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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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读书人遇到挫折或失误，通常会用“百无一用是书生”来自嘲一番，寻求心理平衡。说白了，就是自己主动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把自己搞得臭烘烘的，以换取社会及他人的谅解和宽恕。再往深里说，是读书人自我保护的一种策略，显示出读书人某种独特的文化性格。赵炎今天想说的是，读书人大可不必如此自虐，书生怎么啦？百无一用的不是他们，而是文艺男。
先要弄明白书生和文艺男的区别。书生无疑泛指读书人，且一直这么读下去，无一日不读书，哪怕七老八十了，还可以叫书生；文艺男起初当然也是读书人，只不过他们读书，是为了获得从艺的本钱，一旦成为文艺男，就“渐行渐远渐无书”了。所以，能够终身拥有读书人称谓的，唯有书生；所以，毛主席曾在《沁园春。长沙》中说：“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这一份属于书生的豪迈意气，在文艺男身上一般的找不到。
书生与文艺男，中间只相隔一层纸，懂得自律的书生，轻易不会捅破这层纸。北宋的范仲淹和柳永，都是著名的读书人，范仲淹坚守了读书人的底线，一辈子以书生自居。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载：“范文正公喜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曲，时人谓之范履霜。”可见范仲淹对“文艺”的畏惧有加，生怕自己沦为文艺男。而柳永则成了彻头彻尾的文艺男，写歌词、广名誉、结游士、泡女明星，在文艺圈里打滚。读书人捅破了这层纸，后果非常不妙。
书生范仲淹，可以戍边西北，训练出一支战无不胜的劲旅，可以成为国家的股肱之才。王夫之对范仲淹曾有苛评：“（范公）以天下为己任，其志也。任之力，则忧之亟。故人之贞邪，法之疏密，穷檐之疾苦，寒士之升沉，风俗之醇薄，一系于其心。”这是书生的心胸，非常人的心胸，是读书人应该具备的心胸：虽千万人吾往矣。
文艺男柳永，就只能在私下里喋喋不休地自我安慰了，一方面说“浮名利，拟拚休。是非莫挂心头。”另一方面又说“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连宽厚仁慈的仁宗皇帝也说他没什么用，并批示：“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就是说，你柳永既然做了文艺男，那就一直做下去吧。这是文艺男的落魄与无能，连一个“屯田员外郎”也做不好，他还能做什么？
无独有偶，到了大明朝，一介书生王守仁和风流才子唐伯虎，这两个读书人，又成了鲜明的一对儿。
王守仁是不屑做文艺男的，他宁肯每天对着竹子冥思苦想，宁肯到蛮荒的西南边陲传道解惑，也不肯在南京父亲的府邸搞琴棋书画那一套文艺的调调。
王守仁读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无所不读，读而为己所用，到最后，自然也就无所不通、无所不用了，真正做到了韩愈在《与鄂州柳中丞书》里所说的那样：“閤下，书生也。《诗》、《书》、《礼》、《乐》是习，仁、义是修、法度是束。”所以，书生王守仁，可以凭一己之力为国平叛，可以创立“心学”造福万世，所到之处，盗贼闻名丧胆，百姓安居乐业，地方得以大治。
唐伯虎也是一读书人，书读得不比王守仁少，想当初，其才子之名头比王守仁还叫得响。不同的是，唐伯虎从小就是一文艺男的坯子，身上的文艺细胞藏也藏不住，文艺男的某种性格，注定了他要倒霉。诗写得好，也写得多，画画得好，也画的值钱，那又怎么样？唐伯虎终究要变成一只猫，一只病怏怏的猫。文艺男当真是没什么用的。
