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原因导致张学良抓奖美国总统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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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为什么张学良自称是罪人中的罪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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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张学良自称是罪人中的罪魁?&&&&在蒋经国回忆录中,这样记述八十年代的张学良――张学良喝酒喝醉了,抱着蒋经国大哭:“兄弟呀,老哥哥当年做错了!做错了!先总统杀了我都不为过呀!”&& &&&&在民国的历史上,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可谓是风云人物。前者,从一个“穷棒子”出身,到啸聚山林的土匪,到称霸一方的“东北王”,再入关与直鲁皖诸系军阀合纵连横,逐鹿中原,有问鼎天下之志,其胆识豪气勇悍,非常人所能及!后者,先是宣布东北易帜,后是丢弃东北,继而西安事变,终而软禁半生,以百余岁之长寿,引后人千年之感叹……&&&&一.张作霖一死,张学良便滥杀名将自毁长城&&&&人们常说,“虎父无犬子”,但事实往往是:虎父出犬子!例如纸上谈兵葬送赵国精锐40余万的赵括;例如乐不思蜀拱手出降的刘禅;再例如,一枪不发丢弃乃父张作霖苦心经营几十年、拥有百万雄兵、千万百姓、无数兵工厂军火库乃至飞机野炮装甲车之东三省的张学良!虎父出犬子的原因,在于虎父忙于征战,疏于教导犬子,犬子养尊处优,不知人间疾苦,骄娇为气酒色为友,空有虎父营就的舞台,并无腾挪舒展的功夫,自然变成败家子。&&&&张作霖的江湖本领,张学良不置身其中是学不到的,而且,“少帅”流连于北平的酒场舞会中,正所谓“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于温柔乡中乐不思东北,兼之“少帅”是个吸毒鬼,每日“鸦片抢在手、快活似神仙”,欲这样的人抗日爱国,不亦难乎?!&&&&张作霖在民族气节上是铁了心的,对苏俄毛子毫不退让,对日本人的手段也是软硬不吃。日本军部曾经研判:若与张作霖的剽悍善战之东北军开战,以张作霖的智谋军术,日军没有必胜速胜之把握,而一旦战事胶着,东北军得到全国支持,则日军就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因此也一直想解决张作霖,但是,最终,由更恨张作霖的苏俄,派出红色特工炸死张作霖,并嫁祸日本军方,而该红色特工,由此而成为苏俄“国家英雄”,被斯大林召见授勋!(见《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托托著,2008年,远方出版社)&&&&昏君上台,总要先杀几个先王忠臣以“树威”,但那还是江山稳固之际。张学良一接班,即面对日本关东军(驻朝鲜)的随时入侵,面对苏俄长期虎视眈眈的侵略野心,竟擅杀杨宇霆、常荫槐、郑谦等老臣,以巩固权力,这不仅失掉了自己最重要的军政支撑,更令东北军将士寒心。&&&&须知,杨宇霆出身日本士官军校,雄才伟略,爱国之心强烈,不仅是张作霖最信任的托孤之臣,长期担任东北军军师(总参议),在东北军政各界威望最高,为张作霖打江山乃至入关执政立下汗马功劳,更是张作霖被炸死后迅速稳定局势,扶持张学良继位、并促成南北统一东北易帜的最关键人物,而杨事后为免张学良忌恨,已经辞去一切职务,清廉自守!而常荫槐,被东北人看做是“最能干的人才”,作为黑龙江省长、交通总长,常荫槐主持修造了打通、奉海、北宁铁路,维护了东北的路权,瓦解了苏俄中东日本满铁的垄断,更设立10万山林警察,配置进口武器,遏制了苏俄日本的侵略渗透!&&&&在被杀害当天,杨宇霆常荫槐是找张学良汇报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收回路权、维护民族利益!两人均是东北乃至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大功臣,最为日本和苏俄忌恨!张学良却无耻地将他们杀害!在被命令捏造杨常罪状时,帅府秘书长郑谦愤怒质问张学良:“咋干这种事呢?!”张学良无言以对,三天后又把郑谦秘密杀害…“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张学良如此自毁长城,东北不待日本苏俄侵略,已不可守!张作霖虽然出身土匪,但归顺朝廷后尚无滥杀恶行,对兄弟同甘共苦,张学良如此大逆不道,张作霖在天有灵,必当痛心!&&&&张学良上台时,关内的国民革命军已扫平中原,定都南京,张学良既无对抗中央之能力,又无对抗苏日之意志,为保存实力,曾按照杨宇霆等老臣的意见,由杨宇霆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宣布“东北易帜”、“服从中央”,使北伐军师出无名,也顺应天意人心,更重要的是,张学良借此将自己的外患压力踢给中央(后来蒋介石就成了张学良不抵抗的替罪羊),苏日要侵占东北就得和中央打交道,就得考虑国际外交军事全局,有所顾忌。&&&&但事实上,民国时期的军阀派系,没有哪个能真正服从中央调度指挥的,北洋政府时期如此,国民政府时期也不例外。盘踞广西一隅的李宗仁、白崇禧尚且跟蒋介石的“中央”内耗了近三十年之久,何况拥兵自重的新“东北王”张学良与刚刚组建内忧外患的南京国民政府呢?&&&&二.日军入侵,张学良多次拒绝抗日失地资敌&&&&新军阀对中央的态度,一是拼命“索取”,从官职到地盘到金钱到军火;二是拼命“自保”,拒绝缩编拒绝改组拒绝作战拒绝支援;三是拼命“欺骗”,以少报多冒领军饷,以多报少力图扩张,口号动听拒绝实行,争功踊跃遇过推诿。凡是属于上述三种情形者,都是民贼。张学良便是这样一个新军阀。&&&&张学良一“易帜”,蒋介石便授以全国级军事重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海陆空副总司令,地位仅次于蒋,蒋介石还与之结拜兄弟,待之非薄。“九一八”事变一爆发,时在北平温柔乡里度春宵、销金窝里吞大烟的张学良便急令东北军撤退入关,让日本人大喜过望,不费吹灰之力得此物资雄厚之沃土,以东北军遗留之大批军事物资(进口步枪12万支、机枪4000挺、大炮3000门、坦克26辆、飞机260架、兵工厂一座、弹药被服粮草均堆积如山),屠杀我百姓,并激起其更大野心,以东北为跳板和灭华基地,将中华民族迅猛推至国亡族灭之边缘…… 此后,日军万余人进攻易守难攻的热河省,张学良带兵30万,居然不让中央军队和宋哲元等部队前来热河抗日,而是自己再次让日本人几乎兵不血刃占领热河,其中,日军仅派128人,就夺取东北军上万人把守的热河首府承德,再次上演九一八不抵抗的耻辱!故贼势益张贼胆益壮,日本军少壮派认为中国军队完全不堪一击,狂言:“三个月可灭中国”!