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是如何瓦解的？_百度知道
苏联是如何瓦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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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的原因比较复杂，大概有以下几点：1 政治上盲目搞个人崇拜（特别是斯大林），一党专政，经常或明或暗的清洗运动，在2战后奉行大国沙文主义，特别是80年代入侵阿富汗，更是引起了世界的公愤，武装占领匈牙利等等。事实上此时的苏联已经失去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支持。2 经济上，从苏联成立开始，整个国家的重心都放在了工业上，2战后由于冷战的开始，使得苏联的经济体系更加极端化，工业几乎都是为军事工业服务，人民的温饱问题频频出现，加上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攻势，苏联的经济在解体的以前事实上已经崩溃，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只不过让这种矛盾体现出来。3 军事上，苏联与美国的冷战极大的消耗了其国力，而苏联的军事并没有用在民主上，而是用在镇压民主和入侵他国上面。排挤南斯拉夫，与中国交恶，沙文主义思想泛滥，在阿富汗战争的失败重创了苏联国力。日，在国内外和党内外压力下，存在了70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解体。强盛一时的社会主义红色帝国走到了尽头。具体资料可以在网上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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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归纳下。。。根本原因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美苏两国长期实行军备竞赛苏联的经济到了后期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所以苏联很多内部的官员开始反对社会主义。。。。后来经过很多事件最终苏联解体了。。。东欧各国也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了。。。。
一、内因与外因
在分析苏联解体的诸种原因的相互关系时首先遇到的就是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即苏联解体主要是由于苏联本身的政治经济原因，还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和阴谋分裂活动的结果。
诚然，从十月革命胜利和苏联诞生的第一天起，帝国主义就把搞垮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作为它们对外战略的目标。战前它们采取武装颠覆的“扼杀”战略，遭到失败。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苏联转为实行“遏制”战略，即用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对抗力量”遏制苏联，阻止苏联和共产主义思想在世界扩大影响。“遏制”战略同时也包含和平演变的内容，如前所述，初期是把苏联的瓦解寄托在下几代身上，寄托在通过施加压力使苏联政策软化和变化上；后来是通过“思想接触”，引起“不受欢迎的对比”，“播...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开始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冲击了高度集权的旧体制，却没有建立起能够实现平稳过渡的替代机制，因此，苏共的领导地位和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弱化，随之而起的就是地方势力的扩大，而在苏联的国家结构中，地方势力大多与民族主义势力结合在一起，成为瓦解联盟国家体制的基本因素。
在苏联改革进程中，最早明确表现出分离倾向的是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日，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决定，苏联的法律须经爱沙尼亚立法机构批准才能生效，由此开了加盟国家法律高于联盟法律的先例。日，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为抗议50年前苏德条约将其划入苏联范围而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约200万人手拉手组成长达600千米的“人链”，显示独立的决心。当年年底，三...
关于苏联瓦解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lz想详细了解的话，建议lz去看看相关的书籍，如《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演变的原因与教训》《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等等。如果lz只是想知道个大概，那么你可以归罪到极度僵化的斯大林体制，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美苏争霸和西方的和平演变上。
斯大林体制使得苏联的经济慢慢失去活力，压抑了苏联生产力的提高。美苏争霸使得大量本可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资源被投入到军事领域，人民把对生活状况的不满转移到政府上。西方不断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化。戈氏的新思维改革使人们的思想产生混乱，方便了西方的和平演化。
这些应该就是苏联灭亡的主要原因。
发动政变瓦解的
去百度查.苏联解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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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导致苏联解体的最主要的原因是
提问：级别：幼儿园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
回答数：5浏览数：
导致苏联解体的最主要的原因是
导致苏联解体的最主要的原因是
A、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弊端
B、戈尔巴乔夫推行错误的路线和政策
这两个选项选那个？谢谢
&提问时间： 14:15:53
最佳答案此答案已被选择为最佳答案，但并不代表问吧支持或赞同其观点
回答：级别：特级教员 17:48:08来自：IANA
苏联解体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是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路线的直接结果。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和苏联领导集团对此负有直接的责任，而这一时期苏联政治领域改革方面的错误又是其中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迅即提出了改革的任务。此前苏联已进行几次“改革”，均属改良性质，丧失了改革的时机，进入80年代苏联的确面临进行深刻改革的迫切需要。此次苏共如能认真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教训，采取正确的改革战略和策略，经过努力，不是没有可能逐步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克服体制上的种种弊端，缓解各种矛盾，使形势好转起来。然而，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在国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压力下，不断退却，最终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激化了苏联社会的各种矛盾，触发了全面的混乱和危机，导致共产党丧失对国家的领导权，造成社会主义联盟国家的解体。
第一节 意识形态、思想理论上的严重错误
──苏联解体的催化剂
　　苏共思想理论长期僵化，固守教条；党内党外发扬民主不够，对社会思想统得过死，人们缺乏政治积极性，社会缺乏活力。在国家和社会迫切需要进行改革的重要时刻，解放思想，摆脱错误的、过时的教条的束缚，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发扬民主、活跃思想无可非议。问题在于所有这些都应从改革的需要出发，以是否有利于改革大局，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昌盛为标准。在此，意识形态、思想理论工作担负着指导改革、动员人民投身改革事业的艰巨任务。正是在这一重要的领域，苏共及其领导人开始时便出现了一些错误苗头，以后错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最后终于使苏共葬身于自己所发动的解放思想的政治运动中。可以说，苏联社会政治思想的演变是其社会政治制度演变的前提和前奏。
