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开国上将因骁勇被称“将圣”|李聚奎| 敌人_凤凰历史
哪位开国上将因骁勇被称“将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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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聚奎这位被中央军委誉为“功高德亦高，楷模昭后人”的开国上将，曾被称为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开路先锋、骁勇战将和“将圣”。
核心提示：李聚奎这位被中央军委誉为&功高德亦高，楷模昭后人&的开国上将，曾被称为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开路先锋、骁勇战将和&将圣&。 本文摘自：《北京日报》日19版，作者：叶介甫，原题为：《&将圣&李聚奎》 年轻一代，许多人能背毛泽东&前头捉了张辉瓒&的诗句，却少有人知道在这场战斗中身为红军团长的李聚奎；很多人都听过突破乌江、强渡大渡河的战斗故事，但也许不知道参加那些战斗的红一师的师长就是李聚奎。李聚奎这位被中央军委誉为&功高德亦高，楷模昭后人&的开国上将，曾被称为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开路先锋、骁勇战将和&将圣&。 1930年12月，时任红一军团第二十七团团长的李聚奎参加了反围剿作战。12月28日天刚放亮，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亲自率领第十八师的先头部队戴岳旅，由龙岗向五门岭进犯。红三军第八、第九师在潜伏地王竹岭附近分别从左、右两翼向戴岳旅发起猛烈攻击。李聚奎带第二十七团从两山之间的山沟里向敌人发起了攻击，战斗异常激烈，红军伤亡很大。由于受地形限制，红二十七团和红二十五团混在一起与敌人搏斗时，第二十五团团长王玉洪负伤被抬了下去，二十五团政治委员叶汤平赶忙对李聚奎说：&李团长，我们两个团在一起了，老王（王玉洪）负伤了，部队有点乱，你就统一指挥吧！& &好！&李聚奎挺身而出，指挥两个团部队与敌人继续战斗。不久，红军吃掉了张辉瓒师的戴岳旅全部和张辉瓒派来增援的一个团，然后，一鼓作气直奔龙岗敌张辉瓒的指挥部。 这是一次漂亮的歼灭战，全歼了敌军第十八师两个旅及师部，活捉了师长张辉瓒及第五十三旅旅长王捷俊，共歼敌9000余人。 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后，李聚奎升任红三军第八师师长，第四次反&围剿&的黄斯渡、浒湾战役后，李聚奎调任红九师师长。日，敌军五十二师和一个旅集结在大龙圩。红一军团首长面授任务给李聚奎：&你带九师直插大龙圩，动作要快，袭击敌人师部，争取活捉敌师长。& 李聚奎接受命令后，立即指挥红九师部队奔袭大龙圩之敌。到距大龙圩约半公里处，李聚奎命令部队一线摆开，以急袭战法向大龙圩包抄猛袭。通常情况下，机枪连只做火力掩护，不打冲锋。这一次，李聚奎为了增强火力达到突击效果，命令机枪连跟步兵连一起冲上去。仅仅40分钟，就把敌人的一个旅和师部消灭了，俘虏敌师长李明及部下官兵3000余人。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听了报告后，非常高兴，一下子把李聚奎抱了起来，高喊道：&好哇！&&红军万岁！红军万岁！& 由于红九师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英勇善战，战绩显著，李聚奎被授予二级金质红星奖章。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一方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日至11月3日，李聚奎遵照命令，指挥部队突破敌人第一道和第二道封锁线，部队进入乐昌地区的深山密林。