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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五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有哪些弦外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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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局】五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有哪些弦外之音
　　明日绫波侠客岛
　　十月，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莫过于26-29号在北京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所以，今天开的政治局会议，就有两项主要议程：研究制定“十三五”规划重大问题、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乍一看，是挺割裂的两项议程。但在岛叔看来，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却恰好体现了目前中共治理逻辑与思路。
　　临近五中全会，关于十三五的各路消息不绝于耳。今天各大网站争相转引的一条消息就是，有许多专家表示，不排除十三五将下调GDP预期增速的可能。按照这种速度，也能在2020年实现GDP和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既定目标。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需要太多争论――半个月后就见分晓了。无论受访的专家是否参与了规划制定，这种表态是属于“透风”还是“猜测”，对最终结果影响也不大。但我们真正想讨论的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中国的“五年规划”体制到底意味着什么？
　　提起“计划”，让人想起一个是事实的黑色幽默段子。数十年前的波兰，国民经济计划中还有酸黄瓜的生产。国家计划委员会，还在计划中规定了一个狩猎季度中应当猎取的野兔的数目。同样，人们得不到女用纽扣或者是发针，只是因为这些东西被国民经济计划中被忘记了。
　　换句话说，由国家层面制定的“规划”，是不是和“市场”相龟酰勘暇梗较衷谝廊辉诓僮髦葱形迥旯婊模叛凼澜纾仓挥兄泄⒂《取⒃侥系攘攘仁龉摇Ｋ樟馓搴螅飞缁嶂饕逭笥募苹锰逯菩媸О埽环ü⑷毡尽⒑裙也捎霉闹傅夹跃眉苹蚕群蟊徽庑┕宜灼
　　所以我们要问：为什么中国还要坚持五年规划这个听起来略带“计划经济”色彩的发展思路？
　　事实上，上一句表述略有问题。具有计划经济色彩的词语，是“五年计划”。而从“十一五”开始，这个名字已经变成了“五年规划”。
　　前面提到的那个段子，是对历史上苏联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五年计划的一种淡淡的讽刺。同样是事实的是，从斯大林时期实行的两个五年计划，成功地提升了苏联的国力，为其工业国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因此，建国后，中国借鉴苏联施行五年计划，看起来就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一件事。虽然中间经历了大跃进、文革等历史事件，五年计划也经常被打断、或者无法完成，但中国依然把这项制度坚持到了现在，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以马上就要结束的“十二五”规划为例，今天政治局会议的评价就是，“规划目标即将胜利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又上了一个大台阶”。按照一些学者的测算，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完成率可能会达到90%以上，创历史新高。
　　比如，十二五提出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在2015年前达到47%，现在这个数字是49.5%；城镇化率提高4%，现在的数字是54.7%；研发经费占GDP2.2%的目标，现在已经超过了4%；城乡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95%的目标，现在是98%；城镇新增就业4500万人，2015年上半年就已经完成6100多万。
　　之所以能持续地完成目标，同样是因为中国走了一条不太一样的路。
　　回到前面那个问题：为什么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制失败、西方指导性经济体制也被抛弃，中国却依然在坚持这个体制？
　　答案就是，被抛弃的这两者，本质上都是聚焦于经济建设，对不同产业的投资和生产提出计划和管理，甚至按照测算，把整个社会变成精密运转的齿轮式体系。而从1950年代开始，中国即使是搞五年计划，也是允许市场存在的，所谓“大计划、小自由”，就是这样。
　　简单说，就是抓大放小。
　　即使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依靠计划进行的，主要是大银行、大商业、大运输交通也、大工厂等，而在农村一些地区、城市中的手工业等小市场，则可以有一定放开，而非事无巨细地制定每一项生产指标。
　　而从15年前的“九五”开始，中国就已经取消了实物量指标，不再对工农业生产下达计划指标，而将重心转移至公共事务上。比如十二五规划的24个指标中，只有GDP增长率、服务业比重、城镇化率三个属于经济指标，其他的则都属于公共事务类指标，包括高铁、水利、医保、保障房等在内。
