两人的结识要早于此年。1932年，龙榆生着手创办《词学季刊》，此刊创办伊始，广向词学名家约稿，先生此时正在编纂《全宋词》，被吴梅誉为“弟子中之翘楚”，由于师长的举荐和先生本人在词学方面的造诣，他成为《词学季刊》的固定撰稿人，《词学季刊》从第一卷第一期开始到停刊，先生的文章几乎期期都有见载。1934年，龙榆生从上海到南京拜访吴梅，先生即由吴梅引见，并陪同他一起游览了莫愁湖。游湖之后，二人因“湖涸楼空，四顾凄清”[67](p.1072)，遂“相约为赋”，[68](p.1072)作了《琵琶仙》一词。
先生一生与人为善，性情温和，鲜有疾言厉色，但在与龙榆生的交往中却有一段时期近乎于拍案痛恨了。原因何在？这也就是本节要重点论述的龙榆生“变节”问题。
1985年，华东师范大学马兴荣教授在应邀赴昆明讲学期间，拜访了周泳先。在谈及“三四十年代江、浙、沪词学界的事情时”，周氏告知抗战期间，&&&投靠汪伪后，先生曾从四川给他写信说：“&&&已事敌，吾辈当群起而攻之。”后来马兴荣向先生求证了这件事，先生说：“具体怎样写，我记不清楚了。&&&是我多年的词友，但他当时投靠汪伪，这是有关民族气节的大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当然应该群起而攻之。”[69](p.108)这里的“&&&”就是龙榆生。在先生词友当中，投靠汪伪政权者寥寥无几，龙榆生、赵叔雍即为其中的代表人物。周泳先是龙榆生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时的弟子，因此先生号召他去“起而攻之”的人只能是龙榆生。在近年出版的一些书籍当中，凡是有关龙榆生的地方，或是撇去他在抗战时期的行为不谈，为尊者讳，或是将人名用特殊符号代替，笔者认为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可取的。作为一名词学大家，龙榆生在词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席位，尽管抗战期间他出任过汪伪政权的立法委员和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等职，但我们不能就此抹杀他对词学发展的贡献。对于评价这样的历史人物，客观、公允的态度是我们这些后来研究者所不可或缺的。我们只有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抱着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研究历史长河中那些过往的人和事，才有可能尊重历史，使我们的研究对象趋近于真实，给后世以启发或惩戒。
1934年到1936年间，龙榆生由冒鹤亭先生举荐，在广州中山大学执教。在中大教学时，学生们认为“他对当时形势表现慷慨激昂，崇尚宋代词人辛弃疾和陆游。”[70]他们只知道“龙先生与国民党胡汉民为莫逆之交，但未闻他与汪逆有何关系”。[71]至于“后来为什么会到汪精卫汉奸政府做了立法委员”，[72]这是大家都感到“诧异”[73]的。虽然龙榆生因为一念之差而成千古恨，先生与他的友谊似乎也就到此为止了，但事实上是先生最终原谅了他，并于1947年龙氏在苏州服刑时，专程携次女前往探视。
为什么龙榆生一反做人的原则，投身汪伪，令人不齿？为什么朋友们又能够重新接纳他呢？本文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思考。
第一，龙榆生被捕之后，在给友人的信里，曾“自述心迹”，[74](p.645)称自己加入汪伪“在扶持善类，保存文献”。[75](p.645)这里“善类”何指？笔者认为即汪精卫其人。据夏敬观言，龙榆生被鞫时，“尝为精卫雪枉，并自称于精卫感恩知己。以此顶撞谳官故判刑十二年。”[76](p.686)为什么龙榆生视汪精卫为“感恩知己”，及至汪氏汉奸罪行已昭然于天下时，还念念不忘为其“雪枉”呢？是龙氏要做垂死挣扎，为自己以及汪精卫之流开脱吗？事实远非如此。龙榆生在南京担任伪职的时候就已经明白自己的行为是“海角偷生愧儒夫”[77](p.438)了，他之所以认为汪精卫是“善类”，理由在于汪氏曾经帮助他“保存文献”，有功于文化。