如果不是在随后入侵上海的战争中,国军拼死抵抗三个月,让日本军方四易其帅,改变看法,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大戏就早就上演了。&&&&然而,张学良却乘机对百废待兴的国民政府用了第一种态度――“索取”狮子大开口,索要天文数字的巨额军火粮食,完全暴露了丑恶的军阀嘴脸!&&&&此其时也,张用了第二种态度――“自保”。新改组上台的行政院长汪精卫飞赴北平,亲自施压,督促他出兵关外抵抗日军收复失地!张学良说:“我去抵抗,受了损失谁来补偿?!”气得汪精卫两眼含泪,表示:“连你我都指挥不了,一枪不发丧失东三省,我怎样向全国民众交代?!”张学良无耻地说:“交不交代是你的事,抵不抵抗是我的 事!”汪精卫要求张学良辞职谢罪,张学良拒绝!汪精卫伤心至极,飞回南京后,立即宣布引咎辞去行政院长之职,出国下野,以换取对张学良的惩处,共同谢罪国 人!但蒋介石心存仁厚,又怕张学良走投无路投靠日本人,于是在免去张学良军职之后,又给了张学良一个华北军政委员会副委员长的位置,以继续“羁縻”!&&&&在全国国民一致怒骂张学良“不抵抗将军”、“汉奸将军”、“鸦片将军”的怒潮中,他开始用第三种态度了――“欺骗”!张学良装出委屈状,透出风声说:是“中央”电令他“绝对不抵抗”!而大量的史料都证实:“中央”的电令内容是――“节节抵抗”!况且,“中央”的电令是屡次下发,催促他“抵抗”,张学良拒绝执行!&&&&其实,如果蒋介石此时能够实行守土问责,逮捕法办张学良,处以极刑,不仅可以严明军纪国法,可以避免之后汤玉麟、韩复渠之类的大小军阀避战失地,更能唤起广大国民抗日勇气和决心,也断不至于后来造成那么多令人遗憾的灾难!真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啊!&&&&1932年,民国最好的军阀、以“四不”(不发财不纳妾不做督军不住租界)出名的吴佩孚,也专程赶到北平,责问张学良为何九一八不抵抗为何不出兵关外收复失地?张学良面对自己父亲都极力敬仰的前辈,不敢耍个性,但也是顾左右而言他。吴佩孚叹道:“国恨你不报,私仇你不报,真没出息!忘记了自己的国仇家恨,真是不忠不孝!”因为,对于富有实力的张大军阀张少爷来说,他若抗日,谁阻止得了?!他若不抗日,谁又指挥得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便是九一八事变后,张大军阀手下的黑龙江省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曾多次向张学良请战:“让弟兄们教训一下这些横行东北的小鬼子!”张不允,马占山仍然喊出:“日军欲占黑龙江,就让它以血来换!”马占山领导几百官兵组织了江桥血战,坚守半月之久,予日寇迎头痛击,后一直在东北游击抗战,达14年之久,坚忍到了抗战胜利!至今日本关东军老兵,提起他的名字就怕!(见《我认识的鬼子兵》、《东条英机全传》等书)&&&&无独有偶,还有坚守山海关对日反击的东北军何柱国独立旅;还有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十九路军反击七万日本海陆军精锐,坚守数月,迫其四易主帅!还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取得喜峰口大捷的宋哲元三十九军!这也说明:只要真敢抗日,无人能够阻止!一些小小的地方军阀,尚且有如此的民族气节,何以堂堂正正的被某些人们称为“爱国将领”的张“东北王”,居然就一枪不发屁滚尿流地窜回关内?!守土者皆有责!掌军者皆须保家卫国!别说中央没有“绝对不抵抗”的电文,即便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稍有血性的男子都不会把它当一回事!&&&&也许是当时纵情声色酗酒吸毒的少帅毒瘾大发作,什么都不在乎了,管它什么东北?!他们为讨一时毒欲之满足,连灵魂肉体父母妻女都可出卖,遑论其它!张学良幕僚王卓然回忆说:“张的毒瘾很大,每日要打400多药针,才能过瘾。”而据医生说,这400多针,若是给正常的人打上,每人一次打上10针,可以打死或重病40多人。&&&&三.西安事变,张学良多方勾结想做西北王&&&&1936年,张学良西安事变逮捕蒋介石,枪杀多名军政人员,也绝对不是为了“抗日”!&&&&张学良因为杀害杨宇霆等名将忠臣,已经大大失去东北军民的人心;又因为拒绝出兵抵抗,在国民政府军政界声名狼藉,为人不齿!再加上他的风流韵事与吸毒恶习,更让人越来越厌恶他。日,中共最高领导人张闻天和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合致信给张学良,开头便称:“李宜同志……”而张学良的回电则是自称“毅”。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发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报说:“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的,是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张学良亲弟弟张学思、秘书宋黎、秘书刘鼎、随从栗又文、东北军信使高福源以及东北军王以哲、常恩多、万毅、刘澜波、康鸿泰等中高级军官也都是中共秘密党员,而杨虎城早在1926年就上交了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并得到延安的批准(杨虎城最信任的智囊、西北军政治处长申伯纯以及西北军坚决主张抓蒋的西安公安局长赵寿山也都是中共的秘密党员,杨虎城身边的张文彬居然是毛泽东的秘书,秘书王菊人、米暂沉、宋绮云,世侄王炳南、“党员最多的军阀部队1936年12月,自任西北剿匪总指挥的蒋介石在张学良蓄谋已久的力邀下飞抵西安,决定在全面抗日前,彻底安定国内,一鼓作气把延安剿灭!这个消息,对于同任副总指挥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来说,既是个坏消息,也是个好消息!要么就按照国民政府的决策,贯彻总指挥蒋介石的压力,把延安剿灭,要么就反叛,把蒋介石抓捕杀掉!&&&&早在张学良动手杀害杨宇霆、常荫槐将军之前,东北名宿孙烈臣就曾预言:“将来杀戮自家人的事情只有少帅做得出来。”一个纨绔子弟,没有经过患难,懂什么兄弟情谊师长之恩?面对蒋介石的信任重用,以及兄弟结拜的情谊,张学良却动了杀心。军变中,张学良在临潼竟然杀害了包括蒋介石最器重的侄子蒋孝先少将在内的全部67名警卫!杨虎城在西安杀害了孙中山生前助手、蒋介石的结义兄弟、国民政府中央委员邵元冲和中央宪兵团团长杨震亚等军政要员,并杀害中央军警数百人,抢劫银行与百姓。而张学良指派于学忠,在甘肃兰州,杀死几百名国军官兵,于学忠甚至亲自枪毙了两个中央军团长!&&&&东北军因西安事变而发生了裂变,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兵旅旅长黄永安以及驻保定的东北军53军军长万福麟在接到张学良军变的命令时,都极为不满,拒绝执行,直接向中央报告和投诚!