　　从“计划”到“规划”的名称变化，实际上也能体现出这种思路的转变。如果把“规划”二字换成“五年内国家战略”，一样可以行得通。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教授鄢一龙，就把这种管理体制称之为“目标管理”――既保持长远战略目标的长期稳定，也对战略步骤和具体战术进行灵活的阶段性调整，持续推动中国的发展不断迈上新的台阶，积累下来就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巨变。
　　的确，相对于欧美等设立目标却完成率低下的现实，中国的规划，其约束性和指导性要更强，执行力也更高。它可以是指导和考核各地官员的约束性指标，也可以是引导社会资源配置的指导性指标。
　　但同样，它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规划鼓励清洁能源建设的方向是好的，但风电和光伏一拥而上就会造成产能过剩；鼓励创新创业是好的，但同样也可能引发扭曲产生泡沫。而在目标压力之下，行政手段的滥用也不是不可能。
　　简言之，规划体制的存在，就是由国家出面进行目标制定，设立方向，划定优先次序，提出需要改进和发展的区域，之后的事情，交给各地落实以及市场自发。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地方、行业甚至是企业，希望能在五年规划中把自己捎带一句的原因。
　　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政治局会议，在讨论了十三五规划的相关问题之后，又花了巨大的篇幅来讨论从严治党、审议两个规章条例的修改稿？
　　答案很明显。在中国发展的逻辑中，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历程已经证明，政府和官员是一股非常重要的主导力量。未来的五年规划能否按照既定目标实现，能否合规合法地健康发展，很大程度上，政党整体，就是那个“关键少数”。
　　经济学家李稻葵在谈到十三五的时候就说，除了城镇化、国企改革这两项他认为最重要的改革领域外，十三五还需要进行政府自身管理体系改革。不能要么腐败、要么松懈，而是需要一支严格按照纪律形势的廉洁的但是必须有作为的政府官员队伍、公务员队伍。
　　关于《廉洁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的修改，侠客岛(xiake_island)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分析过，这是厘清党纪国法的边界、给党员划定更明确行为准则的一种做法。过去的文本中，党员的违纪行为许多事无巨细，而且和现行法规重合，因此需要裁汰和整合。
　　果不其然，今天的新闻稿中就提到，“把党章对纪律的要求整合成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开列负面清单，重在立规，划出了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
　　负面清单，很新鲜的做法。如果说《准则》是正面引导，是高标准，那么《条例》就是负面清单，是划底线。虽然《条例》的文本还未公开，但按照负面清单“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精神，这项文件应该是列举了党员干部不能做的事情，把不能做的规定清楚了。
　　不怕明规则，就怕没规则。五中全会，真是看点多多呢。
　　文／明日绫波
　　原标题：媒体：五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有哪些弦外之音
　　稿源：中国青年网
　　作者：
&&责任编辑：钟江为、崔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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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妻子有几个，孩子有几个，都叫什么？
　　毛泽东一生娶了4个老婆　　第一任老婆罗氏（后边详细说明）　　第一任妻子---杨开慧 毛泽东诗词中“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怀念亡妻之作，几乎为世人周知。杨开慧这位出身湖南着名学者之家的闺秀，不仅是一个贤妻良母，也是毛泽东早年革命活动的伴侣，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她牺牲之壮烈更为人们传颂．　　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贺子珍 贺子珍与女儿李敏1947年在苏联． 贺子珍，原名桂圆，又名自珍。生于1909年中秋，江西永新乡绅贺焕文长女。，少女时有“永新一枝花”的风采，大革命前后入党并投身游击战争，是井冈山第一位女党员。1928年与毛泽东结合，共同度过共产党人最困难的十年岁月，是中央红军中的”三十女杰”之一．　　毛泽东的第三任妻子---江青　　19岁的李云鹤(江青)江青()，原名李云鹤，山东诸城人。　　1929年春在济南入山东实验剧院。　　1934年在上海以蓝苹为艺名做电影演员。　　1937年秋到延安，改名江青。　　1938年与毛泽东结婚。　　1976年10月被中央政治局审查。　　1977年7月，江青被永远开除出党。　　1981年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　　日，在北京保外就医的江青在其住地自杀身亡　　长子：毛岸英。日出生在湖南长沙，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长子。8岁随母入狱，杨开慧就义后，才被释放。曾到苏联学习，并在1943年1月加入联共（布）党。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在朝鲜战场上不幸牺牲。　　次子：毛岸青。1923年出生。在苏联留学期间，曾用名杨永寿。杨开慧就义后，岸青与哥哥岸英一起到苏联学习。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毛岸青送大连疗养。岸青与邵华于1960年在大连结婚。　　