大部队在山区小道行进，拥挤不堪，速度缓慢。这时，湖南、广东的敌军从两侧夹击红军，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尾追迫近。由于敌人三面紧逼，中央红军和中央纵队都拥挤到一路来了，情况非常危急。 李聚奎这时正率红一师在粤汉路以东与敌人战斗，红一军团首长电令李聚奎带领一个团为开路先锋，保护整个部队通过粤汉路。李聚奎当即令一、二两团继续抗击敌人进攻，率领三团撤出阵地，快速来到全军的前头，顺利通过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进占宜章县城，向湘江挺进。蒋介石急忙调兵遣将，在湘江两岸部署了20个师的兵力，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 在湘江战役的关键时刻，李聚奎奉命带领红一师赶到了觉山，李聚奎令红二团、红三团正面担任阻击。湘江一战，红军打得很苦，许多指战员血洒湘江及两岸。中央红军终于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 1935年，强渡大渡河，又是红一师打先锋。红军到此，蒋介石叫嚣说：&要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 李聚奎、谭政（时任一师政治委员）率领红一师一天一夜冒雨行军70多公里，来到距安顺场仅5公里多的马鞍山。经过激战，歼灭守敌两个连，控制了河宽200余米、流速每秒4米的安顺场河段。5月25日，李聚奎在大渡河岸边指挥红一团开始强渡。由于战前政治动员充分，部队战斗情绪非常高涨。26日一早，奋勇队在二连连长熊尚林带领下，登上了渡河第一船。17勇士乘坐的小船冲过了敌人重重火网，战胜了惊涛骇浪，终于登上大渡河的对岸，占领了滩头阵地。强渡大渡河成功了！17勇士占领滩头阵地，掩护后续部队一船一船地渡过大渡河。 强渡大渡河成为我军历史上的一个经典的战例。
[责任编辑：周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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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曾经骁勇善战的八旗子弟是如何废掉的？
核心提示：八旗子弟是被王朝体制废掉的一群人。一个人不是凭真才实学，凭艰苦奋斗，而是凭血缘关系获得稳定的收入，躺在一个体制上闲逸度生，坐享其成，换作你，人生也会被废掉，虚度终生。八旗子弟荒废的悲剧，给后世的制度设计、人事激励等等都提供了宝贵的教训。
八旗子弟狩猎图 资料图
有一个笑话，说的是几个八旗军官的孩子在“拼爹”。一个孩子说：“我爸有只白雀，叫得可响、可脆了！”一个孩子说：“我爸会唱戏，他登台唱戏，下面叫的彩排山倒海！”第三个孩子对第一个孩子说：“你家养白雀的鸟笼子，是我爸扎的。”又对第二个孩子说：“你爸登台那回，是我爸带人去捧的场儿。”三个孩子问第四个孩子：“你爸会干嘛？”第四个孩子高声说：“我爸会骑马！”前三个孩子一齐竖起大拇指说：“你爸最牛！”
请注意，这四个孩子的父亲，都是军官。不管这四个爹哪个最厉害，都是莫大的讽刺，对大清王朝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
这笑话说的是晚清的事儿，反映了八旗武装腐朽没落的事实--当时杭州上万八旗子弟，还真只有一个人会骑马。1911年，革命青年温生才单枪匹马刺杀广州将军孚琦，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笑话”。光天化日之下的广州街头，温生才手持枪械，冲到重重护卫的孚琦的轿子前，开了第一枪。孚琦并没有被射中要害，大喊救命。周围的八旗亲兵、护卫竟然“相顾错愕”，茫然不知所措。温生才对准孚琦头部，开了第二枪，孚琦这才毙命。温生才不放心，又补了两枪。等他确认孚琦已死再环顾左右的时候，惊喜地发现：数十名亲兵、护卫早已经逃散一空了！最后，温生才从容地走过大街小巷，逃出城去。