究竟是什么文献让汪精卫取得了龙榆生的高度信任，以至于投身麾下，成为汉奸的呢？这里，我们必需引进一个人物，他就是朱祖谋。龙榆生是朱祖谋的“入室弟子”[78]，“朱氏喜其学有根基，因将所学于师友之词学以及一己学词心得体会，悉以示之；对于历代词家之特色，亦指陈详明。”[79](p.)“朱氏临殁，以平日所用砚授之，其期许后辈之殷切可知。”[80](p.1024)从前文中，我们对朱祖谋的生平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虽然他在词坛上声名显赫，但是晚景却堪称凄凉。朱祖谋晚年因家事不善，“恃鬻书，题主为活”，[81](p.266)“病中尚出题主二次，感冒风寒”，[82](p.266)导致病情增剧。朱祖谋去世以后，遗著悉归龙榆生所有。龙榆生对遗稿极为珍视，日，夏承焘收到龙榆生的来函，告知“沪乱初起，即以强村遗稿置枕旁，誓与身命共存亡。近又录副数本，存夏剑丞诸人处，以备万一。”[83](p.276)那么强村遗书最终结局如何呢？1947年，龙榆生函告夏承焘等人，称强村丛书版片因“朱家式威”，[84](p.689)而“介归精卫收贮”，[85](p.689)“数年前以竹篓二十左右由苏州运南京，初贮考试院宁远楼，后移归古林寺旁新宅，不知今仍存在否。当亟告柳翼谋先生查询。此词林一大事因缘，亦吾辈后死者应尽之责也。”[86](p.689)由此可见，汪精卫无论是出于拉拢人心的表演还是出于尊师重道[87]的真心，在对待强村遗书的保护问题上，他是深得龙榆生的信任和感激的。除此之外，汪精卫还嘱人刊印过文廷式的《纯常子枝语》，虽然这十六大册书仅印出数十部，刊成后汪即大病不起，但汪氏这一行为不仅让龙榆生认为他非但不是不义之人，反而是有益于词林的“功臣”了。
第二，龙榆生的家累太过沉重，这是他滞留宁沪间，最终向汪伪妥协的又一重要原因。关于龙榆生的家庭状况，夏承焘在《天风阁学词日记》中曾有如下记载：
[日]……接榆生法租界辣斐德路音乐专科学校片，三十日携儿女移至此处……全家三十余口，家累日重，甚为可虑。……
[日]……榆生二子五女，困于家计。谓往年离沪往广州，二、三年间损失五千金，至今不免投谒。其胃病尤可虑，少进食即呕吐……
[日]……于伯尹处见□□狱中来书，谓三男五女外，又须抚其兄弟一家，不得已入白门。……
由日记中的这些内容我们可以得知，长期以来龙氏家族的生计全部都压在龙榆生一人身上，作为当时的一名学者，其负担和精神压力可想而知。面对“三十余口”的现状，他没有也不可能“千里飘零”，远走抗日他乡，最终迈向了错误的深渊。
第三，龙榆生在汪伪政权中的地位不同于同时期的另一位词学家赵叔雍，充其量，他只是汪伪集团用以装点门面，招拢人心的棋子。赵叔雍是况周颐的弟子，曾经担任过《申报》的董事和采访部长，日，他作为“无党派人士”[88](p.271)代表出席了臭名昭著的汪伪中央政治会议。身为“低调俱乐部”的成员，赵叔雍频频出入大汉奸周佛海家，发表一些关于民族失败主义的论调。此外，在抗战时期，他还先后担任过汪伪国民党中政会延聘委员、铁道部政务次长、宣传部部长、上海特别市政府秘书长等伪职。同为当时词坛上的知名学者，后来又一同听命于汪伪政权，赵叔雍在龙氏变节这一问题上有无影响，还有待于新史料的出现和学者们的继续探讨，但就其二人在汪伪政权中的“作为”以及为侵略者卖命的“诚意”来看，赵氏的品格是要大打折扣的。日是旧历端午节，当日下午，周佛海接见了“诗词家龙沐勋”，[89](p.442)片刻之后，周佛海又埋头于他“繁忙”的“政务”当中去了。笔者细阅了《周佛海日记》，发现提到龙榆生处仅此一例。由他对龙榆生“诗词家”的定位，可见汪伪政权正是看重龙氏在文化界中的名声，才对其诱惑拉拢的。事实上，龙榆生也利用了汪伪集团对他在文化上的倚重，为发展词学，不遗余力。当代学者施议对教授在其《当代词综&前言》中提到：“四十年代初……词业较为兴盛的只有南京与重庆。一九四0年十二月二十日，南京出版《同声》月刊创刊号，社长龙榆生。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是以同仁刊物标榜的一个诗词学专刊。……在某种意义上讲，南京词业乃三十年代词业的继承与发展，其宗旨在保留传统。