老三：毛岸龙。1927年2月在武昌出生，杨开慧就义后，毛岸龙和两哥哥住在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大同幼稚园。1931年5月因生病腹泻，高烧不退，不治病亡。　　老四（长女）：杨月花（原名毛金花）。1929年3月贺子珍在红军第二次打下龙岩时所生，后寄养在老百姓家里。1973年被找到，并确定身份。　　1932年11月，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生下第五个孩子，取名毛岸红，小名毛毛。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夫妇把孩子交给毛泽覃和贺怡抚养，后毛泽覃牺牲，毛岸红下落不明。　　1933年，贺子珍由于生育过密，加上当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六子先天不足夭折了。　　1935年2月下旬，贺子珍在贵州又生下一个女孩，这是毛泽东的第七个孩子，婴儿被送给当地的老乡，后下落不明。　　1936年冬，毛泽东的第八个孩子在陕北保安出世，他亲自为孩子起名毛姣姣。1947年姣姣从苏联回国，在毛泽东身边上学，毛泽东给她起名为李敏。姓李，是因为毛泽东当时用李得胜的化名，单名敏，取自《论语》中的“而敏于行”。　　1938年10月贺子珍到达苏联莫斯科不久，又生下一个男孩。这是毛泽东的第九个孩子，这个孩子在十个月时，由于患肺炎不幸夭折。　　李讷是毛泽东的第十个孩子，1940年8月为江青所生。李讷与李敏之名同取自《论语》中的一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李讷于1959年进北京大学历史系，1965年大学毕业。　　毛泽东第一位妻子罗氏：包办婚姻的牺牲品　　在毛泽东父母合葬墓旁边，有一个已平的坟丘，那里埋葬的就是毛泽东的第一位妻子罗氏。罗氏因是长女，亦可称为罗一姑。罗氏出嫁时年方十八，身材丰满，容貌秀丽，生性温顺善良。　　罗氏祖母毛氏，是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的堂姊妹，即毛泽东的姑祖母。毛顺生对这位表侄女甚为喜爱，因此特意向罗家提出结亲的要求。旧时，亲上加亲，视为美举。　　罗氏明媒正娶到毛家，帮婆婆料理家务，自是一个好帮手。与弟媳王淑兰(毛泽民原配)相处得很好，也很体贴丈夫，为丈夫送茶送饭，洗衣浆裳。公婆对她非常满意。　　为顾及父母亲友的面子，毛泽东默默接受了这桩婚姻。安下心来，一边劳动，一边读书。1910年的大年初二，罗氏因患细菌性痢疾，不幸去世，年仅21岁。毛泽东那年17岁。　　罗氏在毛家度过了人生旅程上的短暂的最后三年，静静地躺在了苍松翠竹的山岗上。　　据《韶山毛氏族谱》推算，罗氏生于公元日，比毛泽东大4岁多。若干年后，乡亲们修撰族谱时，因罗氏无嗣，特地将杨开慧所生之子毛岸龙作为罗氏的孩子。　　1936年，毛泽东曾对斯诺提起：“我16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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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任妻子罗氏第二任妻子是杨开慧第三任妻子是贺子珍第四任妻子是江青，原名李云鹤毛泽东有四个孩子毛岸青，毛岸英，李敏，李讷毛泽东一生娶了4个老婆
提问者评价
虽然不全面，但是还是谢谢了！
其他5条回答
第一任妻子---杨开慧 毛泽东诗词中“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怀念亡妻之作，几乎为世人周知。杨开慧这位出身湖南着名学者之家的闺秀，不仅是一个贤妻良母，也是毛泽东早年革命活动的伴侣，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她牺牲之壮烈更为人们传颂．
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贺子珍 贺子珍与女儿李敏1947年在苏联． 贺子珍，原名桂圆，又名自珍。生于1909年中秋，江西永新乡绅贺焕文长女。，少女时有“永新一枝花”的风采，大革命前后入党并投身游击战争，是井冈山第一位女党员。1928年与毛泽东结合，共同度过共产党人最困难的十年岁月，是中央红军中的”三十女杰”之一．
毛泽东的第三任妻子---江青
19岁的李云鹤(江青)江青()，原名李云鹤，山东诸城人。
1929年春在济南入山东实验剧院。
没说毛泽东的孩子啊！有几个孩子？都叫什么？
毛泽东一生娶了4个老婆，
第一任妻子罗氏
第二任妻子是杨开慧
第三任妻子是贺子第一任妻子---杨开慧 毛泽东诗词中“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怀念亡妻之作，几
乎为世人周知。杨开慧这位出身湖南着名学者之家的闺秀，不仅是一个贤妻良母，也是毛泽东早
年革命活动的伴侣，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她牺牲之壮烈更为人们传颂．
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贺子珍 贺子珍与女儿李敏1947年在苏联． 贺子珍，原名桂圆，又名自
珍。生于1909年中秋，江西永新乡绅贺焕文长女。，少女时有“永新一枝花”的风采，大革命前
后入党并投身游击战争，是井冈山第一位女党员。1928年与毛泽东结合，共同度过共产党人最困
难的十年岁月，是中央红军中的”三十女杰”之一．
毛泽东的第三任妻子...
杨开慧生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贺志珍所生的儿子全没活，女儿李敏；江青生女儿李纳。
不对，应该还有孩子。