事后，孚琦的夫人要追究卫队官兵的责任。他们护卫将军有责，竟然听任刺客连开四枪，又逃散一空，不算临阵脱逃，也算是失职吧？负责的一名标统（相当于团长），也是八旗子弟，为此忧虑得昏厥倒地，家人好不容易才把他灌救过来，闹出了第二个笑话。孚琦夫人见此，不得不大事化小，不再追究。
孚琦遇刺后，满族官吏闭门谢客，轻易不上街，偶尔上街也加强戒备，携带重兵护卫。那些当兵的旗人，很不愿意护卫长官出巡，担心连累自己死于革命党人枪下。一次，福州将军朴寿外出，那场面搞得像军事演习一样。一大群荷枪实弹的八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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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曾经骁勇善战的八旗子弟是如何废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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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八旗子弟是被王朝体制废掉的一群人。一个人不是凭真才实学，凭艰苦奋斗，而是凭血缘关系获得稳定的收入，躺在一个体制上闲逸度生，坐享其成，换作你，人生也会被废掉，虚度终生。八旗子弟荒废的悲剧，给后世的制度设计、人事激励等等都提供了宝贵的教训。
八旗子弟狩猎图
本文由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张程供稿
有一个笑话，说的是几个八旗军官的孩子在“拼爹”。一个孩子说：“我爸有只白雀，叫得可响、可脆了！”一个孩子说：“我爸会唱戏，他登台唱戏，下面叫的彩排山倒海！”第三个孩子对第一个孩子说：“你家养白雀的鸟笼子，是我爸扎的。”又对第二个孩子说：“你爸登台那回，是我爸带人去捧的场儿。”三个孩子问第四个孩子：“你爸会干嘛？”第四个孩子高声说：“我爸会骑马！”前三个孩子一齐竖起大拇指说：“你爸最牛！”
请注意，这四个孩子的父亲，都是军官。不管这四个爹哪个最厉害，都是莫大的讽刺，对大清王朝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
这笑话说的是晚清的事儿，反映了八旗武装腐朽没落的事实--当时杭州上万八旗子弟，还真只有一个人会骑马。1911年，革命青年温生才单枪匹马刺杀广州将军孚琦，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笑话”。光天化日之下的广州街头，温生才手持枪械，冲到重重护卫的孚琦的轿子前，开了第一枪。孚琦并没有被射中要害，大喊救命。周围的八旗亲兵、护卫竟然“相顾错愕”，茫然不知所措。温生才对准孚琦头部，开了第二枪，孚琦这才毙命。温生才不放心，又补了两枪。等他确认孚琦已死再环顾左右的时候，惊喜地发现：数十名亲兵、护卫早已经逃散一空了！最后，温生才从容地走过大街小巷，逃出城去。
事后，孚琦的夫人要追究卫队官兵的责任。他们护卫将军有责，竟然听任刺客连开四枪，又逃散一空，不算临阵脱逃，也算是失职吧？负责的一名标统（相当于团长），也是八旗子弟，为此忧虑得昏厥倒地，家人好不容易才把他灌救过来，闹出了第二个笑话。孚琦夫人见此，不得不大事化小，不再追究。
孚琦遇刺后，满族官吏闭门谢客，轻易不上街，偶尔上街也加强戒备，携带重兵护卫。那些当兵的旗人，很不愿意护卫长官出巡，担心连累自己死于革命党人枪下。一次，福州将军朴寿外出，那场面搞得像军事演习一样。一大群荷枪实弹的八旗官兵，团团围住朴寿的轿子，在福州街头搜索前进。突然，一声枪响！朴寿吓得七魂出窍，摸摸身上没事后大喊“救命”；护卫旗兵不是卧倒在地，就是跑到街边躲避。这场闹剧的起因只是一个护卫士兵，精神过于紧张，手枪不小心走了火。一声枪响，把官兵们纸老虎的本质暴露无余。不知道，能征善战的八旗祖先们看到子孙这个熊样，做何感想？