……”不过这一次，先生再未给龙榆生和他的刊物写过只言片语。虽然龙榆生委身于汉奸政权，但他并未泯灭一个学者和一名中国人的良知。1954年3月，陈璧君在一次提审中谈到自己对龙氏的看法，她说：“我相信他是一个书呆子，我相信他是很纯洁的。”[90](p.174)1943年，龙榆生在协助新四军对伪军郝鹏举的策反工作中起过积极的作用，并与陈毅有过间接接触。也正因为如此，建国以后陈毅对龙氏十分关心。在陈毅的促成之下，龙榆生获得特批参加了1956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并因自己对词坛的突出贡献受到了同样身为词人的毛泽东的接见。
据上可知，龙榆生由于多种原因，在抗战期间留在了宁沪一带。尽管他看到了中国军民在那里进行的悲壮斗争，但他的情绪更被斗争之后的惨烈场景所笼罩。日，在给友人陈中凡的信中，龙榆生曾言及自己在上海时的心境，他说：
“弟虽偷活此间，了无意趣，朝来揽镜，白发横生。后顾茫茫，真不知如何是好也！各校并仍旧席，经费亦仅发至十二月份为止。此后虽称有来，拖欠益甚。且国立学校将来是否许其存在，亦是问题？音专易名，亦未必能保，秋后如何打算，尚在渺茫中。不获已，或开馆训蒙耳！”[91](p.432)
由此可见，龙榆生在当时已经深陷在悲观和消沉之间了。但是龙榆生毕竟不同于一般的政客，他只是一名学者，内心的愧疚和对学术的执著使他在当工具和摆设的同时，在词学研究中寻找着真正的自己，继而为“保存文献”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虽然友人恨其失足，因此种种，他们最终还是原谅了他。抗战胜利之后，龙榆生刚判刑不久，夏承焘即嘱托当时在苏州高等法院工作的弟子潘希真相机照料，并请求“如有开脱机缘，多与方便”，[92](p.743)“引肇公物不迁论及西哲一日相爱，终身原谅之语。”[93](p.743)而先生亦于1947年前往苏州探监，给这位“多年词友”以宽慰。
（3）任中敏。在吴梅先生的众多弟子当中，先生与任中敏、卢前并称为“吴门三杰”。三杰之中，以任中敏最为年长。先生与卢前是吴梅在东南大学任教时的学生，任中敏则受业于吴梅在北大执鞭之时。1924年，任中敏曾寓居于吴梅在苏州的“奢摩他室”，尽读词曲珍本，同年，他还在南京龙蟠里国学图书馆读书达半年之久。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先生与任中敏的结识即在是年前后。吴梅曾希望他的学生都能够埋头于学问，远离政治的湍漩，“吴门三杰”中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先生一人。任中敏曾经担任过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秘书，《全宋词》的编纂工作最初是由他和先生共同策划承担的，但是胡汉民去世之后，任中敏因感念其知遇之恩，遂致力于创办汉民中学，从此潜心教育事业，至于《全宋词》，他将个人所藏诸家词集全部赠送给了先生。
先生晚年在回忆治词经历时，曾深感师友切磋支持的重要，先生与夏承焘一生的友谊即源自于任中敏的介绍。日，夏承焘接到任中敏来函，内中谓南京有唐圭璋，于词造诣颇深，并相约暑期共集吴门或上海。虽然这场暑期之约最后没能实现，但同年11月10日，任中敏再次致函夏承焘，告知先生对其所作《白石石帚辨》一文的看法，还随信附上了先生一函。11月22日，夏承焘接到先生自南京来函，从此二人书信不断，在词学研究的道路上相互鼓励和扶持，均对我国现、当代词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大师级人物。
