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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5年为尺度，比较中日两国经济增长历程，会莫名涌现一个巨大的谜团。以下数据来源于中日两国统计局。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74%，GDP由3076亿美元增长到22248亿美元，累计增长6.32倍；年，日本年均经济增长率为5.4%，GDP由824亿美元狂升到29677亿美元，累计增长35.02倍。也就是说，同样是在25年间，中国以几乎比日本高一倍的速度发展，换来的经济成果却不及后者的五分之一。此期间，日本由一个普通发展中国家迅速窜升于最发达国家之列，人均收入飙升到24000美元，提高近30倍；而中国仍然在中低收入水平打转，人均刚刚超过1700美元，不及人家的零头。这真是一件咄咄怪事。 A.的中国以美元表示的GDP综合增长6.23倍，年均8.24%。其中：经济增长率年均9.74%，累计推动实质经济规模增加9.22倍；通货培胀指数（以2000年为100）由25.4变为107.0，累计使名义经济规模膨胀3.22倍，年均通货膨胀率5.93%；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1.4984：1变为8.1949：1（均为当年平均汇率），人民币累计贬值4.47倍，年均-7.03%；统计口径调整累计为-8.3%，年均-0.32%。 B.的日本以美元表示的GDP综合增长35.02倍，年均15.41%，其中：经济增长率年均5.4%，累计推动实质经济规模增加2.73倍；通货膨胀指数（以2000年为100）由23.3变为89.3，累计使名义经济规模膨胀2.83倍，年均通货膨胀率5.52%；日元兑美元汇率从358.3：1变为137.7：1（均为当年平均汇率），日元累计升值1.60倍，年均3.9%；统计口径调整累计为-3%，年均-0.12%。由此可见，两国此期间通货膨胀率相仿，统计口径调整系数差距也不大，主要的不同之处，就是两国货币汇率走了截然相反的道路：日元一路攀升，推动日本经济对外规模水涨船高，稳据全球第二把交椅，而人民币大幅贬值，导致我国经济总量严重“缩水”。25年来，倘若没有人民币贬值（兑美元汇率保持在1980年水平），那么今天的中国GDP名义规模要大得多，人民也要富裕的多。2005年应该是121697亿美元，与美国不相上下；人均接近10000美元。进一步假设，倘若人民币像日元一样，在25年间升值1.6倍，则本文引子中的“悖论”和谜团就不复存在了。那样的话，2005年中国GDP应达到316412亿美元，人均2.4万多美元，与1989年的日本几乎一模一样。依据逻辑和科学方法推理出来的结果十分惊人，多数人意识上可能一时难以接受。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的无理性贬值确实是20世纪最后20年间世界上的一大怪事。正是它，“吃掉”了中国的迅速崛起，使我国在起飞近30年后仍然莫名其妙地混迹于落后国家行列，而同等时间内日本.为什么呢？归根结底，在于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放弃自主的工业体系。 巴西早已建立了主流经济学家梦寐以求的政治与经济体制，所以它的发展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就是刷盘子的命。俄罗斯刚建立理想的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定着，它的发展是大致可以预期，未来10余年也还是刷盘子的命，只有少许讨论的必要。刷盘子经济非常好预测，一个小时可以刷多少是固定的，别说预期10年，就是预期100年，小学没有毕业的经济学家都可以胜任。可能是主流经济学家算术太差，把刷盘子经济体制定义为梦寐以求的理想经济体制。中国的经济列车在僵化的体制驱动下急行，未来的行方如何，是日本学者爆炒的话题。对僵化体制的研究远没有对理想体制那么轻松，需要大量的数据图表进行比对，得到清晰的认识。这可能已经超过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算术知识，因为我从没有见过他们如此论述过，可能也是他们急着要体制改革的原因之一。由于所处立场，观察角度的不同，结论大相径庭。主要分三类:1.中国经济平安顺调运行，那么2020年中国的GDP大致与日本相当。平淡如白开水，毫无味道。2.中国的地域格差和贫富格差持续扩大，超过一定水准，中国人有《水浒传》的造反情结，是世界上最难管的人民。那么如果遇到金融危机，整个中国会崩溃和分裂，比苏联崩溃更加惨烈。如果被不幸言中，现在真的是处于崩溃的边缘。3.中国的产业发生飞跃，由蛹化蝶，那么2015年，中国的GDP压倒美国。GDP及增长率，只有经济结构相似的国家之间才有可比性，日本学者非常注意这一点，无论是名目GDP还是购买力平价。否则无法解释人均GDP是中国几倍的国家，现在才普及"三种神器"，且还是中国产的。其实日本也经历了这个蛹化蝶的过程，1945一片废墟，1964年新干线开通和东京奥运开催，标志着日本跨入先进国家的行列。靠刷盘子实现GDP增长，根本就不能实现国家从后进变先进。其实日本在1945年已经是先进国家，只是还没有实物，但有技术和人才储备，约20年一发冲天。其实中国70年代末也是先进国家，虽然实物很少，各种技术及人才齐备，与先进国家差距不远，所差的是批量生产的经验与机会，与1945年的日本非常象。还有比日本大很多的国内市场。当时的市场结构非常好，大家的收入相差不多，虽然名目收入虽不高，但实质收入高，是购买国货的好市场，也与日本很象。再加上政府采购和主导，可以很快补足批量生产的经验与机会，再施加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战术，就能使中国的产业迅速实现由蛹化蝶的飞跃。其实整就一个日本成长战略的复制，那么到上世纪末，中国就会在GDP上压倒美国。当然刚开始生活改善不快，日本也是进入60年代后生活才改善的，但会越来越快，一发冲天。毛泽东远见卓识，在70年代初时就已经看到了中国即将毕业，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80年代出现了战略偏差，源于自己定位错误。中国虽然清贫，但却已经博士毕业，是先进国家，怎能是刷盘子打工仔可以相提并论，即使当时的打工仔比中国有钱。一算人均GDP比人家少了一大块，着急了，赶快学着打工仔刷盘子打工，也就是参与国际大循环。提出"到本世纪末翻两翻"的奋斗目标，缺乏远大理想。博士刷盘子怎能是普通的打工仔可比，刷盘子的效率高多了，刷一小时的盘子，可比打工仔刷几天。一下子收入激增，原来是刷盘子而不是读书，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啊，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能力与众不同。于是把参与国际大循环刷盘子做为经济战略。刚开始博士每天只刷一个小时盘子，生活改善奇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每天刷盘子的时间越来越多，收入当然也扶摇直上。学业逐步荒废，单位时间刷盘子的效率下降。约20年后，博士每天已经要刷8小时盘子，由于学业荒废，刷盘子的效率与普通打工仔相差不多，收入增长缓慢。博士着急了，是不是自己刷盘子的积极性不够，于是各种改革措施纷至沓来，每天12，16，或干脆24小时刷盘子方案都出来了。直到现在，这位博士还没有搞清楚到底什么是收入增长的动力。
经过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到今天，以钢铁、机械、电子和化学为中心的基干产业全线崩溃，钢铁业只能做粗钢，化学也只能生产初级原料，半导体产业早已消失，机械行业行将就木。中国几乎不能够独立设计生产现代化的工业产品，武器装备依赖进口，国民经济所需的各种装备也依赖进口，中国作为工业国家的基础已经瓦解了。没有基干产业的支持，所有的产业要么依附于外国，要么变成炒作者的泡沫。中国经过了百年轮回又走上了清末民国"水际制造业"的发展道路。使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依赖外国市场的发展模式，使中国的研发能力急速瓦解，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水际制造业"只需要高层管理者、高级官僚，和底层从事简单机械劳动的人肉机器，不需要多少有知识有技术的中间管理者和工程师。人口的再生产也适应这种需求，教育产业化，使人肉机器的下一代还是人肉机器。即使大学毕业，也不能接受独立产业培训，还是人肉机器的候补。而高层官僚子弟和买办资本家的后代留洋镀金，从思想上与西方接轨，自然受外国资本赏识，回国继续作威作福作买办，为外国组织廉价劳动力生产。一个日益两极分化的社会在中国不仅有其政治氛围，而且在整个产业结构方面也已基本成型，因此很难逆转。中国的经济改革路径解决了精英阶层的经济需要，但却未能解决产业发展问题，也就无法改善大多数国民今后的生活状态。 毛泽东时代大方向是非常对的，包括人口问题，只要重工业运转起来，技术上来。人的吃穿用，都可以从国外进口，根本就不用担心什么。现代工业社会，所有的财富实际上就是重工业创造的，这种认识，日本人根深蒂固，什么GDP全是白忙。大家吃喝玩乐就可以了，跟本就不需要给外国人当装配工刷盘子。只要中国的重工业优秀了，那么中国的经济很快就会飞起来，根本就不是什么年百分之多少。只要重工业足够牛，就是把RMB对US$的比价倒过来，大家都没有脾气。老子的GDP就是美国的10倍。在重工业运转起来之前，任何改善生活都是对民族的犯罪，破坏重工业的也都是对民族的犯罪，这是日本人的铁律，也是日本被打倒后还能飞起来的原因，可能是日本所处的环境太恶劣的缘故，一场大地震，全瞎忙。所以日本人能够找出真正经济的原因，受灾后该如何恢复。轻工业和服务业能够创造GDP进行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好了就可以和别人较量，其实就是个陷阱。
工业化国家和非工业化国家GDP增长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一个是资源实物大量流入，而后者确是流出。而且就算非工业化国家GDP每年以两平数增长，工业化国家不增长，令你自好骄傲讲面子的人均GDP到时候也永远超不过别人（因为一旦人力成本一高，外资马上就走人，把它们的基干产业一彻，接着中国就瘫痪了，接着人民币狂贬），面子上也不会好看，而且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会被别人像抽血机一样抽走财富，这是工业体系白痴们所无法明白的。