八旗子弟崛起于白山黑水，由弱变强，以几万之众，最后蛇吞象一般占领了大江南北，建立了大清王朝。时人夸耀说，“满洲兵至万，横行天下无可敌”。怎么才过了两百多年，当年的铁骑就变成草包了呢？
这都是旗人咎由自取。当年，清朝全靠八旗铁骑南征北战，才夺的江山，王朝建立后还得依靠八旗军队控制天下。入关后，清朝规定八旗子弟专事武装，不得从事其他行业。八旗武装除了守卫北京城（京师八旗）外，扼守天下重镇、要害，称驻防八旗。驻防八旗的“户口”、“编制”都在北京，本质上算是中央外派地方工作人员，还会调回北京或者调防他处。这套驻防制度的本意，是保持八旗子弟的武力，依赖精干的八旗武装巩固统治。
为此，清朝给予八旗官兵稳定、丰厚的待遇，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专心当兵。一个有编制的八旗士兵，一个月能拿到三四两银子的俸禄，和县官是同一水平。此外他们还有很好的福利，比如广州驻防八旗兵还有红白事赏银、蔬菜、劈材、食盐等等。这些待遇是终身的，只要当过兵一生都能领取钱粮。八旗兵死后，妻子幼儿的生活也由部队负责。只要有一人当兵，就可以保证一家人生活无忧。此外，八旗子弟还有大量“当差”的机会，比如押送、工程、庆典等等，除了能拿补贴，还有不菲的“灰色收入”。海关的关丁、漕运的漕丁和盐运的盐丁等差使，规定只能由八旗子弟担任。这些可都是肥得流油的好差使。可以说，八旗子弟在理论上根本不用愁生计。每个旗人家庭都能从体制中获得一份稳定、丰厚的收入。
以上还只是一般的工作，或者说是留给底层旗人的基层岗位，就已经让为生计奔波的汉族人羡慕了。旗人但凡有点能力，能写几个字，更有大把升迁的机会。比如汉人和旗人的科举是分开的，满族科举的竞争大大小于汉族科举。考不上，旗人还可以去各个衙门抄抄写写，称为笔帖式，给编制给品级，有大把大把升迁的机会，成为封疆大吏的不在少数。不认字的，可以参选紫禁城、各王府和达官显贵的侍卫，那也是有品级的，而且还不低。
清朝官制中特别有“缺”的内容，即对很多岗位有民族要求。比如六部尚书必须满汉各一人，侍郎满汉各两人，这自然对人少的旗人有利。很多岗位干脆就专供旗人，比如内务府系统。
在清朝，旗人一出生，就捧上了铁饭碗。用他们的话说是“铁杆子庄稼”。稍微像样一点，就能混上知府、知县、主事什么的；即便一辈子当兵，退休前也能落个一官半职。
这套制度在执行的时候，很快就走了样。什么都不做，就有体制保障，能一辈子衣食无忧，那谁还去学习、去做事啊！八旗子弟迅速懒惰下来，悠游无事，进而养尊处优，每月等朝廷发一份钱粮来花销。反正大家都一样，干好干差，干与不干，人人都领一份“月钱”，结果谁都不去操练，也不去关心时事了。八旗战斗力迅速下降。入关的时候，八旗军队冲锋在先，战绩辉煌；二三十年后吴三桂造反，八旗军队就要拉绿营（汉族军队）共同行动了，八旗为主，绿营为辅；等洋人打进来的时候，八旗军已经打不动了，不得不以绿营为主，八旗为辅；太平天国造反的时候，八旗军彻底不行，先是绿营为主，后来又让位于地方武装团练。湘军、淮军就是在此时兴起的。之后，八旗军在军事上就彻底边缘化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八旗军队的开销越来越大。比如各地驻防八旗最初核定编制都是几千人，超过五千的极少。到近代，每一地的驻防八旗都超过了万人。打仗不行，队伍却飞速膨胀。旗人拖家带口，把当兵、当差变为一份职业，一个生存的保障。朝廷规定，驻防官兵不准于当地置产，死后不准于当地设立坟莹。在现实中成了一纸空文，八旗子弟该安家的安家，该娶小妾的娶小妾。他们连操练都不当一回事了，还会在乎军纪吗？
不干事，旗人们都干嘛去了？人家忙着呢！泡茶馆，养宠物，玩票，赌博，斗蟋蟀，放风筝，玩乐器，扎风筝，汉人吃喝玩乐、休闲游戏的事情都学会了，还自创了许多娱乐形式--对中国民间文化来说，旗人立下大功。围绕驻地，旗人聚居，形成“旗城”，自成体系，有别于其他城区。
