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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清军战俘在日本待遇如何
研究甲午战争的专著和文章汗牛充栋，但清军战俘们的命运，尤其是他们被运往日本之后的遭遇，却很少得到关注。
本期专题，希望能对清军战俘的遭遇做一些有限但可靠的介绍，并对甲午年的成败做一点有益的反思。
日军的战俘政策，旨在迎合西方世界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海陆军将士总计阵亡24600余人，被俘1790人。当日国势累卵，生还者尚且落实不了抚恤，战死者也未获享祭之所，战俘们的命运，自然更是无人关心。所幸的是，日方所保存的一些史料，使我们对这些清军战俘们当日的命运，还能够勉强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从这个轮廓里，不难窥见日军当日战俘政策的实质。
为跻身“文明国家”，日军宣战后不久，就制定了符合国际法的战俘政策
日，日本陆军省向日本陆军第5师团留守处下发《战俘管理之件》。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甲午战争期间最早的一份日军关于战俘政策的文件。也就是说，至晚在对清政府宣战后的第22天，日本方面已经制定了战俘政策。
这种积极性，与日本政府希望通过这场战争，获得西方世界对自己“文明国家”身份的认同有很大的关系。明治时代日本思想和精神的化身福泽谕吉曾全盘接受西方世界对“文明”的划分，认为“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这种说法已经成为世界的通论”，为跻身“文明国家”，日本全盘接受了西方新的游戏规则“国际法”，并在历次对外扩张中（如1874年入侵台湾、1875年逼迫朝鲜签订《江华岛条约》）积极研究和援用国际法，以证明日本的“合法”与“文明”。
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在国内法方面已基本采纳西方标准基本；在国际法方面也有多次成功运用。这种“文明化”的结果，是在日，对中国宣战前14天，英国同意与日本签订新的通商与航海条约，根据新条约，英国将在五年后放弃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其他西方国家也随之跟进，准备与日本签订新的平等条约。这是个很敏感时期――可想而知，如果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得不够“文明”，西方国家很可能会借故继续坚持领事裁判权，新的平等条约也有可能落空，日本将继续被排斥在“文明国家”之外。所以，福泽渝吉说得非常明白：甲午战争“实际上是一场文明和野蛮之间的战争”，日本不但要在军事上击败中国，还必须在“文明”上也击败中国。这也正是日本在战争爆发后，积极制定战俘政策最主要的缘故。1886年，日本已加入国际红十字会和《日内瓦公约》，誓约在战争中保障战俘的基本人权，履行文明战争的职责和义务。日下发的《战俘管理之件》，如战俘营的设置、战俘粮食和被服寝具的发放、病患战俘的治疗、战俘的移动等，也确实都符合当时国际法中有关战俘待遇的条款规定。
平壤日军野战医院，日军为清军战俘实施手术。日本随军记者拍摄
柴山矢八在信函里说得明白，俘虏政策主要是做给西方世界看的
最能说明日本甲午战争期间的战俘政策之本质者，莫过于佐世保镇守府司令柴山矢八致函海军大臣西乡从道的一封信函。在信函中，柴山矢八请求将关押在镇守府内监狱的清军战俘转移到别处，理由是这些战俘关押在镇守府内监狱的清军战俘如同囚徒，若被外人探知实情，将对“国家之前途”产生不好的影响。柴山在函件中说道：