其实只要重工业发达，把人民币的币值调过来就是了，各位没有脾气，老子的人均GDP就是每美国的十倍。这样做不是胡来，可多数学文科的和据具有文科思维的人是无法理想解和想像的。
其实道理很简单，不断你国家的币值与美元的币值是多少（官方定为多少，国际贸易为多少），只要你的重工业体系优秀，美国人能生产的，你也能生产，而且产量不低，技术水平一点也不比人差。但是由于不同的工业体系，技术标准根本不一样，也几乎没有什么交流，所以对换率根本不说不了什么？如：美国人当初有IMB的个人电脑，苏联人有自产的六边形个人电脑，美国人有它们的汽车，苏联人有自产的莫斯科人、福特加等汽车，而且生产能力相当。这个币值对换率能说明什么？
不同的工业体系之间的之种道理，其实马克思也论述过，正如村里的人把村内的有特色的农产品带到大一点的村，有时他们的东西就会变成破铜烂铁一样。又如宽轨上的列车把它放在窄轨上那会怎么样？不就变成破烂了么？相过来窄轨列车放在宽轨上也是如此。所以就算以后的俄罗斯人均GDP超过苏联时期，也不可能真正达到苏联时期的水平一样，因为这时俄罗斯已没有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它以参加国际大循环。
实际上朝鲜和韩国这种国家本质上也是没有区别的，前者依附于当时的苏联工业体系（在苏联没有解体之前日子也是不错的），后者依附于西方工业体系。
实际上非工业化国家，生产和组装消费品的机床、零部件、核心原料、技术等都来自工业化国家，只不过是给人组装罢了。根本不需要什么技术，要人肉机器就行了，所以大学生在这些国家也只不过是人肉机器的候补对像。而且要进口大量的生产资料，那么就会有大量实物资源流出。中国现在的状况正是如此，在搞去工业化，融入西方工业体系，放弃自主的工业体系融入国际大分工。
所谓消费带动经济，完全是汉奸经济学，那么生产消费品的机床、零部件、核心原料、技术等来自哪里？还不是工业化发达国家，这要输出多少实物，完全是人均拼人家的机器，只有蠢猪才会去做，从这个意义上就可以说GDP是一砣屎，多数蠢猪一样的中国人喜欢吃屎！重工业两三年就可以翻一翻，它有在指数上增长和技术上不断加速的作用，这一点轻工业、第三产业一切其它行业是无法比拟的。 所谓市场经济的实质的提高人的效率，计划经济是提高机器的效率，所以日本的中核产业全是计划经济。相当于用我们的血肉之躯去拼钢铁，又在做义和团拼洋枪洋炮的事，还以为自己能够复兴。日本为什么研究中国的基干产业，而不怎么去研究GDP。在日本人眼里，GDP纯粹是泡沫，因为各国算法各不相同，是靠产经联大树撑着的。中国为了GDP已经走火入魔，房价涨了GDP就来了。但民族的产经联倒了，日本和美国把它的产经联一撤，整个大厦轰然倒地，人民任由宰杀。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已经算发达国家，已有完整的工业体系。80年代以前经济也是高增长，为什么改善生活不快，因为一切资源都用在重工业上，也就是用母机来复制母机、只进行技术研究和更新，不准备把有限的资源用在消费上。这种对法对于长远完全正确。假设一下，以轻工业、消费业为主，我们要进口多少机器设备，会有多少资源流出，这和殖民地没有什么区别。大家难道不能用数学公式算一下么，对于长远哪一种方式改善生活更快。在基干产业没有强大之前，改善生活是对民族的犯罪。如果继续压强消费，不要改善生活之么快，到2000年时已经是第一工业大国，到时候人均GDP也会是世界一流的，而且还会有大量实物资源流入，没有必要一定要与西方工业体系进行循环，与第三世界循环是一样的，没有钱就印，贷款给第三世界国家，让它们用我们的机器、加工出的原料和技术给我们生产消费品，消耗它们的无穷人力和资源。慢慢从第三世界入手就可以架空西方工业体系，到时候世界也是我们的，任何国家的GDP（钱），必须建立在中国工业体系之上。中国就会像抽血机一样抽走它们这些夷类贱种的财富，中国人将永远生活在自己的天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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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贴，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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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经济体制二战后，日本一片废墟，殖民地纷纷独立，原有的财阀体系被盟国解散，剩余的军舰飞机等军用物资也被收缴一空，几十年的工业积累毁于一旦。整个日本的经济体系必须在这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从头开始，然而，20余年后，日本一跃而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分析这段奇迹般的发展过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日本的经济现状。战后的日本，百业凋敝，极端缺乏资本，但日本并没有开放市场，吸引投资，指望外国投资者解决问题，而是于1946年成立了经济安定本部。也就是后来的经济企画厅（相当于中国的计委）。关于这个机构的性质，从经济安定本部1947年的《经济实相报告》可以看出个大概："基于收集的资料和统计数字，把我国的经济现状向国民传达，想要国民一起考虑和解决问题。每个国民需要像考虑自己的家计一样考虑国家经济"，提出了"国も企業も家計も赤字"著名的口号，意思是无论国家、企业还是家庭开支都出现了赤字，以此号召全体国民团结起来共度难关，争取国民理解和协助。经济安定本部迅速宣布了一系列硬性的经济管制措施，主要有四项：1．基于"临时物资需给调整法"的物资管制；2．基于"物价统制令"的物价管制；3．基于"金融机关资金融通准则"的资金管制；4．基于"贸易等临时措置法"的贸易管制。四项管制，管死了企业的方方面面。而严格的金融管制和币制改革则抹杀了一切贫富区别，无论是皇族、华族、财阀家族，还是平民，在剧烈的通货膨胀中，每人每月只能从银行提取500圆的存款（当时的工资约500圆），所有的存款、国债、社债、股份都在猛烈的通货膨胀中化为废纸。日本的上层能够在经济崩溃时与人民同甘共苦，而不是先富，这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主持复兴计划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派的经济学家有泽广巳，提倡"倾斜生产方式"。所谓倾斜生产方式，就是抛弃利润，产权等如今最热门的概念，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煤炭，钢铁两个行业，生产焦碳是为了炼钢，炼出的钢材又优先供给与煤矿生产相关的工厂，煤铁两部门循环扩大，最终恢复基干产业，为下一步发展做准备。在这个循环过程中，资金全部来自复兴金融金库（政府全额出资的国营银行，任务就是向煤炭、钢铁、电力、肥料四部门重点融资）的贷款，由于工业部门没有生产任何最终产品，也就无所谓利润，帐面亏空由国家银行印钞票弥补，因此引发高通货膨胀在所不惜。尽管这个煤铁复合体在狭小的国土上滥采自然资源，不关心任何利润，但经过数年艰苦的努力，日本再次在缺乏外汇的情况下重建了独立自主的核心产业，最终能够做到出口成套设备，进口原材料，在获取长期利润的同时保护了国家的资源。（日本的煤铁复合体不是特例，欧洲战后也有类似的煤钢同盟。）在重工业优先的国策下，整个日本的资源都被集中，服务于体内循环的重工业，消费品工业（轻工业）无法从重工业取得物资，被迫停产。日本人的生活水平被压到最低，只能靠本土残存的农业生存。农地改革，使农民获得土地，使他们能够承受低的粮食收购价格和高的税收。粮食和极少量生活必需品均采取统购统销，按人头配给，自由市场则被取缔，每个日本人每天只有四支火柴的定额，一年才能得到一块肥皂（《日本经济白皮书》："配给的实绩，比如火柴1人1天只有4支，肥皂1人1年1个"），只有少量来自美军基地的物资及一些隐匿物资能够在黑市上缓解这种极度匮乏。这种匮乏不仅仅限于日本平民，而是基本平均的施加到整个社会，举个例子，1947年10月，东京地方裁判所就有一名34岁的法官，由于遵纪守法，拒绝食用黑市的粮食，营养失调死亡。严重的普遍贫困，并不能阻止日本人继续实施经济管制和政企不分的国策，1946年8月，经济界成立了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连），它是战前的日本经济联盟会及战中的重要产业协议会的延续，这个团体包括了所有的大型工业企业、金融企业和高技术工业。1948年2月，在已经存在的行业协会、地区企业协会基础上，进一步成立了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日经连），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也被联合。日本的企业从此要受到统一的指导，至于这种联合体更重要的作用，后面谈日本政治结构的时候将会详细论述。2002年5月，大企业团体经团连与中小企业团体日经连合并，组建了新的经团连。会员总数1，623社、团体。其中，日本的主要企业1，306社、行业协会（如日本钢铁联盟，日本自动车会等）性质的全国团体129个，地方性质的经济团体47个。会长是丰田自动车的会长奥田硕，副会长则是新日铁、三菱重工、住友商事、东芝、SONY等日本大公司的会长。以上介绍的是日本战后的应对措施，但在战争带来的冲击过去以后，这些政策并没有作为临时措施受到取缔。而是成为了日本的一贯国策。主要的表现就是日本财阀集团的重建。日本战前，几个财阀家族拥有大部分工业资产，垄断了大部分行业，战后，财阀家族不再拥有股权，也被强制排除在管理阶层之外，并禁止出任公职。但这种变革并不导向一个产权清晰，自由竞争的市场化经济体系，相反，产权集中程度比战前更甚，财阀垄断转向了政府垄断。改革手段也不是采取宏观调控政策，基本以直接行政干预为主。1946年日本政府强行从资本家手中征收了相当于GNP10%的财产税，并通过金融紧急措施、农地改革等，在战后猛烈的通货膨胀中用纸币赎买各种资产，到1947年，日本的财阀及非财阀系的主要企业，大部分股份被集中到持株会社整理委员会、闭锁机关整理委员会、大藏大臣等政府机关的手中。等到重组结束，日本的大企业有国家股，个人股，各企业间也相互高比例持股，纠缠不清，同集团的经营者结成社长会，如金耀会（三菱）、五日会（三井）、白水会（住友），进行情报交换和协调行动，统一及调整集团意志，占有全部的经营权力。