　　一、改革指导思想：从“创新”到混乱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导致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改革指导思想的错误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苏共领导人的改革指导思想是逐渐发展、演变的。在月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前，改革的指导思想以及改革实践基本上还是在社会主义范围内，改革的任务是“克服停滞不前的过程，打破阻碍机制，建立加速苏联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可靠而有效的机制”。这时，苏共的工作重心是放在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上。为配合这一中心工作，在政治方面也有一些新的提法和做法，这些提法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组成部分。此时，尽管戈尔巴乔夫改革政治体制的设想中已存在某些错误端倪，但总的看来，他还是强调改革要在社会主义范围内，在苏共领导下进行，以民主化、公开性作为发动人民群众投身改革的途径，对政治体制上影响社会发展的各种“阻碍机制”进行改革，重点放在克服“人与政权、与政治的疏远”，克服影响人民群众积极性发挥的弊病上。
　　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宣告苏联全面转向政治体制改革，提出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并以建立“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作为目标。戈尔巴乔夫在日发表在《真理报》上的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长文中，进一步提出要“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根据这一指导思想，苏联开始了政治体制“全面改革”的进程。此后，苏共领导人改革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便日益突出。
　　第一，苏共领导人对时代和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重新认识，提出“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形成了指导苏联内外政策的“新思维”之后，苏共领导人的价值取向逐渐发生变化。到1989年前后，他们已不再是根据时代的变化，利用人类文明成果，充实和完善苏联社会，而是力图重返欧洲文明，向往“一般民主的和全人类的理想和价值观”。
　　以前，苏共长期坚持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提出的、后来由斯大林所概括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观，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都已激化；资本主义已走向“垂死、寄生和腐朽”、已走向“全面反动”；垄断资产阶级对利润的贪婪和对世界的瓜分与再瓜分必然导致一连串的战争，而战争将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因此，帝国主义时代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总决战”的时期。在这种“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指导下，苏联长期同外部世界相隔绝，同时保持紧张的对抗状态，这给苏联国内经济、政治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
　　为了改革的需要，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所处的历史时代、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重新认识。看到了时代的变化，认识到“与最初的预料相反，击溃资本主义制度的最‘薄弱环节’并不是‘最后的决定性战斗’，而是长期而复杂的过程的开端”。资本主义没有“绝对停滞”，“在历史螺旋的每一圈上，旧世界的势力都有可能消除当时最危险的矛盾，延长自己的统治”。“生活纠正了我们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规律和速度的认识”。基于这种认识，苏共领导人一改过去强调阶级斗争、对抗、埋葬帝国主义的提法，转而大谈世界的共性、矛盾的同一性，由此提出“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全人类的价值至高无上”的论点，到后来甚至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有着就其内容来说十分相似的进程”。这种超阶级、超越国界的“全人类价值观”说到底就是所谓的“西方文明”，而苏共领导人的思想脉络实质上就是从放弃集团对抗、停止“冷战”、打破闭关锁国局面开始，经过追求“全人类共同利益和理想”，承认并向往“全人类的价值”，混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线，逐渐发展演变为部分地到全部地接受西方价值观。
　　第二，苏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相应的变化，掺杂进越来越多的“新”东西，最终形成“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观。
　　在1988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还设想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进行改革，认为这“不是改变现有的体制，而是使这个体制有崭新的结构和成分，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活力，以便确保我们社会的胜利发展”。然而，随着改革进程的发展，随着对斯大林模式批判的深入，苏共领导人逐渐改变了对苏联现实社会、苏联社会主义的看法，认为苏联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官僚专制制度”、“兵营社会主义”，“如果说在初期我们认为这基本上指的只是纠正社会机体的部分扭曲现象，只是完善过去几十年间形成的，已经完全定型的制度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说，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戈尔巴乔夫试图用“社会民主党所积累的丰富的、多方面的经验”改造苏联社会。在他看来，经过改革的苏联社会应该是“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在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政治高度民主化：以人为核心，实现人权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建立法治国家、公民社会，确立法律至上原则，保证司法独立性；经济多元化：“要使劳动人民成为所有制的真正主体，工人成为劳动资料的所有者，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意识形态多元化：必须“排除现代两大社会体系的对抗性，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对立”，不仅应该注意吸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而且应该吸取“世界社会主义的经验”，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经验；族际关系民主化：“在苏维埃联邦制范围内，族际关系只能建立在民主、平等、彼此尊重和各民族自由发展的原则之上”。对社会主义的这种认识直接影响了苏共改革战略的转变。
　　第三，苏共领导人的“改革理论”不断发生变化，造成党内和社会上思想混乱。
　　1、有关改革的目的，开始时苏共领导人还坚持在社会主义范围内完善社会关系，消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东西，“要深入地革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社会主义具有最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最充分地揭示我们的制度的各个决定性方面──经济、社会
　　政治和道德的人道主义性质”。到后来则把建立“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当作改革的目的，即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代之以“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
　　2、有关改革的动力，盲目相信群众的自发力量，认为人民自然而然地会支持改革，开始时还把苏共当成改革的领导者和推动力，后来逐渐将苏共看成是改革的阻力。