赵炎读茅盾先生的《脱险杂记》发现，原来书生还有一种风度，矛盾先生称之为“书生风度”：“人家说他战前还在广州教书，现在他虽然是游击队的司令官了，但一举一动，依然是书生风度。”这让我想起了“儒雅”、“干练”、“自信”、“胆略”等词汇，是满腹诗书形于外的气质，书生风度可谓华美之至！
与之相对应的，是文艺男形象的猥琐和不堪。同样是文艺作品，咱家中的书架上，排着《红楼梦》、《西厢记》等书，男主角几乎都是窝囊废，他们的形象与性格基本可以一言以蔽之：色胆包天，胆小如鼠。比如张生吧，尽管也是个读书人，可惜成了文艺男的形象，不猥琐也猥琐了，尤其是他居然调戏恩人红娘，赵炎鄙视他。
过去常说书生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说他们以书为生，不善与人打交道，常常不得志，有些怨天尤人，自命清高。还有一个比较经典的外号，叫“白面书生”。赵炎以为，这些其实是对书生的赞美。读书是自我修养与提高，何必需人问？善于与人打交道的读书人，还能叫读书人吗？不得志打什么紧，只要心中有天下，一样可以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这就是读书人强大的精神世界。所谓“白面书生”，那也不是贬义词，非但是指书生脸部的洁白，其气节同样是干净的。
再看看文艺男，名气倒是大得很呢，一个比一个牛，《梁祝》里的梁山伯、《孔雀东南飞》里的焦仲卿、《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虽不至昏庸自私，但要论起优柔寡断、百无一用来，那绝对是当之无愧。一部《长恨歌》荡气回肠，但谁能想象这部凄美的爱情长诗，竟是以男主角亲手把女主角送上断头台为结局的？“蜀江水碧蜀山清，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作者以无限悲悯和同情的语气描述文艺男唐玄宗的伤悲和失落。那飘荡在马嵬坡的孤魂，不过是一个“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的千古遗憾而已。
千万别再说书生是百无一用的人了，书生有心胸，有风度，有胆略，有气魄，他们是读书人的典范，是社会的脊梁，国家未来的希望；文艺男除了英俊的面孔用来骗骗无知少女，除了貌似忠厚赚取观众的同情，除了会表演一副柔肠、多愁善感，“对月伤心，迎风流泪”，他们还有什么？他们还有什么用？（赵炎 中国网专家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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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有才者很多，有能者很多，兼有才能者也很多。有能者必有才，有才者未必有能，有能也未必有用。很多读书人不能说无才，也不能说无能，但相当一部分就是无用，这恐怕就是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意思吧。当年黄景仁《杂感》一出，竞阅，广受褒赞，“百无一用是书生”一句唤起学子文士们积沉心底的怨怼，恐怕是主要原因吧。
历史上有大才者，先秦时屈原当是典范，两汉时贾谊、司马迁当是典范，唐代李白、宋代苏轼也是响当当的典范。谁敢说这些人有才无能？但他们就是无用，当然是相对统治者的需要而言。
屈原在战国末期，是名噪一时的政治家、外交家、家、形象大使、皇族后裔，是典型的根正苗红有才有能者。但就是这样的大人物竟至于两次被流放，郁郁寡欢，怀才不遇，终成为沧海遗珠，落得个投河了断的结局。其披发行吟于泽畔，峨冠博带，吟哦不绝，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的美艳形象成了历史绝品。为什么有才有能就是没用？因为他的政治理想和诸侯争霸的现实、与时代进步潮流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相吻合，他的尧舜政治和战争残酷的现实相去甚远。