在这种体制下，根本不能指望个人通过买卖股权或参与股东会议来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拥有大部分工业资产的财阀家族被赶走了，但由于这些家族下属的企业之间分工配合紧密，股权又多半被收归政府，在短时间内，与原来的财阀企业相对应的大企业集团又纷纷出现，日本的经济又重新被大企业集团所控制，与战前相比，垄断程度变本加厉，而企业股权又多集中在政府或由企业相互持有，经济体系距离理想的自由市场经济越来越远。50年代中期出现了三菱、三井、住友等企业集团，60年代初又形成了富士、第一和三和，共6大集团。日本的大银行也归属各个企业集团，并且一一对应--三菱银行、三井银行、住友银行、富士银行、第一银行和三和银行。近年由于银行不良债权问题进行了合并重组，剩下4大银行，分别是三菱银行、住友三井银行、瑞惠（富士、第一）银行和UFJ（三和）银行。这些大型集团的成立，并非各个组成企业各自的独立选择，而是日本经济部门统一的规划所致。大企业集团本身掌握了日本的核心资产，还能够干预大量集团外企业的活动，进而掌握了整个日本经济的脉搏。它们的主要控制方式有两种：1．利用金融进行投资控制和利用技术优势进行控制。金融控制是指大企业集团所控制的银行为外部企业提供资金,战前各个财阀银行主要给本集团的企业融资，如今各个大集团银行大约只有20%的贷款是提供给下属企业的（伞下企业），这使大量的中小企业听命于大集团，增强了大集团的控制能力。在高度成长期，日本企业的平均自我资本只有17%，据1993年的统计，企业的总资本中，私人股份仅占23%，个人大股东已经消失，剩下的主要集中在以金融机关为中心的法人手中。政府对金融机关实行"护送船团"的保护，并进行"窗口规制"和"窗口指导"，以统一计划引导贷款的投向。近年由于银行大量的呆坏帐，政府大量购买银行股份或向银行大量注入公的资金，事实上国有化。大企业的会长和社长，基本不拥有股份，而是由从业员逐步提拔上来的管理者，所有权和经营权彻底分离。2．技术优势控制是指以大企业为核心，控制大量的配件工厂、合作工厂等中小企业群。大企业不断挑选中小企业进行间接控制，通过持股、金融援助、人员派遣等进行经营指导，特别进行质量管理等技术指导，还把它们编入自己的经营计划。特别培养，比较典型的有日产的宝会，丰田的协丰会，三菱和川崎重工的下请协同组合等。当然，鉴于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结合之紧密，两种控制方式并没有被严格区分，例如大集团的下属银行采取一种被称为"系列One set支配"的独特投资政策，对新兴产业进行成龙配套的投资，便于系统地利用外国技术，中小企业只是在名义上才享有经营上的独立性。日本即是资本主义又是社会主义，又两者都不象，可以称为会社主义或企业主义（引自《日本经济史[2002年版]》）。日本整是一个会社（企业），叫"日本株式会社"。下面的图引自《日本经济入门[2004年版]》，这本书从1985年开始，一年一版，是日本大学经济专业的参考书。此书直接称呼"日本型社会主义"，图是原图，只是为了理解方便，把片假名词汇用英语原词替换了。图1 高度成长期的日本经济体制日本不是资本主义吗，怎么又变成社会主义了。其实名字不重要，关键看是如何运做的。日本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围绕Full Set产业构造，Full Set是全套完整产业链的意思。金融部门向重点产业低利融资，日本企业自我资本很少，大部是银行的金融资本。如果银行清理呆坏帐，追求经济效益，日本立即休克。政治面是自民党一党支配的官僚体制，其实自民党只是代理人，真正支配的是背后的经团连"民僚"。官僚--民僚对价格进行控制，价格竞争排除。输出产业奖励，因为日本没有资源，要靠出口换取资源。输入则严格限制，强制进口替代，积极导入技术。整个产业采用护送船团方式，即协调统一发展，不是某个行业超常发展，也不让另一些行业掉队。总之，日本的经济政治体制是以计划为主导的保守僵化的体制，运行效率是不高的，效益是很低的。政府为了培养自己完整的产业，欠了一屁股烂债。银行也有数不清的呆帐，还没有办法清理，只有靠政府印钱补贴银行，来个事实上的国有化。即使是民营，也不知道老板是谁，日本企业的大股东是法人，法人间相互持股，个人大股东早被消灭了，日本是经营者支配，产权不清。进入90年代后，日本经济不景气，进行构造改革，但只是嚷嚷，没有实际动作。日本的这套体制与苏联有很深的渊源，叫社会主义也不过，反正现在也没有人能够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1939年，日本在中苏边境与苏联打了一仗，全军覆没，被苏联现代化的装备吓呆了。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获胜，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日本还西伯利亚出兵，与列强一起绞杀俄国革命。20年后，日本远远落后了。于是，在1940年仿照苏联模式，物资调拨，向重点产业倾斜，摒弃"利润"，构造了战时计划经济体制。现在的日本经济体制也被称为1940年体制。苏联模式很有成效，但很快也发现了问题，于是进行了一通改革，最终形成了战后的经济体制。在《工業化の軌跡--経済大国前史》（岡崎哲二. 読売新聞社，1997年2月）的封面上这么写着：计划与市场纠葛的经济体制在战后的废墟中保存了下来。战败后，财阀解体，农地改革，资本家和地主被清除，企业由从业员支配，越发象苏联的体制。战后的倾斜生产，则由社会主义计划主义派经济学家有泽广巳主导，完全是苏联的做法。其后又进行了改革，最终形成了现在的1955年体制。这套体制有3个明显的特征，1是整体协调，2是价格控制，3是进出口控制，找不到自由市场的影子。除了内部的垄断（或寡头）经营外，日本对外贸的严格管制一直持续到今天，尤其以技术引进为甚。日本企业引进技术是需要个别申请，由外资审议会后才能获得外汇和引进许可的。主要不是为了节约外汇，而是着眼长远，防止成套技术引进打击国内的自主研发能力，日本制定了如下的审查基准。1．只能促进不能损伤自主技术的发展；2．技术导入不能使即存的产业秩序发生混乱；3．技术导入不能使中小企业陷入困境；4．技术导入的企业有其它相关技术和资金配套，能够灵活使用导入的技术。这些判断基准是暧昧的，可以有多种解释，具体负责的官员有否决权。贯彻"一号机输入，二号机国产"的方针。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给外资超国民待遇，无保留的放纵外来技术打垮自己的研发力量形成鲜明对比。在大企业集团的垄断经营下，日本的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基本为少数联系紧密的集团企业垄断，剩下的只有农业。但农业也不是市场经济的天堂，战后日本确实进行了农地改革，土地被无偿平均分配，产生了大量的自耕农，但农民并非单独面对市场，而是加入农业协同组合等组织，农资的购入和农产品卖出主要通过农业协同组合进行。农业协同组合的组织图如图2。图2 农协系统的主要组织图根据2000年的统计：农产品贩卖类农业协同组合在农业相关产品贸易中占的比例为谷物96%、牛奶95%、肉类85%、蔬菜水果92%。农资购入类农业协同组合占的比例为饲料67%、肥料83%、农机具71%。这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解散农民组织的政策完全相反。不过日本的农业并不是赚钱的产业，主要还是作为日本这个岛国的一种储备资源，保证在国际市场动荡，粮食进口困难的时候日本人不至于没有东西可吃，这里就不做过多比较了。
后发的工业化国家而言，虽然可能通过明确的发展路线和集中资源的方式迅速建立重工业体系，但由于先天不足，建立重工业体系并不等于解决了所有问题，即便重工业体系已经开始正常运转，能够为轻工业和农业提供资源，由于它因新生而不稳固的地位和相对较差的水平，它不得不应对来自内外各方面的挑战，稍有不慎就会丢掉来之不易的希望。影响它运转和升级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四个。　　首先是来自西方重工业体系的压力。　　在这场工业化的竞赛中，先行出发的西方重工业体系已经领先了数百年，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精度、灵活程度都远远超过后发国家。西方可以用更少的资源和人力成本制造出比后发国家更先进、质量更好的产品，更何况西方国家早就通过投资、军事占领、政治扶持等手段控制了许多资源富矿，资源采集成本要低的多。如果这时候解除贸易保护，商业和轻工业自然会选择向更发达的重工业体系获得物资。鉴于重工业体系最终还是要通过向传统产业部分输出工业物资来换取资源、人力，检验自身的发展方向，一旦传统产业部分有机会用同样的人力和资源交换到更多更好的物资，本国的重工业体系也就死期不远了。这种压力在国际上体现在西方要求开放市场的压力，在国内体现为那些要求与西方重工业体系相结合，进行看起来更"合算"的贸易的轻工业-商业集团（买办集团）为实现自由贸易而做的努力，具体到个人，则体现为西方重工业体系可以用更高的薪水和发展前景挖走第三世界国家的全部工业化人才。　　落后的重工业体系无法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与先进的对手进行竞争，除非前者努力发展，缩小与后者的差距，才有可能改变不利的局面，但在落后国家的重工业体系不断升级追赶的过程中，在经济上遇到的阻力往往越来越大，事实上，西方和买办集团要求开放市场的理由往往正是由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努力所制造并加强的。这听起来很荒谬，但确实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下面的模型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某国的传统农业部门在得到工业物资A(可能是某种数量的化肥，也可能是机械、农药、种子）后可以多生产价值10亿元的粮食，那么，在这个国家没有重工业体系的情况下，西方可以为工业物资A索要9.9亿元的高价格。反正只要价格少于10亿元，这个国家的农民就必然会接受，即便西方只用1亿元成本就能制造这些物资，农民们也无可奈何。但如果落后国家一部分人努力打造了独立的重工业体系，可以以5亿元的成本制造同样数量的物资A,那么西方索要的价格就不可能比5亿元更高，随着西方对先进工业物资的要价越来越低，西方发达国家和买办集团要求解除贸易保护的理由（互惠互利）也越来越充分（与索价10亿元相比）。