任中敏在解放以后的经历较为坎坷。他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长期被迫不准上讲台，直到1980年，才在旧日学生、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的帮助下重返故乡，在扬州师范学院继续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1956年，先生小女唐棣棣就读于苏北师专，在探望女儿期间，先生结识了师专的教师秦子卿，同年，他介绍秦子卿与任中敏结识，关于他们三人的交往，读者可详见秦子卿所作的《回忆任中敏教授》。从八十年代开始，先生与任中敏都担任了博导的职务，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两位先生曾被耽误了许多宝贵的时间，此时，他们从不知老已至也，年逾八旬依旧笔耕不辍，指导起学生来，更是不亦乐乎！1985年年底，任中敏首届博士生王小盾毕业时，先生还应邀担任了答辩会的答辩委员。先生辞世的第二年，任中敏因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也离开了人世。“吴门三杰”均已作古（卢前已于日病逝），但他们留下的友谊将成为词坛佳话，万古长青！
（4）沈祖棻。沈祖棻是吴梅在女弟子中的最为得意者，她的词作“风格高华，声韵沉咽”（汪东语），世人多将其比作李清照。日，沈祖棻经王嘉懿介绍初识吴梅，此后，时趋前拜访，先生与沈祖棻的结交，当在此期间。沈祖棻的丈夫程千帆教授亦为先生挚交，1940年沈祖棻在重庆因病住院时，因医院毁于一场火灾，程氏夫妇遂寄居在先生的寓所。这一年秋季，沈祖棻因“忆旧伤时”[94](p.46)作了十首《浣溪沙》（一别巴山棹更西），先生读后依韵作《浣溪沙&成都和友人》十首。在这些词当中，先生尽抒“羁旅悼亡”之情。从“沉思往事夜何其”开始，先生写下了“悲愤有诗皆荡寇，乱离无客不思家”；写下了“和寡不思温旧曲，寒深谁复问添衣”；写下了“千载深盟随水逝，一番影事化春冰”；也写下了“云雨空嗟翻覆手，深杯难遣古今愁”。这些词作，令人“不忍卒读”，对于研究先生在抗战时期的思想状况以及心理活动，不失为第一手的参考资料。
抗战胜利以后，先生与沈祖棻、程千帆夫妇各自飘零。1973年玄冬至1974年9月，沈祖棻“慨交亲之零落，感时序之迁流”，作了《岁暮怀人并序四十二首》。在忆及先生时，沈祖棻写道：“声党刘班数若人，词坛毛郑亦功臣。半塘已殁强村死，犹喜江宁接后尘。”充分肯定了先生继“清季四大家”之后，对词学发展所作的贡献。令人扼腕的是，日，沈祖棻在熬过漫长的反右斗争和文革以后，正欲一展宏图时，不幸因车祸罹难。先生闻之这“飞来噩耗”，写下了《减字木兰花&悼子苾》一词。先生说：“水远山长，落月分明照屋梁。”月光似乎要冲淡往日的动荡和悲欢，又似乎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旧时的愁绪和别难。
（5）乔大壮。先生与乔大壮结识，在1934年前后。该年，如社在南京成立，先生与乔大壮俱为社中成员。当时，乔大壮因“词作精妙，书写秀逸，印章奇劲”，“一时称为三绝”。[95](p.1043)先生作为“读书人”，他的性格和才华深得乔大壮激赏。《全宋词》成书之后，当时教育部尚踌蹰未遽承印，乔大壮闻之愤慨，遂诣有司说理。对于这件事，乔大壮尝云：“余与圭璋先生并无同乡同学师弟之谊，乃为读书人鸣不平耳。”[96](p.170)乔大壮自沉于苏州河之后，先生曾作《齐天乐&悼壮翁自沉》以怀，晚年还写下《回忆词坛飞将乔壮翁》一文，追述二人相交事宜。就乔大壮生平言行来看，笔者认为其最为先生认同者有二：
其一，乔大壮不希仕进，为人孤高耿介，一身傲骨。乔大壮的祖父乔茂蘐，曾任清末学部左丞，因仗义为“戊戌六君子”收尸，而名动京师。乔大壮“颇有祖风”，[97](p.169)在重庆期间，时有人请其出为高官。乔大壮本人对出仕一事深恶痛绝，曾作《菩萨蛮》一词明志，词中，乔氏以美人自喻，身份高绝。同样对政治的疏离态度，使先生对乔大壮极为赏慕。
其二，乔大壮与先生有着相同的悼亡之痛。有关乔大壮自沉原因，历来有不同的说法。先生认为“翁之死因，殆以猝赋悼亡，饮酒过量所致”。[98](p.1041)在《回忆词坛飞将乔壮翁》一文中，先生通过多处细节描述，展示悼亡对乔大壮的打击和影响。同为“半死枯桐”，[99]&(p.1088)这也使得先生对乔大壮具有特殊的感怀。