慢慢的，不少旗人还是变穷了。一方面是家族繁衍，人口越来越多。但是这个体制能够提供的铁饭碗是有限的，不能吸纳快速增长的旗人人口，注定有很多人补不了缺、当不了差，“闲散”下来。更主要的是旗人只会享受，不会理财。发的“月钱”和其他收入，如果好好计划，完全可以保证一家人的正常生活，却经不住天天吃喝玩乐。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旗人一旦养尊处优惯了，花销越来越大，又不事生产，自然入不敷出，开支窘迫了。不过，他们普遍不在乎。只要清朝不亡，铁杆子庄稼就在，月钱还得发。旗人们仗着特权身份，到处赊账，竟然变成一项时尚。明明口袋里有钱，也要赊账；明明揭不开锅了，还是下馆子逛戏院，似乎唯此才能彰显身份。
满族出身、父亲在紫禁城当兵的老舍先生，写有自传性质的《正红旗下》，生动地描述了清末北京城旗人的生活状态。老舍大姐的公公和婆婆，就是一对“活宝”。
大姐的公公“除了他也爱花钱，几乎没有任何缺点。我首先记住了他的咳嗽，一种清亮而有腔有调的咳嗽，叫人一听便能猜到他至小是四品官儿。他的衣服非常整洁，而且带着樟脑的香味，有人说这是因为刚由当铺拿出来，不知正确与否。”“无论冬夏，他总提着四个鸟笼子，里面是两只红颏，两只蓝靛颏儿。他不养别的鸟，红、蓝颏儿雅俗共赏，恰合佐领的身份。只有一次，他用半年的俸禄换了一只雪白的麻雀。”
“亲家爹虽是武职，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我曾问过他是否会骑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阵，而后马上又说起养鸟的技术来。这可也的确值得说，甚至值得写一本书！看，不要说红、蓝颏儿们怎么养，怎么蹓，怎么'押'，在换羽毛的季节怎么加意饲养，就是那四个鸟笼子的制造方法，也够讲半天的。不要说鸟笼子，就连笼里的小磁食罐，小磁水池，以及清除鸟粪的小竹铲，都是那么考究，谁也不敢说它们不是艺术作品！是的，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
大姐婆婆“口口声声地说：父亲是子爵，丈夫是佐领，儿子是骁骑校。这都不假；可是，她的箱子底儿上并没有什么沉重的东西。有她的胖脸为证，她爱吃。这并不是说，她有钱才要吃好的。不！没钱，她会以子爵女儿、佐领太太的名义去赊。她不但自己爱赊，而且颇看不起不敢赊，不喜欢赊的亲友。虽然没有明说，她大概可是这么想：不赊东西，白作旗人！”
“对债主子们，她的眼瞪得特别圆，特别大；嗓音也特别洪亮，激昂慷慨地交代：'听着！我是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娘家婆家都有铁杆儿庄稼！俸银俸米到时候就放下来，欠了日子欠不了钱，你着什么急呢！'这几句豪迈有力的话语，不难令人想起二百多年前清兵入关时候的威风，因而往往足以把债主子打退四十里。不幸，有时候这些话并没有发生预期的效果，她也会瞪着眼笑那么一两下，叫债主子吓一人跳；她的笑，说实话，并不比哭更体面一些。”
近代外国人观察八旗军队，描述他们是一群穿着五颜六色的绫罗绸缎，提着烟枪、鸟笼，哼着曲子，嘻嘻哈哈的老百姓。他们的马雇人牵着，枪雇人扛着，做个样子罢了。就是当差的关丁、盐丁，也不自己干了，早就雇了下人去顶包。不得不操练或者“干部选拔”考核的时候，旗人也雇枪手。铁杆子庄稼是拔不了的，多少人靠形式主义混饭吃，于是考场上大家都睁只眼闭只眼，你好我好大家好。罗锅、瘸子、聋子，都挤入军队。加上腐败，坐吃空饷，挥霍浪费。八旗军队成了养老院、福利院。
最可怕的是，旗人们坐吃山空，还理直气壮，觉得被人养着就是理所应当的。“以大姐的公公来说吧，他为官如何，和会不会冲锋陷阵，倒似乎都是次要的。他和他的亲友仿佛一致认为他应当食王禄，唱快书，和养四只靛颏儿。一些有识之士，也觉得游手好闲，坐吃山空不是办法，也有去学习手艺的。但是这样的人，反而受旗籍人的冷眼，认为他们没有出息。”少数旗人，也想抛弃铁饭碗，自立自强，或者生活难以为继，想学门手艺，做个小买卖，养家糊口。不过，他们都偷偷摸摸的，像在做见不得人的事儿。一旦担着货担撞到熟人，他们得说：“嗨，闲着没事，来玩玩！”“这不是买卖，就是个玩意。要不，您也来吆喝两声？”