“（清军战俘）同囚徒没有丝毫区别。如为内外人窥知内情，可能会产生种种中伤和妄评。虽然在待遇上不是与囚徒同视，但毕竟与大臣阁下之意见相悖，至有不少遗憾之事。此次日清战争系帝国之侠义和威信展现给(世界)诸国之好机会。更何况我国平素尊重国际公法慎重有加，在文明之动作上并无耻辱之事。然今日对归顺者如囚徒一般待遇，实为国家之前途担忧。毕竟世人今日对彼等同囚监禁，不会感到其间之异同，定会有感而发。况当地并无适当之家屋，故此应在他处选定适当位置是为上策。谨此上陈”。
日本赤十字社当年的一份《俘虏宣传单》，也很明确地表明日本政府的俘虏政策与西方世界“文明之公法”之间的紧密关系。该传单说道：
“我国古来与外国交战，善待敌国俘虏和负伤者，久有世论记载。天皇陛下布告本邦加盟赤十字条约，其主旨即教育我军人遵守，善待，爱抚敌伤兵及放下武器之敌。战是国与国之战，非个人间的相互仇恨。敌伤兵、病兵、降兵的救护和仁爱心，此乃必遵文明之公法。即便对敌将之尸，也须以官礼相待。天皇陛下的军人，刚勇和仁爱之行为须受到表彰。”
1000多名清军战俘被运到了日本，另有600余名被关押在辽宁海城
首批登陆日本的清军战俘，是海战中被俘获的北洋水师“操江”号上的82名海军官兵。这些战俘，也就是关押在柴山矢八镇守府监狱内的那些清军战俘。1894年9月，他们被押运到广岛，并从广岛押运到松山长建寺。平壤战役后，日军开始陆续将收容在平壤附近的清军战俘也押运回日本国内。这些清国陆军战俘首批抵达日本的时间是日。抵日后，他们先期被收容在丸龟临时战俘营，后又被押运至松山长建寺战俘营，与先期抵达的北洋海军战俘汇合。
日，第二批清军战俘登陆广岛。鉴于平壤战俘营押送来的清军战俘“六百余名”将“不日抵达”，日本陆军省向日军第1、第3、第4和第5留守师团下达通知，要求各相关师团设置战俘营房，安置清军战俘。日军第1师团管区从1894年12月至第二年3月共3次接收清军战俘，将他们分别关押在东京浅草本愿寺、千叶县佐仓和群马县高崎。其中，东京本愿寺关押清军战俘179名、千叶县佐仓关押61名、群马县高崎关押42名，另有5名战俘伤兵在东京红十字会医院接受治疗，合计287名。此外，日军在名古屋、大阪以及仙台市东渐寺等地也设立了关押清军战俘的战俘营，其关押人数在200名左右。
总括而言之：在平壤等战役中被日军俘获的清军战俘，在战役结束后被集中收容到在平壤临时开设的战俘营，后经由朝鲜半岛和广岛被分别关押在日本国内的战俘营中；而在海城、旅顺等地战役中被日军俘获的清军战俘被集中收容到了海城附近日军临时开设的战俘营中。日本国内收容的清军战俘约有1000余名，海城附近收容的清军战俘约600余名，合计1600余名。这些战俘一直被关押收容到战争结束，中日两国签署《马关条约》后才被释放归国。
日本浮世绘，平壤会战被俘的清军战俘遭日军斩首。原图名“暴行清兵斩首图”
一方面，战俘被押送到日本后备受“人道关怀”
清军战俘所受到的待遇究竟如何？按照日本陆军大臣公布的战俘处理规则，安置待遇依照日军军阶的标准，按等级区分清军将校、下士、兵卒的居室饮食。俘虏分成班组，选定组长协助管理俘虏的日常生活。俘虏中的伤病者由各地陆军预备医院、日本赤十字社救护员负责治疗，痊愈者出院后仍回到指定的收容所。死亡者按照军人待遇安葬在陆军指定的区域，墓碑的建造以日本陆军将校下士卒的规定为基准。俘虏的被服寝具配给，从军需仓库的库存中调拨。饮食营养供给，适用《陆军给予令》第九章规定的标准，将官24钱，上长官、士官、准士官18钱，下士以下16钱；其他生活必要的消耗用品，采用现物支给的方法。各所配备若干卫兵，负责收容所的警戒、保安等管理事务，配置医务员负责收容所的日常卫生和健康管理。在所俘虏允许与国内家人通信，提供信件接收发送的便利条件，但信件内容需要经过检查，确定对日本安全无害方可放行。
就目前所见资料来看，这些被关押在日本国内的清军战俘，没有被迫从事苦役。一份名为《俘虏收容所管理报告回复》的文件中如此记载对清军战俘的处置：“（1）俘虏使用之被服，从军需库的古品中支给。（2）雨具外套中古品支给，不足分支给伞或桐油布。（3）清国人的辫发断剃，可以各自随意。（4）暖炉或火钵按军队配置支给。（5）饮食炊事、室内外、浴室、厕所的扫除、衣物洗涤，俘虏内自行管理。（6）死亡者墓标记载文字，可在名字后添加俘虏，或俘虏二字消去。（7）俘虏从本国穿来的污秽被服，清洁后可永久保管，或根据本人意愿破弃卖却。”对不知国际红十字会公约为何物的清军士兵而言，上述待遇显然相当宽容，以至于据日本官方的说法，战俘当中“惊异之下落泪者有之，合掌作揖施谢者亦有之，俘虏收容所里的清军官兵，纷纷赞叹日本给予的宽大待遇”，日方的随军记者自然也不失时机地将这一幕展示给了国际媒体。
