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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奖为何是中国最权威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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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一度的茅盾文学奖即将于8月16日揭晓。从1982年首届茅奖颁奖算起，这项长篇小说大奖已经走过了33个年头，是国内现存历史最久的文学奖项。因为出身体制内，茅盾文学奖一直饱受争议，几乎每次评奖结果都会被人质疑不公平、有内幕。然而，综合获奖者奖金数额、未来前途以及获奖作品质量来看，茅盾文学奖依旧是中国最权威的文学奖项，没有之一。
　　一、奖金最高获奖者每人50万
　　&谢谢李嘉诚先生，他使这次的奖金提高了。李嘉诚先生和文学的关系，给所有有钱人树立了榜样。&
　　上面这句话是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颁奖时，刘震云发表的获奖感言。作为主流严肃作家中最接地气的一位，刘震云早在冯小刚的电影里展示过他的幽默。当年《甲方乙方》中流着哈喇子爱慕阿依土拉公主的那位失恋男青年，就是他扮演的。惯于开玩笑的他还说：&得知获奖消息时正在买菜，纠结于买便宜的茄子还是买贵点的西红柿，听说获奖后当即决定买西红柿庆祝一下。&
　　刘震云
　　刘震云的玩笑话是纯文学作家的一种自嘲。相对于影视、当代艺术等其他文艺领域，文学创作者的收入是相对偏低的。写黑道小说闻名的作家孔二狗曾以年收入115万元入围了中国作家富豪榜，有记者采访他时，他说了两个字：丢人。年收入百万出头就能被称作富豪，这个行业的收入水平可见一斑。如果跟电视剧明星一集片酬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相比，这个差距就更明显了。
　　更让纯文学作家尴尬的，是网络作家们。唐家三少等原创小说&大神&，每年几千万的收入可以维持数年。《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何以笙箫默》《匆匆那年》这些青春小说的影视改编权，也都在百万以上。相比之下，纯文学作家可能苦心几年写一部长篇小说，最后无处出版；即使能出版，卖几千本就算不错的销量了，作者能得到的收入不过一两万而已。
　　于是乎，文学奖项以及奖金，就是纯文学作家们的生命线了。茅盾文学奖是1981年根据茅盾先生遗愿，将其25万元稿费捐献出来设立的。在那个万元户都让人艳羡的年代，25万元无疑是一笔巨款。靠这笔资金的运转，外加一些赞助，到2008年第七届茅奖颁发时，每人的奖金仍能达到5万元。
　　在纯文学领域，5万元的奖金数额已不算小。但时代在发展，物价在飞涨，无论茅盾先生的本金还是零星赞助，都已经不足以给出一个体面的奖金额。此时，土豪出现了。
　　2011年，李嘉诚基金会向茅盾文学奖一次性捐款500万元。有了这笔钱，第八届茅奖的获奖者奖金提升到原来的十倍，从5万飙升到50万。这个数额不仅远远甩开国内其他文学奖，而且已经与诺贝尔奖看齐。(诺贝尔奖的多数奖项是由2-3个人分享，每人可分到的奖金约合人民币45-70万)。
　　单人奖金50万，总奖金250万(5人获奖)，这些数额都是国内文学奖之冠了。
　　二、获奖者前途最好保底副局级待遇
　　茅盾文学奖重要性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几乎所有得奖者，都会在得奖之前或之后，获得级别待遇上的提升。我们统计的结果是，在全部36位茅奖获奖者中，除了宗璞和刘震云两位没有明确的级别待遇外，其余34位获奖者，都能得到至少副局级以上的待遇。
　　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者职务与级别如下&&
　　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者职务与级别
　　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者职务与级别
　　简单解释一下职务与级别的对应：中国作协、中国文联主席为正部级，副主席为副部级；各省作协、省文联主席为正局级，副主席为副局级。名誉主席、副主席无行政级别，待遇参照主席、副主席标准。军队级别与地方稍有区别，不宜直接对照。但获茅奖的四位军旅作家都在正师级以上，待遇上不会低于地方上的副局级。
　　至于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大致总结一下原因有三：
　　茅盾文学奖是个体制内的奖
　　茅盾先生作为中国作协首任主席，在创立该奖时是将积蓄交予了中国作协，所以茅盾文学奖理所当然由中国作协主办。评奖机制是每隔四年，由各省作协、各军区政治部、各中央级文学类出版社推荐本社作品入围参评。也就是说，不在体制内的作家，基本无缘入围名单，更不用说获奖。