四妻十子。 分别是： 罗一秀： 1907年由父母包办结婚，1910年春因痢疾而病逝。 毛泽东的第一任妻子---杨开慧 毛泽东诗词中“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怀念亡妻之作，几乎为世人周知。杨开慧这位出身湖南著名学者之家的闺秀，不仅是一个贤妻良母，也是毛泽东早年革命活动的伴侣，同时还是中国*最早的女党员之一。她牺牲之壮烈更为人们传颂。以党龄而论，她在女性中仅次于北大的缪伯英，被军阀何键杀害时只有29岁。 长子：毛岸英。由于杨开慧的逝世，毛泽东的3个儿子便成了流浪儿。流落到上海的毛岸英和毛岸青直到1936年才被地下党组织找到，并送到了苏联学习。小儿子毛岸龙病死。毛岸英日出生在湖南长沙，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长子。8岁随母入狱，杨开慧就义后，才被释放。曾到苏联学习，并在1943年1月加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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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的二儿子 原标题：自述 我这一家人 作者：黄滢 肖莹 和曼 许陈静 2014年6月，86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国务院前总理李鹏再推新书。这本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的《李鹏回忆录（）》，是李鹏亲自撰写的一部自传体书籍。全书48万余字，不但详细记述了李鹏在55年中的工作、学习经历，还披露了大量家庭生活细节。一家人的命运起伏，经由李鹏平实、生动的笔触，铺陈在读者面前（下文中楷体部分摘录书中自述，略有删节）。 新书出版过程 中国电力出版社（下文称电力社）有关负责人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透露，《李鹏回忆录》的筹划始自2005年。当时，《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由电力社出版，李鹏提出：&我还要写一本回忆录，其中很多内容是在电力系统工作的情况，到时也请你们帮忙出版。&此后，他就开始了回忆录的写作工作。 2012年底，李鹏如约将一本打印好的完整书稿交给了电力社。这份书稿让电力社的编辑人员非常惊讶：不仅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甚至连照片摆放的位置都已经安排好了。&这些内容全部由李鹏同志亲自撰写，没有工作班子。此前出版的《李鹏电力日记》中有一张全国电网构架示意图，同样是他自己用电脑画的。&电力社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李鹏有记日记的习惯，退休前他还一直做工作笔记，这些都成为出版此书的重要参考。通常，李鹏都是直接在电脑上写作。电力社前社长宗健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他常用一台黑色的笔记本电脑。&因为是理工科出身，李鹏对电脑操作十分熟悉。他曾跟电力社的编辑们开玩笑：&我也会PS（图像处理软件AdobePhotoshop的简称）。& 书稿写作进行到后期，李鹏对部分章节采取了口述录音的方式。他先看完有关资料，打好腹稿，然后对着小录音机口述。身边工作人员将录音整理出来后，他再对文字进行修改。 接到书稿后，电力社马上抽调文字、图片、美术等专业人员组成编辑队伍，由宗健任编辑组负责人，对书中史实，尤其是人名、地名、时间、事件和数据逐条逐项进行核对，最后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审核把关。 李鹏十分看重细节，编辑对书稿的所有改动都需要经过他的同意。在这个过程中，编辑组多次向李鹏汇报书稿编辑情况。每一次编辑提出需要解决或确认的问题时，李鹏都会当场作答或记录下来。李鹏的夫人朱琳也一直参与编辑组的汇报讨论。&主要是帮助李鹏同志回忆一些过去的人和事，并对书稿中的一些文字表述提出修改意见。&宗健说。 与李鹏接触久了，电力社的编辑们觉得他&平易近人、待人谦和、思维清晰、说话严谨，有时还很幽默&。在他们看来，整本书以叙事为主，情节生动、语言平实，文如其人，正是李鹏&平实质朴风格&的体现。 2013年8月，电力社完成了征求意见稿。2014年6月正式出版的《李鹏回忆录》与李鹏的原稿差别不大，结构上也没有变化，只是核对订正了一些基础内容和数字。讨论定价时，李鹏要求出版社&定低点&。本来，出版社计划为新书的出版举办一场首发式，但李鹏不同意，要求越简单越好。最后，出版社只简单办了一个读者座谈会暨赠书仪式。 父母都是富裕家庭走出的革命者 说起家人，对李鹏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自己的父母。在他的记忆中，父母虽然出生于富裕家庭，但后来都成为坚定的革命者，父亲甚至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的祖父叫李天祺，祖母叫何圣熙，我都没有见过。我们家在当地是一户比较富裕的家庭，我的祖父是做生意的。据说我的先辈是从湖北省麻城县城移民过来的（指四川省宜宾庆符县，今属高县）。 我的父亲李硕勋出生于日。他在家中排行属三，上面有大哥和二哥，大哥经商，二哥在当地教书，下面还有一个妹妹。 在宜宾、成都读书期间，李硕勋参加学生运动，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从事革命活动。1922年底，因遭到军阀通缉，他辗转来到北京读书，后进入上海大学学习。1925年，李硕勋在结识了准备报考上海大学的赵世萱。1926年8月，二人结为终身伴侣。 我母亲于日出生在四川省酉阳县龙潭镇，她原名赵世萱，后改名为赵君陶。我的外祖父叫赵从善，外祖母叫陆碧莲。外祖父精于管理，生意越做越大，赚了不少钱。他们膝下共有九个孩子，五男四女，我的母亲排行第九。 1926年，李硕勋和妻子受中央派遣到武汉工作。1927年南昌起义后，他赴上海向党中央请示工作，后被留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也正是在这期间，他和赵君陶的长子李鹏出生了。 日，我出生在上海法租界明德里15号。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亲正在浙江省从事党的白区工作，未能陪伴在母亲身边照顾她。