在平壤被俘的清军战俘。日军随军记者拍摄
另一方面，战场上对战俘的残暴虐杀层出不穷
但事实的另一面是：日军对战俘的残暴虐杀同样严重。广岛人原田鹤次，在甲午战争期间是日军第5师团大岛混成旅团联队军旗护卫手。他留下了一本《原田鹤次从军日记》，将自己战争期间每一天的见闻都写了进去。平壤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即日，原田被派去负责看守清军战俘；次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前日看守战俘，午后十时左右有战俘试图抢夺巡查佩刀逃跑，余用刺刀将其刺倒，其他（清军）战俘有三十八名被枭首，同十二时换岗。”
原田日记中所记载的这次屠杀战俘事件，没有被战后日本参谋本部编写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记录其中。但据日本官方统计资料，平壤战役期间，日军共俘虏清军616名，其中仅军阶不详的59名清军战俘中，就有47名被枪杀，至于被枪杀的具体原因，则已不得而知（一种说法是：少数清军俘虏试图逃走，被镇压后，日军展开报复，至少60名战俘被砍头处死）。
屠杀之外，战俘的受辱问题也很严重。“操江”号投降后被押送到佐世保港。据一同被俘的丹麦人弥伦斯回忆：“午后2点钟，上岸之时极备凌辱……船近码头即放气钟摇铃，吹号筒，使该处居民尽来观看。其监即在码头相近地方，将所拘之人分作二排并行，使之游行各街，游毕方收入监，以示凌辱。”游行示众的凌辱之外，还有饮食上的虐待，被俘士兵栾述善回忆说：“被拘者甚众，均系道署中，饮食俱无，并有火焚刀裂之说……死既不能，生更犹死，两手背缚，发用绳联。十八日申刻，始发给饭团一握，舌为匕箸，膝作杯盘，俯首就餐，忽尘埃上坠，泥沙兼半，口难下咽，渴极频呼，仅给臭水一滴。如是者二十余日，忽称送往伊国。足无整履，身少完衣，由中和至黄州，奔波百余里之遥，不容喘息。九月初八日在江口上船，如入陷阱。坐卧不出寸步，便溺均在一舱，秽气薰蒸，时欲呕吐。十六日至日本广岛下船，狂奔十余里，立毙数人，始登火车。十七日到大阪府，往南御堂厂舍……一日三餐，入口者无非霉烂萝卜。数月间，遍身尽是腌脏衣服。”
其实，从这些史料中不难看出，日军对俘虏的屠杀，主要集中在战场上。押回日本国内的清军战俘，因须顾及国际视听，一般很少受到虐杀。但在战场上则不同，清军不重视随军报道，西方国家的记者也极少出现在前线，报道前线状况的主要是日军的随军记者。这种情形，使得日军在前线丝毫不受所谓国际法的约束，虐杀投降清军的案例数不胜数，如在平壤枪杀了600多清军俘虏；在旅顺至少虐杀了900名清军俘虏（据戚其章先生统计推断）、持续了4天3夜的抢劫、屠杀和强奸，因之而死者高达两万余人；再如“高升号”中弹下沉，清军水兵落水逃难，日舰非但不营救落水者，还向已经失去战斗力的清兵射击，也属公然违背国际红十字会宪章。
据日方统计资料，甲午战争期间，清军被俘总计1790人，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交换战俘时，日方只交还了1539人，其余251名战俘，除1人宣誓“归化”日本外，其余250名死因不明。
日本铜版画：被俘的“操江”舰官兵抵达日本
西方世界也果然对日本大加赞赏
日军在甲午战争中对清军战俘的处置，只是其操弄国际法，将这场战争的侵略与被侵略关系，置换成文明与野蛮的规训和被规训关系的手段的一部分。这种操弄的结果，是日本大获全胜，侵略者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被侵略者却饱受批判。
包括战俘问题在内，战争期间日本全方位大秀对国际法的忠诚，将自己打扮成“文明国家”