　　茅盾文学奖是个&老年奖&
　　虽然茅奖没有明确的年龄规定，但历史上没有二三十岁的获奖者。最年轻的获奖者是阿来，他在2000年得奖时&年仅&41岁，被誉为横空出世的青年才俊。其余六七十岁的获奖者屡见不鲜，今年第九届茅奖短名单出炉后，赫然出现了老作家王蒙的名字，而他已经81岁高龄了。
　　在作协、文联的体制内混到五六十岁，有个副局级待遇实在不算什么新鲜事。而且每届各个推荐单位的推荐名额只有五个，如果那几年恰好省作协的主席、副主席状态好，有新作问世，那该省作协也不敢、起码是不好意思不推荐，所以也就造成了每届入围名单中，总是主席扎堆的情况。
　　&X而优则仕&的传统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
　　熊倪，奥运跳水冠军，33岁官至？副局级；邓亚萍，奥运乒乓球冠军，37岁官至？正局级。
　　以上两位奥运冠军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他们都在奥运会上为国争了光。在退役之后，他们都登上了升迁快车道，在同龄公务员还在科级打转的时候，已经荣升局级干部。古语有云，学而优则仕。其实在我国，各行各业都存在着&X而优则仕&的传统，在文坛，就是&文而优则仕&。
　　还以最年轻的茅奖获得者阿来为例。他获奖九年后，当选四川省作协主席。再比如著名谍战小说作家麦家，他2008年凭《暗算》获茅奖，五年后当选浙江省作协主席。有意思的是，当年麦家获茅奖时，还在四川工作，《暗算》是由四川省作协推荐的。获奖后，麦家调回老家杭州工作。2013年当选了浙江省作协主席。可以想象，如果他还在四川工作，有年富力强、同为茅奖得主的阿来主席在，他应该是不会当选作协主席的。
　　整个文坛看下来，能让获奖者在行政级别待遇上有飞速提升的，唯有茅奖。在这一点上，茅奖与奥运金牌的意义可以类比。用通俗的话说，茅盾文学奖相当于文学界的奥运会。能有这样的身份，你说权威不权威？
　　三、获奖作品基本可以反映当代文坛全貌
　　上边说了很多茅奖的问题，这一节主要说说成绩。茅奖从体制内出发的评奖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主席扎堆&现象，但另一方面，也为优秀作品提供了直升的管道。
　　各省作协、人文社/作家社这种大型出版社，在每届茅奖评选时都有五个推荐名额。刚才说了，如果主席、副主席有新作，不好意思不推荐。但反过来说，如果写得真不好，连续几届获不了奖，那这些推选单位也会脸面无光，甚至江湖地位不保。
　　还以奥运会为例。可以肯定地说，每届奥运会选派的选手，都不全是最强的选手，其中涉及复杂的各省利益问题。(有兴趣可以百度下祖尔菲亚+周俊，狗血剧情预警，此处不展开了)但如果实力强到了夺金牌十拿九稳，那就可以冲破一切复杂关系，来到奥运赛场。
　　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也是这样。关系户、人情面子方面的问题一定有，但如果作品质量真的过硬，各省作协一定会乐意推选，毕竟选上之后既有面子、又有实惠。所以今年第九届茅奖的前十名短名单中，我们就会看到金宇澄、徐则臣这些没到级别的作家。当然，如果他们获奖，按惯例，若干年后的级别就会提升到副局级以上。
　　上面分析的是各单位的推选制度，下面再说评奖制度。茅奖评委会由62名专业作家组成，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亲自担任主任。评委来自各省作协及解放军总政治部。如有作品入围，则此作家自动回避，不能入选评委会。最终获奖作品会由评委实名选出。
　　实名、实名、实名，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从左往右：莫言、刘震云、毕飞宇、刘醒龙、张炜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在国内首创实名投票，选出了莫言、张炜、刘醒龙、刘震云、毕飞宇五名获奖者。这届可谓史上争议最小的一届，原因两个字可概括：靠谱。得奖者都是公认的一流作家，不少人是&早该得了怎么才得啊&俱乐部成员。尤其是莫言，2011年获得茅奖后，2012年即获诺贝尔文学奖。想象一下，如果那年茅奖没给莫言，次年他获诺奖后，国内媒体、读者一定会用唾沫淹死茅奖评委们的。
　　实名制是目前最好的破除评奖黑幕的制度。中国人重名声，虽爱搞私下交易，但一旦摆在明面上，还是不敢不公事公办。
　　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学评奖并无严格的标准可言，任何的评选结果都难免挂一漏万，遗珠无数。国外最权威的文学奖，无论是诺贝尔奖这种世界性的奖项，还是布克奖、龚古尔奖、普利策奖这种国家奖项，都能数出一堆被遗漏的名家名作。近几年，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开奖时，读者都会为村上春树又又又没得上而遗憾。一碗水端不平，是文学奖难以避免的问题。