过了半年，到1929年3月，我父亲才奉中央的调动，回到了上海。这时候我已经快半周岁了，父亲见到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心中十分高兴。他就问母亲：&给他取名字了吗？&母亲说：&还没有呢，等你来取呢。&他好像胸有成竹，说：&他在我们李家属于&远&字辈的，就叫李远芃（音同鹏）吧。&我母亲不假思索念出了白居易的一首诗《贺雨》，其中有两句是&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我父亲说：&&芃&代表草木茂盛的意思，这说明我们家又多了一个革命的后代，我希望他能够像茂盛的草木一样，永远扎根在中国人民的土地上。& 1929年春，李硕勋回到上海，参加了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工作，后被任命为红七军政委，接替原政委邓小平。 就在他抵达香港准备转往红七军时，突然接到中央电报。原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蔡和森不幸被捕，英勇牺牲。 在这种危急情况下，中央任命我父亲为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军委办事机构那时设在香港九龙。不久，经过组织上的批准，我的母亲带着我一起来到了香港，见到了我的父亲，一家人团聚了，十分高兴。 短暂的团聚后，根据工作需要和省委的指示，父亲只身一人赴海南岛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不幸的是，他一上岸就被国民党密探逮捕了。究其原因有两个：一是有叛徒出卖；还有一个原因，他是四川人，不懂当地方言，在海南又没有任何关系掩护，很容易暴露。 我的父亲被捕后，在狱中受尽敌人的严刑拷打。据后来一位被营救出狱的同志回忆，敌人对我父亲进行了各种残酷折磨，以至两条腿都被打断了。身份已经暴露，为了保护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他始终咬紧牙关，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没有作出任何出卖党、出卖同志的事情。 在狱中，李硕勋感到凶多吉少，写下遗书，托狱中同情共产党的人将信带到香港。直到1931年9月他去世后，这封遗书才被辗转交到赵君陶手中： &陶：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勋九&十四& 当时，赵君陶已有4个多月的身孕，只能先带着李远芃回到上海。在上海，她生下一个女儿，取名李远芹（后改名李琼）。1932年秋，赵君陶带着一对儿女从上海回到重庆，一度在宜宾老家短暂停留，后前往成都。 在成都，我们住在二舅家。二舅家位于西御西街113号。以后，这里成了四川地下党川康特委的重要秘密活动点和联络点。 母亲的自尊心很强，她对我二舅、二舅母讲：我不能天天待在家里，也要出去找份工作，赚点钱，来供养儿女上学，补贴日常开销。就这样，我母亲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一直以教书为生。 我于1935年的秋季开始上小学。我的母校是四川省立实验小学，其间也经历了一些变动。 1939年，赵君陶被调到重庆从事保育院的工作。 当时在重庆成立了一个战时儿童保育会，由宋美龄担任会长，还有一些妇女界的名流担任委员，邓颖超就是其中之一。同时成立了若干个战时保育院，我母亲被邓颖超推荐到战时保育会直属第三院当院长，直接受邓颖超的领导。她在那里工作了6年零8个月，直到抗战胜利，收留了800多个儿童和少年，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挽救过来，使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我母亲还接受党的任务，承担了秘密工作，在保育三院发展了党的组织，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 与母亲分别后，李远芃先是随邓颖超赶赴成都，后被送到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学习。1940年秋开学不久，他接到通知：准备去延安。 1941年2月，一支百余人的队伍几经波折，终于抵达延安。途中，中共南方局青委书记蒋南翔帮李远芃改名为李鹏。这个名字，他一直沿用至今。 离开延安后，李鹏曾进入张家口工业专门学校学习，1946年7月毕业后，他希望赶快到工作岗位上去锻炼，并选择了电业。1948年9月，李鹏赴苏联留学。他听从任弼时&应该学习经济管理和自然科学&的意见，选择了莫斯科动力学院的水电专业继续深造。 我到苏联后，听说我母亲已不再担任东北保育委员会主任，她也不愿意在妇联工作，而愿意从事她热爱的教育事业。经蔡妈妈（即蔡畅，编者注）批准，她到哈尔滨第四中学担任校长。 建国后，赵君陶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在中南教育部工作时，她创办了工农速成中学，后在天津创办南开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到北京后又参加了北京化工学院的创办工作，1985年冬在北京逝世。 几位长辈都是革命干将 除了父母，李鹏的其他几位长辈也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留下过深刻印记。 我的二舅赵世珏，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进入川军刘文辉的部队，是一位中级军官。二舅夫妇膝下只有一个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哥赵令瑗（后改名赵石英）。他抗战时期在延安学习，解放战争时期在晋察冀地区工作，全国解放后到天津工作，以后调到北京，在国家科委工作，是个局级干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冲击，吃了很多苦头。平反后，组织上安排他去组建专利局并担任负责人，按副部级待遇。可以说，他是我国专利事业的开创者。 