&&&&一个月后,东北军总部发生二二事变:&&&&张学良的东北军,全部6个军,纷纷主动向南京国民政府投诚,接受命令,分赴各地抗日,从此,世上再无东北军这个耻辱的名字!&&&&杨虎城的西北军也是一样,由于对西安事变不满,杨虎城最信任的部下冯钦哉带一个师2万人投靠中央,之后西安警戒旅又有两个团投靠中央,杨虎城只剩下微不足道的孙蔚如的一个师――而孙蔚如在西安事变第二天,就向杨虎城提出“捉张学良送蒋介石”的主张。杨虎城不采纳,西北军也就此消失。&&&&而当年积极支持搞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头号智囊、东北军总参议(军师)鲍文樾,抗战刚刚开始,就可耻地直接投降日寇,担任汪伪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代理军政部长,河南省省长等高官,是著名的大汉奸之一。1945年鲍文樾因汉奸罪被捕,判处无期徒刑,服刑30余年,在台北出狱。&&&&亲自抓捕蒋介石的张学良警卫营营长孙铭久以及应德田、苗剑秋等号称“东北军最支持联共抗日的人”,也是“对张学良最忠心的人”,还是张学良组织的所谓“抗日同志会”(其成员基本为中共党员)的骨干,却是东北军中第一批投靠日寇做汉奸的人,孙“因功”升任伪政权山东保安副司令,应担任伪政权河南教育厅长,而苗这个写过《抗日理论与实际》的人,直接移民日本!&&&&而张学良的另一个弟弟张学铭,居然在日寇已经陷入必败绝境的1943年,还投靠汪伪政权,做了一个小汉奸。伪军中最高层的孙良诚、吴化文、白凤翔、李守信等,清一色的都是原军阀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将领,而这些人往往率部成建制投敌,以孙良诚为例,他率两个军3万多人成建制投靠日军,换了一个伪第2方面军总司令的头衔。&&&&蒋介石的中央军,却从无大规模的投敌的记录,甚至没有一个中高级军官主动投敌,相反,有两百多名将军血洒抗日战场。谁是真抗日牺牲一切?谁是假抗日政治投机?&&&&张学良自称――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崽卖爷田不心疼”!&&&&张作霖一生辛苦经营东北,出生入死,那里资源广阔、雄狮百万,绝不会拱手相让给日本人!&&&&而张学良长期厮混在北平,对东北那片白山黑水缺乏张作霖般的深情,又惧怕日本虎狼之师,一枪不发保存军阀实力最符合他当时的个性,深得蜀汉后主刘阿斗的真传!&&&&刘禅面对邓艾的五千奇兵,便携带成都的十万兵士百万百姓开城请降,弄了个“安乐公”干干,居然在曹魏“乐不思蜀”得以善终!高喊“法西斯才能救中国”的张学良,面对入侵的日本法西斯区区两万关东军,便将百万将士数千万百姓亿万军火物资献上,拱手入关;此后又一再拒绝中央严守锦州的命令,放日本军队入关,围逼热河;再让日本人兵不血刃占领热河,兵临北平……&&&&张学良晚年获得自由后,曾经多次自称“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祸首)”,为此他在基督教中寻求灵魂的救赎,也一直拒绝回到中国,尽管他在大陆被颂成“伟大的爱国将领”。&&&&事实如此,真相如此!百年疑案,彻底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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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09 &&
”马占山领导几百官兵组织了江桥血战,坚守半月之久,予日寇迎头痛击,后一直在东北游击抗战,达14年之久,坚忍到了抗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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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07 &&
为什么张学良自称是罪人中的罪魁?======================他的日记,记载了58年见蒋介石作的检讨。他说“我可以陈述、陈述我的话吗?总统说:「可以、可以。」我说:我先前一直存着一个幻想,误认^^^也是爱国分子,希望国共合作来救中国。数年来**的作风,使我觉醒,我是幼稚愚鲁,我不怨恨任何人,只恨我自己无识。”看来,他有自知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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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24 &&
&&&&百年疑案,彻底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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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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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7:02 &&
老东西还是有自知之明滴回来迟早要鞭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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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45 &&
把一个卖国罪魁打扮成爱国英雄,真是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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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6:00 &&
事变表面抗日,实际帮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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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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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如此,真相如此!百年疑案,彻底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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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59 &&