　　3、有关改革的阻力，开始时是“坚决克服停滞不前的过程，打破阻碍机制”，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苏共领导人逐渐把苏共以及整个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看成是改革的“阻碍机制”，把党的领导看成是“官僚专制”和“行政命令”的根源，把党组织和党的干部看作是“保守势力”。
　　4、有关进行改革的手段，认为民主化、公开性是进行改革的根本手段。
　　苏共领导人的改革指导思想是一个混合物，其中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居主导地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也在不断增多，唯独社会主义的成分越来越少，后来仅仅成为口头上、形式上的东西了。这种理论思想上的混杂、混乱，自然引起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上思想混乱，各种思潮、理论应运而生，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改革后期，特别是1991年以后，戈尔巴乔夫的指导思想已起不了多大作用了，“改革”进程并未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设想发展，苏共反对派开始左右苏联社会的发展方向。
　　二、纠缠历史旧帐，使苏共丧失威信
　　二、三十年代形成的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导致官僚主义、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等不正之风泛滥，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遭到破坏，造成大量历史冤假错案。改革之初，为了“通过对历史的思考来理解改革的前提”，苏共领导人注意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先后为一些历史上被错杀、错判的苏共领导人、政治活动家恢复了名誉和党籍。这无可非议，正确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将有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增强党的威信，推动改革。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个限度问题，在揭露阻碍社会发展的种种因素，包括历史遗留问题之后，本应通过这些事实教育、团结人民群众向前看，克服困难、开拓未来。但戈尔巴乔夫却提出苏联历史“不应当有被遗留的人物和空白点”，“苏联社会不应该有不受批评的禁区”，并且特别强调“这一点也完全适用于舆论工具”。这种一味放开的做法，事实上分散了社会注意力，而最危险的是为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时机。
　　苏共历史上的确有不少错误，特别是斯大林时期肃反扩大化、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搞党内斗争，致使大批党、政、军、社会团体的干部以及知识界人士受到不公正对待。这些错误使苏共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使苏联社会主义蒙受耻辱。对此，苏共领导人应有清醒的认识。苏联社会和党内存在各类“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早就在“地下”积聚力量、酝酿着风暴。作为执政党、当权者，应该注意引导，化不利为有利，起码是无害，化解矛盾和冲突，使人民群众投身改革。而简单的不留“空白点”、不设“禁区”的做法，看起来很彻底、很客观，但后果可想而知，它必然使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到历史和社会的阴暗面上，苏共作为执政党当然要对这些阴暗面负责，这不能不进一步损害苏共的形象，使其处在受审判的地位。
　　原本是想通过纠正以往错误，克服党自身缺点，动员人民投身改革，但由于措施不当，超出了限度，反而变成了授人以柄、号召人们攻击苏共自己的大败笔，为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提供了攻击苏共和社会主义的口实。由此，在苏联社会上掀起了一场从否定斯大林、否定斯大林模式，到否定列宁，否定十月革命，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逐步升级的“思想运动”。作为“被告”的苏共及其领导人很难驾驭、控制这一思想运动。显而易见，在这场运动中最大的输家自然是苏共，而得益者当然是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作为执政党的苏共及其领导人对这种倾向不仅未能保持警惕，进而加以抵制和批评，反而袖手旁观，任其发展，甚至有时还有意无意地起推动作用。这势必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产生严重的信仰危机，为苏联社会陷入混乱，直至国家解体埋下伏笔。
　　三、把民主、自由绝对化，造成社会思想混乱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以开展“公开性”、“民主化”运动而著称。早在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前的1984年，戈尔巴乔夫就曾详细论述过公开性问题，认为“公开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不可分割的一个方面，也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准则”。在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他再次专门论述公开性问题，指出扩大公开性，就是把国家和社会中发生的一切告诉人民，使党和苏维埃的工作“置于人民的监督和注视之下”，“扩大公开性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原则性的问题。这是个政治问题。不公开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群众的政治创造性及参加管理”。同时强调：“共产党人时时处处都要讲真话”，“我们应当使公开制成为不断起作用的制度”。
　　苏共领导人反复强调民主化的重要性，认为“民主化是改革的决定性条件”；“主要的事情是民主化。这是达到改革的目的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手段”。无疑，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是想通过公开性、民主化，培养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社会主人翁意识，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改革。然而，实际结果却是人民并未被充分动员起来投身改革事业，反而形成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历史反思运动，它使苏共陷入不利的境地。
　　无论是从字面上，还是理论上看都完美无瑕，既“符合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实质本身”，又深得人心的公开性、民主化，为什么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呢？
　　应该说公开性、民主化本身并没有错，苏共领导人的许多论述也是正确的。问题出在他们过于迷信群众的自发性，对苏联社会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程度估计过高，而对苏共历史上大量错误做法给全社会造成的心理创伤估计不足。
　　社会主义是新生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它不是以一种私有制取代另一种私有制，而是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同时，包括俄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前的资本主义都未得到充分发展，社会主义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里出现和进行建设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发展不可能是自发的过程，它必须由先进阶级的先锋队──革命政党来领导，一旦放弃这种领导，盲目迷信群众的自发性，后果就不堪设想。因为这种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自发倾向只能是资本主义，或者更糟，陷入混乱。苏联出现的就是这种情况。用戈尔巴乔夫宣称的“内容完全的和无条件的民主”来冲击旧的僵化的思想体系的结果，导致思想理论界的严重混乱和社会舆论的失控。各种反社会主义、反共势力在“自由”、“民主”旗号下兴风作浪，各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成为“时髦”。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在苏共党内不断发展壮大，苏共领导层、尤其是苏共中央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雅科夫列夫）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声称“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就是一种打着科学幌子的新宗教”，“我们曾试图为建立真正的宗教和确定真正的耶稣而破坏教堂，但同时我们已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我们的宗教本来就是错误的，我们的耶稣是假造的”。