只是一旦这个独立的重工业体系解体，根据资本获利的本性，价格又会重新跳回9.9亿。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象中国和苏联这样的人口和资源大国脱离西方中心体系后，其余国家所能提供的人力和资源相对过剩的现象也有了很大改观，甚至为了保证不再有国家继续脱离西方体系，西方还可能会在工业物资和技术的价格上向某些位于对抗前线的"边缘国家"如台湾韩国倾斜照顾。这种现象也使西方的霸权看起来更加"温柔"，往往会成为买办集团主张贸易自由的论据。　　第二种阻力来自思想文化领域。　　根据前面的分析，既然自由贸易将使落后国家永久性的居于依附性地位，既然只有贸易保护和在政府下有意识的建立重工业体系的努力才能改变这种命运；那么，极力提倡自由贸易和政府不干预经济运行的西方经济学和与之配套的社会、文化结构自然会对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制造障碍。事实上，即便把包括英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考虑在内，历史上也没有在自由贸易下进行工业化的先例，诸多试图通过自由贸易改变命运的落后国家更是无一成功。西方经济学的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　　当详细分析西方经济学时，作者不得不承认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确实有其合理性。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结论在逻辑推理上无懈可击，从微观上看，基本假设也都能在现实中找到例子。如果各个文明在生产技术上始终处于大致平衡的状态，如果没有哪个部门能够对所有其他生产部门造成显著影响，西方经济学确实可以解释和指导大部分经济活动。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工业革命把庞大的重工业体系塞进了平稳发展的传统社会，彻底改变了经济体系的绝对生产能力和发展规律。从此，地球的边界限制使全球资本主义无法找到足够的购买力，进而限制了西方重工业体系的发展。再考虑到既有重工业体系对新兴重工业体系的干扰、考虑到全球知识产权-专利制度下边际成本为0的技术商品因天然垄断性而无法按边际成本出卖、以及建立重工业体系的规模壁垒........这个世界事实上长期处于重工业体系相对稀缺的不平衡状态。本书作者认为西方经济学最致命的问题就在于无视这种重工业体系的相对稀缺，或者认为这种状态只是一种暂时的不平衡，长期的世界经济发展自然会使这种不平衡迅速消失。看来，西方经济学的要害并不在于自相矛盾，也不在于逻辑上的混乱，而是因为没有与工业革命以后的现实社会相结合。当然，如果我们放长眼光，把1000年作为我们考察经济的时间单位，那些认为不平衡态会消失的学者们或许是对的；不过，1000年后的大同世界只对追求理论完美的学者有意义，对于本文作者和同时代的读者而言，更现实的是如何让自己和同胞们享受到工业化的利益，让每个人都能在工业时代赶上时代的步伐，活的象个人。　　既然后进国家无法用西方经济学来指导自己的工业化进程，为了避免重新走上错误的发展道路，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为什么一个与现实严重冲突的理论能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然后才能提出解决方案。　　首先，虽然理论与现实的冲突总是以理论让步而告终，但认识到理论与现实的矛盾需要对现实社会做长期的观察和总结。在我们的时代以前有许多天才，有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但没有任何经济学家能象我们一样回顾数百年的工业化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代人观测到了中国苏联两个重工业体系的崩溃，这才能让足够多的人深刻的认识到西方经济理论的问题，并给出经过修正的替代方案。在这以前，因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相对反对者发展的足够完善，因为西方经济学确实能解释一些局部问题，所以这种理论一直能占据学术界的上风并干扰后进国家的发展。不过，光用理论自身的完善程度解释一种学说的社会地位是远远不够的，毕竟理论只是社会运动的副产品，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简单的回溯一下历史，找出西方经济学的社会基础：　　在早期农业-手工业社会，由于农业-手工业技术没有得到充分扩展，生产波动非常大，同时社区冲突不断，个体农民和商人不可能进行独立生产，只有贵族（或祭司、长老）介入生产，组织生产，把生产和战争（进攻和防御）相结合才能保证社区得到最大限度的财富。欧洲中世纪和中国前秦时期，以及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社会都是这种社会的典型例子。在这种诸侯割据，军事-宗教贵族垄断公职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必须安于自己的位置（一般来自血缘继承）；贵族既要管理社会，又要对社会里的每个人的生计负责；自由市场和纯粹的经济竞争只发生在无法互相吞并的社区之间，一般与个人没什么关系。　　随着整体经济水平的发展，农业技术逐渐扩散，交通网络不断扩张，各个地方社区在战争和文化的作用下合并，经济和军事安全问题都逐渐好转，自耕农和独立商人才有逐渐出现的可能。而上层阶级也逐渐发现，让原来被严格控制的属民转化为自由经营、纳税的自由民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上层阶级的任务逐步由管理整个社会收缩为治安、水利等少数职能，大部分人民能够自主的选择职业和经营方式，通过个人和企业间的自由贸易来维系物资的周转。这种社会的典型例子是工业革命以前的近代欧洲社会，中国汉朝以后的社会，尤其是宋朝、清朝社会也基本上具备了这种社会的特征。显然，提倡自由市场、私有产权，指望竞争提供经济动力的经济学思想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才会出现，这与史实是一致的。而大部分成熟农业社会也在这个阶段建立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相类似的观念，并乐于在低关税条件下与整个世界进行贸易。　　在工业革命爆发以后，幸运的西方国家率先建立了重工业体系，得以在一个接近自由贸易的世界体系中占据了优势，而且还能通过自由贸易来巩固这种地位，对于他们而言，西方经济学当然是一种非常合适的理论。而西方以外的落后国家除了日本以外，均未能建立独立的重工业体系，因此在这些国家，最强大的经济集团是组织本国原材料和简单劳动力出口，进口先进工业产品的买办经济集团，从短期效果来看，向自由贸易体系中出售更多的资源和劳动力，进口更多的先进产品也确实提高了利润。按照社会运行决定思想文化的规律，无论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都因各自的经济结构继承了前工业时代的经济思想。在以西方为中心的经济体制下，未将工业革命本身纳入理论的自由贸易学说得以保持了自身的主流地位。　　当然，各个农业文明的发展水平和方式都不同，在成熟农业社会停留的时间不同，因此文明内生的自由贸易和弱势政府倾向在程度上也有很大差异。以相邻的中国和日本为例，中国自汉朝以后就基本消灭了世袭贵族，以向自耕农和商业收税来维系一个相对较小的政府，日本则在大航海时代前后才开始进行这种转变，直到明治维新前夕仍保留大量贵族和对平民的人身控制，对西方经济思想的抵制较中国要强的多，并因此成为唯一一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后发国家。事实上，这正是近代以来中日发展道路差异的深层文化原因。　　　　第三种阻力缘于重工业体系的自身特性。　　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力量，无论是在军事领域还是经济领域，掌握重工业体系的人从此控制了百倍于以前的能力。正如人类历史上历次进步一样，工业革命也在社会中创造了巨大的不平等，而且因为生产力的巨大飞跃，造成的不平等也是史无前例的。另外，由于工业革命使各个经济部门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进步的动力却依赖于是少数几个核心产业部门，因此在重工业体系内部也存在巨大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反映在经济运行中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常谈的"剥削"，即拥有更多选择和权力的人可以把搏弈对手的要价压到成本线上。拥有相对稀缺的工业资源的资本家可以剥削工人，拥有先进工业技术的发达国家可以剥削第三世界，即便在落后国家内部，能控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的社会集团也可以剥削剩余的国民。工业革命在打破成熟农业社会的社会层次的同时，建造了更加高大的社会金字塔。　　任何熟悉历史的读者都一定清楚，任何两极分化的社会都是不稳定的，除非有新的措施缓解或回避工业革命造成的前所未有的不平等，否则这种不平等迟早会把整个社会撕成碎片、送进火海。在经历了1848年大革命和30年代大萧条以后，西方国家明智的通过社会福利和转移矛盾等方式将矛盾转移到第三世界。其中施行的最普遍的措施就是用严格限制人口流入发达国家（显然违反自由贸易原则，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竟然不能自由流动！），这样富国的劳动力相对穷国的劳动力就具有了很大优势，重工业体系不得不多雇佣本国的人口来完成一些必须在本国进行的工作，虽然这并不符合资本追逐最大利润的原则，但这是为了社会本身生存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另外，在金本位崩溃以后，由于发达国家占据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地位，它们发行的货币（尤其是美圆）即是全球硬通货，西方国家政府可以通过印钞票来供给国内福利、缓和矛盾，引发的通货膨胀则由全球共同负担。　　