日，日本对华正式宣战，明治天皇在开战诏敕中明确表示日本将在这场战争中遵守国际法。随后，有贺长雄《万国战时公法》、原敬《陆战公法》、藤田隆三郎《海上万国公法》等著作公开刊行，成为日本军队在作战时的国际法参考用书。次年马关议和，中村进午的《媾和类例》，一本用来指导战胜国如何敲诈战败国的案例集又及时问世。为应付三国干涉还辽，众议院议员集会所调查部又编纂了《干涉及仲裁、战使、降伏》一书。总而言之，日本人将整个甲午战争的各个方面都用国际法全面包装了起来。
为了将日本政府对“国际法”的忠诚宣传给西方，有贺长雄们还用西方语言创作了诸如《日清战役国际法论》（法语）、《中日战争中的国际法案例》（英语）等国际法作品。高桥卫作在他的一部面向西方读者的作品中如此描述日本军人对国际法的无限忠诚：
“日本发布了保护停留在日本的中国人的法令，这在上文已述及。她克制自己不去使用志愿者，因为这些人不属于正规军。她禁止使用私掠船作为报复，并严禁甚至是最轻微种类的抢劫。此外，她对受伤战俘照料得如同自己军人一样好。她给予所有战俘以最大的宽容。她有效地治理着占领地的人民，并释放了上千战斗人员，这些人已在威海卫投降。我们不敢冒险去列举完这类例子，因为它们实在太多了……”
同样在这些面向西方读者的国际法著作里，有贺长雄们竭力将中国描述成了一个“未开化”的野蛮国家――中国士兵对日军伤病俘虏施加虐待；中国士兵依然保持着割取敌军尸体首级的野蛮习惯；中国士兵甚至虐杀并肢解日军俘虏；中国政府在宣战诏书要求将所有日本帆船；国不仅杀害战斗人员，还杀害战争爆发后滞留在中国的非战斗人员……总而言之，正如有贺长雄所总结的那样，“日清战役中最重要的一点，即是此次战争的某种特异性质，在这场战争中，交战两国中的一方严格尊奉着战争法惯例，而另一方却严重违反了它。”
大阪真田山日本陆军公墓内的清军战俘墓，埋葬的是部分在日本去世未能归国的清军官兵
中国在战争前后对国际法一窍不通，作为被侵略者，反遭到国际舆论一致的批评
与日本相反，在整个甲午战争期间，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试图利用国际法和西方语言，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国的遭遇，表达中国的意见。其结果，是作为侵略者的日本，反而收获了国际舆论的赞许与同情。在中国传教多年的林乐知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文章，指责中国政府公然违背了国际法，认为中国政府的行径激起了英法各国乃至日本的愤怒；而日本则表现良好，显示出很好的“教化”。最典型者，莫过于牛津大学的霍兰德（T.E.Holland）教授，战争结束后不久，他曾发表过一次影响很大的演讲，公开赞许日本，认为“我们可以说，在这场战争之前，日本就已经被允许试用于‘国际大家庭’，而中国则只是一个被允许的候选人”，即便霍兰德承认旅顺大屠杀的真实性，承认“登陆首日之后的整整四天，对非战斗人员、妇女和儿童的屠杀在冷血中持续进行着……据说这座城市最终只有36名中国人存活”，他还是认为，在这场战争中，应该被肯定、被褒奖的是侵略者日本，而非被侵略者中国，理由是：
日本没有使用私掠船，没有违反圣彼得堡宣言中关于禁止使用会爆裂子弹的规定，日本政府努力禁止双手拿刀的武士参战，日本军队对居民和外国人的对待值得表扬，日本军队对大部分不再抵抗的战斗人员给予了宽恕，并对伤员给予良好的救治……所以，“日本，除了在亚瑟港（编辑注：即旅顺港）的那次令人惋惜的野性爆发，己经符合战争法的要求，不论是在对待敌人方面还是在与中立国关系方面，其表现都可与西欧最文明国家的习惯相媲美。与此相反，中国则没有显示出试图接受文明战争惯例的迹象。”