　　苏共领导人指导思想的混乱以及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动摇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思想的混乱，并使政治斗争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苏共，而有利于“民主派”的变化。
　　其实，在政治过热，政治斗争超过了一定的限度，社会脱离了法制轨道，某种势力占上风的时候，人们往往为形势和激情所左右，身不由己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这种“民主”、“自由”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更多情况下是无政府混乱状态，最容易被一些人和势力所利用。在此情况下，根本谈不上给少数人发言权、保护少数人的权利的问题，在斯大林时期是如此，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也是如此，不同的只是这一次是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占了上风。
具体可参照这个网站的内容：
提问者对答案的评价：
谢谢，太全了。。。
回答：级别：高级教员 16:57:48来自：山东省临沂市
原因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严重的经济危机。从50年代后期起，美苏开始争霸。沉重的军备负担及经济体制上的种种弊病（如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求，苏联一贯侧重发展军火工业和重工业，导致农、轻、重比例失调。）严重影响了苏联经济的健康发展。尽管从50年代赫鲁晓夫上台起，苏联几任领导人都曾对旧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但见效甚微。进入80年代，长期积累的经济恶果导致苏联经济急剧恶化。到1991年2月，国民生产总值下降20%，财政赤字达3000亿卢布，通贷膨胀率高达300%，经济已全面萎缩。第二，社会动荡不安，否定历史、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潮泛滥。苏联否定历史的思潮可上溯到50年代赫鲁晓夫执政期间。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批判了斯大林的一些错误，在社会上引起震动，进而引发了一股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的政治“暗流”。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掀起第二次重评斯大林的浪潮，使“暗流”发展成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并进一步蔓延。戈尔巴乔夫极力主张的以“多元化”、“公开性”、“民主化”为核心的新思维及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苏联的泛滥，进一步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导致人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严重动摇。同时，右翼势力和民族分离主义思潮抬头，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急剧激化。第三，西方势力的影响。西方国家一直以苏联为主要对手，以软化、肢解的手法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如为了鼓励实施“新思维”的内部演变政策，西方给予苏联某些好处，以达到稳住苏联的目的；另一方面西方又继续鼓励苏联民族主义分子闹独立搞分裂，以达到最终肢解苏联的目的。
回答：级别：六年级 21:12:09来自：天津市
选B，戈的改革失误既是直接原因又是主要原因。同样是高度集中的体制，不同国家的改革有不同的结果。
回答：级别：高一 21:18:09来自：甘肃省定西市
肯定是B拉,戈尔巴乔夫推行错误的路线和政策只是选项B的具体体现
回答：级别：四年级 07:58:33来自：山东省枣庄市
A、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弊端
总回答数5，每页15条，当前第1页，共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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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对苏重新采取遏制政策，表面上没有20世纪50年代杜鲁门主义那样强硬——因为美苏的实力差距没有那时那么大，但也不是尼克松时期的收缩政策。里根政
府的基本方针是：强调以抗击苏联为中心，奉行所谓“以实力求和平”的方针，具体说就是以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压制苏联；在地区争夺上，把苏联顶在20世纪
70年代末的扩张线上，使社会主义阵营不能再前进一步。同时，保持各种渠道，加强同苏联的“对话”——也就是促使苏联“和平演变”。国务卿黑格、总统国家
安全事务助理艾伦、国防部长温伯格成为对苏战略的核心人物。后来艾伦在任职10个月后被对手搞了个受贿丑闻被迫辞去了职务，军人出身的麦克法兰接任了他的
位置，这样里根身边就是三位军人出身的鹰派幕僚在决策对苏战略。和平与发展在后面的历史的确成了时代的主题，但其前提是美苏两边必须有一方衰落直至灭亡，
而很不幸，苏联是灭亡的那一个。2、异化产生变化的不只是双方实力上的对比，更为根本的是苏联自身的变化：由于缺乏人民对党实施有效监督的体制，自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共从一支代表工
人阶级利益的共产主义政党一步一步蜕变成了所谓“全民党”，实质就是变成了一个新的权贵集团，国家资本主义蜕变成了权贵资本主义，列宁被他们改造为一个形
象越来越模糊的简单图腾，用以维护其执政的合法性。党开始背离社会主义，背离人民的利益；领导干部日益脱离群众，退化成为一群贪婪如狼、懦弱如羊、蠢笨如
猪的官僚；官僚主义与干群关系紧张大大地损害了原本运转正常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内政问题进一步恶化……在经过长达18年的、稳定的、“一团和气”的勃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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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出来的有：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伊朗等西亚国家、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它们都受到其颠覆活动或推动“颜色革命”的影响。不仅仅是在党外，在苏共党内，为了抓住权力很多人同样选择去搞“挟洋自重”。在雅克列夫的牵线搭桥之下，1984年戈尔巴乔夫与英国首相撒切尔
夫人在伦敦郊区切克斯别墅一对一地秘密会见，谈了什么至今没有完全解密，但之后西方各个国家立即统一形成了舆论热潮，它们“盛赞”戈氏“是苏联理想的接班
人”，“是具有新思想的新一代领导人”，“是可以打交道的人”。戈氏的那颗带有招牌式胎记的半秃脑袋在当时常常会出现在西方的各种杂志上，其中包括《时代
周刊》——撒切尔夫人曾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1986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雷克雅未克会见也是一对一，戈氏亮出了他的底牌——已做好牺牲苏联利益，为美国效忠的准备。戈氏后来公开地承认：
在雷克雅未克会见时“实际上已把苏联交付美国听凭处置”，他说：“雷克雅未克实际上是一场戏……一场重头大戏……我认为，如果没有里根这样强有力的人物，
整个过程就不会开始……这次峰会上我们……走得已经那么远，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头路。”1989年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同老布什总统会见的时候，整体移交苏
联内政、外交阵地的过程已经完成，当时有个快言快语的外交官形象地说：“冷战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3、背叛如果说戈尔巴乔夫还只是迎合西方势力的话，叶利钦、谢瓦尔德纳泽、切尔诺梅尔金等人则走得更远，这些人代表了苏共党内的反叛力量。早在1987
年夏天，当叶利钦尚未与戈尔巴乔夫发生冲突之时，叶利钦就开始与美国驻苏联大使进行接触，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坦率”，给美国大使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美国
随即将他作为重点工作对象，全力支持他对抗苏共中央、对抗苏维埃政权、分裂苏共和苏联的一切行为。由此开始，叶利钦或者说是苏共内的反叛力量取代了以戈尔
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改革派，成为西方国家眼里“更可以打交道的人”，此前戈尔巴乔利用外交场合所反复宣传的“新思维”、政治改革等话题，此时对西方国家恐