12:33:24&&的原帖:&&&&百年疑案,彻底终结!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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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06 &&
&&&&把一个卖国罪魁打扮成爱国英雄,真是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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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8:58 &&
张得知始于50年代中国人的苦难处境后,特别是富饶的东三省陷入大饥荒饿死人,东北物资财富数十年如一日、日夜不停源源不断拉进关里,晚年在忏悔中度过,因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拒绝了吕正操亲自去美国邀请他回大陆看一看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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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6:31 &&
&&&&张学良率二十万东北军面对一万日本关东军的挑衅,放弃抵抗,撤出东北。蒋让他陕西剿共,他却明里暗里资助中共,并要求加入中共,然后受……怂恿唆使发动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作用在于:一是让蒋剿共功亏一聩,最终败退台湾,亡党亡国;二是在没有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对日全面开战,导致大片国土沦陷,千百万军民死亡,多年呕心沥血培养的黄埔精锐几乎丧失殆尽;三是亲人惨死,蒋个人也差点命丧黄泉,腰严重受损,从此不离拐杖,牙也严重受损,从此满口假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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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为什么给张学良如此高的评价 急~~~在线等。_百度知道
为什么给张学良如此高的评价 急~~~在线等。
我忘记谁给、说、张良历史高位、、请各位帮帮忙
谢谢三位我看懂请详细点
提问者采纳
  张良近代史风云物假设没所做事情历史肯定要改写  家教育家政治联系现网络看前苏联内统治种红色专制现没苏联专制免历史所隐瞒修改所我更愿意避教科书些主观判断性结论性语句网络给我更接触历史道路我更愿意看面些忆录  首先我张良教科书英雄看待俗说非圣孰能身军阀家庭(且由土匪发展起军阀家庭)尽管接受精英教育耳濡目染让身父亲-张作霖土匪气息作所体现军事领做先且论至少能先说懂玩弄政治  前应该说看电影候我觉张良能带领东北兵并土匪爹缘故东北军威望非高比郭松龄叛变士兵见知道命令几乎放弃作战;护送蒋介石南京扣留西安东北军暴起酿二二事件些都看手军队都愿意死想外军令所受军队服  东北易帜始说起历史书说张良系仇家恨于身民族义真没别想军阀近代军阀混战非底盘权利身本虎视眈眈;面蒋介石军队—支披着民革命军强军阀军队步步逼近;自父亲刚刚世自没完全能控制情况易帜应该自保于蒋介石说即使张良能象爹东北军指挥支由性剽悍东北百战军队啃搞伤敌千自损八百却主要求易帜高兴所条件答应  算假设立依能磨灭张良历史功绩选择自家投降实力远超蒋介石本扰乱本侵略计划想象需要勇气顶住压力才能做事情能隐约看爹影我军阀我卖事都敢做敢做汉奸  原战候领兵入关黑云压城千钧发候援助蒋介石帮蒋介石军阀打败其军阀形式领袖内阎西山李宗仁白崇喜哪都军事影响都弱能平起平坐独霸各自政倒没问题蒋介石陆说没真统直台湾才算真民党绝领袖  兵相助使蒋介石张良做结拜兄弟(蒋介石没待兄弟李宗仁冯玉祥受待遇结结都甚至比张良惨)恐怕使蒋介石看东北军厉害觉察威胁恐怕已经找机灭想  九八抵抗放弃东北退关内教科书直说蒋介石给命令张良背黑锅哑巴吃黄连苦说结家说抵抗命令自发关蒋事本关东军东北做侵略先锋部队家装备东北军装备说东北军装备比关东军稍微懂军事都知道瞎说本战斗机连美都打更别说东北军几架战风格飞机刚才说张良军阀军阀看军队啊抵抗光让我抵抗军队打完我啦张良应该接受且错误认本找事前发别事嘛;期望联能调停些让做错误决定没值怀疑再说东北军少几撤关内没提前准备能快  我觉评价历史物应该民族家贡献评判标准单纯说功几几并科历史物功明应含混说功几几纵观张良简单说东北易帜使全形式归于统段间内阻止内战利于家进步;九八事变管否于蒋介石命令抵抗终归造痛失东三省历史悲剧;西安事变逼蒋抗促全统抗战线抗战做贡献;随蒋南京直至逝世政治本愚见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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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张党功所党要褒奖历史没位连自都说自混蛋 耍否则党几派请都愿意蒋总统扣压总统算哪门事情本准备公审蒋杀掉看情形说兵谏事变张自说捉蒋前周公说蒋该杀理 捉蒋说能杀周公言凿凿 总总表现讲猴耍傻已何谈历史高位 贡献 整东三省丢意思说自要抗CTMD
主要是两方面,核心在于他很爱国
1.张学良在军阀内战时期,中国面临割据和分裂的关键时刻,毅然排除日本的干扰,使东北归属中央政府(中华民国).史称&东北易帜&.他的这一举动,结束了北洋军阀割据局面,国民政府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这是维护国家的统一)
详细资料请看:
/view/14013.html?wtp=tt
2.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将军于日在西安发动直接军事监禁,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蒋介石),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史称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日本侵略军步步为营,妄图覆亡中国。可是蒋介...
兴周八百年之吕望
开汉四百年之张良
可见他的成就 可与 吕望姜子牙 有的比吖!!