君主要的是或扩边封疆，或保全封地，或残喘苟安的实际手段，而屈原提供出来的却是不着边际的宏伟蓝图；楚王愔愔于抵御强秦守土固疆的眼前窘境，屈原却孜孜于口口声声先王德政、弭谤止谏的数落。再加上奸佞宠宦的旁敲侧击，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帽子就实实在在地扣在了这位时代精英的头上。西汉“可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贾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的司马迁同是彪炳千秋的人物。他们所学经世致用的东西始终与皇帝内安诸侯、外御侵凌的根本需求不合，他们以一介书生的见识，意图改变执掌大汉未稳江山的皇帝的想法，他们只看到民心相背、人伦公理的将来时，却不知皇帝心中缺的是安内攘外求得平衡的现在时。贾谊英年早逝留给后人的只有慨叹，而司马迁心中的愤恨蒙蔽了双眼，至死也未必清楚皇上惜才才之心和恨铁不成钢的隐情。他可曾知道，汉武大帝是一位胸襟博大，思贯百代的帝王，心中想的是汉匈间这个威胁汉朝大统的主要矛盾。谁影响了消灭匈奴这项伟业谁就是万恶不赦的罪人；谁成就了这项伟业，谁就是汉朝的功臣。你以一介书生的身份竟为败将开脱罪责。且不说你的所陈是否客观，就凭你作为历史学家却看不出这个问题就足以除你废你，实在是爱惜你的博学多闻，还可修史，才饶你不死。你有怨恨，只能怪你。其他方面本想得到你的鼎力帮助，谁料史学家竟至无用到家！
历史上有大能者，其才名未能光彩夺目，其用却奠基匡鼎者，不乏其例。张良留给后人的并无宏论，但定鼎大汉却功不可没；萧何论武不及韩信，论智不及张良，而丞相一职却是不二人选。即使在选择接班人时也能恰到好处推上无为而治的曹参。曾国藩生逢末世，正值清朝气运衰微之时，此时，作为一方封疆大吏的他，论武可以镇压运动，论文有卷帙浩繁的家书传世，论策有洋务开河盛举，论财可以上堵国银巨额亏空。这应该算作其中的少之又少的特例。有人甚至列数清代大员，以位高权重而能寿终正寝者唯曾公无二。有人就纳闷，曾国藩何以做到八面玲珑，游刃有余？这与他懂得时时效忠之外还不忘示弱，示诚有着极大关系。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曾国藩权倾，辖制多省，有人提议把他的财权分一块出来，慈禧后，曾国藩马上意识到太后对他已有防范之心，他不仅没扩充兵马以图举事，而是主动呈请皇帝派员监察他的兵、政、财各项，既打消疑虑，又深得信任。比较一下，他的才不是最高的，他的能也不无右出，但他的用却是独特的，这样深得太后意旨，又能实现朝廷意愿的大臣得到重用便在情理之中了。
为什么得到重用的人常常不是最有才最有能的人呢？主要是，有才有能者好显露主张，想问题的立足点是自己的见解得到赏识和采用，不去充分考虑主子的想法和意图。而那些得到重用的，首先考虑的是主子想干什么，想让我怎么干，决不去显才摆能。足见历代得用者绝不是处处、时时、事事为自己所想的人。而那些替自己想的或替他人想的多于替主子想的的人，恐怕很难得到长久的重用。( 网：www.sanwen.net )
田家英作为主席器重的秘书，被派往基层了解民情。回来时，首先把得到的真实情况向少奇汇报，并在得到少奇的授意后把主张向主席申明。此后失宠乃至自杀，说到底是自己站不对位置的结果。他以书生意气追求实事求是，岂不知却犯了大忌————没有按主子的意旨行事。同样作为秘书的陈布雷，苦于撰写自己不情愿写的政治文章，起初犯难的以头撞墙，后来干脆自行了断为快，也是摆不对自己的附庸身份所致。相反，张道藩以留洋画家（曾与徐悲鸿为同学好友）的身份从政，很快丢掉书生的臭架子，不折不扣为老蒋效力，最后随寓台湾，得以晚年无虞，终其一生。一次随蒋总统出访，一下飞机，印度总统以盛礼相迎，全身伏地致礼。老蒋无招以应时，张道藩迅疾就地滚身，还以重礼，替老蒋解围。倘若张道藩注重自己的清高，当时无动于衷，给老蒋留下遗恨，之后却大显所能，到处张扬自己博识，笑话老蒋极其智囊都是孤陋寡闻的酒囊饭袋。他在老蒋的身边能得到什么，就不言而喻了。对老蒋而言，张虽没有攻城掠地，经天纬地，御寇平共的业绩，但礼用周旋之为也不失大略之体用，所以重用张就成为天经地义，不容置喙的决定。