　　然而，一碗水端不平，和把水全洒了再把碗砸了还是不一样的。看看与茅盾文学奖齐名的鲁迅文学奖吧。鲁奖是除长篇小说外其他文学形式的国内最高奖，涵盖从中短篇小说到诗歌报告文学等多种门类。然而，近年来却诞生了多位颇具争议的获奖者。从&羊羔体&诗人车延高，到写出&炎黄子孙奔八亿，不蒸馒头争口气&这样诗句的诗人周啸天，再到被作家方方举报的湖北省作协副主席田禾，统统是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几乎每一次鲁奖揭晓，都会引发剧烈争议。这种争议不是在文坛层面的，而是波及大众层面，再不懂文学，也能看出&徐帆的漂亮是纯女人的漂亮，我一直想见她，至今未了心愿&(选自车延高诗歌《徐帆》)，这样的&诗句&有点不对劲。
　　反观茅奖，近三十年来中国最好的长篇小说，几乎都被囊括其中。《白鹿原》《平凡的世界》《长恨歌》《尘埃落定》，这些作品至今还被人们喜爱。《钟鼓楼》《白门柳》《茶人三部曲》等颇具特色但并不出名的作品也被茅奖选入。虽每届都有遗憾，但很多遗珠作者也在后来被补上了奖，比如张炜、莫言、刘震云等。
　　虽有争议，但作品整体质量上乘，且没有发生过引起公愤的评奖事件。从作品的角度，茅盾文学奖作为中国最权威的文学奖项，目前来看能够服众。
　　结语：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前十强名单已经出炉，最终的三到五部获奖作品将在其中产生，届时肯定又会有争议乃至质疑声。我们作为局外人，不妨看看热闹，心中默念三句话：这已经是中国最靠谱的文学奖了；这几位拿到奖金后，就成了纯文学作家里的&富豪&了；以及最关键的，这几个人很可能都要升！官！了！
茅奖为何是中国最权威文学奖？
&&责任编辑：高利平&&
本文中所记述的是德国外交部档案中记录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内容，是以外交人员为主体的德国人群体对南京大屠杀的观察、记述和分析，这是有关南京大屠杀历史另一个角度的证明文本。这些材料作为第三方的冷静证词，证明南京大屠杀是无法抹杀的历史事实。这些材料使用了“亚洲式的”、“中世纪式的野蛮”这类词汇，并最早使用了“南京大屠杀”这一概念。
”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对于解决贫富分化问题提出过设想和时间表，比如先富带后富、“两个大局”、“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
　　本文原标题：江泽民访日的意义。由于日本政府在“道歉立场”上不肯让步，中国政府内部也有过无限期延长访日的争议，但是，据中国官员告诉笔者，最后，中国当局总结认为，江泽民去日本访问的正面作用较大，至少可以增加中、日双方高层的相互了解，顺便也让日本高层人士体会到中国高层官员对各种问题的立场。
本文摘自《特别经历DD十位历史见证人的亲历实录》，曾五度进入中南海，担任中央高级领导人健康保健总管的王敏清是其中的一位。作为保健局的局长，他有一项例行的公事，就是每个星期六的上午九点，到北京医院北楼，听取有关住院的高层领导人病情的汇报。
1960年邓小平与毛泽东在北京（资料图）本文摘自《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薛庆超著，九州出版社，2011.4毛泽东逝世的时候，邓小平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处于一种活动空间仅限于自己家庭所在的大院内的“软禁”状态。他虽然不能亲自前往中共中央设置的吊唁大厅，向自己尊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表达无限沉痛的心情，但仍然和家人一起，在家中设置了一个悼念毛泽东的灵堂，献上了一幅花圈，表达自己对毛泽东的无限真挚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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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斯坦福大学能两年四获诺贝尔奖
　　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迈克尔·莱维特
　　▲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博士埃尔文·罗斯在广东佛山
　　2013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分子和细胞生理学教授托马斯·祖德霍夫
　　▲2012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布莱恩·克比尔卡