怕已经不再有那么强的吸引力了。在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公开发生冲突被开除出政治局后，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那时美国利用各种机会始终与叶利钦保持着密切的接触。1989年叶
利钦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并进入最高苏维埃，当年9月随即访美，而美方则破格接待这位“非正式访问”的“非官方人物”，安排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和前总统里
根等诸多政要同他会晤。叶利钦回国后，随即加紧展开反共活动。一方面在党外谋求取消苏共领导地位的宪法的修订，另一方面在党内领导“民主纲领派”进行“政
改”，力图“彻底改造”苏共，剥夺党的领导权。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政治斗争，说白了就是苏共高层瓜分国家和人民财富的一场利益之争。为了自身的私利，这些人可谓不择手段，完全罔顾其他——
在这场斗争中美国政府竟被请出来担当起了协调人的角色。叶系与戈系后来的“联手合作”是由白宫和美国国务院推动的，在大国政治中恐怕找不出比这更荒谬、更
可悲的事情了。1990年3月，叶利钦当选为当时苏联范围内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共和国议会的议员，同年6月，他凭借一系列“政治秀”当选为俄罗斯
共和国的主要行政长官。此后，叶利钦和他的助手们开始采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坏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国家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降，降幅约为2%。
1991年，叶利钦又进一步破坏中央计划，他把俄罗斯税收的绝大部分截留了下来，不再上交中央财政，而俄罗斯共和国则是苏联的主体部分，苏联经济因此当年
就下降13%，这最终诱发了苏联的解体——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根本不在于计划经济体制内部，而完全是人为破坏的结果。苏共反叛者们最终成了后来苏联解体最大的获益者。如今俄罗斯最富有的人正是当年党内的“精英”。所谓“改革”，说到底改的就是一个社会财富分配
体制——把原来相对平等的财富分配体制砸碎掉，然后把财富堆在那里，让人们一哄而上去抢，谁抢着算谁的，苏联的“经济学家”们美其名曰自由竞争。而这些身
居要职的精英们早已给自己占住了最好的位置，这样一来结果可想而知。除了众所周知的叶利钦家族之外，还比如说切尔诺梅尔金，20世纪80年代他当过苏联天
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1992年天然气公司“私有化”后，切尔诺梅尔金摇身一变成了天然气股份公司最有实力的控股人，控制着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气资
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几个人之一。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科尔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职位创办了一家大银行，把原属于人民的财富变成了他个人的财产。具有讽刺意
味的是，这些党内的“激进民主派”曾大肆批判苏共高层的腐败与特殊化，平心而论，那时苏共领导干部们的特殊化还仅限于偷偷摸摸地搞些特供商店之类的东西，
在莫斯科库图佐夫大街上有一座公寓楼，里面的户型大致是200~300平方米，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安德罗波夫的居所就在里面，对于如今的人们而言，这
种级别的腐败恐怕说出来都会被笑话。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莫斯科就已经实现了电气化，每5个家庭就有一辆私人汽车，苏联公民每月用于文化娱乐的支
出占工资总额的10%~15%，更重要的是涵盖全民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以及免费住房。对比1991年之后富可敌国的新贵们的腐败生活，当时的国情是：国
民人均寿命缩短，治安恶化，贫富差距拉大，国家工业体系支离破碎……当年苏共的腐败与之相比，恐怕就有几分“窃钩者”与“窃国者”的味道了。如今“窃钩
者”已经“伏诛”，而“窃国者”又当如何呢？相比于这些新贵，戈尔巴乔夫的晚景则要凄凉得多。在笔者看来，这并非是由于一些文章中所说的愚蠢或者是“好心办坏事”，这其实是他与叶利钦斗争
失败的结果。他们所争夺的，不客气地说其实就是一个“卖国者”的位置。苏联解体以后，叶利钦给戈尔巴乔夫的只是每月4000卢布的退休金——这也是戈氏在
辞职之后所唯一关心的事情，不幸的是随着俄罗斯国内疯狂的通货膨胀的到来，这笔钱折合成美元之后不过1美元而已。戈氏开始像一个艺人一样忙着在西方国家拍
广告赚钱，他曾带着10岁的孙女入镜拍了必胜客广告；拿自己的名字为伏特加酒做了商标；还曾为路易·威登做过广告……显然，戈氏所看重的只是自身的利益，
所谓“好心办坏事”是无从谈起的。4、解体在苏共内部如此“配合”的同时，美国人也没有闲着。美国政府制定肢解苏联的行动计划始于1981年春，策划大致完成于1986年底——也就是戈
尔巴乔夫与里根单独会见之后，前后一共耗时5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一行动当时是背着社会公众、政府和国会秘密进行的，知道内情的仅限于高层的少数几个人——
总统里根、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总统国家安全助理理查德·艾伦和国防部长卡斯帕尔·温伯格。现在公布的资料表明最早提出这一计划的是威廉·凯西，
“凯西、艾伦、温伯格在总统的支持下，决定向苏联发出挑战……我们认为雅尔塔会议无效。”回忆人记得在凯西提交了阿富汗战场等情报报告后，提到了苏联问
题，凯西认为美国没有必要再继续遵守以往的游戏规则。哈佛大学历史学家理查德·帕普斯为里根草拟了美国对付苏联最新战略计划，代号为：NSDD-75。这一次世界大战略表明了美国政策中的“革命性
转折”。“我们当前的目标已经不是与苏联共存，而是要改变苏联的制度。”“我们完全有能力借助外部压力来改变苏联制度。”“通过利用苏联内部的弱点来动摇
苏联制度是美国的目的。”为此，美国展开专门行动，开始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内部寻找他们觉得可靠的代理人——雅克列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些人恐怕就是他
们的“工作成果”，通过给阿富汗反政府武装以及东欧的反对派以物质和政治支持，使苏联卷入两场尖锐的危机——阿富汗战争和波兰危机。与NSDD-75计划配合的还有另一套反苏经济战方案，代号是：NSDD-66，在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开始执行，策划者是里根的苏联经
济顾问亨利·罗恩。NSDD-66的主要任务是：切断苏联从西方获得先进技术用于产业升级的渠道；打击苏联外汇的主要来源——石油和天然气的贸易。克格勃
和苏共高层当时都知道存在这样一系列“旨在推翻苏联制度的美国情报机关和其他特工机构的计划”，然而忙于瓜分国家财富的权贵们显然对此并不在意，相反，为
了在政治斗争中占据上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乐于主动迎合西方国家。除了戈系和叶系以外，苏共党内还存在由雷日科夫、亚纳耶夫等人所组成的第三支力量，他们主张要回到比较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去。然而，这批人并
没有走出苏共权贵化的框子抑或是历史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吧。作为挽救联盟的最后努力，副总统亚纳耶夫等人发动了“8 ·
19政变”，软禁了戈尔巴乔夫，然而这一行动并未得到人民群众的响应，后者选择了冷眼旁观。而在面对西方所谓的舆论压力时，亚纳耶夫等人又表现得畏首畏
尾，在事件爆发三天之后最终释放了戈尔巴乔夫。最后的努力至此宣告失败了，叶利钦借此机会，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停止了党组织在俄罗斯共和国境内的一
切活动——整个过程中，竟没有一个党员站出来进行过抗争。也就在这个8月，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先后宣布独
立（此前在日立陶宛已宣布独立，次年，格鲁吉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依次宣布独立），苏联解体至此已进入不可逆状态。1991年12月
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当天19时32分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降落！第二天，苏联最高政权苏维埃通过最后一项决
议，宣布苏联不再存在……&&&5、颜色革命事情到此还远未结束，这片土地上一下子出现了15位总统——同时也是这里最富有的人。而在此之前，他们都是苏共的高级干部，正是通过肢解联盟，
原本属于全体苏联人民的国有资产被这些人划到了自己的口袋里。这样一个根源也就决定了，由苏联解体而诞生的这些新的政权执政基础从一开始就是背离人民根本
利益的，是难以获得民心的——简单说就是在已经腐化的苏共基础上进一步变本加厉。对于西方国家而言，这些政权同样是无法令人放心的，他们的利益依旧是基于他们的国家来实现的，和西方世界并没多少瓜葛，甚至很多地方还会存在冲