和G+C+D关系好,而且本质上他也是个爱国的人,只是个人能力偏弱。
他爱国,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在韩国当国相 他弟弟死他都没去理 他散尽家产用来招募刺客
没有张学良 就没有西安事变 我党就不能趁抗日之际发展壮大也就没有后来的君临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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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读张学良将军的几封家书
   张学良将军在漫长的幽禁岁月里,通过家书中流露的对子女的教育、对信仰的求索、对生活厄境的态度,透露出许多信息,供后人在细读深思之后,对其发动西安事变背后的动机、护蒋回南京的行为逻辑、学儒学佛最后却皈依基督的心路历程、幽禁生涯的真实境况与心态等都会有更为准确的了解。  在笔者收藏的中国近现代名人信札中,有六封张学良将军寄往美国的亲笔家书,其中三封的收信人是其原配夫人于凤至,另外三封的收信人是他的四个子女,时间分别为1950年代、1960年代和1980年代。  通常在研究重要历史人物的第一手资料时,人们更为重视公文信函、档案密件和口述历史等,因其直接涉及重大事件,更具历史价值。其实,家书倾吐亲情,不讳真相,既无需官场那一套虚应故事,也不必有新闻检查的后顾之忧,所以更加真实可信,对深入了解历史人物的情感世界、心路历程、社会关系和生活境况有着特殊价值。中国史家历来强调“知人论世”,只有审鉴了历史人物的思想气质和人格特点,才能准确把握其行为背后的动机和由此衍生的社会意义,也即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谓“找出这类人物在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成长的经过,把他们与整个民国史做平行的研究”。  衡诸张学良,情形更是如此。他的人生极有特点,活到101岁,政治生涯却在36岁戛然而止。按张学良将军自己的说法,他的政治活动到1936年西安事变止,只有短短的十来年。当斯时也,烽火遍地,戎马倥偬,他不可能对自己的内心世界坐定反省;倒是在其后漫长的幽禁岁月里,他在家书中通过对子女的教育、对信仰的求索、对生活厄境的态度,透露出许多信息,供后人在细读深思之后,对张学良将军发动西安事变背后的动机、护蒋回南京的行为逻辑、学儒学佛最后却皈依基督的心路历程、幽禁生涯的真实境况与心态等都会有更为准确的了解。以下分述之。  修养人格,孰轻孰重?  有三封信是写给子女张闾媖、张闾珣、张闾玗和张闾琳的。张学良曾为张大千《医巫闾山图》作赋,透露子女名字的由来,家乡闾山“产美玉,《尔雅》称之为珣、玗、琪(笔者注:此闾珣、闾玗、闾琪等命名之由来),上有大庙,俗称北镇庙,供有舜妃,尧之媖娥二女(笔者注:此闾媖、闾娥命名之由来)”。古人向以美玉喻君子之德,可见张学良对儿女的期望之殷。  可惜当时张学良军政繁忙,无暇顾及子女教育。至1933年后三名子女被送到意大利读书,旋又转学英国。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于凤至忍痛别离儿女,独自归国陪护遭到关押的张学良,致儿女在二战烽火中颠沛流离,乏人问津。直到1940年于凤至因患乳腺癌赴美开刀,才托人几经周折找到儿女。这时子女已亲情淡薄,以至于宋子文在日记中也感叹道:“目前在欧洲的孩子们未能给予她关心,来信往往只是向她要钱。说真的,孩子们对待自己的父母这样无情无义,我觉得心寒。”显然,张学良的子女没有受到良好的管教,这当然与缺乏家教的生长环境相关。  因此,一旦于幽禁生涯中得暇,张学良便通过家书,着力教育子女,或推荐书目,或交流读书心得,或现身说法,以自己的经历开导他们。字里行间,透出慈父的挚爱之情。  这封写于日的信,多次提到一本“小册子”,却未标书名。不过读者略有文史知识,当不难猜出书名。原文虽长,但很重要,兹录如下:  我给你们附来一本小册子,权当作我信吧。这本书,我年轻的时候,曾经看见你育才胖大姑父有一本,他说是他爸给他的,他时常抄写。曾经看过一吓(下),在我当那个时光,是大肉大酒,自然不会啜得出来菜根的滋味的。这里的刘先生(笔者注:刘乙光,负责监视张学良的特务头子),他曾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 当我借来再读之下,喜爱非常,请他替我也来一本,遍寻书肆,找不到。那末我正就当(打)算动手抄他一本,忽然看见报上登有出卖该书的广告,并标明是总统选集的,我立刻买来一本。细读之后,我就想起,你大姑父的爸爸,给他儿子这一本书,有深意焉!我现在把这本书寄给你们(本来我有好些书,想叫你们看,因为带起来,是太不方便,这一本小册子,装在信里很容易)。这本书中的红笔钩点、圈注,是我看的时候,随手做的。希望你们,不要轻看了一本小册子,其中的话,可以终身受用。也许在你们眼光中,有点同艾默生(原注:Emerson)或者詹姆斯(原注:William James)的思想不合,不过你们要往深刻里看,他们是殊途同归,都是教人,锻炼自己成为金刚,也就是吴康斋先生(原注:吴与弼,明初大儒)所说的:“请看风急天寒夜,谁是当门定脚人”。你们自己思量:要是到了风急天寒之夜,你能够不能够,当得起门,定得住脚?这可要看你骨气如何了。这种功夫,得平日素养,要把自己锻炼成金刚,才能当得住天寒风急,尤其是黑夜茫茫,你得有胆气,还得在黑暗之中,不失迷方向。否则,娇姿美态,弱不胜风,那是经不起风霜的。内心光明,永不会黑暗的。美国的Hot dog 是会饱人,但这菜根是别有风味,如果你们这些洋秀才,能在牛肉排、炸鸡之外,细啜一啜这菜根,是大有用处的。  看到这里,读者诸君一定猜出,这本小册子便是《菜根谭》,元末明初道人洪应明收集编著的一部论述修养、人生、处世与出世的语录汇集,文字简练明隽,雅俗共赏,对人的正心修身、养性育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张学良对子女的教育原则是“先立乎其大,而其小者不能夺也”,注重修养人格。  先要破除世人的一种谬见,以为张学良就是一个“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的纨绔子弟。其实不然,张学良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育。