　　斯坦福大学校园
　　心理学系走廊里的学术成果展示
　　斯坦福大学的各种学术讲座通知
　　生物系的椅子特色鲜明　　□石毓智　　只有短短120年历史的斯坦福大学，已有近30人获得诺奖，不要说世界上其他大学难以匹敌，就是拿国家来比，能超过它的也没有几个。　　揭秘这所大学的成功经验，对于破解“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或许有所启益　　壹　　一个大学培养出的诺奖得主数，　　没有几个国家能与它匹敌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刚刚颁发过，最值得注意的是斯坦福大学最近两年共有四位教授获得此项殊荣：去年科比尔卡获得化学奖，罗思获得经济学奖；今年莱维特获得化学奖，祖德霍夫获得医学奖。　　这所大学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也曾经有过两次一年“双子星座”的辉煌。迄今为止，斯坦福大学的教师队伍中已经有近30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在职教授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仅次于哈佛大学，名列世界第二。要知道斯坦福建校的历史很短，只有120年多一点，考虑到建校长短这一因素，它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最有创造力、最富有活力的大学。斯坦福这一骄人的成绩，不要说世界上其他大学难以匹敌，就是拿许多国家来相比，能超过斯坦福一个大学的也没有几个。　　诺贝尔奖分两大类，一类是和平奖与文学奖，两者评奖标准的主观因素很浓，政治色彩重；另一类是科学奖，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和经济学这四个领域，它们都有一个客观的国际标准，只有在这些领域取得世界顶尖的研究成果者才能获得此奖。我们下面只谈科学类诺贝尔奖的问题。　　一般来说，区别世界一流大学与普通大学的最有效的标准，一是看一所大学培养的学生有多少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二是看在职的教师队伍中是否有人能够获得世界顶尖级的大奖。　　我与斯坦福大学有两次“缘分”，第一次是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那里读博士，第二次是我于年利用学术休假重回斯坦福充电。我对斯坦福不仅有切身的感受，而且是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研究计划，专门调查分析它培养人才的机制。读博士期间，学习压力大，无暇顾及其他，一门心思都在学业上；然而最近这次访学，没了学习的压力，就有时间研究它的办校理念。我这次访学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探讨“钱学森世纪之问”，寻找“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的答案。然而，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得弄清培养大师的条件和机制。为此目的，我利用这一年的访学时间“潜伏”于斯坦福的物理、化学、生物、数学、心理学、计算机等系科，旁听课程，参加讲座，观察它们的教学办公楼的布局设计，如此等等。现在把我对这所大间的一些真实感受拿出来说说，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发。　　贰　　一张学术讲座票200美元难求　　在斯坦福大学，让师生思考科学最前沿的问题已成为校风。下面讲一个典型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点。斯坦福大学化学系一年举办一次“威廉姆·约翰逊”学术讲座，只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才有资格做会议发言，交流自己对本学科的最新研究，并预测本学科的发展动向。迄今为止已经举办了25届了，2010年10月份这次参加者的名单为：　　1、埃利亚斯·科里（哈佛大学）1990年诺贝尔奖得主，2、安得烈·迪科（斯坦福大学）2006年诺贝尔奖得主，3、罗伯特·格拉布（加州理工学院）2005年诺贝尔奖得主，4、罗德里克·麦金农(洛克菲尔大学)2003诺贝尔奖得主，5、史坦利·布鲁希纳(加州大学旧金山校区）1997诺贝尔奖得主，6、理查德·施洛克(麻省理工学院)2005诺贝尔奖得主，7、阿达·约纳特(维斯曼学院)2009诺贝尔奖得主。　　看了这阵势，那是什么感觉！别说一般人没资格参加，连旁听都竞争很激烈，得买票，一张200多美元，比任何体育娱乐节目都贵。这就是知识的价值体现！