突——这一点可以参见现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如果苏联解体仅仅限于这一步，那对西方而言需要解决的就只是一个地缘安全问题，苏联地区的资源依旧没有完全
纳入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中来，那些地缘上的战略要冲也没有完全被西方国家所掌握，因此资本扩张从中所能获得的好处还是有限的。鸡蛋原本就有缝，而外面还有一大群虎视眈眈的苍蝇，于是，颜色革命也就开始了。从格鲁吉亚开始，之后是乌克兰，然后是吉尔吉斯斯坦。与此同时，
俄罗斯针对普京的游戏也开始了。与脱胎于苏共官僚的旧领导层不同，这些靠颜色革命上台的新贵最初都是党外的知识分子或者是“异见人士”，他们手中的政治资
源原本要少于前者，于是也就更加依赖于西方国家的支持。在苏联解体之前，他们和叶利钦们曾可以说是同盟关系，而变质后的苏共对这些人也一直采取绥靖政策
——苏共不敢依靠人民，就只能选择向这些所谓“精英阶层”寻求支持。如今苏联灭亡了，由这些和西方存在更多“共同利益”的人去执掌权力，显然比那些前苏共
官僚要更合适。在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之后，笔者在一部纪录片里清楚地记着这样一个镜头：在一个公开场合，萨卡什维利在对记者进行了一番讲话之后，
立即回头去问了他的顾问——美国退役军官布鲁斯·杰克逊这样一句：“我说错什么了吗？”这其实就是这些“民主派”人士与美国之间关系的最真实的写照。
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当天，格鲁吉亚突然兵进南奥塞梯，由此俄格战争的序幕拉开了，之后在不长的时间内，俄罗斯毫无悬念地赢得了战争。在此之前，其实两
国已经就南奥塞梯问题达成了协议，原本通过军演进行示威的俄58集团军也已结束演习准备撤回。从实力来说，格鲁吉亚举国的武装力量就数量而言，仅相当于面
前俄58集团军加配属航空兵及海军数量的五分之一，人员及战术水平、装备水平同样远低于俄军。在争议已经通过外交途径得以解决，而实力又相差悬殊的情况下
却主动挑起战争，这显然是违背常识的，但萨卡什维利偏偏就这么做了，这是由于领导人的头脑一时发热吗？恐怕并非如此，相反萨卡什维利当时可能还非常清醒。俄格战争有这样一个背景：2008年时金融风暴正处于高潮阶段，当时美元的地位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和俄罗斯便再次有了联合起来“抢班夺
权”的想法，按照《保尔森回忆录》里的记载，奥运期间普京甚至私下给中国高层传话，要“一起抛售美国国债”，准备直接结束美元的性命。在这种时候，俄格战
争无异于在俄欧关系上狠狠地切了一刀，即便双方决策者对此心知肚明，但迫于国内舆论压力，短期内也无法和对方继续保持合作。也就是说，萨卡什维利这个看似
毫无道理的举动，在一个关键时间点上大大地减轻了美元的压力。美国人才是整个事件真正的受益者，而最直接的受害者则是格鲁吉亚的普通百姓和在战火中送命的
士兵。此番种种，恐怕不是用巧合可以解释得通的。6、死亡进行时就笔者看来，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可能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悲剧。首先，对苏联而言这无疑是灾难性的，西方
先前承诺给叶利钦们的援助几乎无一兑现，俄罗斯从西方国家手里得到的援助远不及波兰和乌克兰。1993年冬季，俄罗斯因为粮食危机已经面临要饿死人的威
胁，而在这个时候，副总统鲁茨科伊竟还在盘算着如何利用即将到来的危机向叶利钦逼宫夺权。所幸的是，当时中国政府承诺在两年内以不高于加拿大离岸价格，每
年向俄罗斯提供500万吨共计价值4亿美元的玉米，这满足了俄罗斯生产“人造肉”罐头和饲料原料的需求，危机方才得以缓解。和苏联时期比较，现在俄罗斯人
的人均寿命减少了十年以上，出生率从苏联时期的14%~17%锐减至8.3%，死亡率由苏联时期的8%~12%增至14.7%，最高时达15.7%，俄罗
斯平均每年减少人口达100万——按照国内某些学者的逻辑，也可以说俄国的改革派和民主人士们干掉了数以千万计的俄国人。与此同时，包括俄罗斯在内大量东
欧妇女迫于生计而沦为娼妓。在当时，西欧各国的色情业的平均价格因为东欧妓女的大量涌入而被大大地拉低，以至于本土妓女上街抗议“她们的东欧同行”搞“倾
销”——对苏联和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来说，这绝不是一个让人听后乐得起来的笑话。和很多文章里所提到的不同，在笔者看来，并非是苏联的经济问题引起的这场悲剧，恰恰相反，是苏联解体本身制造了苏联地区经济的悲剧。很多文献都
曾将联盟解体的原因归结于苏联后期经济增长缓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首先这个“缓慢”是相对于1975年之苏联GDP4%~8%的增长率而言的，而同期美
国的平均值则为3.3%。1975年之后，按照反共专家布热津斯基《大溃退》一书里的说法，苏联经济增长常年低于5%，可问题是经历了“平成战败”的日本
有十年时间干脆是处于停滞状态，美国大萧条时期也曾有过负增长，但美日政府现在都还活得好好的，而且在1975年经济增长趋缓时，苏联人民的消费额增速是
在加快的，换句话说苏联在当时已经开始逐步扭转高积累低消费的情况了。事实上直到1990年年初，苏联经济依旧是正增长，逆增长是当年夏天开始的——原因
上文里提到过，俄罗斯共和国在叶利钦当选总统后开始人为地破坏计划经济体系。还要说明的是，苏联时代GDP和GNP的计算是不算第三产业的，计划经济体制
里不存在金融操作这样的虚拟经济成分，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制造业对GDP的贡献通常只占20%~30%，其余都是金融及服务业。对苏联的经济而言，应该说1991年前后的动荡只是让国家经济“休克”了——国家的动荡影响的实际只是分配环节。苏联范围内，工厂、设备等等都
还在那儿放着，工农业生产能力完全是可以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的，真正的问题出现在后面，苏联经济的“死亡”是一个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过程。开启苏联经济“死亡”的第一步是联盟解体。苏联工业体系的特点在于各个地区分工高度专业化，往往一个小城镇只负责一种配件的生产，其余生活物资
都从外面调配，一架图-154客机，上面的零配件来自十几个加盟共和国。笔者所生活的城市就是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负责规划的，所以对此有着比较清
晰的认识。市内最初一共三个区，轻工业、重工业、生活三样分得清清楚楚，三个区之间留出了大量空余土地以备今后发展——至今市区中心尚有8平方公里的草
原。这种高度专业化的分工可以极大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可以比较平均地在国内各个地区实现普遍的工业化，保持国内均衡发展。随着联盟的解
体，各个加盟共和国虽然手里都拥有大量苏联时代的工业遗产，但是他们的工业体系都是残缺不全的，就像是一家里几个兄弟分家，把一辆完整的汽车拆成一堆零
件，然后每人拿几个，结果就是谁也没有车坐，零件只能当废铁卖了。第二步则是由“私有化”而导致的“去工业化”。在与邓小平南方视察差不多同一时期，俄罗斯也在搞他们的“有俄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俄国人的步子
要比中国大得多，当时的俄罗斯总理盖达尔炮制出了一个“跑步进入市场经济”的“500天计划”，60%的国有资产都被以“股份”的形式平均分配到每个公民
手中，而在当时的恐慌情绪之下，大多数老百姓自然是不会考虑如何经营这份“产业”的，他们需要的是尽快把手中的资产券变现，兑换成外币、黄金，甚至是面
包，然而这种行为却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恐慌。很快，那些国有资产集中到了少数“寡头”手中，苏联4万多家国企，除了利润丰厚的能源、传媒等产业外，其他产
业都被转卖或是废弃了。因为经营这些产业是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的，而且苏联时期基础产业的立足点是考虑如何支持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是否赢利则另当别论
（譬如在远东修铁路，从国家战略角度说是正确的，但从资本家获利角度说是不正确的），这对急功近利的资本家而言是无法容忍的，于是大量“拆了大楼卖钢筋”
的事情就出来了。当时大家都在搞工业化，苏联却在“去工业化”，制造业越来越单薄。在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工农业总产值年增长率仍旧在6%以上，苏联和
华约国家的重工业出口约占整个世界出口量的38%[1]，军工出口约占50%，石油天然气及其附加产品约占18%，贵重金属（含有色金属）及其产品约占
40%，民用航空和造船业出口约占25%，化工产品出口约占30%；苏联自己的民用船舶总吨位就占据世界第一，捕鱼量也连续多年占世界第一；煤炭工业产量
和出口量也一直高居世界榜首。那么苏联解体之后呢？举一个简单的工业指标——汽车年产量，2009年时俄罗斯的汽车年产量是140多万辆，尚不及印度，仅
仅是中国的10%，而钢铁产量是5900多万吨，差不多也是同年中国的10%。到2007年时，俄罗斯GDP到了1.2万亿美元，达到了苏联解体前的水平
——联盟解体曾使得苏联境内GDP减少了45%，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是要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是GDP而不是工农业生产总值，这只是说明俄罗斯境
内资本流动的量很大，至多意味着增加了一部分就业岗位，而“去工业化”的进程其实并没有被逆转，苏联时代的GDP是搞工业搞出来的，而现在的GDP是靠卖