其父张作霖虽系绿林出身,但对学问之人却十分尊重,着意培养儿子成为既能承袭中华传统思想又能饱学西洋文化的人才,在儿子七八岁始便延名师指导,系统学习经史子集,十五六岁始受到西学熏陶,学会开汽车、驾飞机,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张学良成长的年代正值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其思想在期待国家统一强盛的心态下,在抵制外敌入侵的危机感中形成,具有强烈的时代感。甫掌东北军政大权,他便大力兴学,培养人才,创办同创中学、同泽女中及各种军事教育机构,并兼任东北大学校长,提出“德智体美群”的办学宗旨,尤将艰难时局中的人格培养放在首位。在对东北大学师生的演讲中,他提出:  “仅有学问,不过短时期可以维持,有人格方能期诸久远”。  “修养人格,将自己看小些,将国家看大些”。  所以,当他的教育对象缩减到只是自己的几个子女时,自然更是春风化雨了。不过,细品上述于厄境中书写的信文,读者应能感觉到,这是张学良本人的经历之谈,刻画了他自身人格的三个侧面,即:骨气、胆气和大气。  一、首先是骨气。古人说:“咬得菜根,百事可做”,这是要人在任何贫苦艰难的境遇中守死善道,不改初衷。面对外敌强权,张学良将军算得上是有脊梁骨的人。1929年为收回苏联在东北铁路的特权,他不惮与苏军发生军事冲突。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日本人加紧分割策略,一面拿出6000万贷款相利诱,一面公然逼迫张学良放弃易帜统一,要他实行东北自治,他则义正辞严地申明:“我为中国人,应以中国人的立场为出发点!”当然,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让他背负“不抵抗将军”之骂名,但今人研究发现,不战而退主要由他的错误判断以及与蒋介石嫡杂系之间的矛盾造成,毕竟他也以发动西安事变促成统一抗日和终身被囚做了赎罪,就像李敖评价的那样,“东北比台湾大36倍都不肯独立,他的爸爸为此而死,他自己为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尊严,被蒋介石从38岁关到83岁”。  二、其次是胆气。所谓“请看风急天寒夜,谁是当门定脚人”,一副我是金刚我怕谁的气概。此诗句源出于宋儒邵雍的《崇德阁答诸公不语禅》,明初大儒吴康斋常用来凸显其心学的主体性,主张“患难中做深切功夫,方为真汉子和大英雄”。其中包括两点: 一是勇于行动,二是勇于担当。虽然自西安事变直到晚年,张学良在回忆时总以“鲁莽”、“急躁”自责,但看在人民大众眼里,也只有张学良将军这样浑身是胆的人才有可能做出扣押一国元首的行为,也因为这种“鲁莽”的行动,救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于绝境之中,从而“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至于勇于担当的精神,恐怕在中国也举世无两。据张学良的东北老乡、国民党前“立法院长”梁肃戎回忆,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上飞机时,张学良突然决定送蒋回南京,蒋劝少帅不要去,以免自己为难,但少帅坚定要去。梁曾当面问他为何这样做,张学良说:“好汉做事好汉当,做了以后会如何处分,随便他,但我没有后悔。”  三、再次是大气。上面的信文写道,“要是到了风急天寒之夜,你能不能够当得起门,定得住脚,这可要看你骨气如何了,”提出了“骨气”两字。接着又写道,“尤其是黑夜茫茫,你得有胆气”,提出了“胆气”两字。下面又写道,光有胆气还不够,“还得在黑暗之中,不失迷方向....。。内心光明,永不会黑暗的”。他没说这是什么“气”,笔者将之概括为“大气”,即如上文引述的,张学良在东北大学演讲所说:“修养人格,将自己看小些,将国家看大些”,不以一党一己之私利为考量,而奉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圭臬。只有将国家和民族利益看做高于一切,才不会在党同伐异、争权夺利的黑暗中迷失方向。这点“内心光明”,张学良是有的。1934年7月,正是张学良欧游归国后,对意大利等国的法西斯主义十分推崇,拥蒋反共最力之时,在对湖北军训师生的讲话中却说:“说实在的,共也好,不共也好,红也好,白也好,最要紧的,是先把国家弄好,使民族地位提高,使自己的国家能在世界上与各国并存。”作为一个“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和国民党高官,居然说出如此没有党性原则的话,已经预示两年后他将以民族利益为重,不惮扣押本党总裁。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延安中共的秘密往来是为了抗日;事变后他甘愿身为人质遭到囚禁,也是为了确保蒋介石落实联共抗日的承诺。因此,1990年6月,像盖棺定论一样,伴随他60多年的夫人赵一荻撰文说:“张学良不爱哪一党亦不爱哪一派,他所爱的就是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  在张学良将军的人格修养中,“大气”无疑是最重要的,是确保一个人“在黑暗之中,不失迷方向”的价值定位。所谓人格,包括个性和气质,指的是一个人面对现实所具有的独特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和情绪反应特征,本属中性。因此,倘无大气,骨气可能只是冥顽不化;倘无大气,胆气可能只是匹夫之勇。因此,正是这种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大气,使一个旧军阀变成民族英雄;正是这种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大气,使国共两党对张学良的评价虽然各执一词,但在肯定他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这点上,却毫无二致。  信仰基督,是真是假?  晚年的张学良成了虔诚的基督教徒。  关于这一点,众说纷纭。比如,李敖认为,张学良年轻时舍生取义,更像自我牺牲的基督;而晚年只谈基督,不肯说出很多真相,倒像个假借基督信仰的卫道士了。  