当然，以上所说都有一个前提————用与被用者是主人与附庸的关系。倘若关系改变了，这种规律就会被打破。尤其是在尊重科学，推行民主的环境中，更不至于像奴才一般唯唯诺诺，曲意逢迎。所以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思想和民主理念深得人心之时，书生就会真正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粪土当年万户侯，最终成为一时豪杰，风流人物。这样的话，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谬论还会有人提及吗？首发散文网：本文作者的其他文章08-2007-2907-1607-1606-0606-0306-0306-0105-1705-13：师兄的文字果然有见地，呵呵可惜我一落魄，顶一个：那里，见笑，很多东西还不成熟，需要逐渐修改。：放屁
如果这样说
你会写字你就算文人
你是百无一用吗？
毛泽东是文人，他是百无一用吗？历史上很多能左右历史进程发展的人基本都偏重于文人，屈原是没用，是因为时代问题，先是问题，换成你能有用吗？：此文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你可能也喜欢这些文章网友推荐的文章最新发布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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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无一用是书生”（打一成语）
“百无一用是书生”（打一成语）
发布时间： 23:45:42
“百无一用是书生”（打一成语）百无一用是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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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李白传》（2）
大凡文人读了一点书，有了一些学问，便会不安分起来，总觉得满腹经纶无处使用，设法要找门径，一展治国平天下的雄才大略。其实呢，写文章是一门学问，做官又是另一门学问。读书之后就容易小天下，真的给他个官当，他还真不见得干得了。历史上这种例子多得是。比如屈原，诗写得好生了得，但当了回三闾大夫，却未见有怎样的建树，最后反而是投江而尽，白白搭进去一条性命。再比如孔老夫子，设坛课徒，三十二弟子，七十二贤人，也算可以了，可他不甘心，非得过一过官瘾。代理了一回大司寇，杀了一个少正卯，最后照样是夹起公文包走路。再比后来者如陆游、辛弃疾......哪一个人生的着眼点也没在文学上，结果用心思最大的政治上没什么建树，反倒是文学成就了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
李白没有汲取先人的教训，依旧步了他们的后尘。
从很小的时候，李白就立下了一番济世救国的宏大志向。然而，他凭着自己的满腹才华，不屑于与平常人那样通过科举来达到腾达的目的，而是想走捷径，通过诏命五品以上官吏的荐举，直接进入政坛。其实，历史也并非没有给他机会，他成功的进入了宫中，得以亲近龙颜。尽管唐太宗的本意不过是将他当做文学的陪伴，但李白毕竟是有了与皇上亲密接触的机会。如果想建功立业的机会，还是有机会的，哪怕是间接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却被他自己葬送掉了。综其失败原因，大致有三点：错看了唐玄宗，小看了高力士，高看了自己。
先说第一点：错看了唐玄宗。