我为了一睹这些大师风采，特别是为自己的课题搜集些情报，一咬牙，买一张！可是一问，票早就卖完了。斯坦福校园里，最热闹的就是这种学术活动，任何歌舞表演和体育比赛都没有这种学术活动的吸引力大。　　听讲座者中，除了本校的教授和科研人员外，更多的是研究生和本科生。这种会议的效果是双重的：首先，让他们的教授和科研人员能够在科学最前沿选题，进行最尖端的问题研究，一旦有突破，这就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契机；其次，这种高端会议所提出的问题会深深在学生心里留下烙印，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探求欲望。　　一所优秀的大学，课程开设不见得与普通大学有多大区别，最大的区别就在学术讲座的层次上。斯坦福大学的每个系科都有自己的系列讲座，不仅质量高，而且频度也密。到这些大学学习，如果只知道学习课程而不听讲座的话，就是失了获取这些名校最宝贵教育财富的机会，虽然他们或许可以取得很好的考试成绩，但未来也很难成大气候。　　叁　　斯坦福师生吃饭时　　谈论的都是什么话题？　　观察人们吃饭时谈论什么，是了解他们内心里在想什么、对什么最感兴趣的最佳窗口。连吃饭的时间都不愿意浪费的人，就是一种执着，这是干好一件事情的前提。现在让我来谈谈斯坦福大学的生物系、化学系、医学院的师生吃饭时都谈论些什么。　　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系新落成了一栋综合大楼，那里有一个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大型自助餐厅，食物很丰盛，价钱也合理，大约10美元就吃得很好。访学那一年，我经常到这个餐厅吃饭。与生物系紧邻的是医学院和化学系，所以这里也是这三个院系师生最方便用餐的地方。　　我对这些人吃饭时谈论什么进行了长期观察，发现他们谈论的几乎都是与自己的研究、学习、工作有关的事，没有听到一次是有人在议论别人是非的，也没有人传播社会上的八卦新闻，甚至像体育、政治这些大众话题也几乎听不到。　　他们是把吃饭作为工作时间的延伸，相约的往往不是私人朋友，而是与研究、学业有关的人士。他们在吃饭中间交流信息，激发灵感，寻找合作契机。整个饭厅几百号人同时吃饭，但是一点不觉吵闹，大家都是在平静交谈。　　为了比较中外大学的差别，我就借2012年去北大、清华、华中科大讲学的机会，特意到这些大学的食堂吃饭，观察了他们在谈什么。那里都热闹非凡，十分嘈杂，谈论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听到有人在谈学习或者研究的。我也参加过国内的很多学术会议，几乎听不到饭桌上有交流研究心得的。　　要取得世界最好的科学成果，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在学术最前沿思考问题；二是专一执着，只想科研一件事。如果能做到这两点，即使平庸的人也能做出些成果出来，而那些天资好的就有可能成为科学大师。　　肆　　学校里那些完全是出于兴趣的各式讲座，往往成为引发重大科学发现的契机　　中国大学缺乏的不是人力财力，而是对新思想的敏感性和激情。现在就拿斯坦福大学的“复杂系统理论研究组”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我这次重回斯坦福大学之前，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学科。“复杂系统理论”这一说法，也就是最近十几年的事，但是还没有成型，目前只是一些零散的论文，尚无成熟的著作。一天，我看到学校网站上的一则通知，学校的“复杂系统研究小组”有一个活动，请生物系的戈登教授作报告。我很好奇，就决定去听听看。　　戈登是生物学系的一位女教授，她的报告内容是亚利桑那大沙漠中的一种蚂蚁的“社会组织”。每年酷热的夏天，她都带一帮学生去做田野考察。他们发现，虽然蚂蚁并没有各种级别的官员，也没有规章制度，然而能够有条不紊地生活，可以避开天敌的入侵，可以有效寻找到食物。它们靠的是什么？戈登教授的研究解开了这个谜，告诉人们这种蚂蚁如何分工协作，如何传递信息。她的演讲中用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真实引人入胜，连我这个第一次涉猎这个领域的人，也听得津津有味。　　其实，环顾一下我们周围的世界，就会发现到处都是“复杂系统”，诸如语言、大脑、交通、植物、天气无不是如此。该研究课题的目的就是从各种各样的复杂系统中概括出共性，为人们认识复杂的世界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领域，在不久的将来，将以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科学分支出现。到那时我们会再一次意识到，又得跟着别人的屁股后走。　　我参加的这次活动，大概有五六十人参加，既有资深的老教授，也有本科生、博士生。