《世纪行过——张学良传》的作者郭冠英跟晚年的张学良过从甚密,他说,“张学良信基督教,但我觉得他是应付,并不是真信。他其实信的是简单的那爱国的、民族的观念”。  是真信?还是假信?笔者手里有一封信倒是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这封信的落款是“爸爸手书 三月十七日”,只有日期,没有年份。但因为信中说到张学良近日发生的一个重大转变,所以可以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已经公布的《张学良日记》和《张学良口述历史》,反证其写作年份。信是写给三个子女及其婿媳,张闾媖、陶鹏飞,张闾玗、卢淑英,张闾琳、陈素贞。信中写道:  我的近日生活,大有转变[你们可以看看我给你胖妈(笔者注:于凤至)的信]。我在这里天天研读基督教的书籍;自然首要的是新旧约(圣经),另外我最爱读是《路德选集》——Selected works of Martin Luther, 再有《荒漠甘泉》——Streams in The Desert。另外一本小杂志是英文的叫 The Upper Room,我拿它作为英文课本,除了研究意义外,我还用它学英文,我把它由英译汉,读生字,学文法。我心中十分安定,因为我接受了福音——耶稣所带来的道理。我非常感觉到,一个人若是没有信仰,是多们(么)可怕。我对于儒家的东西,看了一年多,兼而也看了看佛家的东西,最近受到蒋夫人的启示,我终于接受了基督教。我是的确信仰了基督教,并不是顾及蒋夫人的面子。我承认上帝的真理,我一心地依靠于他,我现在精神上十分快乐而安定,我觉着基督的手触着了我。假如你们要想问我什么,我非常喜欢地告诉你们。  看得出,这封信写于张学良刚开始信仰基督教的时候。  查阅《张学良日记》,于日他写道:“今晨开始做祷告,我求上帝坚定我的信心,扫除我的怀疑,我求基督帮助我来坚定信心。”  一个月后,即日,蒋介石找董显光(笔者注:原台湾驻美大使,宋美龄安排他为张学良作圣经辅读)了解张学良研读圣经的情况,董如实作答。在当天日记中,张学良记载此一经过:  总统于昨日来西子湾。董大使告知我,今晨10时,总统将彼唤去,询问我对于教理的感想,并特问对于《荒漠甘泉》看了否。董大使告诉总统说,《荒漠甘泉》不但天天看,而且有题注。另外看《路德选集》、新旧约和 The Upper Room。因为圣经中译本有不正确处,必须看英文本,因为(此)也读英文。董说总统听后满意。  综合上述情节和正在阅读的书名,可以判断出这封信的书写日期为日,正是在董显光向蒋汇报的前几天。张学良开始信仰基督教的时间可以确定了。问题是,从1936年底到1960年,他已经被关了20多年,先学儒,后学佛,折腾了半辈子,为何如他信中说的, 直到最近才“受到蒋夫人的启示,我终于接受了基督教”?  在《张学良口述历史》中谈到了这个经过:  我从浙江、江西、湖南到贵州,在这一段时间里,都是研究明史。到了台湾后,我感觉到需要有一个信仰。那时候情报局派到我们那里负责的人是佛教徒。他就同我谈佛教,也为我安排去见在新竹的几位佛教法师。我同他们谈了几次,也买了许多佛教的书来研究,一直到我们搬到高雄要塞。有一天,蒋夫人来访。她问我看些什么书。我告诉她我正在研究佛学。她就说,“汉卿,你又走错了路,你也许认为我信基督教是很愚蠢,但是世界各国许多有名的、伟大的人物都是基督徒,难道他们都是很愚蠢的人吗?”她说她希望我也研究研究基督教。  这段对话发生于1959年的7月份,也即张学良开始信仰基督教的前几个月。宋美龄所言的关键词是“你又走错了路”。又者,再次也。首次走错路,当然指张发动的西安事变,是政治上的错误;再次走错路,指张的学儒学佛,是信仰上的错误。儒学与佛教都是本土的国粹,学它何错之有?其实在这里,宋美龄倒没有贬低国粹之意,而是告诉张学良,哪条路才能指点他真正走出人生的苦海。  这一条苦海跋涉的心路历程,由儒而佛而基督的思想变化,涉及三个重要因素,一是张学良对重获自由的期待程度;二是张学良根据两岸政治风云的变幻,对西安事变的反复自省;三是儒学、佛教和基督教这三者理论核心的差异,导致了张学良的最终选择。  一、从1936年底到1946年底的十年,张学良在大陆关押期间,仍然抱着重获自由的一线希望,于是投入儒学经籍的研习,一方面正意诚心,惩忿窒欲,一方面通掌历史,以便出来再为国效力。正如他后来于日的日记中写道,“我研究明史的动机,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一直被外国欺凌,我想从明清两代的历史中找出原因”。此阶段,他还没有形成寻求信仰的内在动力。  1946年底迁台后,重获自由已彻底绝望。日给于凤至的信中悲切地表露:“四小姐现在也不比从前,她和我一样开始信佛。佛门原来不是我们的追求,但我们身边有许多人信佛,佛教作为信仰也可让我们活得有意思一些。”  二、但事实上,不管儒学也好,佛教也好,并没有让他们“活得有意思一些”。在张学良于1957年写的《杂忆随感漫录》中,他写道,“儒曰:‘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佛曰:‘菩提萨埵....。。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这都是生死大关,我们把生死大义看得明白,惧是比较容易没有,可是忧惑、梦想总是时时要有的”。  张学良确实是不怕死的汉子,常常为未能在抗日战场上马革裹尸而懊恼,但活着的“忧惑”却时时刻刻地折磨着他。而这种如疽附骨的“忧惑”就来自于对西安事变后历史演进的困惑。  需要强调的是,对发动西安事变的本身,张学良一生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这促成了他“联共抗日”的民族大义。使他惶惑的是,因西安事变终止了“安内攘外”政策,导致中共势力迅猛壮大,最终夺取了全国政权,把国民党赶到孤岛上。但即便这样,也还不是他最深的“忧惑”所在,所以在1957年之前,他一直拒绝蒋介石的责令对西安事变做出反省。  如前所述,张学良的“大气”在于,他从不以本党的利益为主旨,他关心的是中华民族的利益,如果大陆的共产党政权能给他的同胞带来福祉,他乐观其成。于是,他的最深“忧惑”出现在1957年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分崩离析之际。  在1957年的《杂忆随感漫录》中,张学良写道:  自抗战军兴以来,我关心共产党,我也不断注视共产党。