石油卖出来的——2007年GDP大幅增长主要得益于当年石油价格大涨。在评论鸦片战争时我们常常会说，当时中国的GDP虽然是第一，但这是生产瓷器、丝
绸的GDP，而英国的GDP则是生产枪炮的GDP，在这里其实是一个道理。不只是设备和厂房不断被废弃，工业方面的人员培养也出现了可怕的断层——俄罗斯目前除了能源以外，在国际市场上能拿得出手的大宗商品只剩下了武
器装备，而俄罗斯军工系统从业者当时的平均年龄已达到56岁，总工程师多数都是一群八九十岁的老人在担任，第二梯队是不存在的。[1] 经互会严密的组织体制决定了有时需要将它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事实上东欧剧变的起爆点正是“波兰危机”。当年波兰的动乱导致原本由它负责的粮食生产无法进
行下去，而美国对华约国家的粮食禁运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危机，而这又导致了苏联等国家经济运转异常，进而为戈尔巴乔夫的“政改”提供了借口。旦这一批人故
去，俄军工行业将面临无人可用的局面。即便是现在，无论是苏霍伊、米格战斗机还是T系列主战坦克，基础设计都是在苏联时代已经完成的，后期俄罗斯的工程技
术人员所做的只不过是在这些原始设计上逐步加以升级改进，或者是将当初已经接近完成的项目在降低技术指标后加以完成，1991年以后完全从头开始研发的项
目几乎是没有的。换句话说，如今的俄罗斯军工行业其实是在吃苏联时期的“老本”，它的原发性设计能力基本上已经被废掉了，俄罗斯现在能成为世界第二大军火
出口国只能说明苏联时代工业的强大——靠一堆残缺不全的残骸都可以让一个俄罗斯支撑近20年，而且后面还能再撑一段时间。再拿苏军的短板——海军来说，联
盟解体前夕，苏联已经下水两艘6万吨级的常规动力航母，其中一艘已经开始海试，另一艘7万吨的核动力航母也已经完成过半。如今，俄罗斯国内所有的船厂都不
具备建造2万吨以上军用船舶的能力，2010年时俄罗斯需要与法国签订协议，购买法制的两万吨级“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不光是对苏联人民，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而言，东欧剧变同样未必是一件好事情。当然，最起码对中国而言，苏联解体意味着来自北方的地缘威胁几
乎可以说是永久性地消失了，中国还从苏联地区以极低廉的价格得到了大批技术、设备、科研人员以及各类资源。但是必须看到的是，东欧剧变也意味着人类探索有
别于资本主义的新的生活模式的进程遭遇了重大的挫折，这是事关所有人的一件事情。而对世界格局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政治军事格局和地缘政治均势
的两极体制至此被完全打破了，美国成为全世界唯一的霸主。同时，这也意味着资本扩张的制衡因素不存在了，之后的一系列大事件——包括现在的全球经济危机，
可以说都是发端于此。&&&7、昨天的战争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长期以来阿富汗战争对苏联的影响被国内的媒体夸大了，而同时战争爆发的大背景往往又被这些媒体所刻意忽略。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东西方阵营攻守之势开始对调，苏联在中亚方向开始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压力，西方国家与苏联内部的民族分裂势力相互勾
结，同时在沙特的支持下，泛伊斯兰主义也在向中亚地区渗透。阿富汗则是屏护苏联中亚几个共和国的外围防线，如果失守，则会成为西方势力向苏联中亚地区渗透
的一个跳板。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苏军从阿富汗撤离之后，中亚、高加索地区的国土随即开始分崩离析。苏军在阿富汗也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狼狈不堪，从日到日苏军在阿富汗共驻扎62万人次，最多时驻扎
10.4万人——这里面包括了红军、克格勃部队、内务部部队及非战斗人员。苏军在阿富汗阵亡14453人（苏军公开的伤亡数据是13836人），417人
失踪或被俘，另有469685人次伤病。与之相比，美军在越南战争期间，出动兵力达百万人次，死亡5.6万人，受伤30.4万人，2000多人失踪；南越
军队死亡13万人，受伤50万人；韩国军队死亡4500人；澳大利亚军队死亡500人，2400人受伤；泰国军队死亡350人；新西兰军队死亡83人。两
相比较之下，苏军在阿富汗的表现其实要好于美军。被媒体吹得神乎其神的毒刺导弹是否改变了阿富汗战场的态势呢？战后美国军方承认他们大约提供了约1000枚毒刺导弹，其中有部分被巴军方截留，
有部分被苏军缴获，还有一部分被阿富汗的“自由战士”们转卖到了武器黑市，真正用于作战的不会超过70%。毒刺导弹主要针对6000米以下航速较低的直升
机，苏军在整个十年战争中损失固定翼飞机118架，直升机333架——其中约150架因为气候、事故坠毁。日夜，苏军第50飞行中队的格
洛夫诺夫上校飞行员和他的战友在低空侦察攻击路线的行动中阵亡，他们的直升机是在阿富汗战争中被击落的333架直升机中的最后一架，但是那是12.7毫米
机枪火力网的功劳，与毒刺导弹无关。与之对应的，美军在越南战争中面对没有毒刺导弹的北越军队，损失了直升机1000架，固定翼飞机1500架。按照战后
统计，反政府武装操作毒刺的命中率其实不足40%，靠一型便携式防空导弹改变阿富汗战争之说，只不过是西方媒体制造的又一个神话而已。阿富汗战争10年中，苏军最精锐部队和战略武器仍旧部署在欧洲战区，中苏和中蒙边界部署的百万大军也未抽调一个连到阿富汗，10年共计200亿
美元的对阿援助还不如苏联一年石油的销售收入多——苏联为举办奥运会还花掉了近60亿美元。苏联军方内部对阿富汗战争有不同的见解和看法，但根本不存在什
么反战情绪，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很多苏军军官日后都成为俄罗斯政坛军界的领军人物，战争经历恰恰是他们的政治资本。而苏军也并非是西方媒体所宣传的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杰出的组织能力是所有共产党国家军队都具备的。苏联政府为阿富汗老百
姓提供了医疗、教育、住房、交通及现代国家的基础建设，这些是现在驻军于阿富汗的西方国家所从未做过的。为了避免平民在交火中伤亡，在战役开始之前，苏军
往往会先建好居民点、医疗点、饮食点以及取暖点来安置平民。苏军政委还需要带领工作队，把开战通知送到部落首领手里，劝说老百姓不要出门。这些都是客观事
实，是必须承认的。与之相对的，由西方所支持的塔利班、北方联盟这些反政府武装和我们抗战时期的游击队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常常会利用平民，甚至是妇女和
孩子做人肉盾牌，如果谁出去躲避战火，就要杀死他的全家——这绝不仅仅是一句威胁。最可笑的是，这些曾被西方国家誉为“自由战士”的武装分子中的一部分，
后来策划了著名的“9 · 11”事件，转而成为令西方世界咬牙切齿的“恐怖分子”。事实上这一时期的阿富汗革命政府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进步的，当时它的确在引导阿富汗社会走向世俗化，并开始进行土地改革（正是这些举动
触及了宗教势力和部族势力的利益，而使他们开始和西方国家合作），这一点同样是无法否认的。当然，当时的阿政府做出了一系列脱离国情的事情，这也是不能否
认的。苏军在一个主权国家内用兵，并干掉了人家的国家领导人，本质上和越南战争中的美国人别无二致，这同样是不能否认的。苏军撤军之后，纳吉布拉领导的阿富汗政府仍旧坚持了三年，直到戈尔巴乔夫断绝了苏联对阿富汗政府的援助，阿政府的抵抗才最终宣告失败。一个初具
雏形的社会主义国家由此又倒退回了宗教专制、封建割据的社会形态，女孩子们再一次不能去上学了，老百姓的生活中只剩下了内战、贫困、宗教和毒品。8、回望车臣现在的俄罗斯车臣共和国是俄联邦的89个联邦主体之一，位于俄罗斯北高加索捷列克河沿岸，北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为邻，南与格鲁吉亚共和国接壤，东靠塔吉克斯坦共和国，西部是北奥塞梯共和国，面积1.5万平方公里。车臣民族祖居高加索山区，15~16世纪金帐汗国解体之后，开始向平原地区迁徙，并开始信奉伊斯兰教，属逊尼派。车臣民族与俄罗斯的渊源始于
18世纪初，俄国正在彼得大帝的统治之下。俄国的崛起与扩张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当时的俄国以东正教保护人自居，宣称自己“有义务保护东正教国家免遭穆斯林
的入侵”。具体来讲，这包括两条战线：向西，以帮助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挣脱奥斯曼土耳其奴役的名义，进入巴尔干半岛；向南，则借帮助格鲁吉亚
人和亚美尼亚人反抗波斯人的入侵的机会进入高加索地区——1795年，波斯人攻陷第比利斯，沙俄军队要援助格鲁吉亚人，就必须穿越车臣人的领地。在这一背景下，沙俄进入车臣地区。1785年，车臣宗教领袖乌苏尔马率领车臣人、卡巴尔达人和卡尔梅克人与俄军展开激战，最后以失败告终。而在
19世纪初至50年代，沙俄又与车臣人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高加索战争”，直至1859年，当地宗教领袖沙米尔被俄军生擒，车臣才并入沙俄版图。19世
纪70年代，沙俄与奥斯曼土耳其再次开战，车臣人也闻风而动起义，又一次遭到镇压。而在苏维埃时代，车臣民族与俄罗斯之间的积怨并未消减，反而进一步地加深了。平心而论，这和苏共的一些失误以及错误是分不开的：20世纪20年
代末，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开始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加速推进国家工业化进程，在全国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并划分成分。在俄罗斯地区，一般的贫苦农民是