侵略者获得了国际舆论的赞美，被侵略者却饱受批判。这样的结局是不是很荒唐？只是这样的荒唐，今天仍在上演，自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外国侵略，时下不也很流行被解释成“文明对野蛮的规训”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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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 || (@fjx): 谌编，刚翻看往期专题，发现366期我没看到过，还有地方可看吗？&||&【短史记】第372期：《中国差点在二战中与德国结盟》 值此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短史记》推出抗战特刊，自七七事变至九三胜利日，选取三十个重要的抗战节点进行解读，力求勾沉隐没不彰的史实，再现真实的抗战胜利之路。此为第十一期《苦撑待变》。
:蒋是这样揣测的。所以蒋在开罗对类似问题采取回避态度，包括驻军日本、琉球主权等。 || (@islandbox2011): 谌编，美国既然希望在东亚保持武装，又为何希望让中国军队为主体占领日本呢？试探中国的野心吗？ || (@xubinchen): 蒋判断美国很可能希望在东亚保持武装力量的存在，包括驻军日本。&||& (@qifeng27)(@xubinchen)
“罗斯福希望让中国军队为主体占领日本”，蒋“揣测罗斯福‘此其有深意存也’”，此处罗斯福的“深意”是什么，试探中国的野心有多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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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优待战俘 体现的是自卑还是“骑士风度”
日18:48 　
　　声明“网友之声”旨在为大家提供一个各抒己见的场所。本栏目所有文章均不代表人民网观点。志愿军优待战俘，体现的是“自卑情结”还是“骑士风度”？[华南老虎!]于 17:42:02上贴
　　美国虐俘事件曝光后，在全世界齐声谴责美军暴行的同时，也传来一些奇怪的论调。例如，就居然有“中国人”说，虐待俘虏，是“强者”的一贯做法；志愿军优待美国俘虏，只是因为他们在美国人面前感到“自卑”。
　　在全世界的抗议声浪中，这种怪论显得非常无知，令人震惊。更让人震惊的是，这些无知者居然常常有一副自以为是的表情。
　　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以无知为荣。因此，不能不对这种论点稍加驳斥。
　　先来看历史。一个基本的史实是，中国军队有着优待俘虏的长期传统，并不是朝鲜战争中美军才有资格享受的。
　　大凡对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士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军队从内战时期开始，就形成了优待俘虏的传统。早在红军时代，就实行“去留自由”的政策，欢迎被俘的国军兄弟参加红军，对于想回乡的，发给路费，让他们走路，——即使有些人回去之后又干起了“国军”的营生。
　　这是不是说明共产党军队以为国民党军队比自己“高贵”呢？我想答案是自明的。事实上，当时的共产党军队有着强烈的理想主义和平等主义色彩，与“国军”的强制性兵役和森严的等级制相比，显然是更加现代，更加符合人本主义精神，因而也是有着强烈优越感的。当年西方记者在解放区采访时写的报道说，国统区盛行的“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之类传统观念在这里过时了，用绳索和刺刀强迫履行兵役义务的做法同样过时了，男女青年都以当兵为荣，踊跃报名参军，当兵成为一种时尚。
　　是不是这样一支军队，之所以优待敌对的国民党军队，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对手面前感到“自卑”吗？显然这种想法是极其可笑的。