笔者认为，以上两条相似的人生磨砺和政治取向，也就是先生和乔大壮在重庆能够“朝夕过从，谈词解忧”[100](p.1043)的思想根源。只可惜乔大壮没能走出悼亡的阴影，又因“愤世”，最终选择了自沉这条不归路。在他逝后的第三十五个年头里，当弟子黄墨谷将其生前遗墨呈给先生一览时，先生感叹不已，写下了《墨谷枉顾赐示壮翁遗迹感赋》：“残梦沙坪记不真，今观绝笔更伤神。秦淮依旧春如海，只是难寻社里人。”&
（6）毛泽东。如果单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毛泽东不失为一位杰出的词人。虽然先生并未与毛泽东有过实际接触，但毛氏对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先生一生行事，有许多与毛泽东不无关联，兹略述几例加以证明。第一件事，即先生因拒作围剿《沁园春&雪》的词作而遭遇失业。这件事笔者在《唐圭璋早期政治观念和爱国思想探析》一文中已详加论述，故而不再多叙。第二件事，是1956年先生曾受南师中文系派遣，到常州、无锡、镇江三处讲解毛主席诗词，共讲了三天。这在当时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中，无疑是对先生的肯定和赞誉。先生在其从事教育工作65周年暨85岁寿辰庆祝会上，曾向到会来宾感言：“党恩比天高！”[101]这与他在《减字木兰花&敬悼毛主席逝世》中所言：“竭忠诚，不负高天厚地恩”的意思是一致的，可见先生作为一名历经磨难，跨越新、旧不同社会的学者，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敬仰和感激之情。第三件事，是1975年任中敏在四川大学恢复工作之后，先生曾将秦子卿用“狂草”书刻的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词拓片寄之。任中敏接此拓片后，珍爱有加，亦思多得一点，故又致函先生，希望代索。通过先生转呈其意，秦子卿当即又将自己书刻的毛主席诗词《登庐山》、《答友人》、《送瘟神》、《采桑子》、《如梦令》、《沁园春》、《浪淘沙》等真、草、隶、篆各体多份寄赠给任中敏。先生之乐善好友、成人之美由此可见一斑。第四件事，是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先生故旧多盼望他能将生平词作结集出版，但均遭先生婉拒。弟子袁宝玉曾问先生为何不愿出版词集？先生答以：“作词太少，恐数量不多。”袁宝玉遂以毛主席词作亦不多但分量极重相劝。最后先生接纳了大家的劝说，解除了顾虑，同意将《梦桐词》集刊版于世。
（7）詹安泰。詹安泰是陈中凡先生的弟子。1924年12月，陈中凡应广东大学校长邹鲁礼聘，出任该校的文科学长兼教授，詹安泰即于此间从教于陈先生。若依此算来，先生与他算是同门师兄弟。先生与詹安泰结交于何时，今已不可考了，但就两人之相识，不排除三种可能。一是陈中凡先生从中引荐；二是詹安泰与龙榆生、王季思等都曾在中山大学任过教，并与他们有共同的词友夏承焘和邵潭秋，而这些人都与先生有所往来，故朋友间互相介绍，亦有可能；三是先生自《全宋词》刊行后，享誉词坛，詹安泰雅好诗词，并且长期从事于对诗词的研究，主动结交，也未尝不可。当然这些仅仅是笔者的推论，究竟事实如何，仍有待于学者的进一步研究。不过可以证明的是，虽然广州与南京远隔千山万水，先生与詹安泰这位“世尽知”[102](p.1091)的“南中”“国士”[103](p.1091)却曾克服地域上的困难见面并且畅谈过。先生在《浣溪沙&题詹安泰无庵词》中有“依稀话雨夜窗时”，就是追忆二人的会见。詹安泰去世于1967年，当学术上的春天终于姗姗来迟时，他早已是尸骨俱寒，长眠在地下多时了。眼看自己与友人“执手钟山迎翠色”的愿望终归落空时，先生也只能是“黄垆一顾不胜悲”。
（8）周泳先。在先生的词友当中，周泳先算是比较特殊的一位。周泳先早