通过把社会矛盾转移到第三世界，让本国下层人口中产阶级化的方式，发达国家成功的保持了国内的稳定，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购买力不足的问题。虽然国际间的经济鸿沟依然会引发很多矛盾，如恐怖主义，但无论如何，高山大洋和严密把守的国界把一无所有的穷人和富饶社会隔离开来，发达国家得以安宁的享用工业化的利益。后发的工业化国家要贫穷的农业社会白手起家，无法剥削经济殖民地，自然不能象发达国家一样向外释放矛盾。要想完成工业化，它们必须对工业化收益的分配进行严厉管制，防止控制工业化进程的社会集团在无法在国界外进行剥削的情况下将大部分本国收益据为己有。否则承受了大部分工业化成本的下层阶级会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最终拒绝配合整个工业化政策。不过，由于指挥工业化进程的官僚集团和对整个社会负责的政府往往是重合的，指望官僚集团自我节制欲望显然不太容易。因此社会内部冲突严重影响了初步建成重工业体系的后发国家的稳定。毛泽东曾经尝试解决对官僚集团的监督问题，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最后是后发国家的追赶战略本身制造的结构性矛盾。　　从前面简述的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和重工业体系的特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理想的工业体系应该是由基本实行计划经济的重工业体系和需要自由贸易、强调企业独立性和自由贸易的装配工业、轻工业共同组成的。前者对有限关键技术和资源进行投资开发，提供基本的工业物资和机械，后者则基本保持前工业时代的体制，利用这些物资和机械完成最终的产品制造（包括非实物产品）。发达国家通过对核心产业部分国有化和企业之间的互相渗透，基本建立了这种经济体制，只是装配工业和轻工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国家。而对于一般落后国家而言，后者并不缺乏，缺乏的是无法通过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建立的重工业体系。因此，所谓工业革命就是要建立重工业体系。在建立重工业体系的过程中，资源和社会力量被集中控制，有计划的投入关键工业部门，其他传统工业部门和轻工业则被尽量压制。　　对于穷国而言，这当然是正确的战略，但问题在于任何政策都存在运行惯性，在重工业体系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集中一切力量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是对的，但在重工业体系已经初步完善的前提下，必须有相应的轻工业和装配工业来配合重工业体系，才能把潜在的财富生产能力转化为真实的财富。而集中控制一切资源，通过严格计划进行工业投资的体制要么压制了轻工业的发展，要么不区分工业门类试图把根本不适合进行集中控制的企业纳入计划体系(除非,线性规划得以实现)。所以，在中国和苏联，都因为缺乏下游轻工业企业而无法完全利用工业化的成果，苏联尤其严重。日本也存在这种问题，但由于日本的先发优势，可以通过对外贸易，由落后国家承担简单劳动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通管一切经济活动的政策往往与官僚集团谋取特殊利益的举动相结合，并渗透到文化、教育、地方社区管理等方面，过度的集权和计划毁灭了计划本身。苏联的重工业体系是通过计划突然消灭的，中国的重工业体系是通过计划逐步消灭的。　　前面开列的只是中国和苏联遇到的主要问题，要在这个已经为西方严密控制的世界上创造新的重工业体系，相信落后国家面临的问题远不止上述四个。只是在中国苏联的努力相继失败以后，如果再有某个国家试图打破依附性经济的宿命，至少可以借鉴一下失败国家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
中国经济的奋飞如果有足够的资源和劳动力注入，自我重工业体系会呈现出生物般的指数增殖，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如图1。图1 自我重工业体系的指数增长如何获得资源，1大力发展铁路运输，2是尽力提高装备国产化，3建立共荣圈。前两项是节流，铁路从长远看，达到一定的运输能力，比公路对资源的消耗要少得多。日本就是一个以铁路运输为主的国家，虽然家家有汽车，其实是样子货，利用率很低。装备国产化，能够节约更多资源，造一架飞机花不了多少资源，但生产一亿双鞋对资源的消耗是惊人的。即使暂时不能出口，也防止了自己的资源流失。日本是个富裕的国家，但非常节俭，市政府经常定期不定期搞旧货市场，各家庭相互间调剂余缺。现在中国人豪华消费，买1亿日元的车，付出的不是自己的纸币，而是民族的资源。看看日本天皇，日本产什么车，他就坐什么车。然后看如何开源。毛泽东给中华民族遗留下的财富主要不是技术根底，而是政治和文化。看看当年，70年代初，中国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虽然比美苏弱。怎么获得资源呢，就是要输出革命和文化，当时中国做得非常好。比如，八角帽绿军装解放鞋，那可是世界的时装，不仅第三世界国家，即使欧美日本也流行，日本也搞文化大革命。文化很重要，是大买卖，八角帽绿军装解放鞋可以换很多资源。结果80年代后，搞什么呐叭裤牛仔裤，呐叭裤牛仔裤的出身不高贵，不过是水手服工人服，为什么花高价去买它们，因为中国人批判了自己的政治和文化，接受了别人的文化。当年中国的电影、歌曲、书籍，全世界传播，向全世界传播自己的政治和文化，西方和日本都传播到了，是震撼世界的。文化的认同很重要，所谓的市场营销，实际是文化争夺。不信你做个实验，你也去做汉堡包，可乐，虽然它们的味道不怎么样，用料和配方也不怎么样，但你照着做，按照一样的经营管理销售办法，你肯定败得很惨。为什么，是因为顾客认同了美国文化，而不是你的文化。毛泽东在第三世界和西方日本有很高的感招力，其实就是文化认同感，可以创造一流的营销，把稻草卖成黄金，比如卖中国的电影、歌曲、书籍、漫画、汉语，需要什么技术吗？挣的钱和资源不比卖鞋子裤子多吗？结果给否定了，这个巨大的资源没有了。第三世界的人均3000美元赶不上中国的1000美元。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没有钢铁，贫富分化严重，大量的资源被出口到西方换奢侈消费品，比如买西方的汽车。当然，中国也没有能力同西方争夺汽车。怎么办，输出革命，让那些国家均贫富，杜绝奢侈消费，不买西方的汽车，买中国的自行车，在那些国家实现自行车普及。自行车是中国的绝活，西方国家没有办法竞争，中国的工业品虽然品质不高，但能解决有和无的问题，能极大改善生活，它们怎么会不干呢。即使暂时没钱消费，可以贷款，甚至赠款，要他们消费中国的简单实用的工业品，没钱可以印，让第三世界国家都去挣RMB，而不是去挣美元。这样会是什么结果，以美国为中心的架构就被掀翻了，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自我重工业指数增殖除了资源外，还需要熟练的劳动力注入。中国是人口大国，但人口不等于劳动力，需要培训，那么最好的体制就是铁饭碗，大锅饭，两参一改三结合，人浮于事。当然，日本的说法是年功序列，终身雇佣，现场主义。因为技术攻关是跨行业的群体协作，很难分清谁的贡献大小，所以大锅饭好。两参一改三结合突出团队精神。冗员很有好处，在研制的过程中，或产能准备过程中，大量的人员参与了研制过程，成为行家里手，新的生产线建立后，能很快投入生产。中国的情况很典型，比如中国钢铁的摇篮是鞍钢，很多钢铁厂是从鞍钢分裂出去的，甚至2次3次分裂，整是个链式反应。改革前的中国虽然政治挂帅，半心半意搞生产，但工业化的速度比日本快得多，原因就在于此。当然，在自我重工业增殖过程中，消费领域获得的资源很少，人民还比较贫困。但生产出的有限最终消费品，通过合理的配分，比较平均地分配到广大国民中间，使国民能尽早接触现代工业产品，培育工业品市场。日本在经济起飞过程中，也是很多人围看一台小黑白电视。中国进入70年代，随着自我重工业逐步成型，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呈现了指数的暴增，中国经济进入了起飞的快车道。不仅数量上暴增，质量上也突飞猛进，中国的技术突破主要集中在70年代。当我们打开国门，感叹中国落后了，美国的航天飞机、克雷超级计算机，日本的新干线、彩电……。我们被告知文革是场浩劫，造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断和倒退，那么如果没有文革，中国也应该实现这一切。中国是落后了，但落后并不多，美国有航天飞机，中国的载人航天已经列入计划，宇航员也开始训练了；克雷超级计算机出现的几年后，中国的银河亿次计算机也诞生了；日本有新干线，中国的韶山电力机车也飞驰在大地上；1969年PAL制彩电才制定标准，几年后中国自己的PAL彩电也诞生了……文革后的中国，如果没有发生大的波折，按照自我技术力优先发展的道路走，现在中国的技术力应达到什么水平呢？比如美国有P4，中国可能只达到P2、P3的水平，但家家有电脑，天天在网上打游戏创造GDP，而不是现在在血汗工厂每天干十余小时，每天只拿不到20RMB的工资。中国自己的新干线可能也没有日本新干线那么快速舒适，中国自己的大型喷气客机也可能没有波音空客那么豪华，但它们能够满足大多数国民游山玩水创造GDP的需要。中国自产的手机可能没有NOKIA的小巧玲珑，功能全面，但国民人手一个，天天煲电话粥创造GDP……。