唐玄宗在位前期，任用姚崇、宋璟等贤相，励精图治，开创了开元盛世；在位后期却沉溺玩乐，宠爱杨贵妃，怠慢朝政，宠信奸臣李林甫、杨国忠等，加上政策失误和重用安禄山等侫臣，导致了后来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不幸的是，李白赶上的正是唐玄宗的后期。
刚刚被召进宫的时候，李白以为自己的机会来了。在等候召见的日子里，将自己在路上构思的《宣唐鸿猷》写了出来，里面包括他对于国家大事的十大建议。没几天，内侍传下旨来，召李白进宫。李白第二天一早就跟着内侍来到宫里。来到殿上，只见两排官员分列两边，高高的龙椅上坐着威严的皇帝，他赶紧伏在地上叩首。唐玄宗叫他平身，并吩咐赐座。略作交谈，唐玄宗问道：“朕三十年来，广开贤路，亲选群才。大者为栋梁，小者为柱石。山林野遗，靡不毕至。李卿既有扬、马之才，何其来迟？”李白本想诉一番报国无门之苦，终于不敢，只是说：“只因小臣久居僻壤，耳目闭塞，又兼疏懒成性，不堪识拔。自弃圣朝，久负明时。”唐玄宗说：“自是以后，卿可供奉翰林，随时待诏。竭尔麒麟之笔，为朕佐佑王化，润色鸿业，使后世之人不独知汉武帝有司马相如，亦知朕有李太白。”李白正想将《宣唐鸿猷》献上去，唐玄宗却把手一挥，内侍上来引他退立一旁。在众大臣拜贺皇帝得才之喜声中，皇帝吩咐赐宴，便宣布退朝。这一天下来，李白就像在梦里一样。
李白搬进了大明宫翰林院。从此，他再也不敢随意到处跑，也不敢任性喝酒，生怕耽误了军国大事。一次，皇帝传旨，命李白随从圣驾前往骊山温泉宫。李白以为既然叫他跟着去骊山，说不定到那里会召见他，对国政有所咨询，因此，特意将《宣唐鸿猷》带在身边。到了骊山，皇上给随从们今天赐浴，明天赐宴，后天赐游山.....李白倒是着实过了几天奢华日子。有一天，皇上传旨，叫李白应诏。李白以为可能这次皇上要与他谈论国家大事了，谁知却是叫他写一首驾幸温泉宫的诗。他马上写了一首。皇上看了，称赞写的又快又好，特赐宫锦袍一件。从此以后，李白干的就都是这样的事情。比如天宝二年早春，奉诏作《宫中行乐词八首》；未及半月，又奉诏作《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三月，唐玄宗大摆筵席，李白奉诏作《春日行》；皇上陪着贵妃赏牡丹，李白奉诏作《清平调三首》......可就是从来不提国家大事。
就是这样一个昏庸的皇帝，李白却始终对他抱有很高的期望；而回馈他的，当然只有失望。后来，就发生了著名的“醉草吓蛮书”事件。进入翰林第三年后的一天，李白正在汝阳郡王李琎家的宴席上喝酒，内侍奉旨前来寻他，要他为朝廷起草出师诏。李白此时已喝得半醉，闻此消息，赶紧奉召前去兴庆宫勤政务本楼。唐玄宗早已等在那里，也已备好了文房四宝。唐玄宗将要起草的诏令的大概内容说了一遍。原来，吐蕃三年前攻占了青海的石堡城，朝廷多次用兵也未曾攻克。近来。朔方节度使王忠嗣连战连捷。唐玄宗大喜，特地加封为左武卫大将军，想叫他率兵西征吐蕃。最后，唐玄宗强调说：“《书》云：‘戎狄是迎，荆舒是惩。’（意思是：攻击北方的戎狄，惩罚南方的荆舒）。朕欲惩此顽夷，威慑西域，让他们知道我天朝的厉害！”其实李白并不清楚当时实际形势如何，他只想着怎样将这篇扬我国威的檄文写得铺张扬厉，气势恢宏，甚至要超过司马相如。仗着酒意，他对皇上说：“请陛下赐臣无畏，臣神旺气足，方能尽其所能。”皇上便命他随便。李白一边构思，一边摘帽脱泡，抬腿要上御榻，这才发现自己没脱靴子。看见高力士站在下手，便叫他帮忙脱靴。高力士一听，火冒三丈，但见皇上不说什么，只得从命，把李白的靴子脱了。李白这才笔走龙蛇，开始起草诏书。唐玄宗一盏茶还未喝三道，内侍已将写好的诏书捧到他的眼前。唐玄宗一看，洋洋洒洒，下笔千言，文不加点，而且用词堂皇，气势磅礴，于是龙颜大喜，说道：“卿家捷才，深切朕意，明日上朝颁诏以后，当授卿中书舍人之职。从今往后，专为朕司掌诏命，代草王言。”
李白回到住处，高兴地一夜未睡。皇上说，明天就要授予他中书舍人的职务，中书舍人除了主管起草诏令，还可以参与朝廷机密。这样，距他年轻时代“愿为辅弼”的理想真的越来越近了。当然，事实证明，这确是李白的一场好梦。他仗着酒意，侍宠撒泼，虽未叫娘娘研墨，但让力士脱靴却是真的。从此，与高力士种下了仇恨的种子。