　　到了朝鲜战争，中国军队优待俘虏的传统继续得到保存和发扬。于是，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场面：在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在战场上释放一些美军战俘，这一方面固然是管理上的困难，另一方面显然也体现了“释俘回乡”的一贯做法，虽然这在两国交战中并不合时宜。“联合国军”司令官李奇微将军在其回忆录中专门记述了这种情况，他特别提到，中国军人在食品不足的情况下，常常把自己的食品分给美军俘虏，宁愿自己忍饥挨饿；他们还把受伤的美军战俘放在担架上，置于美军易于发现的地方，以便美军带回救治。
　　李奇微因此称赞中国军队不仅是“一群凶悍的对手”，更是一支“文明的军队”。
　　这段来自对手的称赞，值得中国军队自豪和骄傲。如果说“凶悍”中必然带有蔑视，“文明”中必然体现平等，“优待”必然表示同情的话，所谓的“自卑”又从何而来呢？
　　我不知道李奇微在写作这段文字的时候，是否油然地想起了西方文化中著名的“骑士风度”。但是，如果一定要用西方文化的眼光来理解中国军队的俘虏政策的话，“骑士精神”正是一个恰当的形容词。
　　所谓“骑士精神”，就是“凶悍”与“文明”甚至与“温情”的完美结合。一名骑士，不仅要武艺高强，能够在战场上置生死于度外，奋勇杀敌，而且还要充满仁爱之心，能够友好地对待弱者。所谓“善待弱者”，不仅仅是指保护平民百姓，也包括优待放下武器的敌人。罗宾汉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箭法无敌，剑疾如电，但是他从来不会虐杀任何一个放下武器的敌人。相反，对于一个倒在他手下的敌人，他会伸出双手扶他起来，——即使这个敌人日后依然跟他作对，甚至最终要了他的命。
　　这也是著名的“圆桌骑士”的共同特点，达尔大尼央等“三个火枪手”也是这样。但如果按照那某些“中国人”的观点，这些西方的文化英雄都成了比其敌手更加“卑贱”的人。呵呵，这样一来，西方文化岂不是成了卑贱者的文化了吗？
　　勇猛而仁厚的骑士是永远不会感到自卑的，他才是充满自信、无所畏惧的真正的强者。
　　历史证明，一切正义之师首先必须是仁爱之师、文明之师。
　　以二战为例，人们之所以说盟军比轴心国军队更加高尚，一个原因就是盟军更加文明，比德日军队更少虐待战俘。其中，日本人尤其是有着浓重的虐俘传统。在南京大屠杀中，大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被日本军队集体枪杀；日本人对欧美战俘也客气不到哪里去，因此有了“死亡行军”的骇人故事，还有了《桂河大桥》这样的经典电影。为此，日本军队得了“兽兵”的“桂冠”，——如果一定要说什么“种族优越感”的话，那么，德日军队的确是这样的具有强烈的种族主义精神的军队，但这种优越感在历史上得到了什么？笑柄而已。他们是杀手，但不是骑士。
　　精神贵族不需要种族优越感，因为他信仰人本主义。在他看来，人类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四海之内皆兄弟”；即使是敌人，只要放下武器，也有成为“兄弟”的潜质。我们在阅读李奇微的朝鲜战争回忆录时，应该注意到这么一个有趣的细节：他用了一个“也许”，部分地把中国军队优待俘虏的动因归于“以此证明自己意识形态的优越性”，从而感化敌人。这就从对手那一方面，获得了志愿军是“精神贵族”的看法。但是，所谓“感化”只是一个很小的方面，人本主义才是主流，这是中国共产党治下的军队一直保持的精神境界。即使是“感化”吧，我看也没有什么错，因为这正能说明中国军队的国际主义精神。事实上，当时志愿军内部确实坚持宣传“多数美国士兵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之类的观念，这也许显得太理想主义，但与那种僵硬的不共戴天的“死敌”观念相比，之又是何等的雍容大度啊。
　　这样一支展现出强烈“骑士风度”的军队有什么理由“自卑”呢？