中国经济的挫折依靠引进外国重工业技术的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大致可以用图2的曲线来表示，刚开始提高很快，然后逐步接近增长的界限。图2 依靠外国重工业体系的增长曲线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量引进外国的装备，外国装备的质量性能当然比国产装备优越，于是消费品的生产效率急剧增长。外国装备这么容易引进，那么自我重工业就没有必要发展了，于是几乎所有的资源向消费领域倾斜，于是生活水平急剧增长。这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活大改善的根本原因。随着自我重工业体系的放弃，指数增殖的停止，在资源有限情况下，大量的资源要用来交换外国的重工业装备，经济发展趋向停滞，引发了80年代中期的物价上涨和双轨制，最终引起89年的动乱。进入90年代后，大量引进外资，彻底放弃自我重工业体系。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经济在高速增长，各种资源的消耗指数上升，而国民的实际所得却在下降。到2004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超过70%，其中外资企业占外贸的70%，所谓的机电产品出口，外资企业的份额近90%。依赖外国装备是如何造成国民的实际所得下降的呢？日本等发达国家，由于失业率的压力，被迫不断改进生产线的效率，使一些消费品在本国生产依然有利可图，把生产从中国迁回国内。在中国的企业（含外资），则必须更新设备才能对抗，或进一步提高积极性和劳动强度，形成人与机器赛跑的壮丽画面。在这种人与机器的对抗中，人的生产效率越来越高，但实际发达国家的消费品市场已近饱和，比如日本市场上寻找非中国产的消费品都很困难，于是GDP高速增长，而失业率却不断攀升。在高失业率下，很多企业还招不到工人，因为工钱不能比机器更多。企业获得的利润也不可能流向重工业体系，用于奢侈消费和投向房地产，实际也是剥夺所谓的中产阶级。大量熟练技术工人下岗，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标志着重工业体系瓦解后，人才体系也瓦解。中国实际已到达成长的界限，处于崩溃的边缘。因为经济的总量一定，而贫富差距还在急速扩大。苏联、中国和日本尝试了在西方重工业体系处于垄断地位时，如何建立民族重工业体系。苏联的问题在于，重工业体系发达后，没有及时放开下游产业，尤其是没有通过贸易让其它国家为本国提供消费品。没有使潜在的能力充分转化为现实的消费水平，导致后来彻底否定自己的工业革命。中国则是在重工业体系还没有完全扩张，就主动放弃了，也否定了自己的工业革命，走上了依附的道路。日本型社会主义也实际快走入历史了，日本90年代进行构造改革，虽然改而不革，进展缓慢，是失去的十年。但他们在这十年中不断试探，总结经验教训，逐步明确改革的方向，方向没有明确之前，宁可等。现在方向清楚了，日本开始启动了，简单的说就是要"第三次开国"，由一国繁荣型的Full set主义，向国际间垂直工程分工方向发展，利用各国的比较优势，构筑东亚自由贸易圈，多国共荣，以一个整体参加全球化竞争。简单的说，就是构筑"大东亚共荣圈"。当然，上次是靠武力，中国很不服，现在靠技术资本，中国很乐意接受这种安排，所谓优势互补，深恐自己没有比较优势，日本不来。苏联、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日本则没有选择，只有靠自己的技术力去拼搏。"重工沉没日本沉没"是日本人动摇不了的信念。于是，三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要重工业自负盈亏，其实是打断民族的脊梁。现在经济的问题是求人家来办厂，给人家当装配工，装配工只是机器而已，其实是对人的摧残。你这里的人工贵了，外资立马走人，中国经济轰然倒地。其实所谓的金融危机也就这么回事，外国的产经联在倒鬼，他们可是在有计划的进行作战，我们还在玩什么市场经济提高积极性，义和团斗得过洋枪洋炮吗。我们想发展高技术，一看人家的重工业技术怎么这么便宜，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还看到人家重工业负债累累，更不敢发展了。一看人家吃喝玩乐的第三产业创造了巨大GDP，轻工业也创造了不少GDP，中小企业也创造了不少GDP。我们也应该发展这些行业，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创造GDP，改善人民生活，还能进行资本积累。国有的重工业效益不好，减员增效，干脆卖了算了，完全是舍本逐末。加大财政力度改善GDP也没有加到重工业上，帐面GDP好看了。但民族经济的根垮了，一有风吹草动就倒台
万吨巨轮的诞生中国长期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出卖资源和劳动力创造的"价值"，要么奢侈消费掉了，要么作为赔款、外资利润流失，要么被通货膨胀吞噬，要么变成金银外汇被席卷一空。生产设备或毁于战火，或被拆迁。几乎一无所有。作为民族安身立命之本的知识和技术，一片空白。国民绝大多数是文盲，知识分子对现代工业社会一无所知，满口仁义道德，之乎者也。发展民族的知识和技术是发展民族经济的重中之重，中国必须走"租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造船" 知识和技术蓄积之路。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建造万吨巨轮。首先要有各种钢材，需要一炉炉炼，一炉炉试验，一炉炉失败。有了钢材还不行，还需要锻造成大型锻件，需要研制万吨水压机。有了锻件，还需要用车磨铣刨等机床精加工。万吨轮还需要油漆、各种非金属材料，需要建立化学工业。万吨轮的控制调度通信，则需要电力电子和信息电子技术……第一艘万吨巨轮的诞生是那么艰难，充满了坎坷和失败，就像煤的诞生，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只是一小块。需要钢铁、机械、化学、电子等基干产业从无到有建立和协调配合，没有任何经济效益和比较优势，但它积累了民族的知识和技术，培养了大量的各门类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随着钢铁、机械、化学、电子等基干产业逐步成型完善，汽车、火车、飞机、建筑、桥梁、家电，及形形色色的新制品都会从这根干上长出枝条，开花结果。新中国并不是传说中那样闭门造车，而是积极谋求从国外导入技术。由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债务，不依法依契约办事，被民主国家强力封锁。50年代中期，系统地从苏联导入156项重点基干工程，中国开始了发展自主技术力的历程。但是，苏联要把中国纳入以苏联为核心的经济分工体系，1960年中苏经济断交，撤走专家和图纸。中国走上了以自力更生的道路。民族知识和技术的积累之路是那么艰辛坎坷。日本赶上了殖民时代的末班车，可以对外征战掠夺。中国只能依靠全民族的节衣缩食，默默奉献，构筑民族奋飞的翅膀。1964年原子弹实验成功，67年氢弹实验成功，标志着中国迈进技术先进国家的行列。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71年核潜艇下水和导弹驱逐舰实战配备，中国成为世界大三角的一极。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国成功突破了国际封锁。1963-65年（契约年），中国绕过美国的阻拦，从西方国家（含日本）导入31个基础项目，主要是石油化学、制刚设备、化纤、船舶等。年（契约年），基干项目从日本导入79、美国28、英国41、西德4、法国8、荷兰瑞士意大利各1，共170项。从卫星通信设备、电子设备到化学工业、石油化学工业，门类广泛。这次技术引进的水准、门类广泛程度远超过前两次技术引进。中国的技术积累走的是一学、二用、三赶、四超的自力更生之路，自我技术力迅速提高。学习MIG21，仿制改进成了自己的J7系列，并大量出口，还派生出了J8。学习B707，研制了自己的大型客机Y10。各种工业生产设备也很快从引进到仿制，再到改进提高。中国的第一几乎都诞生在这个年代。从6、70年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曲线，可以清晰体会到基干产业逐步成型磨合跳动的脉搏，如图7。图7 6、70年代实质成长率和投资率中国经济是年轻的经济，与衰老期的经济不同，回复力非常快。经济停滞是由于政治斗争，而不是经济构造上引起的。67、68年激烈武斗，使这两年连续减少，后续两年迅速回复，76年打倒四人帮时也是同样。这种后退与美国的大恐慌和中国大跃进时期不同，不是由于经济构造引起的后退，中国的基干产业正迅速成长。66年到78年，实质成长率6.6%。按照一般的分类基准，0-3%低成长，3-6%正常成长，6-9%高成长，9%以上超高度成长。文革期平均6.6%，属于高度成长。并没有经济大混乱，濒临崩溃。一般很难实现GNP中超过30%的蓄积率。日本经济60年代固定资本形成率超过30%，实现了高度成长。中国65年前虽然有超过30%蓄积率的年份，但没有持续，70年到80年连续11年强蓄积体制。这种强蓄积构造是80年代超高度成长的基础。这种构造被注入大量外资，达成了改革开放年率10%以上的成长。到70年代末，中国已经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可以独立设计生产现代工业的几乎所有门类的产品。天上有卫星、大型喷气客机，地上有汽车火车，海里有万吨轮核潜艇，此外计算机、微电子、家电……，应有尽有。中国在短短20余年的时间里，从只能仿制汉阳造，一跃成为科技先进国家，走完了日本近百年的知识和技术积累之路，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扫除了文盲。在民族即将奋飞的前夜，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刷盘子还是读书数字游戏门不仅擅长把黄金说成稻草，或把稻草说成黄金。2003年是自由市场经济取得辉煌成就的一年，进行了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俄罗斯和印度都交出了满意答卷，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但我喜欢说瞎话，说自由市场经济大失败。贩卖私货前先瞎绕，数字游戏门好手段。学生是应该刷盘子还是读书？这种问题还用问，当然是读书了，这在国内根本就不成为问题。但对于留学生来说，却是一个时刻困扰的问题。首先刷盘子的诱惑很大，以日本的标准，刷一个小时的盘子，折成RMB大约60元。那么一天是多少，1个月是多少，1年又是多少。而读书则很辛苦，学费高不说，还有读不出来的可能，即使读出来了，也有找不到工作的可能。所以很多人干脆选择了刷盘子。选择读书的，也必须刷盘子，因为没有钱。又有新问题，即多长时间刷盘子，多长时间读书。刷盘子的收入是用于读书还是改善生活，比如说买辆车耍耍。用于读书的，还要抵御很多诱惑，为什么自己的生活比刷盘子的差，一旦松懈，原来所读的书白费。有很多问题要考虑。当然，读出来了，找个工作，收入远非刷盘子可比，且很轻松。国际社会其实与一个国家内部差不多，也分三六九等，平等只是理想，但不是现实。有人是白领，有人是刷盘子的。成为白领的方式有很多种，如果家道殷实，则生下来就是白领，但这种人很少。如果中了彩票，一夜之间就变成白领，这种概率太少了。多数人只能通过自己奋斗成为白领。日本是个模范生，从穷小子变为白领。