供养八旗子弟成了清朝的沉重负担。各部八旗长官，最担心的不是军队战斗力，不是军纪，而是如何养活那么多张口。开支越来越大，朝廷的拨款是一定的，只能出现亏空，整个部队、整个体制都拆东墙补西墙，不堪重负。每当发钱粮的时候，就是长官们最头疼的时候。钱粮发得迟了，或者成分不好，就有旗人找上门来闹，吹鼻子瞪眼，大喊“祖宗把血和汗都流尽了，我们就该拿份铁杆子庄稼”，大叫“贪官无道，侵害良民”。官府还得好言相劝，不敢得罪。日子长了，赊账多了，透支重了，高低贵贱的旗人都牵涉其中，一致要求“解决生活困难”。朝廷或者地方政府就得出面，接下旗人们的烂帐，拿公款补贴旗人的私债。
清政府在后期征收很重的税，相当一部分用来养活游手好闲的旗人了。
然而，大清王朝供养八旗子弟，维持他们高标准的生活是有条件的，就是指望他们在危难时刻保卫朝廷。晚清内忧外患，就需要八旗子弟出来“还债”，保卫朝廷了。清政府也很重视八旗军队的改良，引进先进武器，希望训练出近代化的八旗武装。退膛炮代替了旧式大炮，崭新的步枪代替了大刀，最新出厂的马克沁机枪代替了长矛，清政府把最好的武器拨给了八旗子弟。结果怎样呢？照样是形式主义，枪是领了，但被旗人锁在柜子里，看都没看；等到钦差大臣来阅操的时候，不得不杵着枪，站一会儿。建制是新的，训练是新的，办的差事也是新的，但旗人还是雇人去出操出工。辛亥革命爆发时，很多旗人连射击都不会，谈何抵抗？
一些长官也想所有作为。在革命前夜，他们多少感觉到了危险临近，不得不整顿军队，预作准备。在革命风起云涌的广州，驻防八旗编练了三个营新军，将近两千人。练了两年，广州将军搞实弹射击，下死命令，要求必须是旗人亲自射击。结果场面乱成一团，多数人雇人来装填弹药，只有少数人会开枪，至于能射中靶子的人，屈指可数。
不过，不知情的革命党人和新军官兵，对装备先进的旗人还是很忌惮的，在战术上很重视旗人武装。毕竟旗人占着要害重镇，那黑洞洞的炮口、明晃晃的钢枪，都在那摆着呢！弄不好，要牺牲好多革命同志。结果，他们发现旗人压根不足为虑。多数旗人在枪响后，都乖乖待在家里，静候新政权来收编。少数旗人跑出家门，一哄而散。只有个别地区的旗人武装，担心反清排满风潮，害怕汉人也来个“扬州十日”、“嘉兴三屠”，所以拿枪顽抗。革命军发现，对付顽抗旗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找掩体藏好，听旗人噼里啪啦地放枪。等旗人子弹打完后，他们就会竖起白旗投降。旗人射击根本没有准确率可言，只要不被流弹击中，革命军可以保证零伤亡。如果等不及听完“枪炮交响曲”，你只消用猛烈的火力压制一下，旗人也会投降。害得个别想抵抗的军官，无兵无将，无法“杀敌报国”。镇江的载穆就有心抵抗，奈何部下旗人全都要求投降，只好一个人孤单地上吊殉节去了。
京师八旗的兵额最多，装备也好。尤其是禁卫军，在各支八旗队伍中算是先进的。皇室用它来贴身护卫。南北和谈达成，禁卫军兵心不稳。他们倒不是要挽救清王朝，而是担心清朝没了，自己当不了禁卫军，没了月钱和待遇。身为统领的冯国璋只好拿着《优待清室条件》，集合全体禁卫军官兵训话。他详细说明皇室和八旗子弟的待遇不变，禁卫军照常当差，不会有变动。官兵还是出现骚动，哭泣声、叫骂声不绝，甚至有人持枪拔刀，大声鼓噪起来。冯国璋以性命担保，承诺与禁卫军进退一致。官兵们不相信，骚动愈演愈烈。最后，冯国璋登台高呼，如果大家不信任，可以推举两个人持枪日夜守在我身边，如果发现有违背诺言之处可以立刻将我击毙。禁卫军这才慢慢安静下来，平静接受了王朝覆灭的事实。之后，禁卫军被改编为陆军第16师，冯国璋守信用，一直保证这群老爷兵的“待遇不变”。结果，由京师八旗改编而来的第16师，上阵不行，闹饷在行，成了直系军阀的一大负担。
辛亥革命能够以很小的代价，相对和平地成功结束，旗人们也有一份功劳。革命党人如果事先降低一下排满的宣传调子，突出一下“五族共和”，申明保护旗人生命和财产安全，估计连那一小部分抵抗的旗人也会静静呆在家里，等待新政权来收编。旗人对革命的“功劳”也会更大。
清朝的覆亡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八旗子弟的颟顸糊涂、懦弱无用，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