　　反常的结论证明前提的错误。如果那些“中国人”相信西方文化中的“骑士精神”具有正面的价值，那么就不得不承认，优待战俘正是一种精神贵族的行为。只有那些富于人本主义精神而且满怀自信的人，才会善待战败者。他对那些在战斗中落败的人给予宽大和关爱，体现了对人类生命的珍视，因为生命之花一旦枯萎，就不会再发新芽；即使那些受到宽宥的人心胸狭隘，心存报复之念，事后又试图卷土重来，他也有信心再度打败他们，——而且如果还是没有在战争中杀死他们，他仍然会善待他们，然后一切循环重来，直到最终用死亡或者感化终结这一轮回。
　　不过，必须指出，正是由于这是西方战争文化的“极境”，因此也是西方人常常无法做到的。所以，西方史学家称赞东方的萨拉丁“仁慈宽厚”，就是因为他不象“十字军”那样残杀俘虏；拿破仑残杀了三千西班牙战俘，于是成就了戈雅的那幅旷世杰作；苏德两国在战俘问题上相互报复，双双落下骂名；美国在巨济岛奉行反人道的血腥管理，使这个岛屿成为当时为世界舆论所关注的“死亡之岛”……美国在伊拉克战俘营的卑劣行径更是证明，他们的行为与其心目中的“骑士精神”之间的距离，其实是渐行渐远渐无穷了。
　　只有中国军人体现了翩翩的“骑士风度”。这正是李奇微在其回忆录中明确暗示，但又始终没有说出口的历史真相。
　　通过朝鲜战争，中国军队在1840年以来第一次国际舞台上成功地亮相，彻底改变了满清绿营兵和国民党军“东亚病夫”的可耻形象。在冰天雪地中驰骋搏杀的志愿军，当之无愧地是耀眼夺目的无畏金刚；而他们对战俘伸出的友善之手，又何尝不是高贵骑士的慷慨义举，体现了何等自信的宽厚胸怀！在美军虐待和残杀中朝战俘的卑劣行为的映照下，中国军队赢得的，岂止是区区三千里江山？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国力蒸蒸日上的同时，似乎面临着空前的精神危机，曾经在朝鲜雪原中大放异彩的自信心和战斗力似乎在物质主义的风景中渐渐融化了。上面那种“自卑论”与其说是对中国军队的污蔑，毋宁说是论者自己卑贱心理的折射。他们也许不能代表绝大多数中国人，但是他们的病态心理又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因此，如何树立中华民族的自信心，看来是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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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5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 通过对战俘的审讯获得对手情报是各国军队普遍采用的做法。然而在二战期间，顽固的日本军队将投降、被俘看作“奇耻大辱”，不但拒绝投降，就算被俘后也想方设法搞对抗，更别说交代情报。不过日本媒体近日披露，美军曾利用多种攻心战术，成功瓦解部分日军俘虏的斗志，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投降并为美军提供情报。 　　“日本士兵会投降吗？” 　　据《日本商业》杂志12日报道，日本埼玉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家一濑俊也所著《美军报告书中所说的日军与日本兵》一书称，在初期，日军战俘很少，平均每一百名战死日军士兵，只能俘虏一名战俘。但美军很想通过日本俘虏获得情报，因此反复强调俘虏日本士兵的重要。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总结报告认为，日本士兵绝不是早先美国眼中的“超人”，他们胜则愈勇，败则胆怯，至死抵抗是因为日军传统教育禁止投降并视投降为耻辱。 　　1942年8月，美军登陆瓜达卡纳尔岛展开漫长的岛屿争夺血战后，日军广泛散播美英盟军是“野兽美英”的流言。日本政府为让民众“同仇敌忾”，也反复强调美军很残暴，让普通日本士兵认为被捕后会遭到美军虐待而拒绝投降。为此，美军对日本官兵展开攻心战。在瓜达卡纳尔群岛，美军在两军阵地前播放日语广播和宣传单，试图打消日军的顽抗意志。