我的三舅赵世炯，信仰读书救国，从北京的一所交通通信学校毕业后，进入邮政电信机构工作。他对我们全家，特别是我的五舅赵世炎、我的母亲和我的三姨赵世兰，尤为关照，在整个革命斗争中也为他们提供了许多帮助和援助。解放后，邓颖超专门给赵世炯写了一封信，称他为&三哥&，要他从杭州到北京邮电部工作。 我的五舅赵世炎，早在1920年就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建立了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和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共青团组织的前身），是我们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在大革命时期，他参与领导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日，赵世炎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杀害了，当时他担任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代理书记。 李鹏的三姨赵世兰，是党内几位比较有名望的老大姐之一。因为年龄较长，一些老同志如邓颖超、蔡畅、刘亚雄等都称她为&大姐&。 她1919年随全家从酉阳迁往北京，后来上了北京女师大，1925年参加反对校长赵荫榆的斗争。 三姨是中共五大和八大的代表、全国妇联常委。新中国成立以后，她在燃料工业部担任人事司司长。后来，燃料工业部一分为三，成立了煤炭工业部、电力工业部和石油工业部。三姨担任煤炭部机关党委书记。 三姨为人正直，刚正不阿，她在煤炭部干部中，包括在知识分子中，享有较高的威信。可她也成为造反派斗争的对象。 日，赵世兰含冤去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 并非&周伯伯&养子 特殊的家庭环境，让李鹏自小就与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陈云等革命先辈有过不少接触。 李鹏第一次与周恩来见面，是在1940年秋。当时，正在育才学校学习的他接到准备去延安的通知，便和母亲赶往重庆，来到位于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和别的烈士子女一样，他亲切地称呼周恩来夫妇&周伯伯&和&邓妈妈&。 周伯伯看到我非常高兴，对邓妈妈说：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越长越像硕勋了。邓妈妈说：我看更像君陶。大家哈哈大笑。 有一天，周伯伯问我：你在育才学校学习什么功课？我说在社会科学组。他听了以后，从桌子上随便拿了一张《新华日报》，叫我把社论念一遍。我很流利地念了一遍。他说：你能不能把这篇社论的要点给我讲一讲？我当即根据自己的归纳讲了几点意见，都是比较中肯的。他听后对我大为称赞。于是这件事情在曾家岩传开了，说育才学校有一个小孩，小小年纪就能背马列主义。这当然是误传。 到延安后，李鹏和周恩来、邓颖超有了更多的接触。有两件事，周恩来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件事，有一次我到周恩来家。我看到有一本西班牙名著《唐吉诃德》，就拿起来看了一下，然后又把它放在书架上了。不料第二次见到周恩来时，他问我：那本书你是不是拿走了？我说：没有，我没有拿。他看我委屈的样子，也就不再说什么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又一次去周恩来家。他告诉我：那本书找到了，委屈你了。停了停，他又说：但是我还是要批评你，你没有把书放回原来的位置，以致我一时找不到。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周恩来做事是那样的严谨，那样的有秩序，他这种一丝不苟的作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第二件事，我以后再去周恩来那里，总是看见他在接待来访的客人，好像是外调人员。那个时候延安的审干运动还没有结束，周恩来对党内的情况非常熟悉，许多同志都和他共过事或者有过接触。这些同志是被怀疑的对象，正在接受审查。我看见他每次接待来访的同志，总是那样热情，先请他们坐下来，认真听取他们提出来的问题，并用他那受过伤不能伸直的右臂认真地做记录，然后尽他所知，向来访者或来外调的人说明情况。他这种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工作作风，对解放许多被怀疑的对象和平反许多冤假错案起到了积极作用。 也许是因为交往密切，外界一度盛传，说李鹏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养子。对此，李鹏在回忆录中作出了回应。 周总理、邓妈妈与我的关系，就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的关系。有人传说我是周总理的养子，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周总理、邓妈妈关心的烈士子弟，不止我一个，他们同样关心爱护其他战友的子女。 松花江畔一见钟情 李鹏还详细追忆了与妻子朱琳相识相爱的点滴往事。 我和朱琳同志相识，是在松花江畔的东关宾馆。1957年元旦之夜，按照惯例，吉林市政府邀请苏联专家、有关厂矿的负责人同吉林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举行联欢会。 作为丰满发电厂的领导，李鹏参加了联欢会，并在会上初识朱琳。那时她还叫朱霁凌，在102厂专家翻译室工作。联欢会开始后，首先是时任市长张文海讲话，他点名要&小朱&来翻译。 这时从第二排走出来一个姑娘，大概20多岁，穿紫红色女式套装，梳了两条辫子，有一双明亮自信的大眼睛，五官端正，举止大方。 朱霁凌根据张文海讲话的意思，把一些难懂的古语译成比较易懂的话。坐在第一排的苏联老专家默契地点头，她圆满地把场面应付下来了。我懂俄文，又在苏联学习了那么久，知道她的翻译是意译。她的俄语发音很好，翻译的语言也比较正确。 