参加者的专业背景什么都有，有来自生物学、化学、物理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系科的，也有来自文学、历史学这些传统人文学科的。组织者热烈欢迎每一个新来者，包括不是学校的正式师生。　　这种研究小组完全是群众性的自发活动，没有任何学校的领导指使命令。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类似这样的小组五花八门，天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绝不要小觑这样的活动，它们很可能就是某个重大科学发现的契机。　　组织这种活动，一需要敏感性，要有敏感的知识嗅觉，及时捕捉那些新思想；二要有激情，这些研究小组完全是出于兴趣，组织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往往没有任何功利可图，顶多向学校申请一点儿活动经费，买些开会时用的点心和饮料，或者支付外校专家的交通费。这种自觉自愿的奉献精神，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是必不可少的。　　欧美人的科学技术发达、思维活跃、富有创造力，跟普通人的这种社会风尚关系密切。乔布斯的苹果公司现在是世界上市值最高、最富有创造力的企业，然而它的成立则是与当地的一个民间组织分不开的。　　上个世纪70年代，在电脑技术发展的初期，斯坦福附近的居民成立了“家庭电脑俱乐部”，社区里具有共同爱好的一帮人定期会面，他们也没有固定的聚会地点，常常是临时利用某一家的车库。那时候才二十岁刚出头的乔布斯和沃兹也是这个民间俱乐部的积极成员，他们从这里听到一些新信息，然后回去自己摸索组装。他们也是在这里找到了第一个买家，赚取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一个大学有没有这种学术上热心肠的人，一个大学不同学科的人能不能发现共同的兴趣，然后为了共同的兴趣而走到一起，是衡量这所大学的人们的眼光和胸怀的可靠风向标，也是这所大学能不能成为世界一流的重要标志。　　斯坦福大学里类似于“复杂系统理论小组”的学术团体，五花八门，琳琅满目。有的只有几个人，甚至只有本科生参加的小组。比如那里有些华裔子弟，他们成立了一个研读《论语》小组，只有十几个人，他们看不懂原文就看英语翻译，每星期三晚上聚会。其间，他们听说我写了一本《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就邀请我去给他们做了一次讲座。相比之下，中国大学最多的是舞会、武术、围棋、桥牌、气功等这种娱乐性的团体，鲜少以探讨某种科学思想的组织。这就是区别，这就是差距。　　伍　　出科学大师所需的生态环境　　孕育大师不仅仅是学校这个小圈子里的事，它也需要一个大的生态环境，这就是社会这个大气候。世界级的大师集中在非常少的几个国家之中。诺贝尔奖是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指标，按照获奖的人数依次为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这些国家不光是诺贝尔奖多，数学界的最高奖“菲尔兹奖”以及其他领域独领风骚的学者也是最多的。&&&&&&&　　这里只概略地谈一下孕育大师的“大生态环境”所包含的几种因素。　　一、大众的思维水准。就像体育、歌舞、文学一样，科学界要出现一批杰出的人才，必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个群众基础有几层的含义：　　首先，群众普遍具有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分析批判精神、探求真理的爱好。任何科学领域的天才都是有基数的，不可能人人都是天才。当喜欢的人越多，出现天才的概率就越大。　　其次，社会的价值判断决定年轻人的智慧发挥方向，也决定他们的竞争意识的取向。比如中国古代一直把作诗对仗作为判断一个人才智的标准，那么就有了“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执着，假如中国古代把诗文写作换成探求自然规律，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可能会出现牛顿、笛卡尔这样的大师。　　二、哲学传统。哲学传统对一个民族的思维具有深刻的影响，它不仅给一个民族的思维提供什么样的工具，而且也决定一个民族思维的领域和方向。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这三百年中，东西方各出现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东西方文明的发展方向的不同。