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曾从龙榆生学词。先生在编纂《全宋词》时，周氏所著的《宋金元词钩沉》对他有很大帮助。周泳先年轻时研究词学相当投入，虽“家难频仍”，“谈词仍娓娓可听”，[104]&(p.436)但不知何故，后来“搁笔数十年，未有述作”。[105](p.327)这与其他词人虽历经时代波折、政治变迁，却始终不曾稍离词学的讲台和桌案是不同的。先生对友人的“搁笔”十分惋惜，八十年代初曾作《浣溪沙&慰泳先丧偶》一词加以激励。先生词曰：“一别江南不记年，滇云渺渺系心间。料应同乐写新篇。&&千里忽传孤雁信，万方正颂百花妍。且拈彩笔慰重泉。”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周泳先的身世。周泳先祖籍南京，因曾祖官大理府，遂为大理人。“祖进士，自谓与清室有世仇。年六十，尚有志为革命党。父举人，留学日本。民元以革命党被戕于陆荣廷，才二十余岁。”[106](p.395)以上是我们目前所能了解到的有关周泳先家世情况仅有的一点资料，故录之。抗战军兴以后，我们很难再寻觅到周泳先在词坛上的踪迹，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空白之后，我们仅仅了解到他晚年定居在云南昆明。由此，读者也就不难理解“一别江南不记年，滇云渺渺系心间”是什么意思了。先生在“万方正颂百花妍”的时候接到了老友悼亡的消息，他是熟谙这种痛苦的，怎样才能从中解脱出来呢？先生告诉友人：“且拈彩笔慰重泉。”寥寥几笔，意味深长。值得庆幸的是，在1986年出版的《词学》第五辑中，我们又重新读到了周泳先这位沉寂多年的词坛前辈的“新篇”。
（9）周采泉。周采泉工诗、古文辞，并擅骈文，“早岁即蜚声艺苑”，[107](p.140)在先生八十五岁寿辰时，周采泉作《五古&恭祝唐会长圭璋词宗85华诞暨杏坛施教65春秋》以贺。在贺诗中，他写道：“天挺卓荦姿，弱冠播嘉名”，“著书百万言，借此驻衰龄”。在诗中，他还表达了“未能预盛会”的遗憾。由这些诗句，我们可以看出先生与周采泉的结交亦源于对古典文化的共同兴趣和研究。周采泉是浙江人，曾与夏承焘共事多年。1956年3月底，先生曾赴浙江参加杭州师范学院第一次科学讨论会，虽然《天风阁学词日记》中并未有关于周采泉出席这次会议的记载，但我们并不排除在会议之外，先生与之见面的可能。周采泉“专研杜诗，知杜甫年谱有二十六种之多”；[108](p.6)众所周知，先生的研究重心在于词，但他对诗歌，尤其是对杜诗也是颇有心得体会的。先生尝言：“研究杜诗，大有可为，千家注杜，今日更可写赏析文章。一般称‘诗圣’，梁启超称‘情圣’。李白无法学，杜甫有法学。我在东南大学时，听过李审言、王伯沆、胡小石三家讲杜，各有不同，可见刚柔兼备，上祖风骚，中采齐梁，下启词曲，都不能一刀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正是夫子之道。”[109](p.165)1956年周采泉曾至夏承焘处示其近者杜诗参考资料，所收甚丰富，夏先生劝其删省自己主张，倘在这一年，先生确曾与之有过晤谈，除了有关词学方面的讨论，想必杜诗也是他们谈话的重要内容。
（10）夏承焘。关于先生和夏承焘结交的缘起，前文已有交代。夏承焘比先生年长一岁，常用字为瞿禅，浙江温州人。谢桃坊在《中国词学史》一书中将夏氏对词学的贡献概括为词人事迹考证、宋词音谱研究、唐宋词声律研究和宋词作家评论几个方面。先生与夏承焘一生的主要活动地点在南京、杭州两地，因此见面的次数不多，两人之间主要通过书信交往。根据《天风阁学词日记》的记载，可以将他们的信件内容归纳为以下四点。
其一，学术交流，互换心得。以1934年11月为例，从1号到22号，不满一个月的时间里，两人谈词信札竟达八通之多，平均每2.5天就通信一次。先生在《我学词的经历》中谈到：“瞿禅自学功深，心仪已久，我辑《全宋词》时，陆游《剑南诗稿》中有《渔歌子》5首，《平阳县志》中有石刻宋词，都是他告诉我的。”在《天风阁学词日记》中，有关先生和夏承焘商讨词学问题的地方比比皆是，自古“文人相轻”的说法在他们以及他们和众多朋友之间是很难成立的。
其二，互介友朋，共同研词。虽然先生和夏承焘在词学领域中的研究方向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很关注和对方有关的学术信息。《全宋词》问世以后，夏承焘及时将郑骞发表在《燕京学报》上的评论文章转告给先生，同样，先生得知夏承焘欲写《词源疏证》时，即将蔡嵩云所作《词源疏证&导言》寄示，使他避免了重复建设。1934年11月，夏承焘侍父游南京时，先生还介绍其与蔡嵩云结识。此后因为类似的原因，吴白陶、杨荫浏等学者都成了他们共同的朋友。