这位漂亮的姑娘自然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我虚岁已经29岁了，之前，虽然有过选择女朋友的机会，但都不太合心意，所以一直单身。那个晚上，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就对她一见钟情。 会餐时，李鹏碰巧和朱琳坐在一桌。之后的舞会上，他也始终注视着朱琳，发现她的舞姿很美、很动人。 我鼓足勇气，走到她面前说：&可以请你跳舞吗？&她看了看我没说什么，只轻轻地点点头，这样我们跳了第一场舞。我灵机一动，用俄语与她交谈，通报了姓名。 在场的还有我认识的其他舞伴，但我没有任何兴趣再和别人跳舞了，只想着怎样才能再和朱霁凌跳一次舞。几段音乐又过去了，她恰巧停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又一次勇敢地走上去说：&可以再请你跳一次舞吗？&她看了我一下，微微点点头，这一次似乎比上一次热情一点了。这次跳的是华尔兹，我们配合得不错。 第二次共舞，两人用俄语相互介绍自己的基本情况，可话还没说完，舞曲就结束了。退场时，李鹏赶忙跑到礼堂门口，抢在苏联专家前和朱琳握手告别，然后才和几位相识的苏联专家告别。 以后我才听说，她在车上和一位女翻译说：&李鹏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礼貌，跑过来先和我握手，然后才和苏联专家握手。&那个女同志笑着对她说：&他对你有意思，你小心一点。& 专家为媒喜结连理 初次相遇之后，李鹏借着和一位苏联专家一起工作的机会，了解到朱琳已从厂部专家翻译室调到了专家招待所，并通过这位专家与朱琳取得了联系。 三八节前夕，这位苏联专家在丰满的工作告一段落，要回吉林，我托他带了一封信给朱霁凌。信很简单：&祝你三八节快乐。&随信还带了两件小礼物：一件是上海出品的幸福牌钢笔，在当时算是比较好的；另一件是一个纪念章，是我在苏联的时候，一个朋友参加世界青年大会后送给我的。 两三周后，这位专家告诉李鹏，虽然朱琳没有答复，但她收下了礼物。李鹏高兴极了，决定主动去看望朱琳。 一天傍晚，我坐吉普车到吉林市的江北专家招待所去看望朱霁凌。见到她时，专家招待所的干部都下班了。朱霁凌的办公室不大，但布置得整洁、朴素、大方。她招待我坐下，问我吃饭没有，我说还没有。她说：&今天我值班，我让餐厅把饭送过来。&匆匆吃完了饭，我们面对面坐下来，彼此介绍自己的情况。 通过这次见面，我们确定了可以做朋友，而且彼此都萌发了爱慕之情。我对她的第一感觉很好，看她介绍自己的举止言谈，都是很得体的。特别是招待我吃饭的时候，她坐在一旁看着，自己不参与，而是让餐厅的工作人员接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不久，两人又有了一次相处的机会。国家156个重点项目之一的吉林102厂竣工，中央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带领代表团参加竣工典礼。薄一波点名让李鹏陪同参观，朱琳也跟随代表团参加了庆祝活动。 那天下午她来找我。我当时已经从最初住的那家临街的招待所搬到丰满招待所了。我带她到我住的房间交谈，这次交谈讲得更深入一些了。 朱霁凌详细地介绍了她的家庭情况后，我也把我的家庭情况详细地对她讲了。通过这次谈话，我们基本上把恋爱关系确定下来了。我提出来，是不是到我母亲的家里和我母亲认识一下。于是，1958年春节的时候，我和她一起到北京和我母亲见面。母亲见到朱霁凌后非常满意，对她很疼爱。 这次见面后，李鹏独自回丰满工作，留下朱琳在他母亲身边住了一个多月。她们常常同床长谈，赵君陶经常给朱琳讲革命故事和政治时局。日上午，李鹏和朱琳登记结婚。 晚饭时由我母亲出面，在北海公园仿膳饭店包了两桌酒席，主要邀请赵家在京的亲友参加。我记得参加的人除了我的母亲和妹妹李琼外，还有我的三姨赵世兰，和我母亲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战友李沐英，我的三舅赵世炯和三舅母，表哥赵石英夫妇，还有我的五舅母夏之栩，她是我五舅赵世炎烈士的妻子。赵世炎之子赵施格和甲媛夫妇也参加了。大家坐了两桌，都对我们表示亲切祝贺。 我们结婚以后，两人的感情非常好。我到外地出差时，几乎每隔两三天都要给她写一封信，告诉她我到达地区的情况、风土人情以及风景名胜。她也经常给我回信，只要我预定某一天到达哪个城市，她就提前把信写好寄出，保证我到了目的地可以按时收到。那个时期，我们之间的两地通信有好几十封。 生遇到意外 朱琳与李鹏共育有2子1女。其中，长子李小鹏继承父亲衣钵，学习电力专业，现任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山西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书中，李鹏回忆了长子出生时的详情&& 1959年初，朱琳出现了严重的孕期反应，反复呕吐，连饭菜味都不能闻。起初我们还不能确定，到医院检查后才证实是怀孕了。消息传到北京我母亲那里，她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她盼望已久的孙子就要出生了。 1959年的5月，在母亲的不断催促下，我把朱琳送到北京，住在我母亲那里待产。我母亲对她千方百计地加以呵护，使她的身心十分愉快和健康。 但是意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1959年5月末的一天，朱琳陪母亲坐5路公交到我的五舅母夏之栩家探望。在车上朱琳和母亲互相谦让座位时，公交汽车突然急刹车，朱琳向前一冲，一下子蹲下来，结果发现出血了。母亲就急忙叫车把朱琳送到协和医院保胎。一周后，母亲又带朱琳到协和医院。大夫听朱琳主诉后，经过检查，发现情况严重，就让朱琳立即住进危重病房。大夫责怪母亲疏忽，严肃地对母亲说：&孕妇的羊水破了，大人和孩子都有危险，必须卧床休息！&朱琳一进协和医院妇科就单间隔离，不许下床，鞋子收走。 过了两天，还是没有什么消息。母亲非常着急，就给邓颖超同志打电话求助。邓颖超同志马上联系中国当时最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大夫前往协和医院妇产科会诊。