中国出现了百家争鸣，代表人物是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荀子、墨子等，他们的学说虽然不同，但基本属于伦理、道德、政治、军事方面的，既没有对自然现象的认真思索，也没有给后世留下探讨自然界的工具。　　然而西方的哲学传统则侧重对自然现象的探索。由柏拉图在古希腊首都雅典所建的“柏拉图学院”，目的主要是致力于对概念、理论、宇宙及认知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著述既包括政治伦理方面的，如《伦理学》，《政治学》，也包括逻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如《工具论》、《物理学》、《形而上学》。特别是《工具论》为科学探索提供了有效的思维工具。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则是欧洲数学的基础。　　当中国的才子忙于吟诗作赋，成果是一本一本的诗文集；西方的才子则是实验推理，成果则是一个个的科学发现和发明。　　三、教育体制与目标。教育体制涉及到如何教育学生，如何选拔学生，要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在各级学校开设什么样的课，每门课的内容是什么，是重视知识面、答题技巧，还是重视学生的智慧开发、能力的培养；是把学生关在教室里天天埋头于书本，还是从小就叫他们观察自然、感受社会，那么最后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大不一样的。　　此外，美国的大学具有巨大的自主权，怎么办学，开设什么样的专业，每个专业有什么要求，每门课讲什么内容，都是学校和老师自己定的。这种个性化教育最能培养大师的体系。　　四、家长和老师的期许。长期以来，我们的家长和老师对孩子的期许则重在面子和实用上，经常跟孩子说的话就是：“你将来考上名牌大学，给父母争光，给学校带来荣誉，自己将来有个稳定体面的工作。”那么孩子们一旦考上了名牌大学，一旦有份体面的工作，就觉得人生已经成功了，以后该如何走，就茫然无所措。　　然而西方人对孩子的期许则与我们明显不同，他们更重视孩子的智慧是否得到充分的发挥，自己的努力是否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等。所以，部分有天赋和使命感的人超越了别人而成为大师。　　五、科研管理与评价系统。现在中国的不少大学都把科研量化，在这种体制下，人人都忙着发文章和专著。目前，中国已经在论文的数量和书籍种类上超过了美国，但科研往往是不能量化的，讲究的是质量，像德国的教授，一年发一篇论文就可以了。　　六、工作环境和科研条件。各个学科的国际级大师，不仅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的少数几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这说明，这些大学的工作环境和科研条件最有利于这些大师的工作，这里既包括硬件，更包括软件，而且软件更重要。软件主要有：高水平的同事，协同合作的精神，行政管理的支持，没有外在的干扰，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机会，前沿性问题的探究，如此等等。　　七、道德风尚。学者的道德风尚也与大师的培养密切相关。不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浮夸成风，官本位思想，缺乏诚信等，都影响大师的培养。　　陆　　诺贝尔奖是“发现奖”　　而不是“发明奖”　　顺便说说，中国人对诺贝尔奖有两个认识上的误区。　　首先，诺贝尔实际上是“发现奖”，而不是“发明奖”，就是只授予发现自然界业已存在的规律者。所以，再伟大的发明，也获得不了诺贝尔奖，比如电脑发明、电视发明等都是过去100年里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而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古代“四大发明”，也同样不是诺贝尔奖考虑的范围。　　真正改变世界的是“发明”，而“发现”只是让人认识世界。然而，“发现”是“发明”的前提，是科学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　　中国古人善于发明，拙于发现。现在中国提倡“创新发明”，这些方面设立了很多大奖，然而相对忽略了“发现”的重要性。很多高校的校训都提到了“创新”，但是没有一个讲“发现”的，说明人们对此的认识还不清楚。　　（作者简介：石毓智，1963年生，河南洛阳人。斯坦福大学博士（1999）和访问学者（2010），现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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