美军还曾进行过一次有趣的试验，首先将几名日军战俘送往丛林劳动，其他大部分战俘则带到后方俘虏营。一周后，丛林劳动的日军战俘与其他战俘重新汇合。经过对比，大部分日军俘虏都感谢美军的优待，并表示愿意配合美军。事实上，并非所有日军都像宣传里的那样顽冥不化，一名日本高级军官被捕后曾拒绝说出姓名以外的任何情报，但在美军优待下，不久态度就发生转变，将他知道的一切都说了出来。美军的优待还让一些得不到晋升和对待遇不满的日军军官也决定投降。 　　在美军陆军《情报公报》1943年7月“日军俘虏”的特别专题中，全面分析了“日本兵会投降吗”。最后的结论认为，“美军已俘虏了数百名日本战俘……他们在长期而绝望的抵抗中得不到补给，开始对帝国军队是否真的所向无敌产生疑问。他们对投降会明确地说‘是’。”
　　心理战攻破日俘防线 　　美军的分析的确与事实相符，随着战争发展，尽管日军整体上仍在顽抗，但抵抗意志正逐步削弱，在菲律宾战役和冲绳战役后期，每10名日军战死，就能俘虏1人。据《情报公报》1945年9月“进一步动摇日军士气”的报告称，准备于当年秋季进攻日本本土的美军对日军士气进行过详细分析，认为当时日本基层士兵对长官的能力已产生怀疑。长官比士兵获得更多食物，还有酒和女人，而许多士兵不仅受体罚，而且经常接到长官发出的鲁莽“撤退”命令，让士兵感到很失望。由于长时间收不到家信，并不时听战友说日本国内遭到猛烈轰炸，令士兵越发担心家人安危，士气也随之低落。根据分析结果，美军认为只要对日本士兵展开巧妙的心理战，他们有可能会投降。 　　美军首先从改变日本士兵的思考习惯开始。为进一步动摇日军士气，美军制定了几个关键步骤：让日本士兵对直属长官和上级指挥官的能力产生怀疑、质疑最高指挥官要求士兵战死的价值观、对日本能否取得战争胜利和对为帝国战死的意义产生怀疑。其次，美军设法消除日本兵心中“被俘会被虐待”的恐惧心理：让美军给日军俘虏足够的食物、衣物和香烟。为消除日本士兵担心将来名声不好的恐惧，美军对日军俘虏宣传说“你只不过是在这场战争中失去幸福的一员”，并向他们保证“美国赢得战争已成定局，战争结束后可以回到日本与家人团聚”。 　　考虑到日本士兵“死要面子”的性格，美军严禁对日军俘虏说“投降”之类的话，要让他们感觉向美军投降是“回归自我”“名誉停战”。美军通过飞机散发宣传单劝降日军士兵，还让日本俘虏用扩音器向原先所在部队喊话，说美军保证绝对不杀日军俘虏。 　　1945年1月的《情报公报》称，日本军饷或许是世界上最低的，打仗时二等兵每月只有约3美元的军饷。但战争期间物价上涨了2000%，因此这点军饷根本买不到什么。而且日本政府只要知道士兵被俘，就会停止向其家人提供补助，这也是许多日本兵拒不投降的重要原因。为此美军用各种办法向他们家人提供帮助，消除俘虏的担忧。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美军优待日军战俘的关键目的是获得最新情报。《情报公报》显示，部分日军俘虏在受到优待后改变了原以为会遭到美军凌辱并杀害的想法，开始对美军的“救命之恩”予以回报：对所有问题知无不答。 　　但日本军部非常注意防止情报外泄，美军优待俘虏的宣传和实际做法并不能让所有日本俘虏都说出自己掌握的军事情报。莱特岛战役后，日本军部制定了强化情报保密对策，如规定军官与士兵之间、或与平民接触时不许谈及军事情报，规定机密文件保密级别，禁止在电话里提及部队移动、装备和编制等相关情报。同时日军还加强宣传，警告士兵不要被美军的优厚俘虏待遇宣传“洗脑”，这对美军的战俘政策带来相当大的麻烦。 　　1944年6月的《情报公报》提到的一份情报带来意外的转机。该情报是关于日军的“谍报和防谍手段”，其中详尽记录了日军对战俘的审讯方法：尽可能将俘虏分别关押、限制俘虏之间谈话和交流、在审问俘虏时应制造一种胜者对败者的气氛。在未确定审讯目标时，对所有俘虏只提供食物、饮用水并进行监视，让他们感到不安和身心疲惫等。美军利用这种方法对待日军俘虏，得到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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