当天，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诊断，她（指林巧稚，编者注）瞒着朱琳问母亲：&孕妇的情况很不好，羊水破了，你是保大人还是保小孩？&母亲想都没想说道：&大人也要，孩子也要。&面对母亲这样急迫而恳切的态度，林巧稚大夫说：&那好，我尽力而为吧。& 又过了两天，朱琳的情况终于稳定下来。6月7日星期天，我母亲一早就在产房待等室门口，静静地祝福，我的大儿子小鹏出生了，刚生下来时不到5斤重，刚开始准备放到保温箱，医生看到婴儿的身体状况还可以，就没进保温箱。朱琳和小鹏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母亲每天都要从十几里外的北京化工学院赶到协和医院看望照顾。经过医院观察情况基本正常以后，朱琳和儿子就出院回到了我母亲的住处&&帽儿胡同。 当时在丰满的李鹏听到消息后，既为儿子出生感到高兴，又担心朱琳的健康，只能通过长途电话询问他们母子的情况。1959年11月，朱琳带儿子回到丰满，李鹏到车站迎接他们。看到李小鹏白白胖胖的，他高兴极了。 我在丰满一直住在招待所，房间虽然很大，但只有一个房间，保姆带着孩子和我们住在一起很不方便。于是我想了一个笨办法，用三个柜子把房间隔开，留出一个通道出入。但这个做法也是自欺欺人，小鹏晚上哭闹的时候，我们也会被吵醒。过了一段时间，招待所腾出一个小房间，保姆就带着小鹏住了进去。 我们在生活中还要克服不少困难，比如招待所没有烧饭的地方。好在可以订到牛奶，开水也是有的，母乳不够，我们就用开水把牛奶煨热再喂给小鹏吃。招待所没有浴室，给小鹏洗澡成了难题。我们就买了一个大瓦盆给小鹏洗澡。小鹏的吃住和洗澡问题解决了，但我和朱琳的吃饭问题也遇到困难。我们白天上班，早饭和午饭可以在单位的食堂吃，晚上只好带点饭回来，用酒精炉热饭吃。 李小琳出生在儿童节 李鹏唯一的女儿李小琳出生于1961年，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电力系统及自动化专业，现为中国电力国际兼中国电力董事长。 朱琳怀上这个女儿后，李鹏任东北电业管理局副总工程师兼调度局局长。一家人住在东北电管局的职工宿舍里。房子是一套二居室，使用面积34平方米，很新，还铺了木地板。李鹏夫妇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心里很满足。 1961年，小琳快要出生的时候，我们把小鹏送到了北京他奶奶那里抚养。临行前，朱琳专门为小鹏做了三鲜馅的馄饨。我们看着小鹏津津有味地吃着，吃完一碗又要一碗。想着儿子就要去北京了，朱琳心里有些酸楚。 日，是国际儿童节。我一直守候在产房的过道里，焦急地等待孩子的出生。到了中午12点钟左右，我听到产房里面传出了婴儿啼哭的声音。我看到母女平安，心里才踏实下来，就急忙赶去参加东北电管局召开的生产调度会议了。 李小琳出世后，李鹏和朱琳就不直接喊对方名字。李鹏称朱琳为&大琳&，和女儿李小琳区分开，朱琳叫李鹏&大鹏&，和儿子李小鹏区分开。这个称呼一直延续到今天。 小琳出生以后，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乐趣，但由于当时是三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时候，也给我们的家庭增加了不小的负担。因为母乳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所以大琳一直坚持自己喂奶，小琳吃了一年多的母乳。当时，大琳本身营养不良，又给小琳喂奶，影响了产后恢复身体。 那时大家生活都很困难，我作为高级技术人员，国家给了一些优待，所以生活条件比一般工人要好一些。小琳出生后，营养品的需求量增加了，食品需求也增加了，我就骑着自行车到郊区的市场上买了一些蔬菜、鸡蛋、小米等副食品，给大琳补充营养。后来经过局里批准，订了一瓶牛奶，晚上给小琳喝。 曾犹豫要不要生李小勇 李鹏幼子李小勇，出生于1963年。他的到来，对李鹏夫妇来说，算是一个意外。 当时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大琳的身体也刚好，我们就犹豫是不是要这个孩子。后来，大琳到铁路医院做妇科检查，妇科的巴主任检查完说：&根据我的长期临床经验，你怀的这个孩子可能是男孩。另外，依我的经验，月子里得的病要月子里养，妇女在月子里得的病，在下一个月子里就能治好。&这样，我们就决定要第三个孩子。如今，小儿子李小勇一听我们讲这段历史就非常&生气&，说：&谁说的要消灭老三？& 大琳那次怀孕肚子特别大，大夫检查发现好像有两个胎心在跳，可能是双胞胎。我们为了提前准备好孩子出生穿的衣服和用具，决定到医院做X光检查，以确定究竟是不是双胞胎。那天晴空，我陪大琳到医院照X光，结果仪器显示只有一个胎儿，不是双胞胎。 日，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在沈阳铁路医院诞生了，正如医生预测的，果然是个男孩，出生的时候重达8斤，又白又胖，十分可爱。开始我们打算给他起名叫小陶。我的父亲在八一南昌起义的时候化名李陶，我的母亲叫赵君陶，所以想用这个&陶&字给孩子起名。后来征求我母亲的意见时，她不同意，认为这个字犯上了。她说：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应该继承他爷爷的事业，做一个军人，就叫李小勇吧。说来也巧，1979年，李小勇果然参了军，当了一名小战士，在部队受到了锻炼。 有了三个子女，这个小家庭很温馨。日，为纪念结婚50周年，李鹏和朱琳在北京的住处举行了小小的庆祝活动。 50年说来话长，我们经过了很多的风风雨雨，可以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彼此激励，相互帮助。50年来，我们的感情一直非常好，不少人，包括我的同事和外国友人，都称赞我们两个人为模范夫妻。能够找到这样的终身伴侣，我感到非常幸福。 从个人成长经历，到与家人的相处细节，在完成了对自己前半生的回忆后，李鹏并没有停笔的打算，而是要继续完成1983年至今的回忆录。&这一写作任务会更加繁重，我当尽力而为。&
[责任编辑：万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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