养不起马的，而车臣族由于从事游牧业，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马匹。由俄罗斯族工人组成的工作队，往往把有马的车臣人统统划为“富农”——不但没收财产，还要消
灭掉。这种荒唐的做法激起了车臣人的普遍反抗，据统计，从年，车臣共爆发了286次反抗建立集体农庄的事件。在随后30年代肃反运动中，车臣民族的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同样受到迫害，这就又进一步加深了车臣人对苏共和俄罗斯人的民族仇恨。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车臣人的这种民族情绪被德军所利用，纳粹许诺给予车臣人充分的自治权利，从而得到了一些车臣部族的支持，部分车臣人成立了一个“高加索兄弟特别
党”，与德国人合作。这部分车臣人在德国占领期间的表现，激怒了苏共高层特别是斯大林本人，使之最终迁怒于整个车臣民族。1944年2月苏联政府强行将车臣人全部迁
往哈萨克斯坦、中亚和西伯利亚，这一迁徙过程，导致了大约有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的车臣人死亡。在流放地，车臣人与当地居民隔离居住，每月要到内务部门登
记，出远门要请示汇报，不允许开办用车臣民族语言教学的学校——实际等于被剥夺了公民权利。斯大林去世之后，直到1957年，苏联政府才宣布为车臣—印古
什民族平反，恢复其自治共和国的建制，并允许车臣人返回故乡，为了给予车臣人补偿，又把捷列克河以北的非车臣人聚居区划归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但是这
些举措并未完全弥合民族间的情感裂痕。车臣问题的另一面则源于车臣人的民族特性：民风剽悍，不事生产，至今甚至仍保留有“血亲复仇”的传统。在并入沙俄之前，车臣民族仍然是原始的游
牧民族，其社会构成还处在原始的氏族阶段，社会结构是建立在家庭、氏族或部落基础上，四分五裂、凭实力火拼是那里的常态。不当的民族政策又使得车臣人对国
家缺乏认同感，使之始终没有融入真正的现代社会，反过来，这种民族特制又加深了其与俄罗斯人的隔阂，一个死循环就此产生。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内政问题开始凸显出来。如前述，车臣人存在不事生产的民族特性、原始的社会结构以及过高的出生率，导致车臣地区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和车臣人均受教育程度都比较低，且这一地区的失业现象特别严重，他们维持生活的费用90%要依靠政府的预算拨款，至1991年，车臣人的失业率
达30%——同时期全苏失业率还仅是个位数。这就使得车臣人容易受到极端分子的煽动铤而走险，而此时的苏共中央已经无力顾及这一问题了。联盟的解体，最终引爆了这颗“不定时炸弹”。车臣分裂始于1990年，在“8 ·
19”事件之后，民族分裂势力开始公然冲击苏共政权机构，而苏联的激进“民主派”们此时对于反共已经达到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程度。当时叶利钦曾赞许杜达耶夫
是“山区里的叶利钦”，而为了避免被扣上“压制民主”的罪名，包括克格勃在内的苏联各强力部门事实上都只是在袖手旁观，原本可以在初期压制下去的小规模分
裂活动至此开始演变为一场灾难。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所谓的“车臣总统”民主选举，将所有的非车臣族裔全部排除在外。即使这样，在武装分子的监视之下，杜达耶夫的得票率也仅仅是12%，但他仍顺利“当选”。车臣虽然只是处于里海与黑海之间的弹丸之地，但却是进出高加索的咽喉要道。它的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从中亚向欧洲输送石油的管道同样也必
须经过这里。长期以来，能源产品是俄罗斯除军火外在国际市场唯一能拿出手的商品。因此，牢牢控制住车臣无论是在沙俄时期还是苏联时期都始终是基本国策。但
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激进“民主派”们正在忙于架空联盟中央，通过《俄罗斯联邦主权宣言》。1990年8月，刚刚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叶利
钦，来到俄罗斯联邦的鞑靼斯坦自治共和国视察，在那里他发表演说，鼓励鞑靼斯坦“尽可能地争取独立”，这实际上是想通过地方领导人的手暗中破坏戈尔巴乔夫
为缔结新的联盟条约所做出的努力。叶利钦还曾经公开煽动说：“地方能吃下多少主权，就拿走多少主权！”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当时的叶利钦嘴上虽然仍坚持维护
车臣主权的原则，但其具体实施则是非常软弱的，甚至可以说是在推波助澜。在与分裂势力的谈判中，联邦政府一味地妥协：承认了杜达耶夫的总统地位；以方便拨
退休金的名义，对车臣银行的账户解除冻结；车臣还得到了给自己的公民颁发护照的权利；在1992年5月格拉乔夫甚至命令北高加索军区把一半（实际则是
95%）的武器装备移交给了车臣武装，其中甚至包括最先进的俄军中都不多见的T-80坦克。日，杜达耶夫与俄联邦代表斯特罗戈夫中将签
署了《关于撤军和车臣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分配财产条约》，据此，联邦一切行政机构全部撤出车臣。俄罗斯除了在名义上没有认可，实际上已经完全承认了车臣独
立，车臣因此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国家地位。但是，由于车臣民族原始的社会体系，这里并未真正建立起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体系，更遑论“现代民主国家”，宗教和民族极端主义的统治使这里看
上去更像是塔利班制下的阿富汗，种族清洗迫使多数非车臣族裔选择出逃。比中国北京市面积还小的土地上竟然是军阀割据、派别林立。而由于车臣民族不事生产又
崇尚武力，其对周边地区的犯罪活动始终未停止过：伪造汇款单、以半官方性质造假币、盗窃石油产品、抢劫过往列车以及劫持人质，勒索赎金，这些竟是车臣资金
的主要来源，在一些地区甚至还存在奴隶贸易。或者说，车臣事实上的独立并未使俄罗斯的利益不再遭受损失。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内政局在1992年后逐渐趋于
稳定，同时，为了恢复国家经济，石油出口问题变得异常重要，车臣既是石油产区又是通道，同时车臣分裂势力还威胁着整个高加索地区的能源战略布局，在这种背
景下，1994年12月，俄军兵分三路开进车臣境内，当时国防部长格拉乔夫曾自信地说：“只需一个空降营，几天就可拿下格罗兹尼。”这种自信最终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数年的动荡极大地折损了俄军的战斗力——苏联解体后的原苏军及其庞大的武器装备，被各个加盟共和国疯狂地瓜分
掉了，俄罗斯军队虽然继承了苏联军队的主要遗产，但俄军面临的首先就是经费的匮乏，常规武装力量一直处于训练不足、兵员不足、给养不足的严重状态，更重要
的是由于过去强大的政工体系已经荡然无存，士气因此低落到了极点，取而代之的是军中高层派系林立，互相牵制，基层军人为了生存甚至于变卖武器弹药，走私贩
私，向间谍组织提供各类军事情报。一句话：俄军和苏联红军其实已经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物种了。即使从俄罗斯的整个历史来看，它的军队也处于俄罗斯有史以来
最悲惨的时期。在车臣战场上，从高层到基层一系列的匪夷所思的低级错误导致俄军损失惨重，12个月内数千官兵以及2万多平民在战火中丧生。另一方面，车臣问题始终笼罩在西方国家的阴影之下——美国出于巩固全球霸权考虑，而西欧则在历史传统上对俄国一直心存忌惮。具体来说，除了暗中
资助车臣非法武装、在外交场合向俄政府施压外，由美国主导的始于冷战时期的低油价政策也仍然在继续。正是长期的低油价，破坏了苏联的国际收支平衡，加剧了
其国内市场的通货膨胀，最终使得联盟走向解体。而在车臣战场上，还活跃着众多西方背景的“雇佣军”和“志愿人员”，同样，本已被“休克疗法”折腾得奄奄一
息的俄罗斯经济，在低油价的打压下开始走向崩溃，车臣战争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造血机能正在枯竭，让一个伤口持续流血显然是不能接受的。最终，虽然车
臣非法武装遭到重创，杜达耶夫本人也被炸死，但是俄军仍在苦战一年之后无功而返。第二次车臣战争，从宏观角度看仍然决定于能源这一因素：一是俄罗斯围绕石油生产、出口的安全诉求没有改变；二则是由于20世纪末，美国为打击欧
元开始频频插手中东、中亚事务，导致上述地区动荡，国家油价迅速上涨，在这个背景下，以能源为主要出口商品的俄罗斯得以恢复元气，并且自科索沃战争后，美
欧之间逐渐出现裂痕，同时中东的动荡局势使得西欧在能源问题上开始有求于俄国人，俄罗斯的外交活动空间开始增大。在这一大环境下，1999年8月，俄罗斯
抓住车臣叛军入侵临近的塔吉克斯坦共和国这根导火索，发动了第二次车臣战争。2000年2月初，俄军最终以阵亡官兵1173人的代价，击毙叛军约1万人，
恢复了对车臣地区的控制，取得了战争的全面胜利。但是，残余的车臣叛军化整为零，逃进山高林密的高加索山区，仍然可以从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国外势力那里获
得援助。2004年俄罗斯境内一系列的恐怖袭击便是出自这些人之手。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给人的感觉就如同冬日晴朗的午后——温暖柔和的阳光让人变得慵懒，甚至不愿意去动弹一下。然而当太阳开始西沉的时候，黑暗和寒冷也就随之降临了，而人们此时还什么都没有去做。叶利钦接受西方经济学家开的药方——休克疗法，结果带来了一堆寡头，普通百姓却没有得到什么利益。