八旗子弟是被王朝体制废掉的一群人。一个人不是凭真才实学，凭艰苦奋斗，而是凭血缘关系获得稳定的收入，躺在一个体制上闲逸度生，坐享其成，换作你，人生也会被废掉，虚度终生。八旗子弟荒废的悲剧，给后世的制度设计、人事激励等等都提供了宝贵的教训。
民国时的八旗子弟有多惨？败尽家产饥寒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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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民国时期的八旗贵族子弟中，一些人因饥寒交迫而死，一些人逐步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还有那个肃亲王的女儿、知名度很高的金璧辉，投靠日本军阀，摇身一变成为日本间谍川岛芳子，曾在北京城作威作福，抗战胜利后在北京被处以死刑。
民国八旗子弟资料图
本文摘自《追寻历史的真相》& 作者：中国散文学会 编选
张秀枫主编&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只允诺付给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每年400万元，清朝政府以往发给八旗贵族的俸银、禄米一律停发。对于满洲八旗贵族来说，长期以来的一大笔固定收入突然之间化为乌有，使昔日的王公贵族失去了经济来源，陷入坐吃山空的境地。
政治权力的丧失，也使王公贵族们失去了大量收受贿赂机会。过去有权有势时，朝中百官争相阿谀逢迎，奉送金银财宝，如今的王爷失去了权势，变成了平民，不仅没有人来送礼，往往还要反过来给民国新贵们行贿纳银，以求得到军阀政府的庇护。
清代的王公贵族都拥有大量土地，每年可以向耕种这些土地的佃户收取巨额地租以及各种农副产品，这些土地被称为“庄地”，是清初八旗跑马圈地从农民手中抢占来的。辛亥革命后，王公贵族失去了政权，广大佃户、农民乘此时机拒不交租，展开了抗租夺地的斗争，其结果使王公贵族失去了巨额的地租收入。袁世凯虽然下达了大总统令，逼迫佃农交纳庄粮地租，广大佃户依然抗租、占地，王公贵族既然收不到租银，王府中的开支又很大，只得变卖庄地。这些庄地大多以低廉的价格卖给了一些地主、官僚和军阀。
清代北京城内仅王府就有几十座，贝勒、贝子府也有许多。王公们只有这些府邸的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到了民国时期，清王朝一倒台，这些府邸成了王公贵族的私产，连同大量金银珠宝，本来可以使贵族子弟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但由于贵族们的后代过惯了挥霍浪费的日子，在没有了俸禄之后仍然不知道节省，依然讲排场、比阔气，造成坐吃山空、入不敷出的状况，最后只能靠变卖家产打发日子。再加上一些王府的管事、庄头乘机盗窃主人的财产，或吞没租银，或偷卖庄地，贵族子弟们又是十分懦弱无能，使得王府的财产大量流失。北京城里的各大王府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里就迅速败落了。
赫赫有名的睿王府，在民国时期，每年减少7900两俸银，1500石禄米，地租收入也急剧减少，后来王府将东北、河北的庄地都卖出去了，每亩只卖了3角5分钱，尽管固定收入几乎断绝，王府的开支却比清朝时还要大。因为过去对八旗贵族有种种限制，不准随便外出交结部院大臣、封疆大员，不准没事串亲戚，不准无故离京。民国时期这些限制都没有了，贵族子弟们就玩得更痛快了。睿亲王魁斌死于1915年，他的两个20来岁的儿子中铨、中铭过惯了花天酒地的生活，老子死后更没人管了。为了比阔，哥俩儿花费巨款修建新房、花园，每个房间都安上电话，又添了西餐厨房，出门不坐轿，而要坐马车、汽车。王府里预备下两辆汽车、八辆马车，家里还买了大量洋货，价格十分昂贵。这两个少爷还经常和一群豪门子弟在前门外聚赌。1919年，兄弟二人卖掉了西郊的别墅，拿着两万元钱，带着妓女到天津去玩。两天的工夫，连花带赌，钱就全没了。