当年我同周恩来会见之后,我衷心觉着我们是不对,他们(共产党)既然也是想救国抗日,我们何不精诚团结,共图振兴国家大业?我所以不顾一切,一心要达到这个主张。可是到了抗日战争终结,大陆沦陷,以至波兰、匈牙利的革命,实使我怀疑、失望、觉悟。  发生于1956年6月及11月的波兰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布达佩斯惨案,都是起因于人民对“斯大林模式”和苏联强权的抗议,结果以波兰警察打死数十人,苏军进占匈牙利打死2.5万人,逃亡20多万人而告镇压平息。这当然突破了张学良的底限,因为当年蒋介石命令他向西安的抗议学生开枪,就是导致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之一。接下来,在日发生的一件事,让他陷入更深的“忧惑”。  这一天,张学良在日记中记载,“总统召见,谈话约半小时”。这是自西安事变后将近20年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同至总统行辕,我特到客厅,老先生亲自出来,相见之下,不觉得泪从眼出……我说:“总统你老了!”总统也说:“你头秃了!”老先生的眼圈也湿润了,相对小(稍)为沉默。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总统说:“好,好,看《论语》是好的,梁氏(笔者注:梁启超)文字很好,希望你好好读些书,反(返)回大陆,你对于国家还能有大的贡献。”我沉吟一下,对总统说,我可以陈述、陈述我的话吗?总统说:“可以,可以。”我说,我不怨恨任何人,只恨我自己无识。……总统说,西安事变,对于国家的损失太大了!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  此类反省,在张学良于1957年所撰《杂忆随感漫录》及1958年所撰《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笔者注:后被改名为《西安事变忏悔录》,日发表于台湾《希望》杂志,旋被查禁)中甚多,如果说成全部都是为蒋所逼,也不是事实。张学良确实有自己的思考,所以才会深感“忧惑”,才会急于找到信仰来化解和寄托。  三、就在蒋介石召见不久后的来年,即1959年7月,宋美龄用一句“你又走错了路”作为开示,让张学良最终决定投入上帝的怀抱,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遍览群籍之后,他由衷“觉得圣经是一部完美的经典”。  都可以作为心灵苦难的庇护所,为何偏偏是圣经?而不是国产的四书五经?更不是汗牛充栋的佛经?原因就在于这三种思想体系不同的理论核心——对人性的判定。儒学的理论核心是“性善论”,佛教尤其禅宗的理论核心是“佛性论”或“如来藏”思想,本质上也是“性善论”,认为通过道德修持,发明本心,“人皆可为舜尧”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基督教则不同,其哲学基础是“性恶论”,在教义中便是“原罪说”和“救赎说”,人的原罪需要信奉耶稣基督才能得到救赎。  性善与原罪的区别可以有个比方。一个脓包,性善论是用修行将它包裹起来,不让它发出来;而原罪说则是将它挑破,把脓放出来。像张学良内心如此汹涌的人天之战,不将里面的脓血放出,便难以得到化解。所以,信仰基督是对症下药。在皈依基督教之后,人们听到最多的,便是张学良口口声声称自己是“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就像休克疗法,张学良在赎罪中重生。  可见张学良是真正信仰基督,就像他在这封信中说的,“我是的确信仰了基督教,并不是顾及蒋夫人的面子。我承认上帝的真理,我一心的依靠于它,我现在精神上十分快乐而安定”。  问题在于,像张学良将军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制造者,当他于1990年彻底获得自由之后,有太多的人想从他嘴里听到关于西安事变的秘密和评价,但他总是以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来搪塞,让大家搞不清,他究竟是西安事变的罪人,还是上帝的罪人,以至于李敖不满地说他“晚年只谈基督,不肯说出很多真相,倒像个假借基督信仰的卫道士”。  其实人们只要记住本文前面所提到张学良的“大气”,不管他信仰什么宗教,他一生都是民族大义的忠实拥趸,就能理解他这种超脱党争的崇高境界。在两岸对峙、尚未统一的情形下,他不会用自己的嘴去伤害大陆的同胞,也不会以回大陆去伤害台湾的同胞。  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美国之音》“新闻广角镜”节目主持人的访问,他的对答如下:  问:少帅,自从发动西安事变以后,您的住所一直漂泊不定,这些年来您一直住在中国台湾,现在来到美国看家人,您觉得现在你的家究竟在哪儿呀?  答:我年轻时当然家在东北。我漂泊不定,随遇而安。我还是想我自己的大陆故土,还是怀念故土,自“九一八事变”后我就没有回过东北老家。  问:您既然如此想家,这次您有没有打算就便回东北去看看您的故土,看看老乡亲?  答:当然我是很愿意回到大陆,但时机尚未成熟。  问: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您会回去?  答:假若两方敌对的问题完全没有了,我就可以回去了。  问:两岸都说和平统一,您对此有何希望?  答:我个人衷心希望两岸能和平统一起来,我非常反对中国分裂。当年我有权势在手,我就赞成统一的,如中原大战种种战事我都是如此。我很反对内战的,我非常希望和平统一。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离骚》说:“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可惜,张学良将军未能盼到两岸统一、和平返乡的那一天。他埋骨夏威夷,隔洋遥望他深爱的故乡和同胞。
Posted by: zhunn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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