祖上没有给日本任何财产，即没有土地也没有资源，只能靠自己的本领去交换这些，只有读书这一条路。它也赶上了好时代，当时通信和交通不发达，有个收音机就不错了，国民很难受到物质诱惑，一门心读书，当时读书的形式是造枪造炮打仗。后来，读书的形式变化了，但内容没有变，即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准。由于高超的技术力，从世界换回了大量的粮食和资源，40年代还没有饭吃，到5、60年代家电大普及，70年代汽车大普及。日本成为富裕的国家，以前的书没有白读。奇怪的是GDP的增长率并不高，所谓高度成长期，平均不到10%。中国没有那么幸运。可能是祖上还留下家业，有些土地和资源，虽然不多。总在想是不是卖卖地（也就是卖粮食），卖卖资源，就可以了。这种刷盘子的收入也不少，是不是应该改善生活，比如买烟抽，到十里洋场去耍耍，就这样蹉跎了约一百年。其间虽然也想学些本事，但太辛苦，光交学费，没看到产出，也就放弃了。到了3、40年代，中国只能做汉阳造，日本已经可以做大和零战，不打你又打谁，即没本事又空守着一份家业。毛泽东高瞻远瞩让中国人安心读书，而不是刷盘子享受生活。所有刷盘子的收入，卖粮食和卖资源，由国家统一管理，充做学费，使国家工业化，而不是购买彩电冰箱等消费品改善人民生活和提高GDP。心无杂念，也不攀比邻居的幸福生活。学习成绩也很显著，从几乎零点起步，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做出了中国第一台汽车，第一架飞机，第一颗卫星……，创造了无数第一。完成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近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创造这些第一，按照经济学原理，是不懂经济，不讲比较效益，是走弯路。但它们培养了无数人才，培育了工业人口和市场。8、90年代家电大普及，现在汽车也开始进入家庭。正复现日本成长的历程，但日本却从明治开始读了近百年的书。但是，现在中国爱刷盘子贪小便宜的老毛病又犯了。又在算GDP增长多少，多少年后会达到什么水准。就象刷盘子，一天刷多少盘子，挣多少钱，多少年之后就成百万富翁一样可笑。按照现在的GDP增长率，就是再干100年，也还是二流国家。如果继续读书深造，降低GDP增长率，那么只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成为一流国家，人均GDP也会是一流的。绕了一圈，该说到俄罗斯和印度。它们的市场经济改革无非是鼓励人民自由地刷盘子，自由地消费改善生活。正好中国开了个大饭馆，生意兴隆，工钱还给的高。刷盘子拿钱，欢欢喜喜把彩电冰箱抱回家。交学费读书？那种没有比较效益的傻事谁干。好在俄罗斯和印度还读过一些书，俄罗斯还有博士水准，让大家还有点悬念。巴西没有读过书，一直刷盘子，大家好象从来就不关心它的GDP增长率，其实它的GDP增长率也是很高的，并且持续了上百年。
节 中国和日本的战后再出发日本虽是模范生，但不敌先生，最终战败。殖民地丧失了，剩余武器被收缴，正在研制的先进武器，如喷气战斗机、导弹、洲际轰炸机等，连同样机、图纸和实验设备等也被美国拆除运走。大量的工厂和建筑被摧毁，战后日本满目沧痍。从明治开始经历了约百年，又回到了原点。大和虽然沉没，但创造大和的大量熟练技术工人，钢铁、航空、机械、电子、光学、化学等各门类的技术及技术人才都完整的保留下来。日本本就一无所有，唯一的资源也就是人。终战直后，政府的经济安定本部（现在经济企画厅的前身）就开始运作，规划和协调未来的发展。航空改汽车，军舰改轮船，瞄准镜改照相机。转型需要时间，国际市场开拓也需要时间，大量的产业工人失业在家，会消磨掉技术力，尤其是组织纪律性。一声令下，组织去种树，演义日本版的上山下乡。今天，日本各地都能看到那高耸入云的水杉，就是当年的杰作。这种水杉现在向中国出口，竟然也是每年春季"花粉症"的原凶。战后食品困难，政府集中有限的粮食给学校发放免费午餐，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现在，战后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被称作"团块世代"，是日本高度成长期的主力，也是现在日本经济的脊梁。工程技术人员夜以继日忘我劳动，完成艰难的转型，毕竟是转行。以厂为家，不计报酬。其实也没有报酬，政府没钱，只能保障基本的食品配给，工厂也没钱，日本生死未卜，怎能计较个人得失。就这样渡过了战后最艰难的岁月。进入50年代，日本逐步打开国际市场，原料大量输入，各工厂重新运转起来，原来的产业大军又成建制地回到岗位。进入60年代，团块世代推动日本进入黄金时代。日本经历十年不况，还看不到隧道尽头的亮光。NHK经常放送当年再出发的节目。前不久放送了丰田再出发的节目，邀请了当年的几位技术人员现场作客，讲述当年如何从造飞机转行造汽车，研制日本第一种小汽车--皇冠，功成名就后竟不计报酬引退。回忆当年的创业，白发苍苍的老人热泪盈眶。1949年的中国也是一片废墟。所不同的是，国民绝大多数是文盲，现代技术几乎为零，只能仿制汉阳造。所谓的知识分子是满口之乎者也，与现代工业技术几乎毫无关系。祖上留下的土地和资源，人均也不见得比日本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毛泽东远见卓识，中国崛起唯一的依靠其实与日本一样，是人！而不是土地和资源。1949年时点，从人的角度来看，日本已经领先中国近百年。日本已基本消灭了文盲，有大量的熟练技术工人，门类齐全的专业技术人才。而中国，绝大多数是文盲，极少数的科技人才，包括后来回国的钱学森，也是只读过书，没下过水的，知识分子几乎与工业生产不沾边。如何造就工业化人口是发展经济的最优先的课题，而不是优化配置土地和资源，这一点上毛泽东至少领先现代中国主流经济学家50年。他们还在鼠目寸光地研究该如何优化配置资源。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政策简单的说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中国首先是个学校，目的是改造人。生产，也就是打工刷盘子挣钱，是从属的，只是为了支持学业。所以，在经济方面对毛泽东时代的争论完全是不得要领，无论评价高还是低。首先要进行扫盲初级教育。那个时代政治运动不断，读毛选，贴大字报，好象很荒唐。但奇怪的是，中国人读《子曰》两千多年，绝大多数是文盲。读《毛曰》只20余年就扫盲了，真是奇迹。中国的工业化是漫漫长路。要尽快把工业文明之风吹到农村。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工业化训练。被许多人指责积极性不高，阻碍了农村发展。其实，人就算是机器，没日没夜地干活，中国也打不了多少粮食。还不如多些闲暇时光，学知识学文化，掌握现代科学技术。集体劳动，分工协作，进行初等工业化训练。兴修水利，机械化，电气化。靠科学技术推动农业前行。中国的人口，平均寿命，平均身高体重得到了迅速增长。而农民也得到了再造，扫除了文盲，接触到了现代的农业技术，学到了科学知识。日本电视台经常有反映第三世界农村生活的节目。其它国家的农民生产积极性非常高（可能土地是私有的原因），轻壮年在田间拼命干活，但非常贫困，没有文化，家徒四壁。而中国农民，积极性差很多，老弱病残干活，因为有各种农机具，轻壮年外出打工，家里多少还有几样电器。但中国农民的文化技术水准还停留在毛泽东时代。相比日本农民，中国农民还算勤快的，但日本农民非常富裕。工业的扩张，完全是与经济学原理背道而驰的。在工业急剧扩张的过程中，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人均收入增长缓慢。但却使更多的人卷入到工业生产之中，已经熟练的技术工人，没有必要积极且重复机械高效率地生产产品，而是带更多的学徒。节省下的时间，学知识学文化，进夜校，搞小发明，小革新。或者自己组装半导体收音机，自学无线电技术，可别小看半导体收音机，当时可是高新技术，一点不亚于现在的计算机。组装半导体收音机获得的知识，比现在拼电脑多多了。看6、70年代的《无线电》杂志，就能清晰体会到这人才的再造。经过这种违背经济规律中等教育，中国完成了中级人才的准备，大量熟练的技术工人，大量中层技术和管理人才。毛泽东时代的高等教育是个奇迹。中国几乎所有的第一都诞生在那个年代。即使现在的神舟五号，火箭也是那个时代的作品。中国的这些第一，与世界的先进水准相比是幼稚的，不符合比较效益的经济学原理，但它们完成了中国高等人才的准备，使中国只能仿制汉阳造一跃成为科技先进国家。在最新技术领域，中国的第一与世界第一诞生的年代相差不远，虽然质量和性能上还有很大差距，但对于学生来说，是了不起的成就。毛泽东远见卓识，使中国从目不识丁的文盲，经过小学、中学……，20多年后博士毕业了。日本是模范生，也经历了近百年，明治年间的日本人没有看到日本毕业。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却看到了。毛泽东创造了奇迹，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再造。刚毕业的博士是清贫的，当然不能与刷了20多年盘子的打工仔相比，但前途是无量的。6、70年代出生的人，是中国的"团块世代"， 在孩提时代就感受到了工业文明之风，读书认字时陪伴的是《十万个为什么》，近乎免费地完成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还受到了很好的职业培训。这代人中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绝对数目在世界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推动中国的经济列车急行，但急行的列车却出现减速倾向。 急行中国经济列车是飞跃、崩溃还是平安巴西早已建立了主流经济学家梦寐以求的政治与经济体制，所以它的发展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就是刷盘子的命。俄罗斯刚建立理想的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定着，它的发展是大致可以预期，未来10余年也还是刷盘子的命，只有少许讨论的必要。刷盘子经济非常好预测，一个小时可以刷多少是固定的，别说预期10年，就是预期100年，小学没有毕业的经济学家都可以胜任。可能是主流经济学家算术太差，把刷盘子经济体制定义为梦寐以求的理想经济体制。中国的经济列车在僵化的体制驱动下急行，未来的行方如何，是日本学者爆炒的话题。对僵化体制的研究远没有对理想体制那么轻松，需要大量的数据图表进行比对，得到清晰的认识。