第二点：小看了高力士。
高力士是皇帝最亲近的人之一，李白出入宫中难免会与高力士打交道。说实话，李白是从心眼里看不起高力士的，尤其是有几次高力士故意难为他，使他下不来台。其中有一次，皇帝在白莲池泛舟，突然要召见李白，李白也是喝醉了，等内侍们把他找回来，吐得满地狼藉。高力士来了一看，熏得他赶紧拿手绢把鼻子捂上了，他让内侍们扶着李白上了龙舟。李白正要进舱，又被他拦住，说是娘娘有旨，不让进去。高力士让内侍在船头摆了一张小桌，备好笔墨纸砚，叫李白就在那儿写《白莲花开序》。李白恼羞成怒，却又说不出来，只得把恨压在肚子里。如今，趁着起草诏书的机会，李白把高力士狠狠地羞辱了一番，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当着皇上的面，高力士也不敢说什么，强把怒火压了下去，但他绝对不会甘心。你想，高力士是何等人物？他幼年时入宫，由高延福收为养子，受到当时女皇帝武则天的赏识。之后由于协助唐玄宗平定韦皇后和太平公主之乱，深得唐玄宗宠信，官至骠骑大将军、进封渤海郡公。唐玄宗说过：“只有高力士当班，我才睡得安稳。”四方凡有文表进奏，必须先呈送高力士，高力士看过之后，才能呈送皇上。一般小事，高力士就决定了；有大事，也不过让皇上知道一下。所以，朝野上下，包括太子与丞相，那个敢不奉承他？如今，李白没把他放在眼里，高力士自然是要报复的。于是，他就联合一帮人，攻击李白，在皇上面前说李白的坏话。高力士对唐玄宗说，李白如此放肆，会不会乘醉在宫中乱走？万一有些事情被他看见，传了出去，对皇上的名誉可是不利。唐玄宗想想也对。正好李白也厌倦了宫中无聊的生活，主动写了“请求还山”的奏表，唐玄宗就来了个顺坡下驴，写了一道“恩准赐金还山”的手敕，就把李白打发走了。
第三点：高看了自己。
李白总以为自己满腹的文韬武略，足以辅弼天下。其实，他那里知道，文场是文场，官场是官场，性质根本不同。写诗是把好手，不代表就能当好官。他自视甚高，根本看不起一般文臣武将，这样，就把人都得罪了，自己还浑然不觉。他自以为胸有天下，觉得自己起草的“吓蛮书”文采飞扬，大气磅礴；实则第二天宣读诏书的时候，就遇到了大臣们的激烈反对。通过大臣们的辩论，李白才明白皇上要打的仗根本就是穷兵黩武，纯属劳民伤财之举。自己的得意之作，其实是帮了朝廷与人民的倒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酒醉之后所呈现出来的傲慢与荒唐。这样的人，谁敢用来管理国家大事。别看平时高谈阔论，纸上谈兵可以，真要叫他治国平天下，不把国家弄个稀烂才是怪事哩！有一位当代学者的话，说的最为精当：“李白之所以怀才不遇，成为政治上的悲剧任务，除了政治黑暗和各种不利因素外，更为重要的恐怕还在于李白本人政治才能和政治素质的匮乏。首先，李白对政治幼
稚无知，其大言不切于实际和虚名不适于用。因此，在人生的几次大好机遇中，他均未能把握住，一直坐失良机，徒成悔恨。其次，李白的志行游移不定与情绪的瞬
息多变，显然有悖于政治家所应具备的精神素质，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既有雄心壮志，也有颓唐潦倒，既有进取精神，也有消沉意志，既有自我张扬，不卑不亢，也
由曲意逢迎，自责自怜，既有爱国赤诚，民本良愿，也有狎妓解闷，泄愤恶念。总之，李白的情绪多变与放浪形骸，早就注定了他在政治上庸庸无为，含恨而终的必然命运。”
李白一次“醉草吓蛮书”，毁掉了自己的政治前程，却成就了自己的文学事业；少了一个平庸官吏，却多了一个伟大诗人。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他真的为将为相，把全部精力都用到国家大事上去，国家大事不见得管得好，却会让我们无缘读到他的那些精美诗篇。那才是中国文学史的一大损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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