其三，思想沟通，互相慰勉。先生悼亡之后，夏承焘念及好友“扶床看儿女，忍和方回半死桐”[110](p.495)的凄凉景象，遂于当年6月11日致函先生，约游黄山，虽然先生后来因故谢绝了他的好意，但因着朋友的慰藉，他还是从艰难局面中振作起来，又能够与朋友们谈词如初了。我们知道，先生在五十年代初期被分配到了东北任教，先生在那里以气候不佳、体力不支等原因曾经“意兴衰颓”，[111](p.174)夏承焘从他的来信中读出此意，忧虑万分，当下去函劝其“挺起脊梁，放开眼界，何处不安心立命”。[112](p.174)并且还为能将先生请至浙江师院任教做出了一些努力。诸葛亮曾言：“势力之交，难以经远。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能四时而不衰，历夷险而益固。”[113](p.494)先生和夏承焘的交往诚如先贤所愿，为“士之相知”做出了鲜明的诠释。
其四，音问久乖，互报平安。这类信函多见于抗战时期。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夏承焘避地上海，先生则随中央军校一路入蜀，两人半年不通音讯，直至日，夏承焘与仇埰在沪上邂逅，才又重新联系得上。
从1931年先生与夏承焘结识到日夏承焘逝世，他们之间的友谊长达55年之久。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世事枯荣，尽管他们经历过许多动荡和变迁，遭受过许多磨难和打击，也多次在外界因素的干扰下无法正常地通信和交流，但他们在内心深处始终给对方留有一方重要的空间。由于这个空间的诚挚和博大，他们乐于遨游其间，将生命演绎得无比充实和庄严。
四、结束语
《中国词学史》一书在探讨先生的词学成就时说：“唐圭璋从事词学的编辑研究工作，其工作量之大，远非一个常人的精力所能济。他整理文献资料的方法程序是非常科学和精确的，很难发现重出、误收或遗漏的情形。在以往的工作条件下，他是怎样进行这样全面的、大量的工作的，这些宝贵的经验都很值得总结。”[114](p.434-435)通过对先生交游情况的探询，我们知道他在治词的道路上并非只是一个人踽踽独行。从历代词人的导夫先路，到前辈师长的谆谆教诲，直至同辈学者的切磋勖勉，这条在外人眼中显得极其漫长和孤寂的道路，先生他们一路走来，却是舒畅而隽永的。
笔者在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诗人臧克家走完了他生命的旅程。他走了，《有的人》却作为一把衡量人生价值的尺度留在了人们心中。通过先生的《梦桐词》，我们不难和那些已经成为历史的词坛人物、名家大师进行沟通，当我们了解了他们的人生经历、思想理念、价值取向和文化追求之后，他们已经不再是书本上简单的姓氏人名。虽然他们已无法再开口讲述什么，但我们可以从他们的人生轨迹转入到对自身生命价值的思索，我们将会更加清楚地懂得什么叫做“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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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民族血缘，使先生对纳兰性德比起他人之于纳兰性德，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亲切感。纳兰性德的妻子卢氏先于其卒，死别之苦给纳兰性德的词作染上了一层浓重的哀婉色彩。这种词风感染过当时和后世的许多词人，先生即是受其影响最深者。先生对夫人尹孝曾有过“今生无分惜婵娟，他生可有鸳鸯分”（《踏莎行&拟饮水》）的感慨，当我们读过纳兰性德的“待结个他生知己，还怕两人都薄命，再缘悭剩月残风里”（《金缕曲》），就不难从此处身上寻得彼处的影子了。