这可能已经超过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算术知识，因为我从没有见过他们如此论述过，可能也是他们急着要体制改革的原因之一。由于所处立场，观察角度的不同，结论大相径庭。主要分三类:1.中国经济平安顺调运行，那么2020年中国的GDP大致与日本相当。平淡如白开水，毫无味道。2.中国的地域格差和贫富格差持续扩大，超过一定水准，中国人有《水浒传》的造反情结，是世界上最难管的人民。那么如果遇到金融危机，整个中国会崩溃和分裂，比苏联崩溃更加惨烈。如果被不幸言中，现在真的是处于崩溃的边缘。3.中国的产业发生飞跃，由蛹化蝶，那么2015年，中国的GDP压倒美国。GDP及增长率，只有经济结构相似的国家之间才有可比性，日本学者非常注意这一点，无论是名目GDP还是购买力平价。否则无法解释人均GDP是中国几倍的国家，现在才普及"三种神器"，且还是中国产的。其实日本也经历了这个蛹化蝶的过程，1945一片废墟，1964年新干线开通和东京奥运开催，标志着日本跨入先进国家的行列。靠刷盘子实现GDP增长，根本就不能实现国家从后进变先进。其实日本在1945年已经是先进国家，只是还没有实物，但有技术和人才储备，约20年一发冲天。其实中国70年代末也是先进国家，虽然实物很少，各种技术及人才齐备，与先进国家差距不远，所差的是批量生产的经验与机会，与1945年的日本非常象。还有比日本大很多的国内市场。当时的市场结构非常好，大家的收入相差不多，虽然名目收入虽不高，但实质收入高，是购买国货的好市场，也与日本很象。再加上政府采购和主导，可以很快补足批量生产的经验与机会，再施加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战术，就能使中国的产业迅速实现由蛹化蝶的飞跃。其实整就一个日本成长战略的复制，那么到上世纪末，中国就会在GDP上压倒美国。当然刚开始生活改善不快，日本也是进入60年代后生活才改善的，但会越来越快，一发冲天。毛泽东远见卓识，在70年代初时就已经看到了中国即将毕业，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80年代出现了战略偏差，源于自己定位错误。中国虽然清贫，但却已经博士毕业，是先进国家，怎能是刷盘子打工仔可以相提并论，即使当时的打工仔比中国有钱。一算人均GDP比人家少了一大块，着急了，赶快学着打工仔刷盘子打工，也就是参与国际大循环。提出"到本世纪末翻两翻"的奋斗目标，缺乏远大理想。博士刷盘子怎能是普通的打工仔可比，刷盘子的效率高多了，刷一小时的盘子，可比打工仔刷几天。一下子收入激增，原来是刷盘子而不是读书，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啊，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能力与众不同。于是把参与国际大循环刷盘子做为经济战略。刚开始博士每天只刷一个小时盘子，生活改善奇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每天刷盘子的时间越来越多，收入当然也扶摇直上。学业逐步荒废，单位时间刷盘子的效率下降。约20年后，博士每天已经要刷8小时盘子，由于学业荒废，刷盘子的效率与普通打工仔相差不多，收入增长缓慢。博士着急了，是不是自己刷盘子的积极性不够，于是各种改革措施纷至沓来，每天12，16，或干脆24小时刷盘子方案都出来了。直到现在，这位博士还没有搞清楚到底什么是收入增长的动力。伟人过早仙逝，使中国强国梦的实现至少推迟了20年，甚至永远失去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为什么中国和日本在奋飞的起点会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
第十节 雄鹰折翼--蓄积构造的大转换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经济崩溃，提出的口号是"国も企業も家計も赤字"，号召国民团结起来，节衣缩食，为民族的未来去拼搏奋斗。而中国，据说文革期的国民经济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提出的却是"先富论"。民族的知识和技术蓄积的道路是艰辛漫长的，人民节衣缩食，承受了巨大的牺牲。改革开放使这种蓄积构造迅速向消费构造转换，使生活短时间得到了极大改善。1979年开始，连年大幅度提高农作物的收购价格。以粮食为例，1978年的粮食收购价格以100为基准，85年的粮食收购价格为202，而同期的物价指数为128。财政倾斜，化肥大规模使用，再加上包产到户使积极性提高，使粮食大幅度增产。在城市，工资分配率急剧上升，工资分配率是工资占附加值（工资总额、利润、税金）的比重，如图8。图8 工资分配率的变化毛泽东时代由于蓄积构造，工资分配率约21%。80年代有三次大幅度提高，一次是80、81年增加到25%，二次是86、87年达到30%，89年以后增加到40-48%，如果算上福利开支，会超过50%。作为对比，日本高度成长期的工资分配率稳定在35-40%之间。中国89年后远高于日本。80年代，急速由蓄积构造向消费构造转换，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收入急剧增加，各种耐久消费品的需求急增，中国一夜之间向大消费社会突进，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改革开放能够极大改善生活，发展经济，成为共识。但是，皆大欢喜的背后却是另一番景象。生产力并没有得到实质增长，由于不顾一切向消费倾斜，政府财政出现巨额赤字，不能负担基础技术的开发和研究，已经起步的项目能砍则砍。国防科研一停就近20年，大型喷气客机、微电子……，凡是不能立即产生效益的项目纷纷下马。天真地想象"市场换技术"，能够和西方建立"和平典范"，重走"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清末民国的发展道路。政府财政枯竭，对国营企业实行拨改贷，自负盈亏，作为"企业国家"的政府职能瘫痪。再加上工资分配率急升，企业没有能力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搞技改找死，不搞技改等死"。89年开始效益急剧下降，随着改革推进，效益越来越低下，如图9。图9 国营企业的资金利税率的变化作为政府主要财源的国营企业效益急剧低下，政府没有财力承担教育、医疗、养老、住宅等福利，使毛泽东时代的"准中产阶级"的社会构造崩溃，贫富和地区差距急剧扩大。准中产阶级社会构造的崩溃使购买力急剧弱化，进一步使企业效益下降。国内蓄积构造的瓦解，只能依靠外资，于是积极引进外资，外资在固定资产中的比重急速上升，如图10。图10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粗固定资本中外资比例作为对比，台湾经济是由于美国援助和60年代中期以后外国资本的直接投资推动发展的，63年进入高度成长期，到74年约13年间，66年除外，粗固定投资8%至11.5%外资依存。大陆86年外资4.4%以上，96年到达12%。如果不算外资，蓄积率93年以后不足25%。现在形成了恶性循环，引进外资，使更多的企业破产，更多的人失业，政府更加没钱，需要引进更多的外资。在农村，由于人民公社解体，使水利、植树、造地等公益事业停顿，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陷于停滞。农村的中小学校建设和教育费，合作医疗费等都陷于停顿，农村的蓄积构造瓦解。人民公社制度抑制农民的消费，从而抑制都市劳动者工资的蓄积成长经济，由于农村自然发生的市场经济使政府的压制消费策略崩溃，向城市波及，再加上企业内部分配构造改变，演变成了依靠外资才能实现高度成长的经济。支持中国经济的有三大支柱：自我技术力、市场、大量廉价高素质的劳动力。中国向消费社会突入时没有像日本一样，用消费对外敲诈技术，消费带着产业链成熟，迫不及待地大量引入外国制品，使自己的产业链崩溃，自我技术趋于消亡。到今天，天上飞的是外国飞机，地上跑的是洋车，地铁是国外的，高速铁道也准备引进外国的新干线，重新提出"国船国造"的口号。自鸣得意的家电、手机业，里面的芯片及关键部件是进口的。钢铁、机械、化学、电子等基干产业技术力停滞不前，生产设备和基干部品依靠进口。自我技术力趋向消亡。准中产阶级社会瓦解，贫富和地区差距急剧扩大，市场结构成金字塔形。高端有高级消费志向，倾向消费外国制品。底边低收入者由于失去教育、医疗、住宅等保障，购买力急降。国内市场低迷，外贸依存。劳动力无限供应，工资提高缓慢。中国的工资并不低，还有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只是中国劳动力素质高，普遍受过初中等教育。改革使中国劳动力的积极性高涨，在流水线上象机器一样每天干十多个小时，即没有岗位培训，也没有闲暇时光，微薄的收入也不能负担子女教育。高素质劳动力也趋向枯竭。中国现在的GDP增长，只有数字意义。作为资源贫乏的国家，大量的资源却被加工后出口，国民并没有实际消费，且利润大多属于外资。换来的花花绿绿的纸片，或压箱底或奢侈消费，丝毫没有想到提高和改善民族的知识和技术。因为根据经济学理论，消费才是"价值"，才有效益，知识和技术的积累纯粹是浪费，效益低下。名义工资上升，但被各种必须的开支盘剥走，也没有落实到实物。这一切都算成GDP增长。随着GDP迅速增长，人民却不能求学、求医、求职，养老金也不知在何处。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向底层急落，出卖资源和劳动力,民族在流血。作为对比，日本从55年开始约20年间超过9%的增长，技术立国，人均GDP赶上发达国家。而中国自1978年开始约20年间超过9%的增长，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人均GDP不足1000US$，翻两翻。日本1980年的人均GDP不足1万US$，经过约20年2-3%的低速增长，2000年时人均GDP超过3万US$，也翻了两翻。长期的汇率变化，反映了一个国家技术力的变化。1997年，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免亚洲金融危机，主要靠政府强大的控制力和公信力。但现在，政府的财力进一步弱体化，控制力低下，污职和贫富分化使政府公信力下降。如果再爆发类似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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