如此大肆挥霍，一掷千金，靠的是变卖家产。过了还不到10年，家里值钱的东西卖得差不多了，于是又靠典当房屋借钱。王府中的500多间房屋典出去后借了10万元，过了没多久又花完了，只得把王府附近家人居住的20多间小房卖掉，后来又把祖坟墓园中的建筑和树林全都卖掉。
到了1924年，由于交不起借款的利息，被债权人告到京师审判厅，翌年法院把王府的房屋查封了。本来这些房屋能卖几十万元，足可还上欠债，但是懦弱无能的中辁听说法院查封了房屋和家产，吓得躲了起来。家人也以为一贴封条，房子和东西都属于人家的了，于是匆忙搬家，将府中的汽车、马车等物品都送给司机、车夫作为工钱。王府中物品只运走了六七十车，因无处存放，暂时寄放在当铺里。40多个箱子的衣服只开了一张200多元的当票。可笑的是，40多箱的衣服后来居然无人过问，以至于两年以后，这些衣服都成了死当，全归当铺所有了。王公贵族后代的无能和懒惰真是令人吃惊。睿亲王的后人又将看坟的养身地1000多亩卖给了看坟人，每亩仅8元。再往后就靠当衣服、首饰混日子。原来雇用的十几个人也雇不起了。到了1931年，由于穷得没办法，中铨想借移灵的机会把祖宗棺材里的陪葬珠宝取出来卖钱，因为和县衙门分赃不均，被人告发，法院判了中铨7年徒刑。他坐了5年监狱，于1939年去世。他的三个侄儿只得靠摆小摊维持生活。昔日豪华富贵、炙手可热的睿王府还不到30年，就一败涂地了。
民国时期庆王奕劻退出了政治舞台，长期在天津租界里定居。奕劻和其长子载振把大量现金存入东交民巷的各家外国银行，这样既能收取利息，又不会被军阀抢去。父子俩还进行商业投资，并且向民国的一些新贵赠送古玩、珠宝，以此来保证自家生命财产的安全。
1917年奕劻病故，两年后载振三兄弟分了家。1924年载振迁居天津，并投资商业、旅馆业，办起了新业公司。他还利用巨额资金做黄金、美元的投机生意，还买了一些股票。载振三兄弟迁居天津后，留下一些佣人看管北京的庆王府。1927年国民军方振武将他的司令部设在庆王府内，一年后离去时，将府中的家具物品都拿走了。日军占领北京时期，载振兄弟将庆王府卖给了日伪华北行政委员会。
载振一家平时的生活异常奢侈，加上妻妾成群，鸦片烟瘾又很大，庆王府的日用开支浩大。日军占领天津时期，新业公司经营不力，业绩一落千丈，载振只得靠变卖古玩、珠宝、玉器维持生计。1948年，载振病死在天津。
载振的三弟也是个吃喝嫖赌样样都会的花花公子，在赌场上常常一晚上就输掉一两所房子。他的妻子、儿子、儿媳也跟他一样吃喝玩乐抽大烟，几年下来，把卖王府时分到的十几万元财产挥霍一空，然后就卖珠宝、玉器、古玩、首饰、衣物，最后终于陷入贫病交加的境地，于1925年死去。他的两个儿子后来靠捡破烂或向亲友乞讨为生。
醇亲王府在清末出了光绪、宣统两个皇帝，并长期领取亲王双俸。民国时期，其他王府的俸银禄米都停发了，唯独醇亲王载沣每年可以从清廷内务府领4.2万两“岁费”。直到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这笔岁费才停发。载沣父子不会理财，家里的财产都交给管家处理。因坐吃山空造成家境逐年衰落，后来只得变卖家产，将府中的金银、珠宝、古玩、字画都拿去典当、出卖。1939年，载沣将宣武门内太平湖的府邸卖给了日伪政权，得款20多万元，存入银行吃利息。抗日战争胜利后，位于后海北沿的醇王府的境遇比起其他王府来要好一些，还没有当卖一空。
民国时期的八旗贵族子弟中，一些人因饥寒交迫而死，一些人逐步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还有那个肃亲王的女儿、知名度很高的金璧辉，投靠日本军阀，摇身一变成为日本间谍川岛芳子，曾在北京城作威作福，抗战胜利后在北京被处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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