其次，来谈为人。从才学上看，先生称纳兰性德“天资纯粹，学问淹通，才力强敏，识见高明，极为当时之老师宿儒所叹”。事实上，先生本人也为“当时之老师宿儒所叹”。先生在南京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校长仇埰曾说：“圭璋治学之勤，辑著之广，我不如他，千百年后我将因圭璋而名。”吴梅在日记中更是多次下笔赞先生为“余弟子中之翘楚也”。吴氏尝言：“余及门中，唐生圭璋之词，卢生冀野之曲，王生驾吾之文，皆可传世行后，得此亦足自豪矣。”[18](p.667)爱才之殷，跃然纸上。
日，先生将编纂《全宋词》的方法、心得讲述给吴梅听后，吴梅在当天的日记中留下了“嗟乎唐生，可以不朽矣”[19](p.573)的评价。从师长们的这些赏识之辞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词话丛编》、《全宋词》、《全金元词》等巨制背后，凝结着的是先生的智慧和勤奋，而师长们也正是在先生这种勤勉奋发的治学精神中，看到了自己学术生命的延续。
从处世上看，纳兰性德“待人之推心腹，披肝胆，无事不真，无语不挚，尤为后世之文人才士所景仰”。[20](p.993)他“事亲尽孝，其于兄弟、夫妻、师友间之情谊亦笃，故无人不敬之爱之，甚至感激涕零”。[21](p.995)众所周知，纳兰性德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在读完顾贞观的《金缕曲》（季子平安否）之后，积极奔走、解救被流放塞外的吴兆骞入关一事，与这件事情相比，先生对友人王仲闻的难中相助，就显得鲜为人知了。
王仲闻是王国维先生的次子，在词学方面造诣颇深，纳兰性德初编《全宋词》时，他提出很多宝贵意见。1957年，王仲闻被打成右派，当时他在北京地安门邮局工作，不仅学非所用，而且“实无暇为学问”。次年，先生受中华书局邀请，准备修订《全宋词》等旧著，当他得知王仲闻处境艰难时，便向中华书局推荐，由王氏主持校阅。此后，王仲闻“6年辛勤，全力以赴”，对于《全宋词》的修正和完善，称得上是呕心沥血。可惜由于当时政治气候恶劣，在1965年版的《全宋词》上，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找到王仲闻的署名。1969年，王仲闻被迫害致死。面对这一切，先生虽“痛心已极”，却是无可奈何。以后，为朋友正名一事一直萦绕在先生心中，1980年年初，先生在读完马兴荣《建国三十年来的词学研究》一文后，去函请其在“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唐圭璋以数十年辛勤劳动编成《全宋词》”之下加“得王仲闻的精审修订”九字，将王氏对《全宋词》的贡献公诸于众。后来，先生在撰写《自传及著作简述》、《我学词的经历》两篇文章时，总不忘加上王仲闻这一笔，以告慰老友的在天之灵。
目前，王仲闻先生的词学修为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笔者追述这一段，也是希望他与先生的交往能够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据《清史稿》载，纳兰性德“事亲孝，侍疾衣不解带，颜色黧黑，疾愈乃复”。[25](p.13361)其他至于友爱兄弟、亲慈儿女之事，更是不胜枚举。我们知道先生自幼父母双亡，而立之时丧妻，花甲之年又痛失两女，这些灾难性的打击使得先生对家庭以及亲友的珍视非比寻常。当他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时，还茹苦含辛地代女儿辈履行父母的职责。后来先生小女唐棣棣不无感慨地说：“实际上，爸爸的所作所为，已经远远超出妈妈对他的临终嘱托。”[26](p.36)先生曾经说过，自己对纳兰性德是“读其词，悯其遇，慕其人”，[27](p.1007)当他从学术研究的精神领域回归到现实之中，在为人处世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纳兰性德作为参照，也就不足为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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